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期待体制性突破（五篇材料）

第一篇：司法改革：期待体制性突破

回眸篇司法改革渐入佳境

体制：伴随改革开放进程，我国司法制度与现代法制一步步靠近

回顾中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就不能不追溯新中国司法制度确立和发展的历史。

——根据１９４９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公安部和司法部，分别行使国家的审判、检察、侦查

和司法行政职权。这个阶段实行的是审判、检察从属于行政的体制。当时有这样的规定：不足五年的徒刑以及宣告无罪的判决，由县人民政府批准；

——随后，１９５４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颁布，各级法院、检察院被赋予与同级政府平行的地位，各自对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同时确立了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只能由法院、检察院分别依法独立行使的原则。这一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人民陪审制度、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两审终审制等，都留下了我国司法制度设计的笔墨；好范文版权所有

——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历经十年浩劫，公检法被砸烂，审判权一度由公安机关行使，检察机关被撤销。

——１９７８年３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宪法》，决定重建检察机关，确定其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这是我国司法制度恢复的一个重要标志。自此以后，我国司法制度开始向现代法制一步步靠近。

改革：正在酝酿的国务院机构改革，给了司法改革一次强劲的助力

在改革开放的２０年进程中，我国司法制度也在与时俱进。但是，如果我们从改革的层面去审视就会发现：至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前，我国的司法体制是一种计划经济背景及其观念下的“一贯制”——改革，只有细微的迹象显现。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启迪了人们的现代法治新观念，萌动了对建立现代司法体制的期盼。此后，司法改革的呼声呈渐强之势；

——司法改革实践的全面启动是在十五大以后。司法改革走上前台，引人瞩目。初始阶段的改革推进了关于诉讼程序和管理方式的探索；

——进入新世纪，十六大用３００余字的篇幅，勾勒出中国司法改革大势，其目标和方向是：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司法改革整体推进、纵深发展的机遇来临；

——无疑，正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给了司法改革一次强劲的助力。可以预期：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将为司法改革赢得更具操作性的平台和空间。

关注：司法改革改什么？

对现行司法体制的局限性怎样看？

对中外司法体制演变和改革颇有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对我国司法改革内在的动因给予了判断：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司法体制，其观念和管理模式肯定适应不了市场经济规律的需求和发展；其自身局限也肯定会制约市场经济下社会新格局的生成和构建。

此外，贺卫方还指出，司法改革的外部环境也呈现“紧迫”之势。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履在稳健中加快；“入世”后，我国经济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在多种经济成分、多重利益格局的形成中，公众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期望值在攀升；社会变革带来的多种利益和社会矛盾亟须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需求。

司法改革改什么？换言之，我们对现行司法体制的局限性怎样看呢？综合诸多观点，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粗线条梳理：

一是司法活动基本上套用了行政管理模式，蒙上一层浓厚的行政色彩。比如，司法机关的设置与行政机关相对应，对司法人员确定行政级别，按行政决策模式裁决司法案件，司法经费调拨由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划定，等等；

二是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根深蒂固，司法程序被忽略。我们必须知道：在现代法治理念中，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重实体、轻程序或重程序、轻实体都可能导致司法不公；

三是司法独立的客观性还没有受到真正意义的重视。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审判权、检察权独立行使的原则，然而，实现得并不尽如人意；

四是司法人员的非专业化，这一点可以看做是司法活动行政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在一段时间里，法官和检察官的构成里包容了大比例的非法律专业和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尽管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大有改观，但先前留下的诸多问题至今还令人大伤脑筋。

结论：只有纳入政治体制改革中统盘考虑，司法改革才能从技术层面走向实质性层面

很有意思的是，当司法改革已经启动并在大步前行时，人们对谁是司法改革的主体提出了质疑。有学者认为，只有检察院和法院属于司法体制之列，而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等是行政机关、社会团体。而另有学者则指出，司法改革涉及到社会调整、社会意识和人们思想方式的深刻变化，公、检、法、司等作为我国目前的一个现实的司法格局，无疑都应在司法改革之列。

法学家对司法

改革理论的不同论见，在加深我们对司法改革的认识和思考。

司法改革实践的大步前行，是在１９９７年十五大之后。对这五年司法改革实践的评价，人们十分看重这样三件事情：

一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这是在已有实践基础上，对改革的理性思考和规划；

二是，２００１年６月修改的《检察官法》和《法官法》，强调以明显的司法属性特征来管理司法人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是，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对此，有专家评价，以往进行的改革多属于技术层面，而统一司法考试的改革是制度层面的。它不仅确立了法律职业准入制度，而且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并将带动司法人员选任、升降、惩戒和退出等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

对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贺卫方教授这样强调：作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司法体制改革只有被纳入到政治体制改革中统盘考虑，才能从技术层面走向实质性层面，才能获得我们期盼的成效和突破。

贺教授还提到了一件很细微的事情——法官袍。他说，包括检察官制服“准军警式制服”的退役，这是真正的观念变革；因为从社会学来看，服饰是人的观念的体现。而任何一项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观念的更新是前提。

图为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检察院干警用多媒体系统出庭示证。

实践篇

基层改革“亮点”频现

周口：设立指导侦查室。

办案质量提高了，监督关口前移了

２００１年４月，河南省周口市检察院和公安局开始了“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探索，并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市设立指导侦查室的决定》。当地检察机关负责人向记者这样表述“引导侦查取证”：引导公安机关以公诉为标准，依法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并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保证办案质量，赢得公正和效率。建立指导侦查工作制度，将监督关口前移，变事后性、被动式的监督为事前事中监督、主动监督，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既监督又配合，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充分发挥。

