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元军个人简介
王元军个人简介
字号:小中大发布: 2008-8-09 15:54作者: webmaster来源: 本站原创查看: 4774次1965 年生于山东莱西。1998年毕业于北京师大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9年在中华书局任编辑，1999—2001在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所做博士后，后留书法所任教至今。发表史学、书法学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论汉代文吏择取考核与书写之关系》获北京市文联第四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一等奖。出版学术专著《六朝书法与文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怀素评传》（三秦出版社2000年）、《唐人书法与文化》（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汉代书刻文化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等5部。其中《六朝书法与文化》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申请省部级课题三项。获首都师范大学十佳教师（2004）、等称号，入选北京市优秀骨干教师（2006）。主要讲授“中国书法文化”、“书法文献”、“行书”等课程。
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第二篇：李元军个人简介
李元军个人简介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李元军，男，汉族，1978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靖远县兴隆乡大庙村人，201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小学高级教师。
1987年8月～1992年7月在兴隆乡大庙小学念书，1992年8月～1995年7月在大庙中学上初中，1995年8月～1998年7月在靖远师范读书，1999年8月～2001年12月参加西北师大小学教育专业自考学习，2004年9月～2006年12月参加西北师大教育管理专业自考学习。
1999年3月～2003年7月在刘川华富光彩小学任教，2003年8月～2006年7月在刘川乡立胜小学任教导主任，2006年8月—2009年7月任刘川乡范窑小学教导主任，2009年8月～2010年7月任刘川乡范窑小学校长，2010年8月～2012年7月任刘川乡明德小学校长，2012年8月被任命为靖远县刘川慈济小学校长。
2001～2002学所任班集体被评为“白银市先进班集体”，2008年在靖远县第四届中小学生书信文化大赛中荣获优秀辅导奖，2009—2011学被评为县优秀教师，并授予“园丁奖”，2010年在甘肃省教育教学优秀论文评比活动中，荣获二等奖，2011年在第四届全国小学教学特色论文大赛中荣获二等奖，2011论文《浅谈小学学困生的转化策略》一文，达到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要求，并在中华教育科研论文、教案评比活动中，被评为一等奖。
2011在《中国教育科研与实践》发表论文《浅谈小学学困生的转化策略》；在《未来导报》发表论文《农村学校校本培训管理的对策思考》。
第三篇：陈为军个人简介
陈为军
资深纪录片导演
2000年作品《好死不如赖活着》获得多项国际大奖。《好死不如赖活着》获得： 2003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 2004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
2003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提名
2003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最高竞赛单元提名
在HBO等全球几十个电视台曾同一天播出，HBO的评语：SMALL FILM，BIG THING 2007年新作《请投我一票》入选200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
