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期待彻底的去行政化、地方化

第一篇：司法改革,期待彻底的去行政化、地方化

3月10日，两高报告出炉。谈成绩，有目共睹；谈问题，切中要害。尤其是最高法院的报告，直呈六大问题和困难，不掩饰、不回避。而这些问题，又反照法院体制机制的缺陷，折射着未来司法改革的努力方向和路径探索。

这些问题直指司法不公现象——“有的案件裁判不公、效率不高，损害了有关当事人的利益和司法公信力”；毫不讳言司法为民不力——“仍然存在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等问题，在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方面还有差距”；坦言存在司法行为不规范——“少数干警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严重，司法行为不规范、不文明，对当事人冷硬横推、吃拿卡要，有的甚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群众反映强烈。”

问题的根源在体制机制。上述在司法公正、司法为民、司法规范方面暴露的种种问题，在最高院报告所列的六大问题中就能寻找到答案。“保障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体制机制还有待完善”；“一些法院管理行政化色彩浓厚，影响力审判质量和效率。”归结到一点，就是“去地方化、去行政化”还不彻底。

地方化和行政化一直是影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重要因素。“地方的”法院和“行政的”法官，使得法院带上浓厚的行政色彩，积弊丛生。当国家设立在地方的法院成为“地方的法院”，法院难免受到地方行政权力干预，有的甚至成为地方行政权力的角力场；当法官有了官阶，办案需经过层层签审，审判成审批，就难免滋生官僚主义，亦无法避免权力寻租。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法院“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改革提出了总体要求。一方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另一方面，“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只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无论是“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都是一场触及多方利益的革命，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前者，触及地方行政利益；后者，动了自己的奶酪，改起来均不易。因此，尽管有改革顶层设计，但底层却未拿出敢作敢为的勇气和善做善成的智慧予以呼应。

“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的变革，意味着法院在转型社会背景下的重新定位、重新出发。作为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者，社会治理中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秩序的稳定者，它尤其需要打破固有的利益藩篱，从权力利益纠葛中独立出来。因为，一个社会，要使规则能够很好地实行，必然需要一个独立的、公正的司法机构。

第二篇：解读司法去行政化

解读司法去行政化

打算报考2015年政法干警考试的考生们，现在开始就要准备备考了，而申论部分的备考，不仅要多关注社会热点，更重要的是勤动笔练习，并使用适当的教材提升自己，也是掌握申论热点的基础和前提。今天，中公政法干警考试网为大家带来了政法干警申论热词解读，希望帮助大家做好备考工作。

最高法院深圳巡回法庭将于下周正式挂牌，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首批成立的两家巡回法庭之一。另一家巡回法庭花落沈阳。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任免名单，任命刘贵祥为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即深圳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即沈阳巡回法庭)庭长。四位巡回法庭副庭长也同期到位。

从最高法院首批巡回法庭的地域特点来看，分别对应华南与东北。如深圳巡回法庭管辖区域为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区。可以预料，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华北等地也将有最高法院巡回法庭陆续挂牌。自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设立巡回法庭起算，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这一设计蓝图如今已经落地成真。

有关巡回法庭的提议由来已久，但不管是学界建议，还是中央决定，都只停留在“巡回法庭”这一似乎熟悉却又陌生的专有名词上。两个月来，舆论对巡回法庭的具体设计有颇多猜测，诸如巡回法庭究竟是独立的一级法院，还是仅为最高法院的派出机构?它的具体职能如何?它的裁判是否为最终裁判?它与高级法院是何关系?在检察机关方面，似乎并未听说要同步建设巡回检察院的设想。那么问题来了：谁来监督这些巡回法庭? 从最高法院首批巡回法庭的落地来看，上述问题部分已有了答案，部分还得继续观察。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免名单中所出现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这个官方名称，就不难看出，它实乃最高法院的派出机构。继而可推论，巡回法庭的审判即是最高法院的审判，其裁判也就是终审裁判。这也消除一些观察者对巡回法庭可能改变中国法院“四级二审终审制”的担忧。

建国之初，最高法院也曾在各大行政区设置过“六大分院”，但不久即取消。有学者提出，早知今日又设巡回法庭，当初何必裁撤最高法院大区分院?但最高法院巡回法庭明显不同于最高法院大区分院。“庭”是一个审判组织，分院则是一个包含完整行政建制的法院机关。巡回法庭恰恰符合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去行政化”方向。

再者，改革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立法法也将“诉讼和仲裁制度”列入“法律保留”之列。“大区分院”的设置，离不开立法。而巡回法庭的组建，最高法院完全可以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自主组建。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在人财物管理上，完全可以依托最高法院本身。巡回法庭庭长、副庭长、法官的任免也是由最高法院对应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负责。

作为最高法院派出法庭的巡回法庭，解决了与最高法院的关系，与各高级法院的关系等地位问题，却又产生了另一重隐忧。从首批两家巡回法庭来看，每个巡回法庭对应的是三个省级行政区。从案源、地域、人口等综合因素来考量，效仿建国之初的“六大分院”来设立六个巡回法庭可能远远不够，未来也许最高法院要设立八个至十个巡回法庭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若将最高法院巡回法庭视为一个“副省(部)级的内设机构(业务庭室)”，势必导致最高法院省部级“官员”扎堆。这将和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所引领的“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相悖。

