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生眼中的当代中国乡村的发展

第一篇：一个大学生眼中的当代中国乡村的发展

一个大学生眼中的当代中国乡村的发展

对我来说，乡村就在我的身边更或甚者我就是生活在乡村里面。可以自豪的说在过去十几年里我一直都在感受当代中国某部分的乡村发展。作为一名青年我觉得是该有点思考和写点东西的必要啦。

我也觉得我很幸运，我的出生到现在我处在中国乡村的当代发展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吧，因为我经历着乡村发展的低谷，也经历着乡村发展的波峰。然而在乡村的发展中我儿时的记忆是比较模糊的吧，庆幸时常会听到爷爷奶奶的一些讲述，也许当时的乡村不好怎么形容，我也只能用最平淡、最平常然而却也是最能触发人性的一个字“苦”。过去的羊肠小道今天康庄大道。

我不知道我当时其他地区的乡村是是怎么样的，但是我知道在生我养我的乡村是那么的闭塞，对，唯有闭塞才能够将那种情况描述。当时的乡村就是一个在四面环山之中的一个小小的聚居地，乡村中没有什么通向城里的大道有的只是那个连自行车都无法顺利通过的破烂的“羊肠小道”吧。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去城里一趟就得话半天的时间去赶路。现在的中国乡村随着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是马路修到家家门口，别说是进出方便就是无聊时大家就是进城去逛逛。也许这就是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表面的一面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一面。

过去的“大锅饭”下的乡村现今的“改革开放”的繁荣。

当然我是没有经历那个所谓的比较暗淡的阶段。但是听得长辈的回忆我就知道那时的一点情况也许还是比较可信，我知道当时的乡村生活是那么的黑暗啊。乡村里吃大锅饭时无论寒冬腊月都要去什么队里干活之类的吧，长辈描述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冬季还得打破寒冰去干农活。然而他们一个家庭却没有足够的粮食。在乡村里的叔叔阿姨就的早上两三点起来将自己做好的东西挑着拿出去好远的地方卖为的只是能过过上温饱的日子。不过看看现在你会不由得一笑，乡村里的叔叔阿姨及其家庭都过得挺给力的。以往的乡村都是土筑的土坯房吧，1你看看现在的乡村可以和以为的小城市比了吧。屋顶放着太阳能，还有清洁的沼气池。不仅解决了温饱而且足步迈入小康，医疗制度的不断完善让乡村生活进一步提高。现在在的乡村是大城市里人向往居住的地方。

在我眼中中国当代乡村的发展是可观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不必太夸张的说就是快，以至于在我的印象中只有那个现代化的乡村，让我的过去十多年里大部分都在发展后的乡村中度过。我觉得中国现代乡村的发展的本质就是我们的国家——中国在高速的发展，乡村的发展离不开我们国家的制度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对乡村发展的重视。所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来说无疑促发展的动力。而且这些政策带来的潜藏作用也许是不可估量的巨大。

我在看来，城市和乡村没有很大的本质区别，城市可以说是又快又好发展，然而乡村是又好又快的发展。也许这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差距缘由，我相信再过百来年中国乡村的发展将会让乡村发展成为一个比城市更适于居住工作的好地方，无疑最重要的就是环境。我想中国当代乡村的发展也是中国时代发展的必然的结果吧，现今城乡差距特别的明显吧，不如教育问题，农民工却遭遇许多的麻烦，医疗也存在着差距…….也许发展乡村就是一种缓存城乡差距的一种不失为上策的政策。

乡村是在不断的发展，但是他的历程将会是美的，过程将会是漫长的。乡村的发展见证着我们祖国的进步，祖国的发展促进着我们乡村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将会是相关性的发展。

第二篇：当代中国的大学生

当代中国的大学生，是祖国和民族的希望，是青年一代中的佼佼者，党和人民对青年一代给予殷切希望。毛泽东曾经把青年人比做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说世界归根结底是属于青年的。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是寄希望于青年，希望青年成为“四有”新人。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只有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同广大青年紧密联系。党的事业离不开青年，青年的成长更离不开党。我们党要赢得青年，就必须用先进的理论引导青年，用光辉的事业凝聚青年，用良好的作风吸引青年。”

在当代，引导青年的先进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凝聚青年的光辉事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吸引青年的良好作风，是“三个代表”所包含的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密切关系。

江泽民对青年寄予的殷切希望是一以贯之的。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大会上，对大学生和全国各界青年提出四个统一：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

1、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明确方向和目标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无论是对民族还是对个人都很重要。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从宏观上认清事物的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当代大学生担负着在新世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荣任务和历史使命，只有认真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深入地理解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选择，牢固地树立起只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思想，坚定不移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奋斗，积极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

2、提高对培养“四有”新人的认识，自觉完善自己，为成才提供动力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合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当代大学生努力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把自身的成才与祖国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前途统一起来，选择正确的成才方向，使自己的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一致，把自己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否则，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就有可能迷失方向而误入歧途。（举例考研）

3、提高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能力，增强实践的自觉性

当代大学生只有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理解中国现在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真正弄清现阶段只能实行这样的路线和政策，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才能在进入社会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不动摇，自觉地理解和执行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和政策，提高自觉运用理论指导工作实践的能力，减少实际工作中的盲目性，增强工作中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实践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第三篇：一个普通职工眼中的

一个普通职工眼中的“安钢自我救赎”之路

本帖最后由 如鲠在喉 于 2012-3-3 21:03 编辑

冬天来了，春天离我们还有多远？相信每一个心系安钢前途的职工都在想这个问题。骂也罢、恨也罢，讥笑讽刺也罢，个人感觉没有一个职工真的希望安钢在一夜间轰然倒地。毕竟我们一直在为这个企业服务，靠这个企业维持我们的生计，养活着我们一家老小的生计。