陈为军《好死不如赖活着》简介
陈为军作品
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 86分钟/中国/2001 第一个伸进爱滋病村的镜头，365天，框定一个农家小院的生命四季，五口人有四人感染AIDS，是生的吟唱，也是死的悲怆！获奖记录：
2003 Peabody Awards 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
GRIERSON 2004 The British Documentary Awards 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 One World 2004 The Rudolf Vrba Award for the best film in the right to Know Category Official Selection at 2003 Sundance Film Festival | World Documentary 获2003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提名 2003 IDFA Joris Ivens Competition 2003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最高竞赛单元提名 在HBO等全球几十个电视台曾同一天播出本片 HBO的评语：SMALL FILM，BIG THING 发行：现象工作室 Tel:86 10 86410742 Fax:86 10 62651640 Email:service@Fanhall.com Web: http://www.xiexiebang.com DVD内容：
影片：86分钟 中英文字幕 导演访谈 花絮 公益歌曲 零售参考价：15元人民币
合作网站：酷8娱乐网www.cool8.tv
陈为军自述：
“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做纪录片的人，对于做纪录片的心得和目的也同样是万万千千。我对纪录片的理解就是，我肩膀上的的摄像机就是你的一双眼睛，我镜头面前所发生的就是你通过影片所看到的。因为我背负着身后千万双渴求真相的眼睛，所以，我不愿意打扰、干涉镜头前正在进行着的生活原版，甚至不愿意为了画面美观加一盏灯光，或在镜头上装一片滤镜。“
《好死不如赖活着》简介
马深义一家住在上蔡县文楼村，他的家庭就爱滋病的受害者。他们一家五口人，有四人感染了艾滋病，只有9岁的大女儿是健康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讲述的就是这个家庭的生命故事。
影片的镜头从2001年的春末夏初开始，历经盛夏、深秋、严冬，一直到春节，近距离地拍摄了马深义一家面对爱滋病和死亡的人生经历。
夏至：马深义的妻子雷妹面对已经发病来日无多的现实，已经完全崩溃。在镜头面前，她时而歇斯底里地哭喊，时而神色飞扬地回忆自己当年结婚时的红火风光。马深义无奈地诉说自己对家庭和孩子的绝望。
大暑：小儿子马占槽因为艾滋病的关系一直在腹泻，已经消瘦了很多。口腔已经溃烂的雷妹已经遇见到自己过不了今年就要死亡，平静地面对镜头安排自己的后事。
立秋：因为弟弟的死亡和妈妈的去世，雷妹的病突然加重，这时的雷妹已经不能起床。每天躺在一个板车上，被马深义推进推出。秋日的下午，已经失去神志的雷妹躺在板车上，苍蝇在她的口里进进出出，她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
中秋：今年的玉米是个丰收年，小院子里的玉米堆成了孩子们的娱乐场，垂死的雷妹被拖到诊所打吊针，孩子们暂时忘记了家庭的灾难，欢乐的笑声飘荡在玉米堆上。中秋节的夜晚，劳碌了一天的马深义照顾自己的几个孩子。
霜降：在这个清冷的秋夜，草本植物的大限的节气中，雷妹去世了。面对妻子痛苦的死亡过程，马深义恐惧到了极点，他忍不住对着镜头诉说自己对死亡的恐惧。
立冬：雷妹死后的马家，因为家中少了一个痛苦挣扎的标本，重新归于平静。马深义对金钱的看法也因为雷妹的死亡开始有了变化。在上“五七”坟的时候，已经懂事了的马宁宁的哭声萦绕在初冬的田野上。
冬至：在雷妹百日坟的前后，下了一场大雪。这时的马占槽已经会走路了。
春节：马深义给自己的孩子买了过年的新衣，一家人暂时忘了艾滋病带来的痛苦，开始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我的朋友陈为军 作者:杨庐松
发布时间:2007-01-20 点击次数:1002
