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行政化[小编推荐]

第一篇：司法行政化[小编推荐]

司法行政化，又称审判工作行政化，主要是指人民法院系统内部在审判活动和法官人事管理中借用行政管理模式，将审判权与行政管理权混同，从而使审理案件的法官不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二）司法行政化的具体表现及其危害性

司法行政化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

1、法官身份不独立。长期以来，法官的身份独立在我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方面的保障措施也极少。1995年颁布的《法官法》虽然第一次将法官从国家公务员序列中分离出来，建立了单独的法官管理制度，使之在一定程度上朝着法官“身份独立”迈进了一大步，但该法没有规定法官职务的终身制、不可更换制，对法官的惩戒也没有规定严格的程序，法官实际上处于一种不安定状态。在薪俸方面，法官的工资是比照同级公务员的标准支付的，毫无优待可言。

2、法官的权利义务与公务员一致，担任法官没有职业荣誉感。法官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责任重大理应受到社会的敬重。但若把《法官法》与《国家公务员条例》稍加比较便不难看出，法官与公务员在管理、考核、奖励、培训等方面毫无二致。

3、法官有职无权，审理权与裁判权分离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官只有审理权，没有裁决权，案件审理后往往要向庭长、院长汇报，院长认为如有必要还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且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服从，法官变成了事实上的“审讯员”。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法官有职无权的状况有了较大改善，法官定案的比例不断上升，但是，某些法院仍有一些内部不成文的规定，如对领导交办（关心）案件、涉府案件和二审改判案件必须由院、庭长拍板定案的做法还依然存在。

4、法官等级森严，彼此之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我国《法官法》规定法官设置四等十二级，每等级基本上对应着一定的行政级别，许多法官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行政隶属关系，担任较高级别的院长、庭长同时也是较低级别法官的行政长官。下级法官为了自身升职、调任、奖励、加薪等方面的利益，在审判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其上级领导，法官对院长、庭长以及由院长、庭长组成的审判委员会的依赖与顺从也就顺理成章了。

5、案件请示制度久盛不衰，影响了下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从宪法规定看，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关系，但长期以来法院系统一直沿袭着行政化的审判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且有的法院为避免二审改判或发回重审，对一些案件也主动向上级法院请求，形成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下指示、作指导的现象，这就影响了案件审理法院的独立裁判，使形式上的二审终审成为事实上的一审终审。如我市某些基层法院，一年内有几十件案件向上级法院书面或者口头请示。

实践中，司法行政化带来的弊端和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案件经过层层请示审批，有的要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有的甚至最后要由上级法院决定，往往使得案件无法在审限内审结，影响了司法效率，加大了诉讼成本，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危害了司法公正；其二，有的案件层层把关，集体负责，而一旦发生了错案，各自应负的责任又难以分清，使得错案责任追究制难以推行；其三，既然法官只负责审案，而不负责定案，法官就会形成依赖心理，而没有责任感，庭审流于形式，审判质量难以保证，法官的素质也难以提高；其四，法官的身份缺乏制度保障，薪俸偏低，同法官肩负的职责不适应，不利于法官保持必要的中立，容易滋生“人情案”、“关系案”、司法腐败等违法现象，影响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克服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问题的几点建议

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问题影响了独立审判（司法独立）原则的贯彻实施，而司法独立则是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党的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并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的政治任务。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贸组织的法制统一性原则与司法独立原则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司法改革都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这就使得解决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问题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任务。入世后应采取哪些措施克服和消除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我们认为，克服司法地方化，主要是解决法院外部的依法独立审判问题，克服司法行政化，主要是解决法院内部法官的依法独立审判问题。就法院外部而言，要进一步加强法制教育，根除人治意识，强化法治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下，通过适时修改《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及三大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改革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和法院体制、法官制度及审判运行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就法院内部而言，必须进一步深化法院改革，增强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抗御非法干扰，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尊严的能力。根据上述情况，克服和消除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主要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改革法院现行体制，确保法院依法独立审判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改革法院现行体制，使法院脱离同级政府的限制，保证审判权的行使不受地方行政机关的干涉，维护国家审判权的统一。法院体制改革主要包括法院设置、人事管理及财务管理三个方面。

