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理水》

第一篇：鲁迅与《理水》

鲁迅及其故事新编《理水》

2008年03月07日 13:32:54中国柯桥网[发表评论] ［大 中 小］［打印］

(一)鲁迅堪称我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以深邃的思想、犀利的笔锋，无情地撕破旧社会的假面和鞭挞丑类的罪恶，又以博大而仁爱的心胸、孺子牛的精神，将爱洒向劳苦大众，赢得了“民族魂”和“世界文学中永远不可能被忘却的巨匠”等美誉。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他出生在绍兴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入绍兴著名的私塾——三味书屋，从宿儒寿镜吾读书。鲁迅自幼聪颖，勤学好问，涉猎广泛，爱看具有爱国民主思想和反抗精神的野史、笔记。他在故乡生活、工作近20年，深受越文化的熏陶，特别是陆游、王思任等越中先贤思想和精神的影响，又有较多机遇接触农村，亲近农民。13岁那年的家庭变故，更使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世态炎凉和上流社会的堕落与下层社会的不幸……这一切，都为他的思想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成为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1898年，鲁迅毅然离开绍兴去南京，先后在江南水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读书。在此期间，他接触新学，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初步形成了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的社会发展观，成了中青年鲁迅反帝反封建的主要思想武器。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鲁迅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进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毕业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他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怀有科学救国的思想，曾著译出版《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中国矿产志》、《中国地质略论》、《说钼》等书文，并希冀通过习医解救国人的疾苦，促进他们对于维新的信仰。可是，那些颇具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偏见的日本同学对来自弱国的鲁迅的无端歧视，令这位热血青年不堪忍受。特别是在一次放映有关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时，鲁迅不时听到周边日本同学的狂热欢呼声，看到被指控为俄军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抓捕后杀头示众，而围观的许多同胞显现出麻木不仁、甚至凑热闹前来欣赏杀人艺术的样子，这极大地刺痛了他的心灵。鲁迅痛感学医并非紧要事，以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何等健壮，充其量只能当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认定第一要务是改变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首推文艺。这样，鲁迅决然弃医从文，从1906年开始了革命文学生涯。

1909年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和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担任教职，并在故乡参加了辛亥革命。未几，绍兴政局与全国各地一样，发生逆转，令鲁迅相当失望。1912年2月，他离乡应邀赴教育部工作。鲁迅一度彷徨、苦闷，但仍关心时局的发展，审视中国几千年历史，苦苦思索中国的前途。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鲁迅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和中国的希望。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不可收”，在时代赋予的全新意义上，创作了《阿Q正传》、《药》、《孔乙己》等大量优秀小说和投枪、匕首式杂文，以彻底反封建的思想和犀利冷峻的艺术风格，显示其文学革命的实绩，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英勇旗手。

由于支持进步**和正义斗争，鲁迅横遭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的迫害。1926年8月，他愤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执教。鲁迅接受了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又经受了1927年4月反革命政变的严峻考验，纠正只信进化论思想的“偏颇”，开始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根本性转变。10月，他定居上海，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运动，也开始了一生最光辉的战斗历程。鲁迅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用以指导革命实践；他勇敢地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抨击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镇压进步人士、扼杀进步文化等罪行，同时，热情讴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进步运动；他团结广大左翼文艺工作者，热情提携青年，倡导版画艺术，又不怕高压，率领左翼文艺大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根据形势和斗争的实际需要，鲁迅写下了大量深受民众欢迎和喜爱，却令敌对势力既害怕又忌恨的杂文，成集的就有《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等。他为世人留下了800多万言煌煌著译，这是一笔永具魅力与价值的精神遗产。

鲁迅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以高超的文艺形式和独特的视角让人感受病态社会沉疴之重，一生不断寻求疗治国民劣根性的良药，催人猛醒、觉悟，无愧为唤醒国人灵魂的文学巨匠。即使在当今，“他不只是作为文学家仅仅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上的，而是作为思想家横亘在我们民族的多灾多难又是世纪动荡和变革的历史坐标系上。他的书给予我们的不仅是文学的章法和技巧，更是精神和心灵的滋养。”

(二)正是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远古时代的大禹和近现代的鲁迅，虽然在时空上相隔遥远，但是，他们的伟大思想、崇格品德和对中国对人类的卓越贡献，彪炳史册，一直为后人所颂扬，无愧为“中国的脊梁”。

大禹是我们华夏祖先，为民治水的英雄。为了降服水患洪魔，他抱定“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苍生”的誓愿，“娶后三日而出，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历尽艰难险阻，乃至身患“偏枯之疾”，终于获取“地平天成”的圆满结果。古往今来，关于大禹的丰功伟绩，可谓有口皆碑，史不绝书。