他们规定指导侦查的范围是：１．重特大、疑难复杂案件；２．社会影响大、群众反响强烈的案件；３．上级机关交办、督办案件；４．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５．公安机关要求或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指导的案件。

周口市检察机关两年来共适时介入重特大案件７３４案１３１９人，追捕追诉被遗漏的罪犯２００余人，使２０多个重大犯罪团伙被彻底摧毁。该市项城市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及时引导侦查活动，围绕依法收集和固定证据，先后提出检察建议９０余条，提出纠正违法意见３０条，追捕３６名遗漏罪犯，促使侦破悬案２０起，纠正错案３起。

监督关口前移，强化了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纠正和防止了案件流失现象，及时预防和纠正了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周口检察机关在办理以孔刚为首的特大犯罪团伙案件中，通过依法介入侦查活动，进行立案监督先后追捕漏网疑犯２４人。商水县检察院在依法介入一起敲诈勒索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时，对滥用职权、包庇纵容犯罪的４名公安人员依法查办。

“引导侦查取证”新机制带来的另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办案质量和效率大大提高。周口市实行新机制以来，审查批捕时间由原来的平均５天缩短到现在的２天，实现了“小案不过一天、大案不过三天”；审查起诉时间也平均缩短了７天，所办理的案件无一超期。

浦东：确定检察人员五大职位系列。

凸现司法属性，跳出行政管理模式

现行的以行政职级管理为主、法律职级管理为辅的模式，其弊端是显见的。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经过调研和论证，进行了对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的改革。

根据法律监督职能、辅助执法书记员职能、行政管理职能、司法专业技术职能和执法警卫职能，他们将检察人员分为五大职位系列：１．检察官；２．检察书记员；３．检察行政人员；４．检察专业技术人员；５．司法警察。

力度更大的举措是，浦东新区检察院对检察官、书记员取消行政职级，实行法律职级管理制。他们按照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主任书记员和书记员不同职位，赋予相应的法律等级。在检察机关尚未建立独立的工资体系之前，按法律职位、等级暂时参照执行相当于公务员行政级别的工资标准。

相应地，浦东新区检察院还建立新的晋升机制。他们将各系列的职位划分为高职位和普通职位两类。检察员职位、主任书记员职位等为高职位；助理检察员等职位为普通职位。高职位实行职位任期职级（等级）制，经选聘程序上岗，每届任期三年。普通职位以“年功”和年度考核结果相结合，实行考核晋升制，设定２至１０年不等的考核晋升年限。同时，设定提前和延迟晋升的条件及高职位与普通职位间的流转等规则。

对目前的改革实践，浦东新区检察院认为很有成效。

首先，实行法律等级管理制，有效解决了原有的由于法律等级和行政级别交织在一起、法律职务受到行政职级制约的问题，凸现了司法属性。

其次，试行职位分类，使检察人员专业清晰、权责分明，从体制上有效解决了“千军万马挤检察官独木桥”的老大难问题。

还有，就是优化了队伍的结构，建立了以执法业务为重心、较为合理的职系比例。目前，浦东新区检察院五个职位系列的比例是：检察官１３５人，占５６％；检察书记员４５人，占１８．７％；检察行政人员４０人，占１６．６％；检察技术人员１１人，占４．６％；法警１０人，占４．１％。

海淀：尝试“一四二”审判模式。

追求公正和效率

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刑事案件，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进行了“一四二”审判模式的探索。

所谓“一四二”审判模式，是刑事独任审判庭的“一审多助多书”组织运行模式在海淀区法院的具体化。在“一审多助多书”模式中，独任法官是固定的，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数量根据案件工作量随时调整。目前，在海淀区法院的刑事独任审判庭中，由一名独任法官、四名法官助理和两名书记员组成，这被称为“一四二”架构。在审理过程中，独任法官协调全部诉讼活动；四名法官助理中的两人为庭前助理，两人为庭后助理。四名助理和两名书记员被分成两个办案组，每组各一名庭前助理、庭后助理和书记员。两个组相互独立，分别负责不同日期开庭的案件。

记者采访了海淀区法院惟一的一名独任法官王冬香。她介绍说，案件进入简易程序后，先由她将案件分给法官助理。开庭审理前，庭前助理阅卷了解案情，掌握案件的证据情况，并就案件的事实、证人证言及是否有法定、酌定情节等，制作《案件审查、量刑情节表》，在开庭前３日之内送给王冬香审核。开庭时，庭前助理负责出示证据，并协助法官完成庭审工作。

当庭宣判后３天之内，庭后助理负责起草法律文书，交给独任法官签发。书记员则进行后面的收尾工作，包括印刷、送达判决书，装订归档，以及判决生效后，及时将赃款赃物送达执行庭执行等工作。

海淀区法院有关人士解释说，“一四二”审判模式的一个特点是，能够让法官做到居中裁判，保障案件审理过程的内部监督。在这一模式下，判决结果是由独任法官在法庭审理后作出决定，但具体案卷是由法官助理来审查的，一般文书工作就由书记员承担了；而法官在庭审之前基本上接触不到当事人、辩护人以及诉讼代理人。好范文版权所有