一个更加“全面深化”的改革方案在于，加速推进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等基层司法机关的“去行政化”改革，积累取消法官行政职级的实践经验，在最高法院层面让大法官从行政职级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让法官们真正回归纯粹的法官之身。当然，这一改革的前提在于，法官的职务保障及其福利待遇，将不再依赖于行政职级。当法官身份就意味着法定保障，行政职级与法官的剥离才会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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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14.08.09 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的三大战役

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的三大战役 2014-08-09 11:57 来源： 《前线》杂志 作者： 朱光明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明确将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列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社会事业管理创新的改革重点，并对其实施的紧迫性予以了强调。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去行政化”就被纳入到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视野。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家制订的科技规划纲要、教育规划纲要、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等又对此一再强调，但多年来由于我们仍然是在浓厚“官本位”思想影响下去推行“去行政化”，改革的支持动力显然不足，这项改革几无实质进展。事业单位“行政化”倾向愈演愈烈，成为当今社会难以治理的一大顽疾。要想深化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不仅需要破除“官本位”思想意识，同时需要对改革实施的路径作出合理安排，使改革能够不断获得充分的支持动力和体制机制保障。

事业单位“行政化”特征

事业单位是国家为向社会提供普遍需要的公共服务而举办的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长期保持着“一体化”的隶属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类事业单位作为国家计划和政府事业职能的执行机构，其组织目标、工作任务、人员规模、经费投入、岗位设置、人事任免等均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财务制度、人事制度、工资福利制度等也与行政系统基本相同。一方面，政府部门主要通过行政管理系统、采用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方式来领导、管理、指挥和调控着各自的下属事业机构；另一方面，各类事业单位则完全依照政府部门的指令和计划的安排运行，所需各种人力、财力、物力资源概由政府部门提供。正是这种“行政事业一体化”体制衍生出了事业单位的“行政化”特征。这一特征的典型表现可以归纳为事业机构级别化、内设组织科层化和单位管理者官僚化三个方面：

第一，事业机构级别化，即每个事业单位都享有一定的行政级别。行政级别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主管部门的地位。例如，中央部委和省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通常为厅局级，而地市政府举办的则多为县处级，其余可类推。有些事业单位因其规模较大或作用突显，可享受再升“半格”的殊荣，从而出现了一些“副局级”、“副处级”、“副科级”的事业机构，所谓“副部级大学”就是由此而来。行政级别，既是事业单位的“官办”标识，也是政府控制事业机构的得力抓手。尤其是后者，所反映的恰恰是政府与事业单位之间关系的实质。因为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首先是其领导干部的级别，政府向事业单位配备相应级别的领导干部则是控制其运行与活动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第二，内设组织科层化，即事业单位的内部组织大都仿照行政部门设置，运营管理则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科层制亦称官僚制，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行政系统普遍采用的一种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其特点是强调纵向控制、专业分工、理性决策、权责一致、依章行事。将这一制度适当引进到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之中，以改善和提高其组织效率，破除“大锅饭”、“铁饭碗”等陋习积弊，本无争议。问题是，事业单位中除了行政组织之外，更多的则是从事科研、教学、文化、医疗的学术性组织。这些组织本应按照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原则治理和运营，但现今亦已一概被科层化，成了行政组织的分支与旁系。第三，单位管理者官僚化，这是事业机构级别化和内设组织科层化的必然结果。既然在事业单位中，行政组织占据主导地位、行政领导均由上级任命产生、行政权力几乎不受任何制约，那些大大小小的管理者就势必会沾染上高高在上、独断专行、繁文缛节、文过饰非、公文旅行、遇事推诿、墨守成规等官僚主义作风与习气。而官僚主义的盛行，则让事业单位由公共服务机构蜕变成了“衙门”。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行政权力对资源分配的垄断，行政级别、行政职务便成了判定人们的能力、身份高下的标签，从而导致了许多学人，包括一些卓有成就的学术骨干对官位、官阶、官场的追逐与迷恋。事业单位“行政化”弊端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国家对社会事业领域的投入大幅增加，特别是在政府主导的各种人才工程、知识创新工程、一流大学建设工程的相继实施过程中，事业单位的“行政化”趋向愈演愈烈，其负面作用也日益显著地表现出来。

首先，“行政化”直接影响到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深入推进。201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发布，标志着这项酝酿已久、涉及广泛的重大社会改革已全面启动。然而，与人们的热切期望相比，三年来的改革进展却并不理想。改革只是完成了作为第一环节的“清理规范”，但那些职能过时、重复设置、任务不足的事业机构并未得到彻底清理，相当一部分仍然保留在了事业单位的序列之中；对各级事业单位的分类认定至今尚未完成，缺乏科学、统一、实用的分类标准体系；部分试点单位依照法人治理结构模式建立了理事会、董事会，但却大都形同虚设，缺乏实效作用；至于与现行体制相“并轨”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不同行业特点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以示定费”的财政拨款制度等均在探讨中；即使一直充当改革“领头羊”的人事制度改革，也仅在法制化上迈出一步，但在合同用人、公平竞争、绩效考核、人员退出、权益保障、人事监督等重要机制的建设上并无多大进展。尽管造成这种“滞胀”局面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但无疑来自事业单位内外行政力量的干扰与抵抗是最大的阻力，因为从改革的每一次受阻、受挫或变形的背后都能见到“行政化”的印记。

