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期待更大突破

第一篇：农村税费改革期待更大突破

农村税费改革期待更大突破 ――山东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民负担问题调查分析

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主旨的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做出的重要决策，是我国农村的又一次重大改革。我省农村税费改革在2001年经过部分县市试点的基础上，于2002年在全省全面推开。经过三年的改革实践，各地实施情况如何、农民负担减了多少、乡镇、村基层组织运转如何？最近我们对我省4市5县的9个乡镇、9个村委会和90个农户进行了入户访问和问卷调查。通过调查，我们认为：我省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一些深层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税费改革还需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一、税费改革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这次税费改革力度大、政策落实好，农民负担确实减轻

从5个县（市区）的90个农户入户访问和问卷调查看，有95%的农户认为这次税费改革力度大，政策在当地落实好，从制度上堵住了基层“乱收费”、“滥收费”的口子，农民负担确实减轻。改革前的2000年90个农户人均缴纳各项税费95.56元；改革后的2003年人均缴纳各项税费56.67元，比改革前人均减少38.89元，减40.6%。再从全省4200个农户抽样调查情况看，2003年我省农民人均缴纳各项税费117.44元，比改革前的2001年减24%。广大农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负担的减轻，纳税积极性较高，真心拥护农村税费改革。

（二）税费改革规范了农村分配行为，理顺了干群关系，促进了社会稳定

改革前，基层干部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催粮派款上，工作难度大，群众有抵触情绪，干群关系紧张。农村税费改革，从制度上规范了农村分配行为，使农村税费征管工作和分配关系迈向规范化，较好地解决了征管工作中的“以债抵税”、“基层干部垫税”、“随意多收、以支定收、强行收取”和“农民互相观望而迟交赋税”的问题。基层干部从催粮派款中得到解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农民发展经济，干群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群众普遍反映现在“交得明白，交得放心”、“负担不重了，干部不凶了”。从本次调查的9个村看，没有发生一起因缴纳税费而上访的案件。从全省来看，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省连续3年没有发生重大恶性事件。

(三)税费改革规范了政府行为，强化了服务功能，促进了乡镇职能的转变

改革后，农税征管工作实现了由乡镇党委政府主导型，向财税、农业部门执法主体型的转变。这一转变从客观上加速了乡镇政权职能的转变。将直接管理乡镇集体经济活动的职能转变到落实各项政策、抓好行政执法、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强化了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功能。税费改革还促进了乡镇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从面上看，近年来，全省通过乡镇区划调整和机构改革，撤并700多个乡镇，精减分流3万多人；通过开展村“两委”交叉任职，减少村干部近10万人，大大减少了财政负担。

（四）税费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

费税改革后，土地面积成了计税的依据，农业特产税逐步取消，粮食比较效益低，农民为了增加收益，积极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比较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和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据统计，全省粮经作物种植面积之比由2002年的57：43调整到2003年的54：46，农业生产结构逐渐优化。

二、税费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及存在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农民负担仍然较重，隐性负担还没有涉及

从全国来看，由于我省是农业大省，农民负担是相对较重的省份之一。据统计，2002年，我省农民人均税费支出117.09元，比全国平均78.7元的水平，高出38.39元，是列黑龙江（239.06元）、吉林（139.79元）之后第三个高负担省份。同时，我省改革后的农民税费支出也高于全国税费改革前的2000年人均95.52元的平均水平，更明显高于相邻省份。

从与城镇居民的比较情况看，税负差距则更大。以我省农村税费改革为例，2002年的农业税税率不超过7%，农业税附加不超过20%，综合负担率大体为8.4%。从消费者角度比较，城镇居民工薪阶层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根据现行税制规定，个人月工资收入低于800元不征税(相当于年收入9600元)；月工资收入超过800元只就超过部分征税，如超过800元以上、1300元以下税率为5%，即月收入1300元(相当于年收入15600元)，只需纳税25元(年纳税300元)，负担率仅为1.9%(300元/15600元)。从经营者角度比较，城镇居民从事工商业要缴纳流转税和所得税，考虑到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规定和间接税的性质(即税负能够转嫁)，流转税忽略不计。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在所得不超过5000元时，税率为5%，其中经营者的工资性收入可税前扣除(年扣除9600元)，若考虑工资性收入因素，其负担率为1.71%[250元/(5000元+9600元)]。结论是：城镇居民年收

入在9600元以下不纳税，城镇居民工薪阶层年收入在15600元以下，个体工商户年收入在12600元以下，其税收负担率不超过2%。城镇居民无收入或低收入不纳税，农民不管收入多少，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纳税，城乡居民名义税收负担相差4倍以上。实际上农民负担的8.4%，是以农业总收入作为计税依据，总收入中包含成本、费用，若扣除成本费用，以纯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则农民负担率更高。

针对农民负担而言，费税改革关注的只是农民的显性负担，而对农民的隐性负担关注不够。城乡分隔体制是农民隐性负担过重的制度根源。农民隐性负担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了积累实现工业化所必须的资金而采取的以农补工的措施，持续到现在，全国通过剪刀差每年平均由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达1600多亿元人民币，农民人均负担205元人民币。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通过剪刀差每年平均由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达100多亿元人民币。二是农民进城成本仍然过高，并且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三是农民付出子女教育费、医疗等费用过高。在我们的调查中让农民按负担的大小排序，结果在有子女上学的家庭中无一例外地把“学杂费”排在了第一位。与此同时，医疗费用更是让农民望而生畏，城乡居民的收入是不同的，农民收入低，但在生病后却不能享受“公费医疗”。在农村，一人生病，导致全家返贫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四是农村基础建设等收费成为农民甩不掉的一大负担。从2003年开始的全省县乡村道路改造和建设，按省政府的规定是不允许向农民收取费用，但受各级财政经费投入不足的影响，在一些已进行乡村道路改造和建设的地区还是向农民收取了数量不等的建设费。据调查，有些2003年已进行乡村道路改造和建设村，平均每户缴纳的道路改造费近200元。

