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力资源发展史趣谈

第一篇：中国人力资源发展史趣谈

中国封建时期人力资源产业发展史趣谈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文明史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而在这其中，历朝历代的教育事业，或者说中国封建时期的人力资源产业，可谓功莫大焉。

所谓人力资源产业，是近些年才有的说法，本文并非是学术讨论，只想对中国古圣先贤从事人力资源教育事业的历史做一管窥，冀能对今日的人力资源产业发展有所启发。

一、中国封建时期人力资源产业综述

中国封建时期的人力资源产业，大体上可分为官学与私学两类，拥有丰富的发展历史与发展经验。历朝历代，有按行政区设置教育体系、多渠道、多层次办学，有自学成材、自学考试，有博士制度，唐宋以后出现了科举考试制度、书院制度以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上述这些均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且其内容与形式也多有独到之处，于今日的人力资源产业发展不无借鉴意义。

中国的学校最早诞生于奴隶制国家。《孟子》中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学则三代共之。”此时的教育尚未分化独立，其特点为“官守学业”、“官师合一”，学校由官府控制，官吏同时担任教师的职责。

至汉代，教育事业分为中央与地方官学，除官学外还有民间办的大量私学，教育事业开始分化独立。

从汉代起，教育事业就划归到朝廷掌“礼”的部门，于是有“礼教”之称。汉代掌礼的长官称“太常”，兼管太学的重大事宜。地方学校则由地方当局操办。汉代的官学基本上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官学的基础。西晋时期，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隋时在中央设立国子寺，后改称国子监。其后唐、宋（辽、金）、元、明、清各朝代基本沿袭了中央与地方分立的官学制度，且名称大同小异。

二、中国封建时期私学分析

因官学为政府投资的教育事业，故不作为本文分析的重点。下文将重点分析一下封建时期的私学。

（一）发展历程

所谓私学，是指私人或民间团体出资兴办并管理的人力资源教育机构。我国的私学源远流长，在2000年的时间里不断兴衰交替。

中国的私学发轫于春秋中叶，勃兴于战国中期。其间因官学日渐衰微，无法满足社会各阶层出于政治斗争对人才的需要，私人养士之风盛行；至战国中期，诸侯争雄，养士之风更盛，私学大兴。

秦代“焚书坑儒”，废诸子百家而独重法家，私学受挫。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府倡导私学，私学开始复兴，针对儿童初级阶段教育的蒙学也已出现。魏晋南北朝，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官学时兴时废，其间佛、道、玄学盛行，文学、史学、自然科学发达，儒学势微，退居次要地位。佛道玄三家私学规模巨大，为战国之后私学的再度繁盛。

唐宋时期，高、中级私学的发展受到抑制，但层次较低的蒙学获得发展。南宋的蒙学开始细分为村学、义学、族塾、冬学等各种形式。宋代书院制度发展至鼎盛时期。到元代，私学继续得以发展，出现了社学、庙学等特殊形式的私学。

明清时期的私学除蒙学之外，高级私学的发展也呈兴旺之势。只在清朝初年，因当时朝廷出于稳固统治的考虑，高级私学的发展受到明显压制。

（二）主要形态

中国封建时期的私学，历朝历代均有其不同的特点，堪称百花齐放，尤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宋代的书院制度和蒙学为突出代表。而在“诸子百家”中又以孔墨为主要代表。

1、孔墨

春秋战国时期是私学的诞生和发展初期，百家争鸣促成了众多的学派以及私学的出现，其中，以儒家和墨家最为著名，“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基本上代表了这一时期人力资源教育发展的水平。

在有史以来的记载中，中国最早从事人力资源产业的大家当推孔子。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相传有弟子三千，遍布春秋时代的鲁、齐、楚、卫、晋、秦、陈、吴、宋等国，其中贤者七十二人。墨子在与公输盘辩论攻宋的战术时，曾说：“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国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墨家私学规模于此可见一斑。

春秋战国时代除儒家外，还有其他的“诸子百家”，也可算是中国最早的人力资源企业。可以说，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才，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书院制度

书院肇始于唐代，兴旺于宋代，历经元、明、清，直至清末改为学堂。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人力资源教育组织形式。它以私人创办和组织为主，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人力资源教育机构。

在宋初书院中，最为著名的有六所：

1.白鹿洞书院 2.岳麓书院 3.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4.嵩阳书院 5.石鼓书院 6.茅山书院

两宋书院总数大体约在200到400所之间。其中，北宋和南宋的书院数量比例大致为2：8左右。此后，书院延至元代而不废。岳麓书院在朱熹任职时学生人数多达千余人，时谚号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北宋时期。