其次，“行政化”直接影响到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如前所述，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对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都给予了倾斜式支持，社会事业领域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事业兴旺繁荣的背后，也隐藏和积聚了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其中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是这些因素的集中体现。行政权力倚仗对公共资源的二次分配，利用公共资源进行权钱交易。显然，只要公共资源的分配继续由行政部门主导，行政权力在事业单位内部继续恣意运行，权力腐败就不可能终止。尽管学术腐败的主体并不限于领导者和管理者，但在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案件、尤其是那些内情复杂影响重大的案件中，又总是容易见到权力拥有者的身影。即使在职称评审、成果鉴定、学科规划、人才选拔这些本应属于学术范畴的事项中，也可清晰见到权力介入的印迹。利用行政权力侵占他人学术成果、通过非公平竞争抢占学术资源、雇佣“枪手”编造学术垃圾并以此获取学术荣誉和学术职衔，是权力拥有者参与学术腐败的惯常手段。正是由于行政权力的深度参与，才使得学术腐败成为社会事业领域难以根治的沉疴痼疾，造成学术风气、学术道德和学术精神的败坏与沦落。

再次，“行政化”直接影响到了创新型国家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和国家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综合竞争力、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是培育和保持一支思维活跃、锐意进取、敢想敢干、不惧风险、能打硬仗的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事业单位作为各类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地，理应为创新型人才的成长营造一种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倡导竞争、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与环境。然而，在“行政化”愈演愈烈的今天，这一要求却难以达到。因为“行政化”本质是一种保守的价值取向，并不鼓励创新，无论人才培养和人才管理，它首先强调的是敬畏权威、中规中矩、对上负责、依章行事。更为严重的是，在“行政化”盛行的大环境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遗风再度兴起，“官阶”、“官职”成为对学术尖子、学术骨干的奖赏花翎，致使一些卓有成就、前程远大的学人中道弃学从官，人为造成了科研一线创新人才的流失；在“行政化”盛行的大环境下，学术风气败坏、学术道德沦落、学术能力退化、学术生态毁坏，若再任其延续，将影响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三役

毋庸置疑，推行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其阻力之大、干扰之多、环境之复杂均前所未有，改革的前景委实不容乐观。当然，也不必过分畏难。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将这项改革列为重中之重，并清晰绘就了改革应遵循的路线图。只要按照三中全会规划的线路向前推进，改革就一定能够取得预期成效。要想实现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的目标，要打三大战役。

第一战役，坚决实行政事分开，破除“行政事业一体化”传统体制。

政事不分的“一体化”传统体制催生了事业单位“行政化”趋向，而权责不清、效率低下、人浮于事、资源空耗、衙门习气等传统事业单位的诸多弊端也均与这一体制相关。这样，破除“行政事业一体化”传统体制、推行政事分开就成了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与主题。然而，尽管人们对政事分开已呼唤多年，简政放权、人员聘用、差额拨款、法人登记等改革举措也是围绕这一目标而制定的，十五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对政事分开给予了强调，但时至今日，政事不分的“一体化”体制依然盛行，其根基并未发生多大动摇。导致改革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人们未能为政事分开找到一个有效的实现路径。因为事业单位毕竟是政府举办的公共服务机构，且承担的多是一些基本公共服务职能。这样，在政府与其解除“一体化”的隶属关系之后，如何继续保持其公益属性，保持政府对其公共服务活动的监督，就需要从制度上作出妥当而有效的安排。

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一个能够有效推动政事分开并将改革引向深入的突破点。这一突破点应是通过对“行政”与“事业”两大部门职责界限的明确划分，将公共服务举办主体和实施主体之间由传统的隶属关系改换为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所改变的只是“行政事业一体化”组织体制，并不意味着弱化和放弃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应尽责任。当然，随着政事分开的推行，政府责任的实现形式将由行政干预为主转换为监督评价为主。

大量实践已经证明，以契约关系改变“行政事业一体化”组织体制关键之举，是对事业单位行政首长实行公开选聘。现行事业单位的行政首长都是由政府直接任命的，他们只是作为政府代表、并按照政府指令在事业单位中履行管理职责，其本身就是“行政事业一体化”的直接体现。显然，要想破除“行政事业一体化”的传统体制，必须改变这种旧的人事任用方式，由公开选聘取代直接委任。因为在公开选聘制下，政府与受聘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人事主体关系，双方的权力责任通过聘用合同来确立，两者之间是一种规范的契约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由公开选聘而产生的事业单位行政首长，已无必要赋予其特定的行政级别，从而剥掉了事业单位“行政化”的标签。当然，仅仅取消行政级别，远未达到去“行政化”的目标，但它毕竟迈出了关键一步。近年来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一些部门和地区相继面向社会乃至全球招聘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医疗机构的行政首长并大多获得成功。可以说，全面推行事业单位行政首长公开选聘制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第二战役，建立健全事业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