２００２年，海淀区法院刑事独任审判庭审理１６１４件案件，当庭宣判率９９．９％，其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近５００件，调解成功率高达９７％。２０件被提出上诉，二审终审的１４起案件，全都维持原判，无一被改判或发回重审。

“如果按照一审判员一书记员搭配的传统工作模式，一年１６１４件简易程序刑事案件，至少需要３名独任审判员和３名书记员，而且月结案量要达到５０件以上。而‘一四二’模式运行后，我们刑事独任审判庭的５名成员每人都有时间看书学习了……”

思考：司法改革的尝试要凸现其

司法属性的本来意义。不然，就会发生偏离

周口、浦东、海淀三个地方的改革实践曾引起法学理论界的关注。对周口的实践，专家强调，“引导侦查取证”要强化的是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绝不是帮忙，更不能搞成了“合二为一”。对浦东的改革实践，许多专家提出，司法人员管理体制的改革不是孤立的，这方面要有大的突破，必须有其他部门配套的改革、有立法的支持。而海淀对审判模式的改革，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能适用于其他案件？“一四二”模式的一般意义在哪里？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新曾担任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厅长。对司法改革的实践和理论，他有着独特的感受。

从周口、浦东、海淀三个地方的改革实践说开去，谈及整个司法改革的现状，杨立新教授认为，几年来的司法改革主要集中在管理方式和诉讼制度上面，如扩大司法人员的职权和责任，法官职业化、主诉检察官责任制、律师事务所改革和庭前程序的设置等。这些尝试凸现出一点：改革是朝着民主、公正、实效的明确目标和方向发展的。

杨教授又进一步分析指出两点：第一，改革在各地、各层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第二，深入到体制层面的改革将成为今后的难点和热点。他还特别提醒：“在进行司法改革的某一方面尝试时，一定要凸现其司法属性的本来意义，不然，就会发生偏离，就会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展望篇

从技术性向体制性突破

正在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是一个亮点。在被称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的背景下，司法体制改革引起了“两会”代表委员们更深层的关注。其中的许多思考显示出他们对司法体制改革的长期思考和期盼。

整体推进：

“三步走”和“集团进军”

十六大报告把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总的方向有了，那么，司法改革应不应该有阶段性目标？司法改革分几步走？记者采访了多位代表和委员，他们作了如下描述——

——十五大拉开了司法改革帷幕，这是第一步。这个阶段的改革偏重于一些操作性、技术性的管理方式方面，比如法院的审判方式改革，检察机关的主诉主办检察官责任制等；

——第二步，以十六大召开为标志，司法改革进入体制性阶段，将触及很多深层次的改革；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更趋成熟和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司法模式将淡出；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司法制度，将在正在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得到确立。这就是第三步，时间要到２０１０年。

在“三步走”的进程下，许多代表委员都提出司法改革必须变“各自为战”为“集团进军”，整体推进司法改革。

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机关这几年推行了主办、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法院推行了选任独任审判员、审判长等改革。实行很久了，但相应的待遇却落实不了，相关补贴在财政部门没有列出，无法做到“责权利”统一。

举此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郭永运代表归结道：“司法体制的改革不是一家能够办到的，必须统筹安排。”年轻的福建省华侨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仲川代表说，不管对我国司法体制的认识如何，但公检法各家的业务相互衔接，是一个大系统、大格局，在各部门的改革分头推进的情况下，就有一个整体协调、统筹安排、互相关联的问题。他透露，已有代表建议设立司法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统筹这项工作。

设立指导司法改革的专门机构来作出总体规划和部署，协调部门改革，整体推进司法改革——记者采访了六七个来自法院和检察院的代表，他们都表达了这样的相近意见。他们说：在新的一届人大开始工作的时候，应当更加注重人大对司法改革的决策和协调，更多的司法改革措施应当由人大作出决定，或者通过立法确定，使司法机关的改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司法改革。那样，我国的司法改革就会驶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取得更好的成绩。

改革着力点：

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和确保公正司法

按“三步走”的司法改革进程，许多代表委员指出：目前的司法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李道民代表分析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改革已经开始触及到核心和关键问题。”

云南省检察院检察长李春林代表说，司法改革一个很关键的任务是要解决法律规定权限的可操作性问题。“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但目前的司法程序还难以保障诉讼监督权落到实处”。

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王维忠代表告诉记者：“法律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可以抗诉，但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使民行检察面临诸如调卷难等具体困难和问题。”王维忠代表将就此提出建议。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湖南省检察院检察长何素斌代表强调，这就是我们进行司法改革的着力点。

曾经提出过４００余件议案和建议、连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山东省曲阜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姜健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独立司法的前提是依法。现在应该抓紧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理顺法院、检察院上下级之间以及同其他相关部门的关系。他说：“对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模式应该进行论证，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从体制上保证司法独立的现实途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主任杨伟程代表也提出了司法机关实行垂直管理、人财物与地方脱钩的改革意见。

