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之我见

第一篇：“电车难题”之我见

“电车难题”之我见

“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其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疯子在那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考虑以上状况，你应该拉拉杆吗？

解读：电车难题最早是由哲学家Philippa Foot提出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提出的观点是，大部分道德决策都是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做出的。从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明显的选择应该是拉拉杆，拯救五个人只杀死一个人。但是功利主义的批判者认为，一旦拉了拉杆，你就成为一个不道德行为的同谋——你要为另一条轨道上单独的一个人的死负部分责任。然而，其他人认为，你身处这种状况下就要求你要有所作为，你的不作为将会是同等的不道德。总之，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为，这就是重点所在。许多哲学家都用电车难题作为例子来表示现实生活中的状况经常强迫一个人违背他自己的道德准则，并且还存在着没有完全道德做法的情况。对于“电车难题”的经典观点有两种，简单的讲有两位代表人物——边沁和康德。那么假如边沁和康德是那个可以拉动拉杆的旁观者，他们会怎么做？

边沁的道德原则很简单：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如何才能达到“快乐最大化”呢？边沁的回答是计算———把所有的收益（快乐）相加，减去所有的损耗（痛苦）。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对功利主义者来说，所有的道德争论，实际上都是讨论如何使快乐最大化。

那么边沁他会怎么做呢？从边沁的观点来看，他明显的会选择扳岔道，拯救五个人只杀死一个人。在这个例子中，通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就会知道：撞死一个人显然比撞死五个人更划算。

5>1，看似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很有道理，但是他的原则并不总是令人感到满意的。假如，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这时你恰好站在电车轨道上方的桥上，你身边恰好有一个胖子，如果你把胖子推下去可以阻止电车继续向前，因此可以挽救五个人的生命，你会去推那个胖子吗？

调查证明大部分人不会那样去做。但是边沁会推下那个可怜的胖子，因为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5 > 1，显然应该牺牲一个人去拯救五个人。

假如还有一小部分人会和边沁做出一样的选择，好的，问题又来了，假如你恰好站在桥上，而且只有你一个人站在桥上，很不幸的是，你还是一个胖子（可怜的胖子），你会自己主动跳下去阻止电车继续前行吗？

谁愿意以自杀的方式去换取另外五个人的生命？愿意的请举手。

我们再来看看康德如何做选择。康德不满意功利主义关于道德基础的看法，康德坚持认为道德的准则不可能在经验中找到，只能在纯粹理性中寻求。康德说，我们每个人不需要诉诸外在的权威，而只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就能够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是主观的意见，因为在康德看来理性超越了我们自身，它颁布了“普遍必然的律令与义务”，这个律令康德称之为“绝对命令”。

绝对命令有多种表述方式，它最基本的命令有两条。

1、使你的准则普遍化。如果一种行为在道德上是错的，那么对任何人都是错的；如果一种行为在道德上是对的，那么对任何人都是对的。

2、将人看做目的。康德认为要将人当做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加以对待。任何人都不应该仅仅被视为或者用作达到别的目的的手段，每个人本身就是独特的目的。

康德告诫我们：在实践中，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问自己两个问题：你愿意每个人都这么做吗？你把别人当做手段了吗？我个人觉得这有点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

如果要康德来回答那个电车难题，他的选择将和边沁的完全不同——他绝对不扳道岔，也不会把胖子推下去的，更不会自己跳下去。

因为上述的做法都不符合绝对命令的两条准则。首先，如果你是那个胖子，你愿意别人把自己从桥上推下去，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吗？你当然不愿意。那么这么做就是不道德的，因而也是不可取。其次，你一旦把胖子推下去，就意味着你把胖子作为了一种手段，同样这也违反了绝对命令。

我们再来看看某位网友对“电车难题”提供的解决方案。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论证过程：

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里的“行为”是什么意思？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承认人具有自由意识——这是法律和道德合理化的基础。不承认自由意识存在，也就否认了一切法律和道德的合理性。如果一个人杀人放火是由于童年的遭遇、社会的影响、政府的不公正待遇等外界客观因素所决定的——罪犯本身的原因不是决定性因素——我们就没有权利依据任何法律对这个人进行惩罚。他杀人放火是由于其他原因，是他本身不可改变的，惩罚这个人显然是不合理的，惩罚他也于事无补、毫无用处。

人具有自由意识，可以做出自由选择，并且他应当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这是一切法律和道德合理化的最根本基础。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解释“行为”是什么意思：行为，是人在所有可能性中做出的一个唯一的选择。