尽管政事分开可有效阻断行政部门对社会事业机构的不当干预，但它所解决的只是外部“行政化”问题，并不能完全革除事业单位内部的“行政化”弊端。在计划体制下产生的事业单位，本身就是按照科层制组织模式建立的一种准行政机构，而在其运营管理中行政权力一直占据支配地位，几乎不受任何力量制约。“行政强势”在事业单位内部已经固化，要想将其打破并祛除，只能寄望于事业单位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与健全。

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与健全的核心作用，是可以厘清事业单位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界限。事业单位是各类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地，是实施“科教兴国”的主战场。其承担的各项社会功能，无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还是文化传承、健康服务，都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知识化、技术化的学术活动，应按照学术发展的要求进行规划与管理。这样，就应通过《章程》的制定，将资源分配、人才选拔、成果评价、学术纠纷仲裁等专属“学术”的权力明确配置于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等学术机构之中，确保这些机构以学者为主体组成，确立学术权力在社会事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当然，学术机构也应注重自身建设，规范运行程序，树立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原则，健全自律机制，实行信息公开，切实维护学术竞争的公平与公正。与此同时，还应将“越位”多年的行政权力收入“笼”中，令其回归本位，加大对其活动方式的约束，规范其行使程序，对其活动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既然事业单位行政部门的基本职责被定位于“服务”，就应将其活动限定于“服务”的范围之中。政策指导、组织协调、资源供应、后勤保障是“服务”的基本内容，而功能完备、安全高效、程序规范、文明热情则是对“服务”的基本要求。只有让“行政”与“学术”两大权力各就各位并形成制约，才能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第三战役，规范事业单位编制管理，压缩行政权力的活动空间。

编制管理是国家对公共组织进行职能分配和规模调控的基本手段。为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相配合，国家应通过对各类事业单位的编制标准的重新修订，加强对事业单位人员结构、内设机构和领导职数的有效约束。首先，应对其行政人员所占比例给以明确限定。行政人员所占比例过高，管理部门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是事业单位“行政化”的一个典型表现。实际上，国外公共事业机构中行政职员所占比例通常仅为15%~20%，最高也不过四分之一，而我国事业单位中的同类人员却大都超过三分之一。显然，行政人员所占比例存有相当的压缩空间。因此，应在新的编制标准中明确画出红线。其次，应对内设管理机构的数量给以明确限定。机构林立、权力交叉、职责不明，同样是事业单位“行政化”弊端的典型表现。事业单位的内设机构，大多是为与政府部门上下“对口”而设立的。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和政事分开的实行，管理机构上下“对口”已无必要，理应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进行整合。再次，加大事业单位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推进力度。传统事业单位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单位办社会，实行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式后勤管理模式，一些事业单位，拥有食堂、商店、幼儿园、物业保洁、水电供应等生活服务机构和福利设施。这既造成了有限社会事业资源的大量浪费，也助长了行政人员数量的不断膨胀，使后勤部门成了掩藏行政冗员、扩充行政职能的“大后方”。因此，应尽快压缩后勤编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实现后勤服务社会化。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授）

第四篇：高校去行政化提纲

探究高校去行政化

摘要：大学的主体是谁？是教师学生，还是行政管理人员？大学里的工作到底是以教学、科研为中心，还是以管理为中心。假如是前者，我们是不是应该倡导“教授治校”，倡导采取措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尊重工作的兴趣，任其自由发展，尽可能的为学术发展创造条件。然高校发展的现状何然？本文是针对但前高校“行政化”现状，而做的探究“去行政化”。

【关键词】: 去行政化 现代大学制度 学术自由 教授治校

一、行政化概述

行政是指的是一定的社会组织，在其活动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组织、控制、协调、监督等特定手段发生作用的活动的总称。就范围而言，首先它属于国家的范围，其次只有行政机关或政府权力才是行政权力。行政是行政主体对国家事务一决策、组织、管理和调控等特定手段发生作用的活动。当这些社会组织像行政主体般利用行政权对组织内的活动过程过多组织、控制、协调、监督。

高校的行政化，指行政部门对于高校的管理过多过细，大包大揽。在学校里是以一个权利为中心，而不是以学术为中心，使得教育失去了特有的专业性、学术的自主性和学术自由的精神，导致其教育活动被作为行政活动管理，滋生了教育雇佣性。一句话，行政化指社会组织活动利用行政权力来代表真切的利益和话语权。当前高校行政化现状？

高校为什么会走向行政化呢？近代，学校与外部力量之间的关系及学校的自主性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政府权利越来越集中，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同时，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生产中的作用日渐显著，国民的思想观念成为影响社会统治的重要因素，学校教育的地位凸显出来。我国上世纪50年代时，为了恢复战后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为了让更多学生进到学校一起学习，统一培养人才，高校高等教育建立行政化体制。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学校教育开始恢复，不少地方教育部门选任有才干的政府官员到学校任职，事业心很强的官员和地方教育部门一起重组学校，在地方政府和学校共同努力之下，为学校制度的恢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计划经济的痕迹还比较重，学校是政府直接管理的部门。政府对学校不是干预的问题，就是直接管理。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市场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学校教育也开始面向市场，同时学校作为传播和生产知识与价值的重要机构，能通过把生产知识、技能传播给人们，使他们具有高效率的劳动力。当国家或这某些社会组织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他们的职能扩大到人类活动的某些领域，显然当他们对学校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的时候，国家或这些组织通过对学校实施越来越多的影响，直接或间接的传播某种思想观念到学习主体的头脑当中，学校此时就成了贯彻国家或这些社会组织意志的工具。毫无疑问，当国家层面的“行政主导”，在大学内部潜意识中已经贯彻了行政部门为校园里的“运转轴”这就意味 1

