鲁迅与“假洋鬼子”

第一篇：鲁迅与“假洋鬼子”

从清末到五四，中国 文化思想经历了由“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的转折。在这种 历史 氛围下，一批西式的绅士淑女应运而生，在中国文化思想舞台上独领风骚：胡适、丁文江、蒋梦麟、陈衡哲、徐志摩、林徽音、冰心、林语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的 现代 西化精英，与他 们的前辈严复、辜鸿铭、王国维已经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从他们在国外如鱼得水的姿态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尤其是胡适，自留学起就活跃于美国的主流 社会，热衷于演讲、旅游、组织学生会，积极参与美国的总统大选，俨然就是美国人的一员，他在给美国女友韦莲司的信中不无得意地称自己比欧美的思想家更加“西方”，胡适这样说：“要是我发现自己假装有什么真知灼见带给西方世界，我觉得那是可耻的。当我听到泰戈尔的演说，我往往为他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而感到羞耻。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东方文明。有时，我发现自己竟比欧美的思想家更‘西方’”（《不思量自难忘》，安徽 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５６页）。丁文江在英国整整住了七年，从生活方式到思想，都彻底地欧化，被傅斯年称为“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菁华”（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页）；陈衡哲也觉得跟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一起，比跟中国人在一起更加自在。留东学子虽然身在东瀛，但心在西洋，西化的劲头，比起留学欧美的人毫不逊色，甚至更有过之，用郭沫若的话说就是：“我们在日本，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

与此相对应，一批前所未有的、洋味十足的“新中国人”在文学作品中闪亮登场：郭沫若笔下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半人半神、古希腊式的抒情巨人，郁达夫的《沉沦》中那位终日沉浸于英国浪漫派诗人的世界，颇以尼采的超人查拉图是特拉自比的中国学子，鲁迅《头发的故事》中那个西服革履、挥动棍子驱逐愚民的ｎ先生，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中那个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崇洋之情、几乎与美丽的“康桥”溶为一体的抒情主人公，冰心的《给小读者》里那位与美国文化风土似乎有天然亲和力的中国女子„„其中，陈衡哲的《洛绮思的 问题 》特别值得一提。这篇小说从人物、背景到叙述方式，都彻底西化了，假如隐去作者的姓名，俨然是一篇地道的外国小说。然而，此作却是取材于中国留美学子的一段三角精神恋爱的插曲（夏志清认为，小说中的洛绮思和瓦德，原型就是陈衡哲和胡适，胡适这样说自己与陈衡哲的关系：“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舞。”胡适是小说初稿的最先阅读者之一，读后提了许多意见，经若干删改，成了后来的样子。参见夏志清：《小论陈衡哲》，《新文学的传统》，台北时报出版公司１９７９年版）。出于某种顾虑，作者隐去了主人公的中国人身份，将其换成美国大学教授“瓦德”和“洛绮思”。东方学子的生活与情感，就这样不露痕迹地消化在西方文化的密码程序中。

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中国人对“假洋鬼子”的态度和立场不能不发生重大变化，尽管此时，守旧势力仍然十分顽强，并且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节节胜利表现出更大的不安与焦虑，保守派领军人物林纾对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妖魔化，乞求“伟丈夫”平定乾坤的无奈想象，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文言小说《荆生》里，林纾虚构了汉中伟丈夫荆生以雷霆万钧之怒，教训了三个以“禽兽之言”乱其“清听”的海归少年，使他们狼狈鼠窜的故事。三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莫钬，不知其何许人，悉新归自美洲，能 哲学 ”，分别影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胡适、陈独秀和钱玄同。然而，这除了证明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还能说明什么呢？总之，到了激进的海归知识精英领导历史潮流的 时代，对“假洋鬼子”的态度和思路发生了根本逆转：既然“全盘西化”被视为惟一的救国之道，令人担忧的当然就不再是“以夷变夏”，而是能不能真正的“以夷变夏”；如果说此前对“假洋鬼子”的抨击是取“大中华”立场的话，那么如今对“假洋鬼子”的批判，就是站在“世界”（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的立场，以“真洋鬼子”为标准，揭露其假冒伪劣的本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五四精英全力以赴引进西方文化、抨击假冒伪劣的时候，他们却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国民众眼中的异类。于是，一个彼此错位的三岔口形成：中国民众眼中的“假洋鬼子”，是那些洋装短发、里通外国的汉奸；封建保守派眼中的“假洋鬼子”，是那批“以夷变夏”的士林败类；而西化精英眼中的“假洋鬼子”，则是那些不学无术、趋炎赴势、蝇营狗苟的文化泡沫。在这个错位的结构中，民众与封建保守势力结成同盟，使西化精英们陷于孤立的境地。

“假洋鬼子”一词首出鲁迅的自叙传小说《头发的故事》（１９２０年），记述一位名叫ｎ的前辈先生在双十节那天对“我”发的牢骚，其中谈到清朝末年的剪辫之祸——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已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已忘却了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首先 研究 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倒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记得哩。

第二篇：鲁迅与比较文学（定稿）

鲁迅与比较文学

徐晓云

摘要：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作家与比较文学结缘的，鲁迅是极为重要的一人。他不但从中外文化比较入手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思想，而且始终以比较的眼光看待各种文化现象以及自己所从事的各种文化活动。本文主要从西方哲学、文学两个方面对鲁迅的影响展开论述。

关键词：鲁迅 比较文学 进化论思想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作家与比较文学结缘的，鲁迅是极为重要的一人，受西方哲学、文学的影响，他不但从中外文化比较入手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思想，而且始终以比较的眼光看待各种文化现象以及自己所从事的各种文化活动如创作、翻译、批评与研究等。

一、西方哲学对鲁迅的影响

在中国思想史上，严复是“认真地、紧密地、持久地把自己与西方思想关联在一起的第一个学者”（史华兹语）也是最早从总体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思想家之一，他抓住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命脉，将西方文化精神归结为“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在思想上为后人吸收西学开辟了方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影响很大。

鲁迅的思想深受严复影响，他在南京与日本求学期间系统读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社会通诠》等许多著作，并且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和文化思想，尤其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朝花夕拾·琐记》中谈到，他在南京城南，花500文钱买了一部白纸石印的厚书——《天演论》。翻开一看，——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

一个新鲜奇异的世界就这样被打开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唤起了鲁迅的生命自觉意识，引导他进入高层次的思考，西方“新学”成为鲁迅智慧与激情的原动力，表现为激进的思想、奔放的感情以及强烈的行动欲望。

