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去行政化

第一篇：大学去行政化

为期四天在京召开的十八大三中全会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文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过去谈改革,多是强调以经济为主题的改革,这次会议将强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其中，收入分配及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土地制度改革、财税改革、打破国有企业垄断、金融改革成为回会议的六大焦点；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383方案”成为我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深层次体制和政策弊端，为实现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今后几年必须在深化改革开放、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383”方案的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中，涉及教育的改革为第七点，创新体制改革，逐步实现大学去行政化。详情如下：选择有条件的城市，加快科研、人才、户籍、教育等综合改革，鼓励先行先试，在全国形成若干个企业创新活跃、创新服务业发展较快的创新资源集聚区；逐步实现大学去行政化，探索建立由校董会、校长、监督机构组成的大学治理架构，让教育家办教育，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改进政府支持创新的方式，改革以项目直接拨款为主的科技经费支持方式，建立以基金等金融手段支持研发和产业化的财政支持机制。

大学的行政管理是一种专业化的管理，它必须适合大学，而不是将社会上的行政管理移植到大学。学校学术资源配置权力，应该交给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这类机构。报告指出，推动大学改革，加强基础研究，鼓励自由探索。逐步实现大学去行政化，探索建立由校董会、校长、监督机构组成的大学治理架构,让教育家办教育，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大学教育改革要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一些领域内应将主动权交与市场，而不是掺入其中，政府所要做的是建立好各种规则并充当独立监管者。

大学充当着创新、教育以及公共服务等功能，很多创新是在大学这个机构里完成的，因此，大学体制改革得当，必定会有利于创新体制的升级。该报告指出，设立若干环境宽松、经费充裕、吸引国内外一流学者、以基础研究突破为目标的研究机构。并且，需要改革以项目直接拨款为主的科技经费支持方式，建立以基金等金融手段支持研发和产业化的财政支持机制。财政资金应更多地用于激励研发人员。目前的大学行政化给教学和科研等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比如大学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再比如大学科研项目内容以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为准，有时可能并非前沿，基础研究弱化而过分注重应用研究；还有大学老师的薪酬参照公务员序列，工资较低，令很多大学老师不得不穿梭于各种活动赚取外快，并且科研经费的不透明为他们带来灰色收入便利。主张教育家办学，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无疑是做正确的事。反观近年来政府对创新的投入，数目不少，但科研经费的腐败时有发生。换言之，这些投入并未产生最大的效应。以对人的激励为例，大学里存在着最多科研人员，但他们很大一块功夫是用在申请课题的繁琐程序、大学对发表论文的要求，及自身不高的薪愁带来的困惑，其中很多人不得不接外面的活走秀赚钱，又或是打科研经费的主意。而科研经费原本并不应通过这种隐秘的方式发给一些课题承担者们，完全可建立一种制度，给予他们的工作以合理的报酬，这不仅令他们能潜心研究，还能杜绝一些败坏风气的行为。

就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真正落实来说，难以一次性到位，但首先确立这样的改革方向本身就是一个突破。大学改革的本质应是激发人的动能，即给教育家办学以充足的自主权，并且以合理的薪酬体制与考核体制来激发大学老师们的动能与内在潜力，而不是评上教授就当“懒汉”。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也能让老师减少一些浮躁心态，潜心对待自己的事业与兴趣，而不是一味功利地追求应用研究的突破。

第二篇：社区行政化问题

浅谈社区行政化问题

摘要：我国社区建设的兴起，一方面是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政府出自管理需要推动的结果，它的路径选择更多是自上而下，这样就必然导致社区行政化的产生。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引入治理理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新旧体制转型的不断深人，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如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面临改革和调整，社区建设与管理也成为各国政府行政管理的新课题。

关键词：社区；社区行政化；治理

一

一、概念界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新旧体制转型的不断深人，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如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面临改革和调整．社区建设与管理也成为各国政府行政管理的新课题。“一般而言，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共同体。构成社区的要素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有较稳定和独立的地域界限；有以一定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群体：有维护该地区公共利益的管理机构；有维护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生活服务设施：群体成员具有地缘上的归属感、参与感和认同感。”而就我国情况来说，社区主要指城市中居民委员会辖区及农村中的村委会辖区。其中社区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居民、居委会及其他自治性组织。

