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鲁迅与夏目漱石
他们，一个是处在本国进入帝 国主义内部相对安定时期的日本作家；一个是投身到社会伟大革命激流中去的中国作 家。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时代条件不同，作家本人从家庭环境到社会经历也各自不同，所有这些都使他们走着各自的道路，取得各自独特的成就。同时他们有着共同的特征也有着差异很大的地方。先从文学出发点来看，鲁迅的文学出发点，是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黑暗 中，燃起强烈的爱国热情，于是毅然弃医从文，成为勇敢彻底的民主主义战士，并针对 中国民众几千年来所受的封建压迫，希望借文学的力量，来唤起国人的自觉和清醒，使 之抗争；对于丑陋的封建卫道者，则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和抨击。而夏目漱石由于初入社 会即碰上了日本教育界的腐败与黑暗，作为一个充满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便开始以辛 辣的讽刺来发泄自己的愤懑和孤独。他的另一个重要出发点，则是对日本近代化过程中 处处效仿西方所表现出的担忧和对之进行的批判。两位作家的文学出发点有许多类似之 处，他们都站在不顺随时俗的立场上，重视精神的力量，具有敢于独往独来的反抗精神。但这种反抗精神又有不同之处。鲁迅的反抗是针对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思想，于是集中批判的锐器对吃人的礼教予以猛烈的抨击。他属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而夏目漱石的反抗则是针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邪恶群体的不满，在他的很多作品中，例如《我是猫》《哥儿》等中无不充满批判意识,提倡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观念，这使他成为真诚进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这也正是两人最基本 的区别。除此之外，他们都对自己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表现出深切的关心，创作动机也全在于指出各自民族所 面临的重大问题。两位都是具有明确而强烈的使命感的作家。鲁迅一直想借西洋的先进之处来挽救国家的危邙，无论是鲁迅的小说还是杂文，都是自觉地遵从 迫切要求新文化革命到来的人民大众的意旨，目的是使国人觉醒进而反抗。夏目漱石则 是停留在个人道义、自我尊严的角度，发出愤撼的抗议。以使人们意识的觉醒。总的来说，他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充斥了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同时也体现了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的使命感。
第二篇：鲁迅和夏目漱石
鲁迅和夏目漱石
王海
《山东师大外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第4期（总第13期）
摘要:鲁迅和夏目漱石分别是中日两国现代文学的象征性存在。本文试图通过鲁迅和夏目漱石的对比分析.揭示二者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异同.指出他们的个体体验及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鲁迅;夏目漱石;国民性;个人本位;余裕;西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1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36(2002)04-0050-0
3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近代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生于东京一个武士家庭.因家道中落.不受欢迎。少年时代的夏目漱石接受汉学教育.熟读“左国史汉”.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27岁东大毕业后一度在地方中学任教。1900年官费留学英国.在伦敦期间.亲眼日睹了“大英帝国”日趋没落的社会现实.痛感资本主义文明的种种弊端.孕育了“漱石文学”对日本近代文明开化的批判精神。1905年以《我是猫》为起点，漱石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至今.“漱石文学”仍以它深厚的思想性和高妙的艺术性.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1881-1936)出生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曾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1902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弘文学院、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过日语、医学。在仙台的第二年.由于 “幻灯事件”而弃医从文.以图改造国民劣根性。但其在日本的文学活动未获成功。1909年归国后担任过大学讲师、政府官员等职。1918年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从此以后.鲁迅的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先后出版了《呐喊》、《彷徨》、《野草》、《且介亭杂文》等专集.对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鲁迅和夏目漱石作为中日两国现代文学的象征性存在.“五四”时期和“明治时期”的文化旗手.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有着根木的不同.而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值得人们关注的。
首先是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起初都受过东方文化的熏陶.鲁迅在二味书屋.漱石在一松学舍各自打下了牢固的汉学基础.后来又通过留学而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使他们成为学贯东西的思想型作家。同时.他们又都属于大器晚成的作家.发表成名作时都己到了38岁的“高龄”。而且在他们最终确立文学作为其毕生的事业之前.都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一一年少时家庭的不幸、留学期间的屈辱和彷徨、理想破灭的苦闷、婚姻生活的不和谐等等。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切的个体体验.使之作品更具对社会的洞察力和表现力。