1902年，鲁迅留学日本，作为“西学东渐”的中转站，日本也是中国有志之士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开展进步革命活动的“自由港”。日本的七年求学生活使鲁迅广泛接触西方的哲学与文学，形成了他以文学救国的思想。对于西方文化鲁迅奉行的是著名的“拿来主义”原则，在进化论中他接受了历史发展的观点，而摒弃了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从而保持了一个思想家的自主与独立。更重要的是鲁迅将自己接受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实践，在进化论“青年必胜过老年”的观点影响下，几十年如一日的支持青年的进步，真正做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可以说进化论对鲁迅的影响是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仅成为鲁迅世界观的基础，而且为他的中外文化比较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二、西方文学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鲁迅非常重视文学比较，对世界文学的介绍、摄取与融化，是鲁迅文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形成鲁迅独特的思想、文化素质的重要因素。《摩罗诗力说》与《文化偏至论》是鲁迅介绍、评价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重要论文，也是中国近代比较系统的评价西方文艺思潮的论著，他认为“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一个民族能否获得文化上的自觉，关键在于能否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反观自身。地域的阻隔，农业文明造就的封闭环境使中国人一直以文明古国而自诩，在对西方文明缺乏了解的情况下，盲目自大；在被西方列强的枪炮攻破了国门之后又一味的妄自菲薄。鲁迅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总体上是一个普遍进化的过程，也是各种文化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近代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政治、经济的失败，也是文化竞争的失败。它表明中国文化本身存在着某些缺陷，不仅仅是器物制度上的，更主要是在人的精神层面，即国民精神。据许寿裳回忆，1902年鲁迅在日本弘文书院读书时，就常常与他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原因何在？”等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人缺乏的是“诚”和“爱”，后来又将劣根性归结为“瞒和骗”“卑怯”。认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徐旭生与鲁迅讨论时认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听天由命与中庸，大约是惰性的缘故。鲁迅回答说“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自我安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对国民性的批判在创作中是揭示了国人精神的贫弱、人格的萎缩，最显著的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阿Q正传》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同时中国国民的愚昧、麻木需要“別求新声于异邦”，把那些能够真正纠正中国文化本体偏枯，激发个体精神力量的东西引进来。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而各种报刊和杂志争相译介西方近代的各种文艺理论特别是人道主义，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潮，由此刷新了中国旧文化的面貌。鲁迅认为西方文明的根底在于人的个性与精神，中国要与列强竞争，关键是立人。“是故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从“人的精神”层面揭示中外文化的本质区别，主张中国人应该在继承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学习世界先进文化，“五四”新文学基于启蒙精神，呼唤人的觉醒，追求个性解放，对国民的愚弱状态进行深刻剖露，鲁迅是其中最重要的奠基人和最杰出的代表。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被当时的青年认为是勇敢的反抗，鲁迅对这种反抗无疑是赞美与支持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伤逝》中子君的话曾经风靡一时。鲁迅的深刻在于他不仅写出个性主义的可贵，而且指出了个性主义的脆弱。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为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做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时说：“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伤逝》中的子君就是中国版的娜拉，她的命运形象地回答了出走的结局，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不彻底，鲁迅对于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命运思考比易卜生来得更实际更深刻。

作为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巨人，鲁迅创造了融民族性与世界性于一体的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文学。贯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深刻学养使鲁迅的作品取得极高的艺术成就，受果戈里、契诃夫、安特莱夫、拜伦的影响，他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浪漫主义手法交互使用，形成了一种融描写、叙述、抒情、讽刺、议论于一体的艺术风格，因此成为现代文学“散文体小说”“抒情诗体小说”的开创者。在小说结构方面，也表现出中西皆用的态度，在《呐喊》与《彷徨》中近代西方小说的“横切式结构”约占三分之二，而古典小说的“直缀式结构”则不到三分之一，可以说鲁迅的创作是深受外国文学影响又完全具有民族特点的创作。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学走出封闭奏响世界文学华彩乐章的历史背景下，重温鲁迅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贡献具有着现实的意义。通过对现代文学史上中外文学交流历史的回望，我们不仅了解了中国现代文学之路的泥泞与艰辛，而且重新认识了西方文化与文学影响下的民族作家与作品，从而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鲁迅 著《坟·文化偏至论》 2． 鲁迅 著《坟·摩罗诗力说》 3． 严家炎 著《鲁迅作品的经典意义》——《鲁迅作品集》序 4． 杨兹举 著《荒原野狼 鲁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作者简介：徐晓云，女，1968年出生，河北张家口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第三篇：鲁迅与新文化运动

论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

电子商务1601陈荣辉

【摘要】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新文化运动中向人们展示了卓绝非凡的思想精神。本文从彻底的反封建、严肃的使命感、等方面着手，阐述了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精神。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使命；创新

辛亥革命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时代。遣憾的是，这一指向现代文化目标的伟大尝试并没有持续太久，就开始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值得欣慰的是，当五四新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候，那些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他们虽然面对着大面积的背叛而势单力薄，却进行过艰难的守护和抵抗。那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在不同的战场上为保卫新文化而进行的艰苦努力。当五四新文化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他们被迫进行一场保卫战，在这场保卫战中，正是鲁迅，打响了奋起抵抗的第一枪。

一、鲁迅个人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生。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到进化论思想影响。曾考取南京水师学堂，1902年到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他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封建制度进行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并同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取得一致步调，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投降倾向，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鲁迅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一生以笔为刀，解剖中国人的灵魂，对民族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彻底的暴露和批判。鲁迅创作《阿Q正传》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辛亥革命中，鲁迅满腔热忱地投入革命，但他很快就失望了。他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如何在这场革命中扮演着小丑的角色。旧势力顽固、狡猾而凶残，革命党幼稚、脆弱而易变，老百姓则在“铁屋子里”酣睡；虽有一时“梦游”，但最多像阿Q那样喊几声，抢点东西，做做权力、财产和女人的梦，并没有真正醒来。在辛亥革命这场戏剧演出中，鲁迅看到几千年国民劣根性的总表演。鲁迅给我们展示了触目惊心的国民劣根性：吃人、妄自尊大、自轻自贱、守旧排外、漫夸历史、愚昧麻木、卑怯巧滑、投机钻营、色情狂„„《阿Q正传》正是国民劣根性的总展览。

二、彻底的反封建

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始终把反对封建主义当作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务，坚定不移地站在斗争的前沿。鲁迅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小说,还是早期新诗和杂文，都紧紧围绕着封建这一主题展开。

鲁迅最初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对中国的封建历史进行了最深刻的判批。小说主人公“狂人”是一位“迫害狂”患者。他害怕所有人的眼光，总觉得人们想害他，想吃掉他，医生给他看病，让他“静养”,他便认为是让他养肥可以有更多肉供人吃。他记得大哥曾对他讲过“易子而食”、“寝皮食肉”之事,然后想起“妹子”死时,大哥劝母亲不要哭,便认为妹子是被大哥吃了。“狂人”越反抗“吃人”势力,就越被人们看成是“疯子”;当他对改造周围环境完全失望之时,也就“痊愈”了,并且去了某地当候补官。小说中的“狂人”实际上是觉酲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周团都是被封建礼教侵蚀了灵魂的人,他所害怕和反抗的则是封建传统吃人的惯例。《狂人日记》通过对“狂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揭露了从社会到家庭的“吃人”现象,抨击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之后,鲁迅陆续写了《孔乙己》、《故乡》、《药》等小说,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攻。《孔乙已》通过记叙孔乙己的不幸遭遇,批评了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故乡》通过描绘润土的苦难一生,反映封建社会对广大农民的精神摧残;《药》通过叙述华、夏两家的悲剧故事,揭露封建统治阶级镇压革命、愚弄人民的罪恶。总之,反封建成为了鲁迅小说的核心内容

以此同时,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梦》、《爱之神》等六首新诗,批判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争取社会变革。他在《梦》一诗中写道:“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并大声疾呼:“你来你来!明白的梦。”形象地揭示了旧社会的黑暗本质,强烈地表达了盼望着新社会到来的美好愿望。此外鲁迅还在《新青年》“随想录”专栏发表《随感录》、《我之贞操观》、《我们瑚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感,猛烈抨击君权、夫权、父权,驳斥鬼神之说和复古论调,将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批驳得体无完肤。