（二）乡村收支缺口较大，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隐患

税费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基层正常运转，但实行税费改革后，乡、村可用财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减少幅度最大的是村级财力。就乡级财政来说，改革后，新的农业税收入要比原来征收的农业税与统筹之和少。但因为乡镇机构改革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支出在短时间内不会大幅度减少，这就造成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内，收入相对减少而支出不减少的局面，加大了乡财政收支矛盾。在本次调查的9个乡镇中，有5个乡镇存在收支缺口，占55.6%；缺口金额达838.92万元，缺口最大的乡镇为296.5万元。就村级财务来说，收支矛盾更为突出。税费改革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和村办公经费，除原由集体经营收入开支的仍继续保留外，凡由农民上缴村提留开支的，统一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农业特产税附加方式收取，但附加比例最高分别不超过正税的20%。附加比例偏小，改革前后相比，村级收入减幅达到60%～70%，实现正常运转难度较大，除集体经济较好的村组外，大部分村组都在低效运转。乡村两级财政收入锐减，一方面农村义务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受到制约。从调查的9个村情况看，税费改革后，教育经费投入减少的有6个村，减少幅度最高的达75%，最低的也近20%；教育经费投入没有变化的有2个村，而增加的只有1个村。另一方面，乡村组织资金缺口较大，极有可能诱发农民负担的反弹。

（三）乡村负债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当前，我省乡村两级债务问题严重，沉重的债务与农民负担形成恶性循环。在本次调查的9个乡镇中，到2003年有7个乡镇存在债务问题，平均债务金额达853万元。在本次调查的9个村中，到2003年有7个村存在债务问题，平均债务金额达11.6万元。这些不良债务形成原因十分复杂，有的属于“普九”欠账，有的属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有的属乡镇无钱发放工资而向金融机构和个人借贷形成的债务，还有一部分属公益事业欠账。税费改革后，新的农业税成为乡镇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乡镇财政负债就成为税费改革绕不开的难题。一方面，税费改革封住了乱收费的口子，扼制了农民负担无序增长的可能，另一方面，税费改革也封住了乡镇干部还债途径。乡村债务量大、面广，构成复杂，如何化解债务是十分沉重和敏感的问题。实际情况显示：各地在税费改革过程中对这一尖锐矛盾采取的是暂时回避的办法，事实是不仅旧债无法锁定，更无法化解，而且新债还在不断增加。乡村债务成为无法排除的“定时炸弹”,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隐患。

（四）新税赋出现新的不公平，部分农户负担会有所加重

首先，农业税按耕地面积征收，造成种地越多，上缴的税费也越多，而那些主要从事二、三产业收入较高的农户反而上缴得少。过去偏重于按人头收取，现在则主要按地亩征收，势必进一步加剧负担的不均。其次，税费改革前，部分集体经济较好地方的“三提五统”主要由集体财力代垫，农户是零负担，税改后，“税随田走、田随户走”反而使这些农户有了负担，与税费改革提出“村村减负、户户受益”的基本要求不相一致。

三、对策选择

从上面存在的问题分析，农民负担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幺农村税费改革就决不能仅仅是规范农民与农村基层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费改税）或基层组织的行为（制止乱收费），而必须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角度，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联系上，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上，合理制度安排，进行制度创新。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真正完成“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一）创新税费制度，合理增加税源

一是大胆探索与国际化和市场化相适应的农业税制体系。可以考虑，首先将农业税改为土地使用税和产品税；其次建立以农户收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二是改征农业

税附加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费。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费属于社区收费，社区收费可视为社区范围内全体居民对社区公共产品生产的投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费的征收，应该与农户的收入水平挂钩，一般非农程度越高，其收入水平呈提高趋势，其相应征收标准也应适当提高。三是完善村委会“一事一议”制度，强化对农民负担和农村税费改革的监督管理。

（二）统筹城乡发展，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一是按WTO规则，借鉴欧美农业支持政策调整的经验，调整国内农业支持政策，下决心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真正向农业、农村倾斜。2003年，全省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到生产总值的87%，第一产业降到13%以下，已具备了消除剪刀差，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基本条件。二是要加大城乡统筹力度，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体系和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通过城镇带动农村，使得城乡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协调发展。

（三）推进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多“予”少“取”

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要强化服务职能，弱化管理职能；要按照政企、政事分开的原则，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干预，将工作重点转向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和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上来。二要把加强行政体制的改革与深化事业单位的改革结合起来。农村乡镇事业单位占乡镇行政组织的80%，各站所设置过多、过散，人员严重超编，体制不顺，部门干预严重，这些都是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必须彻底改革。三要加快乡镇机构改革和村民自治。要紧紧围绕“有利于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办真事”的原则进行大胆探索，可以将乡镇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或逐步弱化乡镇政府的行政职能，将其转化为综合性的农村中介服务组织（相对于日本基层农协）或将乡镇党政合一，成立乡村农民协会。在村一级，要抓紧做好撤村并村工作，压缩村级干部人数，加强村民自治。

