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我国禁毒基金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5篇材料）

第一篇：简论我国禁毒基金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简论我国禁毒基金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基金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配套的理念、制度和运行机制，基金会正不断朝着专业化、社会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从1981年7月我国成立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会开始，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我国的基金会发展迅速，特别是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解禁了社会公众捐资举办基金会的限制，我国基金会的数量迅猛增长，并涵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一、禁毒基金会的作用

禁毒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方方面面，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当前禁毒体制看，我国现阶段的禁毒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而地方财政不足导致禁毒经费紧张，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禁毒工作的向前发展。禁毒基金会是以从事禁毒公益事业为目的，利用捐赠的财产，依法成立的非盈利性法人组织。禁毒基金会作为组织募捐、接受捐赠的禁毒公益性社会组织，它主导着一些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倘若禁毒基金会将这些资源投入到禁毒工作中，禁毒的效果将会更加明显。

（一）救助作用

基金会是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的，禁毒基金会作为专门从事禁毒领域的基金会，它的救助作用表现在慰问抚恤牺牲受伤禁毒人员、资助涉毒人员子女教育以及其他禁毒公益项目上。

（二）弥补、辅助作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政府已经不可能做到像以前一样事必躬亲，尤其是随着“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的不断进行，一些原先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越来越多地分担到社会组织身上。禁毒基金会可以在禁毒工作中对政府财政支出之外的经费起到很好的弥补和辅助作用。

（三）三次分配作用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提出的三次分配理论，人们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按各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大小进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手段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而进行的分配。禁毒基金会作为从事禁毒慈善事业的一种社会组织，它在组织筹集社会资源后对其进行再分配，实现社会资源向禁毒领域的流动，可以有效的促进禁毒事业的发展。

（四）媒介作用

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一旦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取得一定成就时，他们便开始追求社会价值和社会理想的实现，通过捐赠回报社会，在为公益事业做贡献的同时，也为自身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禁毒基金会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媒介平台，让一些渴望在禁毒工作中有所贡献的人能够有所为，最大限度地确保有意捐赠到禁毒工作中的善款进入到禁毒领域。

二、我国禁毒基金会面临的发展困境

禁毒基金会作为专业从事禁毒领域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本应在禁毒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禁毒基金会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发展困境，在禁毒领域所起的作用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的那样广泛。

（一）社会公益意识薄弱

由于我国基金会发展历史较短，加上运行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因而它对社会公众的影响远不及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大。从目前捐赠来源情况看，很多基金会获得的境外捐赠比境内捐赠还要多，一些富人宁愿把多余的财富用来购买奢侈品或留给下一代也不用来捐赠，而多数普通民众碍于收入和社会保障等因素，捐赠的也比较有限，这样使得一些基金会很难筹到理想的资金数目。我国社会公众的公益意识还处在萌芽状态，社会公众公益意识还比较薄弱，同时由于人们对禁毒工作认识不足，禁毒基金会也因此很难筹集到资金。

（二）法制不健全

从1981年我国成立了第一家基金会到1988年国务院出台《基金会管理办法》，整整7年间基金会的运行都处在法律的真空地带。虽然在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基金会管理条例》，但与此同时，大量非公募基金会登上历史舞台，基金会运行环境的法制环境还是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整个基金会法制环境滞后的情况下，禁毒基金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三）发展后劲不足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我国的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对公募基金会实行分级登记管理制度，对非公募基金会实行属地登记原则，同时还规定了公募基金会只能在登记区域内募集资金，非公募基金会不能开展募捐活动。这样的规定尽管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不利于基金会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基金会数量突破的瓶颈，限制了基金会的发展。以禁毒基金会为例，尽管早在1999年就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禁毒基金会---中国禁毒基金会，但从整体上看，各地方的禁毒基金会总数还比较少，个别地方甚至处于空白状态，特别是非公募性质的禁毒基金会更是寥寥无几。由于我国的禁毒基金会受到政策、活动地域的限制，因此发展后劲不足，难以有效地吸纳社会资源。

（四）公信力不高

禁毒基金会公信力不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组织管理不规范，依照《基金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理事会是基金会的决策机构，依法行使章程规定的职权。”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禁毒基金会直到2007年11月才组建了第一届理事会；第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一些禁毒基金会的理事会、监事会如同虚设，应有的制衡和监督机制不起作用，尤为重要的是作为禁毒基金会的捐赠者在捐赠后对基金会的资金走向和财务运作不能进行有效地监督；第三、财务透明度不高，如果捐赠者不知道自己的捐赠去向，这将严重影响捐赠者的捐赠积极性，使得公众对禁毒基金会产生信任危机。

（五）筹资能力弱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大多数禁毒基金会在成立初期的原始注册基金是依靠财政拨款获得的，并且在人才、工作设施、服务项目，甚至在制度、规范、合法性等非实物性资源方面也得到了注册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说离开注册地政府的支持，禁毒基金会的成立是不可能的。这些受政府支持成立的禁毒基金会自然也深受政府影响，它们实行机关式的管理方式，行政色彩浓厚，把大量的精力花在如何去找关系、“讨要”捐赠上，而不是花在禁毒项目产品的运作上，这使得它们在社会公众中的筹款十分有限。