司法改革的第二个着力点是：确保司法公正。

司法改革要有助于遏制司法腐败。近几年来，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工作中一系列新工作机制的运用，对惩治司法腐败发挥的职能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如郭永运代表所言：“十六大提出要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转的司法体制’，随着司法改革越来越接近这个目标，司法腐败就越会得到有效遏制，司法公正就越会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谁来监督司法机关？一些代表提出，在司法改革的制度创新中，必须把司法机关外部的监督制度设计进去。杨伟程代表认为：“还应包括新闻舆论监督、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监督等等，只有这样，才形成了实现司法公正的完备的制度性保障。”他说，尤其是要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各级人大代表对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基于此，去年已经提请审议的《监督法》应及早出台。《监督法》对司法改革的体制设计具有的独特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经费保障体制：

有望成为体制上率先改革的突破口

在检察机关工作近４０年的贵州省检察院原检察长王安新代表，对西部贫困地区检察机关经费短缺深有感触：“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３年这５年间，贵州县级检察院每月人均办公办案经费只有６００元左右。电话被停、水电被拉闸的事在很多县级检察院经常发生……”

经费保障关乎执法形象、关乎司法公正。同时担任着山东省、青岛市两级政府法律顾问的杨伟程代表说：“有的地方，办案时吃当事人的、用当事人的、花当事人的，群众能相信你公正吗？”

多年来，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司法机关经费短缺而奔走呼吁。连任多届的全国政协委员黄景钧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对检察机关增加经费和物质保障的提案，引起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的重视。

接受记者采访时，河南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尚宇代表提出了他对改革司法机关经费保障的思路：“我有两点建议：一是，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法院、检察院经费预算制度，各级政府财政部门根据本级法院、检察院申请的经费预算项目、数额，审编独立的经费预算，由人代会分别审议通过政府、法院、检察院的预决算。二是，建立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贫困地区司法机关经费的制度。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同一省内也有贫困县市，但国家法律必须以一个标准统一实施。因此，建立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贫困地区司法机关的制度就十分必要和迫切。”

一位基层检察院检察长曾经对记者说过这样的话：“我很多时间都在为钱发愁，人要吃饭，车要喝油……我多么希望基层检察院的检察长不再这么过日子呀。”他说话时那种特有的神情深深地印在记者的心里。目前，很多地方司法经费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机关的跑和要。努力实现以制度保障取代“跑”经费“要”“皇粮”，这是司法机关尤其是基层司法机关的强烈呼声，也是他们对改革寄予的莫大期望。

如果说司法改革必将深入体制的深层，经费保障体制的率先突破应该是最现实的。一些代表委员如是说。对此，人们注意到了朱镕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逐步完善政法经费保障机制，努力为政法系统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

《司法改革：期待体制性突破》

第二篇：农村税费改革期待更大突破

农村税费改革期待更大突破 ――山东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民负担问题调查分析

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主旨的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做出的重要决策，是我国农村的又一次重大改革。我省农村税费改革在2001年经过部分县市试点的基础上，于2002年在全省全面推开。经过三年的改革实践，各地实施情况如何、农民负担减了多少、乡镇、村基层组织运转如何？最近我们对我省4市5县的9个乡镇、9个村委会和90个农户进行了入户访问和问卷调查。通过调查，我们认为：我省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一些深层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税费改革还需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一、税费改革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这次税费改革力度大、政策落实好，农民负担确实减轻

从5个县（市区）的90个农户入户访问和问卷调查看，有95%的农户认为这次税费改革力度大，政策在当地落实好，从制度上堵住了基层“乱收费”、“滥收费”的口子，农民负担确实减轻。改革前的2000年90个农户人均缴纳各项税费95.56元；改革后的2003年人均缴纳各项税费56.67元，比改革前人均减少38.89元，减40.6%。再从全省4200个农户抽样调查情况看，2003年我省农民人均缴纳各项税费117.44元，比改革前的2001年减24%。广大农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负担的减轻，纳税积极性较高，真心拥护农村税费改革。

（二）税费改革规范了农村分配行为，理顺了干群关系，促进了社会稳定

改革前，基层干部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催粮派款上，工作难度大，群众有抵触情绪，干群关系紧张。农村税费改革，从制度上规范了农村分配行为，使农村税费征管工作和分配关系迈向规范化，较好地解决了征管工作中的“以债抵税”、“基层干部垫税”、“随意多收、以支定收、强行收取”和“农民互相观望而迟交赋税”的问题。基层干部从催粮派款中得到解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农民发展经济，干群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群众普遍反映现在“交得明白，交得放心”、“负担不重了，干部不凶了”。从本次调查的9个村看，没有发生一起因缴纳税费而上访的案件。从全省来看，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省连续3年没有发生重大恶性事件。

(三)税费改革规范了政府行为，强化了服务功能，促进了乡镇职能的转变

改革后，农税征管工作实现了由乡镇党委政府主导型，向财税、农业部门执法主体型的转变。这一转变从客观上加速了乡镇政权职能的转变。将直接管理乡镇集体经济活动的职能转变到落实各项政策、抓好行政执法、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强化了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功能。税费改革还促进了乡镇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从面上看，近年来，全省通过乡镇区划调整和机构改革，撤并700多个乡镇，精减分流3万多人；通过开展村“两委”交叉任职，减少村干部近10万人，大大减少了财政负担。

（四）税费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

费税改革后，土地面积成了计税的依据，农业特产税逐步取消，粮食比较效益低，农民为了增加收益，积极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比较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和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据统计，全省粮经作物种植面积之比由2002年的57：43调整到2003年的54：46，农业生产结构逐渐优化。

二、税费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及存在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农民负担仍然较重，隐性负担还没有涉及