鲁迅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等方面对整个封建社会进行了全面而深人的剖析,其揭露的深刻和批判的彻底,可以说前所未有。那无所畏惧的胆魄令人敬佩,那犀利的思想光芒更是辉耀人间。

三、严重的使命感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坚持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目要改良这人生”的观点。他始终带着唤醒民众的历史使命,以革命文艺旗手的姿态,自觉地为文学革命服务。

鲁迅写小说是应《新青年》编委的约请,“呐喊几句,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呐喊·自序》),因此写了《狂人日记》等十余篇促进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小说。鲁迅把那时的创作称为“遵命文学”,并且说明“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已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南腔北调·<自序集>自序》)。他在创作中,“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呐喊·自序》),都是在遵奉那-一日时期的“将令”。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小说创作纳入反抗封建统治、推动社会革命的轨道中。

鲁迅写新诗同样是为了给文学革命壮壮声威。他在《集集·序言》说道:“只

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他于一九一八年先后发表了《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和《他》这六首新诗。他想通过自己的举动,“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破破中国的寂寞”(《致傅斯年信》),为新诗的繁荣开辟广阔的道路。鲁迅的新诗都是抒写憎恶黑暗现实社会和渴求先进思想文化的,虽然只有寥寥数首,却反映了时代精神,在新诗的草创时期闪耀着熠熠的光辉,对新诗的未来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影响。鲁迅的这些优秀小说和新诗都是在新文化革命中应运而生的,而他的杂文同样如此。鲁迅早期的杂文集有《坟》、《热风》收入了许多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作品,如《随感录》、《我之贞操观》、《娜拉走后怎样》等。这些“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杂文最终成为了鲁迅文学创作的主体。他之所以大量地撰写杂文,完全是因为杂文这种文体更适合当时紧迫的战斗需要。正如他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的,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鲁迅重视杂文创作,把它作为直接解剖社会、抨击敌人的主要武器。

由此可见,鲁迅的所有创作活动都是从文化革命的需要出发,都带着十分明显的政治倾向。鲁迅以严肃的态度实实在在地完成社会历史使命,从而成为革命文化人的榜样。

四、现代人眼中的鲁迅

然而现在却传出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语文教材要减少鲁迅作品的消息。中学校园里时下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鲁迅的文章生涩难懂，不好学，几乎成了中学校园里师生的“共识”。学生疏远鲁迅，主要是因为时代的隔膜，鲁迅先生所面对的，是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他需要同种种黑暗势力作斗争；今天的时代则较为宽松和谐。但是鲁迅的作品，却是囊括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内涵。也许文字确实晦涩难懂，但是其作品的意义，却值得我们花时间去钻研、去深究。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

【2】中国现代文学史

第四篇：鲁迅与托尔斯泰

“鲁迅与托尔斯泰：跨时空对话”论坛综述

2016-01-11 15:36:28 来源：搜狐文化 作者：卓光平

原标题：“鲁迅与托尔斯泰：跨时空对话”论坛综述

卓光平绍兴文理学院

2014年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由鲁迅文化基金会发起，绍兴文理学院承办的“鲁迅与雨果：跨时空对话”中法文化交流，受到了中法两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根据“一年一度，一年一国”的原则，今年“大师对话”活动是在绍兴举办“鲁迅与托尔斯泰：跨时空对话”文化交流活动。

10月14日，来自俄罗斯托尔斯泰家族的列夫•托尔斯泰玄孙、俄罗斯联邦总统顾问乌拉基米尔•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玄孙媳、托尔斯泰纪念馆馆长叶卡捷琳娜•托尔斯泰，牛津大学讲师安娜斯塔西•托尔斯泰等三位俄方嘉宾和鲁迅先生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令飞，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王锡荣，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郑体武，绍兴文理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王晓初等中外嘉宾齐聚绍兴文理学院，以鲁迅与托尔斯泰两位世界文豪跨时空的文学交际为纽带，分别就鲁迅、托尔斯泰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心灵遇合，鲁迅、托尔斯泰作品在中俄两国读者中的影响，托尔斯泰与鲁迅文化遗产在今天的价值等议题进行对话交流。

鲁迅长孙周令飞在致辞中指出，中俄两个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鲁迅与托尔斯泰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有着多重的相交与契合。他们的精神相联系，他们是中俄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相互尊敬、相互学习、友好交往的缩影和象征。鲁迅对俄罗斯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俄罗斯人民的伟大传统和所取得的文化艺术成就曾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向中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翻译介绍。而托尔斯泰作为立于世界的俄罗斯文学大师，也对中国的文化给予了同样的关注，托尔斯泰的故居现在还能看到他收藏的丰富的中国书籍。然而，遗憾的是虽然鲁迅生前曾渴望访问俄罗斯，托尔斯泰生前也曾经说过：“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要去中国”，但他们两个的愿望最终都没能够实现。这就使得鲁迅后人和托尔斯泰后人在绍兴的会面交流具有了深刻的内涵和象征意义。

列夫•托尔斯泰玄孙乌拉基米尔•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的玄孙乌拉基米尔•托尔斯泰先生介绍了托尔斯泰与他的家人，以此剖析家人对其作品产生的影响。他指出，家庭联系和家庭成员的关系是托尔斯泰最大的创作源之一。他认为，托尔斯泰过早的孤儿生活造就了他的个人性格以及对待生活和人的态度，同时也刺激了托尔斯泰最初的创作。托尔斯泰的整个艺术生活使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再生，同时他也试图填补他生活中缺少的与人之间的鲜活直接的交往。他的两个祖父都在托尔斯泰出生前相继去世了。母亲当列夫2岁的时候也不在人世了，而托尔斯泰10岁的时候他又失去了两个最亲近的人——父亲及祖母。乌拉基米尔•托尔斯泰认为正是过早的孤儿生活造就了托尔斯泰的个人性格，以及他对生活和人的态度，也预先确定了其文学作品的方向。当托尔斯泰特别需要亲人或者需要支持和建议的时候，他却缺少亲人。正是因为对母爱及父爱的渴望、幻想着如果父母亲还在身旁，童年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些思考，都是他最初创作经验的刺激因素：杰出的中篇小说《童年》，该小说在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叫做《我童年的经历》。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郑体武教授

鲁迅生前受俄国文学影响很大，在思想内容上、艺术上都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很长时间都难以忘怀。即便是这样，号召以俄为师来的鲁迅先生，他其实在最大限度的借鉴和吸收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也时刻没有忘记维护、挖掘和发扬祖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最后，郑教授呼吁在座学生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文学研究和创作中，尤其是对俄国文学和鲁迅的研究，继承并发扬优秀的文学艺术。

托尔斯泰纪念馆馆长叶卡捷琳娜•托尔斯泰介绍了游览文物保护区、儿童节目、文化之家活动、雅斯纳亚•波良纳节、博物馆的科研工作、博物馆的分馆状况、志愿者服务以及博物馆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内容。她最后指出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雅斯纳亚•波良纳”是世界上最独特的纪念馆之一。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古老庄园最自然之美；另一方面，你可以进入到新的现实世界当中，我们协调发展，纪念光荣传统，打开纪念博物馆的新的视野。

