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我国的行政化审判管理制度

第一篇：简论我国的行政化审判管理制度

论文摘要 审判管理制度与司法政务管理、人事管理制度一起构成法院管理制度的三大支柱。随着司法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审判管理制度行政化问题也逐步凸显，成为制约司法改革整体进程的一大瓶颈之一。本文从对审判管理制度改革的主要进程入手，通过分析各种审判管理制度所暴露的行政化问题，探析其产生这种行政化问题的深层原因，从而提出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

论文关键词 改革历程 制度与缺陷 改革措施

行政化在司法管理中的弊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和司法程序改革不断深化而不断表露出来，并成为制约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瓶颈之一。至20世纪末，审判管理的行政化问题受到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同关注，司法改革的方向也开始从审判方式和审判程序的改革转向行政化的审判管理体制的改革。

一、审判管理制度改革的历程

（一）“一五改革纲要”豍实施时期

“一五改革纲要”首次提出“建立符合审判工作特点和规律的审判管理机制”，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审判流程管理展开的，其实质是将实体审判权与流程控制权实行相对分离。在改革前，以上的两种权利都集中于办案法官手中，而改革后，打破了这种高度集中的模式，将案件的实体裁判权交给办案法官，案件审理流程控制权则掌握在立案庭等专门机构手中，从而保障对案件审理的权力制约，取得一些成效。

（二）“二五改革纲要”豎实施时期

“二五改革纲要”首次将改革和完善审判管理制度作为一项独立改革任务提出，其主要内容有：对审判流程管理改革既有成果的深化巩固，健全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和审判绩效评估制度。这一时期的改革重心开始向案件质量管理方法转变，审判管理制度与司法政务管理、人事管理制度一起构成法院管理制度的三大支柱。

（三）“三五改革纲要”豏实施时期

“三五改革纲要”明确指出：“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高效运转的审判管理工作机制……规范审判管理部门的职能和工作程序。”该纲要的深入实施，将为审判管理改革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并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专门化、组织化趋势。

从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发展规律来看，审判管理制度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发展与丰富当中。但是，从实践中的实际效果来看，审判管理制度的改革效果并不理想，事实上，在过去十多年的改革中，层级化权力结构非但没有减弱，一些改革措施甚至助长或强化了审判管理的行政化。

二、行政化审判管理制度的表现与缺陷

（一）法官等级制度

根据《法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等级暂行规定》的规定，我国法官分设为4等12级，最高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二至十二级法官分为大法官、高级法官、法官。至此，中国法官除了原有的各“长”（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各“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的称谓外，又增加了各等级的“官”衔。法官在行政等级与审判之物之外又增加了另一个序列的等级。法官等级制度的推行，形成了极具行政色彩的金字塔式的法官阶层，抹杀了上、下级法官在审判职能上的平等性，等级观念与官僚思想进一步强化。2005年《公务员法》将法官纳入了公务员的范围，尽管在此之前，对法官的管理事实上也是套用公务员的管理方式，但是，至少在形式上，法官与公务员是两个不同的序列。而该法的实施，使对法官的行政化管理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在某种程序上为司法管理的去行政化设置了一道坚固的障碍。

（二）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

在中国各级法院，院庭长审批案件的做法虽然没有任何成文法上的依据，却确实是长期得到奉行的司法决策方式。按照现任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的观点：“现实中，庭长、院长对审判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监督的职责往往被浓缩或异化为对案件的把关权和对裁判文书的审核签发权。这种做法，事实上将庭长、院长的管理、监督权变成了不具有正当程序的审批权，变成了个人凌驾于审判组织之上的法外特权。”

该制度的实行不仅严重威胁司法公正的实现，严重影响司法效率，造成审理权与裁判的分离，更使得公开、透明的审判程序受到规避，诸如回避制度、合意制度等形同虚设。虽然，最高法院的改革决策者们也意识到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的缺陷和问题，并对这一制度

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努力。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些改革女里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那种上令下从、垂直领导的司法决策机制，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与普通法官之间的职务关系。

(三)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

审判委员会参加审判的方式是听取主审人的汇报，对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在法律效力方面，其决定优于合议庭意见，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在审判责任上，合议庭对案件事实与证据负责，审判委员会对适用法律负责。这种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是不公开和不透明的，不仅无法发挥规范法庭审理程序的作用。而且由于审判委员会委员获取案件事实信息的来源是不完整的，经常出现大多数“外行委员”讨论一个专门法律问题的局面。

无论各级法院在进行法院管理制度改革中采取何种措施来弱化这种行政化，不断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只要这一机构的组成方式不发生根本的变更，只要法院内部继续保留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等行政职务系列，那么，审判委员会就不可能变成一种具有“合议庭”属性的裁判机构，而注定保持其法院内部“行政会议”的基本特征。同时，在审判委员会保持其行政决策机构属性的前提下，这一机构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也不能改变其“行政审批”的基本特征。

(四)审判长与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

为了实现“一五改革纲要”的相关目标，我国法院开始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其目的是发挥他们在庭审过程中的指挥、协调作用，一方面可以确保优秀的资深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扩大合议庭的独立审判权，减少院庭长审批案件的范围。然而，这种被赋予较大权力的“审判长”，不仅从院庭长、审判委员会那里获取了相对独立的审判权,，且也攫取了其他普通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从而成为一种架空了合议庭的“超级法官”。

（五）院长引咎辞职制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规定了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的四种情形。这一规定在法学界受到了强烈的抨击。苏力教授认为：“规定通过对院长辞职的威胁，迫使院长加强对法院的管理和对法官的监督，实际上强化了院长支配其他法官的权利，进一步威胁了法官独立。”豐也就是说，规定通过“连坐”法，间接地赋予了院长行使对法官独立进行审理的干预权的合法性，客观上强化了院长行政化管理的趋势，使得审判管理制度更加行政化。

三、行政化审判管理制度的成因分析

（一）政法传统

行政与司法部分是封建中国数千年的特有遗产，其影响遗留至今。虽然，我国也在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不断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压制型法和行政法的阴影，取得了机构、人员与职能上的相对独立。但是，在司法与政治的关系上，司法仍然紧密地依附于政治权力上。在长期的各项工作中形成了司法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大局的观念，从我国建国至今并没有实质性转变。政法一体化现象更是在不同程度上提现了政治与司法的结合，即政治对司法的领导和制约以及司法对政治的依存和服从。

（二）司法的政治响应性

若将司法服从政治意识形态与政党的政策，成为司法的政治响应性，而将司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回应于社会，称为司法的社会回应性，那么，可以认为，当代中国司法仍然具有强烈的政治响应性，虽然已经出现了社会回应性的端倪，但是，司法回应性实际上是建立在政治的响应性的，司法策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给予司法的自治空间。具体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法院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相应

从各级人民法院每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所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其“政治语言”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现今社会，党与国家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而为了响应政治的号召，法院必将稳定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具体在审判策略上，就是通过审判工作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强调充分运用调解的方式结案；调解不成不得不判决的，则要求向当事人充分说明，让当事人胜败皆服，审判目标是定分止争，最大限度地减少上访。

2．法院院长的三种身份

人民法院的院长首先是法官，其次，院长这个职务实质上是行政职务，是一个行政机构中的行政长官，其行政属性决定院长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最后，院长还是党组书记，院长一般兼任党组书记，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即使行政“一把手”，又是党组织的“一把手”。三种身份的重合，决定了院长不仅是内部管理制度的中心人物，也是与外部体制的交汇点。党、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对法院的领导、监督和

支持，以及无论正当地或者不正当地对法院审判工作进行干预，一般都是通过院长进行，院长再通过法院内部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实现上级或者外部的领导、监督或者干预。

四、行政化审判管理制度的改革措施

（一）改革法官等级制度，实行法官级别的职称化管理

将全体法官独立出来，自成一个体系，行政上直属于法院院长和院务会，不再隶属于任何内设职能部门；业务上各自为主，直接在审判委员会或者法官会议下审理案件，减少内设行政部门，弱化法院审判职能内部行政性运作。同时，取消刑事、民事、行政、立案等不同业务庭建置，取消了相应的庭长、副庭长职务，从而消除层层审批制度，使法官能够专心与审判工作，作出独立判断。