宋代书院有几个特点：

一、书院的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既有官府的资助，也依靠民间自己筹集，主要靠学田供给。第二，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管理体制日趋完备。第三、书院实行开放式的教学和研究。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第四、书院的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讲究身心涵养。

综上所述，书院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官助民办”和“官民合营”型的大型人力资源教育机构。宋代的书院管理已经形成了类似现代企业的董事会制度，前期董事会主要负责管理支撑书院运营的学田，后来也包括了房租甚至钱庄，即主要负责书院的经营，后期又管“山长”，即学校校长，因此实际上是书院的业务和财务均归属董事会统一管理。

书院的产生，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书院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弥补了官学的不足，开辟了新的学风，实行专业化管理，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产业化运营的模式。

笔者曾参观过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其山门有一副对联，上书“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口气之大，天下无二。然参观过后，亦不得不叹服。毛泽东先生年轻时曾于此求学。清朝中期咸丰、同治年间所谓的“中兴”功臣，基本上都出自于岳麓书院。徜徉于其间，我看到的当年学生名字有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

3、蒙养教育

蒙养教育，即儿童初级阶段的教育。在中国古代，官方办学的重点放在高等层次的精英选拔型教育上，蒙养教育主要是由家庭教育来承担，而私学则为那些没有能力或没有精力进行家庭教育的人家提供蒙养教育的机会。

蒙学其实在汉代已有，到宋代已相当发达，到明清时期，蒙学已遍布城乡，教育水平也有进一步提高。

民间举办的蒙学统称为私塾。私塾的办学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由富裕人家聘请教师前来设立的“家馆”，专教自家子弟及亲友子弟。二是由一村一族集资建立的村学或族学，延请教师教其子弟。三是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这一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塾，在蒙学教育中最具有代表性。蒙学教材流行最广泛的就是 “

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

三、中国封建时期的对外人力资源交流

中国对外的人力资源交流自汉代便开始了。早在汉代，就有周边地区（如匈奴）派遣子弟来中国留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很大发展，中国的文字、《论语》、《五经》、《千字文》等被传到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对它们的文化教育与社

会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隋唐时期，长安成了亚洲文化教育与人力资源交流中心，吸引了大批留学生。至贞观年间达到盛时。

四、中国封建时期的人力资源产业的主要特点：

1、产业发展的主体为政府投资的官学，属于精英型教育，其目的在于为朝廷培养各级管理干部。

2、在民间投资方面，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宋代以后的书院制度和明清时期为代表的蒙学教育为主要表现形式。“诸子百家”和蒙学教育都是“一人控股公司”，书院则为“官助民办”或“官商合营”。

3、除蒙学教育外，无论是“诸子百家”、书院，还是官学，其实都属于精英教育，培养目的在于使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基本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即使是蒙学教育的私塾，塾师也多为落魄士人，不过为求个人的温饱。

4、在中国封建时期，无论何种形式的人力资源教育，均非常注重品德教育，强调个人修养。民间投资的各种私学相较于官学而言，更注重素质教育。

五、中国封建时期人力资源产业的核心理念

从中国封建时期人力资源产业发展的历史看，无论官学还是私学，皆秉持了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总结如下：

一是系统工程论。古人认为，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而教育问题的解决，又必然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孔子所说，“国之本在家”。《学记》中载：“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即人力资源产业的社会功能应涵盖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二是形成社会良好的道德风尚。

二是德智统一论。古人强调把德育放在首先，同时重视知识教育。如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但同时孔子也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董仲舒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德育与智育是辨证统一的关系。

三是内在心性论。古人强调启发人的内心自觉，追求心性的内在道德功能，追求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实现“修齐治平”的入世理想。

世界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说：

“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即便引进管理者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引进的人数也将是寥寥无几。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

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时值泰德人才港启动之际，衷心祝福泰德人才港能够效法古圣先贤，如德鲁克先生所言，致力于培养中国自己的管理者。如此，则泰德幸甚，国家、民族幸甚。

第二篇：人力资源发展史

一、人力资源管理在西方的发展

人力资源管理在西方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早期人事管理活动阶段、人事管理阶段、人际关系运动阶段、人力资源管理阶段。

（1）早期人事管理活动阶段。这个阶段指工业革命以前的时期。在奴隶社会，奴隶主把奴隶看成会说话的工具，当做牲口一样管理，不考虑人的思维能力和独立人格；在封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家庭手工作坊，各个行会负责管理相关行业的生产方法和产品质量，制定加人行会的条件，开始出现了针对工人的一些浅层次的管理，但没有完整理论的支持。因此，这一阶段被称为早期人事管理活动阶段。