第一，改革法院建置，设立独立的司法辖区。应避免按照地方行政区划设立法院，使地方误认为法院是地方政府的当然组成部分，建议以司法辖区的独立划分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使司法辖区不与现有的行政区划重叠，在独立的司法区域内建立高级、中级和基层法院，使地方法院与地方行政区划脱钩。

第二，改革法院人事管理制度，将地方法院法官的任免权提升到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就法院人事管理体制改革，专家们提出了许多大胆的改革方案，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借鉴银行、铁路、军队的体制，人财物由中央统管”①和“在人、财、物方面由中央政府授权最高人民法院集中统一管理”②等。这些方案对于从根本上改革我国司法体制现状，摆脱司法机关对地方的依赖，避免审判权“地方化”，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我们认为，若实行这种简单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垂直管理体制，虽避免了司法地方化问题，但又将陷入司法行政化的“怪圈”，因此人民法院的体制改革应根据我国国情，渐进、有序地进行。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是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法院由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它负责，报告工作，受它监督。同时，将地方法院法官的任免权提升到上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即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命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的院长和审判员，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命中级法院的院长和审判员，由地（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命基层法院的院长和审判员，这样可以提高法官审判案件时的抗干扰能力。党管干部也应由块块管理为主改为条条管理为主。建议实行法院党委制，最高法院和省级法院都应成立党的委员会，以便加强党的领导。最高法院党委成员由党中央选配和管理；省级法院党委成员由最高法院党委主管、省委协管；中级法院党组成员由省级法院党委主管，地（市）委协管。基层法院党组成员由中级法院党组主管，县（区、市）委协管。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审级关系，仍按照法律规定，是监督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

第三，改革法院经费管理体制，加强司法的经费保障。司法经费开支是必须支出的正当的司法成本，是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属于国家预算开支的一部分。充足的经费保障是确保司法公正、高效、廉洁的重要物质保证。关于法院经费管理改革，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些方案:“第一，全国所有法院的经费由中央财政支付，预算编制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预算草案送政府协调后（不得减少或推翻），直接由立法机关审议、批准，由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执行。第二，全国法院的业务经费由中央支出，行政经费由地方支出。第三，根据法院所承担的地方司法事务和国家司法业务的多少，确定预算比例，分别支付”③。我们认为，由于目前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方财政状况不同，各地法院办案的工作量也不同，从既要保证各地法官正常的工资支付，又要保证各地法院正常工作业务经费开支需要的原则出发，法院经费管理体制应改为地方各级法院的行政经费（人头费）统一由中央财政支付，业务经费统一由省级地方财政根据本省三级法院的工作需要支付。

（二）改革现行审判运行机制及法官管理制度，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审判

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是独立审判原则的共同要求，反映的是法院集体和成员之间的关系。法院整体独立是法官个体独立的前提，没有整体上的独立，个体独立就失去了保障，但法院审判权的行使毕竟是通过法官的具体执法活动来实现的，没有个体的独立，那么，法院整体所追求的目标棗司法公正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首先应修改《宪法》，将《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还应修改三大诉讼法及《法官法》等有关法律，改革现行审判运行机制及法官制度，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第一，改革现行审判运行机制，建立审判管理的主导地位，保障审判权行使的合法性。

1、改变现有的案件审批制。将独立审判的主体明确定位于法官，建立法官个人负责制，形成以法官为中心的审判运行机制。庭长、院长对案件的监督不再是通过审批来完成，而是通过加强业务培训、参加庭审、旁听公开开庭等方式指导法官办案，监督法官办案；法院领导可以通过直接担任案件的审判长或者主审法官来履行对重大案件的监督职责。