他们从事文学的动机是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他们都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文学是改造国民性.是疏通人民意志的好方法。谈到从事文学的态度.夏目漱石在给弟子铃木二重吉的信中说:“要以维新志士那种生死搏斗的勇猛精神来从事文学。”鲁迅也写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二
1906年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同二弟周作人等一起从事文学活动。当时.在日本文坛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主义文学。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鲁迅显然不满意自然主义对一些生活琐事的平白描写.而对反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一一夏目漱石的作品抱有好感.并把漱石的《挂幅》和《クレィグ先生》译介到中国。鲁迅非常看重漱石作品中的批判精神.为那种寓庄于谐的文明批判和社会批判所吸引.在潜移默化中受了漱石的影响。周作人曾回忆说: “豫才后来所作的小说.与漱石的作风并不相似.但那讥笑怒骂的笔锋实在很多是受漱石的影响。”
鲁迅还欣赏漱石“余裕”的创作风格.对漱石追求“低徊趣味”以很高评价。他曾一再谈到:人生、作文都要有“余裕”.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他认为中国文字与语言的一大弱点就是“急促”。因此.难以表现“从容与美”。可见.在鲁迅内心处.仍保留着对闲静、从容、洒脱生活、情趣的向往与追求。但是.冷酷的社会现实没有给他更多创作“余裕文学”的余地。
1900年.漱石带着儒家的伦理观和东方的审美意识留学英国.以期把握英国文学的真实面目，.因不得要领而困惑不己。后在好友池田的启发下终于从以他人为中心的立场中挣脱出来.建立了“自己本位”思想。它成为漱石世界观的核心.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主基调.其对日本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
19世纪末席卷全日本的明治维新结束了日本二百年的锁国历史.日本人看到了自身与西洋的差距。于是拼命吸收西方文化.积极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成果。结果.在短时期内.日本的国力迅猛提高.先后赢得了甲午、日俄两场对外战争.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但在精神层面上.当时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人们盲目崇拜西方文明.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而日本是一个野蛮的民族。有政治家甚至提出所谓“人种改造论”等荒唐的观点。舆论界也摇旗呐喊、推波助澜。黄遵宪在《驻日观感》中就此写道: “新闻纸中述时政者.不曰文明.必曰开化。”对西方文化不分优劣、全盘接受。然而.由此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也是明显的。日本整个社会处于文明失落、精神空虚、道德沦丧、历史虚无、文化迷失的混乱状态;而广大民众则随波逐流、无所适从.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夏目漱石从“自己本位”的观点出发.始终反对全盘接受西方文明的模仿论.对“日本人的身体加西洋人脑袋”式的文明病深恶痛绝。他在《我是猫》等一系列文中讽刺、批判了世俗对文明开化理解的浅薄.在《三四郎》中.则把日本描绘成一只在文明开化进程中迷失自我的孤独的羔羊。进而指出.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地割裂历史.一味崇洋媚外的做法是一种近视行为.是软骨症。日本终归是日本.日本有日本的历史.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特性.不能尽是模仿西洋。并非只有西洋是模范我们也可以为模仿。漱石不仅把“自己本位”思想作为自己的文艺观.同时还是他的人生观、世界观。1911年“大逆事件”后不久.日本政府要授子夏目漱石文学博十的称号.他坚辞不受.认为这是国家权利机构对学术的严重干涉.是强加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国策。
作家的命运总是同社会的命运相联系的。鲁迅与漱石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必然有所不同。“五四”前后是鲁迅活动的主要舞台.他的一切行为受制于此.他个人的历史价值首先由这一舞台的性质、所具有的历史特点来决定。当时.中国虽然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屈辱.但大多数国民仍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国民性的怯弱、懒惰使整个民族仍沉溺于夕阳无限好的文明余辉中.人们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表现了一个衰弱民族的虚弱与没有前途。这样.以满足现状与崇尚过去为主要特征的民族自大心理.严重地阻碍着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变革。鲁迅敢于直面现实.要求人们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短处.大胆地引进别国、异民族的优点与长处.主张“拿来主义”.以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击碎“华夏中心主义”的迷梦.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
由于产生鲁迅和漱石两位大作家的社会环境迥然不同.造成他们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夏目漱石在其作品中集中塑造了一批“高等游民”的形象:他们既不屑与现实同流合污.又无力同现实抗争.自觉与社会保持着一定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作者的看法.是作者的化身。《从此以后》中的主人公代助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他有着高于一般的思想.在精神上不为世俗观念所局限.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却不能参与社会实践.对其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心灵高飞着.身体却陷入泥潭.思辨与实践脱节.只能清议、空谈.不能行动.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这也是古往今来一切有抱负、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忧郁与痛苦;也是漱石在营造自己的艺术中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所包含的艺术人地.所追求的审美价值。漱石虽然清醒地看到了自我与近代文明弊端的尖锐对立.却未能意识到自身与资产阶级难以割舍的联系.不能产生鲁迅