（六）专业人才匮乏

与其他行业一样禁毒基金会对从业人员有着较高的专业技术要求，大量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入有利于禁毒基金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但目前一些类似于禁毒基金会这样的公益组织由于待遇偏低、社会地位低、行业前景不乐观等因素影响，对大学生的就业吸引力较低，致使一些本能够在禁毒基金会发挥重要作用的禁毒学等专业学生流入其他行业。在从事禁毒基金会工作中的一些大学生是抱着“积累经验，找跳板”的心态去的，一旦有机会，他们便会选择跳槽，造成人才流失。从当前禁毒基金会的人员构成上看，退居二线的领导和非专业人员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专业性人才匮乏。

三、解决对策

（一）加大宣传力度

政府和社会有关部门应加大对禁毒工作的宣传，以增加公众对禁毒事业的热情和支持，通过聘任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名人明星，利用名人效应，拍摄禁毒电视和禁毒公益广告等，传播毒品知识、引导公众对禁毒事业的关注；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禁毒英雄事迹的宣传，利用先进人物的事例感召社会公众对禁毒基金会的支持，提高民众的禁毒慈善意识，进而在全社会形成知毒、抗毒、禁毒的良好氛围，为禁毒基金会的存在和发展营造有利的环境。

（二）健全法制建设

面对禁毒基金会相关法制滞后、不健全的状况，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并制定相关法律的实施细则，使其更具可操作性。特别是在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方面，尽管新的税法已规定向公益性、非营利性慈善组织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但还要进一步完善这些政策措施，简化程序，为捐赠人办理免减手续提供规范、便捷的服务，以激发民间企业捐赠的热情和积极性。同时，创新禁毒基金会管理方式，逐步变革分级、属地登记原则，打破地域限制，使禁毒基金会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

（三）加强禁毒基金会内部管理

加强禁毒基金会的内部治理一方面要做到明确内部各机构的职责与分工，建立对利益相关方的透明机制并及时对公众公布财务报告及其他信息，保证禁毒基金会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确保基金会使命的实现，进而提升禁毒基金会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要逐步弱化政府在禁毒基金会成立初期产生的影响，培养和提高自主运作的能力，最终实现基金会相对独立地开展项目运作。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引入民间非盈利第三方机构专门负责对禁毒基金会的监督，制定相关政策使捐赠人和社会公众对禁毒基金会的监督制度化、常态化，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构建完善的监督机制。

（四）重视人才的培养

禁毒基金会应在现有基础条件上一方面鼓励从业人员提升自身素质，积极制定实施员工专业培训计划，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派遣部分优秀员工赴国外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同时相应地改善专业人才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和工作条件，留住现有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完善人事退出和引入机制，通过对从业人员的定期考核，淘汰那些考核不合格的，同时在社会上公开选聘一批年轻有为的专业人才以充实队伍。

（五）支持禁毒专项计划

禁毒基金会应继续加大对一些禁毒专项计划的支持，如继续加大对云南开远雨露社区和贵州阳光工程等成功戒毒模式的推广支持力度，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以就业安置为重点的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支持戒毒康复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使戒毒康复人员重拾生活的信心。继续支持禁毒基层队伍建设，设立专项基金用于禁毒基层人员的岗位技能培训，使他们更好地为禁毒服务。此外，继续做好禁毒慰问抚恤工作，对受伤及牺牲禁毒民警做好慰问抚恤工作，提高禁毒民警的工作积极性。

（六）继续加强合作与交流

1.进一步加强与政府的合作。通过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充分利用政府部门的资源优势，由禁毒基金会提供服务产品，政府出资购买服务，以增加禁毒基金会的活动资金。

2.进一步加强与其它组织机构的合作。通过加强与其它组织机构在禁毒领域的合作，充分利用其它组织机构的优势，广泛吸收社会资源，为禁毒工作服务。

3.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学习国外基金会先进的管理经验，并通过在国内共同开发相关禁毒项目，争取国际组织的资金支持。

禁毒经费是禁毒工作的基本保障，我们应不断加强禁毒基金会建设，充分发挥禁毒基金会的作用，充裕禁毒经费，为中国的禁毒工作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使禁毒工作能够持续有效地开展。

第二篇：简论我国禁毒基金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简论我国禁毒基金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论文摘要 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金会作为一种特殊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对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起着重要作用，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与之相应的基金会。本文论述了禁毒基金会与禁毒工作的重要关系，揭示了禁毒基金会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并提出了几点解决对策。

论文关键词 禁毒基金会 社会组织 社会公益事业

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基金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配套的理念、制度和运行机制，基金会正不断朝着专业化、社会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从1981年7月我国成立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会开始，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我国的基金会发展迅速，特别是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解禁了社会公众捐资举办基金会的限制，我国基金会的数量迅猛增长，并涵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一、禁毒基金会的作用

禁毒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方方面面，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当前禁毒体制看，我国现阶段的禁毒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而地方财政不足导致禁毒经费紧张，这在p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政府已经不可能做到像以前一样事必躬亲，尤其是随着“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的不断进行，一些原先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越来越多地分担到社会组织身上。禁毒基金会可以在禁毒工作中对政府财政支出之外的经费起到很好的弥补和辅助作用。

（三）三次分配作用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提出的三次分配理论，人们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按各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大小进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手段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而进行的分配。禁毒基金会作为从事禁毒慈善事业的一种社会组织，它在组织筹集社会资源后对其进行再分配，实现社会资源向禁毒领域的流动，可以有效的促进禁毒事业的发展。