还是那句话：安钢职工是最可爱的人，很多人工作目标很单纯：上班时，好好工作，每月按时拿到工资，每个月各级领导发钱是少扣点就很知足了；下班后喝个小酒，吹个小牛，然后守着父母、妻儿和朋友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但残酷的现实已经出现了，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外部原因不想多说，新浪网有一篇文章《钢铁业产能过剩刺骨寒冷 5年从暴利走向亏损》，看过之后大家或许能明白点。内部原因从职工的只言片语中大家也能

体会得到，我只想从我一个普通职工的眼中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和体会。

一、工程项目篇

安钢这几年上了很多大的项目，拆掉小高炉，上大高炉、大炼钢和大轧钢。如果这些项目在2000年以前上的话，钢铁业高利润时期估计早赚回来了，但我们的项目上晚了，上的项目上也充分体现安钢的个性——求稳。求稳的结果就是我们上的设备不是最新的。但前期考核的结果确是花的“真金白银”。国外考察、项目论证、项目培训、成立工程指挥部（前几年工程指挥部甚至费用也不考核），项目花消真的让人触目尽心。工程建设阶段，大工程被一些大的建筑公司以“交钥匙”工程取得总承包权。然后层层转包，实际干活的都是安阳本地的一些工程队。甚至听说一个笑话：安钢自已的一个建筑公司，在项目建设中得不到工程，然后通过各种关系，从大承包商手里经层层转包后弄了一个工程项目（想笑，却真笑不出来）。而一些大的工程公司垄断安钢工程的一个直接

结果就是通过工程招标这一合法形式虚高了安钢的工程成本。

我从心里支持安钢上工程项目，相信大多数职工想法和我一样，因为安钢不做大，后果真的很严重。看一下林钢、吉钢就可能看到假如安钢不上项目的后果。但我心里祈祷，每个项目上之前，主管部门能不能多些论证、少些考察，多点成本效益意识，少点享乐主义。有些工程项目......唉，不说了。反正一段时间电脑增长了不少，上网的多了，公司还在投入，效益真有那么好吗？还有，公司以前的市场保护政策，原意是做强分子公司。但一个建筑公司、装备和能力没见提高多少，天天去外面包工程，主管领导过一段时间被检察院请去喝茶，取消保护政策后，又天天哭穷。一个设备制造公司，能做的活却越来越少。一方面装备真不跟上来，质量存在一些小毛病，另一方面，公司一些主管部门的爷派做风，能交给外面做也不让自己的设备公司做。......一个送货员一句话说

明一切：交给自己人做，最多请你吃碗烩面，交给外面呢？

二、采购篇

安钢主要采购部室有供应处、设备处、计控处、煤炭处。各分子公司都有采购部门，其实公司最大的采购部门是国贸公司，对外采购的精矿基本由国贸公司负责，但这个公司只是一个过路财神，对外贸易基本是信用证交易，国外矿业公司的精矿离岸通知一到，最少97%的货款必须打到对方账户，贸易矿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是国贸公司能够控制的，但国贸公司在对外贸易这一块做的是兢兢业业，无论是以前的赵经理还是现在金经理，他们做的很好。如果采购真要对采购部门分个ABC三类，至少我会把国贸公司列到A类。

下面谈一下其他供应部门，整个安钢有3600多家供应商，绝大部分集中在供应处、设备处和计控处。三个部门也为安钢的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不想加引号，但......知道供应商如何说这些供应部门吗？国内供应商品位高的精矿、重型废钢都不给安钢，只因为一个原因，好东西安钢“吃不起”，供应商也送不起。有个笑话（杜撰），一个老总问一个汽车司机，这么好废钢为什么不送安钢，那个司机笑了笑，好的东西给武钢，人家能给高价格，安钢给中型废钢可以了，价格也一样......。我无语，我在一个供应单位实习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以前很多直对的生产厂商，后来变成代理了。什么叫代理，说白了很多实权人物通过与生产厂商谈判，以各种理由取得代理权，然后成立一个代理机构，加价销售。生产厂商利益没受损失，代理商又多一层收益，而加价部分却由安钢承担。（我真想哭了,他们在吸安钢的血）。还有，安阳市有多少挂靠“权力”部门的强牛供应商，领导们对他们惹不起，他们对安钢供应产品价格没法评价，回款必须及时，我们不能说原因，其实每个人都清楚。

套用古人一句话：其身正，不令也行，其身不正.....其实集团公司高层已经关注到很多采购方面的问题了，举个小例子，去年9月，公司一个副总要求降低采购成本，要求下降幅度达到一定比例，结果呢......最大的阻力居然在公司最大的三个采购部门，而一些采购部门很会替供应商着想——居然说如果降价太低，供应商不同意，人家要停止供货，前几天学了一个新词语“凯子外

交”，如果一个公司的采购人员不为公司大局着想，处处说供应商的“难处”，安钢真成了凯子。

个人感觉，采购有很多学问，钱使在刀刃下才是关键，包括原燃料、精矿、重要辅材、备件等都有采购的波

峰和波谷，如果每个采购部门的每一个人员都能从公司降本大局出发，认真研究供求关系和生产形式，降本还是有潜力的，但现实情况我真不太明白，但有一点我很明白。所有人都知道安钢采购的物资比周边厂都贵。为什么呢？有一次，我去梅东路的大西洋买了一个节能灯，大概是8元左右，知道我们公司采购的价格吗？同样一款，知道多少钱吗？15元/个。原来我们真是凯子......三、销售篇