51那样的自我解剖、自我否定的自觉意识.只能在“苦闷”中从内心走向更深层次的内心。“则天去私”代表了漱石的终极思想。
鲁迅文学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唤醒民众、改造国民性是鲁迅文学的基础.20世纪的中国是鲁迅活动的历史舞台.离开这些.就无法真正理解鲁迅文学的存在价值。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回顾自己从事文艺运动的动机是.“改变国民的精神”.创作小说的目的是.“利用它的力量来改变社会。”他认为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少有“余裕者”的形象.而是多描写农村生活和底层百姓.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较之漱石的“有余裕的文学”鲁迅多了积极干预、进取和自我解剖的精神。在鲁迅身上没有半点远离尘世、自命清高的文人气息.他时时刻刻处于时代政治漩涡的中心。鲁迅作品中的“自我”既闪烁着人类不断探索、追求的进取精神的光芒.又流露出把握不住人生的痛苦、不被庸众理解的苦闷。但他并未由苦闷而沉沦.而是由苦闷而自我解剖、自我否定.在痛苦中沉思;在彷徨中前进。
分别经过“五四”和“明治维新”洗礼的鲁迅和夏目漱石.既是思想家.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的社会的批判眼光;又是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而写作.决不会因为顺应世俗的要求而抛弃个性;还是“人生导师”对社会、人的心灵有着独特的观察与感受.追求理想的、健康的人性是他们作品的共同的主题.为社会、时代树立起生活的样板是他们共同自觉的使命。
参考文献
黄候兴，鲁迅——“民族魂”的象征，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山田敬三著，韩贞全译，鲁迅世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藤井省三著，陈福康译，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50014)
(责任编辑:韩贞全)
第三篇：鲁迅与夏目漱石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比较
鲁迅与夏目漱石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比较
杨世宇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濮阳457000）
中国教育与经济论坛
【摘要】本文就鲁迅和夏目漱石笔下二代知识分子形象的比较，折射出中日两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知识分子在双重的重负之下挣扎、辗转、不屈不挠地探索的历史。他俩的身上上以及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中日知识分子零乱而又不屈的探索身影。鲁迅和夏目漱石正是这两个民族新文化的代表。
【关键词】比较文学;形象;知识分子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影响比较还是平行比较“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是值得做的题目。在中国，最早论及鲁迅和夏目漱石关系的当是周作人所著的《鲁迅的青年时代》。周作人认为鲁迅创作中讽刺的笔致就颇受夏目漱石的影响。在日本，七十年代后，鲁迅和夏木目漱石的比较研究也有诸多论文和专著发现。的确，无论是个人经历、气质、心境以及在中日两国文坛上的地位，他们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在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青年时期，他们都接受了最先进的学堂教育，并出洋留学。在知识积累上，他们同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也都是在从事文学批评和大学教学多年后，在生活积累极为丰富的中年时期开始创作的。他们的可比之处，就在于他们都是两种文明夹层中的知识分子，他们联络着两种部不同社会的“中间物”。因此，他们既反传统，又在传统之中;既倡导西方的价值，又对西方的野心保持警惕。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和夏目漱石作为现代知识者必然是天然的孤独者和反叛者。这种孤独、反叛和探索，只能通过艺术家笔下的人物来表现。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第一代过度型的知识分子，更多地投上了作者孤独和反叛的身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和夏目漱石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化心态。
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道路都是在西方坚艇利炮的包围下开始起步的。开国以后，中日两国面临的不仅是西方强大的物质文明，而且更令知识分子感到异质的精神文明。西方的各种文学流派、哲学思想、社会理论都一窝蜂似地涌了进来，东、西方的文明毫不犹豫地发生了碰撞。面对着这种现象，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先觉者，他们首先感到的是弱国子民的悲哀。他们不得不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的冲突中进行反省和选择。可以说中日两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史就是这样一部知识分子在双重的重负之下挣扎、辗转、不屈不挠地探索的历史。鲁迅和夏目漱石正是这两个民族新文化的代表。在他俩的身上以及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中日知识分子零乱而又不屈的探索身影。
鲁迅和夏目漱石在如何达到人的觉醒的道路上看法虽然不同，但他们执着于现实生活中的人，在作品中不厌其烦地描写他们的悲愁苦乐、描写他们的不觉醒，以及醒来了无路可走的悲剧。他们都朔造了三代知识分子，分别是:
鲁迅:
1、清末辛亥革命前的知识分子(狂人、疯子、夏瑜、孔乙己、陈士成等);2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魏连
一、吕伟甫、N先生、方玄作、四铭、高尔基等);3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涓生、子君等)。
夏目漱石:
1、幕末明治维新前的知识分子(长井得等);
2、和明治社会同时诞生的知识分子（广田、松本、一朗、“先生”、健
三、哥儿、代助、《我的猫》中的一群知识分子等);3明治维新以后的知识分子(美弥子等)。
他们笔下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形象是一些被旧道德和旧学说扭曲了的形象，作者对他们的否定，就是对表现在他们身上的旧道德和旧学说的否定，以及他们所生存的社会的否定。
鲁迅和夏目漱石首先否定的是科举制度和武士制度。他们都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否定了科举制度和武士制度，揭示了由于这些制度而形成的道德、习惯、风俗对人心的毒害，使得知识分子人格变形，丧失了正常的生活能力和判断能力。
和科举制度、武上制度紧紧相联的是封建等级观念。这也是鲁迅和夏目漱石极力加以批判和否定的观念。鲁迅和夏目漱石描写了否定性的社会，否定性的人物，然而正是在对于这些人物及其生存的社会的否定中，又可能看出鲁迅和夏目漱石对于人和社会的正面理想与热切期望。这种人否定中获得肯定，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思想特点，构成了鲁迅和夏目漱石现实主义精神的共同性。
与第一代知识分子相比，第二代知识分子无疑是鲁迅和夏目漱石重点描写的对象。他们或是归国留学生，或是国内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在整个思想意识上他们是过渡型的，时间上也正处于中日两国社会历史进程的过渡性状态之中:旧的、沉重的、完整的封建传统正从他们身后渐渐消失，而新的、同样沉重和完整的新传统正在向他们靠近。
他们首先是本民族最先觉醒的人，他们的觉醒体现在他们是具有对现实社会的伦理体系给子批判性理解的人。他们批判的武器是个性主义和民族主义。夏目漱石的作品《我是猫》中以苦沙弥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聚首在苦沙弥的客厅里，高谈阔论，嬉笑怒骂，指斥社会，批评人生。苦沙弥们对明治社会以金钱为本位，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的关系进行了批判。在鲁迅笔下，魏连是声称要破坏旧的家庭，吕纬甫曾整日地议论中国改革的事，到神庙中拔过神像的胡子。N先生旱就剪了辫子。即使是那位“道学家”四铭也曾执心于新学。在鲁迅笔下整整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以后归属如何，他们觉醒过，抗争过。鲁迅和夏目漱石笔下的第三代知识分子是一群感受到现代文明更多的知识分子。按理说他们可以生活得好一些了。然而由于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充分和他们自身发展的不充分，他们同样感到举步唯艰，感到自己与当时社会的冲突和矛盾。鲁迅和夏目漱石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特别加以朔造的是个性觉醒和追求自我的女性形象。如:子君和美弥子，她们都是现代文化的知识女}h}。子君可以和涓生谈雪莱、易卜生、泰戈尔以及他们的作品。美弥子就更不用说了，她那不时冒出的一两句英语，常把=四郎搅得晕头转向。这种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女性，首先觉醒的感觉是: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除非她们自己愿意，强迫他们嫁谁是不可能的。
鲁迅和夏目漱石笔下的世界也有诸多的不同，仅以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些知识分子，作为两种文明夹层中的过渡人物，他们苦闷、彷徨。在夏目漱石的笔下，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一种文明的载体，如此而已。在鲁迅笔下，知识分子决不只是单纯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时身兼知识分子和社会改革者的双重使命。他们自觉地承担起劳动人民的苦难，他们的悲剧就决不是知识分子寻求自己道德上的“桃花源”而不得的失望。他们的失败要比之更惨得多。
第四篇：鲁迅《野草》与夏目漱石《十夜梦》比较论
鲁迅《野草》与夏目漱石《十夜梦》比较论
卢洪涛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10月第17卷第5期pp46-49
摘 要：鲁迅的《野草》受夏目漱石《十夜梦》的影响，无论在心灵的展示和梦境的营造以及象征手法的运用上，两位作家及其散文作品，都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共鸣和默契；但《野草》较之《十夜梦》，更显示出求索奋进的执著和抗争精神，也体现出鲁迅和夏目漱石之间影响与超越的关系。关键词： 鲁迅； 《野草》； 夏目漱石； 《十夜梦》
作者简介：卢洪涛（1954—）男，陕西省礼泉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鲁迅写于1924年 9月至1926年4月间的散文诗集 《野草》，以其独特深刻的心灵剖示和奇崛幽深的艺术风采，为国中现代散文创作提供了一个范本。《野草》的创作，主要取法于外国文学，而在对《野草》创作产生过明显影响的外国作家中，作为同出于东方文化沃土的夏目漱石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从接受与影响的角度，对鲁迅的 《野草》和夏目漱石的散文诗集《十夜梦》作以比较研究。
一
鲁迅是1902年4月赴日本留学的。留学期间，他接触并关注日本文学，并想通过日本文学的 “窗口”来烛照和窥视世界文学。鲁迅第二次留住东京，是在1906年以后，其时他已弃医从文。这一时期，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正是自然主义文学出现并走向高潮的时期。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曾引起鲁迅的注意，但对于自然主义的那种毫无思想光焰、只见平淡琐屑人生描写的作品，他实在不感兴趣。夏目漱石的出现立即引起鲁迅的极大关注。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汉学功底甚深，后留学英国，对英国文学也很有造诣，他对日本当时的文明开化持批判态度，主张以日本固有文明为核心，以建立日本的近代文化。夏目漱石是于 #-[/ 年以他的处女作《我是猫》而步入文学界，并一举成为日本明治文坛巨匠的。他一出手就与当时盛行文坛的自然主义形成明显对立，而远自然主义的鲁迅，便很自然地对夏目漱石以特别的亲近和喜欢。