着高校办学的自主权在某种程度上收到行政方面的制约。因为行政权力掌管着教师的命运，包括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申请、教学课程多少、研究生导师资格的获得以及住房等等。那么当大学运作与政府部门的运作一样时，高校的本质的终极目标——学术自由、创造知识、培育人才、服务社会必然会偏离。

二、我国高校行政化得以生存与发展的一些因素其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现代大学办学规律的不断认识，以“政府宏观管理、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为目标的体制改革逐步触及到现代大学的核心。然，正如正如阿什比所讲“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我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巨大变化下，高校的行政化使得大学制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脱了终极目标，具体如下：

（一）、高等学校本不同于行政事业单位，更不同于行政机构，而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然，当前大学的举办权、办学权和管理权的合一，高等学校并没有脱离与政府的隶属关系，政府作为举办者，对高等学校的定位与定性、专业设置、学科建设等一切事物都进行审批、招生、教学、科研等一切具体活动都听命与政府的安排，如此高等学校的教育发展被限制在了狭小的范围内，学科研究于深入发展受阻。

（二）、科层管理理论下的高等教育自我发展目标缺失。美国教育家管理学专家马克思*阿博特认为学校组织是一个高度发展的科层管理组织。来自于政府上下级关系而形成了高校间的等级性。在我国现行的高校体系中，由于官本位的历史沉淀，行政管理人员间的上下级关系教育教学人员、科研人员的上下级关系以及他们在各层级中，由于位置不同，划分的等级也有所不同，同时他们各自根据任务的性质、特点与管理各施其职，高等教育各层的管理单调、枯燥、僵化和公式化，同事之间以及上下级之间缺乏感情交流和理解，大多数个体只为自己的职位升级、年终绩效而担忧。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导致部分高校为应付考核急功近利，衍生出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怪像，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高校教育可以说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三）、高等学校学术权力于行政权力平衡机制的缺失。有人说中国国有大学和中国国有企业的结构实际上是一样的。国有校长副校长就像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他们并不对大学负责，但必须任命他的政府负责。高等学校的本质在于其学术性，学术能力的大小以及学术能力的再生产可能性，从根本上决定着一所高校的发展实力和潜力。“当学术活动对自身进行组织就形成了学术权力，学术权力为了获得自身发展的保障需要借助于行政权力”。前文，我们已经讲过，随着知识在人类生活中价值的提高，来自政府与社会对学术组织的控制与来自经济上控制学术的一些组织衍生出来行政管理权力日益增强，而且在现行制度体系下，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故有人说中国国有大学和中国国有企业的结构实际上是一样的，国有校长副校长就像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他们并不对大学负责，但必须任命他的政府负责。如此难道学术的自由性、自主性不会受到严重威胁？高校教育发展到此情此景下，一些教育家和社会组织已经认识到有必要使高校脱离于行政，即“去行政化”。

三、探究去行政化

近年来高校是否要实行“去行政化”一度成为人们激烈讨论的教育问题，多

数意见都认为,过度行政化已经成为诸多教育问题的总病根,必须尽快革除。那么，高校是否必须彻底的去行政化，取消层级中的各类行政级别？事实上行政权力原本不应该成为一个“贬义词”,高校类组织机构一刻也离不开行政管理。2010年6月6日颁布的我国第一个中长期的《人才规划纲要》指出,改进人才管理方式的主要任务,是规范行政行为。因此,去行政化的精髓,不仅是取消行政级别,大家肩膀一般齐,更在于规范行政权力,督促权力恪尽职责、恪守边界。讨论高校“去行政化”，另一部分意见是高校“去行政化”实为变“行政化”为“服务化”的问题，大学是为教学和科研而存在的，教授应该是主体，行政人员的任务就是为学生和胶原服务，这是应然状态。但实情呢？行政管理人员抱定的并不是“服务”的宗旨，在他们看来服务的对象是具备哪些服务人员认可的水平，而复服务对象，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他们的水平高低，正是由这些名为“服务”，实际为行政人员说了算。他们也认为从我国现有高教体制改革历程来看，大学面临的最根本的一条规则就是几十年计划体制延伸下来的国家包办大学和统管大学办学事务，即所谓的“行政主导一切”。包括大学的办学经费、建设计划、教学课程、招生计划、校长等官员的任命（引申出有些校长被定为副部级）等等。国家层面的“行政主导”，反映到大学内部，就是行政部门在校园内的“行政做大”。因为行政权力掌管着教师的命运，包括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申请、教学课程多少、研究生导师资格的获得以及住房等等。这样一来，大学运作与政府部门的运作一样，其结果必然偏离其终极目标——学术自由、创造知识、培育人才、服务社会。而将高校“去行政化”的“行政化”变为行政为高校服务。而教授治校是大学运转的体制保障问题，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治学和治校，这两个方面同属大学良性运转的必备支撑条件。