我真的不懂销售，但我很崇拜一个中国的销售奇才——史玉柱从巨人汉卡到巨人大厦，从脑白金到黄金搭档，史玉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创业都之一。他曾经是莘莘学子万分敬仰的创业天才，5年时间内跻身财富榜第8位；也曾是无数企业家引以为戒的失败典型，一夜之间负债2.5亿；而如今他又是一个著名的东山再起者。看过他的自传，其实他营销策略就是“广告轰炸”和“基层布局”。做游戏时，把广告做到所有可能的潜在的客户，销售

人员分布到每个县级市网吧......我们也有销售公司，除了销售公司门前的那个厂标，在整个河南几乎找不到安钢的广告。50多年了，安钢依然抱着酒深不怕巷子深的经营理念，坚持不来款不发货。好象从我上班以来，销售公司就一直实行“坐地”销售，无论是销售公司本部还是驻外公司，都被大的直供户或代理商养着，而他们却拿着比一般职工高很多的销售

系数。某些员工拿的工资比一个副处的工资还高。

做为一个职工，我只想知道，无论销售公司还是新品办，在你们所谓的有效销售半径内，多少个工程开工，多少企业可以使用安钢的板材，并且可能形成潜在的客户。而你们有没有放低你们一直高昂的头去试着推荐安钢的产品。安钢和周边的私企的区别，除了成本，还有一个，没有形成销售高效的激励政策，涉及个人利益，私人老板会相尽一切办法把产品推销出去，即使为了5%利润让也95的利润。无论是谁，只要能推销出我的板材，你

用什么办法我不管，我赚够我的5%，其他的利润是你的。

一棵即将倾倒的大树，过多的枝杆只是累赘，既然我们的销售政策和销售制度已经在经历着的阵痛，与其让销售公司订一些的小敲小打销售制度，还不如砍掉现行销售制度。开个玩笑，如果我们要合并一个部门，我会选......因为50年安钢的稳定发展，造就了一个每年收入不少，相当惬意的部门。现在形式如此严峻，第一刀

应砍在哪?

记的一则新闻：苹果公司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文件显示，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2010财年仍只拿1美元的象征性薪水。苹果在文件中称，2010财年仍仅向乔布斯支付1美元的薪水。自1997年重返苹果以来，乔布斯一直保留着1美元的年薪制度。与往年一样，除了1美元的薪水，乔布斯没有任何奖金和补贴，但得到了24.8万美元的乘坐私人飞机的差旅费，唉！江山更待才人出，我们的销售奇才什么时

候才能横空呢

四、分子公司篇(待续）

我写不完了......，安钢是大家的安钢，面对困难，大家最应该做的是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不应有太多的牢骚，谢谢大家支持

第四篇：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发展

学号：

120101423

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发展

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专业：视觉传达艺术设计 学号：121304115

姓名：杨东宇

联系方式：***

指导老师：胡志远

2014年5月13日

摘要：党的领导是推动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根本力量，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通过分析共产党执政的必要性，得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及其与当代中国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党的建设 当代中国 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推动者。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艰辛探索的道路;中国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努力奋斗取得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做两件事，一是领导，二是执政。领导强调引导、带领，侧重思想、政策、路线和行为层面，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提出正确的政策并使它获得有效执行；执政则强调遵守、执行，侧重体制与制度层面，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依法通过国家机构。以法律和政策的手段，统治和管理国家生活。

建设党就是为了促进国家发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针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具体说，党的建设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用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规范全党，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首要目标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终极目标在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也就是，要以党的成熟，促进国家的进步。

政党是推动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根本力量，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同样也肩负这样的历史使命。这也决定了它对中国特色的党建的根本需求。

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命运的缔造者。党的理想就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尊严，这是党的先进性体现。先进性是党执政的法理基础，是人民选择党、拥护党的根本原因。党的执政使命决定了党要以自己的先进性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执政党，党通过体制内、外两种方式实现对国家的领导，也就是对政府的领导。体制内领导就是通过党员直接掌控权力，并在政府机构内建立党组织的实现领导；体制外领导就是行使对政府主要干部的组织人事权，采取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集体决策体制来实现。通过这两种方式，党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决策权，在宪法的规定下，对国家各项事业进行全面领导。党的执政使命，决定了党必须要以自身的党

性，来确保国家机器的公平性和正义性。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根本要求就是，执政党的建设和其所领导的事业的有机统一。这是被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的客观事实。在根本上，我们党只能依靠党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党规党法，等等，才能赋予我们党特有的先进性。这个根本需求不解决，党的事业就永远不会成功。

党的执政任务就是发展：通过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我党执政兴国的首要任务。发展进程不会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党要克服两道难关，守住两道底线。

第一道难关是发展的不确定性。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抛弃并举的过程。不可控因素很多。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要从传统走向现代，人口多，资源匮乏，起点很低，既不能墨守成规，报残守缺，又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第二道难关是人的有限理性。社会在发展，实践在深入，人不可能知晓一切，掌控一切。党的先进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要提升自己的先进性，首先要改善自己，提高自己。学好本领。在发展难关面前，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能赋予我们党以适宜的治国智慧和方法。

第一道底线是职责底线。国家建设的根本就是制度体系的成长与成熟，要求党要为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成长的创造空间，使国家机器与党和社会的发展相平衡。第二道底线是利益底线。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就要求党要为人民服务。党要坚守这一根本宗旨，首先要改善自己，提高自己，学好本领。在众多诱惑面前。只有切实把握社会主义“人民大于天”，才能使我们党始终保持清醒。

两道难关，两道底线，联防联守，要与发展要求相适应。这个直接需求不解决，党的事业就永远不会前进。党只能适应发展要求，加强自身建设。党的自身建设对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赋予国家发展一个有全新的起点，把中国共产党打造成日益成熟的执政党。这是两笔巨大的资产，对国家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和指导作用。