（二）改革行政化的管理制度

将行政管理职务从审判中分离出来，取消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常人审判长的职务，仅仅保留院长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领导”职务，同一级法院中的所有法官在审判权、行政级别、法官等级与物质待遇等方面一律平等。

（三）取消案件审批制度和案件请示制度，实行主审法官负责制

现行的案件审批制度容易造成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现象，对我国司法程序造成极大的影响，一旦发生冤假错案难以分清责任主体。因此，实行主审法官负责制，完善相应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保证审判公正。

（四）合理设置审判管理组织

按照审判与管理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独立的审判管理组织，履行对审判权运行过程中进行综合管理的职能。该审判管理组织的主要承保包括业务庭庭长，并以委员会形式组成，下设专门机构负责具体执行，具体执行机构为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等审判管理制度的主体，承担对案件审判的监督与保障职能。

第二篇：我国法院审判管理的去行政化研究

我国法院审判管理的去行政化研究

摘要：从目前我国法院的实际运行看，法院内部存在着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两种性质的管理。这种二元异合结构的存在是导致法院审判管理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根本原因。推进法院审判管理去行政化的基本途径是，建立科学合理的二维管理制度体系，在区分法院审判管理与行政管理职能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法院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的规范化建设，构建起两种性质管理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二维制度体系。实现法院审判管理与行政管理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提高法院审判工作的公正性和法院行政管理的效率。

关键词：法院管理；审判管理；行政管理；二元异合结构；去行政化

从目前我国法院的实际运行看，法院内部存在着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两种性质的管理。其中，审判管理是法院管理的最核心部分，而行政管理也是法院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这一视角来讲，法院是一种二元异合体陛质的组织。高效率的法院行政管理是对审判管理的支持和促进，但现实中，法院行政管理也可能会对法院审判活动进行不合理的干预，从而影响法院的司法独立或审判独立。

一、问题提出

法院审判管理的行政化是法院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司法审判职能是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责，因此，审判管理是法院管理的最核心部分。长期以来，我国审判机关在很多方面都套用了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承担了部分行政职能。然而

众所周知，行政权和司法审判权在本质上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权力。行政权的主动性、倾向性、应变性、传授性、先定性、主导性使得行政机关形成了层级化、高效化、核心化、强力化的体制结构和管理方式，而这种体制显然与司法权的被动性、中立性、终极性不相适应，再加上我国司法审判机关内部司法审判和司法行政的合一化设置，司法机关在承担着司法职能的同时还履行着部分行政职能，致使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法院管理行政化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进程的最核心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法院一开始就是按照行政机关的模式来构建的。195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10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由同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任免。”在这一高度集中化的司法体制下，司法机关完全被纳入了行政机关的序列之中，不仅外部呈现高度行政化特征，内部也是高度行政化运行。从形式上看，司法机关当时本身就是“行政机关”。1954年宪法虽然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法院不再隶属于某一行政机关，但由于当时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司法机关实际上依然在套用行政机关的模式构建和运行。其后，历经数次改革，但直至今日，司法机关依然和行政机关一样，设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在法院内部，审判员、书记员、法警以及其他行政工作人员，实际上都被纳入到行政级别的管理之中，每个人都有对应的行政级别，并且和政府公务员的行政级别完全一样，并参照公务员制度来管理，而且在职务

级别的晋升、工资的审批、考核等次的评定、退休的核准等方面也都和政府公务员一样，由政府人事部门和地方党委的组织部门来办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实行“两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从法理上说，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可以独立行使其审判权，上下级法院之间应当是一种纯粹的审级监督和指导关系，而不应存在隶属关系和任何行政关系。但是由于法院本身被赋予了行政级别，导致其地位的行政化，因此，在法院的实际运行中，上下级法院之间除了审级监督关系外，实际上还存在着一定的行政监督关系和行政指导关系。根据司法独立原则，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在自己的审级中是独立审理和裁判案件的，法院对自己审理的案件也有独立判断并作出认定的权力。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级监督应当通过上诉程序来实现。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行政化的倾向十分严重，下级法院始终把上级法院当作自己的上级机关和领导，遇到疑难和重大问题，马上向上级机关汇报、请示，以期得到上级机关和领导的答复，最后，上级机关答复的意见，会被作为内部事务处理或者案件判决的重要依据(即“内审”，这严重干扰和破坏了两审终审制和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我们经常看到，某些地区的中级法院针对法院系统内部党员组织建设、廉政建设、人事管理、业务培训等问题对基层法院发出通知，命令或指示基层法院如何办理，如何去做。在具体案件处理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还经常对各地方高级人民法院有关某些具体案件的请示给

予批复，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常常会把这些行政化的批复，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并参照执行。

审判业务环节，也存在行政化的问题。虽然我们始终坚持将依法独立审判作为各级法院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实际上各级法院在审判业务方面所实行的制度，也一直与行政机关处理行政事务的制度相类似，即“法院行政首长审批案件制度”。案件经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审理后，由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提出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并向所属业务庭负责人和主管院领导请示汇报。相关领导针对其提出的处理意见作出批示，或者同意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的意见，或者指出案件审理所存在的问题。这样，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实际上法官只负责审理案件的事实，但如何适用法律，实际上都是由领导审批。法官只是一个案件的具体“承办人”，而并不真正具有实质性的独立审判权限，从而出现了所谓法官“只审不判”的奇怪现象。

与“案件审批制”类似，目前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同样具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审判委员会制”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一种司法审判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因此，我国法院在审理重大或疑难案件时，合议庭一般都要将案件提交本院的审判委员会，通过集体讨论作出审判决定。客观地讲，长期以来，审判委员会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法官队伍整体素质较低的现实条件下，有效

地保证了法院案件审理的质量水平。但事实上，从法理上来说，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违背了审判的“直接原则”。因为，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中绝大多数人并不直接参加具体案件的庭审。他们主要是通过主审法官的汇报来了解案情。而直接审理原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法官必须直接参与庭审，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当庭举证、质证和辩论。审判委员会的委员没有直接参加案件审理全过程，因此，他们无权参与决定案件的处理结果。此外，从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上看，它更像是一个行政组织。目前，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通常都是由正、副院长和各审判业务庭庭长组成，基本上是一个法院院领导和庭领导的组合。这一机构实际上“带有明显的行政性质，是行政管理模式在司法活动中的集中体现”。审判委员会

讨论重大、疑难案件的会议形式，实际上也与法院行政领导召开领导办公会讨论重大行政事项的形式完全相同。

然而，从现实运行看，中国审判机关除了依法履行司法审判职能外，还存在着大量内部的行政管理职能，比如后勤供应、财务管理、司法鉴定、法官队伍管理等，而这些职能大部分属于法院行政管理的范畴。虽然法院行政管理制度的设置和存在，有其自身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但是，事实上，“法院的行政管理制度可能侵入、侵蚀审判制度，造成正式审判制度的变形”。实践也证明，司法机关中，大量存在的行政管理活动，常常会使司法审判机关陷入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致使其丧失应有的独立性、中立性。并且，“正是

中国法院内部有如此之多的行政性事务，使得该系统从内部就有一种对行政制度的需求”，也导致了司法机关管理制度带有浓重的行政化色彩。

二、法院审判管理行政化的弊端

法院审判管理的制度构建，必然要求保持中立，在行使职权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法院审判管理的行政化会产生诸多弊端。其一，破坏审级监督体系。从法理上说，上下级法院之间是审级监督和业务指导关系，但由于法院内部存在的行政级别，以及外部管理体制上的行政化，使上下级法院之间形成实际的业务领导和行政隶属关系。目前，法院实际运行中普遍存在着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汇报工作、请示，上级法院以上级机关的身份，对作为“下级机关”的地方法院指导工作、批示案件、下达指示，有时，还会到下级法院视察工作和亲自办案等等非正常现象。事实上，这种指导和批示成为下级法院案件审理的重要依据。例如，有时，对于地方各级法院就有关案件的法律适用等问题的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会作出批复，虽然这种批复具有司法解释的性质，但从其产生过程以及发挥的作用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具体审判工作的批示或批复，具有极强的行政色彩。类似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等，已经严重影响甚至破坏了以上诉为主要组成要素的审级监督体系。这种上级法院直接干预下级法院微观领域的案件审理，必将导致审级制度的名存实亡。