社区行政化是指城市政府为寻求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实行社会再组织的过程。政府规定统一规划，依靠行政力量，由外向内，由上而下，重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

二、中国的社区建设

社区建设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实现城市现代化乃至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社区建设的兴起既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管理体制的必然需要。首先，社区建设的兴起取决于社会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社会利益和社会需要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就必然需要打破“单位制”的束缚，实现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其次。社区建设的提出又是政府管理的需要。就我国

现阶段情况而言，社区建设是在“单位”体制瓦解时，政府为了得到公民的政治认同，解决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缓解管理压力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而提出并自上而下推动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社区建设是社会和政府的共同需要。其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和政府两个方面。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这两者之间，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即我国的社区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力量强力推动的。它更多是自上而下展开的。政府的过度介入和干预，使得社区建设普遍存在着行政色彩浓。依附性强，参与程度低，自治能力弱的状况，出现了政府的热情高于居民的热情，外援的力量大于内生的力量这一与社区发展的初衷和愿望相悖的令人尴尬的局面。

三、社区行政化的困境

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运作模式导致社区行政化倾向严重。其表现主要为：

(一)机构行政化

虽然社区并不隶属于行政编制，且社区和基层政府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但政府部门经常把社区作为行政末端，常会以下达任务的方式将那些本应该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所承担的工作移交给社区。这样的结果虽然一方面使得社区在机构意义上得到加强，基础设施、办公地点、工作人员都会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但从另一方面讲，社区居委会承接政府交办的工作也就变为理所当然。

(二)职能行政化

目前我国社区居委会承担了社区环境卫生、社区治安、计划生育和青少年教育等工作，而这些职能工作本应该是政府部门负责。这样一来。社区居委会就承担很多不该负责的行政和社会管理事务，使得社区居委会的行政色彩加重．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趋势严重，居民民主自治被行政化工作覆盖。

(三)运行方式行政化

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对于社区的管理，更多地还是按照行政命令和政治动员的方式。基于以上两方面的描述，我国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主要是来自于政府的安排和部署，很多社区居委会可以自行决定的事务也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和认可。很多时候离开政府的指挥棒，社区居委会成员就不知该如何开展工作。

(四)成员公职化

现阶段我国社区居委会成员主要呈现双重身份，一方面是社区居委会选举出

来的社区主任，而另一方面可能又是街道聘任的工作人员。正是基于这两种身份，导致社区居委会成员上对街道负责，执行街道分派下来的行政任务，把社区居委会变成了政府派出机构的派出机构。此外，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大多数社区居委会成员都没有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背景，对专业化的社区工作方法并不熟悉，从而只是听从上级政府布置分配任务。

四、社区行政化的影响

虽然社区行政化可以迅速补充“单位制”解体后留下的管理真空。但从根本上讲，社区建设的行政化倾向是我国传统管理意义上的全方位管制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在这样的思路下社区居委会更多是被当作街道办事处的下属机构来设计的。被赋予了很浓的行政色彩，在实践中被赋予了很强的政治动员功能和社会事务管理功能，但其自身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极其有限。

(一)增加了政府管理层次

社区居委会行政化，相当于增加了政府行政管理的层次，导致公共财政支出增加，这与行政体制改革中所要实现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相冲突。现实中社区居民对政府资源的依赖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多，但由于在行政事务和社区事务中有很多混淆不清的地方．以至于相应的社区资源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动员和整合。

(二)社区独立性丧失．自治理念匮乏

社区行政化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政府对社区的控制和主导作用,这样必然会忽略社区自我治理，其结果会导致政府所呼吁的居民参与始终处于低水平。代表社区主流价值和要求的自治组织无法形成。从宏观上看，社区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区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这将影响社区的协调、快速、健康发展；从微观上看，将导致公民的自信心降低，使得公民很少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其中包括对自己和社会的责任．不能形成对社区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居民对居委会的态度是冷漠的，主要是把它当作一级政府而不是自己的自治组织。