鲁迅对大禹始终怀有由衷的敬意，对有关大禹的文物古迹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分外珍爱。1910年春，鲁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时，率领该校师生到禹陵旅行，还在禹庙百步禁阶合影留念。他们胸前均佩戴一朵小白花，凭吊大禹，追思他的功德。1911年3月18日，他又“出稽山门可六七里，至于禹祠”，在近旁的山上采制植物标本，还著有《会稽山采植物记》一文。据三弟周建人、工友王鹤照等亲友回忆，他们多次陪同鲁迅到禹陵等地拓碑。1912年1月3日，鲁迅在《<越铎>出世辞》中自豪地说：“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1913年6月，鲁迅回乡省亲，26日一早，鲁迅、周建人陪老同学、老同事伍仲文畅游禹陵、兰亭等名胜古迹。1914年，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中又提及“禹，句践之遗迹故在。”1916年3月25日下午，鲁迅“往留黎厂(即琉璃厂——引者注)买《麃孝禹碑》一枚，银四元。”1917年上半年，鲁迅根据自己在禹庙所拓铭文，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写了一篇考证文章《会稽禹庙窆石考》。民间传说这状如秤锤的窆石是大禹下葬时所需用的工具，甚至有人说它是大禹下葬后的镇石，即陵墓所在的标志，所以民间也有窆石下面才是大禹的真正葬地的说法，激起人们对这位远古英雄的追念。鲁迅对窆石题字、年代和形制等作了精辟的考证和辨析，还辨释、照录龙朝夫瞻拜禹陵的诗：“沐雨栉风无假日，胼胝还见圣功劳。古柏参天[表]元气，梅梁赴海作波涛。至今遗迹衣冠在，长[使]空山魑魅号。欲觅[冢]陵寻窆石，山僧为我剪蓬蒿。”1918年10月21日《鲁迅日记》载：“午后往留黎厂敦古谊帖店买定造象二种八枚，券五元，卖与禹陵窆石拓本一枚，作券二元，添付券三元讫”。鲁迅在1927年8月17日致章廷谦信中说：“禹是虫，故无其人；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聊以自慰欤。”他对顾颉刚的说法不屑一顾，予以辛辣的讽刺。1933年8月14日，鲁迅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一文中说：“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直到1934年4月13日，鲁迅在致母亲的信中还提到：“害马(鲁迅对许广平的戏称——引者注)多年想看南镇及禹陵，今年亦因香市时适值天冷且雨，竟不能去”，颇为此而深感惋惜。笔者的上述罗列，足以说明鲁迅是十分崇敬大禹，十分热爱禹陵及其有关文物，十分重视学习、弘扬大禹精神。尊重大禹，就是尊重民族，一旦社会上出现对大禹不敬之词，他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予以迎头痛击。毛泽东说：“神话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鲁迅写于1935年11月的新编历史小说《理水》，虽然不能与神话等同，但是，他在《理水》一文中所塑造所讴歌的大禹形象，正是这样一个为历代人民大众所崇敬、拥戴，并具有永久魅力的“中国的脊梁”。

(三)从1922年写作《补天》到1935年《故事新编》全书编成，鲁迅历时13年，这部新编历史小说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已在1936年1月了。《故事新编》除《序言》外，按故

事的时代先后由《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等8篇历史小说编成，它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鲁迅根据现实斗争和作品主题思想的需求，对历史材料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选择，并加以生发和改造，熔古铸今，叙事对既保留“旧书上的根据”，又“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以鲜明的爱憎立场，塑造一个个古代历史上“中国的脊梁”式人物来鼓舞和激励人民大众。刻画古代反面人物则是刨现代“坏种的祖坟”，发挥古为今用的重要作用。在小说中穿插某些现代生活中人物、情节、语言等，更是直接嘲讽、鞭挞了现实生活中的丑类(人、事、地、物等)，大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战斗性。平心而论，在残酷的斗争现实面前，“鲁迅不能不去创造既能有力战斗，又尽量避开反动派迫害的巧妙的斗争形式。在貌似描写古人古事的形式下，真接反映和紧密服务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与斗争的《故事新编》，正是鲁迅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奇特创造。”茅盾说得好：“用历史事实为题材的作品，自„五四‟以来，已有了新的发展。鲁迅先生是这一方面的伟大的开拓者和成功者。他的《故事新编》在形式上展示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给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楷式；但尤其重要的，是内容的深刻，——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先生以他特有的锐利的观察，战斗的热情，和创作的艺术，非但„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且将古人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他既揭示了《故事新编》的创新意义、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和战斗性，又道出了它错综交融、“一而二，二而一”的艺术特点。

《理水》，原名《治水》，它有深刻的创作背景。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侵略，国民党政府却推行媚外卖国的反动政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江河年久失修，全国各地的水灾、旱灾、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相当频繁，如1933年，黄河决口达50多处，灾区有冀、鲁、豫等省60多个县市，灾民达300余万之众。1934年，江南14个省大旱，仅江、浙、皖三省受灾面积达几千万亩，安徽一省灾民高达几百万，浙江余姚还发生农民因争水互殴致死的悲剧 ……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令所有正直的人愤慨的是，一些御用文人却粉饰太平，为当局开脱罪责，竭力散布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已“荡焉无存”的失败主义谬论和其他奇谈怪论。1935年10月，毛泽东亲率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艰苦卓绝的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鲁迅闻此喜讯，兴奋异常，致电祝贺，他看到了中国和人类的希望。不到一个月，鲁迅便写下了《理水》。

在《理水》这篇新编历史小说中，鲁迅倾注了心力、理想和爱憎，他既热情地讴歌了“中国的脊梁”式的远古治水英雄大禹，又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和御用文人、学者的种种丑恶表现。在鲁迅笔下，大禹为了降伏洪魔，在实地“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的基础上，不顾昏愦、顽固、守旧的大员们的种种阻挠，记取前人的教训，以创新精神，坚持变“湮”为“导”的正确方针和方法，并身先士卒，与民众一起战天斗地，埋头苦干，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治水大业。大禹的形象，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传统美德和克服艰难险阻、征服自然的英雄气概，它有力地激发亿万人民的民族自豪感，鼓舞他们去冲破黑