从全国来看，由于我省是农业大省，农民负担是相对较重的省份之一。据统计，2002年，我省农民人均税费支出117.09元，比全国平均78.7元的水平，高出38.39元，是列黑龙江（239.06元）、吉林（139.79元）之后第三个高负担省份。同时，我省改革后的农民税费支出也高于全国税费改革前的2000年人均95.52元的平均水平，更明显高于相邻省份。

从与城镇居民的比较情况看，税负差距则更大。以我省农村税费改革为例，2002年的农业税税率不超过7%，农业税附加不超过20%，综合负担率大体为8.4%。从消费者角度比较，城镇居民工薪阶层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根据现行税制规定，个人月工资收入低于800元不征税(相当于年收入9600元)；月工资收入超过800元只就超过部分征税，如超过800元以上、1300元以下税率为5%，即月收入1300元(相当于年收入15600元)，只需纳税25元(年纳税300元)，负担率仅为1.9%(300元/15600元)。从经营者角度比较，城镇居民从事工商业要缴纳流转税和所得税，考虑到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规定和间接税的性质(即税负能够转嫁)，流转税忽略不计。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在所得不超过5000元时，税率为5%，其中经营者的工资性收入可税前扣除(年扣除9600元)，若考虑工资性收入因素，其负担率为1.71%[250元/(5000元+9600元)]。结论是：城镇居民年收

入在9600元以下不纳税，城镇居民工薪阶层年收入在15600元以下，个体工商户年收入在12600元以下，其税收负担率不超过2%。城镇居民无收入或低收入不纳税，农民不管收入多少，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纳税，城乡居民名义税收负担相差4倍以上。实际上农民负担的8.4%，是以农业总收入作为计税依据，总收入中包含成本、费用，若扣除成本费用，以纯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则农民负担率更高。

针对农民负担而言，费税改革关注的只是农民的显性负担，而对农民的隐性负担关注不够。城乡分隔体制是农民隐性负担过重的制度根源。农民隐性负担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了积累实现工业化所必须的资金而采取的以农补工的措施，持续到现在，全国通过剪刀差每年平均由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达1600多亿元人民币，农民人均负担205元人民币。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通过剪刀差每年平均由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达100多亿元人民币。二是农民进城成本仍然过高，并且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三是农民付出子女教育费、医疗等费用过高。在我们的调查中让农民按负担的大小排序，结果在有子女上学的家庭中无一例外地把“学杂费”排在了第一位。与此同时，医疗费用更是让农民望而生畏，城乡居民的收入是不同的，农民收入低，但在生病后却不能享受“公费医疗”。在农村，一人生病，导致全家返贫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四是农村基础建设等收费成为农民甩不掉的一大负担。从2003年开始的全省县乡村道路改造和建设，按省政府的规定是不允许向农民收取费用，但受各级财政经费投入不足的影响，在一些已进行乡村道路改造和建设的地区还是向农民收取了数量不等的建设费。据调查，有些2003年已进行乡村道路改造和建设村，平均每户缴纳的道路改造费近200元。

（二）乡村收支缺口较大，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隐患

税费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基层正常运转，但实行税费改革后，乡、村可用财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减少幅度最大的是村级财力。就乡级财政来说，改革后，新的农业税收入要比原来征收的农业税与统筹之和少。但因为乡镇机构改革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支出在短时间内不会大幅度减少，这就造成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内，收入相对减少而支出不减少的局面，加大了乡财政收支矛盾。在本次调查的9个乡镇中，有5个乡镇存在收支缺口，占55.6%；缺口金额达838.92万元，缺口最大的乡镇为296.5万元。就村级财务来说，收支矛盾更为突出。税费改革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和村办公经费，除原由集体经营收入开支的仍继续保留外，凡由农民上缴村提留开支的，统一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农业特产税附加方式收取，但附加比例最高分别不超过正税的20%。附加比例偏小，改革前后相比，村级收入减幅达到60%～70%，实现正常运转难度较大，除集体经济较好的村组外，大部分村组都在低效运转。乡村两级财政收入锐减，一方面农村义务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受到制约。从调查的9个村情况看，税费改革后，教育经费投入减少的有6个村，减少幅度最高的达75%，最低的也近20%；教育经费投入没有变化的有2个村，而增加的只有1个村。另一方面，乡村组织资金缺口较大，极有可能诱发农民负担的反弹。

（三）乡村负债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当前，我省乡村两级债务问题严重，沉重的债务与农民负担形成恶性循环。在本次调查的9个乡镇中，到2003年有7个乡镇存在债务问题，平均债务金额达853万元。在本次调查的9个村中，到2003年有7个村存在债务问题，平均债务金额达11.6万元。这些不良债务形成原因十分复杂，有的属于“普九”欠账，有的属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有的属乡镇无钱发放工资而向金融机构和个人借贷形成的债务，还有一部分属公益事业欠账。税费改革后，新的农业税成为乡镇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乡镇财政负债就成为税费改革绕不开的难题。一方面，税费改革封住了乱收费的口子，扼制了农民负担无序增长的可能，另一方面，税费改革也封住了乡镇干部还债途径。乡村债务量大、面广，构成复杂，如何化解债务是十分沉重和敏感的问题。实际情况显示：各地在税费改革过程中对这一尖锐矛盾采取的是暂时回避的办法，事实是不仅旧债无法锁定，更无法化解，而且新债还在不断增加。乡村债务成为无法排除的“定时炸弹”,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隐患。