“行为”并不是“行动”，你什么不干也是一种选择，因而也是一种行为。现在我们可以理清这个悖论的条理了：

一、对于这一事件，你只有两种选择的可能性：动拉杆或者不动拉杆。你必须在这两种行为中选择一个，你能够预料到不同的行为会有不同的后果；

二、你选择“不动拉杆”这种行为，会造成五个人死亡；你选择“动拉杆”这种行为，会造成一个人死亡。

这个悖论的关键在于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在两种不道德的行为中选择其一，因而是个难题——这是真正的脑袋被驴踢了。Das说那么多年那么多大牌高手脑袋都被驴踢了一遍，你可能有点不大相信，可事实就是这样。事实上当你必须二者之中选择其一的时候，这两种行为绝对不可能都是不道德的。

只有一种选择的时候，就等于没有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行为，没有行为就没有责任——也就无所谓道德不道德。

在这个悖论中如果没有拉杆，你无法改变电车的方向，你对轧死五个人的结果根本就无能为力，无论你干什么事儿对这一结果都没有影响，这时候无论你干什么，都等于什么也不干——你唯一的选择就是什么也不干，你就等于没有选择、没有行为，因而这一事件中你也谈不上什么道德不道德。

当你只有两种选择（或者100种选择，道理是一样的），你除此之外就没有选择。假如这两种选择都是不道德的，这就等于说无论你怎样选择都是不道德的，就等于说这种不道德竟然不是由于你的自由选择造成的，而是外界强加给你的。这显然是胡说八道。根据我们前面的论证：如果一种行为是不道德的，那必然是由于你自由选择造成的。当你无可选择的时候，那根本就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这一悖论的答案可以揭晓了：

一、你只有两种选择、两种可能的行为：动拉杆或者不动拉杆，这必然造成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人死亡或者五个人死亡。这两种行为不可能都是不道德的。

二、你拉动拉杆，造成一个人死亡的结果，你不应当为此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因为这个人的死亡，不是你的行为造成的。外界条件决定必然会有人死亡，要么一个、要么五个，至少要死一个人——这是必然的结果，这是你无法阻止的结果。

三、你不拉动拉杆，造成五个人死亡，你应当为此承担道德的谴责。死亡五个人，不是必然的结果，而是你的行为造成的。外界条件决定必然会有人死亡，要么一个、要么五个，死一个是必然的，死五个不是必然的，现在真的死了五个，那是你的行为造成的。

那位网友说“人具有自由意识，可以做出自由选择，并且他应当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这是一切法律和道德合理化的最根本基础”，这一点我赞同，就像我们法律不按照杀人罪来判处精神病杀人者是一样的道理。然而他又说“„行为‟并不是„行动‟，你什么不干也是一种选择，因而也是一种行为”，“ 你不拉动拉杆，造成五个人死亡，你应当为此承担道德的谴责。死亡五个人，不是必然的结果，而是你的行为造成的。外界条件决定必然会有人死亡，要么一个、要么五个，死一

个是必然的，死五个不是必然的，现在真的死了五个，那是你的行为造成的。”对于这个观点我不能苟同。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那位网友认为“什么不干也是一种选择”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做出“选择”。或者说，如果当事人什么都不做，不管当事人是否是考虑过拉杆还是不拉杆的选择，在那位网友眼里都是当事人的“选择”。可是是否每个人都会同意“没有行动也是一种选择”的观点呢？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你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一定要做出“选择”呢？以投票选举为例，每个人都会有三个选择而不是两个选择——同意、反对和弃权。如果，那位网友要求我们必须在“同意”和“反对”中选择一个，那么我问：你有什么充足的理由使我放弃“弃权”的选择呢？

中国有个成语叫“仓皇失措”，当我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如果被吓得失去了判断和行为的能力，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行动”，那么那位网友是否也会因为我们的所谓的“什么也不做”而去用道德的大棒谴责我们呢？按照那位网友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会谴责我们的“不作为”，因为按照他的理论，我们根本没有做出选择的能力，因此谈不到不道德。因此，要想使那位网友的观点成立，必须有两个前提：必须做出选择（不能弃权）和有做出选择的能力。

其次，那位网友认为“你拉动拉杆，造成一个人死亡的结果，你不应当为此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因为这个人的死亡，不是你的行为造成的。外界条件决定必然会有人死亡，要么一个、要么五个，至少要死一个人——这是必然的结果，这是你无法阻止的结果。你不拉动拉杆，造成五个人死亡，你应当为此承担道德的谴责。死亡五个人，不是必然的结果，而是你的行为造成的。外界条件决定必然会有人死亡，要么一个、要么五个，死一个是必然的，死五个不是必然的，现在真的死了五个，那是你的行为造成的。”，对此我提出异议。