（四）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1、首先要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的力度。目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75%以上是由农民负担的，地方政府负担20%，中央财政负担甚少。

2、要以转移支付维持基层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和村级自治组织的运转存在一定困难，对此，中央财政应适当转移支付以保障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

3、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农业基础设施支持的转移支付力度。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农村公共事业、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一定时期内面临困难。国家应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农业基础设施的转移支付力度。

4、认真研究和积极探索有效办法，妥善处理乡村不良债务。要认真清理乡村债务，摸清底数，分清责任，区别情况，分类处理，逐步化解。当前，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发生新的不良债务。

第二篇：农村税费改革期待更大突破

――山东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民负担问题调查分析

一、税费改革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这次税费改革力度大、政策落实好，农民负担确实减轻

（二）税费改革规范了农村分配行为，理顺了干群关系，促进了社会稳定

改革前，基层干部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催粮派款上，工作难度大，群众有抵触情绪，干群关系紧张。农村税费改革，从制度上规范了农村分配行为，使农村税费征管工作和分配关系迈向规范化，较好地解决了征管工作中的“以债抵税”、“基层干部垫税”、“随意多收、以支定收、强行收取”和“农民互相观望而迟交赋税”的问题。基层干部从催粮派款中得到解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农民发展经济，干群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群众普遍反映现在“交得明白，交得放心”、“负担不重了，干部不凶了”。从本次调查的9个村看，没有发生一起因缴纳税费而上访的案件。从全省来看，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省连续3年没有发生重大恶性事件。

(三)税费改革规范了政府行为，强化了服务功能，促进了乡镇职能的转变

改革后，农税征管工作实现了由乡镇党委政府主导型，向财税、农业部门执法主体型的转变。这一转变从客观上加速了乡镇政权职能的转变。将直接管理乡镇集体经济活动的职能转变到落实各项政策、抓好行政执法、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强化了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功能。税费改革还促进了乡镇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从面上看，近年来，全省通过乡镇区划调整和机构改革，撤并700多个乡镇，精减分流3万多人；通过开展村“两委”交叉任职，减少村干部近10万人，大大减少了财政负担。

（四）税费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

费税改革后，土地面积成了计税的依据，农业特产税逐步取消，粮食比较效益低，农民为了增加收益，积极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比较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和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据统计，全省粮经作物种植面积之比由2002年的57：43调整到2003年的54：46，农业生产结构逐渐优化。

二、税费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及存在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农民负担仍然较重，隐性负担还没有涉及 从与城镇居民的比较情况看，税负差距则更大。以我省农村税费改革为例，2002年的农业税税率不超过7%，农业税附加不超过20%，综合负担率大体为8.4%。从消费者角度比较，城镇居民工薪阶层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根据现行税制规定，个人月工资收入低于800元不征税(相当于年收入9600元)；月工资收入超过800元只就超过部分征税，如超过800元以上、1300元以下税率为5%，即月收入1300元(相当于年收入15600元)，只需纳税25元(年纳税300元)，负担率仅为1.9%(300元/15600元)。从经营者角度比较，城镇居民从事工商业要缴纳流转税和所得税，考虑到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规定和间接税的性质(即税负能够转嫁)，流转税忽略不计。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在所得不超过5000元时，税率为5%，其中经营者的工资性收入可税前扣除(年扣除9600元)，若考虑工资性收入因素，其负担率为1.71%[250元/(5000元+9600元)]。结论是：城镇居民年收入在9600元以下不纳税，城镇居民工薪阶层年收入在15600元以下，个体工商户年收入在12600元以下，其税收负担率不超过2%。城镇居民无收入或低收入不纳税，农民不管收入多少，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纳税，城乡居民名义税收负担相差4倍以上。实际上农民负担的8.4%，是以农业总收入作为计税依据，总收入中包含成本、费用，若扣除成本费用，以纯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则农民负担率更高。

（二）乡村收支缺口较大，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隐患

税费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基层正常运转，但实行税费改革后，乡、村可用财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减少幅度最大的是村级财力。就乡级财政来说，改革后，新的农业税收入要比原来征收的农业税与统筹之和少。但因为乡镇机构改革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支出在短时间内不会大幅度减少，这就造成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内，收入相对减少而支出不减少的局面，加大了乡财政收支矛盾。在本次调查的9个乡镇中，有5个乡镇存在收支缺口，占55.6%；缺口金额达838.92万元，缺口最大的乡镇为296.5万元。就村级财务来说，收支矛盾更为突出。税费改革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和村办公经费，除原由集体经营收入开支的仍继续保留外，凡由农民上缴村提留开支的，统一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农业特产税附加方式收取，但附加比例最高分别不超过正税的20%。附加比例偏小，改革前后相比，村级收入减幅达到60%～70%，实现正常运转难度较大，除集体经济较好的村组外，大部分村组都在低效运转。乡村两级财政收入锐减，一方面农村义务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受到制约。从调查的9个村情况看，税费改革后，教育经费投入减少的有6个村，减少幅度最高的达75%，最低的也近20%；教育经费投入没有变化的有2个村，而增加的只有1个村。另一方面，乡村组织资金缺口较大，极有可能诱发农民负担的反弹。