（2）人事管理阶段。对人事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影响比较大的学科或管理思潮是工业革命、科学管理运动和早期工业心理学。在这些学科或管理思潮中，萌发了人事管理的思想或实践。首先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导致了劳动专业化的提高和产量的巨增。由于出现劳动分工，节省了学习所需的时间，减少了原材料的耗费，节省了从一道工序转移到下道工序的时间，也使工人对所用工具更熟悉，这种熟悉反过来激发了工人在使用工具中的创造性。通过合理安排工人的工作，节约了开支，使生产率大大提高，也因此产生了以技能为基础的工资等级。在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罗伯特·欧文创建的可以说是最早的工作绩效评价系统，欧文也由于第一个较为系统地研究工作中的人的管理问题而被称为“人事管理之父”。其次是科学管理活动。泰勒所开创的科学管理活动，使管理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再次是早期工业心理学。德国心理学家雨果·芒斯特伯格第一个将心理学运用到工业领域，成为工业心理学的鼻祖。当时的工业心理学关注的主要是职业选拔和职业培训问题。芒斯特伯格在1912年出版的《心理学与工业生产率》一书中，论述了用心理测验方法选拔合格工人等问题。此外，他也研究疲劳、劳动合理化问题。总之，早期工业心理学主要是

解决人适应机器的问题，但实质上这些研究已经开始涉及人力资源的管理问题。

（3）人际关系运动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开始试图将人的因素融入科学管理中，通过发现工人的实际需求，采用合适的方法对工作进行管理。1924年，美国芝加哥西方电器公司进行了霍桑实验，目的是根据科学管理原理，探讨工作环境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心理和社会因素对工人劳动过程的影响。这些研究形成的理论为管理思想开辟了新的领域，也为管理方法的变革指明了方向。当时的研究强调了以下5点：一是强调管理者要改变对工作的态度和监督方式；二是提倡下级参与企业的各类决策，鼓励上下级之间交流意见，以改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三是建立面谈和调解制度，以消除不满和争端；四是重视管理人员的人际关系能力；五是重视非正式组织，重视生活环境，建立相关的生活、福利设施。上述研究表

明，这些思想和措施已经构成了后来人事管理中保持和激励职能的基本内容。

继“霍桑实验”后，仍有许多学者致力于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劳动生产率进行研究，形成人际关系——行为科学学说。行为科学是以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为理论基础的研究人类行为规律的一个学科群，其中包括工业或组织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组织理论、组织行为学和社会学等相

关学科，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贡献。

（4）人力资源管理阶段。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做了很大调整，许多经济因素迅速改变，竞争由国内转向国际，企业间竞争达到白热化，人事管理已逐渐成为企业管理的一个支持体系。最初的人事管理主要内容就是人员招聘、上岗培训、工作记录、报酬支付体系、在岗培训及人事档案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人事管理又增加了诸如工资管理、基础培训和劳资关系咨询等内容，但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酬劳与福利专家、劳工关系专家和培训与发展专家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人事管理的职能。80年代以来，人力资源管理兴起，逐渐取代了人事管理，并赋予了人力资源以全新的概念和内容，这些概念和相关理论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得到广泛实践和推广运用，同时也在不断推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电子通信技术、网络和其他高科技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经

济的全球化和知识化，使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

第一、认为人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和资源。人是能动的，只要发挥人的潜能和积极性，就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同时，高级人事经理越来越多地参与讨论企业战略层的决策问题，对人事工作者的资历要求

也越来越高，其工资待遇也大幅上升，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已经成为企业最高职位的有力竞争者。第二、教育和培训得到进一步重视。21世纪，经济领域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的核心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则是需要通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各种具有计划性、系统性、先进

性的培训产生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必然更为重视人才教育和培训。

第三、将人力资源管理放到了战略的高度。现代组织应是具有高度凝聚力和长期高成长能力的组织，组织中的各部门应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从不同的角度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人力资源管理通过所管理的人与其他管理职能进行互动，在实现组织整体目标的进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人力资源管理也正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不断强化，更趋于强调战略问题，强调如何使人力资源为实现组织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四、人力资源管理实行专业化。近几年，专门为企业提供人员招聘、培训和绩效考核的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型公司（如培训公司、猎头公司）大量涌现，表明人力资源管理正向专业化、服务型迈进。也就是说，将组织内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委托给组织外的公司承担，其内容主要包括招聘、培训、薪酬和福利等方面的方案设计及具体实施。这种做法主要是组织内部的投资结构和工作量经常变化，专业化的服务将