（四）媒介作用

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一旦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取得一定成就时，他们便开始追求社会价值和社会理想的实现，通过捐赠回报社会，在为公益事业做贡献的同时，也为自身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禁毒基金会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媒介平台，让一些渴望在禁毒工作中有所贡献的人能够有所为，最大限度地确保有意捐赠到禁毒工作中的善款进入到禁毒领域。

二、我国禁毒基金会面临的发展困境

禁毒基金会作为专业从事禁毒领域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本应在禁毒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禁毒基金会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发展困境，在禁毒领域所起的作用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的那样广泛。

（一）社会公益意识薄弱

由p从1981年我国成立了第一家基金会到1988年国务院出台《基金会管理办法》，整整7年间基金会的运行都处在法律的真空地带。虽然在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基金会管理条例》，但与此同时，大量非公募基金会登上历史舞台，基金会运行环境的法制环境还是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整个基金会法制环境滞后的情况下，禁毒基金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三）发展后劲不足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我国的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对公募基金会实行分级登记管理制度，对非公募基金会实行属地登记原则，同时还规定了公募基金会只能在登记区域内募集资金，非公募基金会不能开展募捐活动。这样的规定尽管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不利于基金会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基金会数量突破的瓶颈，限制了基金会的发展。以禁毒基金会为例，尽管早在1999年就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禁毒基金会---中国禁毒基金会，但从整体上看，各地方的禁毒基金会总数还比较少，个别地方甚至处于空白状态，特别是非公募性质的禁毒基金会更是寥寥无几。由于我国的禁毒基金会受到政策、活动地域的限制，因此发展后劲不足，难以有效地吸纳社会资源。

（四）公信力不高

禁毒基金会公信力不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组织管理不规范，依照《基金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理事会是基金会的决策机构，依法行使章程规定的职权。”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禁毒基金会直到2007年11月才组建了第一届理事会；第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一些禁毒基金会的理事会、监事会如同虚设，应有的制衡和监督机制不起作用，尤为重要的是作为禁毒基金会的捐赠者在捐赠后对基金会的资金走向和财务运作不能进行有效地监督；第三、财务透明度不高，如果捐赠者不知道自己的捐赠去向，这将严重影响捐赠者的捐赠积极性，使得公众对禁毒基金会产生信任危机。

（五）筹资能力弱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大多数禁毒基金会在成立初期的原始注册基金是依靠财政拨款获得的，并且在人才、工作设施、服务项目，甚至在制度、规范、合法性等非实物性资源方面也得到了注册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说离开注册地政府的支持，禁毒基金会的成立是不可能的。这些受政府支持成立的禁毒基金会自然也深受政府影响，它们实行机关式的管理方式，行政色彩浓厚，把大量的精力花在如何去找关系、“讨要”捐赠上，而不是花在禁毒项目产品的运作上，这使得它们在社会公众中的筹款十分有限。

（六）专业人才匮乏

与其他行业一样禁毒基金会对从业人员有着较高的专业技术要求，大量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入有利于禁毒基金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但目前一些类似于禁毒基金会这样的公益组织由于待遇偏低、社会地位低、行业前景不乐观等因素影响，对大学生的就业吸引力较低，致使一些本能够在禁毒基金会发挥重要作用的禁毒学等专业学生流入其他行业。在从事禁毒基金会工作中的一些大学生是抱着“积

累经验，找跳板”的心态去的，一旦有机会，他们便会选择跳槽，造成人才流失。从当前禁毒基金会的人员构成上看，退居二线的领导和非专业人员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专业性人才匮乏。

三、解决对策

（一）加大宣传力度

政府和社会有关部门应加大对禁毒工作的宣传，以增加公众对禁毒事业的热情和支持，通过聘任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名人明星，利用名人效应，拍摄禁毒电视和禁毒公益广告等，传播毒品知识、引导公众对禁毒事业的关注；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禁毒英雄事迹的宣传，利用先进人物的事例感召社会公众对禁毒基金会的支持，提高民众的禁毒慈善意识，进而在全社会形成知毒、抗毒、禁毒的良好氛围，为禁毒基金会的存在和发展营造有利的环境。

（二）健全法制建设

面对禁毒基金会相关法制滞后、不健全的状况，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并制定相关法律的实施细则，使其更具可操作性。特别是在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方面，尽管新的税法已规定向公益性、非营利性慈善组织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但还要进一步完善这些政策措施，简化程序，为捐赠人办理免减手续提供规范、便捷的服务，以激发民间企业捐赠的热情和积极性。同时，创新禁毒基金会管理方式，逐步变革分级、属地登记原则，打破地域限制，使禁毒基金会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

（三）加强禁毒基金会内部管理

加强禁毒基金会的内部治理一方面要做到明确内部各机构的职责与分工，建立对利益相关方的透明机制并及时对公众公布财务报告及其他信息，保证禁毒基金会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确保基金会使命的实现，进而提升禁毒基金会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要逐步弱化政府在禁毒基金会成立初期产生的影响，培养和提高自主运作的能力，最终实现基金会相对独立地开展项目运作。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引入民间非盈利第三方机构专门负责对禁毒基金会的监督，制定相关政策使捐赠人和社会公众对禁毒基金会的监督制度化、常态化，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构建完善的监督机制。