暗，战取光明。

在鲁迅笔下，《理水》这篇小说里的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信手状物，妙趣横生。全文分成四个部分，作为大禹的对立面的水利大员和文人学者，在这篇小说里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前两部分全写他们的言行，即使在第三部分大禹出现后，有关他们的描写所占的篇幅仍占一半以上。就内容而言，鲁迅穿插大量现代消极负面的生活材料，如现代人物——聚集在文化山上的学者文人等；现代语言——“O·K！”“维他命W”等。显然，这些被穿插进去的现代生活材料在性质上大都属于消极、落后、丑恶的东西，是作者着意批判、鞭挞、嘲讽和否定的对象。就艺术表现而言，这种“游戏之作”——油滑，是作者运用幽默讽刺的手法。它使读者感到滑稽可笑，从鲁迅的幽默风趣中让人获得一种谐趣美的艺术感受，并在你、我、他的笑声中达到对假恶丑的人和事物的嘲弄、抨击和否定的效果。如《理水》中的乌头先生用“法律解决”的话语来吓唬乡下人，鲁迅就是借此来揶揄、讽刺将大禹说成“虫”的“考据家”。同样，对那些“优生学家”、“遗传学家”辈，鲁迅也是采取类似手法。这种信笔写来的方法，是他在杂文、小说、散文中经常使用的，显得灵巧、俏皮而幽默。鲁迅在古人古事的描绘中穿插进现代生活材料，其目的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讽喻现实，以便充分发挥历史小说的社会战斗作用。事实正是如此，那些水利大员和文人学者所表演的一幕幕丑剧，不也是同样有力地烘托出大禹的美好品质，使其光辉熠熠夺人眼目吗？在勤劳勇敢，大公无私的大禹高大形象面前，水利大员们反衬出何等卑劣自私、猥琐丑恶！这足以说明鲁迅是有意识地用古人的伟岸映照出“现代人”的萎缩来。真善美与假恶丑确实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两者相反相成，相得益彰。“一边是庄严地工作，一边是卑鄙与无耻”。鲁迅在第三部分描绘了“大员们”的种种丑态后，便以鲜明的对照，描述了大禹出场时的情状：

局外面也起了一阵喧嚷。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卫兵们大喝一声，连忙左右交叉了明晃晃的戈，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什么？——看明白！”当头是一条瘦长的莽汉，粗手粗脚，怔了一下，大声说。

卫兵们在昏黄中定睛一看，就恭恭敬敬的立正，举戈，放他们进去了，……寥寥数语，鲁迅把大禹和他率领的治水大军历尽艰险、战天斗地的伟岸形象，逼真地表现出来。接着，作品描绘了大禹与官员们在治水方针上激烈斗争场面，他坚定地说：“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尽管“静得好像坟山；大员们的脸上也显出死色”，用沉默来表示对抗；“一个勇敢的青年官员”吼着说：“这是蚩尤的法子！”“一位白须白发的大员”甚至用孝道逼迫大禹收回成命，然而，他用钢铁般的誓言回答：“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大禹治水的正确决策，来自调查研究，来自人民大众，必然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小说的第四部分主要写大禹治水的成功。鲁迅虽然没有在大禹治水的经过方面费笔墨，但读者完全可以从鲁迅用白描的手法描述大禹胜利回师的情景中想见他所作出的牺牲、他的谦和亲民、他得到民众的拥戴：

一个半阴半晴的上午，他终于在百姓们的万头攒动之间，进了冀州的帝都了。前面并没有仪仗，不过一大批乞丐似的随员。临末是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黑脸黄须，腿弯微曲，双手捧着一片乌黑的尖顶的大石头——舜爷所赐的“玄圭”，连声说道：“借光，借光，让一让，让一让”，从人丛中挤进皇宫里去了。

就这样，鲁迅运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大禹形象，促人亢奋，促人勇进。

第二篇：鲁迅《理水》分析

《理水》是鲁迅改编的中国传统神话大禹治水的故事，却隐晦深刻地联系现实，塑造了大禹以及其他协同治水的实干家，文化山的只有空论的学者，昏庸的官员等鲜明的有指向性的形象。

第一段,写治水前的情况。先写舜爷的百姓遭到了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百姓们淹在水中,过着苦难的生活。,舜决定把治了九年水不见效的鲧充军,让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这些都与神话故事中的情节一致，但和写作时间结合来看又另有所指，一种看法是，本文写作时间1935年，鲁迅写《理水》前两年的1933年,黄河决口达五十多处,淹没了冀、鲁、豫等省六十多个县,受灾人口达三百多万。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不顾人民死活,以“视察”,“贩济”为名,从中渔利,更加残酷地搜刮民脂民膏。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曾揭露过这种“大水,饥荒”的现实。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中,更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宣扬尊孔,演奏“韶乐”,祸国殃民的罪行。当时,江南一带十四个省大旱,江、浙、皖三省受灾面积达几千万亩,仅安徽一省灾民就有几百万,浙江余姚还发生农民争水互殴致死的悲惨事件。鲁迅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残害人民的种种惨状,感到极大的愤慨,对灾区人民的痛苦生活,表示无限的同情。《理水》中舜爷的百姓在“洪水滔天”中挣扎的惨状,实际上正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缩影。而后面的内容更包含了鲁迅对现实的讽刺。“文化山”上的学者讨论暗指一九三二年十月北平文教界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等三十余人向国民党政府建议明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我国东北，华北也正在危殆中；国民党政府实行投降卖国政策，抛弃东北之后，又准备从华北撤退，已开始准备把可以卖钱的古文物从北平搬到南京。江瀚等想阻止古文物南移，可是他们竟以当时北平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没有重要性为理由，提出请国民党政府从北平撤除军备，把它划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区域的极为荒谬的主张。他们在意见书中说，北平有很多珍贵文物，它们都“是国家命脉，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是断断不可以牺牲的”。又说：“因为北平有种种文化设备，所以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一旦把北平所有种种文化设备都挪开，这些学者们当然不免要随着星散。”要求“政府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一切军事设备，挪往保定。”（见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北平《世界日报》）这实际上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同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理论”如出一辙。当时国民党政府虽未公开定北平为“文化城”，但后来终于拱手把它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古文物的大部分则在一九三三年初分批运往南京。作者在“九一八”后至他逝世之间，曾写过不少杂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主义，对所谓“文化城”的主张也在当时的一篇杂文里讽刺过（参看《伪自由书·崇实》）。本篇在“文化山”的插曲中所讽刺的就是江瀚等的呈文中所反映的那种荒谬言论，原文中有的宣扬反动的“遗传学”,说什么“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并据此推断,鲧治不好洪水,禹当然也治不好。也有一个唯心主义的“考据学家”,则根本否定禹的存在,以至考据出“`鲧,是一条鱼”,“`禹,是一条虫”的荒谬结论。此时,他们声嘶力竭地否认华夏有治水的人才,这和当时国民党御用文人崇洋媚外,毫无民族自信的鼓吹何其相同。鲁迅先生意味深长地指出:这批吃的是飞肱国运来的面包的学者,又是腐朽官场的宠物,他们乃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特产。正