陈君为军，山东日照人氏，自父辈以上，世代务农。１９岁时到成都读大学，是第一次在大城市拥有床位。其人容貌粗犷，身强体壮，属典型的山东汉子；感情细腻，聪慧过人，估计由吃了四年天府之国的大米而来。陈为军现在武汉电视台当编导，理论上属于吃皇粮一拨儿的，但现在却以独立制片人的身份名扬海外，行走江湖。
陈为军与我是上世纪80年代在四川大学的先后同学，但在校时，我们并不认识。我认识陈为军，缘于我们的夫人，是大学时期上下铺的姐妹，听我太太讲他在读大学期间的种种奇闻逸事，便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好奇。比如说，当我们大部分莘莘学子都还在靠父母施舍的每月八百大毛艰辛度日时，这小子已经怀揣为女生寝室守大门而挣得的数百元巨资大肆挥霍了；而四川大学新闻系88级的男生，没有偿过这小子拳头滋味的，估计也属凤毛麟角；大学一年级就把现在的夫人骗入囊中，靠的却是为女生寝室守大门引发的一次以一男敌五女的吵架事件。事情听多了，想见识见识此人的想法也就愈发强烈。没想到，不经意间，又听说这小子因为拍了一部反映河南爱滋村、片名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纪录片，获得第63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把自己弄成了国际名人，也因此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于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的“恐怖”气氛中，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有了我们的第一次庐山会面。
有关这次会面，我已经记不起到底聊了些什么。现在回忆起来，对于我这一辈子到目前为止唯一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的国际名人，当时给我的印象也就是“Just so so”（不过如此）而已。倒是后来我们在武汉东湖边上毛主席官邸里的酒吧坐了三小时后离开时，他的那句“泡吧蛮累滴”的武汉话，至今让我想起来就忍俊不禁。真正让我感受到他魅力所在的，其实还是坐在他家里那简简单单却又硕大无比的客厅里，听他聊他在河南那个现在已全世界闻名的爱滋村拍片子的经历的时候。在此之前，我对“爱滋病”这个词的理解，仅限于从媒体上得到的简单的医学概念，从来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过，这个简单的医学名词所代表的恶魔会离我们的生活这么近，也没有想到在陈为军这个粗犷的北方汉子身体里竟蕴藏着这样强烈深厚、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精神。尽管在他的言谈中，对于拍这部片子所承受的艰辛与被误解只是轻描淡写的被一带而过，他谈的更多的是对人的命运的诠释与感悟，但我看得出来，在他所取得的无数荣誉光环背后，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与无奈。
我们再次真正会面，已经是今年四月他的片子在国内公开发行，他受出版商邀请来成都开讲座的时候了。之前的一些电话联系以及在北京的两次匆匆小聚，让我知道他并没有在成绩面前飘飘然，也没有在压力面前退缩。他目前关于泸沽湖民俗的片子、关于中国小学生民主意识的片子都已经完成了拍摄，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当我们坐在成都送仙桥边的蓉井一号餐馆，对着滔滔锦江水，品尝着蓉城美食的时候，他一边对我灌输享受生活，珍惜身体的人生哲理，一边就着小酒，全力对付已经是第三份的酱鸭子，完全对身边的鸟语花香和窈窕美女视而不见，让我想起了那句“泡吧蛮累滴”武汉名言。我问他下一步有什么计划，他说他已经确定要在六月份重走长征路。“那可是个大片子”，他盯着盘中不多的几片酱鸭子，微笑着摇头感叹。“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叫上我”，我也一边言不由衷的附和着，一边在心里祝他好运。
导演陈为军访谈录
2008-03-26 23:22:05 来自: 玉陌
我觉得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这一家，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的灾难，他们表现出来的最符合生命本质的一些东西。
开始我想得很简单
在上蔡县文楼，艾滋病疫情最早是由武汉中南医院一个白求恩式的老教授──桂希恩发现的，我跟他多年以来有很好的关系。