（三）乡村负债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当前，我省乡村两级债务问题严重，沉重的债务与农民负担形成恶性循环。在本次调查的9个乡镇中，到2003年有7个乡镇存在债务问题，平均债务金额达853万元。在本次调查的9个村中，到2003年有7个村存在债务问题，平均债务金额达11.6万元。这些不良债务形成原因十分复杂，有的属于“普九”欠账，有的属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有的属乡镇无钱发放工资而向金融机构和个人借贷形成的债务，还有一部分属公益事业欠账。税费改革后，新的农业税成为乡镇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乡镇财政负债就成为税费改革绕不开的难题。一方面，税费改革封住了乱收费的口子，扼制了农民负担无序增长的可能，另一方面，税费改革也封住了乡镇干部还债途径。乡村债务量大、面广，构成复杂，如何化解债务是十分沉重和敏感的问题。实际情况显示：各地在税费改革过程中对这一尖锐矛盾采取的是暂时回避的办法，事实是不仅旧债无法锁定，更无法化解，而且新债还在不断增加。乡村债务成为无法排除的“定时炸弹”,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隐患。

（四）新税赋出现新的不公平，部分农户负担会有所加重

首先，农业税按耕地面积征收，造成种地越多，上缴的税费也越多，而那些主要从事二、三产业收入较高的农户反而上缴得少。过去偏重于按人头收取，现在则主要按地亩征收，势必进一步加剧负担的不均。其次，税费改革前，部分集体经济较好地方的“三提五统”主要由集体财力代垫，农户是零负担，税改后，“税随田走、田随户走”反而使这些农户有了负担，与税费改革提出“村村减负、户户受益”的基本要求不相一致。

三、对策选择

从上面存在的问题分析，农民负担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幺农村税费改革就决不能仅仅是规范农民与农村基层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费改税）或基层组织的行为（制止乱收费），而必须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角度，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联系上，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上，合理制度安排，进行制度创新。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真正完成“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一）创新税费制度，合理增加税源

一是大胆探索与国际化和市场化相适应的农业税制体系。可以考虑，首先将农业税改为土地使用税和产品税；其次建立以农户收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二是改征农业税附加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费。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费属于社区收费，社区收费可视为社区范围内全体居民对社区公共产品生产的投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费的征收，应该与农户的收入水平挂钩，一般非农程度越高，其收入水平呈提高趋势，其相应征收标准也应适当提高。三是完善村委会“一事一议”制度，强化对农民负担和农村税费改革的监督管理。

（二）统筹城乡发展，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一是按WTO规则，借鉴欧美农业支持政策调整的经验，调整国内农业支持政策，下决心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真正向农业、农村倾斜。2003年，全省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到生产总值的87%，第一产业降到13%以下，已具备了消除剪刀差，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基本条件。二是要加大城乡统筹力度，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体系和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通过城镇带动农村，使得城乡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协调发展。

（三）推进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多“予”少“取”

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要强化服务职能，弱化管理职能；要按照政企、政事分开的原则，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干预，将工作重点转向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和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上来。二要把加强行政体制的改革与深化事业单位的改革结合起来。农村乡镇事业单位占乡镇行政组织的80%，各站所设置过多、过散，人员严重超编，体制不顺，部门干预严重，这些都是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必须彻底改革。三要加快乡镇机构改革和村民自治。要紧紧围绕“有利于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办真事”的原则进行大胆探索，可以将乡镇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或逐步弱化乡镇政府的行政职能，将其转化为综合性的农村中介服务组织（相对于日本基层农协）或将乡镇党政合一，成立乡村农民协会。在村一级，要抓紧做好撤村并村工作，压缩村级干部人数，加强村民自治。

（四）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2、要以转移支付维持基层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和村级自治组织的运转存在一定困难，对此，中央财政应适当转移支付以保障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

3、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农业基础设施支持的转移支付力度。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农村公共事业、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一定时期内面临困难。国家应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农业基础设施的转移支付力度。

4、认真研究和积极探索有效办法，妥善处理乡村不良债务。要认真清理乡村债务，摸清底数，分清责任，区别情况，分类处理，逐步化解。当前，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发生新的不良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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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农村税费改革

1.对农村税费改革中出现的几个新问题的思考马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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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论农村税费改革中的税收原则运用财政研究论文-中国教育文摘

5.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其后果――以安徽省为例_Nong Cun...摘要：【本文将对改革以来农村财政与税收制度的变化过程及特点进行描述，对改革进程和问

题进行简要评价，展望未来农村财政与税收制度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农业税，财政收入。】

一、农村财政制度改革进程

（一）乡镇财政制度建立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进行了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随着以家庭承包制为

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实行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社会经

济发展的要求。1982年，全国人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的报告》提出“改

变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人民公社将只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组织

形式”。1983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级政权机构，并相应建立

乡财政。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提出：“随着乡政府的建立，应当建立乡一级财政和相应的预决算制度，明确收入来源和开支范围”。从1983年开始，我国农村正式开始建立乡政府和乡财政的工作。到1986年底，全国7.2万

个乡镇中，80%以上的乡镇建立了乡财政；1992年底，全国96.1%的乡镇建立了乡财政；1996

年底，这一比重达到97.5%。

（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演变

所谓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指的是县级政府与乡镇政府在财政管理权限、特别是财政收支上的划

分。乡镇财政制度建立以后，不同时期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具有不同的形式。

1.1983~1993年：包干制财政体制为主

1994年之前，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基本上随着中央与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变化而变化。在乡镇