2、改革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审判委员会的首要职能应该是总结审判经验，其次才是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但实践中大量的时间用在讨论具体案件上，这不仅不符合法律赋予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而且影响到审判独立和效率，使审判权责难以统一。针对这种状况，理论界有的学者提出要取消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制度④，有的学者认为，改革应在保留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审判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强化责任监督等措施来进行。我们认为，由于现阶段我国审判人员的素质还达不到法官审判案件完全独立的要求，因而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不能取消，特别是担负死刑案件审理的中、高级法院，决不能轻易取消审判委员会，但各级法院应对讨论案件的范围加以明确的限制，并逐步缩小。同时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一步强化合议庭职责，还权于合议庭，提高当庭宣判率，减少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数量。此外，可以建立审委会成员参加或组成合议庭直接开庭审理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

3、逐步取消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案件请示制度。既然是独立审判，就应当是审判机关和审判法官独立自主作出裁判。本级法院决定不了的案件应当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定案，上级法院不得对下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作出批示、答复。

4、全面落实法官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制。在将独立审判审判落实到法官个人，确立法官在诉讼中独立的地位和权力的同时，要明确法官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法官权力因过大而腐败，确保司法行为公正、合法。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人民法院开始试行了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制，但就全国来说，还没有一部违法办案责任追究的统一立法。因此，现阶段应对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制的有关内容尽快以立法的形式作出详细规定，明确规定违法办案责任追究的范围、违法办案的界定标准，违法办案的责任及归责原则、责任划分的标准、追究的程序等。只有这样，在对法官的违法办案行为进行追究时才有法可依，便于操作。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界定违法办案范围时，标准一定要严格，不能无限扩大违法办案的范围，以免影响法官独立审判的积极性。

第二，改革现行法官制度，真正建立法官的主审地位，保证其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1、严格法官任职资格。法官的基本条件应该是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法律专业知识和至少5年以上司法实践经验的高层次法律人才，使法官队伍成为由法律专家构成的精英化职业群体，而不是行政人员、公务员或一般干部队伍。同时，强化法官自身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使法官在知识背景、训练方法、职业利益和道德水平上相一致，取得共同点，这种共同点能够造就法官对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更多地产生内部的自然统一与和谐，强化法官的职业责任和权威，使法官能够顶住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不正当干预。

2、改革法官选任办法。法官应从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人中择优选拔，然后任命其担任法官助理，在担任法官助理满若干年后，经考核合格，方可任命为正式法官。上级法院的法官应逐级从下级法院的法官中鳞选，初任法官原则上应该从基层法院干起，不宜直接在上级法院任职。同时，要实行法官定额制度，根据人口数量和办案数量的情况，规定各个法院配备的法官职权，并分别建立法官序列、书记员序列、司法警察序列、司法技术专业人才序列、行政管理人员序列，避免法院工作人员全部法官化的现象，以确保法官质量。

3、完善法官保障制度。具体来说要实现“三个保障”:一是待遇保障。给予法官高于一般公务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地位和待遇，使法官享有较高的工资津贴、福利、休假和社会保障等待遇，不受非法利益的左右；二是经费保障。财政预算要充分保证法官的办案和办公经费，以杜绝利益驱动，确保司法公正；三是职权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权受法律保护，其依法进行的职务活动，发表的言论，不应当受到责任追究，这是法官充分自主发表案件意见，自主裁判的重要保障。同时，实行法官职务终身制，非因违法犯罪原因、健康原因和退休原因不得免职。

4、改革现行法官管理体制，建立法官管理委员会。应当改变目前地方各级法院的法官由地方党政部门管理的体制，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法官由任命机关或任用机关管理⑥。我们认为，这种方案混淆了权力机关（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不同职责，违背了法院独立审判的宪法原则。较为合理的方案是高级法院法官的人事管理权由最高法院行使，中级法院法官的人事管理权由省级法院行使，基层法院法官的人事管理权由中级法院行使。同时在各法院建立法官管理委员会，作为法官自律性管理组织，人数多少取决于法院大小。法官管理委员会处理除人事权以外的法官工作任务分配、工作条件等相关的事务，通过讨论，形成意见，涉及到经费、行政上的事务要提交院长决定，对自身的事务可自行决定。