2001年四五月份的时候，他邀请了5个病人到武汉去，他的想法很简单，因为这5个人都同意面对媒体，他就想社会上能捐点款，给他们一些帮助。这5个艾滋病人里，就有我后来拍的马深义一家──马深义、雷妹和马占槽（片子里他正在学走路）。
在武汉的时候媒体都围着他们。我和桂教授关系比较好，能够和他们见得上面。我对马占槽印象非常深，因为我的孩子也不大，首先就想生命平等这个事。这样一个生命诞生出来，已经带了HIV病毒，HIV已经决定了这个孩子不会走远。他也是父母生下来，给他一块饼他可以吃饱，给他一口水他就不渴，整天可以乐呵呵到处跑。但慢慢地懵懵懂懂地他就这么死了，他其实非常无辜，完全无辜地在世界上走这么一趟炼狱之旅，对孩子来说非常不公平。
开始我想得很简单，就想把这个事做出来。他们的家庭也非常典型，马深义夫妻俩是病毒感染者，他们的3个孩子里面有两个也没能幸免，马深义的父母，他的哥哥嫂子也是感染者。我跟马深义讲，能不能拍个片子，拍你。他当时就答应了，把一个电话号码给了我，是他们村的一个公用电话。
我一次一次被逮
这个片子拍到中间的时候有好几次差一点就停了。遇到一些干涉，也说不上是什么部门。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检举一个记者就可以得到50块钱的奖励。我一次一次被逮了以后，就只好偷偷地溜进去，躲在他那个小院子里不出来。因为这个原因，片子里面几乎全部场景都集中在小院子里。马深义给雷妹上五七坟的时候，我跟着出去了一次，那次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另外就是春节的时候有一点外景，因为春节放假，工作组不在村里；还有大雪的场景，因为下大雪，村里的路很难走。
我每次去是从县城步行过去，要走个把多小时。基本上都是从玉米田里穿进去，到我那个房东家里以后，把机器装好，往化肥袋子里一装，找我的病人朋友先提到马深义家，我再从另外一条路偷偷地溜进去，最好装得像个农民。我的片子没有涉及到疫情，我就是拍了一个家庭。遇到阻力时，他们唯一的说法就是不能报道疫情，他们主要是按照这样一种说法在限制我。
一开始马深义喊我老陈，后来改口喊我陈大哥，就从他老婆死的那天。那天我是凌晨4点赶到的，当时就我和马深义两个人在尸体旁边，拍摄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6点的时候火化的人就来了，我就得躲起来。我当时说：“唉，雷妹死了很漂亮”，那是真心话，我看她受了太多的痛苦，她死了以后脸色反而非常好。第二天火化的人走了以后，我又过去，马深义就说了一大段话，讲她老婆死的过程。我觉得那时候他那种来日无多的恐惧已经压制不住了，他就想给我讲。恐怕只有在现场拍的人，才能感到那种雷妹死以后的气氛，再加上他那种话语，对任何一个人都存在的死亡的压迫，那是非常可怕的。
还有一段印象比较深。下雪天的时候去，马深义突然就说了一句：“听说得艾滋病的小孩只能活到4岁”，当时我就觉得，一个爸爸在给自己子女的生命划一条界限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对死只有过了上万遍的时候才能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我和村里其他人也有接触，交了一些朋友。我住在另外一户人家，他们也卖过血，是全采，检查过一次，说没有感染病毒。晚上我只要在那个地方住，固定的有五六个病号，吃完饭后找我聊天。他们不停地问我这，问我那，城里面吃什么饭啊，空调是个什么东西啊，他们很多人火车都没有见过。我接触他们时间长了，知道他们特别善良。他平常递给你一支烟，不会把烟卷给你拿出来，他把烟盒递给你。我春节在那个地方过，大年三十晚上，拍完了我就想回家，老婆孩子还在武汉呢。当时哪有车啊，他们村有一家有一辆农用三轮车，我那几个朋友一听我要走，就出去找那人把车子开过来，六七个人，一直送我到县城，帮我谈价，最后包了一个小面包，一直把我陪到驻马店，又连夜回去过他们的年。春节过去以后，等于一个小的轮回结束了。
纪录片到底该面对什么呢
有一个细节对我冲击很大，促使我把片子剪出来，就是现在片子最后，对马妞的一个采访。当时她站在门边，怀里抱着弟弟，妹妹站在旁边，我问她：“你怕不怕弟弟妹妹传染你啊？”她立刻说“不怕”，我接着问“为什么不怕”，她就不吭声了。我想剪出来，也是验证一下前段时间的拍摄。因为我的活动范围特别小，镜头特别单调，一直就在那个小院子里面。我想剪出来看看还像不像个东西。