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焦灼状态，一些国家和政府往往束手无策，国家发展也是举步维艰。中国共产党不同，我们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用加强党的建设来盘活发展全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关注国家的发展问题，相继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执政党，怎么建设执政党”、“什么是发展，怎么发展”等历史课题，并针对各个时期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党总能在国家发展的重要关头，抓住党的建设这个关键，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同时，积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各项工作。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是挽救和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没有党的建设的开展，党的事业就不会取得成功；没有党建体系的创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难以展开，党的事业就难以前进。

比如，“文化大革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党中央恢复党建的特色，并不断推进党建科学化：在党的建设的基本方式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加快发展的新路子；在党的指导思想上。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吸取教训，提早布局，及时加强党的建设，凝聚全党力量，带领全国人民，用自身的先进性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以此为基调的党建。为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也为国家发展打好了战略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指出，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因为我们有成熟的党建体系和模式。纵观党执政的历史，我们能深切地体会到：党建就是一个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党的基本经验上升为党的政治路线，转化成党的基本理论，发展为党的政治纲领，去指导新的实践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经过自身建设，戒除革命思维，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戒除投机思维、短视思维。从不太成熟转变为日渐成熟的执政党。

随着自身建设的加强，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新境界。比如说。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邓小平指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体制的两种优势，促进中国发展。正是因为有了党的建设，党才有了这样的优势，才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和执行力，在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的进程中始终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国家才有了这样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稳步高速发展；党的领导才起到根本的作用，才能统领、监督执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确保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林尚立，天津人民出版社。

《领导之友》 2011年07期，郝建国。

第五篇：当代中国儿童诗发展论

当代中国儿童诗发展论

谭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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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儿童诗发展已历50多年，这期间，时代思潮的变化，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化观念的更新，使得儿童诗创作经历了三个艺术转变的阶段，涌现出了一大批诗人和作品。但当代儿童诗的发展也面临着受诗歌界排斥、儿童文学界冷落等现实困难。本文还论述了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儿童诗 发展 现实难题 精神对话

从上个世纪五四时期至今，中国儿童诗的发展已历近百年，这百年的道路，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儿童诗在社会的艰难跋涉中书写了自己的辉煌。就当代儿童诗而言，虽然社会形态的急蘧变革和文化的快速转向，使它曾经迷茫和困惑，但其丰厚的积淀和诗人们真诚的姿态却是文学史、诗歌史无法抹杀的。

一、当代儿童诗发展轨迹的思考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儿童诗发展已历50多年，这期间，时代思潮的变化，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化观念的更新，使得儿童诗创作经历了三个艺术转变的阶段：

（一）集体主义——群体代言人的儿童诗。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经济是公有制模式，公有制模式下，劳动和收获是在国营机制和集体机制下发生的群体行为，个人是在集体的力量中现实价值，或者说，个人的创造必须得到集体的承认才具有合法性或合理性。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社会文化的发展也遵循着整齐化一的秩序，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就文学而言，在单一指向的文化语境下，其话语方式自然是单一维度的，作家的心态也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下的文化妥协与调和。以成人文学为例，50年代和60年代的小说创作就是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而确定方向和主题的，如《创业史》、《艳阳天》等，就是一根红线串起了特定时代的主题；而58年的“民歌运动”和文革中的“样板戏”更是一个标准模式。这种创作由于强调“阶级的对立”，使得作品的社会群体意识过于强烈，而作家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被遮被，被隐藏，或被有意地压抑，于是小说、戏剧中人物形象类型化，诗歌的中心意象都是“红色意象”或“暖色意象”。儿童诗作为以儿童读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文学样式，也无法走出成人社会政治功利的怪圈，50年代和60年代虽然涌现了叶圣陶的具有唯美意味的《小小的船儿》、艾青的具有浓郁抒情气息的《春姑娘》、柯岩的充满儿童情趣的《小兵的故事》、《小迷糊阿姨》、金波的优美的《回声》、圣野的童真的《欢迎小雨点》、刘饶民的童话色彩的《大海的歌》、任溶溶的表现儿童生活智慧的《爸爸的老师》等等优秀的具有纯美学意义上的儿童诗。但儿童诗创作的主体是和成人文学一样配合时代的需要，与现实革命和建设密切合作的，于是表现集体主义精神和集体力量的伟大、对时代对新事物新生活的歌颂等就成了儿童诗的基本主题。从审美语符来看，此时期的儿童诗的语言基本是采用明朗甚至是直白的儿童生活语言，其意象多是单纯的，意境也比较轻快；从抒情范式上来看，此时期的儿童诗强烈地表达抒情主体的情感，一般是直接表达诗人对人、事、物的歌颂和赞美之情。如郭沫若的《新中国的儿童》第一节就是直接表达抒情主体的情感——“我们”的自豪感：“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少年的先锋队，/团结起来继承着革命的英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该诗的第二节是直接表达抒情主体对毛泽东的赞美、敬慕之情和抒情主体的决心：“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黑暗势力要从全中国扫荡，/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勇敢前进跟着共产党。”袁鹰的儿童诗名篇《时光老人的礼物》也是“颂歌式”的，虽然用的是第二人称，但突出的还是抒情主体对“你”（时光老人）的赞美。还有田地的《祖国的春天》、魏巍的《红领巾水库的孩子们》、梁上泉的《从北京唱到边疆》、闻捷的《河西走廊少年歌》等也是颂歌式的，诗人们以狂飙突进式的气势，急切地表达着自己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主流信念的坚贞。这些儿童诗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儿童的精神风貌，但由于作者有意隐藏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情感，而表现出与社会情感的强烈一致性，因此无形中充当了“群体代言人”的角色，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生活环境的变化和文化思潮的更新，这些儿童诗渐渐失去了读者的留恋，失去了审美的意义，而仅仅保留了文学史、诗歌史的价值。