（四）新税赋出现新的不公平，部分农户负担会有所加重

首先，农业税按耕地面积征收，造成种地越多，上缴的税费也越多，而那些主要从事二、三产业收入较高的农户反而上缴得少。过去偏重于按人头收取，现在则主要按地亩征收，势必进一步加剧负担的不均。其次，税费改革前，部分集体经济较好地方的“三提五统”主要由集体财力代垫，农户是零负担，税改后，“税随田走、田随户走”反而使这些农户有了负担，与税费改革提出“村村减负、户户受益”的基本要求不相一致。

三、对策选择

从上面存在的问题分析，农民负担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幺农村税费改革就决不能仅仅是规范农民与农村基层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费改税）或基层组织的行为（制止乱收费），而必须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角度，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联系上，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上，合理制度安排，进行制度创新。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真正完成“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一）创新税费制度，合理增加税源

一是大胆探索与国际化和市场化相适应的农业税制体系。可以考虑，首先将农业税改为土地使用税和产品税；其次建立以农户收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二是改征农业

税附加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费。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费属于社区收费，社区收费可视为社区范围内全体居民对社区公共产品生产的投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费的征收，应该与农户的收入水平挂钩，一般非农程度越高，其收入水平呈提高趋势，其相应征收标准也应适当提高。三是完善村委会“一事一议”制度，强化对农民负担和农村税费改革的监督管理。

（二）统筹城乡发展，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一是按WTO规则，借鉴欧美农业支持政策调整的经验，调整国内农业支持政策，下决心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真正向农业、农村倾斜。2003年，全省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到生产总值的87%，第一产业降到13%以下，已具备了消除剪刀差，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基本条件。二是要加大城乡统筹力度，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体系和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通过城镇带动农村，使得城乡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协调发展。

（三）推进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多“予”少“取”

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要强化服务职能，弱化管理职能；要按照政企、政事分开的原则，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干预，将工作重点转向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和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上来。二要把加强行政体制的改革与深化事业单位的改革结合起来。农村乡镇事业单位占乡镇行政组织的80%，各站所设置过多、过散，人员严重超编，体制不顺，部门干预严重，这些都是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必须彻底改革。三要加快乡镇机构改革和村民自治。要紧紧围绕“有利于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办真事”的原则进行大胆探索，可以将乡镇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或逐步弱化乡镇政府的行政职能，将其转化为综合性的农村中介服务组织（相对于日本基层农协）或将乡镇党政合一，成立乡村农民协会。在村一级，要抓紧做好撤村并村工作，压缩村级干部人数，加强村民自治。

（四）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1、首先要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的力度。目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75%以上是由农民负担的，地方政府负担20%，中央财政负担甚少。

2、要以转移支付维持基层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和村级自治组织的运转存在一定困难，对此，中央财政应适当转移支付以保障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

3、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农业基础设施支持的转移支付力度。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农村公共事业、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一定时期内面临困难。国家应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农业基础设施的转移支付力度。

4、认真研究和积极探索有效办法，妥善处理乡村不良债务。要认真清理乡村债务，摸清底数，分清责任，区别情况，分类处理，逐步化解。当前，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发生新的不良债务。

第三篇：农村税费改革期待更大突破

――山东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民负担问题调查分析

一、税费改革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这次税费改革力度大、政策落实好，农民负担确实减轻

（二）税费改革规范了农村分配行为，理顺了干群关系，促进了社会稳定

改革前，基层干部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催粮派款上，工作难度大，群众有抵触情绪，干群关系紧张。农村税费改革，从制度上规范了农村分配行为，使农村税费征管工作和分配关系迈向规范化，较好地解决了征管工作中的“以债抵税”、“基层干部垫税”、“随意多收、以支定收、强行收取”和“农民互相观望而迟交赋税”的问题。基层干部从催粮派款中得到解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农民发展经济，干群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群众普遍反映现在“交得明白，交得放心”、“负担不重了，干部不凶了”。从本次调查的9个村看，没有发生一起因缴纳税费而上访的案件。从全省来看，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省连续3年没有发生重大恶性事件。

(三)税费改革规范了政府行为，强化了服务功能，促进了乡镇职能的转变

改革后，农税征管工作实现了由乡镇党委政府主导型，向财税、农业部门执法主体型的转变。这一转变从客观上加速了乡镇政权职能的转变。将直接管理乡镇集体经济活动的职能转变到落实各项政策、抓好行政执法、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强化了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功能。税费改革还促进了乡镇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从面上看，近年来，全省通过乡镇区划调整和机构改革，撤并700多个乡镇，精减分流3万多人；通过开展村“两委”交叉任职，减少村干部近10万人，大大减少了财政负担。

（四）税费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

费税改革后，土地面积成了计税的依据，农业特产税逐步取消，粮食比较效益低，农民为了增加收益，积极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比较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和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据统计，全省粮经作物种植面积之比由2002年的57：43调整到2003年的54：46，农业生产结构逐渐优化。