开始剪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开头结尾，怎么样布局。还是受传统纪录片观念的影响，想剪一个情节出来，但剪出来以后更加支离破碎了。现在它的结构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用了农历的节气。我桌子上有个台历，每次我去的时间都标在台历上，我就发现我每一次去基本上都暗合了一个节气。雷妹，一个默默无知的农妇，是死在霜降，草本植物的大限；而夏至到大暑是天气最狂躁的一段时间，马深义的情绪也特别不稳定，因为雷妹躺在那儿，时时刻刻在刺激他，预示着他的未来。到春节，感觉上已经是相当平和的一家人，马占槽学会走路了，马妞也开始知道她妈妈的病。我也是在年初开始剪以后才发现有这样一个过程。后来片名叫《好死不如赖活着》也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我想人们很少有机会直面一个艾滋病人，更没有机会直面一个艾滋病家庭，绝对没有机会进入到有这么多艾滋病人的一个家庭，看看他们怎么样地去度过一个春夏秋冬。我想用我的眼睛，用XL1的镜头，让很多没有经历过这种灾难的人，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这一家，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的灾难，他们表现出来的最符合生命本质的一些东西。死对马深义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解脱。但是他没有，他还有孩子，他还要教孩子走路，给孩子吃饭。他们也知道艾滋病会死，周围就有那么多人在死去。他们只有对生命最简单的要求，像雷妹说的，只要有吃有喝就行了。
我最近又去了一次，马荣已经发病了，不行了。我还会跟着拍，如果没有很大的阻力，我会一直跟下去，开个头不容易。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几年以后，也许这个家庭只剩下马妞，她的亲人，像时空轮回一样，一个个都会走。这个片子能拍到这一个小孩把她家里亲人一个个都送走的时候，至少是五六年以后了。
我看现在国内的一些纪录片，基本都是伪民俗的东西，加一个环保或者山区教育的标签，从来不触及到真正的生活。还有一种就是翻故纸堆，用过去的老照片，老电影，再加一点貌似哲学思考的解说词，就成了再现历史的一个东西。在目前这些东西最保险，却也没有任何责任感，现在的纪录片到底该面对什么呢？
我关注的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如果有人说我这个题材取了巧，那可以把艾滋病的符号去掉，可以说这家人得了肝炎。那你还是可以感受到生命面临灾难的时候，人们本能的一些反应，还有人经过生命的磨砺最后坚持走下去的东西。
而我最希望的，是有那么一个好心人，为以后有可能成为爱滋孤儿的孩子，设立一个成长基金，让他们能够长大。
（根据陈为军口述录音整理）
陈为军说：“我想跟踪拍摄一个艾滋病人家庭，通过记录家庭成员陆续死亡过程中发生的事，反映生命的平等和尊严、母婴传播对生命的残酷戏弄。希望社会能够理解艾滋病人不是异类，他们比正常的生命更需要理解和支持。”
为拍此片，陈为军四次被抓被软禁并受到严厉的询问警告和上层的政治压力，差点丢失赖以为生的工作岗位。为了完成这部影片，他不得不多次装扮成一个农民，用化肥袋子装著摄像机，步行十里，胆战心惊地潜入村子，在其他病人和村民的掩护下，偷偷地进入要拍摄的家庭，然后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不敢迈出这个农家小院半步。
陈为军除了政治上的压力，同时得承受自己内心的挣扎，万一被艾滋病毒传染上了怎么办？从刚开始害怕被蚊子叮咬，后来因为吃了艾滋病人给他的黄瓜，并在咀嚼时咬破了舌头而恐慌不已，甚至想到如何给自己办后事，直到把镜头对着死去的艾滋病人，害怕得想扔下镜头逃跑。他想到可爱的女儿才刚上小学，他的妻子温柔体贴，一个完美的家庭很可能因此而支离破碎。他写道：我怕的是一个“死”字，这是一种对生命突然终结的恐惧。
2003年12月，《好死不如赖活着》被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选中，进入最高竞赛单元，参加“伊文思奖”的角逐。
2004年4月，在捷克布拉格第六届Human Rights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上，获得The Rudolf Vrba Award。
获得了2004第63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Peabody Award）这一美国广播电视界学术最高奖。2004年的12月份，《好死不如赖活着》在BBC播出的巨大影响，英国政府把当的英国国家纪录片奖GRIERSON AWARDS颁发给陈为军，这是这部纪录片得到的又一国际性荣誉