（二）个体主义——个性化多元化的儿童诗。个体主义经济时代应该从1978年开始算起，到80年代，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到1980年的时候，中国各地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方式，尽管国家计划依然起的是主导作用，但农村单干的耕作方式和商业个体户在中小城市（包括村镇）的大量出现，使整个社会的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就是个体可以发挥自我的优势，发挥自我的个性，个体可以根据自我的需要进行选择，也就是说，个体可以享受个体精神自由释放的快乐。于是，文学发生了质的飞跃，众声一致的局面被打破，作家诗人们审视生活的方式和角度发生了变化，作品抒情主人公不再只是超越自我的“大我”或者“超我”的身份，而是具有个性色彩的“真我”。“真我”的出现意味着儿童诗回归了诗的本体，也意味着儿童诗回到了艺术的正道。即诗人们具有了明确的文体意识，认识到了儿童诗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或一个体式，它有着自己的艺术的质的规定性，而且这种质的规定性与诗人的艺术修养、美学追求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当我们审视80年代的儿童诗时，便可发现，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作都极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从挖掘题材方面，还是建构意象方面，甚至是对意境的探寻方面，都显示出诗人独到的儿童观和诗歌观。笔者在一篇论文里专门论述过这一时期的儿童诗，文中就指出：“这一时期，儿童诗同样遵循着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的创作原则，同时儿童诗从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的心理差异与接受机制出发，突破旧有的思维模式与陈规俗套，或展开天马行空的奇特想象，或刻画少儿青春活力，瑰丽梦幻，或表现新时期多姿多彩的儿童生活，或表现儿童对生活独特的感受。这时期的儿童诗，使人们感受到了时代的变革给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带来的变革，使人们感受到了儿童诗正朝着新的审美角度开拓的勇气。这时期的儿童诗，为90年代儿童诗走向完全多元化格局奠定了基础。” 正是因为诗人们有了个性化的创作追求，于是，80年代的儿童诗界涌现出了金波的《春的消息》、《在我和你之间》、高洪波的诗《我想》、《鹅鹅鹅》、樊发稼的《小娃娃的歌》、望安的《嘀哩嘀哩》、邱易东的《哭泣的蘑菇》、薛卫民的《快乐的小动物》、徐鲁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刘丙钧的《妈妈的爱》、白冰的《写给云》、王宜振的《夏天的苹果梦》等优秀的抒情诗，涌现出了田地的《我爱我的祖国》、尹世霖的《船长》等优秀的少儿朗诵诗，圣野的《春娃娃》、傅天琳的《森林童话》、鲁兵的《小猪奴尼》、金本的《山间的小溪》、《给你一粒种籽》、东达的《一只海龟和一个傍晚》、李华的《小鸟喳喳》等优秀的童话诗，黄庆云的《摇篮》、张继楼的《采“星星”》等优秀的儿歌和低幼诗。就抒情范式而言，这些作品除了颂歌式以外，还有倾诉式、对话式、问询式、邀唤式、独白式等等，诗歌主体的情感不再是直露的，而是隐藏的、曲婉的、甚至是朦胧的、神秘的。

（三）市场经济——边缘化的儿童诗。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模式转向了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市场经济的第一要意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市场制约生产，也就是说，市场销售价值和利润是衡量生产是否成功或者有意义的主要标杆。市场经济给人最大的影响是观念的更新，就文学而言，它直接影响了作家和诗人对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或精神向度，即作品是“为何而写”。过去作家诗人们思考得最多的是“写什么”和“怎么写”，这是形而上的问题的思考，作家首先想到的是责任感、历史感和良知，他们的自我定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未来一代人精神的塑造者”，他们对创作的动机更为关注，至于对创作的结果和功效则思之甚少。可当下的作家诗人们则对创作的结果和利益极度关注，他们的题材的选取、形式的选择都服务于出版商的要求和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差不多是艺术围绕市场转，而不是艺术为艺术的精神世界而存在。这种讲究实利的思维，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来说，一个显在的影响是创作基本上跟着出版走，而出版则是“策略第一，艺术第二”，即根据市场行情而设计选题，设计内容，然后作家诗人在策划者的授意下或在编辑意图范围内运行自己的才情和艺术良知，这样显然使作家诗人的创作有了明确的针对性，使作家诗人们能走经济致富的捷径，但个体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却并未因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充分自由，反而得以制约和弱化。于是，儿童诗在90年代，一方面形成了创作的多元化态势，由于诗人们文化定位的差异，他们所选择的语符和题材就各不一样，持精英立场的人文主义写作者就固守着优美语言的城垣，而持市场写作立场的就跟着刊物的定位和出版商的选题来操作语言，至于那些自由主义写作者，则完全依照自己的感觉来构造语言王国。