减轻这类组织的管理负担。

第五、更加注重企业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修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人力资源流动趋向国际化，组织内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和种族的员工一起工作已司空见惯。所有这些都会形成组织内文化的多元性，导致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与对立。但是，知识型管理和全球网络化经营需要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整合与共享。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对这些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不断进行主动协调，使来自各个国家、地区、民族的员工能愉快相处，共同努力实现组织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二、人力资源管理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近代劳动人事管理、建国后劳动人事管理和改革

开放后的劳动人事管理。

（1）近代劳动人事管理。中国近代企业基本是由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家兴建的，在劳动人事管理方面具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是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在许多企业实行包工制度，由包工头与企业签订承包合同，领取全部包工费用，并招收工人，组织生产，发放工资，处分和解雇工人，带有浓厚的家族企业色彩。其二是引进了一些资本主义管理手段和方法。如1914年，民族资本家穆藕韧翻译出版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一些企业派人出国留学，带回了科学管理的制度和方法。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封建色彩逐渐淡化，资本主义色彩渐浓。有的任用外国人担任管理职务，改造原有的管理制度；有的起用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企业，废除了包工制；有的建立了职能管理机构，制定规章制度，并在员工选取用上实行标准化、制度化的考核制；有的甚至制定了一套企业文化培训制度，从精神上教育和激励员工，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凝聚力，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2）建国后的劳动人事管理。这一时期的劳动人事管理与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同步，经历了“两上两下”的过程。一是建国初到50年代中期。这是企业劳动人事管理健康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彻底废除了封建包工制，工人在企业当家作主；实行“低工资，高就业”政策；1952年、1956年两次进行工资改革；以苏联经济为模式，在企业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主义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二是从1958年开始的“大跨进”时期。这一时期使劳动人事管理受到很大冲击。在此期间企业增员过多，使劳动计划和定员定额制度失效；取消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平均主义泛滥，按劳分配受到冲击。三是1961—1966为第二个健康发展时期。1961年，“大跃进”时期“左”的错误得到纠正，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又得到恢复和发展，企业压缩了非生产人员，精简了大批富余职工，恢复了计件工资制度并健全了奖励制度，使劳动生产

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四是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使劳动人事管理遭到严重破坏，各项

合理的规章制度遭到全盘否定，企业人员猛增，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愈演愈烈。

（3）改革开放后的劳动人事管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劳动人事管理再次纳入正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劳动人事管理在改革、转轨中迅速发展，标志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企业扩大了用工自主权，用工形式多样化，实行“企业劳动合同制”。二是实行“先培养，后就业”，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优先招收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加强成人教育、继续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三是实施管理方法标准化，制定了劳动定额管理、定编定员管理、人员培训、技术职称评聘、岗位责任制等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四是工资、奖金管理逐步合理化，企事业单位普遍实行工资总额随单位总体效益和绩效浮动，工资模式走向结构化，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和其他结构性工资相结合，增强了工资的激励作用。五是变就业保障为失业保障，劳动力走向市场，实行平等竞争，允许企业倒闭和解雇员工，社会保障已由“就

业保障”向“失业保障”逐步过渡。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劳动人事管理经过恢复、调整、改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尚在改制阶段，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劳动人事管理也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目前国有企业的劳动人事管理尚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在观念上。有专家指出：我国企业界对人力资源的认识尚属起步阶段，设立人力资源部的企业还不到1%，很多企业还是沿袭旧的人事处、劳资科的传统事务型功能，而没有真正实现人力资源的管理功能，许多企业人

力资源部长没有合适的人选。

目前，国内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及人力资源素质可分为四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最高、人才素质也最好的外商独资企业；第二层面是顶尖的民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它们已经有一套较完善的用人机制，不断吸引重量级人才加盟；第三层面是优秀的国有企业和经营较好的民营

企业；第四层面是一般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状况日益恶化，面临着优秀人才的大量流失。

第三篇：中国酒文化趣谈(一)

中 国 酒 文 化 趣 谈

（一）中国是酒的故乡，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飘散着酒香的酒文化史！中国是饮酒人的乐土，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饮酒之风，经千年而不衰！中国还是酒文化的极盛地，饮酒之义远不止口腹之乐，它表示的是一种礼仪、一种氛围、一种心境„„