其二，导致行政权干涉司法权。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

原则，也是确保审判业务活动得以公正、高效运行的基本保障。保持司法独立最核心的要求就是司法审判机关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而不受行政权力的干涉。《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据宪法精神，司法审判权的行使理应不受行政权干涉，但目前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却为行政权干涉司法审判权提供了可能性，严重破坏了司法审判权的独立性。事实上，中国司法机关就是依照国家行政机关的模式来设置的，特别是在地方层级，法院更是被人们视为地方党政机关的组成部门。法院在组织、人事、财政、编制等方面，都受地方党政机关的影响甚至是直接管理。这使得法院在审理涉及地方利益的案件时。很难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地方保护、地方关系、地方行政权的干预等，会严重“损害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威信，也和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相冲突”。

其三，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各级法院在对法院内部审判业务管理和行政事务管理上，基本都采用了与国家行政机关类似的管理办法。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机制违背了司法审判机关独立审判的原则。此外，法院在审判业务管理中实行的所谓“案件审批制”和“审判委员会制”，极大地破坏了法官的独立审判，致使主审法官实际上只有案件审理权，而没有判决的权力，无论大案小案，都要经过层层审批，然后形成最终判决。对于重大案件的审理，通常都需要上报审判委员会，由委员会中的行政领导们集体研究，做出决定。这样，庭审实际上成了“走过场”，主审法官虽然在法庭上直接听取

了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及其辩论意见，掌握了案件第一手资料，但却没有独立的裁决权，而拥有裁决权的人，却根本不参与案件的实际庭审。这种“审判分离”的事实导致了“集体负责谁也不负责，集体思考谁也不思考，法官的个人能力和作用被削弱”。这种所谓的“集体定案”、下审上定的作法，实际上使法院审判活动中的审判监督和两审制度流于形式，也破坏了应有的错案追究责任制度。因此，司法机关应当有别于行政机关，法官队伍的管理应当有别于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不能以一般公务员的人事管理来管理法官队伍。特别是，不能按照行政机关处理公务的办法来处理审判环节的事务，用行政手段限制法官会严重破坏法官的依法独立审判。在法院管理环节中，保证司法程序中的审判独立，首先应确保法官自身的独立地位。只有保证法官拥有独立审判的权力，“才能使现代诉讼中帮助和制约法官作出正确裁决的一整套制度真正发挥作用，也才能有效贯彻司法责任制度”。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前提和必需的条件。

其四，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在当今社会，追求公正应成为司法的核心价值取向。司法权本身具有裁判性的权力，实现裁判的公正和正确，不仅要从立法上明确规定司法的独立性、中立性，更要从制度上予以保障。然而，我国司法体制的泛行政化，使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受到严重影响和干扰。而目前我国法院同时存在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两种职能，使得审判机关承担着大量的行政事务，不可避免地与地方其他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具有密切联系，而行政权本身的主动性和倾向性特点。也极容易导致审判机关陷入现实的利益纠纷，这就使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例如，地方法院受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指派，参与居民区的拆迁工作，一旦有因拆迁纠纷引起的案件起诉到法院，法院立案审理，这样一来，法院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很难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三、法院审判管理行政化的内在成因

从整体来说，我国法院是一个具有审判属性和管理属性的二元异合体。法院内部同时存在着性质迥异的两种管理，即法院审判管理和法院行政管理。这种二元异合结构的存在是导致法院审判管理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根本原因。

从目前我国法院实际运行来看，法院管理是一个审判权力与行政权力二元权力交织的动态过程。一方面，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各种案件做出权威性的裁决。法院审判管理的着眼点在于通过对审判流程、案件审判质量、审判效率等的有效管理，确保法院更好地实现其司法审判职能，其核心目标是通过独立审判等维护社会秩序，其根本的价值追求是维护社会公正。另一方面，法院的实际运行又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相应的队伍建设与管理、财务管理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行政事务管理，因此，行政管理也是法院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法院行政管理的着眼点在于，为法院的审判服务，使法院系统得以高效运转，其基本管理目标在于整合法院内部资源，以实现行政管理的高效率。

法院管理这种二元异合结构性质，决定了法院内部的管理制度必

然是一个二维的制度体系。在法官依法行使司法审判职能时，他们是审判业务的管理主

体；但同时，他们又是法院行政管理的客体，客观上需要服从来自行政的指令和管理。有时，来自行政的指令和控制，会对法官从事正常的司法审判业务活动产生干扰和影响，即法院行政管理影响和干扰了法院审判管理的正常运作。

当前，在法院审判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缺乏合理的职能划界，使得法院行政管理极易与审判管理混为一体，突出体现在审判管理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现行审判业务部门的管理模式沿用了行政机关管理的传统理念，管理工作高度行政化。法院审判业务部门实行庭长、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三级纵向管理，明显具有传统行政化管理的特征。庭长作为业务庭首长，对行政事务、审判业务等庭内各项事务和人员均有管理权，负责审判业务的法官不仅在日常事务性管理中要服从上司，而且在案件的审理中也会受到上司的制约。

四、法院审判管理去行政化的路径选择

法院管理的二元异合结构性质，决定了法院内部的管理制度必然是一个二维的制度体系。因此，当前中国法院管理制度体系改革的基本目标应是，构建科学合理的二维管理制度体系，在区分法院审判管理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法院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的规范化建设，构建起两种不同性质管理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二维制度体系，实现法院审判管理与行政管理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提高法院审判工作的公正性和法院行政管理的效率。

其一，规范法院审判管理与行政管理的职能划界。当前，应将现有的法院管理活动进行合理的规范和区分.对目前审判管理活动中混杂的行政管理性质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分离。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本文提出的法院审判管理去行政化，并非意指取消法院系统的行政级别和行政管理，而是在法院审判管理中不用行政的手段去决定、干扰审判业务活动。从法院的实际运行来看，法院的行政级别设置以及相应的行政管理活动，均是法院审判业务正常进行的必要保障。科学的法院管理体系中，必然包含着科学的行政管理。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在二维法院管理制度体系下，两种不同性质管理之间的界限存在交叉的环节，即在法院实际运行中，在很多领域和环节，法院审判管理和法院行政管理所作用的领域和对象存在一致性和交叉性。在这些层面，的确很难对法院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进行性质上的清晰界定，即二维管理制度并不是绝对分立的体系。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对法院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管理进行区分。法院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的界限模糊性，实际上正是目前法院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的制度根源，这也是从理论上对两种不同性质管理进行区分和深入研究的意义所在。

其二，建立专业审判委员会。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是导致直接审判缺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加快建立专业审判委员会。具体改革设想主要包括：(1)确保设置的专业性与非行政化。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专业审判委员会应分设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和民事行政审判专业委员会。专业审判委员会应由专职委员和担任相关审

判业务庭领导职务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共同组成。这些专职委员应从具有丰富审判经验和良好职业道德的法官中产生，如各业务庭的审判长和资深法官。为了确保专业审判委员会非行政化，在成员构成上，应改变原有审判委员会成员主要由院领导和部分审判庭庭长担任的现状，逐步减少担任领导职务的委员比例，增加不担任领导职务的委员。(2)强化专业审判委员会的独立地位。具体运作上，专业审判委员会在院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但在有关审判业务的决议上，专业审判委员会保持相对独立性，由全体委员集体行使职权。应从制度上确保委员在专业审判委员会会议上的职务行为不受追究。(3)落实直接审判和审判公开的原则。应改变以前审判委员会主要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采取旁听庭审或组成合议庭直接审理等方式进行案件审理。除依据相关规定不适宜公开审判的案件外，均应实行公开审判。(4)进一步完善回避制度。应确保双方当事人知情和有权申请回避，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告知双方当事人专业审判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名单，由双方当事人判断是否申请回避。其三，建立科学严格的法官遴选制度。这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当前完善法官遴选制度的首要任务是切实建立法官遴选的多元把关机制。构建这一机制的主要内容有二：其一，切实建立三方参与的审查机制，即在遴选程序上，从基层公开遴选法官，不仅要由高级人民法院直接进行审核与评估，还应由该法官所在的基层单位其他法官和所在地区的社会民众参与审核与评估。也就是说，建立由高级人民法院、基层单位其他法官和社会民众三方共同