因为这样,他们才会毫无民族尊严、民族自信,才会这样断然否定在中国可以崛起民族自救自新的力量。这些人在特大洪灾面前无动于衷,不关痛痒,言谈举止十分荒唐。更有甚者,他们乘机大肆咒骂劳动人民都是“愚人”,宣扬“上智下愚”谬论。其中几个所谓学者，是以当时文化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模型的。例如“一个拿拄杖的学者”，是暗指“优生学家”潘光旦。潘曾根据一些官僚地主家族的家谱来解释遗传，著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书；他的这种“学说”和欧美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人种的“学说”是同一类东西。又如鸟头先生，是暗指考据学家顾颉刚，他曾据《说文解字》对“鲧”字和“禹”字的解释，说鲧是鱼，禹是蜥蜴之类的虫（见《古史辨》第一册六三、一一九页）。“鸟头”这名字即从“顾”字而来；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顾颉刚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歌谣研究会工作，搜集苏州歌谣，出版过一册《吴歌甲集》，所以下文说鸟头先生“另去搜集民间的曲子了”。

乡下人对禹的解释是禺的简体字，有根有据的反驳了学者。“禺”《说文解字》：“禺，母猴属。”清代段玉裁注引郭璞《山海经》注说：“禺似猕猴而大，赤目长尾。”据《说文》，“禹”字笔画较“禺”字简单，所以这里说“禹”是“禺”的简笔字。

在这一段里,小说对“文化山”上的“学者”的面目,作了维妙维肖的刻画,同时,用“乡下人”踏实、机智、勤劳的形象进行生动对比,更显出这些“学者”的丑恶嘴脸。实际上,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文人以及“正人君子”、“洋绅士”、“土绅士”们的有力揭露和抨击。

第二段,写治水活动的开始。先写舜爷派来“胖胖的大员”和“穿虎皮的武士”,威风凛凛地到达了灾区。他们吃的好住得好，只能听到学者们的不实之言，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想听也听不懂，如“面包是每月会从半空中掉下来的”,“鱼也不缺,„„很肥”,“那些下民„„有的是榆叶和海苔,„„味道倒并不坏”,“榆叶里面是含有维他命的,海苔里有碘质,两样都极合于卫生”,还有什么“饮料呢····一万代也喝不完。可惜含一点黄土,饮用之前,应该蒸馏一下的。”接着描写了“大员”们“传见下民的代表”的可笑情状。这班大员可以“不办公，也不见客”,但却兴致勃勃地“在最高峰上赏古松,山后面钓黄鳍,一直玩到黄昏”。好一副官僚老爷相。里在“传见”下民代表时,群众互相推诱,“做代表,毋宁死!”生动表现了大家对做代表的严重恐惧心理。广大灾民从长期痛苦的经历中体会到,见了官,除了加重灾难之外,是得不到任何益处的。官民之间的阶级对立是何等严重。可是,“下民的代表”最后总还是推举出来了。但去反映情况时,他同样也没有反映受灾的真情,什么“托大人的鸿福,还好”,什么“我们是什么都弄惯了的,吃得来的。”当他受到几句称赞时,就受宠若惊,得意忘形地说:“我们总有法子想。比如水苔,顶好是做滑溜翡翠汤,榆叶就做一品当朝羹„„”云云。这一副令人作呕的阿谈奉迎相,满嘴唾沫四溅的谎言,多像当时国统区的一些所谓的“国民代表”。这些“学者”、“下民”的“代表”反映灾情的结果,当然丝毫没有也不可能减轻灾民们的苦痛。《理水》中,鲁迅用文化山的下民代表形象,又一次向我们展示了病态社会中不觉悟群 众精神上的愚昧麻木,对他们在反动统治下形成的精棒枷锁,如:遇到灾难临头时心做代表去见官相间的冷漠;陈述灾难时的自欺欺人及传达官员吩咐时的二重性格等等,也进行了嘲讽,又一次向我们强调了他“改造国民性”的主张。鲁迅在这里也同样是以“袁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严肃态度指出,这种愚昧的精神状态,恰恰是反动黑暗统治者赖以顽固地守旧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是最容易受黑暗势力所利用的。

第二段，借用大人们也无心听，无心为百姓做事的形象，学者的不实之言同“国民代表”的形象深刻地讽刺当时昏庸的官员，趋炎附势的学者、百姓。

第三段,写禹的到来。这段着重描写了禹的治水方针与反动官员们之间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段先写大员们“考察”回来,“休息了几天”,“大排筵席”,着重刻画了他们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情形。“一边是庄严地工作,一边是卑鄙与无耻”。在描绘了群丑的情态以后,紧接着,作者以强烈的对比,描述了大禹到来时的情状:“局外面也起了一阵喧嚷。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这简捷的几笔,把大禹和他所带领的治水大军历尽艰险为治水而奔忙的伟大形象表现出来了。“黧黑”,“黑瘦”,“黑脸”均是形容夏禹及其一同治水的人们,他们这些人坚定、坚决,正是他所谓的“拼命硬干的

人”,是“中国的脊梁”。大禹等“闯”入局里的气概,轩昂的姿态,正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战天斗地威武形象的写照。写禹太太追上来寻找丈夫而不得进见表现了大禹毫无私利,带头遵守法纪的精神。禹太太在门大口“骂”丈夫,这一“骂,固然说明了她对丈夫的伟大精神不理解,更重要的是,“骂”,恰恰是更加有力地表扬了大禹,说明他“走过自家的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具有一心为大众解除水害谋求福利的伟大品德。