陈为军：纪录片上的寻真路
Posted by 08phliang On May2009
全框的眼镜，简单的T恤，普通的牛仔裤，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这些使小有名气的纪录片导演和制片人陈为军显得很平凡。可是在他平凡的外表下，是一颗不平常的、求”真”的心。
5月11日，陈为军带着获得多项国际电影大奖的纪录片《请为我投票》来到汕大，参加由我院和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美国电影协会合办的”东西·映像”第二届纪录片电影节。虽然最后影片因故取消播放，但这并不影响他用”真”的思想和学生真诚交流。
只为记录真实
《好死不如赖活着》让陈为军扬名独立电影界，然而当初拍摄主角马深义一家他只是想记录下文楼村艾滋病人的真实情况，从没想过会得奖。陈为军和学生交流时强调拍片子要无欲，心想太多名和利，拍一个镜头也要顾虑各方面，片子就拍不成。
当被问到是否能让被摄者重演真实发生过的事时，他很坚定地否定了。无论出于何目的，任何违反真实的事情都不能做，这是他的原则。
为了追求记录真实，陈为军是执着的，而且需要付出很大代价。
在拍摄《好死不如赖活着》过程中，当地政府对他实施压制，使他不得不在深夜进出文楼村。一次深夜离开文楼村时，陈为军在高粱地里迷了路，因怕被蛇咬死，他记录下自己的声音，交代家人自己死后要如何处理录像机里的素材。陈为军坦然承认自己怕死，但也很肯定地认为假如自己在拍摄过程中死了并不可惜。”这要看你对一件事情的渴求程度，当然你也知道风险在哪里，但总有一方会战胜······就算你活下来，你也就没有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做纪录片很孤独！很多时候只有你自己。
“但对纪录片情有独钟的陈为军并没退却过。他表示使拍片的经历就像读各种各样”人生的书”这种经历让他”生活得更清楚，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纪录片）越真实，就会有越大的伤害，对被摄者对我都是。”陈为军表示纪录片兼具启迪与伤害的效果，但这些也许能带来社会对被摄者的帮助，而自己也算是在做有益的事。
选题两要素：普通处理、普世价值
在陈为军眼里，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好选题是创作纪录片的第一步。
作品《请为我投票》吸引人的一点便是选题。新浪娱乐曾在对陈为军专访报道中表示这片子算是个异类。但陈为军遵循的却是”从普通故事入手”，他认为片子只是拍最普通的小学生班干选举，只是内容体现了引人深思的价值判断。选题的标准之一就是”不走极端，不要只想着拍五个眼睛的人”，同时他还记住”就算遇到极端的事情，也要把它处理成普通的东西。”
陈为军还强调拍纪录片时应结合多种文化，使选题具有世界参考价值。他以”计划生育”的选题为例：”计划生育的话题太敏感，而且只有中国人才看得懂。”因此这不是最好的选题。他希望学生们拍的片子”不要只给汕头人、广东人、中国人看，要给世界看”。
陈为军已完成了一部关于展现东京涩谷的青年人和老年人生活状态的片子，希望关注西方人们对青春期与老年期的对比和思考。日本是亚洲西化最厉害的国家，但其文化跟中国的一脉相承，陈为军觉得这从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到某个程度时，也许会与现在的日本相似，他认为这部片子对中国人将有所启发。
看纪录片应成习惯 说得流利普通话的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人员在电影节开幕式上帮陈为军翻译（王中杰 摄）
陈为军强烈呼吁学生多看纪录片并养成看纪录片的习惯。”看一个地域的文化，就要看它的纪录片。”他打了一个比方，香港在成龙的片子里面是治安混乱、黑社会猖獗的，然而香港实际上是个文明的城市。
不同于跌宕起伏的剧情片，纪录片少有很强的故事性。”纪录片从诞生的一刻它有非常严肃的使命，”陈为军说，”它叫’Documentary’，就是档案，档案有什么样的历史责任，纪录片就有怎么样的历史责任。”
陈为军鼓励大学应加强纪录片教育，更积极倡导学生自己创作纪录片，他说：”能够学到以求真的态度去做人，这个人就很棒了。不会被别人左右影响。”
第四篇：王莉个人简介