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长王锡荣研究员指出，鲁迅和托尔斯泰的心是相通的，虽然他们没有在一起生活，没有交集，但是他们是中俄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页。在鲁迅先生的一生中，托尔斯泰一直是他心中的偶像。在鲁迅的著作和书信中谈到托尔斯泰的地方有近百处之多，而且在他的藏书里谈到涉及托尔斯泰的书有十多种。同时，鲁迅和托尔斯泰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怀着对民族和自己所生活的土地的深深热爱，而且非常深刻的同情农民，并且喊出农民的心声，他们都大声疾呼人道和诚爱。正如鲁迅一生关注俄罗斯民族及其文化一样，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也是非常关注、非常了解的。他还说如果他还年轻的话，他一定要去中国，但很遗憾他最后也没能来中国。所以在托尔斯泰逝世105周年之际，由他的后人、他的亲属还有当地的政府首脑来到中国，今天实现了这个愿望。他们从托尔斯泰的故乡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是具有典型意义和象征意义的，它象征着托尔斯泰和鲁迅的文化遗产被广泛的接受，象征着中俄两国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更象征着中俄两国人民友好交往，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安娜斯塔西•托尔斯泰女士则从鲁迅和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出发，深入阐释两人在中、俄两国的影响。她指出托尔斯泰被中国的文化深深吸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鲁迅弃医从文，在一定程度上受当时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从托尔斯泰的著作中汲取着不竭的力量。在苏联，鲁迅受到当地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视和尊重，其作品也被翻译成俄文受到广泛关注。

绍兴文理学院王晓初教授则指出鲁迅与托尔斯泰有着跨越时空的心灵遇合。在托尔斯泰被译介到中国来的同时，鲁迅在日本东京建构“新生”文化理想时便注意到托尔斯泰的思想。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尼采的个性主义及其消长起伏构成了鲁迅思想不可或缺的两个侧面。而在对底层民众的关怀上，鲁迅和托尔斯泰的文艺观也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共鸣。托尔斯泰主张艺术为人生，重点是为“平民”，为“下层阶级”，并且身体力行地倡导和践行这一文学主张。鲁迅也始终坚持“文学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并且他一直坚持为民众为现在写作，当有人劝他不要写作杂文，鲁迅却宁愿走出“艺术之宫”，始终坚持这种“于大家有益”“为现在抗争”的杂文写作。

总之，托尔斯泰和鲁迅两位伟人的后人以及中、俄两国的文学研究专家在绍兴的会面不仅实现了两位文豪生前渴望访问的心愿，而且还将两位文豪曾经的心灵交流延续到今天。“大师对话”活动是绍兴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此次“鲁迅与托尔斯泰：跨时空对话”活动对于推动中俄文化交流，促进相互了解，发挥了极为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光明日报》报道我校风则江大讲堂大师“对话”推动鲁迅文化“走出去” 2015-10-26

10月26日，《光明日报》第5版以《中国文化巨匠如何与世界大师对话——浙江绍兴探索鲁迅文化“走出去”引人深思》为题，报道评论了鲁迅与雨果、鲁迅与托尔斯泰“相聚”风则江大讲堂的两场跨时空对话。该文受到人民网、中新网、凤凰网等媒体的广泛转载。

10月14日，由绍兴市鲁迅文化基金会发起，我校承办的“鲁迅与托尔斯泰：跨时空对话”中俄文化交流讲座在我校举行，来自中、俄两国的嘉宾——鲁迅后人和托尔斯泰后人、鲁迅研究者等做客风则江大讲堂，以鲁迅与托尔斯泰两位世界文豪跨时空的文学交际为纽带，就鲁迅、托尔斯泰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议题进行对话交流。

去年10月15日，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由鲁迅文化基金会发起，我校与浙江省鲁迅研究会共同承办的“鲁迅与雨果：跨时空对话”中法文化论坛在我校举行，来自中法两国的嘉宾——鲁迅的后人与雨果的后人、鲁迅研究专家与雨果研究专家一起做客风则江大讲堂，以鲁迅与雨果这两位世界文豪跨越时空的文学交际为纽带，就中法两国的文学文化交流等展开对话。

两讲大师跨时空“对话”，两场大师后人和学者高水准的同台交流，两地文化交流的火花，两次推动地方文化“走出去”的探索，我校风则江大讲堂“大师对话”系列讲座受到了师生和市民的高度好评，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人民网、中新网、光明网、凤凰网、新浪、网易、腾讯、搜狐、浙江日报等纷纷予以报道。

《光明日报》报道全文如下：

中国文化巨匠如何与世界大师对话

——浙江绍兴探索鲁迅文化“走出去”引人深思

中国文化巨匠如何与世界大师对话 2016-01-15 09:50 来源：光明日报

鲁迅与托尔斯泰，是两座世界文学的高峰。近日，在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基金会发起一场“鲁迅与托尔斯泰跨时空对话”活动。该活动以两位文豪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他们的心灵遇合、他们的作品在中俄两国的影响、在今天的价值等为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尤其是在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一年前的十月，在绍兴曾举办“大师对话·鲁迅与雨果”活动，在中法两国文化界引起轰动。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这样的对话，实质就是以“名人+民间”之力，令中华文化与中国文化大师走向世界，增强中国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输出与影响。

大师对话什么？

去年，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之际，鲁迅基金会推出了“鲁迅与雨果跨时空对话”，并组织中国艺术家赴法国采风创作、邀请法国相关人员到绍兴等城市进行文化交流。中法两国画家分别描绘了鲁迅的故乡绍兴、雨果的故乡贝桑松，结集出版为中法双语画册，分别在中法举办作品展览。这为中法建交50周年增添了文化分量。

今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鲁迅基金会再次组织了“鲁迅与托尔斯泰跨时空对话”。活动中，中俄双方代表互访两国大师的故居与博物馆，专家学者们进行交流座谈。此次活动从“大师对话”延伸到两国文学、文化的民间交流，促使了中俄两国的文化血脉深度交融。

鲁迅长孙周令飞说：“鲁迅与世界大师的跨时空对话，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一部分，这一交流还将不断深化，向多方拓展，成为一列长途列车，一站一站驶向未来。”

大师拿什么对话？

在世界文化的丛林中，中华文化想站稳脚跟，就得构筑民族文化的高地，让自己的文化高峰屹立在世界文化高地中而独显其大秀大美。只有通过自己民族的文化高峰，才能显示出一个民族的文化高度和文化内涵。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在世界文学中，他是中华文化的“这一个”，他如高峰耸立，卓立群星。他在世界文学的星空中，闪烁着中国文化的光泽，照亮世人在文学的路上前行。

在与世界大师对话时，必须有对话的资格。世界文豪鲁迅正是中国大师的代表，也有资格对话别国的大师。鲁迅文学的民族性、文学的独特性、深刻性，也是中华民族与世界的共同遗产。在具体的对话中，既有深度的大师文化艺术的交流，也有大师们心灵遇合的交流，既有大师们对世界影响的交流，也有大师后人间的情感交流，既有大师各自故居故乡的互动交流，也有大师文化研究的深刻交流。

“大师对话文化交流是第一位的，但每一次对话，也是与各自国度民族精神相称的精神的对话，双方都能在交流中体验文化，增进感情。”绍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何俊杰说。

作为鲁迅的故乡，绍兴的鲁迅文化氛围自然浓厚。绍兴鲁迅文化、绍兴民俗文化、绍兴人文氛围的体验，也成为对话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文化重镇绍兴也由此让世界更多地感知和认识。

也正因为如此，绍兴一直在提升自己的城市内涵，使之与鲁迅的高度相称。何俊杰介绍，我们将致力于建设文学之城，建设绍兴鲁迅文学院，打造好鲁迅文学奖永久颁奖地，建设好绍兴的作家群等。绍兴也唯有如此，才能不辜负2500年历史文化名城之誉，才能有资格与世界大师的故乡对话。