四、“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

在学术领域,教授治校是大学运转的体制保障问题，教授的治学和治校，是高校教育良性运转的必备支撑条件。大学教授是大学共同体中的主体，承担着教学及科研等积累、发现和创造人类文明的职责，俗称“做学问”，也可称之为“治学”。而 “教授治学”有着独特的存在内涵，最为鲜明的就是勇于打破各种框框和有形无形的限制，才可能逐步做好。它与追逐经济利益、短期效益等行为有着鲜明对照，它要求有尽可能明晰和严格的程序以及权力控制。因此，“象牙塔”的运作才与众不同，那就是尽量减少外在权力的干预，而由这个职业群体自己管理自己的学术事务，由此产生“教授治校”。教授治校中的“治”，是明确指向“与大学教学和科研等相关的、遵循教育特殊规律的、积累发现和创造人类文明的”学术事务。只有教授群体才更好地懂得这一事务的内涵。

诚然，任何一个群体组织，只要有共同的目标，集合在一起，就离不开支撑其运作的行政事务。教授治校不是教授群体给大学打一般行政琐事的工，而是教授们真正拥有决定大学自身探究学问的决策权。虽然不能说教授治校能达到治学般程度，尽管效率可能很低，也可能有失误，但它是做学问的本真，求实的必然，完全不同于政府指令性的业绩工程。

学术领域教授治校是否能使是高校淡化行政性的重要保障也在于高校新型环境作保障，那么高校需要建立怎么样的新型环境呢？建议如下：

（1）、树立正确的大学观。在经济主导的世界里，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是“重实用而轻学理”我国当前的高校教育观存在着“大学工具论”，即政府或社会组

织视高校为工具，附属机构，在“上有号召，下有行动”的我国特有的社会运动模式下，失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失去了高校作为学术机构的前瞻性和批判性。另一方面，高校学生持有“大学创收论”，认为高校于企业一样，是创收的组织。由此到来一些倾向，大学视自己完全可以靠自己生存，不需要正投入。高校去行政化不意味着它独立于政府，如企业班是生产年商品的源地，在更大意义上他是教育事业，对于教育事业的投入是任何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2）、转变政府职能，提供物质和制度保障。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指对政府长期以来政府集权管理体制下造成大学学内部层次化、行政化现状的改造，要求本不该行政人员执掌的权力要归还于大学等高校。同时，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也不能脱离相关行政部的指导，政府及行政部要做的是转变其职能，打破对高校教育的垄断，放权给教授治校和治学，同时在物质和制度上给予教授治学提供保障。

（3）、坚定不移的实施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当代各类各阶段学校可以收都遵循的是科层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自我发展的却目标缺失，故无论是政府抑或是高校改革者都应该坚定不移的提出意见推进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

（4）、建立或完善已有的高校绩效的评介体制。

上文我们已经谈及了高等学校学术权力于行政权力平衡机制的缺失现状，因此教授治校应明确高等学校的本质在于其学术性，学术能力的大小以及学术能力的再生产可能性，从根本上决定着一所高校的发展实力和潜力。而建立或完善无疑在学术与学术权利方面达到制衡。

总之就我国当前高效发展现状，而针对高校区行政化这一热点。高校的去行政化首先应明确高校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去行政化的目标在提高教师的积极性，尊重教师及学生的工作兴趣。同时政府及社会各界要重视高校的本质精神在于学术的自由，自主性。如此高校的去行政化之路才有路可探，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才有更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俊宗著: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回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甘阳、李猛: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第五篇：高校去行政化利大于弊

高校去行政化利大于弊

一，我国大学行政化的历史文化背景

我国大学行政化现象由来已久,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自近代大学创建起,行政权力长期充当着大学运行管理的主导力量,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承和变革,最终形成了当前我国大学行政化的客观现实。从办学方针看,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清末崇尚“中体西用”,国民党统治时期推行“党化教育”,解放后遵循“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即使在大学自由度较大的清末民初及抗战时期,我国都是将大学视为国家“富国强兵”的工具。国民党统治时期确定的大学宗旨之一,便是在“党化教育”方针指导下,强调“信仰及服从领袖”。由此可见,我国大学地位的从属性和大学功能的工具性,以及大学行政化的萌芽并非今天才有。从权力基础看,官员身份和资源控制是大学行政化的物质前提。建国后,我们不是把大学视为独立的学术自治体,而是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单位,大学没有了独立性。从主观认识看,对教育行政化之弊端的认识并不是今天才有。早在1931年,梁漱溟就曾指出:“要想中国教育有生机,非打破推翻今日官办教育的局面、得一大解放不可,官办教育,教育愈办愈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正是创造。因中国社会旧日的一切多不适用,近今从西洋直接抄袭过来的又不适用,所以非创造自家所适用的一套新文化不可,政治、经济乃至一切皆然,教育正同一例。这变断非由官去变,要自由试验而后才变得通。”