在众多的日本作家中，鲁迅独钟夏目漱石，鲁迅早年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位日本作家即夏目漱石。据当时和鲁迅一起生活并合作翻译 《现代日本小说集》的周作人介绍：“(鲁迅)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看重其批评或译文，唯夏目漱石做俳谐小说 《我是猫》有名，(豫才)鲁迅俟各卷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曾热心读其每天在 《朝日新闻》上所载的小说《虞美人草》”。[1]
鲁迅和夏目漱石，不仅在文化批判精神上息息相通，而且在生活经历上也有一段纯属偶然的机缘。1908年，鲁迅兄弟迁至许寿裳为他们所租的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十号之七居住，这座房子恰恰是约半年前夏目漱石居住过的旧居。夏目漱石于1906年12月至1907年9月曾居于此处。在这间屋子里，夏目漱石写出了他进朝日新闻社之后的第一篇作品 《虞美人草》(1907年 6 月23日至10月29日连载于《朝日新闻》上也正是在这所房子里，鲁迅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所以可以说，鲁迅是在夏目漱石的精神影响下走上文学道路的。
二
历史往往确有惊人的巧合。1918年月，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狂人日记》发表于 《新青年》杂志，那年鲁迅37岁；夏目漱石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我是猫》恰好也是37岁。《狂人日记》是鲁迅历史文化批判和全部反封建创作的思想和艺术纲领，是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第一声振聋发聩的春
雷；也是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后，长时期的孤寂压抑而爆发的第一声石破天惊的呐喊。而《我是猫》则可以说是夏目漱石长期抑郁苦闷的自我变形和扭曲后的第一声呐喊。这就是说，两位作家在他们各自步入文坛之初甚至更早的时期，已不谋而合地取得了精神上的一致和心灵上的沟通。也正因为他们共同地是从恐惧不安的心理状态中起步创作的，所以一开始，他们的创作就都打上了忧郁孤独的心灵和时代的印记，这一印记几乎贯穿于他们创作的始终。而散文诗集《野草》和 《十夜梦》，分别作为鲁迅和夏目漱石的心程记录，也就必不可免地带上忧郁孤独的色彩了。
所以，对于鲁迅和夏目漱石这类杰出卓越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来说，孤独忧郁便几乎成了他们的同心理特征。而这种心理特征，都与他们相类似的人生境遇密切相关。当时，赴英留学回国后的夏目漱石，欲追求融东西方文化之精神为一体而建构新的日本文化，这一追求的落空和信念的破灭，使他顿然陷入空前的空虚惶惑和恐惧不安，这种心理状态导致他“精神变形”，对这“精神变形”的心灵独白，便产生了散文诗集《十夜梦》。而当时有感于“幻灯事件”认为改造国民性的最佳途径是文学的鲁迅，在人生际遇中亦连连碰壁。办《新生》杂志未成，各种美好的设计一个个终成泡影，还要迎接辛亥革命失败的重大打击„„漫漫长路，上下求索，其孤独寂寞的心理历程，直到二十年代中期便都凝聚和诗化在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了。可见，夏目漱石的《十夜梦》和鲁迅的《野草》，虽诞生于不同作家手中，但它们的内在精神却存在着某种相通和接近。
《野草》是鲁迅心灵的史诗，它相当真实地记录了这位刚正不屈的勇猛斗士与黑暗壁垒独战抗争的悲壮愤激的心灵旅程。《野草》的悲剧精神体现了鲁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悲壮情怀，体现了他勇于承担自身的历史使命，在灾难和荒诞中确认自我，在毁灭和虚无中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在对 “大痛楚”的玩味中!《复仇》(二)获得对人生和现实世界的批判的严肃冷峻态度和执着战斗精神。
鲁迅是执着的。他的执着在于，他坚信只要有他在，这世界就不会是完全黑暗的：“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这种“与黑暗捣乱”同黑夜肉搏的执着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影的告别》等散文诗中。“影”敢于面对苦难和黑暗，敢于承受荒诞与虚无。“影”不愿敷衍生活，它憎恶现实，凡是有它所不乐意的事物的地方，不论是天堂，地狱，还是未来的黄金世界，它都不愿去，而宁愿独自远行，被黑暗沉没。“影”充满了伟大的牺牲精神和高尚的救赎精神，充满了“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的地方去”的父辈精神，充满了“要更看重现在，无论怎样黑暗，却不想离开”[2] 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鲁迅又是清醒的，他清醒地意识到客观现实的残酷：冰谷般的阴冷(《死火》)，腊叶般地被遗弃(《腊叶》)，自我牺牲后的被羞辱和驱逐(《颓败线的颤动》)，以及连“狗的驳诘”和人“死后”都毁誉难辩的世情„„所以他提倡执着的不妥协的韧性战斗精神，他把自己的情感投注于殉身黑暗的 “影”，燃尽自身的 “死火”，化为泥土的“腊叶”，为光亮而献身的“小青虫”以及为爱和恨而显示生命飞扬极致的 “复仇者”，在十字架上殉难的耶稣„„
《十夜梦》无疑也是夏目漱石的心灵的史诗，它记载着这位文化启蒙战士的心灵世界的恐惧惶惑和“精神变形”的痛苦不安。夏目漱石的“梦”到处充满着不安和不确定。《梦四》描述一个法力无边的老爷爷向“我”许诺将手帕变成蛇。“马上就成”的许诺诱使“我”跟老爷爷来到河滩走进河水，老爷爷渡河，我独自站在那里，一心等待着老爷爷会变蛇给我看，但老爷爷终究没有从河里上来，我只能永远等待。《梦五》中的“我”战败被俘，临死前，只求一会心爱的女子，那女子纵马前来相见，“我在草地上等待她来”但女子竟连人带马在喔喔鸡叫声中坠入深渊，原来是恶魔模仿了鸡叫。又是一个悲惨的落空的期待。《梦九》同样写的是一个凄婉悲惨的故事。于**年代丈夫离家出走而杳无音讯，妻子不知丈夫早已为浪人所杀而在家里不间断地祈求神的保佑，祝愿丈夫早日平安归来。孩子反复追问父亲何时能回，母亲反复回答孩子 “就要回来”。这无疑还是一个更为悲惨的落空的期待。这种 “落空的期待”构成了 《十夜梦》的主题基调。
一部!野草》，一部《十夜梦》，一个执着倔强的战斗，一个悲惨落空的期待，这标志着两位作家对人生命运的期待与探索。鲁迅的探索虽虚无而实有，虽绝望而不乏希望；而夏目漱石的期待则是落空的期待，绝望的希望。至此，也就更进一步看得出鲁迅与夏目漱石之间的既相联系又有所超越的辩证关系。
三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鲁迅与夏目漱石在散文诗创作上所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的特征亦即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用梦幻境界来表现心灵世界。