财政建立之初，主要采取的是“统收统支”和“定收定支”体制。

2.1994~2000年：分税制与包干制并存

1994年，我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开始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在重新划分税种、税源和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将主要税收收入来源的增值税的75%部分和消费税的全部划

为中央收入，[1]并实行税收返还制度。实行这一体制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高中央财政占全国财

政收入的比重，以此提高中央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能力。

3.2000年以后：乡镇财政职能的弱化

2000年开始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虽然一些地方对乡镇财政体制进行了调整，但基本上还维

持原有的体制。然而，乡镇财政的职能却不断弱化，特别表现以下两个方面：

①为配合农村税费改革，许多地方进行了“乡财县管”的试点。

②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由“以乡为主”改为“以县为主”。

（三）乡镇财政在全国和地方财政中地位的变化

乡镇财政制度建立后，财政规模不断扩大。乡镇财政预算内收入由1986年的194.31亿元增

加到1992年的471.95亿元，增长了1.43倍，年均增长15.9%，远高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8.6%

和地方财政收入10.6%的年均增长速度，表明那个时期以分权为特征的财政体制改革也延伸

到了乡镇一级。1994年后，乡镇财政的相对地位不断下降。2002年，乡镇财政预算内收入达

到1459.4亿元，比1992年增长了2.09倍，年均增长12%，大大低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18.4%的年均增长速度,也低于地方财政收入13.5%的年均增长速度。这种变化表明，1994年以提高财政集中程度为特征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同样波及到了乡镇一级。

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进程

（一）农业税：从调整到消亡

1.农业税的设立与延续

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这个条例成为了我国统一的农业税制度。尽管农业税存在着种种弊端，但《农业税条例》里的基本内容一直沿用到农村税费改革前没有大的变化和调整。

2.农业特产税的设立

1983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对农林特产单独征收农林特产农业税，其目的是为了平衡农村各种作物的税收负担，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1994年，我国对税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农林特产税也进行了相应改革和调整，原农林特产税与原产品税和原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合并，改为农业特产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征收对象包括：烟叶收入、园艺收入、水产收入、林木收入、牲畜收入和食用菌收入以及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农业特产品收入。农业特产税税率包括全国统一税率和地方自定税率。

3.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调整

2000年，我国开始进行以省为单位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进行调整。

农业税调整的基本做法是：按照农作物的常年产量和规定的税率依法征收。计税土地面积原则上以农民第二轮土地承包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为依据，计税常年产量一般以税费改革前5年平均产量为依据，农业税税率最高不超过7%。

4.农业税的最终消亡

2004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从2004年起，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同时，国家决定从2004年起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2005年，除河北、山东和云南3省外，全国28个省份完全停止征收农业税。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已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农业税条例》，农业税最终被取消。

（二）农村税费改革

2000年，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个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

三个取消是：取消乡镇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两个调整是：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

一项改革是：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即：原村提留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农业税附加比例最高不超过农业税正税的20%；农业税附加全部返还给村级组织，用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办公经费等，农业税附加实行乡管村用；村内兴办其他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实行“一事一议”制度，筹资实行上限控制。

三、对农村财税制度改革以及若干问题的简要评价

在不断的调整和改革中，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农村财政税收制度。由财政税收制度所反映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由“多取少予”转变为“多予少取”，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由城乡分割初步走向城乡统筹。但是，农村财政税收制度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许多问题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研究。

（一）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由“多取少予”转为“多予少取”

改革以前，国家通过统购统销、价格剪刀差等政策从农业攫取剩余，来支持劳动力低成本下的工业发展战略，这一时期，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表现为“多取少予”。改革初期，国家几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统购统销制度也逐步取消。

改革以后，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费包括：①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2]②乡统筹和村提留，乡统筹即前面所说的乡镇统筹收入；村提留是村级组织向承包集体土地经营的农户收取的费用，主要是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③“两工”，即义务工和积累工，是农民以劳务的形式向乡村政府和组织提供的社会负担。④各种形式的集资、收费、摊派。

（二）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从城乡分割初步走向城乡统筹

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城乡分割并向城市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期里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尽管总体上说，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农村获得了大量的转移支付，但财政资源配置仍然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村人口的规模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状况，因而未充分考虑农村人口在享受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社会公平。在改革后很长一段时期里，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考核机制等的不完善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滞后等，使改革前固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上城乡二元结构和差距得以延续甚至强化。

另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状况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来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同时，这种改善也得益于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我国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开始建立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初期，转移支付制度非常不完善，以照顾改革前各地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比重过大，难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公共财政制度的不断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不断调整和完善，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转移支付比重不断提高。

（三）县乡财政缺口的弥补：缺乏有效、稳定的制度安排

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财政资源匮乏，而且人口众多、基础薄弱以及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巨大，因此，作为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主要承担者的县乡政府存在着严重的财政缺口。财政缺口的定义是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财政支出与财政资源之间的差额。

财政缺口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办法来弥补，主要有：①减少需要地方政府开支的责任范围；②增加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权限；③增加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数量；④在增加收入权限不变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通过努力来增加财政收入。

改革以来，在弥补县乡财政缺口方面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稳定的制度安排，尽管近年来中央财政明显加大了对农村的转移支付。

（四）财政体制：受制于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前，我国基本上采取的是“统收统支”集权型的财政体制。改革后至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前，财政分权的程度不断扩大，按地方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分权程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改革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始终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现行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权威，政府层级间的关系通过领导人任命制等制度表现为强烈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即便是具有自治性质的村级组织也是如此。