从客观效果看,总体上,大学行政化倾向与大学功能表现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大学教育发展最好的时期,恰恰是政府对大学不管或管得少、大学行政化色彩较淡的时期。无论是在大学刚刚起步的清末民初时期,还是在大学相对快速发展的北洋政府时期和民国时期,社会基本上都处于动荡状态;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在事实上没有完成国家的统一,其意志在全国各个方面还难以“贯彻执行”,从而为大学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二，我国大学行政化的体制根源

校长任命制与大学行政化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两个关键因素。一方面,校长任命制是大学行政化和校长“官员化”的深层原因,被政府直接任命的大学校长必然会更多地对上负责,而不是自觉地对学校、教师、学生负责;另一方面,大学行政化又进一步巩固了校长任命制,使校长由政府直接任免制度成为必然选择。

资源高度集中基础上的集权体制是行政化的体制根源。由于教育资源配置权高度集中于教育行政部门,大学根本没有必要的办学自主权——从校长任免、经费拨付、项目审批,到学位授予权设定、专业课程设置、招生名额、教师招聘名额的审批权,都由政府部门掌控。行政级别不但与学校地位有关,还与校领导的个人待遇直接挂钩。高校的科研经费划拨、申请、职称、荣誉、评奖等,都由行政主导,普通教授不容易拿项目,但要当了院长、主任、处长,不仅有了级别,项目资金也容易随之而来。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日前公布，教育去行政化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规划纲要》明确提到，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被认为是教改深入到“敏感地带”。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只是大学去行政化、去官化的第一步，要让大学淡化行政色彩，还需在校内推行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真正建立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去行政化才能产生一流大学

从整体上说，大学的宗旨是为人类认识世界增添新知识，学术应该是大学唯一的追求和价值取向。不过，行政化状态下的大学里面，有两重追求目标，除了学术，还有类似于官员的行政进阶追求。在大学稀缺资源的分配中，处于行政部门的人以及所谓“双肩挑”的人，往往左右逢源，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而学术追求与行政追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目标，后者在本质上恰恰是与大学精神背反的。科学研究是非常具有个人色彩的事业，需要独立的人格和批评精神，而在行政权力面前，这种独立和批判精神受到了压抑和挑战。老老实实做学术，可能不如争取个副处级干部来得惬意。

评价大学的标准，本来也应该是学术的，而非行政的。但在行政化状态下，大学评价的标准可以简化成若干指标，进行“数字式管理”，这些指标看似完整和有理，实则弯曲了大学的正确方向。为了契合行政指标、获得办学资金等，大学不得不被动应付，削足适履甚至虚与委蛇，各种教学和科研评比、排行中的造假现象层出不穷。近几年，大学毕业生“被就业”现象突出，社会对此颇有微词，但行政系统需要这样的统计数据，以证明它们很好地完成了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任务。

行政系统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中国高校的行政规模也处于不断扩张的趋势。它们占用了原本可以用于教学、科研或学生的资源，比如在一所大学，也许教授们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但行政人员却有条件不错的办公室。机构多了，会议就多，活动也多，各种会议和活动让老师们应接不暇，虽然其中大部分并无实质内容，大学的精力被一点点消耗掉了。

行政化对学生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们的学习和学术积极性，被各种行政活动冲击着。大学培养的人，首先要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健全的人格、科学的思维方式，而不在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学校的专业设置，却越来越被要求去满足经济社会的需要。研究高级学问似乎落伍了。难怪有人说，现在的大学更像职业学校。考研热、考公务员热和考证热背后，都可以洞见大学这种急功近利、过于世俗化的倾向。

去行政化的困难在于，国立大学本身正处于行政化的序列中，去行政化是去教育行政部门的自我革命，而大学本身也不能蹴然适应没了主管部门的状态。大家都呼吁教授治校，但被行政熏陶久了的教授们都还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和知识准备。当然需要一个学习过程，但为了让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的自主权必须受到尊重，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必须为大学松绑，把学校从被管理中解脱出来，把本应属于学校的资源还给学校。同时，大学也需要找到一批“真正的教育家”，组成类似于董事会的机构，决定大学的办学风格、发展方向。在此之下，教授治校，才可以顺理成章。

国人对中国出现一流大学有热切的企望，国家创新能力的建设也倚赖未来一流大学的支撑，为此，即使触动一些部门的局部利益，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无序和失败，也不能再把这个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后推了。长痛不如短痛，去行政化，终究是值得的。（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王福重）

百度百科高校去行政化的解释

高校去行政化是指高校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是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之一。

高校去行政化就意味着教授治校、学术至上，承认教学、科研第一线的老师、教授代表着学校学术发展方向。在高校形成崇尚知识和作为，而不是崇尚权力和地位。可以最大限度的整合资源，可以真正做到让教师发挥所长，让学生的潜能得到发挥，培养更多的创造型人才！提高学术水平，提高科研水平，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前进！全国人大代表热议我国高校如何转变行政化倾向 不能用行政手段和思维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

“大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只是行政化倾向的浅显表现，它并不带来对大学办学的本质影响。”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说，“大学行政化倾向的本质影响是：大学的管理越来越像政府，大学的管理人员越来越像官员，大学的运行模式越来越像政府机构，进而不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和学术发展规律办事，用行政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