当然，90年代儿童诗虽然是多声部的，但这与90年代成人新诗的景观是有区别的，成人新诗在众语喧哗中几乎找不出主流的声音，由于没有“英雄”，也就几乎没有精品，因此，其文学意义在于形式，而不决定于内涵。而儿童诗虽然在商业化语境中，面临边缘化的尴尬，且诗人们或分化或放弃或逃离，但其创作的主流是人文主义的，即没有放弃对崇高品质的追求。如这一时期金波的“少儿十四行”、高洪波的幽默叙事诗、邱易东和王宜振的少年抒情诗等则立图突破传统的单纯语符，而使儿童诗更加具有现代诗的气息。有人说，90年代中国诗歌变成了市场经济的牺牲品，这话说得有点过分，但不无道理。市场机制的一切必将到来，这是时代挡不住的脚步，但文学毕竟不是一般的工厂和公司的产品，其物化形态虽然可以通过市场流通并且获得更广泛的接受和检验，但市场不是文学作品艺术高低的价值显示器和唯一标杆。文学是一个自足性的系统，有其内在的规则，如果外部环境强烈干预其生产和接受的话，它可能就会偏离艺术的轨道而滑入世俗的泥潭。从这一方面看来，90年代的儿童诗其实处境是非常尴尬的，艺术与市场的相生相克的矛盾关系，使得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无奈的命题。这就是90年代儿童诗之所以看似热闹，实则寂寞孤单且面临被放逐的原因，可以说，没有人不知道儿童诗是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必备品，可人们偏偏又要将其置于无奈的境地。

二、当代儿童诗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

中国现代儿童诗发展之开端时颇受人重视，五四时期的诗人作家中相当一部分就尝试并发表过一些优秀的儿童诗，如胡适的《蝴蝶》、周作人的《慈姑的盆》、朱自清的《小草》、刘大白的《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汪静之的《我们想》（拟儿歌）、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俞平伯的《忆》、胡怀琛的《小人国》、《大人国》、冰心的《纸船》、叶圣陶的《萤火虫》等。还有30年代后蒲风的《春天》、安娥的《卖报歌》、柯蓝的《小盲女》、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歌唱》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篇章。五四时期评论家们也非常重视儿童文学和儿童诗，一些报纸的副刊经常会登载一些短评，当时的语文教材也选用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诗，如1932年《小学国语课程标准》规定第一、第二学年的阅读，规定为 “生活故事、童话、自然故事、笑话等的欣赏表演”、“儿歌、杂歌、谜语的欣赏吟咏和表演”。后来“遵照修正课程标准编辑”、“民国26年12月教育部审定的”、由沈百英、赵景源、沈秉廉编校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初小第一册》中，编者编写的课文，均为歌谣体，浅白生动，童趣盎然，其中的不少篇章，按今天的标准衡量，就是上乘的幼儿诗。50年代和60年代政府非常重视儿童文学，于是许多主要从事成人文学创作的作家和诗人也纷纷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写作，因此涌现了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邵燕祥的《八月的营火》、贺敬之的《风筝》等儿童诗。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49到90年代之间儿童文学作品极少进入语文课本，而且文学史论著作几乎不提儿童文学创作，更谈不上提及儿童诗了，好像百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成就压根儿不存在似的。官方报刊一般不刊用儿童文学作品，只是到了六一儿童节时才应景性地刊登一点儿童文学的评论和作品（就是这样的版面，儿童诗也几乎没有）。因此，现实的问题是，儿童诗面临着发展的极大困难。具体来说，以下三点是儿童诗面临的最大难题：

（一）话语权的“失落者”：被拒斥于文学史新诗史门外。中国文学一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儿童诗本来属于新诗，可新诗实际上成了“成人诗”，儿童诗则被排除新诗之外，而且儿童诗诗人们也似乎习惯了这种格局，他们不了解新诗（成人诗），他们的创作基本上不借鉴新诗，而是在狭小的“儿童诗”的空间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于是新诗与儿童诗事实上成了两个阵容，而且这两个阵容的前者似是“强者”，它把持着诗歌的话语权，新诗作者和评论家则自然率先进入文学史和诗歌史，而儿童诗诗人则被排斥在文学史、诗歌史之外。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定势，使得儿童诗和新诗（成人诗）的读者也发生了分化，即儿童读儿童诗，或儿童诗的读者只能是儿童；而成人读新诗，新诗的读者也只有那些成人（当然，新诗在当下已成了极少数成人阅读的东西，甚至许多新诗只有写诗的人自己在自娱自乐）。这种被拒斥于新诗话语之外的状态，无形中会削弱儿童诗的社会影响，缩小儿童诗的读者层，而且会切断儿童诗进入主流话语圈的通道，是不利于儿童诗发展的。

（二）痛苦的“蒙冤者”：被新诗连带而遭受社会排斥。儿童诗发展受到阻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新诗对读者的拒绝或者说读者对新诗的失望和抛弃。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新诗界开展的“民歌运动”和政治抒情诗的风行，实际上都是与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对诗性的抛弃和对读者的疏离。而80年代和90年代的新诗创作，特别是90年代的先锋诗（新潮诗或第三代诗）完全是对汉语语言的玩弄，一些诗人盲目模仿西方的诗歌形式，使中国诗歌的音乐美、建筑美和意境美的传统置若罔闻，于是新诗成了“内容苍白”“形式怪异”的读不懂的诗，或无法卒读的诗。这实际上无形中造就了成人读者对诗歌的“成见”，这成见使得他们对现代的诗歌（那怕是真的好诗）产生了一种阅读前的拒斥心理。这种心理自然传染到了对儿童诗的看法，影响了对儿童诗的选择。因为儿童诗甚至整个儿童文学的生存某种意义上不是由儿童来决定的，而是由成人来决定的，如果成人世界否定了儿童文学和儿童诗，那么儿童文学和儿童诗就会被逼进死亡的胡同。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儿童是最需要儿童诗和儿童文学的，可儿童一般是从成人（家长和老师）那儿获得儿童诗和儿童文学其它体裁作品的阅读权的。