◆酒在社会生活中

酒被上升为一种文化来解读已经有些年头了，到底文化在哪里？是酒的文化，还是喝酒的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说，酒是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喝酒才是文化！中国人的性格矜持不外向，不似老外一见如故一见钟情，不喝酒也是豪情满怀！中国人不喝酒的时候，心灵的门虽设而常关，大都趣味淡淡，谈锋平平，连笑容也是一丝丝的牵强，酒过三巡，那三巡之酒，血脉阵阵推波助澜，心灵之门没做严防死守就完全敞开，想说就说，再也不像喝酒之前，要把一句话的语法修辞逻辑都想明白了才姗姗开口，那三巡之酒，让不是朋友的成了朋友，土烧与茅台齐飞，花雕与洋酒一色！

酒宴上，千言万语，无非归结一个字“喝”！酒宴上，觥筹交错，无非归结一个字“醉”！

有量之人：“东风吹，战鼓擂，今天喝酒谁怕谁！”；无量之人：“锄禾曰当午，汗滴禾下土，连干三杯酒，你说苦不苦?”；豪气之人：“客人喝酒就得醉，要不主人多惭愧！”；含蓄之人：“万水千山总是情，少喝一杯行不行„„”！人们喝醉了，神马都是浮云„„

《礼记》上说：“酒食者，所以合欢也”。吃饭喝酒是中国人凝聚人际关系、增加感情交流的一个重要手段。饮酒的“哲学”就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酒!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酒是万万不能的！古往今来，上至宫廷，下至市井，高贵者，卑贱者，都喝酒,金元殿里的天子赐宴，三家村里的老翁对酌，虽然档次不同，气派迥异，但把佳酿或旧醅喝下肚子，并品味那个美妙的过程，则是一样的。饮酒之乐，恰在无拘无束！妙在高朋满座！独酌者固然有，毕竟冷清、乏味了些！

◆酒在政治计谋中 如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出现政治一样，酒的社会化就必然导致酒的政治化，古代把饮酒当成天子、诸侯的专利，以酒来维护特权，巩固统治。很多帝王和政治家都在酒的掩护下不自觉地把酒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直接给酒贴上了政治的标签，成了赤裸裸的“酒政治”或“政治酒”，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政治悲喜剧。

草根酒局的核心在于酒！精英酒局的核心在于局！酒在中国承担了太多的功能，很多时候，酒局已不是单纯的酒局，而是联系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和利益链。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酒，若运用得好则胜，反之则败。楚汉之争时，楚霸王项羽于鸿门摆下酒宴，意在严惩先入关中的沛公刘邦，刘邦不得已而赴宴，诚惶诚恐，谦恭之至。项羽却妇人之仁，不忍立下毒手，终使得刘邦安然脱险，引出“项庄舞剑，意在济公”的千古名句！“鸿门宴”上杯盏交错中的谋杀，成了后代文人创作的绝好题材和政治家学习的绝好范本，毛主席也有感“鸿门宴”的经验教训，于1949年解放南京时写下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霸王”的千秋佳句。

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酒还有巩固政权之作用。北宋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总感政权不稳固，有“尾大”之患。他从五代的更替中总结出一个规律：兵权过多的掌握在武将手中，皇帝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便极易导致政权的解体和叛乱的发生。为防止“黄袍加身”的事件在自己的武将身上重演，他决心收回军权，便借酒演出了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一戏。有人说在中国政治史上，赵匡胤是最善于借酒这一工具解决棘手的政治、军事问题的“酒政治”专家。如果说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还有其积极意义的话，那么朱元璋的“火烧庆功楼”则是最高统治者“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自私残忍本色的一次爆光。朱元璋当皇帝后，总担心过去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战功卓著的将领们会危及他的皇权，就以设酒宴庆功行赏为名，把所有有名望的将领和功臣都招进京城赴宴，然后将庆功的大楼一把火烧成灰烬„„手段之残忍，计谋之阴险，亘古未有！作为一种用兵之计，饮酒诈醉，诱敌上当常被广泛应用，《水浒传》中吴用智取生辰纲，诱敌饮酒，乘敌酒醉而攻之的绝妙用兵之计。显示了梁山好汉的胆识与智慧，酒在这里是成就事业的第一块基石,若没有酒，还真想不到在当时还能有什么更“科学”的手段。《三国演义》中蜀国猛将张飞，性格豪爽，特别喜爱喝酒，刘备时常为他担忧叹息：“吾弟向来饭酒失事。”然而正是这位猛将张飞，在瓦口隘一战中，假装痛饮醉酒，引魏将张郃下山迎战，最后一举夺取了瓦口隘，赢得了后人“粗中有细”的美誉。自古以来，在严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往往是收到了奇效！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文人雅士离不开酒, 千年的悠久历史，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丝绸之路和汉唐盛世，更多的是点点滴滴的酒文化！