（四）重视人才的培养

禁毒基金会应在现有基础条件上一方面鼓励从业人员提升自身素质，积极制定实施员工专业培训计划，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派遣部分优秀员工赴国外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同时相应地改善专业人才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和工作条件，留住现有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完善人事退出和引入机制，通过对从业人员的定期考核，淘汰那些考核不合格的，同时在社会上公开选聘一批年轻有为的专业人才以充实队伍。

（五）支持禁毒专项计划

禁毒基金会应继续加大对一些禁毒专项计划的支持，如继续加大对云南开远雨露社区和贵州阳光工程等成功戒毒模式的推广支持力度，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以就业安置为重点的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支持戒毒康复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使戒毒康复人员重拾生活的信心。继续支持禁毒基层队伍建设，设立专项基金用于禁毒基层人员的岗位技能培训，使他们更好地为禁毒服务。此外，继续做好禁毒慰

问抚恤工作，对受伤及牺牲禁毒民警做好慰问抚恤工作，提高禁毒民警的工作积极性。

（六）继续加强合作与交流

1.进一步加强与政府的合作。通过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充分利用政府部门的资源优势，由禁毒基金会提供服务产品，政府出资购买服务，以增加禁毒基金会的活动资金。

2.进一步加强与其它组织机构的合作。通过加强与其它组织机构在禁毒领域的合作，充分利用其它组织机构的优势，广泛吸收社会资源，为禁毒工作服务。

3.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学习国外基金会先进的管理经验，并通过在国内共同开发相关禁毒项目，争取国际组织的资金支持。

禁毒经费是禁毒工作的基本保障，我们应不断加强禁毒基金会建设，充分发挥禁毒基金会的作用，充裕禁毒经费，为中国的禁毒工作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使禁毒工作能够持续有效地开展。

第三篇：简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风险及其对策

简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风险及其对策

执政6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冷静客观地分析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来自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认真准确地评估新形势下党长期执政可能遇到的新风险，进而适时采取相应对策，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

一、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执政风险

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执政风险主要来自于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带来的执政风险、社会转型带来的执政风险和长期执政条件下党自身的变化易引发的执政风险三个方面。

（一）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带来的执政风险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有其重要的历史进步性。因此，参与经济全球化可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是经济全球化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和主导下发展起来的，由于中心与外围的不平等格局，也不可避免地给我国带来了民族产业将受到巨大冲击、跨国公司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术等优势在中国许多行业取得了垄断地位、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大、人才外流加剧、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信息安全形势严峻等等经济安全问题，给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新的风险和考验。

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长期以来，一直奉行着制约中国的“接触+遏制”的敌对战略，利用军事同盟实施威胁、利用国际和区

域性合作机制实施威胁、通过拉拢中国邻友实施威胁等手段，支持指使“台独”、“藏独”、“东突独”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威胁我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在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21世纪将是一个重要的世纪，希望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志推动世界向全球资本主义化方向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将继续以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为手段，保持对世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压力和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抵御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克服其负面影响，是对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严峻挑战和考验。

进入新世纪之际，国际局势继续趋于缓和，多极化进程不断加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是，正如邓小平曾经指出的那样，“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只要我们仔细地回顾和分析上世纪末国际风云的变幻和新出现的一些情况，就会发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十分脆弱，存在着各种因素的风险和挑战，而其中最大的威胁莫过于以美国为首的利益集团实施的日益膨胀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政治和经济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控制、干涉，甚至直接侵略别国，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动荡不安，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公害，是现代战争和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障碍和最大威胁，给我党执政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恶化了我党执政的国际环境。

（二）社会转型带来的执政风险

经过30多年的经济改革，我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改革引起的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市场体系不完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

扩大、政府自身的体制改革有待深化等各种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成为国家继续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隐忧和障碍，构成了党执政领域里的经济风险。

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发生着深刻变化。变革过程中政治体制相对于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引发的政治不稳定因素凸现出来，主要表现为人们政治期望和满足之间的较大反差、利益表达途径不完善和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中央和地方集权和分权的利益冲突、多种政治文化的冲撞等方面，这些都构成党执政的政治风险。

由于经济转轨，发展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引发了国内一系列复杂深刻的矛盾和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也更加复杂，社会主义主导意识形态面临着许多新挑战。西化”、“分化”的险恶图谋威胁着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新传媒挑战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国内“四个多样化”影响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界的杂音、噪音干扰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的弱化是我党执政面临的思想风险。

近几年来，我国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极大的公共突发性危机事件。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多变性和社会发展的不可逆性，使得每一次公共突发事件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现代通讯手段发达，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全球化的趋势使一国发生的突发事件往往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对世界也会造成很大影响。突发事件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也是我党执政面临的风险之一。

（三）长期执政条件下党自身的变化易引发的执政风险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批大党老党纷纷丧失政权，有着74年执政史的苏联共产党也未能幸免，为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中共也是一个有着50多年执政史的大党老党。新世纪新阶段，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长期执政的历史方位，国际国内的各种新形势新变化，使党的执政建设面临新的考验。主要体现在党内出现利益分化的风险、党内理想信念动摇的风险、党的组织管理和队伍建设方面的风险、党员腐败变质和脱离群众的风险等几个方面。

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防范和化解党的执政风险 我党面临着“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和“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为保持中共的执政地位，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防范和化解党的执政风险。

（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防范和化解党执政的经济风险

首先，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握发展这个执政之第一要务。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发展这个执政第一要务。二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