(三)不利于基层民主建设

社区居委会本应是城市居民的自治性组织,其主要担负的功能是发扬基层民主，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组织形式。但目前存在的居委会行政化并没有实现此功能，基层社会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政治参与也因此受到影响，远离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目标。

五、社区治理路径

目前中国社区管理结构、过程和方式都发生深刻的变革，社区行政化在目前及今后的社区建设中并不能起到很大作用。要走出社区行政化的困境，更多地应该引入治理观念进行改革。

(一)实现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良性互动

要真正解决社区行政化问题，首先要界定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边界。政府管理的介入应该是建立在居委会的自治运行基础上，进行服务、协调、保障和监督上。在我国。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职能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实行“政社”分离，需要明确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各自的职责定位，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政府在城市社区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其主要职责是宏观决策、政策引导、法规规范、资源提供、协调监督。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不是上下隶属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作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在坚持社区自治的同时，也要自觉接受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指导和监督，积极协助政府机关开展工作。

(二)促进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

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与社会既要分开，也要合作，公共权力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公众都是公共事务治理主体。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和社区中介组织。充分发挥社区多元主体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成员的合作。建立政府、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社区成员单位及社区居民之间的多元互动的网络型运作模式，建立以社区共识和认同为基础的，充分发挥社区能动性和自主性的治理模式。

(三)增强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

社区参与是实现社区自治和促进公民社会发育的有效途径，健全社区组织与管理制度，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及参与意识，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制度途径。政府、社区组织、居民、企业、非营利组织都是社区治理的参与者，通过培育居民自发性的小社团，构建社区参与网络，从而增强社区信任和合作，实现共同利益。总之。社区是城市公共物品的集体消费单元，社区行政化可以迅速填补“单位制”解体所留下的组织管理真空，但无法提供有效服务。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需要从行政化阶段转为治理阶段。社区行政化是因为政府权力扩张而出现，也需要靠政府权力缩小而减弱。政府改革至关重要，社区发展的政策框架需要尽

可能多样化，需要发展社区草根组织，提高居民自治组织能力，需要促进居委会转向群众性自治组织，表达民意，成为政府与居民的中介。

参考文献：

[1]李大琨．中国社会行政管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14．

[2]陈伟东，李雪萍．社区行政化——不经济的社会重组机制[J]．中州学刊，2005(2)：78．

[3]潘小娟．社区行政化问题探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1)：33．

第三篇：浅谈官本位-大学行政化

浅谈官本位-大学行政化

一、问题的提出：

一代科学巨匠钱学森走了，他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故事有两则：一是，他极为忧虑中国太缺乏具有创新精神、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二是，被公认为世界级大科学家的他一生不喜欢做官，多次顽强执著地“拒官”，且即便做官也是“逢官必副”。

不要奇怪，这两个故事能让人过目不忘，其实是有着它的内在逻辑的。一开始，人们在反思“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来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的时候，生出种种困惑：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笨吗？难道今天的科学家比过去的科学家笨吗？显然这种质疑站不住脚。于是，很自然地由钱学森执著“拒官”，我们想到了当下学术界特别是大学行政化体制的倾向和官本位价值取向的盛行。

最近十多年来大学负面新闻愈来愈多，出人意料，古怪离奇。于是，“大学，究竟怎么了？”也就不能不成为天下之问。

“大学问题”之成为问题，其实是转型期中国问题的缩影之一。造成“大学问题”的原因可谓错综复杂，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更有大学自身的内在原因。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规避问题，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找不到问题的症结。因此，首先要正视问题，其次要对症下药，最后要解决问题。目前的“大学问题”，并非仅只“行政化”一端，但无疑这是当下后果最严重、从政界到学界最为关注的“大学问题”。

二、管本位：大学行政化

只要走进任何一所大学校园，根本不需要打听，举目而望，行政楼往往外表最气派，而且内部装修也往往最豪华。这再显然不过地证明：在大学，行政压倒学术，行政支配各类资源，学术已被放逐，而且原本是教授的专家学者大都对官位趋之若鹜，由此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大学“行政化”景观，即“官本位”。