那位网友认为“死亡一个是必然，死亡五个不是必然”，我觉得这个观点很离谱，鄙人认为恰恰相反。先不谈道德不道德，因为每个人的道德观都不同，我们只分析这个案例。在这个电车难题的案例中，其实有一个没有说的前提，大家只是关注到五个人大于一个人这个表象，而忽略了如下事实——电车继续直行是在平常必须执行的运行方式，是规定；而开往另一个方向是违规的。有的人会说，在特殊情况下规定可以视情况执行。好的，我让一步，我赞同规定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被改变，但是你做出改变电车行驶轨道的决定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要说：你必须为自己的选择的行动负责。按照规定，电车必须直行，你已经做出为了避免悲剧发生的预防措施了（刹车），只是刹车失灵，死五个人这不是你自由意志的选择，当然就谈不上你这个行动是不道德的。换句话说，死一个人是你自由的选择，是你的行为造成的，而死五个人却不是你的自由选择（至少不是你的本意），因为另一条轨道上的人可以不出现在这个事件之中，而是你选择了要他加入到这个故事的。那位网友认为“不作为”是一种选择，退一步讲，我承认我没有作为，但是问题是你如何证明我的“不作为”是我的自由意志的选择结果？

假如电车既可以直行，也可以变轨，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位网友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呢？具体点说，就是无论电车朝哪里开都是“我”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我可

以选择冲向五个人，也可以选择冲向一个人，那么我怎么做才能符合那位网友的道德观呢？

即使我选择舍弃一人保住五人的做法仍然是有争议的，因为我无法给出我的选择的正当理由。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功利主义的原则很难说服别人。为了避免麻烦，我可能会选择掷硬币，然后对大家说，死谁不是我的选择，是上帝的指示。

第二篇：有感《电车难题》

有感《电车难题》和《公正》

关于“电车难题”的情节在这里不多赘述，省下笔墨，来聊聊一些更实际的东西。

【为了利益？】

功利主义者在此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一人救活五人”，并认为由此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或“多数人之幸福”，然而那可怜的“少数人”，真能被如此利用吗？

Kant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到：“人就是现世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乃是世上唯一无二的存在着能够形成目的的概念，是能够从无数有目的而形成的东西中，借助于他的理性，而构成目的的一个体系”，并说“决不能把人这个主体单纯用作手段，若非同时把它用作目的。” 总而言之，认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笔者对此表示赞同。

把人当作手段，意味着个人屈从于集体，个人只是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突出的是“社会的整体性”和“整体的社会性”；而把人当做目的，意味着每个人都只能把他人当作自由、平等的存在来对待，突出的是“个人的权利性”和“权利的个人性”。在此处，“个人的权利性”强调的是“权利”，即个人“拥有权利“，并因此而获得自主做出决定和选择的自由；而“权利的个人性”强调的是权利为“个人所有“，任何人无理由向其他人的权利施加压力，迫使他人对某种权利争取或是放弃，甚至强加或剥夺他人的某种权利；任何违背权利人主观意志的外力施加行为，甚至仅仅是外力施加的行为，都将被看做一种对“个人所有”的权利的“不正当的干预”。Kant对此的论证过程为：人作为理性而存在，因“理性”而值得拥有尊严和尊重。也就是说，人因“理性”而拥有权利，此种权利表现为主体在“意志自由”下进行“自律地行动”，并因此值得拥有“目的角色”而非“手段角色”的尊严和尊重。

基于此种理由，笔者也认为，尊重人的尊严就应将人当做目的本身而非手段来对待。在电车难题中，牺牲一人挡住电车而救活另外五人，就是把这少数的“一个人”当做工具，来换取更多的“五个人”的生命；少数的“一个人”并没有被当做“目的本身”而被赋予与多数“五个人“一样的尊重，即未被一视同仁地当作“自由”、“平等”的主体来对待。因此笔者不提倡“以一换五“。并且，此种从“形式上”表现为“利益最大化”的做法，真能保证在“实质上”也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吗？

【“数量”=“利益”？】

何为人之“利益”？笔者认为，“生命”、”自由”、”尊严”等诸如此类，为人之根本利益，而这些利益的共同特征在于，都有价值上的不可衡量性，通俗一点表达，即不可量化其价值。至于“赔偿”之类的行为，充其量也只能被定义为一种“不等价的安慰”，金钱无法衡量生命、自由、尊严的价值。此外，正由于人是“目的”，决定了我们不仅不能量化人的各方面价值，更不能对人作为个体的“完整价值”进行量化，也就是说，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不能被他人以任何非平等的眼光看待，并且这种平等，不能被用以“计数”，即不能作为某种具体的、相对的平等，而是一种抽象的、绝对的平等。也正因此种平等具有抽象性，我们无法得出“五大于一”的结论——每个人都作为理性而存在，应当受到同样的重视。