5、建立职业风险机制。在赋予法官较高地位和优厚待遇的同时，要建立法官职业风险机制。规定法官违法审判和行使职务中有贪污受贿等行为，应根据情况分别给予暂缓晋升、辞退、并取消相应的待遇，直到追究其法律责任，从个人切身利益上制约法官在独立审判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篇：解读司法去行政化

解读司法去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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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深圳巡回法庭将于下周正式挂牌，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首批成立的两家巡回法庭之一。另一家巡回法庭花落沈阳。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任免名单，任命刘贵祥为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即深圳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即沈阳巡回法庭)庭长。四位巡回法庭副庭长也同期到位。

从最高法院首批巡回法庭的地域特点来看，分别对应华南与东北。如深圳巡回法庭管辖区域为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区。可以预料，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华北等地也将有最高法院巡回法庭陆续挂牌。自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设立巡回法庭起算，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这一设计蓝图如今已经落地成真。

有关巡回法庭的提议由来已久，但不管是学界建议，还是中央决定，都只停留在“巡回法庭”这一似乎熟悉却又陌生的专有名词上。两个月来，舆论对巡回法庭的具体设计有颇多猜测，诸如巡回法庭究竟是独立的一级法院，还是仅为最高法院的派出机构?它的具体职能如何?它的裁判是否为最终裁判?它与高级法院是何关系?在检察机关方面，似乎并未听说要同步建设巡回检察院的设想。那么问题来了：谁来监督这些巡回法庭? 从最高法院首批巡回法庭的落地来看，上述问题部分已有了答案，部分还得继续观察。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免名单中所出现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这个官方名称，就不难看出，它实乃最高法院的派出机构。继而可推论，巡回法庭的审判即是最高法院的审判，其裁判也就是终审裁判。这也消除一些观察者对巡回法庭可能改变中国法院“四级二审终审制”的担忧。

建国之初，最高法院也曾在各大行政区设置过“六大分院”，但不久即取消。有学者提出，早知今日又设巡回法庭，当初何必裁撤最高法院大区分院?但最高法院巡回法庭明显不同于最高法院大区分院。“庭”是一个审判组织，分院则是一个包含完整行政建制的法院机关。巡回法庭恰恰符合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去行政化”方向。

再者，改革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立法法也将“诉讼和仲裁制度”列入“法律保留”之列。“大区分院”的设置，离不开立法。而巡回法庭的组建，最高法院完全可以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自主组建。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在人财物管理上，完全可以依托最高法院本身。巡回法庭庭长、副庭长、法官的任免也是由最高法院对应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负责。

作为最高法院派出法庭的巡回法庭，解决了与最高法院的关系，与各高级法院的关系等地位问题，却又产生了另一重隐忧。从首批两家巡回法庭来看，每个巡回法庭对应的是三个省级行政区。从案源、地域、人口等综合因素来考量，效仿建国之初的“六大分院”来设立六个巡回法庭可能远远不够，未来也许最高法院要设立八个至十个巡回法庭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若将最高法院巡回法庭视为一个“副省(部)级的内设机构(业务庭室)”，势必导致最高法院省部级“官员”扎堆。这将和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所引领的“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相悖。

一个更加“全面深化”的改革方案在于，加速推进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等基层司法机关的“去行政化”改革，积累取消法官行政职级的实践经验，在最高法院层面让大法官从行政职级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让法官们真正回归纯粹的法官之身。当然，这一改革的前提在于，法官的职务保障及其福利待遇，将不再依赖于行政职级。当法官身份就意味着法定保障，行政职级与法官的剥离才会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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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行政化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表示，学校最大的措施是鼓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精神自由。“要实现三者自由，关键是要把大学办成民主、共同的学术管理体，让大学工作者既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又能参与大学管理。”