（三）自家人白眼下的“零余者”：来自儿童文学界的轻视。儿童诗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儿童文学界自家的白眼。这决不是对儿童文学界的污蔑，事实上，儿童文学界，特别是90年代以来，对儿童诗的忽视或者主动放弃是有目共睹的。第一，儿童诗在儿童报刊杂志由过去的真正的受重视者，变成了配角。儿童诗一般是作为点缀品出现的。一些儿童报刊根本就不发表儿童诗，即使这家刊物的主编和编辑原来就是儿童诗诗人。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儿童诗会占据版面，减少读者量。有的少儿报刊杂志不刊儿童诗，是因为编辑对诗歌不感兴趣或者本身不创作儿童诗。目前，国内纯儿童文学综合刊物只有三家：北京的《儿童文学》、江苏的《少年文艺》和上海的《少年文艺》。这三家中，《儿童文学》给儿童诗的版面最多，平均达十三、四个页码，既刊成人的创作，也用少儿的习作；上海《少年文艺》一般每期给儿童诗三、四个页码；江苏《少年文艺》过去一般儿童诗占一个页码（16开）。上海的《中国儿童文学》（原为《儿童文学选刊》）由于发行量太小，基本上是赠送几位名家，且极少关注儿童诗，所以几乎不成气候。可见刊发儿童诗的阵地显然是不够的，好在陕西的《少年月刊》、山东的《红蕾》、广东的《少先队员》等少儿综合刊物还给儿童诗较大的版面，不然，诗人们的创作只能是发表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了。第二，儿童文学评论家们几乎不关注儿童诗。50年代柯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束沛德先生及时精到的评论的鼓舞，80年代儿童诗的繁荣也包含了樊发稼等人的热心评介，可到了90年代和近二、三年，评论家们似乎再无兴趣给儿童诗深情的一瞥，包括几所有儿童文学研究机构和学位点的高校的儿童文学教授们，也很少对儿童诗的创作与发展进行关注，他们的目光投向的是少年小说、童话等具有“市场效应”的文体，投向的是热闹的现象。有的所谓“专家”一篇像样的论文也做不出来，只会为出版商买的版面做点书评，拿了红包，哪怕书再烂，也吹得像朵花。而且可怕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非常轻视儿童诗，甚至有的人根本就无力解读儿童诗。儿童诗毕竟是最高的语言艺术，它本身就对鉴赏者评论家们提出了美学挑战，但一个对儿童诗失去解读能力的批评家，绝不是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至少是一个素质不全面的批评家。第三、儿童读物出版界的轻视。当前儿童图书出版界完全控制了儿童文学的创作，无论儿童小说作家，还是童话作家，都挖空心思为着出版商“做”书，儿童诗的创作都被其牵制，商业化机制使得儿童诗倍受挤压，90年代以来儿童小说和童话有许多丛书系列涌现，儿童诗结集出版的却很少，只有湖北少儿社、晨光出版社、海天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出版了三、四套诗丛，而且这有限的几套诗中有的还要求作者包销。单本出版的除了几位处于儿童文学权威地位的诗人外，其他的中青年诗人的作品只能束之高阁。

三、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方向

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肯定要解决以上问题，如果儿童面临的现实困难得不到解决，其发展就无从谈起。在解决以上几个问题的前提下，我觉得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应该朝以下三个方向发展：

（一）走向中国文化。走向中国文化就是走向中国特色，走向儿童诗真正的民族性，走向东方美学。具体地说，走向中国文化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儿童诗要体现汉语魅力。儿童诗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汉语语言艺术的一员，它不是英语诗，也不是俄语诗，更不是德语诗、法语诗，它的植根于汉语文化，体现的是汉语文化的魅力。而体现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儿童诗歌创作要具有中国儿童的思维，儿童思维世界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考察，即是原始的思维世界，它具有文化的共通性，也就是说，全世界各民族的儿童都具有这种思维的共同性，但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儿童对外部生活的认识是有区别的，他们观察世界，打量成人的途径是有区别的，黑种人孩子的认知与白种人孩子的认知、黄种人孩子的认知是存在差异的，他们生活在异质文化中，体会到的文化氛围是不一样的，因此其心理世界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儿童诗要体现这种差异性，如果儿童诗不体现这种差异性，就难以得到本民族的孩子的认可，也难以得到其他民族孩子的兴趣。因为文化的差异性，虽然有时可能成为隔膜的理由，但它却是文化交流的必要条件。

（二）儿童诗要表现中国美学。中国儿童诗是诞生于中国这片具有典型的、浓郁的儒家文化的土地上的植物，它所根植的所依赖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美学观念，因此中国的儿童诗不可能像英国的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之歌》那样具有苏格兰文化的底蕴和基督教文化色彩，不可能像瑞典诗人马丁松的《夜》那样具有北欧神秘文化的影子，也不可能像苏联的马尔夏克的《小熊学礼貌》、马雅可夫斯基的《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等诗那样具有苏联形式主义文学的背景。同样，中国的儿童诗不可能像印度的泰戈尔的儿童诗那样具有印度教的神秘主义色彩。20世纪中国儿童诗走向了艺术化的道路，21世纪的中国儿童诗要走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儿童诗的道路。

（三）走向精神对话。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方向之一是走向精神对话，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的教育观和儿童观的影响，儿童文学和儿童诗曾被当作教育的工具和政治意识的传声筒之一，因此过去儿童诗不过是成人的一种倾诉，是成人的自言自说，或者成人想当然式的抒情，因此儿童诗的儿童本位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儿童诗要受到儿童的欢迎，受到社会的认可，首先，走向与儿童的精神对话。走向与儿童的对话，就是一种儿童本位立场，即诗人要以儿童的视角去审视生活，去关注儿童的内心世界，然后用适合儿童接受的语言表现出儿童的精神世界，使儿童诗在儿童的内心引起情感的共鸣的和声，荡起美丽的涟漪。其