事实上，很多功利主义者所追求的利益，仅能被看作是“眼前利益”。这里的“眼前”有两种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是指功利主义者将人的利益“皮囊化”，也就是说，仅关注最表层的“数量”、“形式”方面的利益，诸如“多数”之“幸福”；第二层是指功利主义者的做法实际上仅看到了当下，而未考虑长远，即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仅能维持“短期幸福”。

对于第一层含义，首先，关于“数量”的问题，笔者已在上文进行解释，即诸如生命、自由、尊严之类的人之各方面利益，无法进行具体量化；而人作为理性存在而拥有的“个体的完整价值”，更是不可被估价。对于“形式”的问题，笔者并不认同“幸福”就是人之利益的终极目标，因为除幸福之外，诸如“道德”、“公正”等，也都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东西，并且难以达成全人类一致的先后顺序选择；相反，“人”才是人之利益的终极目标，这便又回归到康德的说法，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对于第二层含义，由于“大多数人的幸福”总是建立在“少数人不幸”之上，那少数的异议者总是被迫沉默或是被限制自由思考，如此长而久之，轻者可能削弱社会的进步能力和活力，重者可能最终造成公正的丧失。毕竟真理也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另外，即使并非真理，异议也能给多数的“正统观念”提供一些参考，或带去一些有力的挑战，防止其陷入“荒谬的一致性”，变成教条和偏见。

因此，在“人”之难题上，简单以多数或少数来判断利益和价值，实失偏颇。

【为了道德？】

Kant认为，“一个好的意志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它所达到的效果和成就”，“它本身就是好的，无论它是否盛行”，“它应当‘遵守’道德法这一点是不够的，它还必须‘为了’道德法而被完成”。也就是说，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并不是由其结果决定，二是由完成这一行为的“动机”决定，重要的是你的动机：如果出于一种外在的、被动的目的，例如为了自我利益，为了少受非议，那么便不能称之为“道德”；但若是出于一种内化的、主动的自然，例如我就是想为他提供帮助，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然，是我自然而然应该做的，我并没有产生其他任何“非自然”的意图，并没有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扰和强迫，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能真正被称为“道德”。

基于此种理由，电车难题中，“以五换一”的做法很难用“道德”对行为动机加以掩盖。因为若是出于害怕被骂成“不会计算的蠢货”而救另外五人，那么便是出于一种“非自然”的动机，当然便不能称之为“道德”；若并未顾忌旁人的非议，而是自发想人为干涉电车走向，但只要有“少数一人的牺牲”的存在，便永远无法对此种行为的“道德性”说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你永远无法对一个原本不该死的人说：“让你死是出于真正的‘道德‘。” 【“对多数人的理念或善”=“道德”？】

在此，有人对 “道德”定义产生疑问：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难道不是大多数人认同的理念或是善意，就是“道德”的内涵吗？对此，笔者的回答是：道德的判断标准并非来源于“数量”，而是像Kant所说，道德标准源于“动机”。在此种情况下，“即使它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却仍然一事无成„„它也仍然像一颗珠宝一样因其自身的缘故而熠熠发光，就像那些本身就拥有完善正价值的事物一样”。

人类历史上，符合大多数人认同的理念或是善意，却并不能被称为“道德”的事物或行为比比皆是。例如蓄奴制度、对种族的歧视、对同性恋的反对等等。毕竟历史的车轮一直前进，人类的观念必然会不断变化发展，前述所举例的例子，当对传统观念的反对意见首次被提出，必定被指责为“非道德”的异端行为；然而，当我们经过了那“思想的革命”，走过了那段新旧交替的腥风血雨，再回望过去的种种，才发现过去“多数人的理念或善意”并非道德，只是旧习旧观念罢了。

此外，笔者还想说一个比较有趣的社会现象，即“乌合之众”的现象。此现象的提出者Le Bon认为：当许多的个人一旦构成一个群体时，就会产生独特的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通过彼此情绪上的相互感染，使个人不由自主的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又因为由理智主导事物的发展趋势远远没有由情感趋势来得快捷迅速，人们便往往容易不加怀疑地接受群体提供的意见、想法和信念，盲目的模仿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和态度；因而对于群体来说，往往只能够接受简单而极端的情感。由此看来，在这样一种“乌合之众”的大众心理剖析之下，“多数人的理念或善”便很难成为“道德”的辩护词，而生活中高举“道德”的旗号干涉他人的私人生活和权利的亦比比皆是，严重的道德绑架对当事人的伤害程度，在某些层面上决不小于真正的绑架行为。就像这样一句话所表达的：“所谓民意，有时可转化为另一种程度的暴力，而这种暴力，比所谓专制，来得更隐蔽，影响也更加深远。”