绍兴是中华文化的重镇，是中华文化典型的代表。绍兴应有更大的文化担当，传承好自己的文化基因，建设好自己的文化高地，引领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这是鲁迅故乡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绍兴必须拿出的对话的“资格”。

大师对话如何深入？

在这次鲁迅与托尔斯泰的跨时空对话中，俄罗斯方面的专家就托尔斯泰的家人、托尔斯泰的文化遗产、托尔斯泰与鲁迅作品在中国的影响，中方专家就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心灵契合，托尔斯泰、鲁迅与中俄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一个个交流活动，让人感慨万千，也引人深思。

“研究好自己的民族文化，崇敬自己的大师，是我们当下必须要做的事。”鲁迅研究学者、绍兴文理学院卓光平博士如此说。卓光平今年33岁，2011年博士毕业后，从北京来到鲁迅故乡，专门研究鲁迅。在他看来，鲁迅作为世界文学大师，中国人自己要研究好他，传承好鲁迅的文化和精神。

“大师对话引人深思，今后该如何进一步对话，打响中国文化大师的品牌，也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大师对话作为绍兴鲁迅文化活动的一个品牌，应该在文化普及与传播、文学研究与交流、文化资源的开掘与发酵等三个层面进行。这就要求，首先，我们要尽可能地将大师对话活动开展到普通人中间去，不仅要在高校和鲁迅纪念机构，还应在中小学开展，让更多的老师、学生参与到该项活动中来。”卓光平说，“其次是要不断增强大师对话的深度，通过组织大师的后人、研究专家们的深层对话，带动、促进鲁迅研究和中外文学交流的研究。最后还要将合作扩大到教育、文化、艺术、人文、旅游等多个领域，尽可能充分利用我们的文化资源开展交流对话，从而有效地开掘、利用、保护和发展好我们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大师对话活动中，让国人更崇敬自己民族的大师。”

大师对话是民间的文化交流，也应该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卓光平说，明年是鲁迅逝世80周年纪念，也是鲁迅诞辰135周年。我们要加强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在国内进一步普及鲁迅文化，同时开展好鲁迅与外国文化交流活动，让鲁迅的作品和文化影响世界。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郑体武教授、绍兴文理学院院长叶飞帆教授等专家学者都认为，只有“让大师们的故乡对话”“让大师们生活过的城市、地域对话”“让大师们的作品对话”“让大师们代表的文化对话”，通过文化巨人的对话，才能真正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本报通讯员 周能兵 本报记者 严红枫）

“文化引擎与城市发展”鲁迅学术研讨会在绍兴顺利举行 研讨会鲁迅绍兴风采人文 · 2015-11-09 21:40

11月6日—8日，“文化引擎与城市发展”鲁迅文化论坛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鲁迅”学术研讨会在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顺利举行。此次学术研讨会由鲁迅文化基金会、中国鲁迅研究会、绍兴文理学院共同主办，来自日本、澳大利亚、香港以及全国各地百名鲁迅研究专家与会，聚焦鲁迅与城市文化发展、鲁迅在当代的价值意义。他们带来90余篇论文，以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给会议深刻的启示。同时，人文学院师生代表以及现当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参加会议，听取讲座。

【大会开幕式】

11月7日上午9时，鲁迅文化论坛学术研讨会在咸亨酒店树人堂开幕，鲁迅文化基金会副理事长、绍兴分会会长李露儿女士主持开幕式。会上，中共绍兴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何加顺同志致欢迎辞；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致辞，表示当今中国，关于鲁迅的言说丰富多姿、贬褒不一，但他是绕不过的存在，鲁迅的的文学价值、思想价值是值得深思的；随后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周达军教授致辞，介绍学校与鲁迅先生的渊源，代表绍兴文理学院欢迎各位海内外专家学者；最后鲁迅文化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令飞先生讲话，表示鲁迅文化是绍兴城市发展的主引擎。

正式开幕后，由绍兴文理学院副院长、浙江省鲁迅研究会会长寿永明教授主持鲁迅文化论坛专家主题发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熊月之先生，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教授，绍兴市规划局局长金百富，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中文系教授、海外鲁研专家代表寇志明先生发表讲话。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寇志明

翻译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2期

http:// “因为鲁迅的书还是好卖”：关于鲁迅小说的英文翻译

［澳］寇志明（JonEugenevonKowallis）著罗海智译

【分场会议】

7日下午和8日上午，学术研讨会进行分场会议讨论交流。各位学者在各自参与的分场会议中进行发言，人文学院寿永明教授、王晓初教授、刘家思教授、卓光平教授、薛祖清教师、宋浩成教授参与讨论，现当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到场听取各位专家学者的见解。其中，卓光平教授对自己的论文《绍兴鲁迅文化的三位空间与发展流变》进行简单讲解，获得在场专家学者的好评；宋浩成教授和王黎君教授共著的《论鲁迅小说中空间的叙事意义》，以独到的角度谈论自己对鲁迅小说中空间的看法。

此次鲁迅学术研讨会以分场会议的形式，使学术的交流更加深入，更好地对“文化引擎与城市发展”问题进行探讨。同时也给人文学院本科生与研究生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方向与参考。

【圆满落幕】

8日10时，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黄乔生先生主持大会闭幕式。闭幕式上，孙郁教授发言：《文学批判史中的鲁迅遗产》，陆建德教授发言：《鲁迅研究未有穷期》，各分场评议人进行小组汇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京华先生发表大会总结，“文化引擎与城市发展”鲁迅文化论坛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鲁迅”学术研讨会正式落幕。

此次鲁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促进鲁迅文化的研究以及绍兴的城市文化建设。

传媒中心 范垚芳

国际鲁迅研究会第五届学术会议：“苏州论坛”会议综述

双击自动滚屏发布者：黄晓辉 发布时间：2014-12-17 阅读：494次

2014年11月21日至22日，由国际鲁迅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苏州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国际鲁迅研究会第五届学术会议：苏州论坛”在苏州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以及韩国、日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30余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以“鲁迅与东亚文学”为中心议题，在鲁迅与传统文化、海外鲁迅研究、鲁迅文学经典与文本细读、鲁迅生平及相关史料考证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一．

鲁迅与传统文化

鲁迅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关系，历来为学界关注。浙江大学黄健教授通过回顾和分析东亚地区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儒家文化在提供阐释资源，促成东亚地区“鲁迅经典”的生成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他指出，发扬鲁迅精神，创造性地转化儒家文化传统，将成为东亚文化深层次沟通和交流的新的切入点，东亚文化和学术发展将因此迎来新局面。同是探讨鲁迅与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关系，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朴宰雨教授将研究视域转移至中国，并以域外学者的身份和视角，探究了鲁迅在中国的现实意义及当下儒学复活潮流里的鲁迅价值。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先生通过分析鲁迅小说《弟兄》对于儒家经典《诗经》的“暗引”艺术，一方面考察了鲁迅小说创作过程中有关“诗”与“真”的处理原则，另一方面对鲁迅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反省与批判等问题进行了延伸性探讨。