“官本位”在高校最突出的表现是“官学不分”：一是教授官员化。目前大多数原本是专事教学科研的教授均有级别不一的行政职务，如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处长、副处长、所长、副所长等等。二是党务、行政、后勤等管理、服务部门的非教学科研人员（特别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大都评上了教授、研究员等学术职称。三是高官挂职高校现象非常严重，如某些高官在北大、清华、北师

大、人大等知名高校兼任院长，在多所高校兼任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如此一来，上行下效，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大大小小的官员也纷纷效仿，到名牌大学做兼职教授和博导。

“官本位”使得在大学里教授缺席，哪怕是著名学者也被边缘化。九三学社最近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 的受访者认为，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者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大学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事实上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否定了老师和学术的主体地位，不仅使大学按照教学科研规律自主办学和管理创新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使真正追求教育工作和学术创新的人才在大学中不断边缘化。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南方科技大学（筹）校长朱清时教授指出：高校的管理体制不改，其他改革都是隔靴搔痒。大学的本质应该是崇尚真理，即“谁有真理谁就有发言权”，但现在一些大学行政化了，即“谁的权力大，谁就有发言权”，甚至是“权力通吃”“。在权力本位的引导下，大学里的人把精力放在追求权力和官位级别上去了，很少有人能长时间静下心来埋头苦干，搞学术研究。这些大学„崇尚真理‟的精神被淡化了”。

正因为“行政化”导向，故大学愈来愈弥漫着衙门气。朱向东先生曾对大学的衙门气做过很好的归纳：第一，家长制、一言堂。“党务方面，书记说了算；行政方面，校长说了算。一把手一言九鼎，威风凛凛。第二，按权分配。高校津贴奖金由高到低按行政级别分配，校领导拿最高档次，教师按职称套相应的行政级别，而党政官员则没有工作量要求。第三，近亲繁殖。提拔干部、进人方面往往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亲子关系占上风，“你提拔我，我维护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第四，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有些高校领导就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一样，把创收放在首位，不顾社会影响，不顾教育质量，大搞教育产业化，将圣洁的学术殿堂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场。第五，有的大学负责人为了政绩，盲目扩张，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有的为了获取上级好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大做表面文章。

三、“大学最大的毒瘤”

官本位取向一直侵蚀着大学，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已经危及大学的健康发展。

首先是使大学难以提供称职的师资。我们说，一个合格的大学，在软硬环境两个方面都要合格。这些年来，国家对大学的硬件建设方面投入很大，教学、生活、实验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但在软件建设方面却做得很不够，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让大学教师将教学科研作为第一天职的制度环境。合格的大学教师，应该在德才学识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但在官本位的现状下，教授“官员化”，官员“教授化”，结果是很多教授根本不给学生上课。对于这些教授而言，上课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额外的工作。至于某些到高校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政府高官，尽管其名下有数人到十几人不等的博士生，但他们的行政工作本身就非常忙，疲于应付，平时几乎没时间到学校来，更不用说给学生讲课了。

现在的大学在评价一个学者时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如果某一个教授的水平高，似乎就要提拔他担任院长、处长等行政职务，否则就好像不重视人才。这也正是官本位在高校的另一个危害，即严重败坏了大学风气。官学不分，造成了教育资源向官员严重倾斜，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也严重地败坏了高 校的风气。国家严禁国家公务员在企事业单位和协会兼职，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和防范腐败，限制权钱交易。其实，国家公务员在高校兼任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务，同样会滋生严重的学术腐败、权学交易。这些“官员教授”自己并不写文章，但却经常会挂名发表各种论文，由此造成学术成果方面的弄虚作假。官员在高校兼职也给学生树立了“坏榜样”，认为学得好没用，只有跟对导师才有出路。结果很多学生报考研究生时，最感兴趣的不是老师的专业水平，而是老师的官职大小。

“官本位”也影响到了学生。不少大学生不是执著于专业学习，而是热衷于到团委、学生会等谋得“一官半职”。如果学生在这些组织是为同学服务，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还应大力倡导，但在相当一些学生组织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官场上的不良风气，如拉帮结派、逢迎拍马、压制同学等等，令人忧心忡忡。“不可想象一个官本位的、功利化的大学，能够培养出温总理所说的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学生……有些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四、用大学的逻辑办大学