其次，要努力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优化市场经济运行主体，正确认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积极发挥二者的主动性、创造性。搞好公有制经济尤其

是国有经济的调整，逐步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领域。继续深化集体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引导和监督。要优化市场经济运行平台，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使要素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优化配置，使经济运行富有生机活力。改善和强化宏观调控，使经济运行健康平稳有序。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顿规范分配秩序。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扶持保护弱势群体。

第三，要树立全球战略意识，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牢牢掌握发展的战略主动权。我们要科学判断，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要通过市场化、国际化抓住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重组的机遇，实现比较优势和市场要素流入的结合，以获取更大的发展机遇。

第四，必须坚持不断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是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关键所在。一是要进一步明确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二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委和政府的关系，三是要完善党委和政府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

（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防范和化解党执政的政治风险

在当前的国内环境下，防范和化解党执政的政治风险，要进

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制度设计、制度创新，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切实保障人民更充分地行使各种民主权利。一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实现全体人民当家作主。二是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各阶层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三是要加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

（三）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防范和化解党执政的思想风险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是从思想上解放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群众中形成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抵御和防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思想文化领域风险的重要保证。一是要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地位。二是正确对待外来强势文化。三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四是要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五是建立文化安全预警系统，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范和化解党执政的社会风险

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是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是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的重要途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做 的工作很多。当前特别要重点解决这样几个关键性课题:一是整合社会关系，重点是整合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解决社会矛盾，重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三是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切实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四是推进社会公平，当前重点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五）正确应对国际问题，防范和化解党执政的外部风险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党要领导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贡献，必须正确应对国际局势，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一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二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对外方针政策；三是要坚决维护我国的主权和安全；四是要坚持不懈地开展总体外交；五是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外交干部队伍。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防范执政风险，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我们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从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防范执政风险，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不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实现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振兴。