参与的审查机制。多元审查的环节可在公示后进行。其二，应在录用后增加六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的设置，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考察从基层公开遴选法官的实际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也有利于激励新遴选的法官努力提高自身业务能力。

其四，进一步推进法院文化建设。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要将公正、廉洁、为民的价值理念落实到执法办案和各项制度建设中。从加强法院管理的维度看，以公平、公正、廉洁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法院文化建设，其实质是构建法官自律机制和他律机制的过程。一是构建法官自律机制。其立足点是推动形成法官“不愿为”的自我约束机制，其基本途径是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强化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在这一层面，推进法院文化建设，应以强化职业道德为切入点，确立共同行为准则，推动法院规范文化建设，确立职业道德文化目标。二是构建法官他律机制。加强制度建设，构建“不能为”的制约和防范机制，是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另一重要任务。他律机制的建设，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法官的自我约束，使“他律”效应向“自律”效应转变。制度是用来约束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行为的，看起来似乎很难体现人性关怀，与法院文化的柔性化特点似乎无法协调，但是它是建立良好的法院文化的必经之路。从根本上说，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根本保障。法院文化建设的职业道德建设应与法治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实现自律机制与他律机制的结合。法院文化建设必然是一个由外在制度规约向内在自我约束转变的渐进过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律机制的约

束作用都是非常必要的，其完善程度和合理陛将直接影响到法院管理的整体水平。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z].1951.[2]胡夏冰等.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研究综述[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138.[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z].2006.。[4]吴晓东.审判运行机制改革需解决的三问题[n].人民法院报，200(0-06-02.[5]朱苏力.论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叨.中外法学，1999。(3)：36-37.[6]张卫平.论我国法院体制的非行政化——法院体制改革的一种基本思路叨.法商研究，2000，(3)：3-10.[7]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z].1982.[8]孔祥林.影响司法公正的制度性缺陷分析[j].唯实，2000，(3).[9]龙宗智，李常青.论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j].法学，1998，(12)：37.

第三篇：简论我国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创新

简论我国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创新 2011-4-13 9:10 陈景景 【大 中 小】【打印】【我要纠错】

摘要：中小企业经营机制比较灵活，投资少、见效快，且具有产品品种丰富、涉及领域广泛等特点，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对于如何加强企业财务管理这个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并未足够重视，从而使企业财务管理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关键词：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创新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财务管理是企业经济管理的核心，对于为数众多、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而言更是如此。然而，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财务管理基础普遍较弱，财务控制松散；企业资金积累能力较弱，营运资金缺乏；资本结构不合理，负债率较高；内源融资困难，外部融资渠道不畅；投资缺乏分析论证，资金不能有效利用；成本管理和控制体系不健全等；另外，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体制的影响，如有关政策的“歧视”，地方政府行业管理部门的干预，财务管理受企业领导的影响等，中小企业在加强财务管理方面遇到了阻碍。分析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加快财务管理创新，以促进中小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是当前中小企业发展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中小企业都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制度缝隙中发展起来的，受当时制度环境与企业先天不足等方面的因素制约，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由宏观经济环境和自身双重因素造成的。

2.1 外部问题

中小企业处于日渐规范的市场竞争中，同金融机构、投资者和其他企业之间的联系和融合越来越紧密，参与国际贸易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因此，受到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多。金融危机过后，中小企业面临着金融风暴后的管理危机和资金运营危机，虽然不少企业在外危机出现后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并没有涉及企业的管理变革，加之中小企业本身的抗风险能力有限，这种内部危机在外部危机的冲击下将被激活，并把企业拖入内外交困的境地，给自身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对中小企业而言，筹资对企业顺利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融资难、担保难仍然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最突出的问题。按照现代金融理论的解释，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为降低道德风险，必须加大审查监督的力度，而中小企业贷款小、急、频的特点使银行的审查监督成本和潜在的收益不对称，降低了它们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的积极性，银行即使同意向中小企业贷款，也因高风险而提高贷款利率，增加了中小企业融资的成本。另外中介服务机构不健全，尤其缺乏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服务的金融中介机构和贷款担保机构，这也造成了企业融资难的困境。调查显示，中小企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不足10%，83%以上的中小企业融资贷款没有得到满足。企业银行融资利率一般上浮10%，部分商业银行还加收0.2%的贷款承诺费，增加了中小企业融资的成本。

2.2 内部问题

（1）管理模式僵化，管理观念陈旧。一方面，中小企业典型的管理模式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高度统一，企业的投资者同时就是经营者，这种模式势必给企业的财务管理带来负面影响，导致企业内部职责不分、财务管理混乱、财务监管不严、信息失真等不良现象发生。另一方面，企业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素质差、管理思想落后。一些企业管理者基于其自身的原因，没有将财务管理纳入企业管理的有效机制中，缺乏现代财务管理观念，对于财务管理的理论方法缺乏应有的认识和研究，使财务管理失去了它在企业管理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2）财务管理基础薄弱，财务控制薄弱。完善的财务控制制度对企业既能防错防弊，又能促进经营管理效果，起到事前预防，事中、事后及时发现工作漏洞的重要作用。但很多中小企业却往往忽视了财务控制的重要性。一是对现金管理不严，现金周转不灵。存量现金没有盘活，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收益。二是企业的内部牵制、稽核、定额管理、计量验收、财产清查、成本核算、财务收支审批以及档案管理等制度残缺不全。三是资金结构配置不合理，应收账款周转缓慢，资金回收困难。由于缺乏严格有效的赊销政策，导致一部分应收账款不能及时兑现甚至形成呆账坏账。四是存货控制薄弱，资金呆滞，有些中小企业存货占用资金过多，很容易造成资金周转失灵。五是资产保管不利，对原材料、半成品、固定资产等没有完善的管理手段，进而导致资产的严重流失。

（3）投资能力较弱，且缺乏科学性。一是中小企业投资所需资金短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中小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但中小企业吸引金融机构的投资和借款比较困难。银行即使同意向中小企业贷款，也因高风险而提高贷款利率，从而增加了中小企业融资的成本。二是追求短期目标，对投资可行性研究和长远筹划不足，由于自身规模小，贷款投资所占的比例比大企业多得多，所面临的风险也更大，所以他们总是尽快收回投资，很少考虑扩展自身规模，造成资金的流失和企业效益的降低，形成了企业财务管理的恶性循环。三是投资盲目性，投资方向难以把握。众多的中小企业投资存在误区。如投资项目选择错误，投资与企业资源的约束脱节。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创新

3.1 改善外部环境

一是健全相应的配套政策，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财政援助与税收优惠是世界各国政府扶持和保护中小企业的普遍做法。有效的引导和扶持，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商业性资金的介入，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二是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包括特定用途基金、担保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互助基金等，其资金来源可以是各级政府金融机构及中小企业的入会费，管理上实行基金封闭运行，集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三是加快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引导中小企业增强信用观念，改善其信用状况以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以及加快我国社会化信用体系的建设步伐。在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过程中，要把建立信用担保制度和建立其他社会化服务体系结合起来，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形式多样的服务。

3.2 促进企业财务管理创新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是指中小企业财务在管理层面的创新，是企业为适应环境变化而对财务管理要素所做的重新组合。中小企业管理模式僵化，阻碍了企业的迅速发展，财务管理的创新可以推动中小企业的全局管理创新模式。

转变传统的财务管理观念。中小企业要在竞争中处于主体地位，首先就要转变传统观念，第一，树立人本化理财观念：把对人的激励与约束放在首位，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财务运行机制，充分挖掘和发挥人的潜能，调动人的创造性、主体性和自觉性；第二，树立动态管理观念：根据市场信息及企业实际不断比较、分析和选择，在动态中寻找最佳平衡点，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提高管理效率；第三，树立风险理财观念：善于对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行科学的预测，有预见性地采取各种措施，使可能遭受的风险损失降至最低；第四，树立信息理财观念：在知识经济时代里，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必须牢固地树立信息理财观念；第五，树立融资第一观念：市场经济下企业竞争成败的关键已不再是单单的自主理财，而是资本运营、培育和扩张。因此，中小企业在财务管理中应树立融资第一的新观念，优化资源结构，顺应新经济发展的要求，提高企业效益。