“我们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其中第一大问题就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这是温家宝总理2010年2月27日

在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的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一句话。

2009年12月24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深圳接受凤凰网与正义网联合访谈，在描绘未来十年中国大学的理想版图时朱校长认为，未来十年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十年，去除行政化、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是中国大学的必由之路：

第一，有条件的大学和校长不妨率先“闯关”。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的话说，“校长反大学行政化，不能只在论坛上”。

第二，从教育部直属大学试点。这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先生的观点。其道理就在于，教育部直属高校被认为是行政化问题最严重的领域。作为取消行政级别的试点，可先从降低副部级高校的级别回归到正厅级起，为进一步推进所有高校均取消行政级别扫除思想阻力。拿教育部直属高校试点，可以起到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示范作用。取消直属高校的行政级别，不再向直属高校派干部之后，教育部可监督学校依法办学。从教育部的职责看，调整与直属高校的关系也是改革使然。

第三，尽管从根本上改变高校“官本位”现象很难一步到位，尚须有赖于政治、文化和教育体制的深入改革，但就目前而言，高校“去行政化”关键是“去官本位”。以下三点可为当务之急：一是在高校内部实现政（行政）教（教学科研）分离制，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以上党政领导专职化，一心一意做大学的校务、党务，在任期间不再做教授，不再承担教学工作和科研任务，也不担任研究生导师。对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教授，以人为本，改变目前的数量化考核办法，尊重学者，尊重学术。我相信，如果一个大学的专职教师比例达到教职工总数的60%-80%，那么中国的大学的教学科研的格局必然焕然一新。二是党中央、国务院明文禁止国家公务员在大学兼职。现任高级官员应该起到表率作用，立即、主动辞去在大学的兼任院长、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导师。如果某位公务员实在对专业过于热爱，那么不妨趁机脱离现在的公职岗位而到大学执教。或者，退休以后再到大学，发挥余热，亦未尝不可。三是要去掉大学权力本位，让大学回归大学，即让高校成为追求学问和真理的净土。如同朱清时校长的主张，行政人员还原其本来定位，即为学校、教授服务。这些管理人员待遇可以很高，但不会让他们有官员的地位，更没有官员的权力。南方科技大学将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今后要凭教学科研中的成就赢得社会的尊重。这是一种相当值得期待的现代大学的愿景。

第四篇：安安全全上学去

《安安全全上学去》教学设计

教学时间：

教学目标：

1.用学生亲身经历的交通小意外及上学途中的交通见闻，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2.了解红绿灯、走人行天桥等常见的交通标志，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规范学生的社会行为。

3.交流上学途中不安全的交通路段和相应的安全做法，发展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学情分析：

我们学校处于马路旁边，来往车辆较多，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六七岁的一年级学生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出了校门就跑，即使家长来接，往往也是书包一递，撒腿便跑，这很容易发生危险。尽管学校、班级经常就此问题进行教育，家长也每天反复叮嘱，但收效甚微。

作为一年级的班主任教师，每天放学前我都要叮嘱学生们路上要注意安全，并亲自将他们送出校门，交到各自的家长手中。可以说，我与家长的担忧是一致的――学生的安全，总想找个适当的机会搞个独特的活动，把学生心中这根安全的弦上得紧一点。

教学准备：

1.学生用各种方法收集常见的交通标志，并弄清交通标志的意思。

2.学生观察自己上学路上的交通情况，把不安全的地方记录下来（可以画，也可以拍照）。

3.学生收集、回忆以前见过的、学过的安全儿歌或自己创编儿歌。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活动引发

1.教师提前了解学生是否有发生交通意外的亲身经历。

2.学生收集常见的交通标志并了解其中的含义。

3.引导学生观察自己上学途中的交通情况，把不安全的路况记录下来。

4.学生收集、回忆以前见过的、学过的安全儿歌或自己创编的儿歌。

(二）活动开展

1.现场调查，导入主题。

教师作家长接送孩子及原因的调查。

师：同学们，老师想搞一个现场调查，每天上学、放学有家人接送的同学请举手。

一大半的学生举手。

师：谁知道家长为什么接送你？

几乎全部学生的回答都是因为家长担心自己的交通安全。

师：我听出来了，他们是关心你们的安全。其他同学，虽然家长没有接送你们，但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最担心的事是什么？