二．鲁迅与海外研究 鲁迅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不仅表现在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多重互动中，同时也表现在其与域外世界的广泛联系与影响上，此次会议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关于“鲁迅与海外”的主题讨论。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孙郁教授围绕“鲁迅何以进入托尔斯泰的语境，又何以离开”这一话题，对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反凌辱”意识、自我牺牲意识、有关“人的解放”的思想及学术关联作了细致而详尽的论述。孙先生认为，鲁迅从动的尼采传统，完成了静的托尔斯泰的梦想，但又对托尔斯泰主义有所保留。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洪昔杓教授以鲁迅、柳树人、时有恒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为透视点，较为客观地还原了三位先生的交往过程，论述了中韩知识分子于文艺观、人生选择方面的立场和价值倾向问题，洪教授的研究和发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近代东亚知识分子交往史的空缺。同样来自韩国，东西大学的金彦河副教授将韩国理想人格的代表人物丹斋与鲁迅进行比较，分别指出两位“民族之魂”在自我理想方面所具有的共同性和差异性，金彦河先生总结：基于彻底又非妥协的斗争和深刻又完整的自觉这一自我理想的特异性，丹斋与鲁迅都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时代和民族要求的自我理想，即反帝民族主义战士、反封建启蒙主义战士的范畴，直到今天依然能够成为韩中两国探索真的爱国者和真的人之路的思想资源。在追溯鲁迅与日本现代文学的渊源时，日本国立九州大学秋吉收副教授重点强调了左藤春夫这样一位“不仅是日本文人，同时也是东方诗人，并且在这两个本质的基础上，又是一位具有近代欧洲感觉的诗人”的日本学者在译介鲁迅作品、介绍鲁迅思想、推动中日文化发展时所作出的贡献。同时，大正时代的期刊杂志等纸质媒介，于秋吉收教授看来，也对鲁迅作品在现代日本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先生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以“夜晚支那人”事件与女仆系谱为中心，对夏目漱石《哥儿》与鲁迅《阿Q正传》中的创作语境、主人公形象、故事设置作出了既有趣又有意义的对读。来自越南河内师范大学的阮氏梅筝、陈氏秋香女士，通过梳理出版鲁迅作品的情况，各个编译过程、各项研究工程研究鲁迅作品的情况，描摹了21世纪鲁迅学在越南的接受情况并对鲁迅学在越南发展已经遭遇的和将要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提出“解法”，为域外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借助对《记忆，暴力，辫子：鲁迅解读中国》、《鲁迅的革命》等五本新专著的细读和研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寇志明先生介绍并讨论了英语世界研究鲁迅的新“热”以及新的动态。长期从事鲁迅翻译文学研究的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吴钧教授，此次会议从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谈起，阐述鲁迅大力提倡引进西方儿童文学的目的、思想及其翻译实践，对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及其影响做了分析概括，并对鲁迅与安徒生相关作品的异同做了比较分析的初探。吴钧教授强调了翻译在鲁迅文学活动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她指出，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自觉和文体独立及鲁迅自身创作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鲁迅的文学世界与文本细读

如果说以上学者的鲁迅研究具有了宏观的全面的透视化特点，那么也有不少学者从某一维度，或某一视角展开了对于鲁迅文学文本的层层剖析，他们深入鲁迅的文学世界，对隐藏在文字作品中的鲁迅的审美方式、思维方式，有关鲁迅先生的精神资源、文化资源与艺术资源予以挖掘。

中国人民大学李今教授、杨联芬教授分别以《伤逝》和《离婚》为个案，探讨了鲁迅小说作品的反讽艺术和“吊诡的现代性”，张洁宇教授则以《野草》作为中国现代散文诗的“源头”，详细论述了散文诗的本质特征：它并不是更有诗意的散文，也不只是散文形式的诗歌，它必须是一种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的文体，这个文体本身的形式特征即是它的精神的体现。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吴耀宗先生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创作语境，整理了鲁迅的“隐形书单”——《青年必读书》，以说明鲁迅做《青年必读书》时内心的挣扎和痛苦，也说明此作长期以来不断引发新的诠释之因由。韩国外国语大学徐臻先生以“怪诞·恐怖·死亡”为视角，重点论述了《呐喊》、《彷徨》中的审美焦虑。同是研读小说集《呐喊》，苏州大学文学院黄轶教授将关注点集中于“文白”话语的文化身份隐喻与歧义性。黄轶教授通过对中国近现代语言变革中三套语言系统——传统文人话语、民间白语、新启蒙话语（新知识分子话语）系统的厘清和比较，进一步指出，《呐喊》的语言形式既隐含着启蒙者仍然不属于“新话语权”的拥有者，也隐隐传达了鲁迅对启蒙未来命运的担忧。研究《呐喊》中“文”与“白”的文化身份隐喻，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转型的广阔性和复杂性，辨析知识与权力的离散与勾结，对理清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深刻关联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学者们借助于文本细读和文本重读，就鲁迅小说、杂文作品的艺术审美和精神价值层面提出了新的富有创设性的观点，具有了学术推进性意义。

四．鲁迅生平与原始资料考证

在有关鲁迅生平等原始资料的整理和考证方面，鲁迅文化基金会秘书长、鲁迅之孙周令飞先生，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葛涛教授和陈洁博士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陈洁博士对鲁迅先生钞古碑与教育部职务之关系进行了详细考证，葛涛教授则以萧军编辑的《鲁迅先生纪念史料辑存选录》为中心，梳理了萧军在延安期间传播鲁迅的史实，指出萧军不仅借助官方力量传播鲁迅，而且也注意在民间普通读者中播下鲁迅的火种。面对鲁迅的丰厚遗产，作为鲁迅的后人和鲁迅文化基金会的重要成员，周令飞先生在谈及许广平、周海婴之于鲁迅的贡献后，提出推广鲁迅精神和鲁迅方向的期望：从物质上的保存到精神上的弘扬，鲁迅家属彻底奉献鲁迅的期望是，鲁迅从个人到家族，从小家走向大家，从民族走向世界，从“鲁迅为公”的理念还诸社会，还诸大众，还诸世界。这也是此次国际鲁迅研究会第五届学术会议：“苏州论坛”会议，以及整个鲁迅研究界的研究宗旨和重要目标。(通讯员 王慧君）

第五篇：鲁迅与艺术

《鲁迅与艺术》

陈丹青

谈论鲁迅和艺术的关系，我想大约说几点：其一，是鲁迅的偏爱和品位。其二，是在鲁迅的时代所能看到的艺术、所能发生的艺术中，鲁迅做出的选择。第三，鲁迅和民国时代的艺术家如何相处。

以我们所能知道的资料，除了在江南水师学堂和日本仙台医学院那点可怜的学历，又听过一阵子章太炎的讲席，此外，鲁迅没有上过一天艺术学院，没有一个美术老师。在他的时代，具有现代性的中国艺术学院尚在初级阶段，鲁迅和当时主流艺术圈，几乎不来往。可是在我能够读到的民国文艺言论中，鲁迅是一位最懂绘画、最有洞察力、最有说服力的议论家，是一位真正前卫的实践者，同时，是精于选择的赏鉴家。鲁迅公开的文学生涯，不到二十年，寿命不及六十岁，他顶多分出十分之一的精力与时间，赏析艺术，结交艺术家，可是经他染指的美术文论与绘画实践，却比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美术海龟派，更有影响，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998年，纽约古根海姆现代美术馆举办西方世界第一次中国美术大展，其中1900年到1980年的专题展，集中了民国与共和国几代人具有代表性的国画、油画、版画和书籍装帧。民初那代人的新国画，既过时，也比不得古人；徐悲鸿林风眠的早期油画，虽然令人尊敬，但也过时了，而且在纽约的语境中，显得简单、脆弱，而且幼稚。使我吃惊的是，由鲁迅一手培植的左翼木刻，包括鲁迅自己设计的几件书籍装帧，不但依旧生猛、强烈、好看、耐看，而且毫不过时，比我记得的印象，更优秀——纵向比较，左翼木刻相对明清时代的旧版画，是全新的，超前的，自我完满的；横向比较，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英国、苏俄，以及东欧的表现主义，完全是对应的，除了技术略显粗糙，论创作的动机、状态，甚至品相，与欧洲同期的同类作品，几乎同一水准。在那项展览中，二十世纪的中国油画顶多只有文献价值，惟左翼木刻和几份书籍装帧，刚健清新，品相端正，可以拿得出去，放在世界上，有神气，不丢脸，是一份可观的交代。