第四篇：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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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研究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课

内容提要：近年来审判管理一定程度加剧了审级关系的行政化和法院内部层级管理的行政化。以院长、庭长监督指导个案审判为核心的内在审判管理制度，存在院长、庭长审判管理依据不足、职责不明、权责不清的困境。以案件质效评估为核心的外在审判管理制度，存在重共性轻差异、重定量轻定性、重整体轻个案等问题。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转型应以确立审判责任制为核心，构建合议庭责任制和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责任制，做到权利与义务对等，权力与责任统一。合理推进案件质效评估，应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方法，更加关注过程评价和外部参与，去除案件质效评估的行政化色彩。

关键词：审判管理

指导监督

质效评估

去行政化

自2010年起在全国法院强力推进的审判管理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管理行为对审判权的实质干预一定程度加剧了审判权运行行政化,案件质量指数节节攀高并未换来对应的司法公信提升。实践创新可以推动理论成熟，审判管理是在实践中生长、发展和完善的产物，审判管理及其制度的概念界定很大程度取决于审判管理实践的运行状态。通过以问题为导向的审判管理实践研究，认识和掌握审判管理的基本规律以及审判管理制度创新的基本方法，使得审判管理制度更加科学化，是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的合理路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任务,为审判管理制度转型提供了新的改革方向，需要在深化司法改革形势下廓清审判管理的基本理论与制度走向。

―、审判管理结构的两分法

基于对近年全国法院审判管理实践样态的梳理，根据不同的标准，审判管理结构有三种不同的两分法。根据审判管理的内容，可分为审判指导监督和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审判指导监督主要指院长、庭长对案件实体裁决的指导监督等。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即围绕审判程序性事项和审判质效测评等辅助性事项，不以调整、确定或处分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不介入或干预案件实体审理和裁决的管理活动。具体表现形式为审判动态监控、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效考核等。根据审判管理的表现形式,可分为内在审判管理和外在审判管理=”广义的审判管理，包括内在于审判权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管理行为和外在于审判权运行过程的各种管理活动；狭义的审判管理是指近年发展起来的外在于审判过程的由审判管理专门机构从事的各种专门管理活动。“可认为，在上述广义的审判管理中，内在审判管理即为审判指导监督，外在审判管理即为审判事务及决策管理。只不过内在和外在审判管理主要是根据表现形式作出的划分，而审判指导监督、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主要是根据管理活动性质作出的划分。根据审判管理的行为特点，可划分为司法性审判管理和行政性审判管理。司法性审判管理与审判指导监督（内在审判管理）大致等同，行政性审判管理同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外在审判管理）的外延基本一致，但该划分认为院长、庭长指导监督是司法性权力，而案件质效评估、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等属于行政性管理活动，故而作出司法性与行政性审判管理的划分。

课题组认为，在司法性审判管理与行政性管理的划分中，审判管理仅是在某些方面借用了某些行政管理手段，同时审判管理也较行政性管理具有更强的服务属性，与严格意义的行政性管理显然是迥异的，将其定位为行政性审判管理，有扩张司法行政化之嫌，与审判管理去行政化的发展方向不相一致。更重要的是，该划分认为院长、庭长审判指导监督是司法性权力系欠缺法律依据的判断，《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和三大诉讼法均未明确院长、庭长有对审判组织的审判权进行实质性管理的权力，院长、庭长对个案裁判的审判管理是基于行政管理者位置而产生的行政性''权力”。相较而言，将审判管理分为审判指导监督（内在审判管理）和审判事务及决策管理（外在审判管理）更为科学。将审判管理进行两分法划分文学、电影、农业、法律、建筑、社科、学报、医学、体育等各类论文发表，尽在论文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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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具有当然的学理价值，也不代表课题组认同审判管理从逻辑上可以作出两分法的划分，其意义在于审判管理实践活动的确存在对案件实体进行指导监督和对案件质效指标以及流程进行管理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两种不同的审判管理活动有不同的性质和运行规律。只有做出基本的划分才能厘清各自存在的问题,并在深化司法改革背景下提出修正路径。

二、审判管理制度的实践困境

审判管理制度本是为解决司法建设和运行中的问题而在实践中产生，但在实践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研究审判管理制度仍应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审判管理制度的强化，对提高审判质效、防止裁量权滥用、促进司法公正廉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审判管理制度行政化因素的膨胀以及偏失使其成为审判权运行行政化的重要体现，审判管理制度困局俨然成为深化司法改革尤其是司法去行政化的障碍。以院长、庭长监督指导个案审判为核心的内在审判管理制度和以案件质效评估为核心的外在审判管理制度，在实践中均出现了一些深层次问题和困境。

(一)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之困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与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关系问题，是人民法院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反复涉及的内容，制度变迁几起几伏，尤其是自2010年全国法院强力推进审判管理以来，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呈现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的趋势。《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关于''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指向正是解决院长、庭长审判管理依据不足及职责不明、权责不清的问题。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困局体现在四个方面。其制度形成欠缺实证佐证。加强院长、庭长审判管理的动因在于院长、庭长是优秀法官，没有院长、庭长的审查把关，审判质量有下降的可能、司法不廉有多发的趋势。事实上”二五改革纲要“实施之后逐渐呈现院长、庭长收权趋势，并无审判质量上升或下降的实证分析，只是一种逻辑的应然判断，而可能忽视了制度背景，即司法评价的高低起伏与社会环境有关等，而且社会对司法的感观更多基于热点敏感案件，而与院长、庭长收权放权对审判质量的影响不一定具有直接关系。当然，以”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为核心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同样应当注重实证调查与研究。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9家法院牵头推进试点的过程中，可以运用对照组来评估试点效果，科学厘清改革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真正构建在实践中有生命力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其二，制度正当性不足。院长、庭长的内在审判管理已构成对案件实体裁判的实质影响，其授权制度依据应为法律，但法律制度却付诸阙如，仅有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司法解释文件作出模糊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5号）第16、7条规定，院长、庭长可对合议庭的评议意见和制作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核,有异议的可建议合议庭复议，但是不得改变合议庭的评议结论，合议庭复议后庭长仍有异议的，可将案件提请院长审核，院长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号）第7条规定,对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案件、合议庭有重大分歧的案件等，可以由审判长提请院长或者庭长决定组织相关审判人员共同讨论。尽管两个司法解释赋予院长、庭长的仅是审核、建议复议权，但鉴于院长、庭长在法院科层制格局中对各项资源的支配地位，这种审核、建议复议权在实际运行中已演化为实质性的审判管理权，以司法解释性文件赋予的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限制法律赋予的审判组织审判权，在制度正当性上存有缺憾。全国法院自2010年加强审判管理以来，强化院长、庭长实质性管理的指导思想与制度设置，使得院长、庭长介入案件裁判，从过去”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变得较为名正言顺甚至堂而皇之。这使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更为严重。其三,权力越集中越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把司法公正寄希望于院长、庭长的独善其身和有效把关，本身就是审判权运行机制中的_种人治思维。院长、庭长对审判结果具有_锤定音的能量，反可能使权力寻租更为便利，影响审判结果的信息可以通过庭长、分管副院长以行政化的方式文学、电影、农业、法律、建筑、社科、学报、医学、体育等各类论文发表，尽在论文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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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无阻的运行。_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就全国范围看法官违法违纪中院长、庭长占有相当高的比重。一些地方的数据也印证了这种现象。在科层式的法院层级结构中，合议庭基本对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没有反向制约，院长、庭长审判管理的强势地位极可能导致新的司法不公不廉。院长、庭长强力行使审判管理职责的另一恶果是，一旦与合议制的滥用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司法裁判中的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司法不廉窝案之源。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和合议庭一定范围内的独立裁判权结合起来，就可能形成合议庭在诉讼程序及事实和法律上做好基础，院长、庭长利用管理权限拍板认定的现象，这无疑是用内部审判运行机制给枉法裁判披上“合法外衣”。其四，无法突破理论瓶颈。司法的亲历性与判断性，这是司法之重要法则。尽管不可否认院长、庭长管理个案实体裁判在一定程度、范围和时间内起到了积极效果，但其理论根基的缺失难以回应诉讼法原理的诘问。我国三大诉讼法早已经确立辩论原则和公开审判制度，院长、庭长对实体裁判的管理活动显然不符合公开审判制度及辩论原则。诉讼法理中的直接审理原则、言词审理原则、排除传闻证据规则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适用的诉讼原则，法官对个案的处理必须亲历其境，听取诉讼两造论辩，直接审查证据和事实，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院长、庭长实质性审判管理与这些诉讼法原理均南辕北辙。尽管有论者主张，司法亲历性原则等经典原则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法律适用问题可不适用亲历性原则，亲历性的要求并不构成对行政化决策方式的根本性否定。但无论如何不直接审理案件，仅凭听取汇报、审阅书面材料认定事实显然不符合审判权作为判断权的认识规律。法律问题并非法官的专属权限，法官在法律问题上也应受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制约。法官法律适用意见的形成同样有赖于听取诉讼两造针对法律观点的论辩，尽管这种需要程度弱于事实的内心确认。