王莉：97届声乐专业毕业生。作为安徽合肥籍歌手，王莉的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一直在为家乡争得荣誉，已成为安徽的一面旗帜。现任现任空政文工团青年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曾获得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美声专业组一等奖，这是获此殊荣的中国音乐学院第一人、空军第一人、安徽第一人、合肥第一人。先后获全国“五个一工程”文化新人奖，国家广电总局金号奖，“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最佳新人，文化部全国艺术歌曲大赛演唱一等奖。担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成为文艺界最年轻的人大代表。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
王莉对声乐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感悟，歌唱事业中的创造性与灵感给世界带来诸多惊喜。作为第五代《江姐》的扮演者，王莉敢为天下先，用美声唱法将江姐的豪迈大气表现的淋漓尽致；在中国首部入驻国家大剧院的原创音乐剧《二泉吟》（前身为《茉莉花》）中，王莉成功饰演女主角阿莉，更是突破性的将流行唱法与美声唱法进行嫁接，获得业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其代表作品还有：意大利歌剧《贾尼-斯基基》（饰演：萝莉塔）、法国歌剧《霍夫曼的故事》（饰演：奥林匹亚-木偶）、中国歌剧《原野》（饰演：金子）；音乐作品《神话》、《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快乐海洋》、《蓝色爱情海》等；电影电视主题曲：《建国大业》、《生死托付》、《马石山十勇士》、《戈壁母亲》、《新结婚时代》、《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帘幽梦》等。
第五篇：王立夫个人简介
王立夫（1858－1931），字泽履。茅台酒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三家烧房――“荣太和”烧房的创始人之一。
自王立夫的祖父王振发经营盐业发迹始，王家成为茅台巨富。到父亲王用兵时，王家的“王天和盐号”遍及仁怀各地，王氏家族进入鼎盛时期。王立夫是独子，王用宾去世后，自然由他继承家业。他的田地大约包括茅台镇银滩坝子、仁溪沟、长榜、高榜、田榜上、黑庆子、河口、河沟、回龙湾、春树、安村坝等地。直到民国年间，衰落的王家土地仍延伸到毗邻的四川古蔺境内。解放初，王立夫的孙女王宗辉由于经济困难，曾步行到四川合江收地租。佃户爽快地交了地租，才说，已经好几年没人去收过租子了。
此外，茅台街上还有湾子头、下场、中街、新栈房等处商铺，另有油房、碾房、私渡等，也是王家的私产。因此，当时人们称茅台镇为“王半街”。
王立夫年轻时就开始学做生意，继承家业后，由于祖父王振发就与四川商家有生意来往，并以此立业，他也自然延续着祖辈的商路继续做着生意。到他手中时，盐巴生意已经不好做了，而茅台烧酒却因各路客商云集悄然出名，凡喝过的人都交口称赞，回程时还要买些带回去宴请、送礼.当时茅台已经有大大小小二十余家烧坊了。规模最大的要算贵阳华家的“成裕酒房”。王立夫的烧坊是祖辈传下来的，也是其中的一家，但规模较小，而且所酿酒主要是自饮 或请客送礼，只有少量出售。
王立夫看准了酿酒的商机，清光绪五年（1879年），他与习水人孙全太、中枢人石荣霄商议，合伙在杨柳湾开设烧房。王立夫以自家的烧房作价入股、另外两家各出二百两银子，每家取一个“字”，成立了“荣太和”烧房，由王立夫管生产、销售，石荣霄管账。没过多久，孙全太在习水的生意顾不过来，便以石荣霄账目不清为由要退股。孙全太退股后，酒房遂改名为“荣和”烧房。
“荣和”烧房的酒当时在茅台被称为“王茅”，这是因“荣和”缘于“天和号”王家烧房的缘故。华家的“成裕”烧房的酒则被称为“华茅”。“王茅”主要销往四川方面，这是王立夫的祖父辈经商的渠道和人脉关系的原因。“华茅”主要销往贵阳等地。这两家也是茅台镇产量最大的两家酒房，酒的品质也是最好的。
早期“茅台烧”的包装是用一种叫“支子”的容器盛酒。“支子”用竹片编成，再用土石灰加糯米、紫红窖泥、再加猪血合匀糊在竹篓上，后来才改成土陶大肚坛。民国四年（1915年），茅台镇的“荣和”、“成裕”两家烧房酿制的“茅台烧”被贵州省农商部选送，均以“茅台造酒公司”名义参加由美国倡导在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赛会”。“王茅”的柱形土陶瓶简陋、土气，参展后没有引起参会人士的注意。一个偶然的机会，才使参会人士对“茅台酒”刮目相看。那酒 的芳香彻底征服了评委，征服了所有参会人。“茅台酒”被评为世界名酒，并获得金质奖章，从此名扬天下。