大家知道，这些左翼木刻最初的鼓吹者、最终的判断者，就是鲁迅。没有鲁迅，这份成就是不能想象的。鲁迅死后，年轻木刻家在延安继续创作了不少活泼的作品，但渐渐成为政治宣传，1949年后，全部教条化，再之后，和鲁迅所有学生一样，或者挨整，或者凋谢，他们短暂的黄金时代，就是和鲁迅一起玩耍的五六年。

鲁迅从小喜欢绘画。他看待绘画的眼光非常开阔、锐利，又非常贴己、克制，始终在自己偏爱的、可把握的尺度内，选择并议论绘画。从幼年的《三海经》木版画刻本，中年晚岁的编印《北平笺谱》，以及对西欧苏俄前卫版画的迷恋，鲁迅终生偏爱版画，尤其木刻。木刻的易于复制、传播，木刻的所谓大众性与革命性，被左翼史论，也被鲁迅自己，十二分渲染了，但鲁迅的天性，鲁迅的文学笔调，这种笔调的黑白质地，从来是木刻性的，出于他天然的禀赋：简约，精炼，短小，在平面范围内追求纵深感。热衷于版画，是鲁迅文学趣味自然而然的延伸与游戏。日本，又是版画的国度，鲁迅的绘画品味，日本，或许是可以追寻参照的另一个资源。

我有兴趣但比较茫然的点，是鲁迅对西洋主流艺术的态度，还有，是他如何往来于新艺术观念和旧文人的趣味之间。

民国初年，西洋文艺比较规模宏大、技术繁复的艺术，譬如长篇小说、交响乐、油画，陆续介绍进来。在鲁迅成名的近二十年间，留学英美欧洲大陆的胡适、徐志摩、林风眠、刘海粟等等接受西洋文艺熏染的新派人士，学成归国，陆续发生影响。鲁迅，一个败落的旧家子弟，一个清末乡镇文人，一个留日学生，一个多半从日译本了解欧美的知识分子，一个几乎终身穿长袍的江南人，一个写出中国第一册现代短篇小说集的文学家，很自然地，会对这

批意气风发，西装领结，会说英语、法语、德语的欧美派，作出自己的回应与判断。以鲁迅的老成与自负，以他的文学盛名和文艺视野，他没有盲目折服于早期欧美派的洋腔，且程度不同地看轻他们，怀疑他们。他曾轻微嘲笑徐悲鸿，对青年林风眠个展的邀请，默然回避。如他一贯地藐视权威，他乐意和贫穷无名的左翼小家伙玩耍，却疏远那些在当时即负专业声誉的新派艺术家。鲁迅独具只眼，他所属意的小青年，如陶元庆、司徒乔、罗清帧、李雾城、陈烟桥等等……日后都被证明是民国年间无可替代的杰出者，不逊于当时的名家。总之，抱持世界主义观念的鲁迅，在情感上是个民族主义者，他从不迷信从西洋回来的人，而乐意看重本土的无名艺术家。

在知识的层面，鲁迅却不为意气所左右。早在日本时期，鲁迅或许即读到当时可能读到的西洋文艺史，在他早年的文言史论中，具备异常广阔的世界性眼界，并给出准确的见解，形之于美文，是迄今难以超越的一流文艺启蒙。二三十年代，直到去世，鲁迅每年购藏当时版本昂贵的西洋画册，其间，编译了《近代美术史潮论》。鲁迅做学问，向来谨严，晚年他应左翼的挑衅，认真研读唯物史，同样，鉴于上世纪初在西方展开的前卫艺术，自立体派、野兽派到超现实主义，均为他所瞩目。在三十年代，鲁迅的视野与当时欧洲的实验艺术，几乎是同步的，论讯息与理知的制高点，在绘画上，他比留学归来的徐悲鸿刘海粟一辈，更了解西方艺术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在他后期的杂文中，但凡说及西方的当代艺术，他于法国德国的新绘画，居然不隔，而每有引述，都是平视的、客观的、抱持优美的、有所不知的业余姿态，既不褒扬，也未轻率贬斥：他所嘲笑的，都是本土文艺人的浅薄之谈。而在这等宽广的视野中，鲁迅从不滥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发表喧哗艺坛的宏论。从介绍西洋绘画的开初，他就懂得在庞大的西洋美术全景观之中，选择个案。譬如德国的珂勒惠支，譬如波兰的梅菲尔德，譬如英国的比亚兹莱。他像真正精通艺术的老派文人那样，从来只谈艺术家，只谈个案。考察鲁迅瞩目的绘画个案，同时构成鲁迅自己这一个案：在文学与思想方面，历来总是强调、夸张鲁迅战斗的一面、决裂的一面、政治正确的一面，忽略他文学中闲适的一面、游戏的一面、颓废的一面。他所选择的绘画个案，正好印证鲁迅的阳性与阴性，印证鲁迅性格中丰富的基调：珂勒惠支是深沉的、悲剧的、浓黑色的、自觉归属无产阶级的；梅菲尔德是热烈的、神经质的、敏感于阴郁的力度，倾向自我毁灭；而比亚兹莱是情色的、戏谑的、没落的、颓废的，属于一战前后的欧洲资产阶级文明……在鲁迅偏爱的中国艺术中，秦汉的石像、瓦当、铜镜、拓片，质朴高古、凝练而大气，是鲁迅趣味的一面；他与郑振铎反复甄选重金刊印的《北平笺谱》，精雅而矫饰，格局之小，气息之弱，私淑气之重，无以复加，是明末清末文玩工艺趋于烂熟的产物，又可见鲁迅私人趣味的另一面。而在鲁迅所扶持的青年木刻家群，鲁迅从未主张一律，竭力怂恿各种题旨与风格，日后被称为革命战士的左翼木刻家，其实有许多可喜的作品被埋没遗忘了，同时被遮蔽、被抹杀的，是鲁迅无比细腻、往来无碍的品味与教养。

一位开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一位被尊为文化旗手的大将，一个被毛泽东举为圣人的形象，这是我们被告知的鲁迅。可是看看鲁迅私藏的画册，看看他临死前尚且挂在墙头的西洋女裸体版画，就知道比起那些吓人的高帽子，活的鲁迅多么可爱、丰富，多么懂得各种各样的艺术。