作品通过叙述大禹和官员们之间的一番对话,生动地表现了在治水方针上尖锐激烈的斗争。“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大约是大模大样,或者生了鹤膝风罢,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展现了他豪迈而壮美的形象!禹到了以后,不讲任何虚伪的客套,而是立即查问灾情,表现出他心里想的、说 的和做的,都是治水。他坚定地说:“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这几句话,千净利索,斩钉截铁,铿锵有声,力重千钧!大厅上许多大员就不支持,不表态,消极怠工;有的以反动“孝道”来阻挠改革,有的“愤激”地骂禹是“蚩尤”的法子,还有的想以亲戚关系动摇他改革的决心。尽管群丑们如何阻挠, 但“禹一声也不响”。最后,禹“微微一笑”,然后以不可动摇的誓言宣告:“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第三段，写出了大禹的决心和官员们无用的阻挠。

然而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写出他向往的“民族的脊梁”的同时,又写了瓦解这些英雄的一群庸众,使大禹他们“真诚努力,牺牲,都成了表演而消失了意义与价值。

第四段,写大禹治水的成功。小说并没有仔细铺叙大禹治水的经过,只是用“景况日见其繁盛”,说明治水见了效。小说画龙点睛地写了关于禹爷的新闻传说,特别是夜里化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说明禹为了治水,足阱手服,昼夜苦战,流尽了血汗,付了很大代价,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作者采取白描的手法,生动描述了大禹治水成功后回师的情状: ····

一个半阴半晴的上午,他终于在百姓们的万头攒动之间,进了冀州的帝都了。前面并没有仪仗,不过一大批乞丐似的随员。临末是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黑脸黄须,腿弯微曲,双手捧着一片乌黑的尖顶的大石头„„

这就是治水成功“地平天成”以后的大禹形象!禹还是保持着他那种可贵的“土气”:“粗手粗脚”,“黑脸黄须”,“乞丐似的”,既没有居功自傲的神态,也没有因功得赏的表现;所不同的,由于出外治水多年,“腿弯微曲”,患了关节炎后腿弯变得有些畸形了。小说在结束前,描写禹与舜的一段对话,叙述大禹治理国家大事的主张,补叙用“导”的方法治水的经过,以及自己 对家庭、婚姻、孩子问题的看法。小说最后写到“皋陶也和舜爷一同肃然起敬,低了头叫百姓都要学禹的行为”,并以“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作结,对大禹作了崇高的评价,有些研究认为本文是在写大禹的中国脊梁精神。然而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写出他向往的“民族的脊梁”的同时,又写了瓦解这些英雄的一群庸众,使大禹他们“真诚努力,牺牲,都成了表演而消失了意义与价值。能看出《理水》的结尾则具有颠覆力量，那个在人们口中众说纷纭的貌如乞丐、一脚老茧、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实干家大禹，回京后“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在庸众和昏官的包围下，成了特权阶层的禹的硬骨头被软化了。“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一切照旧，禹似乎并没有将他的实干精神投入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去，社会上的广大百姓仍过着蒙昧的生活，官员们依旧昏庸。一切如旧的现实是对大禹英雄形象最强有力的消解。不难想象，禹以后的生活将在一片太平的平庸中度过，尽管他也许不会面对后羿那样的生存困境，但二者完成英雄壮举后堕入平庸，被庸众软化的命运却是何等的相似，透过羿和禹，我们仿佛看到了魏连殳、吕纬甫的影子开始时革命、维新，有着实干家和革命家的风范，可是最后却不得不与旧世界、旧观念妥协。鲁迅将这些英雄们拉下神坛，还他们以凡人的面貌，对他们的崇高性和正义性进行了无情解构与反讽。在这些群小的重重围剿中，大禹终于做出了某种妥协，维持着所谓的“太平”。尽管《奔月》和《理水》中的庸众们并不像《补天》、《铸剑》和《非攻》中那样成为导致英雄悲剧的直接动因，但他们却像无数把软刀子，消磨着英雄的斗志。后羿和大禹的形象与女娲、黑色人、墨子的形象互为对照和补充，显现了鲁迅生活的时代英雄们的某种困境: 或者被自己所为之奋斗的庸众所利用乃至杀害，或者在庸众的合围中被逐渐同化。

鲁迅把古代事件拉到现代，把神话中的英雄变成平凡卑微的现代人，把禹还原为平常人，有平常人的甘苦，也有平常人的弱点，以平凡作为标尺来构建大禹的人物个性，实现了对荒诞的超凡表达。当禹作为一个胜利者回到京城时，自然成为被众人看的对象，这是鲁迅小说经典的看客模式，“百姓们在宫门外欢呼、议论，声音像浙水的涛声一样”。正是在“万人传颂”中，大禹治水的真实奋斗被故事化了，成为供人鉴赏的荒诞无稽的谈资。而在“万头攒动”间，大禹本人也以“高明的表演”供众人效仿，在充当残忍的娱乐的材料下，一切英雄真实的行为，变得毫无意义。开始禹的行为异常积极、活跃，却是孤独的，而最终在现实中失去了平衡。英雄早期的孤独与末期人们的效仿相互对照，奠定了小说荒诞的基调。《理水》取得了违背历史文本的荒诞效果，这恰恰与现实世界的各种不合理不谋而合。为此，我们会发现，在荒诞艺术的驱使下，鲁迅始终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出乎意料的《理水》的结尾，正是作品的精妙之点，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它使读者不致沉醉于荒诞的情节中，而是从其背后去窥测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和人情世态的冷暖炎凉。