这些学生的回答也几乎都是家长最担心自己的交通安全。

师：哦，老师听明白了，家长关心你们的学习，更关心你们的安全，他们希望你们每一天都能安安全全地上学。

2.学生说、演亲身经历。

学生表演亲身经历交通小意外的小品，并谈谈当时的感受。

师：据老师了解咱们班前几天就有同学发生过交通小意外，下面就请这几位同学把当时的情况演示给大家看。

一学生表演放学时未和家长牵手，自己乱跑差点儿被车撞倒的情景，教师追问当事者当时的心情。

师(蹲下追问)：当时，你心里害不害怕？

学生点点头。

师：现在，你想对大家说什么?

生(红着脸)：以后，大家一定要与爸爸妈妈牵手别乱跑。

师：其他同学有没有遇到过或听说过类似的事情？

另一学生讲述小时候在马路上跑被摩托车撞伤的事件。

师：同学们，你们现在是怎么想的？

大多数学生表示这样太危险，以后一定要在马路边慢慢走，不能跑。

3.介绍交通标志，明确正确做法。

师生在教室里参观收集到的交通标志，并明确交通标志的提示及看到交通标志的正确做法。

师：课前，同学们已经收集了各种交通标志，把你收集到的标志的意思说给你周围的同学听听，也可以参观同学们手中的交通标志，遇到不认识的，自己问问同学。

学生互相参观、交流。

师：参观完的同学向老师招招手。

大部分学生参观完后冲教师招招手，只有一两个学生还在继续参观，教师稍做等待。

师：参观中你发现还有哪些不认识的，现在可以问问同学。

学生就参观中发现的不认识的交通标志请教同学。

师：老师也收集到了几个交通标志想考考你们，看谁最聪明。

教师出示红绿灯、步行街、走人行天桥的交通标志。

学生回答出交通标志的含义后，教师追问看到这个交通标志应该怎样做，使学生明确交通标志提示的正确做法。

4.针对不安全的上学路况，指导学生正确的做法。

师生交流收集到的上学路上不安全地方的情况，共同商讨安全的做法。

师：课前，同学们都观察了自己上学路上的交通情况，并把发现的不安全的地方记录下来，下面就把你的发现跟组内的同学说说。

学生小组交流。

师：同学们大多都住在学校附近，在组内交流时，你认为有没有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呢？（指名说，并追问学生当自己走到危险的地方该怎样做。）

生1：我觉得学校门前的马路没有红绿灯挺危险。

生2：我也觉得学校门前的马路危险，因为校门口常常停着车，车高而我们人太小，车把我们挡住了，如果再来一辆车，司机看不见我们，我们一跑就容易被车撞到。

生3：我校前门那条大斜坡危险，车开到这儿速度快，小朋友又喜欢跑，很容易被车撞到，所以同学们走到这儿，一定不要跑。

生4：离学校不远的403路车终点站危险，那里车太多了，我提醒大家要从车站旁边的花园里走。

于是教师追问以后走出校门口，我们该怎样做呢。学生纷纷表示不能跑，看见没有车了再走过去。教师马上又让全班同学把座位的过道当做校门前的马路，演示一下怎样过这条马路。学生们积极投入到演示活动当中，几乎全班学生都知道了过校门前马路的正确做法。

演示后，还有许多学生踊跃举手想提醒大家自己发现的不安全的地方。

师：大家都想说，好，我现在就把你们画的图贴在教室墙壁上，这样就可以随时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5.说儿歌，体会安全知识。