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下级政府的实际可支配财力以及支出职责基本上由上级政府确定，这就非常容易导致下级政府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背离，下级政府的支出职责常常超出其财力，政府层级越低，这种背离的程度越大，很难按公共财政的原则来配置政府间的支出职责。上级政府或行政部门往往利用其行政权威，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强制性地表示上级政府和领导人的政策偏好或政策目标，而在要求下级政府完成各项任务的同时，上级政府往往并不给予

相应的财政支持。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即使在以包干制为特征的高度分权时期，县乡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分离仍然表现的十分明显，而不完善的分税制体制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离。不完善的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是导致改革以来农民负担长期居高不下、制度外财政膨胀、乡村债务规模扩大、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与过度供给并存，等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继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分配关系，加快解决“三农”问题做出的重大决策。农村论文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农村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但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各方面利益的重大调整，难免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对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一、农村税费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1.乡村正常运转困难。一是乡（镇）机构正常运转问题突出。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乡统筹费后，乡村两级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支出由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安排，给予保证；修建乡村道路所需资金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乡级道路建设资金由政府负责安排。这一改革涉及到农村财政投入体制的重大调整，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各项事业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矛盾，收支存在较大缺口，使得一些乡（镇）正常运转困难。二是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艰难。税费改革后，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有限，村干部报酬、办公等经费明显不足，一些集体收入薄弱的村，村干部报酬无法完全兑现，正常的办公费用开支也无法保证。

2.“一事一议”筹资投劳难以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村提留费，村内兴办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资金主要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来解决。然而，“一事一议”在实际操作时很难落实，存在“有事难议”和“议后难执行”等问题。如有的村外出劳力多，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难以召集；有的村会议开成了，但因意见不统一，方案难以通过；也有的村即便“议”成了，资金也难以收齐，影响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同时“有事不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个别村兴办公益事业的方案未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就直接向农民筹资筹劳，致使农民负担反弹。

3.乡村两级债务化解难。由于历年兴办农村教育、乡村道路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事业使乡村两级背上沉重的债务。农村税费改革取消村提留、乡统筹和教育集资后，乡村两级失去偿还债务的资金来源，偿债能力明显削弱，加上财政转移支付补助资金不足，乡村债务化解困难，个别地方甚至逐年增加。

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落实缓慢。对于目前乡（镇）机构庞大、人员多，农村中小学结构布局不合理，村组干部享受补贴人数偏多，村级开支不合理等问题改革的措施不力、力度不大、效果不明显。

二、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对策措施

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事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安定稳定的大局，对税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1.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事业多由乡村集体和农民负担，而城市的公共事业全部由政府财政投入，导致城乡差别拉大。按照中央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思路，今后应按照国家对农业农村“多予少取”的原则，改革现有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把属于农村的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资金纳入国家财政预算，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给予专项补助和支持。一是将农村教育、道路修建、民兵训练、计划生育、文化设施等公共事业支出改由中央、省级政府承担，县级政府负责管理，乡镇政府负责具体实施，解决农村公益事业滞后问题。二是国家要继续加大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乡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

2.加强立法，健全和完善“一事一议”制度。为了确保“一事一议”筹资投劳办法的落实，必须通过立法制定《村内“一事一议”筹资投劳管理条例》，将“一事一议”筹资投劳的议事程序、议事范围、上限标准和民主管理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作出具体规定。村集体兴办公共事业时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同时报县级主管部门备案，张榜公布后向村民筹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有村民代表直接参与管理监督，财务开支和劳务使用情况及时向村民公布。

3.认真清理，分类化解乡村债务。要实行化解债务政府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狠抓工作落实。在确保不发生新的债务的前提下，认真清理核实乡村集体债务。在此基础上，分类处理，逐步化解。在采取收欠还债、核销减债、变现还债、降息化债、划转债务等办法的同时，大力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提高偿债能力。

4.落实税费改革配套措施，加快税费改革步伐。一要加快乡（镇）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压缩、分流人员，按照精减、统一、高效的原则，合理设置机构和人员编制；二要推行村干部交叉任职，减少村干部人数，节省村级开支；三要推进农村教育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精简教师队伍。

5.探索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中，要建立减轻农民负担长效机制，不折不扣地执行减轻农民负担法规和政策，落实各项护农惠农措施，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同时积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培植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发展“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

第四篇：农村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

2000年，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个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

三个取消是：取消乡镇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两个调整是：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

一项改革是：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即：原村提留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农业税附加比例最高不超过农业税正税的20%；农业税附加全部返还给村级组织，用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办公经费等，农业税附加实行乡管村用；村内兴办其他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实行“一事一议”制度，筹资实行上限控制

二、改革成效

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范围推广实施以来，各地政府机关基本能认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农民的大部分税费进行了减免，农村的税费有了大幅度的减少，一些乱收费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农民和政府相关机构负责人对“农村税费改革”认知度较高。大多数农民知道中国目前有“农村税费改革”这项措施，并对农村税费改革的内容有一定了解。而官员对此项改革的了解比农民更多。

农村税费的收取在“农村税费改革”后比税改前大幅度减少。农税改革中重新核定计税面积，农业税税费总额较之税改前有所下降，乡镇辖区税费总额上交额度明显减少。“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出台规范了对农民的征税，为“减轻农民负担”做了制度性的保证。税费改革前，农民需缴纳各种各样的税与费。主要有：农业税、农业附加税、农业特产税、农业特产税附加、屠宰税、村提留、乡统筹、教育附加费、教育集资、书杂费、义务工农业税等。税费改革后，国家取消其他费与杂税，农民只需缴纳一项农业税。2004年3月5日，温家宝同志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的时候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2004年的主要任务时说，要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产。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不少有条件的省份已在本省内取消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国农民告别了有2600年历史的“皇粮国税”。