第四篇：中国小说发展史

浅谈中国小说的发展史

浅谈中国小说的发展

我们把先秦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而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也就是话本的产生。文言小说逐渐转为以白话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至此由文言、白话两条线索交互发展。金元时的小说没有超过宋代，但也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到了明代，文言短篇小说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白话小说蓬勃发展的时代。明末清初，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红楼梦》之后，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

明清时期出现了现代化趋势，翻译文学繁荣；“小说界革命”和小说创作的繁荣；话剧萌芽产生。“五四”前后一批留学归来的学子和更多的人们，较之以前的小说作家，创作了大量有西洋、东洋、苏俄风格的小说，史无前例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小说风格。建立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而五四形成的现代作家队伍是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的主体力量。30年代小说发展成熟，50年代中期以后，长篇小说创作丰收，这一时期代表时代主流特征而包容着复杂性，台湾出现武侠小说，在香港通俗文学中，历史小说和科幻小说是两支劲旅。1978年以来中国小说界，万象纷呈多元化。“寻根文学”、“意识流小说”、“反思文学”和“新写实小说”出现。此后，小说发展到大众化、娱乐化，“80”后的作家也在文坛上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传统主流小说是“说”出来的，欧美传统经典小说是“写”出来的。中国小说创作不宜全盘西化。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我们把先秦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形成准备了条件，不过中国古代早期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

一、上古神话传说、先秦寓言故事影响小说。女娲造人造万物，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先秦寓言故事都影响小说。

二、先秦两汉历史散文影响小说。

《史记》这一伟大的历史著作，对后世小说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中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取材的对象。我国最早的古小说，即魏晋志人志怪小说，《世说新语》和《搜神记》。

三、唐传奇的兴盛和发展。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40余篇，专辑40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展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唐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级的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说书和其他讲唱艺术相应地发展起来。“说话”人讲故事用的底本叫“话本”，为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开始。

四、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

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话两条线索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也越来越高。

文言短篇小说发展是这一条线，至宋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二是笔记体短篇小说；三是志怪体。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北宋中后期，多记本朝事；宋代的志怪小说，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五、金元时期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

这一时期小说的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等。

六、明代是白话小说蓬勃发展的时代。

明人从三个方面做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忍气吐声的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小说最繁荣的时期是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最有代表性的是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它们同时是最早的拟话本集，凌濛初的思想不及冯梦龙进步，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四大奇书”在所属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写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典范；《金瓶梅》是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成功的长篇小说。“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的这四个系列，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七、清初至清末的小说。

（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制问世，《儒林外史》 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着后来鲁迅的杂文。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就毋庸多言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辉煌总结。《红楼梦》的读与讲，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了一种习尚和时髦。两百多年来，评论者比肩接踵，早已形成了一种学派——“红学”。而今它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二）《隋唐演义》是清朝前期出现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是集隋、唐故事之大成的世代累积型小说。《聊斋志异》的出现，成为中国古代最为卓越的文言小说集，它奠定了蒲松龄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尤其是传奇小说史上的崇高地位。

八、“五四”以来的小说。

晚清形成了文学观念的变化与现代性的格局。而“五四”张扬理性，追求个性，创作方法呈现多样化探索。

（一）问题小说代表作家：叶绍钧、许地山、冰心、王统照、庐隐等。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在小说创作方法上取得很高成就。代表作《呐喊》、《彷徨》两部短篇小说集，《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阿Q正传》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上的中国现代小说。

（二）30年代小说题材空间拓展，长篇小说的成熟，小说流派的涌现，普罗小说、左联青年作家群、社会剖析小说等相继出现。其中，社会剖析小说成为当时重要的小说流派。老舍创作了俗白、凝练、纯净、生动而又风趣幽默的京味儿小说；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以及《蚀》也是30年代小说的重要作品；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以及老舍的《骆驼祥子》、茅盾的《子夜》等，他们以各自卓异的艺术风格标志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成熟。

（三）到了40年代，张恨水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界的集大成者，赵树理在解放区小说创作中最具代表性，《小二黑结婚》对中国传统的评书体形式加以改造，创造了一种新的评书体小说形式，推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民族化。九、五六十年代的小说。