二、税费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及存在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农民负担仍然较重，隐性负担还没有涉及 从与城镇居民的比较情况看，税负差距则更大。以我省农村税费改革为例，2002年的农业税税率不超过7%，农业税附加不超过20%，综合负担率大体为8.4%。从消费者角度比较，城镇居民工薪阶层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根据现行税制规定，个人月工资收入低于800元不征税(相当于年收入9600元)；月工资收入超过800元只就超过部分征税，如超过800元以上、1300元以下税率为5%，即月收入1300元(相当于年收入15600元)，只需纳税25元(年纳税300元)，负担率仅为1.9%(300元/15600元)。从经营者角度比较，城镇居民从事工商业要缴纳流转税和所得税，考虑到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规定和间接税的性质(即税负能够转嫁)，流转税忽略不计。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在所得不超过5000元时，税率为5%，其中经营者的工资性收入可税前扣除(年扣除9600元)，若考虑工资性收入因素，其负担率为1.71%[250元/(5000元+9600元)]。结论是：城镇居民年收入在9600元以下不纳税，城镇居民工薪阶层年收入在15600元以下，个体工商户年收入在12600元以下，其税收负担率不超过2%。城镇居民无收入或低收入不纳税，农民不管收入多少，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纳税，城乡居民名义税收负担相差4倍以上。实际上农民负担的8.4%，是以农业总收入作为计税依据，总收入中包含成本、费用，若扣除成本费用，以纯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则农民负担率更高。

（二）乡村收支缺口较大，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隐患

税费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基层正常运转，但实行税费改革后，乡、村可用财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减少幅度最大的是村级财力。就乡级财政来说，改革后，新的农业税收入要比原来征收的农业税与统筹之和少。但因为乡镇机构改革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支出在短时间内不会大幅度减少，这就造成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内，收入相对减少而支出不减少的局面，加大了乡财政收支矛盾。在本次调查的9个乡镇中，有5个乡镇存在收支缺口，占55.6%；缺口金额达838.92万元，缺口最大的乡镇为296.5万元。就村级财务来说，收支矛盾更为突出。税费改革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和村办公经费，除原由集体经营收入开支的仍继续保留外，凡由农民上缴村提留开支的，统一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农业特产税附加方式收取，但附加比例最高分别不超过正税的20%。附加比例偏小，改革前后相比，村级收入减幅达到60%～70%，实现正常运转难度较大，除集体经济较好的村组外，大部分村组都在低效运转。乡村两级财政收入锐减，一方面农村义务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受到制约。从调查的9个村情况看，税费改革后，教育经费投入减少的有6个村，减少幅度最高的达75%，最低的也近20%；教育经费投入没有变化的有2个村，而增加的只有1个村。另一方面，乡村组织资金缺口较大，极有可能诱发农民负担的反弹。

（三）乡村负债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当前，我省乡村两级债务问题严重，沉重的债务与农民负担形成恶性循环。在本次调查的9个乡镇中，到2003年有7个乡镇存在债务问题，平均债务金额达853万元。在本次调查的9个村中，到2003年有7个村存在债务问题，平均债务金额达11.6万元。这些不良债务形成原因十分复杂，有的属于“普九”欠账，有的属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有的属乡镇无钱发放工资而向金融机构和个人借贷形成的债务，还有一部分属公益事业欠账。税费改革后，新的农业税成为乡镇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乡镇财政负债就成为税费改革绕不开的难题。一方面，税费改革封住了乱收费的口子，扼制了农民负担无序增长的可能，另一方面，税费改革也封住了乡镇干部还债途径。乡村债务量大、面广，构成复杂，如何化解债务是十分沉重和敏感的问题。实际情况显示：各地在税费改革过程中对这一尖锐矛盾采取的是暂时回避的办法，事实是不仅旧债无法锁定，更无法化解，而且新债还在不断增加。乡村债务成为无法排除的“定时炸弹”,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隐患。

（四）新税赋出现新的不公平，部分农户负担会有所加重

首先，农业税按耕地面积征收，造成种地越多，上缴的税费也越多，而那些主要从事二、三产业收入较高的农户反而上缴得少。过去偏重于按人头收取，现在则主要按地亩征收，势必进一步加剧负担的不均。其次，税费改革前，部分集体经济较好地方的“三提五统”主要由集体财力代垫，农户是零负担，税改后，“税随田走、田随户走”反而使这些农户有了负担，与税费改革提出“村村减负、户户受益”的基本要求不相一致。

三、对策选择

从上面存在的问题分析，农民负担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幺农村税费改革就决不能仅仅是规范农民与农村基层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费改税）或基层组织的行为（制止乱收费），而必须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角度，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联系上，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上，合理制度安排，进行制度创新。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真正完成“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一）创新税费制度，合理增加税源

一是大胆探索与国际化和市场化相适应的农业税制体系。可以考虑，首先将农业税改为土地使用税和产品税；其次建立以农户收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二是改征农业税附加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费。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费属于社区收费，社区收费可视为社区范围内全体居民对社区公共产品生产的投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费的征收，应该与农户的收入水平挂钩，一般非农程度越高，其收入水平呈提高趋势，其相应征收标准也应适当提高。三是完善村委会“一事一议”制度，强化对农民负担和农村税费改革的监督管理。

（二）统筹城乡发展，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一是按WTO规则，借鉴欧美农业支持政策调整的经验，调整国内农业支持政策，下决心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真正向农业、农村倾斜。2003年，全省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到生产总值的87%，第一产业降到13%以下，已具备了消除剪刀差，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基本条件。二是要加大城乡统筹力度，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体系和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通过城镇带动农村，使得城乡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协调发展。

（三）推进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多“予”少“取”