《理水》的语言表达方式也独具匠心，造成了小说叙事话语的碰撞和语境的不谐和。细细回味后，不难从作者荒诞的表达中，领悟到个中寓意。在鲁迅的语言表述中，尧舜的天下不仅有满嘴外语以做学问谋生的学者，还有幼稚园、飞车等古代根本不存在的事物。鲁迅有意将现代话语和事物植入到古代的时空环境中，使时间错综交叉，呈现出非古非今、亦古亦今的特征，使文本的结构呈现出反讽的艺术形态。这种时空结构的反讽，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表现方式，同时体现了鲁迅对生命和生存的独特感知，是鲁迅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折射。

第三篇：鲁迅与果戈理

鲁迅与果戈理《狂人日记》比较

内容摘要：1918 年 5 月，鲁迅先生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而早在 1835 年果戈理就已发表过同名小说。德国大诗人歌德曾说：“各门艺术都有一种源流关系，每逢看到一位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吸收了前人的精华，就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 鲁迅先生在谈到对果戈理的借鉴时曾经指出:“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

1835年,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发表了著名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中国鲁迅的同名小说问世,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纪元。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去看这两篇小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们及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

一、两个狂人有着不同的深层含义

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典型, 是一个九品文官的小九品, 因为官职卑微而没有权利去爱其上司的女儿, 所以忧郁致狂。他的狂, 缘自官场上的大人物对他的轻蔑。

鲁迅《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 虽然也被诬蔑为疯子, 其实是一位反封建的战士, 是一位“ 五四”运动前夜黑暗大牢里率先觉醒的叛逆者的形象。他向封建主义发起猛烈的进攻, 对家族制度和吃人的礼教作了全盘的否定和彻底地批判。

二、狮子狗与赵家的狗 在两篇《狂人日记》中间，都出现了“狗”的意象。果戈理笔 下的狗有了好听的名字“美琪”，可以和人一样讲话、通信，被赋 予了足够的人性特征。鲁迅先生的小说中，“赵家的狗”共出现了四次，分别是“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以及“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

两篇小说都采用了以狗喻人的手法, 这当然是对封建奴才辛辣的讽刺和极端的鄙夷。果戈理借它来比喻卑驯的奴才、封建帮闲。这种狗, 媚态可掬, 奴性十足, 仰主人的鼻息，果戈理对狗仗人势、人狗同流合污的丑恶现实只停留在讽刺、嘲笑和揭露上, 而不想更没有付诸行动将这种社会怪胎彻底根除。在鲁迅的小说中, 曾经三次出场的赵贵翁的狗也不能简单视为畜类之狗, 而是隐喻嗜血成性的封建地主阶级的走狗帮凶。通过狂人的眼睛对狗的观察, 揭露了吃人者笑里藏刀的阴险狡诈!

三、结尾的哀鸣与呐喊

两篇小说都在结尾处点明了主题, 都喊出了“ 救救孩子” 的声音, 乍看似乎相同, 确实形同质异。果戈理所写的是一个单恋上司女儿的小官吏个人的悲剧, 所呼喊的是“: ———妈呀!可怜可怜患病的孩子吧!……”虽然果戈理笔下发出的也是被虐待者求救的呼声, 但却是可怜兮兮的哀鸣。他所倾诉的只是个人的痛苦和哀怨, 格调低沉。鲁迅的《 狂人日记》所控诉的是阶级压迫的社会悲剧。他发出的“ 救救孩子”的呼喊是直接面向社会的, 是为了拯救青少年, 使他们摆脱封建礼教的毒害和束缚而表现出来的对青年一代的热切关怀。这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战斗呐喊!鲁迅的《狂人日记》借鉴了果戈理同名作品的许多有益的方面,但又有创新。时代、个人经历、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因素决定了这两篇作品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品。从整体上看,鲁迅借鉴了果戈理《狂人日记》的许多地方,如日记体的格式、篇名等等,但鲁迅又有创新。从根本上看,鲁迅的《狂人日记》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从历史到现实,都是中国的;主题意蕴、人物形象、狂人与其周围人的心态,都是纯中国的;所用的白话语言也是接近当时中国人的口语的。因此,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一篇民族化的、“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

参考文献：

《比较文学》陈惇 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4，“意象背后的心理真实” ——鲁迅、果戈理同名小说《狂人日记》比较

姚怡婷

南京师范大学强化院

2011年三月刊

鲁迅与果戈理同名小说《狂人日记》比较研究 [J] 张雪花《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02期.鲁迅与果戈理《狂人日记》之比较[J]

王一玫

《科教文汇（上旬刊）》2006年第03期.

第四篇：浅谈鲁迅《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狂人日记》的关系

浅谈鲁迅《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狂人日记》的关系

摘要：《狂人日记》是鲁迅的一篇短篇作品，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果戈里也有同名作品《狂人日记》，本文将从比较文学角度，分析这两篇作品的异同。

论文关键词：狂人日记,社会背景,比较

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典型，是一个九品文官的小九品，因为官职卑微而没有权利去爱其上司的女儿，所以忧郁致狂。他的狂，缘自官场上的大人物对他的轻蔑。他们认为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与'高贵'的小姐恋爱，癞蛤蟆居然想吃天鹅肉！狂人当然难以接受残酷的现实，便对那个以官衔、权势和金钱为转移的黑暗社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迸发出不平之鸣：'我想知道我为什么是个九等文官？为什么恰巧非是个九等文官不可？'[1]可是，他只是一个沙皇制度的揭露者，却毫无推翻沙皇社会的意思。而且，作为主人公的狂人，其理想却是当西班牙皇帝，是一个失败了的个人主义英雄。