第四篇：我国行政诉讼面临的困境与解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实施，标志着当代中国“人治时代的终结”、“法治时代的开始”，意味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法治进程。（注：龚祥瑞：《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但毋庸讳言，《行政诉讼法》实施的十年，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十年，成效与问题同在，动力与阻力共存。“民告官”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令人欢欣鼓舞，但存在的诸多困难与阻力又使行政诉讼步履维艰，让人忧心忡忡。可以说，“行政诉讼的现状并不乐观，在许多地方，用‘走入困境’来形容并不为过，也并非危言耸听”。（注：陈有西：《对行政诉讼困境的宏观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1993年第4期。）我国的行政诉讼，令人堪忧。一 我国行政诉讼面临的困境 我国行政诉讼面临的困境，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困境一：行政诉讼案件少。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刑事案件相比，显得较为冷清，突出的表现就是行政案件受理的数量极低。以1996年为例，全国法院行政案件的审结数仅为79527件，而法院审结各类案件的总数为5273544件，仅占各类案件总数的1.52%；即使是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与现实中实际发生的具体行政行为相比，也是微乎其微，凤毛麟角；同时有资料表明，这几年行政案件的增长速度也明显减慢，比如1990年——行政诉讼法实施的第一年，全国各级法院一审行政案件为13006起，1991年为25667起，上升率为71.35%，1992年以后上升率急剧下降；从1993年到1998年的6年间，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为37万多件（但各年并不平衡，1998年一年的行政案件为98463起，就占了这几年总和的27%），这个数字与全国现有12亿人口的绝对数量相比，总起诉率只有万分之二点三。比如1997年，在我国每100万人中，仅有60人提起行政诉讼，而有些国家，每100万人中就有几百人提起行政诉讼（注：高娣：《行政诉讼：民与“官”在法律的天平上》，载《法制日报》，1998年9月23日。），我国的行政诉讼案件，少得可怜。我国行政诉讼案件少，这是由于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较少受到侵害的缘故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只要看一看各级信访机构收到和接待的近于天文数字的来信来访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行政案件少，并不是行政争议发生的少，而是大量的具有行政意义的案件没有诉到法庭。困境二：行政案件撤诉多。行政争议案件不仅起诉率本身就很低，而且行政案件审结时的“撤销率”远低于“维持率”，“维持、撤销案件率”远低于“撤诉率”，而撤诉案件中“正常撤诉率”又远低于“非正常撤诉率”。例如据南阳地区统计，在该地的五县市法院的裁判中，平均撤诉率就高达37.5%，几乎等于平均维持率（23.4%）与平均撤销率（14.4%）二者之和。在我国行政诉讼案件中，有些撤诉属于正常撤诉，但大多数属于“非正常撤诉”，“非正常撤诉”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行政机关对原告威胁、恫吓、欺诈，或对原告行使诉权设置障碍，进行刁难，导致原告违心撤诉或者被迫撤诉；二是部分审判人员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为照顾行政机关的面子而打“和牌”、“变相调解”，他们或者说服被告，让被告给原告私下许诺，满足原告的要求，或者动员原告申请撤诉。（注：龚祥瑞：《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27页。）行政案件撤诉率与非正常撤诉率高，导致案件中途流失，这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empirenews.page--] 困境三：行政诉讼审判难。一方面，由于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规避法律，凡是有可能被诉的行为，都交由党委或党委书记去做，事实上许多行为都是由党组织作出的，而《行政诉讼法》尽管实现了对政府的法律控制，但却控制不了党组织，由于党不能作“被告”，所以党的部门往往成了违法行为的“避风港”，正所谓“党委作报告，政府作被告；书记出点子，乡长挨板子”；另一方面，行政审判受到的其他方面的压力也很大，法外干预很严重，领导作“批示”，走后门，托关系，整个执法环境不尽如人意，“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也很难避免。正是基于上述的压力，许多法院对行政案件不敢作出撤销或变更的判决，而大量的是借助于不予受理、驳回起诉、强迫撤诉等非正常的方式结案，一种“异化”了的非正式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正在形成。困境四：行政裁判执行差。我国的行政诉讼案件不仅受理难、审理难、判决难，而且执行难、执行差，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判，大多成了“司法白条”，尤其是判令行政机关返还财物、赔偿损失、赔礼道歉、限期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案件，难以得到兑现。在现实中，一些被执行组织由于“履行不能”、“囊中羞涩”，自己的工资都发不上，哪能管得上相对人的死活？还有些行政机关，即使有能力履行，但横行跋扈，肆无忌惮，根本不把法院放在眼里，“你判你的，我干我的”，常常以法院裁判影响当地“经济发展”为名，拒绝履行法院裁判。可见，我国的行政诉讼犹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行政行为失范，行政诉讼低迷，“民”与“官”在法律的天平上，严重失衡：“书面中的法”与“现实中的法”，严重脱节；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治，犹如一盏“不发光的灯”，任重而道远。二 我国行政诉讼面临困境的成因 我国的行政诉讼陷入困境，被学者们称为“宪法意义上的挫折”，即构成宪法本质的那些意义的失落，宪法规定与行政法治“没有表达为一种现实的机构与制度，没有被公民与政府的意识解释或主张”。（注：杨海坤、朱中一：《90年代中国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会1999年年会论文；）具体说来，我国行政诉讼面临困境的成因主要有： 成因一：观念上严重滞后。首先，从整个社会的观念来看，我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与法治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在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官贵民贱”、“下不能犯上”、“民不能告官”、“怕官”、“忌诉”、“息事宁人”的思想严重，“官本位”、“等级制”的权力观念和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崇尚人治，轻视以至否定法治。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往往是掌权人的一个表态、一张条子，就足以使法律扭曲变形，使办案人员不得不唯命是从；实践中的“条子案”、“首长案”、裙带关系、门户关系、尊卑关系，不仅给社会带来不正之风，同时也阻碍了行政诉讼现代化的实现。其次，从行政相对人的角度来看，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许多公民在自已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犯时，不敢告、不愿告、不知道告、不会告。由于许多事情行政机关说了算，老百姓只能服从，不容质疑。稍有不恭言行，轻则受到批评斗争，重则遭到打击迫害，甚至被“专政”——这致使老百姓害怕、畏惧行政机关，不敢有任何不满的表露，何来奢谈什么“告”行政机关。况且，即使今天将行政机关告到法院，明天仍在它管理下生活；今天把行政机关告赢了，明天它还可以以其他理由或借口来惩罚你，正所谓“赢了一阵了，输了一辈子”，“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告了不值！况且在许多人眼中，法院与行政机关都是“官府衙门”，必然会“官官相护”，告了也白告，所以许多老百姓只能“民不与官斗”，一忍了之。并且，现实中也有许多人并不知道行政诉讼为何物，即使有的老百姓听说过，但也不知道如何告，到哪个“衙门”去告，要经过哪些程序，履行哪些手续，缴纳多少费用等，由于法律知识缺乏，实践中就很少起诉。这也是导致行政诉讼案件少的直接根源。[!