主要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曲波的《林海雪原》，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姚雪垠的《李自成》等，另外也有“干预现实”的小说，主要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等作品。

（一）本时期台湾文学。赖和的小说把现实主义与时代精神、本土环境相结合，为台湾新文学树起了第一面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开创并确立了台湾现实主义与乡土文学的传统；在台湾言情文学大潮中，琼瑶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主要作品有《几度夕阳红》、《在水一方》等；与上述作家相比，古龙的成就更高，影响更大，位居台湾武侠小说家之首；高阳的历史小说取得了骄人成绩；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代表作品是《白发魔女》。

（二）在香港通俗文学中，历史小说和科幻小说是两支劲旅，科幻小说以卫斯理最为著名。而金庸，成为香港最著名的文化人，以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此后，写下了不少武侠经典，如《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侠客行》、《鹿鼎记》等等。

十、1978年以来的中国小说，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一）“反思文学”体现了当代作家理性精神的复苏。

（二）“寻根文学”的主要作家及作品如下：韩少功《爸爸爸》、阿城《棋王》、张承志《黑骏马》等。寻根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美学质地的整理性超越是一次质的飞跃。

（三）“意识流小说”出现在新时期文学之初，成为一个轰动文坛的事件。王蒙创作了《春之声》、《海的梦》、《夜之眠》，还有宗璞的《我是谁》等一批小说对西方现代主义小说技巧的借鉴和运用，引起了文坛的关注。

（四）80年代后期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是新写实小说思潮的崛起。创作方法虽然仍以写实为主，但注重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主题上，更多的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与无奈；大多采用客观化的叙述态度，有意采用一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等，代表作家及作品有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官场》，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等。

十一、九十年代小说文学。

随着市场经济中心的确立，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发生了转变，文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价值正被淡化，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特征得到了强化。

刘震云是新写实小说重要的代表作家，新写实主义小说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它以河北“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的崛起为标志。这一时期出现了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作品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十二、新世纪中国小说大众化娱乐化。

新世纪的中国小说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小说本身的变化，也使文体数量激增。网络写作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小说写作的类型化趋势，当时的作家很多都是以此为生。

十三、80后文学的创作潮流。

“80”后的作者有专门的创作网站，在当下的图书市场上，他们和所有的前辈们是平分秋色的。“80”后是依赖于网络的，他们中的代表作家有相当一批是出自“新概念”，比如韩寒、郭敬明等人，他们的作品也进入了“产品—销售 —利润”的快车道，成为巨大的利润符合。“80”后迅速地连接市场，平步青云，在文坛上崭露头角。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中国传统的主流小说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是在听说互动的过程中完善的。外国传统经典小说是写出来的，便于阅读；而我国的传统主流小说，既适于阅读，更适合说书。我国小说的发展从文言到白话，从历史故事到网络的转变，继承并发展着我国灿烂辉煌的文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无比地自豪和骄傲。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小说创作发展的一些观点，有不到之处，请老师多多批评、指导。谢谢！

第五篇：中国科技发展史

绪论：我了解的最重要的事件是活字印刷术，在11世纪上半叶快要结束的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一种用陶土烧成的活字。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版是与宋代的文化繁荣有关的。宋朝继承了唐的科举制和学校制度，而且放宽了对学生出身门第的要求，一般人的子弟亦可进入太学，并且新增了画学学校和武学学校。和唐人相比，宋代的知识分子不但写诗，还写大量的词，画更多的山水花鸟人物画。北宋的徽宗皇帝也是有名的书画家。另外，在史学，地方志的编写方面也比唐代规模更加宏大，记述的内容更加丰富。除此之外，宋朝和金朝还开始流行化话本小说，这是明代章回小说的前身。如此繁荣的社会文化生活，对印刷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杭州）和成都，都有雕版印刷业的中心。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逐渐显示了它技术上的优越性——印刷匠可以用许多活字在印刷板上排版，而且这些活字还可以重复使用，因而免去了印一次刻一次版的麻烦。到了南宋末期的1241—1251年前后，在蒙古方面做官的理学信徒姚枢（1203—1280）教他的弟子杨古用活字版印刷出朱熹的《小学》、《近思录》和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前两部书的作者朱熹是南宋最有名的理学家，也是中国最早的私人书院——白鹿洞书院的创办者。朱的书首先被印出来说明南宋时私人教育事业相对于朝廷办的官学有了相当的独立性，学在官府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吕祖谦是和朱熹齐名的理学家，曾任国史院编修，在学术上很活跃，开浙东学派之先声，还曾邀集朱熹和陆九渊两派学者1175年在江西信州鹅湖寺辩论哲学。朱，吕二人的书既不是宗教典籍，也非科学著作，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大量需要的东西。