“事实上，民主管理在大学的校级层面相对难以实现，因为校级层面有多学科、多类型，因此我们首先在学院、学科层面上充分开展。”张尧学说。

中南大学采取的做法是学校向二级学院下放权力，二级学院内实现互相制衡。过去院系大小问题都由党政联席会“拍脑袋”决策，如今方案必须先从教授委员会中产生，然后再提交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在教授委员会上，由教师民主选举出来的委员们将会对学院员工的绩效工资分配、考核评价等多项关乎教师们切身利益的事情进行民主决议。

当然，在实践中，有时也会遇到阻碍。“最大的困难是在教授委员会中，有些教授不会行使权力。”张尧学说。也难免有个别“羞答答”放权的领导，想放权又舍不得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纲要》）提出：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一，我国大学行政化的历史文化背景

我国大学行政化现象由来已久,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自近代大学创建起,行政权力长期充当着大学运行管理的主导力量,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承和变革,最终形成了当前我国大学行政化的客观现实。

从办学方针看,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清末崇尚“中体西用”,国民党统治时期推行“党化教育”,解放后遵循“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即使在大学自由度较大的清末民初及抗战时期,我国都是将大学视为国家“富国强兵”的工具。国民党统治时期确定的大学宗旨之一,便是在“党化教育”方针指导下,强调“信仰及服从领袖”。由此可见,我国大学地位的从属性和大学功能的工具性,以及大学行政化的萌芽并非今天才有。

从权力基础看,官员身份和资源控制是大学行政化的物质前提。建国后,我们不是把大学视为独立的学术自治体,而是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单位,大学没有了独立性。

从主观认识看,对教育行政化之弊端的认识并不是今天才有。早在1931年,梁漱溟就曾指出:“要想中国教育有生机,非打破推翻今日官办教育的局面、得一大解放不可,官办教育,教育愈办愈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正是创造。因中国社会旧日的一切多不适用,近今从西洋直接抄袭过来的又不适用,所以非创造自家所适用的一套新文化不可,政治、经济乃至一切皆然,教育正同一例。这变断非由官去变,要自由试验而后才变得通。”

从客观效果看,总体上,大学行政化倾向与大学功能表现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大学教育发展最好的时期,恰恰是政府对大学不管或管得少、大学行政化色彩较淡的时期。无论是在大学刚刚起步的清末民初时期,还是在大学相对快速发展的北洋政府时期和民国时期,社会基本上都处于动荡状态;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在事实上没有完成国家的统一,其意志在全国各个方面还难以“贯彻执行”,从而为大学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

二，我国大学行政化的体制根源

校长任命制与大学行政化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两个关键因素。一方面,校长任命制是大学行政化和校长“官员化”的深层原因,被政府直接任命的大学校长必然会更多地对上负责,而不是自觉地对学校、教师、学生负责;另一方面,大学行政化又进一步巩固了校长任命制,使校长由政府直接任免制度成为必然选择。

资源高度集中基础上的集权体制是行政化的体制根源。由于教育资源配置权高度集中于教育行政部门,大学根本没有必要的办学自主权——从校长任免、经费拨付、项目审批,到学位授予权设定、专业课程设置、招生名额、教师招聘名额的审批权,都由政府部门掌控。行政级别不但与学校地位有关,还与校领导的个人待遇直接挂钩。高校的科研经费划拨、申请、职称、荣誉、评奖等,都由行政主导,普通教授不容易拿项目,但要当了院长、主任、处长,不仅有了级别,项目资金也容易随之而来。

《规划纲要》明确提到，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被认为是教改深入到“敏感地带”。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只是大学去行政化、去官化的第一步，要让大学淡化行政色彩，还需在校内推行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真正建立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福重：去行政化才能产生一流大学。从整体上说，大学的宗旨是为人类认识世界增添新知识，学术应该是大学唯一的追求和价值取向。不过，行政化状态下的大学里面，有两重追求目标，除了学术，还有类似于官员的行政进阶追求。在大学稀缺资源的分配中，处于行政部门的人以及所谓“双肩挑”的人，往往左右逢源，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而学术追求与行政追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目标，后者在本质上恰恰是与大学精神背反的。科学研究是非常具有个人色彩的事业，需要独立的人格和批评精神，而在行政权力面前，这种独立和批判精神受到了压抑和挑战。老老实实做学术，可能不如争取个副处级干部来得惬意。