--empirenews.page--] 再次，从行政机关来看：“胜诉了喜笑颜开，败诉了怒气冲天”，不少行政人员“官本位”观念极重，抵触情绪较大，认为行政诉讼不利于行政管理，妨碍[1][2]下一页 了行政效率，观念难以改变，不敢或羞于当被告，于是就对原告威胁、恐吓、打击或报复，对法院行政审判不配合，利用手中各种资源分配权制约法院，对法院审判施加直接或间接压力，有的直接向法院扬言“你给我输案子，我就不给你票子、房子、车子”，甚或搬动上级领导说情，采取“组织措施”，撤换行政庭庭长、法院主管院长，以达到干扰、阻碍行政审判的目的。最后，从法院方面看，一些法院对有些行政案件，如计划生育、城市拆迁、乱收费、农民负担等，不敢管、不敢问，怕踩“告压线”，以为一旦受理了，就是对政府的“大不敬”，给政府“找麻烦”，“支持群众告政府”，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它不能从根源上疏通解决渠道，而是以高压手段，强迫人们就范，以求得一时的“稳定”。这种观念存在于一些掌权者心中，行政诉讼面临着不应有的责难、压力和困惑。总之，上述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人民法院以及整个社会观念上的缺失，乃是导致我国行政审判面临困境的主观原因。成因二：制度上的先天不足。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确立于市场经济尚未建立之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它的弊端与缺陷日益暴露出来，这主要体现为：一是《行政诉讼法》本身不完善，某些规定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二是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相互之间矛盾、冲突，给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带来不便；三是行政诉讼法还缺少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具体说来： 1.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太狭窄。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而对大量抽象性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无权进行审查，这大大制约了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程度； 2.行政诉讼当事人制度不完善。首先，就原告资格而言，法律仅规定直接利害关系人享有诉权，而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间接侵害或不利影响时是否具有原告资格，则未明确，这导致在实践中，该类被间接侵害的人大多被排斥于行政诉讼之外；而在被告资格上，法律对委托与授权的界限区分不明确，造成规章授权或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授权的组织能否作被告，以及对某些临时性机构和综合执法机构被告资格的认定也不明确，由此造成行政诉讼工作量的增加和度的难以把握。3.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不力。我国行诉法虽然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审判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但对监督的方式、途径、效力等方面规定的甚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从而导致现实中行政监督行为的失范。4.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不完善。行诉法对原告举证的性质、被告举证的范围、程度，被告补证的限制以及人民法院调取、审查、运用证据的规则等，都缺少操作性规定。5.行政诉讼中法律规定的重合、冲突现象严重。由于我国行政诉讼适用的法律规范是由不同效力等级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层次多，数量大，相互之间发生抵触、矛盾，甚至不一致的现象十分普遍，而行政诉讼立法对其在审判适用中遇此情况如何处理，所做的规定较为原则，仅规定了报请上级或国务院进行解释或裁决的制度，致使一些行政案件在法定期限内难以审结，某些行政争议长期不能解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无法得到保障。[!--empirenews.page--] 6.行政案件的执行措施不完善。由于我国还没制定出专门的强制执行法，“执行难”，执行中混乱状况甚为严重。可见，由于我国行政制度上的先天不足，“营养不良”，导致了现实中行政审判的不规范。成因三：行政执法环境不尽如人意。在我国，行政执法环境不尽如人意，除了上文列举的部分情形外，最主要的体现为“行政审判不独立”。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行政审判外部不独立。对此表现有四：（1）审判机关相对于人大来说不独立。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人大机关负责并汇报工作。但现实中，一些地方人大对人民法院超常“个案监督”，不仅严重影响了法院独立审判，更会导致立法权僭越司法权；（2）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来说不独立。尽管立法上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任何个人的干涉”，但现实中，行政权高于司法权，行政机关干预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的情况并不少见；（3）审判机关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上，仍未理顺；（4）人民法院没有独立的用人权、财政权，法院的人、财、物，审判人员的住房、子女上学、就业的等都受制于行政机关，法院对行政机关有“天然”的依附关系，这样审判机关的独立地位很难保证。以上四者，构成了行政审判外部不独立。第二，行政审判内部不独立。在审判机关内部，行政审判组织不独立，表现为：（1）行政审判组织没有独立的裁决权，合议庭一个案件审理后，要向庭长、院长“层层汇报”、“层层审批”；（2）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3）审判人员不独立，我国实行的是“法院独立”，而不是“法官独立”。以上三者，构成了我国行政审判内部不独立。综上所述，由于以上“观念上的严重缺失”、“制度上的先天不足”，以及“执法环境上的不尽如人意”，导致了我国行政诉讼审判难的现状。三 摆脱我国行政诉讼困境的出路 通过上文关于我国行政诉讼困境与成因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行政诉讼在我国陷入困境，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对于我国行政诉讼的现状，用“困境”一词来概括，似乎有失偏颇，但笔者很难找到更合适的用语。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周年了，但我们不可因此而盲目乐观，欢呼雀跃，因为“时间”代表不了什么。我们需要的态度是慎重而求实。十年来，我国行政诉讼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些“成就”绝非象有的学者所吹捧的那样“光辉”、“伟大”，因为任何“成就”都应得到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该项制度与其经济、社会发展适应程度的印证。至于我国行政诉讼面临困境的成因，本文的分析难免牵强附会，因为任何“分析”都不过是学者们的“猜想”与事后的归纳而矣。我国行政诉讼陷入困境的真正根源，则极可能是多方面的、“非条理”、“非系统”的。如何走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的“困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但摆脱我国行政诉讼困境的路径，笔者预言，肯定是“多方面”的，而绝非是“单一”的。任何谋求“一针就灵”、一蹴而就的努力都只能是一种徒劳。因此，本文仅仅只是奢望通过对我国行政诉讼的透视，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而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千文字中，开出什么“灵丹妙药”。以下几点也仅仅是作者列出的、自认为较为重要的、摆脱我国行政诉讼困境的“出路”：[!--empirenews.page--] 出路一：观念更新——克服官本位，树立民本位，政府不得为非，民权神圣不可侵犯； 出路二：制度重创——修改行诉法，消弭立法冲突；明确法律规定，扩大受案范围，提升主体地位，加强检察监督，确立行政违法推定原则，完善证据制度，落实裁判执行； 出路三：审判独立——走出行诉困境的根本出路在改善执行环境，建立行政法院，加大司法审查，严格党政分开，真正实现我国行政审判的“内部独立”与“外部独立”。综上所述，如何摆脱我国行政诉讼困境的现状，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我国的行诉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