获奖本来是件好事，但参展回来后，华、王两家为“茅台酒”的牌子打起了官司。两家都送了酒去参展，又都是以“茅台造酒公司”的名义统一送展，于是互不相让。时任贵州省省长的刘显世亲自签发省长令，作出裁决：王、华两家烧房均可用“茅台酒”之荣誉出品、销售各家酿制的酒，奖牌、奖状陈列于县商会。
王立夫曾任茅台民团大团总，而且富甲一方，在茅台镇威望很高。为此有人暗中打他的主意。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晚烧子时香的时候，土匪搭梯子从围墙翻进去，抓走了王立夫。土匪将王立夫供在用两张八仙桌搭成的台子上供“财神”，每天给饭吃，还定时烧香、磕头，不打不骂，就是要王家拿银子来赎人。王家没有办法，只好送去8挑银子，并将银滩坝子的田地抵出去，王立夫才平安回家①。
王立夫执掌家业后，恪守祖父王振发在世时立下规矩：做老实生意，诚信为人，乐善好施，深得地邻乡党好评。王立夫的夫人郭氏解放后才去世。她在世时念佛、吃斋，平是家里备有一个小药箱，周围邻居哪家的小孩有个小病什么的，她都要帮忙给些药，是出了名的善婆婆。王立夫的孙子回忆，有一次王承俊手下的人给他弄来了一麻袋青蛙，要杀来吃，说是补品。郭氏知道后很生气，叫人将青蛙全放了生。
1931年，王立夫病死，葬于茅台镇上②。建国后因为政府建学校，王立夫的墓便迁到河对面原酱园后的黄葛树旁与其父亲王用兵合葬。据当地老人讲：迁墓时，很多街坊邻居、王家过去的佃户都自发去帮忙。人们说，王立夫是穷人的好朋友，是我们大恩人。
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五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拟于一九一五年在加利福尼亚旧金山举办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全称是“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美国向全世界各国发出参展邀请。
茅台似乎注定与浩瀚的大水有缘，人类交流与沟通的欲望和壮志把新的机会带给茅台人。两次整修赤水河，让“茅台烧”进入长江，长江东去，直入大海，在海的那一边，一项更为浩大的水运工程正在展开。在当时，没有人想到，那正是“茅台烧”走向世界的一个关键机缘。
“王茅”入选参展时，正是王立夫、王少章经营着“荣和烧房”的生意。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酒送出去就算“交了差”。民国政府将荣和烧坊的“王茅”和成义烧坊的“华茅”以“茅台造酒公司”名义送展。
在极其严格的品评中，“茅台造酒公司”的酒包装虽然粗陋，但它的芳香征服了评委。茅台酒因此获得金奖，进入世界三大名酒之列。从此，茅台酒佩带着闪亮的金牌，带着令国人无比骄傲的神韵与风采，让世界一遍遍称奇、陶醉不 己。
获奖的消息传到茅台。王立夫等做梦也没想到，自己送展的茅酒竟会得奖，而且成为“世界名酒”。但是，奖牌停留在贵阳，迟迟未能到达仁怀。但历史有时候是顽皮的，历史永远要保留它的一份暧昧和含混。现在，它就把一个有趣的问题留给世人；拿回金奖的究竟是“王茅”还是“华茅”？是“荣和”的产品还是“成义”的产品？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据说送展产品中既有“王茅”又有“华茅”，经办其事的仁怀县官员考虑到两种酒同出一地，而且包装相同，虽然各自标有“荣和烧房出品”、“成义烧房出品”字样，毕竟“烧房”一词不合“国际惯例”，索性，官员们径自做住，将两家产品合为一个产品，生产厂家就定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外国人能理解的“茅台造酒公司”。
金牌谁属，不得不争，“荣和”与“成义”互不相让，仁怀县商会调停无效，官司打到了县政府。仁怀县知事覃光銮无法判断，一纸呈文送到贵州省公署。
获奖是喜事，喜事就该办得和美。一九一八年六月，省长刘显世对这桩迁延三年的官司做出裁决，省长公署令如下：
令仁怀知事覃光銮：
呈一件。呈巴拿马赛会茅酒，系荣和成裕两户选呈，获奖一份，难于分给，请核示由。呈悉。查此案出品该县当时 征集呈署时原系一造酒公司名义，故奖凭、奖牌谨有一份。据呈各节，虽属实情，但当日既未分别两户，且此奖品无从再领，应由该知事发交县商会事务所领收陈列，勿庸发给造酒之户，以免争执而留纪念。至荣和、成裕两户均系曾经得奖之人，嗣后该两户售货仿单商标均可模印奖品，以增荣誉，不必专以收执为贵也。仰即转伤遵照，此令。
中华民国七年六月十四日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