民国新文艺转型时期，鲁迅顶顶难得的态度，是他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基于他对自己的能量的把握，也基于他对民国时期整体文艺生态的清醒认识。他在盛名之际几乎放弃短篇小说，他看清长篇小说的内在规律，从未轻率染指。他始终主张新文学的首要的功课，是老老实实翻译经典，所以身体力行，联合同好，以日文与德文译介外国的作品。虽然他从未去西欧亲眼瞻望文艺复兴以降的经典绘画，但以惊人的直觉，他知道，在当时落后纷乱的中国，在美学渊源完全相异的文化之间，富贵而庞杂的油画艺术，难以在当时的中国开花结果。他敏感到相对简易的木刻，能够直捷移取欧洲绘画的部分经验。这和他一开始就留心弱小民

族的短篇，适合师法，言说本土的真实，是一个道理。和五四一代许多激进的、沉醉于宏大命题、宏伟计划、喜欢大肆声张的启蒙者不同，鲁迅向来姿态很低，动作审慎，对自己，对别人，都要求从小型的、简易的事情做起，一步一步来。他懂得那么多，可是每件事都是认真仔细弄好了，只拿出来一点点。

以我的揣度，鲁迅推崇木刻，除了品味、偏爱，除了前卫的激情，还有更深的、他未曾说出的理由，这理由，基于他对中国的深刻的观察：如同他对欧美议会式的宪政文化能否移植中国，自始抱有怀疑，他对西洋绘画，包括那些形制庞大的欧美文艺能否契合中国，也向来怀疑。但他并未公开地、武断地表达这怀疑，在他某些偏于乐观的、五四式的政治想象中，苏联曾经是他的参照与希望——没有人在鲁迅的年代超越这种希望，包括早期的胡适——可是在这些近于轻率的想象中，请注意，不包括鲁迅对未来中国的文艺想象。

出于非凡的文化自觉，鲁迅既不相信中国古代经典还能作为新时代文艺的资源，也从未以世界主义、以他一贯健康明朗的西化立场，乐观预言西洋艺术在中国的前景。我注意到，即便鲁迅的怀疑主义遍及不同的领域和问题，但他对文艺，对文艺的西化，十分审慎。他不忌讳政治判断，并曾经犯错，但在文艺问题上，他仅仅轻快地嘲讽，却不使自己的判断离谱而失据。他太懂艺术了，他不愿自己犯错——除了文艺的大众性，我们没有机会听到鲁迅做出文艺方向的大叙述。我猜，不是因为他忙，不是因为他瞩目于更大的是非，而是，我以为，正是在他熟稔的、最能把握的文艺中，他深知什么是不可把握的。

在他大量写给画家的私信中，他偶尔提醒这种不可把握的文化感，譬如油画，他说中国连美术馆也没有，不见真迹，学油画，只是在“摸黑弄堂”。他欣喜于木刻青年的成绩，但从未真的满意过，始终悬着高的标准，时时指出其中的幼稚和浅薄。他谈及自己的小说，青年的木刻，只看做小把戏，假定是在试验的、过度的阶段，在推介与评价时不说半句狂妄的话，这不仅是谦虚，而是，他真懂艺术。

以鲁迅当年的声誉，各路人马谁不敬畏他，又想用他一用呢，可是只要涉及作品的质地，他就不肯苟且。我记得施蛰存回忆鲁迅请他刊印一位苏俄文艺家的铜版画肖像，单是校样，鲁迅挑剔又挑剔，以至反复四次，最后勉强同意，弄得年轻的施蛰存有点嫌烦。鲁迅自费印制的版画集，那是精美雅致，至今也没有哪个版本可以相比。而他为介绍与销售书写的广告文字，全是再平实不过的话，半点不肯吹牛。

七八十年过去了。西洋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在中国有了为数可观的专业学院和机构，培养好几代人才，出现无数长篇小说，无数油画，还有大量音乐、舞蹈、戏剧和电影。我们有无数理由说，西洋艺术的移植，远远超过民国初年的想象，不但在中国生根开花，而且大有成就。我无能、也无法质疑这份成绩单，评价这份成绩，是过于犯忌的事情。但我悬想鲁迅的标准，悬想他那些没有说出的话，悬想他对中国文艺异常冷静的不以为然，和他介于讥笑和宽厚之间的那种无所谓，我愿和鲁迅一样，保持沉默。

姿态放得很低，要求举得很高，做事的人他非常看得起，做成的事他总是不满意，这是鲁迅的一贯。他评论文学，尤其是绘画的文字，其实很有限，但我异常珍惜他四两千斤、随手撩拨的说法，非常江南，非常懂行，又刻薄，又厚道，又犀利，又很体贴。我不知道此后还有谁能像鲁迅那样书写文艺评论——好比他一开始就找到自己的小说语言，鲁迅留下了迄今最漂亮的批评语言，通俗，平实，高贵，富有见解，十二分精确，亦且处处留有余地。在我们一代，朱光潜、宗白华，是高不可及的美学权威，我试图通读他们的著作，不幸一个字也不记得了，可是譬如关于朱光潜说及希腊雕刻或陶渊明诗句的“静穆”，鲁迅在《题未定草》的某一段做了千把字的回应，我却读了不知多少遍，至今记得，而因此学会怎样审慎地判断，怎样看取艺术的各个面向。他给柔石《二月》写的小序，他给木刻展览写的前言，他评述陶元庆的短文，他给小朋友的大量书信，充满散装的观点和智慧，是艺术家顶顶需要听取的良

言。在过去百年的文艺家中，鲁迅是罕见的一个人，从来不相信系统，却通达历史，从来不相信术语，却开口就咬住问题。他以一种伟大的业余感把握艺术，又像精通法术，却可爱地诚实地装糊涂的人。至少，我本人，在鲁迅的言说中所能学到的教益，远远多于五四迄今所有著名文艺家、文论家。但凡有所问题，有所见，我不会希望听到朱光潜宗白华们怎样想，不会试图在如今的专业美学家史论家那里寻求解答。我总会想到鲁迅，并在他那些早已读过的散装的语言中，再次发现清晰的指点。

所以，最后，我想说，鲁迅死后，直到今天，中国的文艺界、文艺人，再也没有，也不可能遇到一位像鲁迅那样清醒的旁观者、热情的介入者、精彩的议论者，并且居然是自己掏钱、四处吆喝的赞助者。就我所知，一个文人和一群画家的关系，和一段艺术史的关系，如鲁迅和木刻家那样的交谊，那样的美谈，此前的中国，没有过，此后，也没有了。我们知道，十九世纪的法国，波德莱尔和马奈、左拉与塞尚及印象派画家，有过珍贵的关系；十九世纪的俄国，别林斯基、斯塔索夫，和文学家艺术家也有过珍贵的关系，托尔斯泰与列宾的关系，更是形同父兄；二十世纪上半，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的关系，和萨特的关系，和阿拉贡的关系，杜尚和超现实主义文学同仁的关系，也都是美谈。二战以后，资本主义文化市场逐渐冲淡了这种关系，而冷战之时的苏联和中国，则因为傲慢的权力网络，销毁了艺术家之间真挚美好的关系；到现在，则是集体性的机会主义，犬儒主义，彼此嫉妒，彼此冷漠，彼此装，顶多，是彼此客客气气。

这时候，民国年间鲁迅和一群小家伙的关系，就成了新中国新艺术的传奇。鲁迅太喜欢绘画了，他要是活转来，以他的热心肠，怎么跟大家来往呢？以他那点学历——我猜他连一份结业证书都没有——他来给艺术研究院看门的资格都没有，怎能结交我们这些文艺教授、文艺学者，或者带着博士头衔的艺术家？我猜，在今日的中国，鲁迅只能走开去，和艺术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