评价大学的标准，本来也应该是学术的，而非行政的。但在行政化状态下，大学评价的标准可以简化成若干指标，进行“数字式管理”，这些指标看似完整和有理，实则弯曲了大学的正确方向。为了契合行政指标、获得办学资金等，大学不得不被动应付，削足适履甚至虚与委蛇，各种教学和科研评比、排行中的造假现象层出不穷。近几年，大学毕业生“被就业”现象突出，社会对此颇有微词，但行政系统需要这样的统计数据，以证明它们很好地完成了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任务。

行政系统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中国高校的行政规模也处于不断扩张的趋势。它们占用了原本可以用于教学、科研或学生的资源，比如在一所大学，也许教授们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但行政人员却有条件不错的办公室。机构多了，会议就多，活动也多，各种会议和活动让老师们应接不暇，虽然其中大部分并无实质内容，大学的精力被一点点消耗掉了。

行政化对学生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们的学习和学术积极性，被各种行政活动冲击着。大学培养的人，首先要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健全的人格、科学的思维方式，而不在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学校的专业设置，却越来越被要求去满足经济社会的需要。研究高级学问似乎落伍了。难怪有人说，现在的大学更像职业学校。考研热、考公务员热和考证热背后，都可以洞见大学这种急功近利、过于世俗化的倾向。

去行政化的困难在于，国立大学本身正处于行政化的序列中，去行政化是去教育行政部门的自我革命，而大学本身也不能蹴然适应没了主管部门的状态。大家都呼吁教授治校，但被行政熏陶久了的教授们都还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和知识准备。当然需要一个学习过程，但为了让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的自主权必须受到尊重，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必须为大学松绑，把学校从被管理中解脱出来，把本应属于学校的资源还给学校。同时，大学也需要找到一批“真正的教育家”，组成类似于董事会的机构，决定大学的办学风格、发展方向。在此之下，教授治校，才可以顺理成章。

国人对中国出现一流大学有热切的企望，国家创新能力的建设也倚赖未来一流大学的支撑，为此，即使触动一些部门的局部利益，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无序和失败，也不能再把这个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后推了。长痛不如短痛，去行政化，终究是值得的。

第四篇：司法改革,期待彻底的去行政化、地方化

3月10日，两高报告出炉。谈成绩，有目共睹；谈问题，切中要害。尤其是最高法院的报告，直呈六大问题和困难，不掩饰、不回避。而这些问题，又反照法院体制机制的缺陷，折射着未来司法改革的努力方向和路径探索。

这些问题直指司法不公现象——“有的案件裁判不公、效率不高，损害了有关当事人的利益和司法公信力”；毫不讳言司法为民不力——“仍然存在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等问题，在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方面还有差距”；坦言存在司法行为不规范——“少数干警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严重，司法行为不规范、不文明，对当事人冷硬横推、吃拿卡要，有的甚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群众反映强烈。”

问题的根源在体制机制。上述在司法公正、司法为民、司法规范方面暴露的种种问题，在最高院报告所列的六大问题中就能寻找到答案。“保障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体制机制还有待完善”；“一些法院管理行政化色彩浓厚，影响力审判质量和效率。”归结到一点，就是“去地方化、去行政化”还不彻底。