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虽然也被诬蔑为疯子，其实是一位反封建的战士，是一位'五四'运动前夜黑暗大牢里率先觉醒的叛逆者的形象。这里的所谓'狂'，是别有含义的。在'五四'时期和革命战争年代，'狂涛'、'狂飘'，象征革命的大风暴。例如，毛泽东同志在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写道：'国际悲歌一曲，狂飘为我从天落'；[2]历史上有许多反抗旧传统、离经叛道的人被视为'疯子'，如孙中山，就曾被人叫做'疯子'。鲁迅笔下的狂人，是被封建制度迫害而发狂，是'官逼民反'。他向封建主义发起猛烈的进攻，对家族制度和吃人的礼教作了全盘的否定和彻底地批判。狂人毫无遮掩地揭露说：'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都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3]用'吃人'两个字来概括封建道德和封建制度，这是何等尖锐有力！何等深刻彻底！鲁迅的狂人具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直言无忌，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魄，对封建礼教来了一次大扫荡，对封建统治者的反动嘴脸进行了尽情的揭露。揭露他们伪善，耍两面派，'话中全是毒，笑里全是刀'。他们'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装满着吃人的意思'，他们'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以便'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一旦吃人的阴谋败露，他们就以'从来如此'诡辩，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狂人当即反驳：'从来如此，就对吗？'，这个强烈质问，力重千钧，给荒谬绝伦的封建旧传统以致命地一击！

鲁迅的狂人不仅是旧制度的叛逆者，而且是未来社会的预言家。他提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这个新的社会理想，为中国和人类的前途发出了热烈的呼吁和期待，像轰雷掣电，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这意味着作品主人公所憧憬的未来社会绝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彻底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一种崭新社会，正像鲁迅在《故乡》中所向往的'应该有新的生活，文学论文发表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是一道火光，照亮了人们理想的前程。这种新的社会理想的提出，是革命彻底性的一个标尺，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新时代才可能有的。尽管当时还有点朦胧，却是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跨越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信号。

二、背景比较

这两部同名小说创作时所处的社会背景非常类似。首先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有很多近似的国情；而其次是两位作家的思想观念可以说是息息相通的。果戈理在他的《狂人日记》中深刻地描绘了俄国社会现实的黑暗，反映和表现出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这一点正与'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新文化运动文将鲁迅的血骨一脉相承，与鲁迅'为人生'、为社会、为祖国的文艺观不谋而合；这两篇文章在表达方式上也极为一致。鲁迅叹服果戈理的'写实'本领，从这里找到了自己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和最佳方法，以便从根本上揭露出社会黑暗的本质，'引起疗救的注意。'两者的不同点，或者说鲁迅的超越与创新在于，鲁迅的《狂人日记》在主题思想的表达、人物形象的刻划和艺术风格的体现上更胜一筹。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对俄国官僚等级制度的揭露和鞭挞虽然有力，但不是针对整个专制农奴制度；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暴露了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毒害，而且矛头直指整个'吃人'的黑暗社会。更深刻！俄国狂人是个卑微、猥琐、只关心'我' 的小人物，最后只能无助地向妈妈发出悲泣；中国狂人是位'真的猛士'，他经过社会学家般的认真研究，发现这千年的历史便是一场人肉筵席，发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这救世主般的呐喊。更英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以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的内容，作者在揭露讽刺官僚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时，对小人物也只是一般性的揶揄；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悲剧贯穿始终，荡气回肠，类似'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的剖析直刺要害，更犀利。

三、结尾形同质异：一个可怜哀鸣，一个战斗呐喊

两篇小说都在结尾处点明了主题，都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声音，乍看似乎相同，但思想深度却有极大之别。果戈理所写的是一个单恋上司女儿的小官吏个人的悲剧，所呼喊的是：'---妈呀！可怜可怜患病的孩子吧！......'。虽然果戈理笔下发出的也是被虐待者求救的呼声，但却是可怜兮兮的哀鸣。他所倾诉的只是个人的痛苦和哀怨，格调低沉。鲁迅的《狂人日记》所控诉的是阶级压迫的社会悲剧。他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喊是直接面向社会的，是为了拯救青少年，使他们摆脱封建礼教的毒害和束缚而表现出来的对青年一代的热切关怀。这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战斗呐喊！这是'五四'运动前夕开始的打倒封建礼教的宣言书！这是鼓舞和激励青年们向封建礼教进军的号角！它犹如一声报春的惊雷，石破天惊，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两个狂人都有作者各自的投影。果戈理生活在一个社会转变的时代。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贵族革命性减弱了，民主主义的革命力量还处于萌芽状态。由于时代、阶级和世界观的局限，他的作品只能停留在对旧制度的无情揭露上。他找不到出路，因而也不可能写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的思想与果戈理大相径庭，他的思想处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虽然他也曾有过短暂的苦闷和彷徨，但从总的方向上看，却是一直前进向上的。在革命的道路上，他积极参加现实斗争，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严格解剖自己，而最终成为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与果戈理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说果戈理代表的是正在成长壮大而仍带有软弱性的俄国资产阶级的要求，那么，鲁迅代表的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革命时代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仅就他们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来分析，也可以看出两人在思想和创作上的本质区别。鲁迅本人在比较了两篇同名作品之后指出：'后起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的确，80多年以后出现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尽管篇幅不到果戈理的一半，而在表现社会内容上却要广阔得多，在反封建方面要坚决彻底得多。它提出的不是任何个人遭遇的问题，而是要改变整个社会的问题；它所触及的不是封建制度的枝节，而是整个封建制度本身。正因为主题命意的不同，作者的思想高度不同，所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从主题、内容、风格到具体的艺术形式所揭示的生活场景，都比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更宽广、更丰富、更深刻，它充满着我们民族文学的独创精神和民族风格。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出现'使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

参考文献：

[1]转引自郑克鲁编选.外国文学作品选（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杜，1999.599

[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29

[3]鲁迅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82

第五篇：鲁迅与比较文学（定稿）

鲁迅与比较文学

徐晓云

摘要：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作家与比较文学结缘的，鲁迅是极为重要的一人。他不但从中外文化比较入手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思想，而且始终以比较的眼光看待各种文化现象以及自己所从事的各种文化活动。本文主要从西方哲学、文学两个方面对鲁迅的影响展开论述。