(二）案件质效评估制度实施之困

定量方法在案件质效评估中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法院较为粗放的管理方式，但案件质效评估与司法绩效考核联姻后的指挥棒效应，既加剧审级关系行政化，又将审级关系的行政化转嫁至一个法院内部形成层级管理的高度行政化。

困境之一是重共性轻差异。由于法院所在地域、所处层级不同，特定法院的具体工作环境与具体任务存在差异，各个法院的案件质效评估以及对评估指标体系的使用应当具有一定特殊性。评估指标体系的权威性导致对指标体系的简单套用成为常见现象。比如在对法官履职行为的评价中，不少法院以案件质效评估体系为标准进行评价。将法院案件质效与法官履职行为“挂钩”，表面是具有高关联性的评价方法，同时也是将法官履职效果指数化，避免主观臆断。但是，案件质效评估指标体系能够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是大数原则，即需要较大的通常以法院为单位的案件数量作为评估基础。这意味着将评估指标体系直接用于法官个人履职行为考评，从根本上违背案件质效评估机制的基本原理，也异化为对法官审判行为实施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

困境之二是重定量轻定性。由于过去多以定性方法评价审执工作，容易出现信息不全、主观臆断的问题,导致部分法院对案件质效评估的定量方法过度依赖甚至到了迷信地步，处处强调“数据说话”，唯数据论地看待审判管理活动，对案件质效的认识、管理基本不再使用定性方法，改善审执工作大多要求在数据上迅速体现。定量方法主要关注具体指标的数据结果，展开数据层面的动态分析、横向比较，定性方法则主要关注数据结果的形成原因，展开涉及实务操作的过程分析、方法比较。对定性方法的有意忽略，反映出“重结果，轻过程”或者说''重数据，轻实质“的认识问题。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对定性方法的有意忽略，极易导致对数据表现绝对优化的片面追求。这种急功近利的追求催生了以高效、统一、权威的行政化手段推动审判活动，进而实现提升审判质效的目标，最终使得审判活动超出司法规律的合理范围。

困境之三是重整体轻个案。在当前审判管理视角下,案件质效评估更为关注案件质效整文学、电影、农业、法律、建筑、社科、学报、医学、体育等各类论文发表，尽在论文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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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的综合指数反映，与法院外部包括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对个别有重大影响案件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最终导致案件质效评估结果与法院外部对案件审理效果的感受出现较大差距。一个受到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案件，其程序适用是否正当、实体裁判是否合乎规则对司法公信的影响,远远大于众多未被关注的普通案件。这意味着，仅从案件质效综合指数的合成方法上看，案件质效评估对重点个案关注的不足将导致其结论的合理性存在巨大缺陷，不符合通过审判管理提升案件质效和司法公信的制度设计困境之四是重内部轻外部。现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主体是法院，承担此项职能的主要是各级法院的审判管理机构。以审判管理机构为枢纽、上下级法院联动、辐射法院审执部门的内部评价体系已经建立。评价主体单一性、运行方式封闭性、评价结果内部化是现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重要特征，当事人等外部主体对司法业绩没有发言权。无论多么完美、多么自成_体的内部评价体系，可能只会走向自我封闭的反面，这种自我封闭即为内部管理行政化的体现。外部参与不足也是案件质效评估体系重结果、轻过程的体现。对司法过程的评价,不应只由法院和法官说了算，而应充分考虑诉讼活动参与者的感受和认知。当然，法院外部主体参与司法业绩评价的程度和范围，是与其同法院的关联度、参与诉讼活动的深度相关联的，且以不损害独立审判为前提。

三、审判管理制度的转型路径

(一)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的转型与修正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的修正应服从于”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要求。审理者裁判与裁判者负责的关系界定中，审理者裁判是前提和过程，裁判者负责是保障和结果。审理者裁判明确了审理者和裁判者的同一性，解决了裁判主体不明、审判责任混同的问题，使裁判者负责成为可能。裁判者负责中的”负责“有两层含义是裁判者对案件实体裁判的做出享有最终裁决权，二是裁判者对独立做出的实体裁判结果承担对应的审判责任。第一层含义是对审理者裁判的强调与固化，第二层含义则指向职权明晰、权责一致的审判责任制。如果说裁判者负责的第一层含义与审理者裁判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诉讼法表达，那么裁判者负责的第二层含义所指的审判责任问题则是审判管理问题，并且是去行政化背景下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的主要构成部分。比较而言审理者裁判更容易实现,只需落实诉讼法即可，而裁判者负责即审判责任制的构建则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难点，亦是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的重心，这也是中央决策层把司法责任制作为司法体制改革关键的缘由。课题组认为，以审判责任制为核心的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转型应在坚持合议庭独立审判基础上，构建合议庭责任制和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责任制，做到权利与义务对等、权力与责任统一。

1.构建权责统一的合议庭责任制

在强化合议庭责任制方面，重点是在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前提下如何防止合议庭审判权不受监督和制约，关键在于审判责任与独立审判的对等以及合议庭成员审判权的平等行使。审判责任与独立审判的对等依存于审判责任的明晰化，集体负责等同于人人无责，审判责任明晰化的关键在于构建结果控制式的权力制约机制。而结果式控制的关键在于合议庭成员评议活动的实质化。这是由于庭审与评议是合议庭履行职责最重要的两个场域，而在与合议庭责任制的关系方面，评议具有更明显的关联度，因为裁判结论虽然理应形成于法庭，但最终以一定形式明确表现出来是在评议阶段。最根本的策略是对合议庭成员裁判意见适度向当事人公开的结果式控制，使审判责任得以明晰，结果式控制会延伸到行为控制，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合议庭成员自然会审慎行使审判权，积极参与案件合议而非简单附和承办法官意见，再配之于规范的合议规则和裁判文书会签等制度，合议庭成员审判权就能平等行使，合议庭就会成为真正的实质裁判者。这种平等行使的审判权本身就是对合议庭滥用审判权的制约，就是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内核式保障。合议庭成为真正的审判责任主体,才会成为真正的独立审判的主体。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现有规定，合议庭少数意见属于审判工作秘密不得公开。瑏但诉讼法文学、电影、农业、法律、建筑、社科、学报、医学、体育等各类论文发表，尽在论文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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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院组织法均未规定合议庭少数意见不得公开。尽管不同法系对合议庭少数意见有不同的传统,普通法系公开是惯例，大陆法系则视评议秘密为法院独立的守护神，但近年来呈现逐步融合的态势。越来越多的大陆法系国家(地区)认为，评议保密原则是对评议过程的保密，而非对评议结果的保密。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准许法官提出不同意见书，并在裁判中公布表决结果比例。日本1947年制定的《法院法》第11条规定，最高法院各法官必须在裁判书表示自己的意见。瑣台湾地区判决书虽不公布少数意见，但允许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在裁判后查阅法官评议意见。综合各国(地区)做法，大致有三种改革选项。其在裁判文书中公开。不能形成_致意见的案件，裁判文书中分别记明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但不必具体言明”某某法官认为“，而使用”多数意见认为'“少数意见认为”的概说方式，这是明确法官裁判责任的依据，也可遏制其他合议庭成员消极履行审判职责，防止“形合实独”同时不载明“某某法官认为”可免去法官发表评议意见的后顾之忧。其二，许可查询评议笔录。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可在判决作出后申请查阅合议庭笔录，而不在判决中阐明多数意见及少数意见。其三，许可查询专门制作的合议庭意见书。法院在合议庭评议后制作统一样式的合议庭评议意见书，载明“多数意见认为'”少数意见认为“不具体言明”某某法官认为“合议庭评议意见书内容不载入判决书，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可以申请查询，但不得复制抄录，同时不得查询合议笔录。第三种路径将查询主体限定为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而非在裁判文书中向社会公开,查询对象为专门制作的评议意见书而非评议笔录，最大限度维护了评议过程保密原则，又体现了评议结果适度公开要求，可以考虑作为改革的选项。当然，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开仍有极大争议，需要在深化司法改革中进一步研究论证。