地方化和行政化一直是影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重要因素。“地方的”法院和“行政的”法官，使得法院带上浓厚的行政色彩，积弊丛生。当国家设立在地方的法院成为“地方的法院”，法院难免受到地方行政权力干预，有的甚至成为地方行政权力的角力场；当法官有了官阶，办案需经过层层签审，审判成审批，就难免滋生官僚主义，亦无法避免权力寻租。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法院“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改革提出了总体要求。一方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另一方面，“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只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无论是“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都是一场触及多方利益的革命，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前者，触及地方行政利益；后者，动了自己的奶酪，改起来均不易。因此，尽管有改革顶层设计，但底层却未拿出敢作敢为的勇气和善做善成的智慧予以呼应。

“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的变革，意味着法院在转型社会背景下的重新定位、重新出发。作为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者，社会治理中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秩序的稳定者，它尤其需要打破固有的利益藩篱，从权力利益纠葛中独立出来。因为，一个社会，要使规则能够很好地实行，必然需要一个独立的、公正的司法机构。

第五篇：社区行政化问题

浅谈社区行政化问题

摘要：我国社区建设的兴起，一方面是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政府出自管理需要推动的结果，它的路径选择更多是自上而下，这样就必然导致社区行政化的产生。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引入治理理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新旧体制转型的不断深人，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如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面临改革和调整，社区建设与管理也成为各国政府行政管理的新课题。

关键词：社区；社区行政化；治理

一

一、概念界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新旧体制转型的不断深人，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如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面临改革和调整．社区建设与管理也成为各国政府行政管理的新课题。“一般而言，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共同体。构成社区的要素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有较稳定和独立的地域界限；有以一定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群体：有维护该地区公共利益的管理机构；有维护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生活服务设施：群体成员具有地缘上的归属感、参与感和认同感。”而就我国情况来说，社区主要指城市中居民委员会辖区及农村中的村委会辖区。其中社区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居民、居委会及其他自治性组织。

社区行政化是指城市政府为寻求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实行社会再组织的过程。政府规定统一规划，依靠行政力量，由外向内，由上而下，重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

二、中国的社区建设

社区建设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实现城市现代化乃至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社区建设的兴起既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管理体制的必然需要。首先，社区建设的兴起取决于社会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社会利益和社会需要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就必然需要打破“单位制”的束缚，实现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其次。社区建设的提出又是政府管理的需要。就我国

现阶段情况而言，社区建设是在“单位”体制瓦解时，政府为了得到公民的政治认同，解决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缓解管理压力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而提出并自上而下推动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社区建设是社会和政府的共同需要。其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和政府两个方面。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这两者之间，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即我国的社区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力量强力推动的。它更多是自上而下展开的。政府的过度介入和干预，使得社区建设普遍存在着行政色彩浓。依附性强，参与程度低，自治能力弱的状况，出现了政府的热情高于居民的热情，外援的力量大于内生的力量这一与社区发展的初衷和愿望相悖的令人尴尬的局面。

三、社区行政化的困境

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运作模式导致社区行政化倾向严重。其表现主要为：

(一)机构行政化

虽然社区并不隶属于行政编制，且社区和基层政府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但政府部门经常把社区作为行政末端，常会以下达任务的方式将那些本应该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所承担的工作移交给社区。这样的结果虽然一方面使得社区在机构意义上得到加强，基础设施、办公地点、工作人员都会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但从另一方面讲，社区居委会承接政府交办的工作也就变为理所当然。

(二)职能行政化

目前我国社区居委会承担了社区环境卫生、社区治安、计划生育和青少年教育等工作，而这些职能工作本应该是政府部门负责。这样一来。社区居委会就承担很多不该负责的行政和社会管理事务，使得社区居委会的行政色彩加重．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趋势严重，居民民主自治被行政化工作覆盖。

(三)运行方式行政化

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对于社区的管理，更多地还是按照行政命令和政治动员的方式。基于以上两方面的描述，我国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主要是来自于政府的安排和部署，很多社区居委会可以自行决定的事务也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和认可。很多时候离开政府的指挥棒，社区居委会成员就不知该如何开展工作。