在 《野草》和 《十夜梦》中，鲁迅和夏目漱石着意寻求的是一条通往更深层次的心灵世界的路径，是自我心灵世界和现实世界叠印而成的 “第三样世界”即象征的世界——— 梦幻境界。他们在梦境中发现自身及人类因境的根源。以梦境去参与生活和倾诉心曲是中外许多作家常常采用的艺术手段，而这种艺术手段最适合于散文诗创作，所以常为散文诗作者所偏爱，因为它能给散文诗涂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使原本就以哲理和诗美融和见长的这种文体更增添了悲凉、深沉和朦胧的美。在夏目漱石和鲁迅的散文诗里，写梦和象征是紧密衔接合而为一的艺术手法，两位大师都通过梦境来作象征表现，借以加强哲理意味很浓的散文诗的形象性和抒情性，使之更加丰富厚实，并达到精神的抽象和概括的作用，以显示非凡的心理深度和心灵色彩。
在《十夜梦》中，夏目漱石直接写了十个梦，于是《十夜梦》就成了夏目漱石营造的一个完完全全的百分之百的梦境和艺术整体。而 《野草》也是鲁迅创作中写梦最集中，最执着、最自觉的一部作品。在二十三首诗篇中，涉及梦幻的就有十三篇。如果说 《十夜梦》是由十个“纯粹的”梦境组成的艺术整体的话，那么《野草》也是由一个宏观的长梦“过程”组成的艺术整体。从梦的审美角度出发，我们发现，《野草》的宏观结构具有相当完美的总体设计和整体构思。它体现了鲁迅独具匠心的艺术创造。《野草》以《秋夜》入梦 3其中体现了花、叶、枣树三个秋夜之梦]，以 《一觉》终醒，整部诗集显出梦与醒的前后呼应，从而构成了一个宏观的长梦结构，暗示着鲁迅自 #’.!年 ’月至 #’.)年!月这一段独特而艰难的心理历程。再深入分析一下，这个宏观长梦的内在逻辑发展演进的轨迹也是极为清晰合理的：首篇 《秋夜》刚入睡的几个梦零零星星，时断时续；第二篇《影的告别》才比较集中地做了一段梦，内容也开始由外在景物转向自我心灵；接下来出现较长的间歇，连续 [ 篇没有写梦，到了第十篇《好的故事》才又续上；第十一篇 《过客》又出现一个短暂的间歇，接着便是真正执着而深沉的梦的高潮出现了，第十二篇 《死火》及其之后连续绵延七个完整的梦，均以“我梦见自己„„”开头，这以后才慢慢复苏，黎明到来了，白天到来了，梦者还有点朦胧混沌，直到黄昏，才 “忽而惊觉”，于是末篇《一觉》，长梦苏醒。如果用睡眠自动监护仪来扫描这长梦的整个过程的话，那我们肯定会发现记录图纸上所显示的睡眠生理曲线极符合人类睡眠与梦的运动规律。这里需要特别提示一下，有一个极易被忽略但又实在不容忽略的事实，即鲁迅曾就学于日本帝国仙台医专，曾接触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对于人类睡眠状态中的思维即潜意识活动及其结构形态乃至梦的活动规律，不但是了解的，而且是熟知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鲁迅在设计和营造 《野草》宏观长梦结构的整体构思的过程中，始终是自觉和清醒的，甚至可以说他是以异常冷静乃至近似科学实验的态度来安排 《野草》的结构的。事实上，鲁迅《野草》长梦做得十分清醒和自觉，它没有朦胧的面纱，也没有温馨的场景，所有的却是残酷黑暗和阴冷恐怖的现实。在《野草》长梦中，我们看到的是 “冷的夜气”、“星的冷眼”、“被现实击碎的好的故事”、“遭遗弃而化作泥土的腊叶”、“走向坟墓的过客”、“开胸剖腹的死尸”，以及 “全体冰结的死火”，“老衰寿终的战士”、“废驰失掉的好地狱”、“颓败线的颤动”、“死后的难堪”、“淡淡的血痕中”等等。这一系列各具特色但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的意象体系，生动曲折地反映了现实世界的黑暗残酷以及与之抗争的倍加艰难，并给人以之强烈的感官刺激，使人顿觉毛骨悚然和惶恐不安。这是 “梦醒了无路可走”的鲁迅痛苦心态的真实写照，是他对被 “淋漓的鲜血”所浸透的惨淡的人生和残酷黑暗社会现实的心灵的透视和折射。这 “很长的梦”做得如此张驰有致和跌宕多姿，结构得如此缜密严整和滴水不漏，除鲁迅而外，别人是做不到的。在这奇崛幽深甚至虚幻荒诞的长梦中，包涵和蕴蓄着鲁迅那特有的博大精深而丰厚沉郁的伟大心灵的思想历程，也显示了鲁迅那鬼斧神功般独特卓绝的艺术创造力。
《野草》的梦境描写，是以人在睡眠状态下的潜意识活动即梦的生理活动规律为线索而结构的首
尾合一、张驰有序、波澜起伏、跌宕多变的一个梦的长卷，是一座由象征语汇和形象载体负载的梦的象征世界，它忠实而真诚地展示了鲁迅那 “用诗的语言写成的心灵史”。相比之下，《十夜梦》的梦境描写则显出别样的艺术风采，它更侧重于将现实主义和寓言故事交织结合在一起，在寓言故事形象体系中抽象出象征和哲理，主人公在清醒地、平心静气地，不厌其烦而又娓娓动听地诉说着他做过的 “恶梦”，并注意渲染梦中的恐怖，以及恐怖中的绝望。每一个梦都是一个故事，一个象征，十个梦象十颗珠子，用 “失落”这根线索串联在一起，组织成一个“串珠项链式”结构的艺术整体和梦境世界，以探索人生命运和生命的隐秘，表现夏目漱石的心灵发展史。两作家对梦境的艺术结构和艺术选择，也折射出他们对社会、人生、自我的理解和把握上的程度差异，这就是：一个由执着抗争而终于新生，一个则由期待忍从而导致幻灭。
鲁迅和夏目漱石，作为特定时代的伟大作家，他们都认识到，在特定条件下，描写梦境是一种借虚幻以寓真实的艺术手段，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真实。所以，创造梦境与写梦便成了他们认识和把握以及表现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他们将梦幻的生活通过文体手段表现出来，其特点都是联想、变幻、象征，暗示、想象、隐喻、时空颠倒、时序错乱，闪烁不定、甚至荒诞不经。更重要的还是“梦境最值得注意的外在特征就是做梦的人总是居于梦境的中心。”[3]这样，梦的痴语便可成为心灵的自白，梦境的现实也就成了自下而上的现实。这一特点在 《十夜梦》中得到了艺术的体现。十个梦都是“我”做的，作为做梦人，“我”始终居于 “梦境的中心”。《野草》也不例外，九个梦除《影的告别》而外，全都是以“我”“居于梦境的中心”的。
《野草》和《十夜梦》的梦境描写中所表现的鲁迅和夏目漱石在散文诗创作的艺术表现上的一些共有的特点，除上面所论述的几个方面外，他们都把具体的写实手法与总体的象征表现十分巧妙地结合来，使生活形象充满象征意味，又使象征意象显得真实可感，他们都注意立足细节来表现虚幻，依据形象本性去展开荒诞，他们都不失时机地在自己的梦幻世界中点化那种超人的精力，以加强期待的落空或现实的残酷的悲剧性色彩。他们都将带有神秘色彩和悲剧象征意味的但丁的游地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心理世界的严酷拷问融进了自己的散文创作以期在更深层面上挖掘和展示自我心灵的悲剧性进程。他们都在写作中弃浮华躁动而求质朴厚重，以拙胜巧，以静制动，等等。从而使《野草》和《十夜梦》得以放射出同样耀目的光华而照耀世界近代文坛。
总之，《野草》和《十夜梦》是鲁迅和夏目漱石的心灵史诗，两位作家在他们精心营造的那一个个迷离幻变和多姿多彩的梦境世界里，真诚地倾诉和表白了他们共有的博大复杂的心曲，深刻地表现了他们各自的苦闷矛盾的心态和反抗叛逆的命运，给人们以空前的审美享受和人生启迪。
参考文献：
[1] 周作人.鲁迅青年时代 [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1.[2] 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6.[3]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86,518.