在合议庭少数意见适度公开还未形成共识的情境下,仍应以对合议庭评议过程的内部控制发挥合议制的内在制约功能。合议庭评议笔录是合议庭评议过程的客观记载，可围绕合议庭评议笔录建立发挥合议庭内在制约功能的系列制度。首先是合议庭充分发言制度。合议庭成员必须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及适用法律等情况充分陈述意见，禁止仅作同意与否的简单表态，这种合议庭成员间的对话式评议，是审判权运行的内部公开，是合议庭成员间相互制约的重要体现。其次是合议庭笔录完整记录和内部评阅制度。合议庭笔录应当全面完整反映合议全程和细节，同时建立合议情况内部评阅和专项检查制度，庭长对合议笔录定期或不定期事后评阅，督促合议庭全面客观评议。最后是把合议庭笔录评阅情况作为合议庭绩效评估的重要依据，甚至将其置于同案件质量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应当是今后审判管理的重要关注点。

2.构建院长、庭长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

合议庭独立审判后，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的具体形式是另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措施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对今后一段时期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职责的描述是''应集中在程序事项审核批准、综合性审判工作宏观指导、审判质效的全面监督管理以及排除不当干扰等方面”。课题组认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后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职责具有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的特征。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与个案审判管理职责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核心应当是实现案件信息对称，而不是替代和影响合议庭独立作出裁判。应在三个层面实现对称。其一，个案信息对称。主要包括流程信息和质量信息。质量信息主要是被改判发回重审的具体情况、裁判文书差错情况等质量信息，院长、庭长需要以此作为优化审判指导监督的第一手资料。其二，类案信息对称。类案信息是对某类案件裁判规则的系统总结，院长、庭长需要在此基础上履行统一法律适用职责。其三，整体审判运行信息对称。整体审判运行信息包括指标数据走势及存在问题、案件质量评查情况、审限管理情况等综合性审判管理信息，院长、庭长需要在此基础上解剖案件瑕疵，解决普遍性问题,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同时，庭长应是合议庭与审判管理专门机构对称审判信息的桥梁和纽带，院长应是合议庭、审判庭与审判委员会对称审判信息的桥梁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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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转型与修正

案件质效评估体系转型的总体思路是:打造“统筹多元、动态开放”的案件评估指标体系,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方法，更加关注过程评价和外部参与，去除案件质效评估的行政化色彩。

1.从数据高值型转向柔性评价型

审判管理的关键不在于管理技术有多高明，也不在于管理制度多健全，而在于与审判规律的契合度有多高。*如果只是将评估结果作为追求''排名“的依据，就可能出现”唯数据论“等负面倾向，加剧审级关系行政化进而加重法院内部层级管理行政化。应当严格区分工作目标考核与案件质效评估，进一步明确案件质效评估指数不应成为法院攀比的对象,作为”体温计“1本验表”的指数不应成为“竞价器'、”成绩单“。尤其应当高度关注案件质效评估结果的运用，明确禁止将案件质效评估与司法业绩评价、法官绩效考核简单对等处理,发挥案件质效评估”评“的功能，弱化和去除”比“、”考"的色彩，评估指数不排名，仅分别通报被评估法院其指数。

2.从定量评价型转向定量定性结合型

数字会说话亦要实现与数据的对话，与数据对话的过程就是定性评价的过程。相同或接近的案件质量指标，在法院不同的案件数量、人员结构以及纠纷形成态势面前，有着不同的内涵。反之，当法院间某项指标虽然存在_定数据差异，但此差异不足以证明他们在司法水平上存在实质差距，需要进一步研判。当定量分析中的数据差异居于某个合理区间内时，案件质量可能在定性分析中获得同等程度的认可。可以说，定量分析使案件质量可量化，定量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使案件质量具有真正意义的可比性。

3.从内部封闭型转向法院主导社会参与型

法院的公共性质及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司法的民主性，决定了法院评估不能仅由自身来进行，社会信息的获取、反馈和司法效果的提升都需要外部参与，同时评价主体多元和适度社会化也是案件质效评估去行政化的重要举措。该评估模式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公众评价与法院内部评价相结合，具体而言首先要求评估主体多元并适度独立，吸纳第三方参与，以保证结果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其次要求评估对象广泛，当事人、律师、政府工作人员、法学教授、上级法院等均可作为信息来源；最后要求评估方法多样，可通过社会调查、民意测验等多种方式，定期了解社会大众对相关法院的满意度。

4.从结果导向型转向结果过程并重型

案件质效评估的重结果轻过程，是评价主体封闭和依赖定量分析之果。评价主体社会参与的引入和定性方法的运用，使得过程评价成为可能。应当将目光转移到诉讼过程中，实现案件质效评估由结果公正到结果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转变，与当事人、律师成为评价主体相对应，可探索建立法官行为投诉制度，由各级法院审管机构进行统-登记管理并报上级法院备案，监督司法程序的合法性和法官行为的严谨性，促进法院和法官树立程序公正意识。另一方面，案件质效评估结果并非最终结果，仅是过程中的一个片断,建立评价过程一评价结果一结果反馈一改进提升一再次评估的动态机制，将对结果的关注转移到动态运行、周而复始的评估过程中来，使结果反馈给法院和法官后成为改进提升以及再次评估的起点。

参考文献：

1.参见孙海龙、高翔：《审判事务管理权的回归》，载《人民司法》（应用）2010年第9期。

2.参见沈德咏：《在2010年全国法院审判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编《审判管理研究与参考》，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3.参见张俊文、王红君《向审判管理要质量要效率要形象》，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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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蒋超《三十年来中国法官违法犯罪问题：一个统计分析》，载《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文中指出，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10年，共有6名高院院长、5名高院副院长、10余名中院院长被查处，职务在其之下的不在统计之列。

5.C直辖市2002-2011年10年间共立案查处法官违纪违法案件140件177人，厅局级干部6人，处级干部24人，处级以上干部占全部违纪人员的21.4%。根据直辖市法院法官的行政职级,处级以上法官对应为基层法院副院长及高中院副庭长以上人员，基层法院长、庭长尚不在本数据之列。

6.参见陈光中、龙宗智：《关于深化司法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

7.参见[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8.最高人民法院于1990年颁布的《关于保守审判工作秘密的规定》第3条规定，合议庭、审委会对具体案件处理的讨论情况，上下级法院之间对案件处理的各种不同意见以及有关单位领导、党委的意见，一律不得向工作上无关人员和单位透露，尤其不得向缠诉不休的当事人泄露。第6条规定，合议庭评议案件的记录、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记录、案件情况以及向有关法院、单位征询对案件处理意见等书面材料，必须装订在副卷。副卷材料非因工作需要，未经本院领导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查阅。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实施的《违反五个严禁规定的处理办法》第6条规定，泄露审判工作秘密是指违反规定泄露合议庭或审委会讨论案件的具体情况及其他审判执行工作秘密的行为。