在唐代发明雕版印刷，宋代发明活字印刷的时候，曾经迅速把造纸术引入并传到西方的阿拉伯世界却没有积极地通过西域和海路接受中国的印刷术，并将它传入西方。这是因为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大概认为印刷《古兰经》是对先知的不尊重。到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建立起来时，印刷术才迅速向欧洲传播。同时，元代的王祯又创制了木活字，接着朝鲜的印刷巧匠们又创造了铜活字。随着元朝时东西方的交往，欧洲人很快便利用了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几支语言文字中，最基本的字母只有二十几个，活字印刷就显得格外方便。在1455年，古腾堡用铅活字印出了《圣经》，《圣经》的机械化生产大批平民知识分子有了直接阅读这本原来由教会垄断了解释权的书。

第一章：古人生活在距今4万～25万年的时代，地质时代属更新世中期或晚期，考古时代属旧石器中期。在欧洲和亚洲都有发现。

中国的古人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以及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峙峪人„„这一时期的文化遗物主要发现于山西丁村和周口店。

远古的科技：主要是石器，有厚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小尖状器和石球等，其用途较为明确。这一时代周口店“山顶洞人”的石器比北京猿人的石器先进多了。

第三章：《诗经·小雅·大田》说：“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稺。田祖有神，秉界炎火。”《毛传》云：“食心日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因此将作物害虫分为螟、螣、蟊、贼四类。

第六章：在外力的作用下，地球的自转轴在空间的指向并不保持固定的方向，而是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地轴的长期运动称为岁差。中国晋代天文学家虞喜，根据对冬至日恒星的中天观测，独立地发现了岁差。据《宋史•律历志》记载：“虞喜云：'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岁差这个名词即由此而来。祖冲之首先将岁差用于历法。

第八章：沈括首次推出冬至日昼夜“百刻有余”，夏至日“不及百刻”的结果。他还设计了“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梦溪笔谈》卷七）的演示实验，证明了“月本无光，日耀之乃光耳”，以及月相变的道理。对历代历法的积弊改进，推行了比较合理的“奉元历”，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更科学的“十二气历”设想：即以节气定月份，大小月相间的纯阳历。对指南针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把“方家以磁石磨针锋”而得的人工磁化针用来作试验，提出四种装置方法（水浮法，碗沿法，指甲法和单丝悬挂法）并分别评论，指出悬丝法“最善”及具体办法（“独丝、”“粘蜡”），还记载与验证了磁针“常微偏东、不全南也”的磁偏角现象。在光学方面，沈括对小孔成像、凹镜成像等成倒影（像）的诸种现象进行比较，得出“碍”（焦点）的概念（参见“中国古代对光的认识”），并具体描述了焦点处“大如麻菽著物则火发”的现象，他称光通过“孔”“碍”成象为“本末相格”之术。他亲自查看了虹的成因而得出“虹两头都垂洞中”的记录，并说当时“自西望东则见”。通过“红光验尸”记录了民间利用新赤油伞滤光验出尸身上的青紫伤痕的方法。对透光镜将背面花纹字迹透现在镜面上的原因也从铸造工艺作了考察：“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纹）上差厚（厚度有差别），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在声学上沈括用纸人来放大琴弦上的共振，以便形象地观察，还记录了兵土用皮革箭袋作枕时“虚能纳声”的空穴效应，并深入分析了各种乐器制作、制钟等音乐声学问题。在《梦溪笔谈》中，他还记录了许多宝贵科技资料如《木经》（喻皓）、活字印刷（毕异），水利施工（合龙方法）等等。沈括在政治、军事、外交上亦展示了才能。沈括十分重视调查、观察、实测、实验，并且要“原其理”，“以理推之”。他倡导“见简即用，见繁即变，不胶一法”，这也是他取得天文、物理等方面独创性成就的原因之一，并且到过许多地方，广闻博见，知识丰富。他的科学思想受儒、道、元气说等的影响，同时注意核查他人在实测中的数据。例如在天文学方面，他详细观察五星运行轨迹（“如柳叶边缘”）和陨石坠落时的情景；为测量北极星与北天极的真实距离设计了窥管，每夜3次，连续三月，得200余图，得出当时极星“离天极三度有余”的粗测结论；作晷漏实验十余年，首次推出冬至日昼夜“百刻有余”，夏至日“不及百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