学生交流交通安全儿歌，从中提取交通安全常识。

师：把你会的安全儿歌教给你的好朋友。教完儿歌的同学向老师招招手。

红灯停，绿灯行，一站二看三过路，交通规则牢牢记，保护自己最重要。

大马路宽又宽，司机叔叔忙又忙，小朋友过马路，左看看，右看看，没有车了再过去。

6.放录像，倾听家长的心声。

播放家长关心孩子安全问题的录像。

家长1：文文，姥姥每一天都担心你上学路上安不安全，有没有在马路上乱跑。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家长2：小军，爸爸每天都接送你上下学，就是担心你的交通安全。爸爸希望你以后能成为一个男子汉，自己照顾好自己。

家长3：“红灯停，绿灯行，一站二看三过路”，小菁菁，妈妈以前是用这首儿歌教你说话，现在妈妈想用这首儿歌提醒你走路要注意安全，记住，以后你一定要按照儿歌里说的去做呀。

师：你们的安全牵动着全家人的心，老师相信每个同学都能遵守交通规则，安安全全地上学。其实生活中的安全问题还包括许多方面，同学们要注意自我保护。

第五篇：社区行政化问题探讨

社区行政化问题探讨

摘 要：我国社区建设的兴起，一方面是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政府出自管理需要推动的结果，它的路径选择更多是自上而下，这样就必然导致社区行政化的产生。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引入治理理念。

关键词：社区；社区行政化；治理

一、概念界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新旧体制转型的不断深入，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如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面临改革和调整，社区建设与管理也成为各国政府行政管理的新课题。“一般而言，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共同体。构成社区的要素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有较稳定和独立的地域界限； 有以一定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群体；有维护该地区公共利益的管理机构；有维护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生活服务设施； 群体成员具有地缘上的归属感、参与感和认同感。”[1]而就我国情况来说，社区主要指城市中居民委员会辖区及农村中的村委会辖区，其中社区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居民、居委会及其他自治性组织。

社区行政化是指城市政府为寻求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实行社会再组织的过程。政府规定统一规划，依靠行政力量，由外向内，由上而下，重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

二、中国的社区建设社区建设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实现城市现代化乃至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社区建设的兴起既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管理体制的必然需要。首先，社区建设的兴起取决于社会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社会利益和社会需要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就必然需要打破“单位制”的束缚，实现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其次，社区建设的提出又是政府管理的需要。就我国现阶段情况而言，社区建设是在“单位”体制瓦解时，政府为了得到公民的政治认同，解决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缓解管理压力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而提出并自上而下推动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社区建设是社会和政府的共同需要，其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和政府两个方面。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这两者之间，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即我国的社区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力量强力推动的，它更多是自上而下展开的。政府的过度介入和干预，使得社区建设普遍存在着行政色彩浓，依附性强，参与程度低，自治能力弱的状况，出现了政府的热情高于居民的热情，外援的力量大于内生的力量这一与社区发展的初衷和愿望相悖的令人尴尬的局面。

三、社区行政化的困境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运作模式导致社区行政化倾向严重，其表现主要为：

（一）机构行政化虽然社区并不隶属于行政编制，且社区和基层政府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但政府部门经常把社区作为行政末端，常会以下达任务的方式将那些本应该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所承担的工作移交给社区。这样的结果虽然一方面使得社区在机构意义上得到加强，基础设施、办公地点、工作人员都会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但从另一方面讲，社区居委会承接政府交办的工作也就变为理所当然。

（二）职能行政化

目前我国社区居委会承担了社区环境卫生、社区治安、计划生育和青少年教育等工作，而这些职能工作本应该是政府部门负责。这样一来，社区居委会就承担很多不该负责的行政和社会管理事务，使得社区居委会的行政色彩加重，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趋势严重，居民民主自治被行政化工作覆盖。

（三）运行方式行政化

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对于社区的管理，更多地还是按照行政命令和政治动员的方式。基于以上两方面的描述，我国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主要是来自于政府的安排和部署，很多社区居委会可以自行决定的事务也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和认可。很多时候离开政府的指挥棒，社区居委会成员就不知该如何开展工作。