二、新世纪的儿童诗要走向与成人的精神对话。儿童诗与成人的精神对话，即儿童诗不但要坚持儿童本位，还要审视成人世界，儿童的生活与成长离不开成人世界的建构，一个美好的成人社会对于儿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儿童诗有观照和促进成人世界的义务和可能。此外，儿童诗有可能打通儿童与成人的审美疆域，在儿童与成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共的审美空间。使儿童诗不但适合儿童而且适合成人，成为成人和孩子共同的精神栖息地。其三，新世纪中国儿童诗还应当走向与世界的精神对话。纵观中外优秀的儿童诗，能够在全世界受到欢迎的，都是能唤起各民族儿童的审美愉悦的篇章，而且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认知，来审视自然和人生的，如果中国儿童诗不能走向与世纪的精神对话，那么中国儿童诗就会成为狭小天地里的小花小草，就不可能绽放出夺目的光华，展示宏大的美学空间。

（四）走向素质教育。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第三个走向是走向素质教育，即儿童诗的创作与素质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儿童诗完全可以在素质教育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优势。首先，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为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搭建了便利桥梁。新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的出台，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要实现小学语文教材的儿童化，如2000年新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对各学段阅读都有具体的建议。其中的第一学段（1－2年级），学生的阅读文类被明确指定为“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这意味着儿童诗至少在小学低年级段已成为学生阅读的主要内容，也意味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反复探索，儿童诗和整个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突出价值重新被认定，儿童诗和其它儿童文学文体作为小学语文优势教育资源的地位得到了恢复。事实上，正如青年学者陈晖所说的：“在儿童文学和小学语文之间，存在目标、原则、理念、方法的全面契合，而这种契合建立在两者共同的儿童本位立场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在作为小学语文课程资源方面，儿童文学具有天然的，来自自身的优势。”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发挥了其本来的优势，也体现了其真正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其次，中小学学生美育的呼唤给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当前教育面临的一个大的课题和新的理念，就是如何对中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如何让少年儿童在德、智、美、体、老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成为健康向上的社会最有用的人。对中小学生进行美学的主要载体是文艺作品，而文艺作品中，儿童诗有具有情感性强、语言精炼、想象力丰富、意境高雅的特点，因此它对于培养当代少年儿童的全面素质也是颇有价值的。而且儿童诗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是非常高的，而且也非常容易为广大少年儿童所接受，假如这样的诗作能更多地出现在中小学校校园里的话，无疑会丰富广大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还能让他们在接受儿童诗带来快乐的同时，接受审美教育和艺术的熏陶，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他们的心灵，塑造他们高尚的人格。

四、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发展的呼唤

前已述及中国儿童诗面临的现实难题和新世纪的发展方向，但要发展，我以为必须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除了儿童诗诗人增强自身的艺术修养，不断努力创新以外，还应该给儿童诗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对儿童文学界之外的机构或者人士无法指望，因此我觉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以下两个儿童文学内部的问题，在此予以呼唤，希望能引起儿童文学界有识之士的重视：

（一）给儿童诗更多的理论重视。近二、三年儿童文学界一心一意创作儿童诗且数量和质量都达到高的水平的诗人不到十，且年轻诗人仅有三、五人，应该珍惜他们的创作，儿童文学机构要组织力量对他们的创作在理论上加以研究，在媒体上加以宣传，让更多的青年诗人了解儿童诗，从而向他们学习，向他们借鉴；同时，让更多的少年儿童了解儿童诗，让少年儿童多学习，多传诵儿童诗，从而让优美动听的儿童诗的旋律响彻中小学校的校园。王泉根教授几年前在给四川一位少年诗人的诗集的序言中就曾呼吁过要重视儿童诗歌，他认为应该让朗诵诗、科学诗等占领校园，“素质教育需要诗。”《儿童诗》丛刊主编黄亦波先生曾撰文呼吁“儿童诗要从娃娃抓起”。他还认为：“聪明的孩子爱诗，爱诗的孩子聪明”。但光靠他们的一点呼吁是不够的，还需要真正的理论重视。

（二）给儿童诗的发展更多的空间。当今时代是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新时代，但在“拜金主义”的驱动下，有人却为了赢利目的而大量炮制和传播粗俗文化。如流行歌坛有唱不完的风花雪月，相声小品有演不完的无病呻吟，影视剧有道不完的无聊无味；有的报刊杂志也爆炒明星私生活的秘闻丑闻，如此等等，对少年儿童的精神品质的弱化是不可低估的。而少年儿童特别是城市少年儿童，他们崇拜流行歌手追求时尚，大多被电视机、游戏机、电脑网络的强烈的音响效果、电光画面和虚拟的世界所吸引，课外阅读也只看卡通（特别是一些思想内容不健康的日本卡通）、小人书和网络文学读本等，对儿童诗等文学作品兴趣不大，阅读朗诵得很少，再加上许多学校和家长对孩子缺少艺术的引导，因此也使得儿童诗的读者大大丧失。希望报刊杂志能多给儿童诗一点空间一点版面，希望教育界的人士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师多给学生推荐和介绍一些儿童诗，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和实业界人士能大力扶持儿童文学与扶持儿童诗，希望儿童文学界不要只重视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的儿童小说和童话等问题的发表、出版和宣传。

儿童诗不可能直接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但它却能起到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作用，它是当代少年儿童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可以说，儿童诗不仅仅是诗，它还是属于大众的，属于人民的，属于祖国的未来一代的营养品。我真诚呼唤新世纪会有更多优秀的儿童诗出现，呼唤有更多的执著于儿童诗创作的年轻诗人出现。假如我们的儿童文学界有一大批执著努力的诗人的话，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将会再次迎来极大的艺术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