三、存在的问题

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农村税费改革的巨大成果，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税费改革后存在的不容忽视的诸多问题。

乡村负债数额大，债务化解难

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缓慢，财政困难，保稳定与谋发展矛盾突出，同时不少地方和相关部门债务风险意识淡薄，监督不到位,管理混乱，多年来，兴修农田水利、村村通水泥路项目贷款、道路修建养护、农村教育、救济等费用形成了巨额乡村债务。

基层收入甚微，机构正常运转困难

大部分乡村集体财力微薄，乡镇只剩下为数极少的工商税，取消了原先纳入财政预算和财政财务开支的税费项目，乡镇可用财力极少。县对乡镇只能保人员工资发放，对村的转移支付更少。尤其是边远贫困山区，行政成本高，工作条件差，工资补助没保证，干部思想不

稳定。

历史欠账较多，遗留问题难解决

税费改革后，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兴办集体公益事业有事难议、难做，税费尾欠难解决，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使用及跟踪监督不够。

学校经费捉襟见肘，义务教育投入不足

农村学校实行了“一费制”，取消了教育集资，使得农村教育基础性工作所需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农村欠税无法偿还，垫税包袱无力解决

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垫付的农业税数额巨大，无力解决。

债权无法清回，资产难以盘活

应收未收款项由于逾期时间长，不良债权比较大，没有得力办法消赤减债，导致资产难以盘活，想办的事没法办

四、取消农业税后对乡镇财政的影响

减少财政收入，制约基层政府功能发挥

首先，收入缺口较大。农业税是地方收地方用，尤其是农业主产区，农业税是乡镇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基层政府的主要财力保障。据河南省调查了解，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乡镇财政的常规收入一般是三部分：一是财政部门收取的农业税费部分，主要以农业税为主体；二是地税收入，包括地方工商税收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三是国税收入（增值税）的留存部分。一般占国税收入的1/4.对于农业为主的地区和中西部贫困地区来说，农业税一般占当地财政收入的30%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70%—80%，地税和国税的收入所占比重是很低的，所以取消农业税使乡镇收入锐减，给基层政府带来财政困难。例如，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河南省南阳市全市乡镇财政支出增加额6.59亿元，与收入增加额2.48亿元相抵后，造成财政支出缺口4.1亿元，平均每个乡镇缺口177.7万元。唐河县缺口7127万元，平均每个乡镇356.4万元；新野县缺口4237万元，平均每个乡镇302.6万元。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非规范收入”，再加上政策内的减收，乡镇财政势必留下较大的资金缺口。其次，在收入缺口增大的同时，乡镇道路建设、优抚、五保户赡养、计划生育、民兵训练支出基本上转移到乡镇财政的预算中开支，增加了财政困难。农业税取消后，相当一部分县乡失去了一个主体税种，一些乡只能主要依靠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来维持机构运转，根据税费改革的相关精神和农业税有关政策，中央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乡镇弥补税费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缺口。实际上，乡镇财政的支出远远大于以农业税为主的财政收入，而这个差额部分，中央转移支付不能覆盖到。而当前县级财政又普遍困难，难以挤出财力安排乡镇转移支付，由于受到财力约束，制约了基层政权功能的有效发挥，也影响到了政府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无力支持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在税费改革以前，我国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大多是以农业税为资金保障的。今年取消农业税造成了乡镇财政更加雪上加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直接影响到农村公益事业的长足发展。农业基础设施无法更新和管理维护，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更加难以实施，农业新品种和农业技术服务推广更加困难。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为了解决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乡镇学校教师工资从2001年起直接由县财政通过教师工资专户统一进行，这有效解决了教师工资的拖欠问题，但并未解决基础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取消了农业税，取消了向学生的乱收费，从而使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更加明显。一方面在上级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原缺口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加剧了乡镇财政的困难，影响乡级政权其他职能的履行；另一方面教师未来工资标准提高的负担也有可能

累加在乡财政，所以乡财政的困难可能更大。还有不少地方上划到县财政的教师工资只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固定工资、活工资、教龄津贴和其他津贴，一些原来地方规定或认可的相关费用或补贴（如教师误餐补贴、交通费、班主任工资补贴等等）仍然由所在乡镇负担。取消农业税前这些开支实际上已经难以调减，成为乡镇财政的负担，现在没有了农业税，缺口立刻呈现，资金更是没有了着落。此外，中小学校危房改造资金原则上要求由县财政直接负担，上级的相关援助只是采取一次性补贴的方式，主要用于中小学多种用途的专项补助，因此，难以顾及全面情况。实际上中小学危房改造的支出现状，基本上是由县、乡，甚至村共同负责。取消农业税，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乡镇财政将更加困难，乡村小学的硬件建设和维护得不到有效保证，必然影响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普及。