（四）成员公职化

现阶段我国社区居委会成员主要呈现双重身份，一方面是社区居委会选举出来的社区主任，而另一方面可能又是街道聘任的工作人员。正是基于这两种身份，导致社区居委会成员上对街道负责，执行街道分派下来的行政任务，把社区居委会变成了政府派出机构的派出机构。此外，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大多数社区居委会成员都没有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背景，对专业化的社区工作方法并不熟悉，从而只是听从上级政府布置分配任务。

四、社区行政化的影响

虽然社区行政化可以迅速补充“单位制”解体后留下的管理真空，但从根本上讲，社区建设的行政化倾向是我国传统管理意义上的全方位管制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在这样的思路下社区居委会更多是被当作街道办事处的下属机构来设计的，被赋予了很浓的行政色彩，在实践中被赋予了很强的政治动员功能和社会事务管理功能，但其自身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极其有限。

（一）增加了政府管理层次

社区居委会行政化，相当于增加了政府行政管理的层次，导致公共财政支出增加，这与行政体制改革中所要实现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相冲突。现实中社区居民对政府资源的依赖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多，但由于在行政事务和社区事务中有很多混淆不清的地方，以至于相应的社区资源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动员和整合。

（二）社区独立性丧失，自治理念匮乏社区行政化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政府对社区的控制和主导作用，这样必然会忽略社区自我治理，其结果会导致政府所呼吁的居民参与始终处于低水平，代表社区主流价值和要求的自治组织无法形成。从宏观上看，社区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区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这将影响社区的协调、快速、健康发展；从微观上看，将导致公民的自信心降低，使得公民很少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其中包括对自己和社会的责任，不能形成对社区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居民对居委会的态度是冷漠的，主要是把它当作一级政府而不是自己的自治组织。

（三）不利于基层民主建设

社区居委会本应是城市居民的自治性组织，其主要担负的功能是发扬基层民主，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组织形式，但目前存在的居委会行政化并没有实现此功能。基层社会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政治参与也因此受到影响，远离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目标。

五、社区治理路径

目前中国社区管理结构、过程和方式都发生深刻的变革，社区行政化在目前及今后的社区建设中并不能起到很大作用。要走出社区行政化的困境，更多地应该引入治理观念进行改革。

（一）实现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良性互动要真正解决社区行政化问题，首先要界定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边界。政府管理的介入应该是建立在居委会的自治运行基础上，进行服务、协调、保障和监督上。在我国，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职能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实行“政社”分离，需要明确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各自的职责定位，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政府在城市社区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其主要职责是宏观决策、政策引导、法规规范、资源提供、协调监督。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不是上下隶属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作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在坚持社区自治的同时，也要自觉接受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指导和监督，积极协助政府机关开展工作。

（二）促进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与社会既要分开，也要合作，公共权力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公众都是公共事务治理主体。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和社区中介组织，充分发挥社区多元主体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成员的合作。建立政府、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社区成员单位及社区居民之间的多元互动的网络型运作模式，建立以社区共识和认同为基础的，充分发挥社区能动性和自主性的治理模式。

(三)增强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社区参与是实现社区自治和促进公民社会发育的有效途径，健全社区组织与管理制度，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及参与意识，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制度途径。政府、社区组织、居民、企业、非营利组织都是社区治理的参与者，通过培育居民自发性的小社团，构建社区参与网络，从而增强社区信任和合作，实现共同利益。

总之，社区是城市公共物品的集体消费单元，社区行政化可以迅速填补“单位制”解体所留下的组织管理真空，但无法提供有效服务。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需要从行政化阶段转为治理阶段。社区行政化是因为政府权力扩张而出现，也需要靠政府权力缩小而减弱。政府改革至关重要，社区发展的政策框架需要尽可能多样化，需要发展社区草根组织，提高居民自治组织能力，需要促进居委会转我们要借鉴国外经验，通过法律制度规定赋予农村合作组织法人地位并对其活动范围及相关权力义务作出具体规定，促进这种农民自愿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

目前，农产品价格变化已经基本由市场决定，市场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创收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他们带来了风险和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农业生产群体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市场风险日益突出。增加农民收入，是一项长期的综合系统的工程，其中，法律制度建设是该系统工程中最具有操作性，最有力的一项。我们绝不能简单地仅仅只提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或者某一两项措施而盲目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