9.参见张泽涛:《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的利弊及其规范》，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10.参见付悦余、宣海林、高翔:《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开:行走在价值与现实的结合点》，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2期。

11.参见刘风景《不同意见写入判决书的意见与方式:---以日本的少数意见为背景》，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2期。

12.参见龙飞:《合议庭的本质属性与改革路径》，载《法制资讯》2013年第9期。

13.参见蒋惠岭《审判管理制度的三要素》，载《法制资讯》2013年第1期。瑦参见钱锋《审判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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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简论我国工程项目管理的发展及最新走向

简论我国工程项目管理的发展及最新走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越来越关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对项目的发展与成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灵活性也适应企业产品多变的要求。我国工程项目管理在国内的发展及其发展的必要性，以及我国工程项目管理是以什么样的走向来迎接国际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呢？笔者就此问题作以简要论述。

一、项目管理在国内的发展

项目建设和管理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纵观我国项目管理的发展轨迹，自从人类开始有组织的活动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了项目管理实践，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展和完善；项目管理经历了潜意识的项目管理、传统的项目管理和现代项目管理的发展阶段。在不断发展的历史时期，人们通过努力探索，成功地实施了一些项目：古代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都江堰、兵马俑等，这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下面是我国工程项目管理的四大特点。

1、工程项目管理与工程建设管理方式改革相结合。工程项目管理是一种新的工程建设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与工程建设的目的相一致，是以工程项目为出发点、为中心、为归宿的管理方式，它改变了传统的以政府集中管理为中心的计划管理方式。这一改革极大地解放和提高了我国工程建设的生产力。

2、工程项目管理与我国建筑市场的建设与发展相结合。我国建筑市场的建设与发展首先是围绕建立合格的市场主体展开的，即形成合格的项目法人（买方）、承包单位（卖方）和监理单位（中介方）。这三者围绕工程项目管理这个中心联系在一起，并由此而形成了我国工程建设管理体制的四大主要内容：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这四项制度是围绕工程项目管理实施的。

3、已经初步形成了我国的工程项目管理“三个一”。即一门工程项目管理学科理论体系、一个工程项目管理方法体系、一大批典型的工程项目管理成功案例。这“三个一”是我国继续发展工程项目管理的坚实基础。

4、我国工程项目管理学术活动活跃。在大学里已经将“建筑管理工程专业”更名为“工程管理专业”，说明这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就是造就项目管理人才。在继续教育方面，工程项目管理的教材陆续出现，已进行工程项目管理知识学习的达一百多万人（含学习工程建设监理知识者）。

二、我国工程项目管理发展的必要性

1、项目管理的国际化趋势。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快，中国经济日益深刻地融入全球市场，在我国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项目越来越多。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在我国投资企业达32万家，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达3577亿美元，而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在海外投资和经营的项目也在增加。与此同时，项目管理的国际化正形成趋势和潮流。自我国加入WTO后，行业壁垒下降，国内市场国际化，国内外市场全面融合，外国企业必定利用其在资本、技术、管理、人才、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挤占我国市场，尤其是工程总承包市场。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国的企业必须以市场为导向，转换经营模式，增强应变能力，自强不息，勇于进取，在竞争中学会生存，在拼搏中寻求发展。

2、项目管理的信息化趋势。随着INTERNET走进千家万户，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项目管理的信息化已成必然趋势。作为当今更新最快的电脑技术和网络技术，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普及应用的速度令人吃惊，而且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这给项目管理带来很多新的特点。在信息高速膨胀的近日，项目管理越来越依赖于电脑手段，其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已成为信息战。另一方面，作为21世纪的主导经济知识经济已经来临，与之相应的项目管理也将成为一个热门的前沿领域。美国著名杂志《财富》（Fortune）预测项目经理将成为21世纪年轻人首选的职业。这一动向提醒我们，项目管理正成为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3、项目管理的科学化趋势。我国工程项目管理科学化的方向应有以下五个方面。

（1）工程项目管理规范化。规范化的目的是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做到统一方向，促进发展。规范化以后，可以形成合力，实施科学管理，强化管理绩效。

（2）在思想上要有创新观念。创新观念就是敢于创造、敢于改革、敢于做外国人没有做到的事。

（3）坚持使用科学的工程项目管理方法。最主要的方法应该是“目标管理方法”，即“MBO”方法。它的精髓是“以目标指导行动”，即工程项目管理以实现目标为宗旨而开展的科学化、程序化、制度化、责任明确化的活动。

（4）施工企业项目管理要抓两个重点：项目经理责任制和项目成本核算制。项目经理责任制的核心是摆正项目经理与企业的关系。项目经理是企业法定代表人派到项目中的代表人，两者是上下级关系，不能是合同关系，也不宜搞承包。项目经理应是一次性的，不搞永久性的。项目经理部是企业派出的管理班子，应把项目经理部作为成本管理的中心，而不要搞成营利中心。

（5）工程项目管理科学化，必须与建筑市场运行的正常化相结合。建筑市场运行的正常化为工程项目管理提供外部环境，其所涉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做到法制完善、管理得力和主体健全。所以，我们期望项目管理科学化为运转正常的建筑市场环境作保证，大力培育、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建筑市场，把工程项目管理和建筑市场结合起来，用这两个车轮把工程建设推向知识经济新时代。

三、新时期工程项目管理的最新走向

1、建筑业的项目管理由生产方式的变革，进入了提升国际先进项目管理基本经验的新走向。

所谓“鲁布革”冲击，主要是对国有施工企业旧有生产方式的冲击，产生了项目经理部的新型组织形式；项目经理责任制和项目成本核算制“两制”的管理方式和“三个一次性”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生产方式。

“鲁布革”经验中体现“低成本竞争，高品质管理”这一国际项目管理基本经验的新鲜做法，即一是优化施工方案，减少实物工程量，给人以欣喜和兴奋，但是并没有引发对工程建设管理体制的深入思考，从而产生对其管理体制的冲击。二是在我国工程建设管理体制中，设计、施工均以工程量来计算费用，工程量越多越有效益，而不是越合理、越科学，越有益处。所以难以产生优化施工技术方案，减少工程量的激励机制，这是不适应“节约型”经济发展要求的。

“鲁布革”经验将再一次产生新的冲击，重点是优化施工图设计，追求合理科学的工程用量，靠高品质的管理，实现“低成本，增效益”的目标。

2、建筑业的项目管理由“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进入了以项目文明为标志的新走向。

新型生产方式的推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项目管理模式。“过程精品，标价分离，CI形象”是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项目文明是企业文化建设在项目上落实的结果，是对项目主体和客体的全面要求。其载体是项目文化。项目文化是以品牌形象为外在表现，以企业理念为内在要求，以项目团队建设为重点对象的阵地文化。项目文化有三个特征：露天文化——具有形象宣传力；显型文化——不同行为主体的统一性；大众文化——作业队伍建设。

3、建筑业的项目管理由工程现场为主的初级阶段，进入了以“项目全过程经营”为特色的新走向。“三位一体”项目管理的双向延伸，即延伸上游的投标，延伸下游的竣工跟踪。项目经理博客

法人管项目，实行“三次经营”的全过程管理。“一次经营”为施工前的投标经营：“二次经营”为施工中的过程经营：“三次经营”为竣工后的追踪经营。

4、建筑业的项目管理由“三个一次性”的单一要求，进入了主体多元化和方式多样化的新走向。“三个一次性”的动态组织形式是国有企业变革生产方式的创新产物。

5、建筑业的项目管理由不同主体的阶段式，进入了“交钥匙”总承包的新走向。

投资体制改革中的“代建制”，变革了过去业主的组织形式。而按部门成立基建办的方式也将被革除。建设部下发文件，明确了项目管理公司的基本要求。“代建制”中的项目管理公司对承包商的新挑战。社会化、职业化和商业化是新型业主关系的主要特征。

美国学者David Cleland称：在应对全球化的市场变动中，战略管理和项目管理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一动向提醒我们在高度重视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同时，需要给予项目管理更多的关注。自从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竞争将日益激烈，我国工程项目管理必须明确发展方向才能迎接国际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因此，深入而广泛地开展项目管理实践活动，提高项目管理水平，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