第五篇：中职数学教学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中职数学教学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数学是一门强调理性思维、重视逻辑推理的学科。因此，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如果一些教师只是单纯地讲解课本，而没有对学生、对学科本身以及学科的应用深入思考，难免会让学生感到枯燥难懂，从而给教学带来种种困难。

一、中职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陈旧

现阶段，中职数学的教学内容仍然以课本知识为主，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所学专业并没有直接联系。如果教师在教课时完全着眼于教材本身的内容，过分强调学科本身的重要性，而没有看到它与其他学科以及日常生活、专业技能的内在联系，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就会导致学科越来越独立，并且容易使学生的数学成绩呈现出两极分化：喜欢数学学科当然是好事，但总有一些学生对数学不感兴趣，甚至由此而产生对相关学科诸如物理、电子等学科的反感。

2.教学方法过时

数学课堂现在的教学方法大多数还是“教师讲、学生听”“概念配例题”“公式配例题”，课堂上死记硬背，课后题海战术，期末一考了之，重讲解而轻自学。这种教学方式抹杀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学生的思维限定在老师的思维框架中，碰到新的问题自然不能灵活、独立地解决。而讲、练、考的教学程序，重结果而轻过程，甚少揭示知识本身所蕴含的数学思想和功用，这使得学生不能发现数学的实际价值，并影响其对学习数学的信心。

3.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

不可否认，数学这一学科本身比较抽象，很多人学起来感到难度很大，导致部分学生对数学心存畏惧。同时，在理论学习和具体应用之间，很少有自然融合的机会。因此，学生在课堂上学了数学知识之后不知道如何具体运用，甚至怀疑学习是否具有现实意义。此外，中职学校的性质决定了很多学校对专业课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基础文化课。很多学生也只有在课堂上才感到数学的存在，在考试时才不得不承认它的重要；而在课堂之外，学生认为学数学只要会基本运算即可，深入学习实在没有太大必要。

二、摆脱困境的几种方法

1.明确教学目标，改革教学内容，因材施教

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为社会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在职业能力方面，职业教育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那么，中职数学教学要想摆脱困境，首先就要把教学放在职业教育的大范畴中，在教学目标中突出职业性的特点。

中职教育不同于基础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教学内容要有针对性。其一，中职学校开设的专业繁多，各个专业对学生学习数学的程度要求不一，即使相近专业，要求也不完全相同。其二，中职生在初中阶段的数学基础各不相同，并且由于非智力因素的影响，每个人对数学的接受能力也有差别。其三，学生进入职校后的奋斗目标各不相同，有的是中考没发挥好，希望能通过对口升学进入高等学府，有的是为了学一门技术自立自强。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的教学内容要有针对性，这样才能提高教学的效果。

对于以上问题，教学内容的改革要遵从两个大方向：就业和对口升学。具体做法可考虑三个方面改革。一是基础数学教学，是面对全体学生的，内容是最基础的数学知识，目的是培养学生基本的数学素养，减轻学生对数学的畏惧心理。二是专业数学教学，这是在完成基础数学教学的前提下，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专业内学科的要求所选择的内容。如建筑专业内的工程造价一科，对于排列、组合、统计应用比较多；数控专业的AutoCAD对几何的侧重甚至胜过财会专业；而烹饪、美术、汽车维修等对数学要求较低的专业，学生只需完成基础性的数学学习即可。三是深层次数学教学，这一部分是针对有数学兴趣、参加对口升学的学生，教学内容可以拓宽、加深，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2.以学生为主体，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

关于教学方法的改进，很多学校和教师都在努力探索，好的方法层出不穷，但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如有的学校看重师生互动，要求教师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有的教师一味求新求奇，效果反而不尽如人意。其实，所用的方法仍是讲解加提问，不同的是有些教师过于煽情，动辄为学生加油鼓掌叫好。例如，有一个环节是让两个学生上讲台比赛回答问题，对于胜者，教师配着音乐，声情并茂地唱着《你最牛》，带领全班同学对胜者鼓掌高喊“你最牛”。而两名被叫上台的学生，好不容易等到教师唱完，在刻意营造的一片热烈气氛中低着头快步走下台。结果一堂课下来，教师连讲带唱、手舞足蹈，学生随声附和、任人摆弄，何谈教学效果？

教师的初衷是想寓教于乐，让学生建立对数学的信心。但仅仅是正确回答一个中职数学的问题，不可能真正让学生有“我最牛”的感觉。教师稍微赞扬一下即可。如果学生没有强烈的学习欲望，教师就不要把课堂改造成个人表演的舞台。笔者认为，总的原则是要实事求是地站在学生的立场，考虑这种方法是否能够真正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是否使学生真正掌握了学习数学的方法。

3.注重数学与专业课的联系，突出应用性

学习数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用数学方法服务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加减乘除。对于不同专业的中职生来讲，数学最大的作用应该是对他们的专业技能有帮助，为将来走向工作岗位打好基础。所以，数学教师也应了解相关专业的知识，在教学过程中，与专业有关的数学知识点，应精讲、多练，将专业知识纳入习题解析，使数学知识能够与专业知识融合，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的实用性。

4.改革成绩评价方法

针对中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原有的考试成绩评定方法应该做出适当调整，将日常教学和期末考试相结合，全方位、综合性评定。尤其是学生应用数学的能力，更应该在考评中有所体现。最终的数学成绩可以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期末的考试成绩，这部分的成绩在总成绩中可以占60%的分值。二是课堂成绩，这部分可以细化更多内容，比如课堂表现、小组讨论、课堂测验、作业完成情况等。三是实践成绩，这部分是和专业教师联手，考查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一些对数学要求不高的专业，则可以给学生布置调研任务，让学生调查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并写出报告来。

二、三部分分值共占总成绩的40%。

综上所述，若要解决数学难教、学生难学的现状，最直接的方法便是改革教学内容和考核方法，紧密联系相关专业课教学，因材施教，帮助学生体味到数学的实用性、趣味性，从而建立起学习数学的信心，逐步实现自主学习。

（责编 王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