曾经做过多年高校教务处长的沈志刚告诉记者，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越来越像GDP，比如科研论文多少篇、科研经费多少万元、科研项目级别多高等，所有这些都是由学校的职能部门去做，这与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考核基层政府的模式完全相同。从学校到教师，都要努力适应这种环境及管理模式，有时就会投机取巧，甚至不惜弄虚作假。行政化倾向是社会“官本位”心态的表现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校长助理夏之宁告诉记者，在一些高校，有的教授宁愿放弃一些学术成就，也愿意去行政部门当个副处长，或者到行政部门做兼职，这样就有调控资源的权力了。

高校管理更应强调学术为本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原校长克拉克·克尔博士曾经说，大学的学术管理是一个建立在同意而不是在命令的基础上的制度。谢维和说：“这句话点明了大学办学和管理的重要特征，它对于提醒我们避免大学的行政化非常有意义。”

“我们所说的‘去行政化’，不是说不要正常的行政管理，而是要抛弃官僚习气。”饶子和坦言，“当初国家给大学定行政级别，是希望全社会都能认识到大学的重要性和地位。”

两会代表：中国探求高等教育“去行政化” 之路 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日前在与网民交流时说，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要让教育家办学。温家宝自２００３年以来曾在多个场合提出“教育家办学”。观察人士认为，这一理念是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积极回应。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撰文表示，中国大学发展的障碍根本问题在于行政化的管理制度。这种大学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且得到巩固。这种制度把大学变成了衙门，从而压制了教师的积极性、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师范大学科技处处长陈德展说，高校的功能是育人，但部分学校出现唯上不唯教的现象，试问怎么能提高教学质量，高校教育到底是为谁而办？

不仅如此，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导致部分高校为应付考核急功近利，衍生出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怪像，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

王志民代表：行政化是高校没有活力的症结之一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代表：行政化是高校没有活力的症结之一。高校是学术单位，不该有行政级别。学校行政化的后果就是使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对学校科研和教学质量造成损害。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刘焱认为，高校“去行政化”会不会损害教师的尊严，恰恰是否定的，大学“去行政化”应当是能够提升教授在大学工作当中的地位，肯定学术权力的尊严。

刘焱委员：大学“去行政化”能够肯定学术权力的尊严

刘焱委员说，尊严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自尊和尊重他人。一个是人格，这是从人权来讲。基本的人权受到保障，这是最基本的尊严的定义。在学校的教育过程当中，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作为教师，一定要按照国家的教育法，按照教师的职业道德，尊重和爱护孩子的人格，不要损害他们的尊严。在自尊和自爱、尊重孩子的教育氛围当中，才能培养孩子的学习，尊重自己和学会尊重别人。大学的管理应该是学术优先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目前大学的管理行政的权力过大，学术的权力太小。这次参与制定“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时，温家宝总理特别关注一定要征求大家的意见，“教育的事不是你一个官员讲了算，也不是你一个部门讲了算，而是应该公众参与进来。”

对于这样的说法，顾也力说，去行政化的概念不要模糊，不是去“行政”，是去“化”，这个“化”是什么东西呢？现在大学都有级别，有副部级的、厅级的、副厅级的，你有了这个级别，就有了乌纱，有了乌纱就得听上面管。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做学问的，产出知识、传播知识的地方。那么，按照大学的管理，应该是学术优先。所以，大学去行政化就是大学回归学术本位，校长不一定非得有级别。

四辩总结 谢谢主席，评委，大家好：

对方辩友的口才的确让人佩服，但对方辩友在辩论中的观点，我方实在不敢恭维。......下面我来进一步阐述我方观点

首先，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事实上,大学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某些积极的社会功能,例如:直接提升了社会公众对大学政治地位的认同度，加强高校党建和巩固国家政权基础;维护大学政治秩序安全稳定等。但必须指出,我国大学“行政化”现象及其伴生的各种危害, 都是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内在严重缺陷的外化与集中体现。大学“去行政化”之所以成为2010年全国两会代表热议的问题,绝不是因为我们的现行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无比优越。恰恰相反,正因为大学“行政化”已经暴露出许多弊端和“缺陷”, 才酿成了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落后和被动挨骂局面。

其次，大学“行政化”本质上已演变成少数当权者的食利工具,总体上背离了广大教师、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期望,妨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大学“行政化”趋势绝不符合知识创新的需要,不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不仅如此，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导致部分高校为应付考核急功近利，衍生出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怪像，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因此,高校去行政化无疑是“利大于弊”,理应旗帜鲜明地进行彻底的“去行政化”改革。

最后，我认为,大学去行政化不等于大学不要行政部门,不是要完全摆脱行政管理,中外任何大学都设有行政管理部门,但是它的主要职能应当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而不是相反。“去行政化”的功能目标,就是在去除集权化、非理性、违背教育规律的低效率行政管理方式的同时,理直气壮地大力加强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优质高效和公平公正的教育行政管理。我们今天之所以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输赢，而是为了让大家认识到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做学问的，产出知识、传播知识的地方。那么，大学的管理应该是学术优先，大学去行政化就是让大学回归学术的本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