(四)成员公职化

现阶段我国社区居委会成员主要呈现双重身份，一方面是社区居委会选举出

来的社区主任，而另一方面可能又是街道聘任的工作人员。正是基于这两种身份，导致社区居委会成员上对街道负责，执行街道分派下来的行政任务，把社区居委会变成了政府派出机构的派出机构。此外，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大多数社区居委会成员都没有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背景，对专业化的社区工作方法并不熟悉，从而只是听从上级政府布置分配任务。

四、社区行政化的影响

虽然社区行政化可以迅速补充“单位制”解体后留下的管理真空。但从根本上讲，社区建设的行政化倾向是我国传统管理意义上的全方位管制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在这样的思路下社区居委会更多是被当作街道办事处的下属机构来设计的。被赋予了很浓的行政色彩，在实践中被赋予了很强的政治动员功能和社会事务管理功能，但其自身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极其有限。

(一)增加了政府管理层次

社区居委会行政化，相当于增加了政府行政管理的层次，导致公共财政支出增加，这与行政体制改革中所要实现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相冲突。现实中社区居民对政府资源的依赖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多，但由于在行政事务和社区事务中有很多混淆不清的地方．以至于相应的社区资源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动员和整合。

(二)社区独立性丧失．自治理念匮乏

社区行政化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政府对社区的控制和主导作用,这样必然会忽略社区自我治理，其结果会导致政府所呼吁的居民参与始终处于低水平。代表社区主流价值和要求的自治组织无法形成。从宏观上看，社区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区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这将影响社区的协调、快速、健康发展；从微观上看，将导致公民的自信心降低，使得公民很少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其中包括对自己和社会的责任．不能形成对社区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居民对居委会的态度是冷漠的，主要是把它当作一级政府而不是自己的自治组织。

(三)不利于基层民主建设

社区居委会本应是城市居民的自治性组织,其主要担负的功能是发扬基层民主，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组织形式。但目前存在的居委会行政化并没有实现此功能，基层社会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政治参与也因此受到影响，远离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目标。

五、社区治理路径

目前中国社区管理结构、过程和方式都发生深刻的变革，社区行政化在目前及今后的社区建设中并不能起到很大作用。要走出社区行政化的困境，更多地应该引入治理观念进行改革。

(一)实现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良性互动

要真正解决社区行政化问题，首先要界定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边界。政府管理的介入应该是建立在居委会的自治运行基础上，进行服务、协调、保障和监督上。在我国。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职能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实行“政社”分离，需要明确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各自的职责定位，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政府在城市社区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其主要职责是宏观决策、政策引导、法规规范、资源提供、协调监督。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不是上下隶属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作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在坚持社区自治的同时，也要自觉接受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指导和监督，积极协助政府机关开展工作。

(二)促进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

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与社会既要分开，也要合作，公共权力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公众都是公共事务治理主体。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和社区中介组织。充分发挥社区多元主体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成员的合作。建立政府、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社区成员单位及社区居民之间的多元互动的网络型运作模式，建立以社区共识和认同为基础的，充分发挥社区能动性和自主性的治理模式。

(三)增强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

社区参与是实现社区自治和促进公民社会发育的有效途径，健全社区组织与管理制度，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及参与意识，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制度途径。政府、社区组织、居民、企业、非营利组织都是社区治理的参与者，通过培育居民自发性的小社团，构建社区参与网络，从而增强社区信任和合作，实现共同利益。总之。社区是城市公共物品的集体消费单元，社区行政化可以迅速填补“单位制”解体所留下的组织管理真空，但无法提供有效服务。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需要从行政化阶段转为治理阶段。社区行政化是因为政府权力扩张而出现，也需要靠政府权力缩小而减弱。政府改革至关重要，社区发展的政策框架需要尽

可能多样化，需要发展社区草根组织，提高居民自治组织能力，需要促进居委会转向群众性自治组织，表达民意，成为政府与居民的中介。

参考文献：

[1]李大琨．中国社会行政管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14．

[2]陈伟东，李雪萍．社区行政化——不经济的社会重组机制[J]．中州学刊，2005(2)：78．

[3]潘小娟．社区行政化问题探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