第五篇：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心理背景探析
夏目漱石对鲁迅的影响 中文112班 胡逸超
二十世纪初，夏目漱石（1867—1916）与周树人（1881—1936），一个是业已声名显赫的日本文坛巨子，一个是苦闷敏感的异国求学的弱国青年，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奠基者，曾在东京西片町一所华美而典雅的住宅里先后住过，这是日后对中日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两位文坛巨子一次不经意的、但又不完全的邂逅。
最能说明鲁迅与夏目漱石直接发生联系的文学事件莫过于鲁迅在日留学期间直接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两篇作品，这两篇作品为《挂幅》和《克莱喀先生》。它们被收录在周氏兄弟合译的出版于1923年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里。就在该书的后记里有着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极高而又精到的评价，他说，“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做，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湖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鲁迅对夏目漱石的评价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它最直接地证明了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了然于胸。
对于文学的超功利性认识，鲁迅与夏目漱石的看法也是不谋而合的。夏目漱石在中篇小说《旅宿》中一改《我是猫》中泼辣的风格，倡导一种超功利的“非人情”的艺术主张，他在《文学论》第二编第三章里给“非人情”做了这样解释，“可称为‘非人情’者，即抽去了道德的文学，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的分子钻进去的余地。诗意确实是堕落的，但并不能以此着重断定它是不道德的，非人情即从一开始就处于善恶界之外。”夏目强调的是文学与道德无关这一艺术特性。然而，周树人之所以会接受这一理论的影响，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的厌恶和对于梁启超等人‘昧于文章之意’，‘惑于裨益社会’的不满，故很自然地会欣赏这种美学观念。因为，鲁迅对艺术的娱乐特性和审美本质的认识是以一贯之的，他早年听章太炎授课时私下就不满于章氏将学说和文学混淆起来，他说：“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在教育部时他对美术本质的看法也是基于这一认识的，“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系。诚言目的，此其正解。”就连后来提倡木刻运动时，他也还说，至于“为什么要绍介呢？据我个人的私见，第一是因为好玩。说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经，但我们钞书写字太久了，谁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会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那岂不是更其好？”好玩成为他要介绍木刻的首先的原因。可见对文艺的超功利性的认识，鲁迅是向来如此的。
在东京与鲁迅朝夕相处的周作人及日后翻译鲁迅所著小说史略的日本学生增田涉的回忆文字也明确地提到了鲁迅所受的影响。周作人回忆说：“此外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名曰《我是猫》，假托猫的口气，描写社会情状，加以讽刺，在日本现代文学上很是有名，鲁迅在东京的时候也很爱读。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它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增田涉的回忆与周作人的回忆极为相似，他应当说是参考并借用了周作人的说法，他在《鲁迅在日本》一书中这样写到；“鲁迅后来所写的小说的作风，与漱石的作风也不相似。但那嘲讽之中的轻妙笔致，则是颇受漱石的影响。至于那深刻沉重之处，则来自果戈里和显克微支。”
鲁迅与夏目漱石虽知道文艺的真谛在于其非功利性，但他们又都有一种参与社会，批判社会的倾向，在明治时期，自然主义风靡文坛，个性卓绝而又感情激烈的夏目漱石与鲁迅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他们内心必然反感那种无视作家主观性一面发扬的自然主义写作方式，不约而同地选择功利性和批判性的立场来从事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鲁迅倾心于夏目漱石继承并发扬光大的二叶亭四迷开创的批判现实的文学传统是不足为怪的。
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看，鲁迅与夏目漱石两位作家都生活在本国由自我封闭的封建制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历史转折时期。“五四”运动和明治维新，分属中国和日本在外在的逼压之下不得不告别沉重的过去，走向现代化的一次艰难选择，在这个转折期里，经济、文化、政治、思想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门的洞开，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进行了直接的面对面的碰撞，这一方面带来了文化交流的新奇和兴奋，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文化文锋的紧张和痛苦。
虽然中国的“五四”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他们有着各自的特点，加之鲁迅与夏目漱石分别在这两次重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参与的方式不同，这都决定了鲁迅与夏目漱石在分别写作《野草》和《十夜梦》时所产生的抑郁和苦闷的原因各各不同。
鲁迅以新文化思想运动主将之一的身份作为这个变动时代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他转眼间又面临着新的失败，“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
在这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鲁迅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来写《野草》，自然沉痛而抑郁。
夏目漱石生于1867年，即明治维新（1868年）前一年，“五四”运动虽比明治维新晚将尽五十余年，但夏目在1905年写他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我是猫》时，已是明治38年了，他也已经38岁，不同于鲁迅的当事人身份，夏目漱石是以一个后来者的身份来观察明治维新的成果，这时明冶维新“肤浅的文明开化”恶果这时已有所呈现，在夏目漱石的眼中，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维新后的日本却处处是丑恶和堕落。