乡村债务负担沉重，化解的难度增大

乡镇负债是当前全国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它一般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显性债务有银行存款、农金会或其他基金贷款、统筹中借款和其他；隐性债务一般有欠发工资。、欠发业务费、欠付楼堂馆所等基建基金、欠付修路修桥等公益项目资金、财政担保和其他方面形成的债务。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全国乡镇负债2000—2200亿元，平均每个乡镇400万元。河南省南召县16个乡镇负债总额2.94亿元，平均每个乡镇1308万元，最多的2841万元；337个行政村负债总额1.01亿元，平均每村628万元，而2004年全县财政收入4798万元。乡镇债务的成因主要是①分税制下“财权上收，事权下移”，使乡镇逐渐沉淀了大量债务；②要求乡镇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种达标升级和“一票否决”任务而不得不加重农民负担，高息借贷；③个别乡镇的负责人为了得到升迁或保住乌纱帽，不顾本身条件，超越财政承受能力，大兴木土，搞一些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致债台高筑。④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口多。我国共有乡镇政府45462个，全国每四○个农民养活一个乡镇干部，平均为1：40，可见财政负担的沉重。巨额赤字和债务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财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管理、预算管理的规范化刚性约束，这些债务没有消解的希望。取消农业税后，如果没有上级大力度的转移支付，债务更是无法化解。

五、对农村财税制度改革以及若干问题的简要评价

在不断的调整和改革中，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农村财政税收制度。由财政税收制度所反映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由“多取少予”转变为“多予少取”，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由城乡分割初步走向城乡统筹。但是，农村财政税收制度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许多问题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研究。

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由“多取少予”转为“多予少取”

改革以前，国家通过统购统销、价格剪刀差等政策从农业攫取剩余，来支持劳动力低成本下的工业发展战略，这一时期，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表现为“多取少予”。改革初期，国家几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统购统销制度也逐步取消。

改革以后，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费包括：①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2]②乡统筹和村提留，乡统筹即前面所说的乡镇统筹收入；村提留是村级组织向承包集体土地经营的农户收取的费用，主要是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③“两工”，即义务工和积累工，是农民以劳务的形式向乡村政府和组织提供的社会负担。④各种形式的集资、收费、摊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从城乡分割初步走向城乡统筹

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城乡分割并向城市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期里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尽管总体上说，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农村获得了大量的转移支付，但财政资源配置仍然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村人口的规模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状况，因而未充分考虑农村人口在享受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社会公

平。在改革后很长一段时期里，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考核机制等的不完善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滞后等，使改革前固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上城乡二元结构和差距得以延续甚至强化。

另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状况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来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同时，这种改善也得益于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我国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开始建立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初期，转移支付制度非常不完善，以照顾改革前各地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比重过大，难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公共财政制度的不断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不断调整和完善，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转移支付比重不断提高。

县乡财政缺口的弥补：缺乏有效、稳定的制度安排

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财政资源匮乏，而且人口众多、基础薄弱以及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巨大，因此，作为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主要承担者的县乡政府存在着严重的财政缺口。财政缺口的定义是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财政支出与财政资源之间的差额。

财政缺口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办法来弥补，主要有：①减少需要地方政府开支的责任范围；②增加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权限；③增加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数量；④在增加收入权限不变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通过努力来增加财政收入。

改革以来，在弥补县乡财政缺口方面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稳定的制度安排，尽管近年来中央财政明显加大了对农村的转移支付。

财政体制：受制于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前，我国基本上采取的是“统收统支”集权型的财政体制。改革后至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前，财政分权的程度不断扩大，按地方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分权程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改革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始终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现行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权威，政府层级间的关系通过领导人任命制等制度表现为强烈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即便是具有自治性质的村级组织也是如此。

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下级政府的实际可支配财力以及支出职责基本上由上级政府确定，这就非常容易导致下级政府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背离，下级政府的支出职责常常超出其财力，政府层级越低，这种背离的程度越大，很难按公共财政的原则来配置政府间的支出职责。上级政府或行政部门往往利用其行政权威，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强制性地表示上级政府和领导人的政策偏好或政策目标，而在要求下级政府完成各项任务的同时，上级政府往往并不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即使在以包干制为特征的高度分权时期，县乡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分离仍然表现的十分明显，而不完善的分税制体制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离。不完善的政府层级间行政管理体制是导致改革以来农民负担长期居高不下、制度外财政膨胀、乡村债务规模扩大、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与过度供给并存，等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篇：农村税费改革

并从2001年开始，逐步在部分省市进行试点、推广.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三取消”，是指取消乡统筹和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调整”，是指调整现行农业税政策和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一改革”，是指改革现行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简要概括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具体是以下七个方面:①取消乡统筹费.即取消现行按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村两级办学经费(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费.②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③取消屠宰税.停止征收在生产环节和收购环节征收的屠宰税.原来随屠宰税附征的其他收费项目也要一律停征.各地不得以任何名义变相收取屠宰税.④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全省采取逐年减少的方式,用3年时间逐步取消.投劳任务较少的地方,也可以一步取消.⑤调整农业税政策.主要是重新确定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调整农业税计税常产,合理确定农业税税率.全省农业税税率最高不超过7%.⑥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⑦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特产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福建

2003年，全省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实施了“五取消、一稳定、一改革”措施，即：取消乡统筹费、取消除烟叶及原木收购环节特产税外的其它特产税、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以及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稳定农业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2005年，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免征农业税及其附加，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并对2003年已经收取的“三提五统”进行全面清退，对农民各种税费尾欠暂缓征收。

按照中央的部署,农村税费改革2000年首先在安徽省全省试点,2002年全国有22个省(市、区)选择部分县、市进行试点,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全面推开。

云南省2002年选择蒙自、江川、澜沧三个县做试点, 2003年全省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