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要强化服务职能，弱化管理职能；要按照政企、政事分开的原则，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干预，将工作重点转向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和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上来。二要把加强行政体制的改革与深化事业单位的改革结合起来。农村乡镇事业单位占乡镇行政组织的80%，各站所设置过多、过散，人员严重超编，体制不顺，部门干预严重，这些都是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必须彻底改革。三要加快乡镇机构改革和村民自治。要紧紧围绕“有利于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办真事”的原则进行大胆探索，可以将乡镇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或逐步弱化乡镇政府的行政职能，将其转化为综合性的农村中介服务组织（相对于日本基层农协）或将乡镇党政合一，成立乡村农民协会。在村一级，要抓紧做好撤村并村工作，压缩村级干部人数，加强村民自治。

（四）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2、要以转移支付维持基层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和村级自治组织的运转存在一定困难，对此，中央财政应适当转移支付以保障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

3、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农业基础设施支持的转移支付力度。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农村公共事业、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一定时期内面临困难。国家应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农业基础设施的转移支付力度。

4、认真研究和积极探索有效办法，妥善处理乡村不良债务。要认真清理乡村债务，摸清底数，分清责任，区别情况，分类处理，逐步化解。当前，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发生新的不良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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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人民日报：回应群众期待 深化司法改革

人民日报：回应群众期待 深化司法改革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伴随着时代的风云流转，我国社会环境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如何在变革中实现司法对公平正义不变的守护？人民群众的感受为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动力来源和评价标准。

根据新形势新要求，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全面启动司法体制机制改革。2008年，中央再次提出4个方面、60项改革任务，将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推向新阶段。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密切配合，坚持积极稳妥务实地推进各项改革。目前，两轮改革部署的各项任务已基本完成，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新阶段的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工作对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做出了全面回应：加强对侦查、审判和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推进量刑规范化，深化司法公开，进一步强化司法权运行的监督制约，规范执法司法活动；改革死刑核准制度，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改革监狱体制和看守所监管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完善国家刑事赔偿制度，更加切实地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从严惩处严重犯罪的法律制度，建立健全老年人、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机制，推进社区矫正，努力提升司法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完

善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进司法考试制度，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有效提高执法队伍整体素质和职业化水平。

8年来，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在倾听群众呼声中前进，在回应群众关切中深化，在满足群众需求中迈进。既认真研究和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不照抄照搬国外的司法制度；既与时俱进、时刻不忘群众感受，又坚持循序渐进，不超越现阶段实际提出过高要求。通过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司法机关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水平得到提高，政法事业科学发展的步伐更加扎实，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认同与支持拥护。改革的成效充分说明，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部署举措，适合国情、切合实际，符合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要求，更加坚定了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司法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法律性。改革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总体规划，分步推进；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体现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要求；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惠及人民；必须始终坚持统筹协调，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和其他部门、当前和长远等各种关系；必须始终坚持依法推进，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

改革没有穷期。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深化成果，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才能不入歧途、不走弯路，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始终顺应改革开放的潮流健康发展，始终随着法治建设的步伐不断推进，始终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唤同步深化。

第五篇：司法改革

申论热词：司法改革

广东法院系统当前正推行一系列“去行政化”改革，颇受舆论关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表示，司法不公的原因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司法腐败。而“司法行政化是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因素之一”。

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性质、职能、权属、运转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区别，用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司法、运作司法，将不可避免地给司法的独立性、中立性、被动性和程序性等，都带来伤害。

应当说，司法高层曾对“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给予了关注。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中，明确指出，“审判工作的行政管理模式，不适应审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严重影响人民法院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针对此，在这个以及后一个法院改革“五年纲要”中，均不乏“司法去行政化”的具体举措出台。这10年的司法改革，大致可以用“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和“去大众化”来概括。客观评价，司法机关在“去行政化”上虽然作出过颇多努力，但进展始终不大。个中原因或就在于，这并不是最高法院一家所能决定的改革。比如，若取消法官们的行政职级，他们拿什么去套工资与福利?一个简单的方案是，按司法职业的特点另立司法职级。而接下来的问题则是：谁认可你这一套?

不仅司法官员的去行政化步履维艰，司法活动的去行政化同样阻碍重重。法院内部的“个案请示”被认为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典型表征。“法院改革二五纲要”曾明确要求应“逐步取消，并进行诉讼化改造”。但到了“法院改革三五纲要”，又变成了“规范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的请示报告制度”。用“规范”来替代了 “取消”，无疑是认同了行政化的“个案请示”，而在事实上将司法固有的审级制度给人为架空了。

这种改革的反复无疑在向我们传递出司法去行政化任重道远的信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法院系统所坚持的去行政化实践，显得更加不易。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这些可贵的改革经验向全省，乃至向全国法院系统推广。这仍然需要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的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也不仅在于当下的司法公信堪忧。还因为中国是在司法权威尚未确立的基础上，就遭遇到了一个自媒体时代。司法的信息垄断、知识垄断和权力垄断被迅速打破，普通民众也拥有了更多、更便捷评议司法的舆论平台。司法一方面必须要面向民众，另一方面，又必须尽快回到司法的原点，回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原则上来。司法去行政化是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最难的那部分。由此破局，当为可行的选择。期盼“法院改革四五纲要”能够正视和吸纳广东法院系统在去行政化上的诸多经验，切实推动司法体制变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