先看社会生活层面，按理说，明治维新可称得上是日本国的一次凤凰涅槃，但夏目漱石看到的却是一片黑暗和混乱，一个封建主义余毒与资本主义恶瘤交叉感染的社会。在小说《后来的事》中，夏目漱石借代助之口对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的“一片黑暗”进行了反思和抨击，“你问为啥，这不能怪我，要怪社会，广而言之，是日本对西洋的关系决定着我不能有所作为。„„整个日本不管走到哪里都看不见一寸光阴，眼前只是一片黑暗。”一种失望和忧惧占据了夏目漱石他本来就神经衰弱的心理，所以他的第一部小说《我是猫》就借猫眼对明治以来社会进行猛烈的批判和揭露，小说一针见血地写道：“我现在明白了使得世间一切事物运动的，确确实实是金钱。能够充分认识金钱的作用，并且能够灵活发挥金钱的威力的，除了资本家诸君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人物了。”
1911年，夏目漱石在以《现代日本的开化》为题的演说中批判了这种外发式的畸形发展的日本文明，他“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开化’，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开化是‘内发的’，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日本的开化却是‘外发的’，是‘在与外国接触’过程中被迫转化的。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夏目漱石显然希望建设一种内发的成熟的日本文化，而现实又不能。
在这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夏目漱石以一个后来者的身份来写《十夜梦》，自然苦闷而迷茫。
从客观方面来说，鲁迅与夏目漱石同样生活在各自所在国近现代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由于“五四”运动自下而上的形式带来的不全面性注定了这场运动失败的结局，从而构成了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其中的鲁迅的心理阴影。而明治维新自上而下的形式造成全方位的颠覆的同时，也带来轻率和片面，这给以后来者身份审视维新成果的夏目漱石带来了一种思想困境。
困境中的批判型知识分子：进击与遁逃
知识分子一般被分为人文型（从事人文社会科学）与技术型（从事自然科学），前者主要涉及人的情感、伦理、价值体系等领域，注重建构人与人之间一套和谐的生存模式，而后者主要着眼于对物的真理、规律以及对智慧的追求（“格物致知”），寻求一种人与物之间便利的生活场景。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人文型知识分子一分为二，分为人文技术型（追求知识的客观性、独立性，比如文学学）和人文批判型（对当下现实做出反应），其实两者内在之间是有相通之处，但其表面上的差异却是迥然的。人文技术型主要从事日渐 “规范化”、“技术化”、“体制化”、“学科化”的人文学科，他们运用一些学术词语在自成体系的领域里进行着可操作性的“智力游戏”。而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则应“如鱼在水，冷暖自知”般地，时刻敏感着外界的点滴变化，以“铁肩担道义”的责任和勇气，独立不旁地感受、观察、描述、概括、批判当下社会的种种现状，担当着人类的良知和正义，并促成社会公正良俗的形成。
中外古今，无论是福柯所说的“万能知识分子”，还是萨义德所提的“业余知识分子”；无论是吉罗所说的“抵抗知识分子”，还是雅各布比所提的“最后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失志于“修齐治平”的“君子”，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仕”；无论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还是“为知已者死”的“士”，都体现了这种知识分子的一种走出一已之私域，心忧天下，关怀社会的可贵品性。
鲁迅与夏目漱石正是属于这种人文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究竟是敏感人物”所以，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这是鲁迅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这里批判正是他们的任务和使命。
与鲁迅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相对，还有一种“流氓知识分子”，冯雪峰回忆鲁迅说过：“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时是看不清他的主意的所在的。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 “他以为知识分子，表面上好像很革命，骨子里却仍是传统的，也崇拜外国人的主子，只要有势力。”这和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一致，所谓没有一定的主张，一贯是骑墙的姿态都可以称之为流氓的。类似的话他还说，“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因为鲁迅历来主张文人不应随和的，应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 “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他本人就是这样以身作则，以无畏的勇气独立特行，为人文批判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1914年，夏目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表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时，他强调首先要“发展个性”、“尊重个性”，并称“我毫无忌惮地公开说，我是个人主义”，但他也并非蛮横的个人主义者，他主张发展自己的个性的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个性。如果说鲁迅是当时中国文坛的一个另类的话，夏目漱石同样也是其时日本文坛的一个另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同属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个人意识的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
期待愈高，失望愈大，是为通则，鲁迅与夏目漱石参与现实的热情愈大，现实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愈深，《野草》与《十夜梦》正是他们各自与现实碰壁的结果，反思、苦闷、压抑、叫喊、迷茫无不浸透其中。
从主观方面来说，一个满腔激情的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在面临挫败时往往有两种选择，一是钻进丛林中，独自舔愈自己的伤口，以飞蛾扑火的精神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一轮的拼搏中，是为鲁迅；一是步入禅院，以期在静思默想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并希图以神性的光辉照亮内心的阴暗从而造就完美世界，是为夏目漱石。
总之，我们分别从客观方面（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主观方面（知识分子的禀性）两个角度进一步地了解到鲁迅和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为人和为文呈现出一些相似的风貌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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