关键词：鲁迅 比较文学 进化论思想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作家与比较文学结缘的，鲁迅是极为重要的一人，受西方哲学、文学的影响，他不但从中外文化比较入手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思想，而且始终以比较的眼光看待各种文化现象以及自己所从事的各种文化活动如创作、翻译、批评与研究等。

一、西方哲学对鲁迅的影响

在中国思想史上，严复是“认真地、紧密地、持久地把自己与西方思想关联在一起的第一个学者”（史华兹语）也是最早从总体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思想家之一，他抓住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命脉，将西方文化精神归结为“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在思想上为后人吸收西学开辟了方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影响很大。

鲁迅的思想深受严复影响，他在南京与日本求学期间系统读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社会通诠》等许多著作，并且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和文化思想，尤其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朝花夕拾·琐记》中谈到，他在南京城南，花500文钱买了一部白纸石印的厚书——《天演论》。翻开一看，——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

一个新鲜奇异的世界就这样被打开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唤起了鲁迅的生命自觉意识，引导他进入高层次的思考，西方“新学”成为鲁迅智慧与激情的原动力，表现为激进的思想、奔放的感情以及强烈的行动欲望。

1902年，鲁迅留学日本，作为“西学东渐”的中转站，日本也是中国有志之士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开展进步革命活动的“自由港”。日本的七年求学生活使鲁迅广泛接触西方的哲学与文学，形成了他以文学救国的思想。对于西方文化鲁迅奉行的是著名的“拿来主义”原则，在进化论中他接受了历史发展的观点，而摒弃了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从而保持了一个思想家的自主与独立。更重要的是鲁迅将自己接受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实践，在进化论“青年必胜过老年”的观点影响下，几十年如一日的支持青年的进步，真正做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可以说进化论对鲁迅的影响是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仅成为鲁迅世界观的基础，而且为他的中外文化比较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二、西方文学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鲁迅非常重视文学比较，对世界文学的介绍、摄取与融化，是鲁迅文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形成鲁迅独特的思想、文化素质的重要因素。《摩罗诗力说》与《文化偏至论》是鲁迅介绍、评价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重要论文，也是中国近代比较系统的评价西方文艺思潮的论著，他认为“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一个民族能否获得文化上的自觉，关键在于能否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反观自身。地域的阻隔，农业文明造就的封闭环境使中国人一直以文明古国而自诩，在对西方文明缺乏了解的情况下，盲目自大；在被西方列强的枪炮攻破了国门之后又一味的妄自菲薄。鲁迅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总体上是一个普遍进化的过程，也是各种文化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近代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政治、经济的失败，也是文化竞争的失败。它表明中国文化本身存在着某些缺陷，不仅仅是器物制度上的，更主要是在人的精神层面，即国民精神。据许寿裳回忆，1902年鲁迅在日本弘文书院读书时，就常常与他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原因何在？”等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人缺乏的是“诚”和“爱”，后来又将劣根性归结为“瞒和骗”“卑怯”。认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徐旭生与鲁迅讨论时认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听天由命与中庸，大约是惰性的缘故。鲁迅回答说“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自我安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对国民性的批判在创作中是揭示了国人精神的贫弱、人格的萎缩，最显著的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阿Q正传》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同时中国国民的愚昧、麻木需要“別求新声于异邦”，把那些能够真正纠正中国文化本体偏枯，激发个体精神力量的东西引进来。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而各种报刊和杂志争相译介西方近代的各种文艺理论特别是人道主义，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潮，由此刷新了中国旧文化的面貌。鲁迅认为西方文明的根底在于人的个性与精神，中国要与列强竞争，关键是立人。“是故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从“人的精神”层面揭示中外文化的本质区别，主张中国人应该在继承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学习世界先进文化，“五四”新文学基于启蒙精神，呼唤人的觉醒，追求个性解放，对国民的愚弱状态进行深刻剖露，鲁迅是其中最重要的奠基人和最杰出的代表。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被当时的青年认为是勇敢的反抗，鲁迅对这种反抗无疑是赞美与支持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伤逝》中子君的话曾经风靡一时。鲁迅的深刻在于他不仅写出个性主义的可贵，而且指出了个性主义的脆弱。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为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做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时说：“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伤逝》中的子君就是中国版的娜拉，她的命运形象地回答了出走的结局，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不彻底，鲁迅对于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命运思考比易卜生来得更实际更深刻。

作为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巨人，鲁迅创造了融民族性与世界性于一体的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文学。贯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深刻学养使鲁迅的作品取得极高的艺术成就，受果戈里、契诃夫、安特莱夫、拜伦的影响，他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浪漫主义手法交互使用，形成了一种融描写、叙述、抒情、讽刺、议论于一体的艺术风格，因此成为现代文学“散文体小说”“抒情诗体小说”的开创者。在小说结构方面，也表现出中西皆用的态度，在《呐喊》与《彷徨》中近代西方小说的“横切式结构”约占三分之二，而古典小说的“直缀式结构”则不到三分之一，可以说鲁迅的创作是深受外国文学影响又完全具有民族特点的创作。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学走出封闭奏响世界文学华彩乐章的历史背景下，重温鲁迅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贡献具有着现实的意义。通过对现代文学史上中外文学交流历史的回望，我们不仅了解了中国现代文学之路的泥泞与艰辛，而且重新认识了西方文化与文学影响下的民族作家与作品，从而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鲁迅 著《坟·文化偏至论》 2． 鲁迅 著《坟·摩罗诗力说》 3． 严家炎 著《鲁迅作品的经典意义》——《鲁迅作品集》序 4． 杨兹举 著《荒原野狼 鲁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作者简介：徐晓云，女，1968年出生，河北张家口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宣化科技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