【说开去】

读完《电车难题》和《公正》，笔者还联想到一个我国几千年的“传统”，即“个人让利于国家和集体”。笔者认为，此处说好听一些是传统；说激进一些，便是几千年专制的遗害，或是集权政治的恶果。

我国经常提倡的“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要优先于个人利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功利主义”。为了让此种“功利主义”为人民所接受，大多搬出“传统美德”之类的说法，上升为一种“不遵守即为小人”的“君子之德”；亦或是说出更为荒谬的理论，如“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云云。此处，很明显的一点是，我国推崇“集体/国家本位”；然而，面对庞大的国家权力，渺小的个人往往无能为力，提倡的个人权利也有诸多名不副实之处，比较典型的一点是宪法中规定的各类公民权利。笔者认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律一旦严苛便只会更严苛，而一旦宽松却不会更宽松；换作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干预亦如是。道理如前所述，个人相对于国家和集体，力量过于渺小，国家有强制个人的力量，个人却决无强制国家的力量。因此，在此这种恶劣环境下，若仍不断强调集体和国家优位，忽视个人权益，极易陷入一种“集体吞噬个人”的漩涡，而此种漩涡所能带来的恶劣后果之一，便是集权，甚至专制。

末了，笔者并不奢求个人优于集体和国家，然而笔者着实企盼 “个人”得到更多应得的“尊重”。

后记：

笔者还联想到另一种社会现象，即“双重标准”现象。在电车难题中就表现为：若把轨道上的少数人换成亲人、好友之类，许多人便不会再选择“以一换五”，这一点可以说是对上文提到的“道德”的补充。笔者认为，只有一种“无差别的道德标准”，才能称之为“动机纯正的道德”，否则便仍是一种“缺乏理性的伪善”。然而毕竟人是感情动物，过于大公无私似乎亦有不妥，正如《悲惨世界》中贾维尔对他心目中所追求的“公正”矫枉过正一样，因此对于这一点，笔者亦有诸多困惑之处，想日后读书求问，若老师有书目推荐，学生不胜感激。

第三篇：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摘要】李约瑟难题对中国意义甚大。从李约瑟提出至今，人们试图从各个方面解答。就李约瑟提出的问题，从中国文化观念、思维方式，政治体制、信息交流以及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等方面给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学技术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环境

【正文】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近代科学革命只产生于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①这就是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正式提出的“李约瑟难题”。

中国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辉煌的成就，最引以为豪的当属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全人类历史的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②除此之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

然而，格局到了近几百年被打破，欧洲诞生了现代科学，把中国远远抛在身后。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国科技的全面落后可谓机缘颇重，原因很复杂，我认为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政治体制、信息交流、科学环境等方方面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科学知识如天文知识只为统治者服务，而诸多发明只是父子相传，不能形成社会共有的科学知识。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学习。不仅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何况，古代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只是技术成果，而不等于古代的中国社会具备了科学的环境，即具备主动调节和实现科学发明的健全机制与文化环境。一般地说，在古代中国作出某种技术创造只需专门科研人员对理论性知识的收集、分析与沉思，只需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并且一种技术发明均由发明者个体即可完成，它是发明者将自己的经验与其相关的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成的结果。而欧洲却因新型学校的出现而形成了主要表现为数学化、逻辑化、理论化的环境。这种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上述中国所特有的环境。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产生像西方的科学的环境，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阻碍中国产生科学环境的机制。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氏几何学一样的严密的数学逻辑体系；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一样规范数学化的自然定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样严格实证推理的物理体系，等等，而近代科学传统就产生于这种环境。中国文化中心论视中国为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为世界最高水准，没有迅速吸收外来先进科技和文化的要求。中国人一直都

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不需要想国外所谓的蛮夷学习，甚至郑和下西洋也只是宣扬明朝皇帝的恩德。

第二，实用主义观念方面的原因。这也可谓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自身的缺陷：重视实用主义的技术而轻视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往往只是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现象的描述，而至于有人说中国古代有的是技术，而没有科学。这是因为经世致用作为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实用主义的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

中国古代实用主义倾向表明，仅仅着眼于现实实用性是一种短视行为，放弃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其结果只能是连现实一起丧失掉。只有完整而又系统的科学知识体系才能赋予科学以最广泛的实用性。中国古代科技的许多成就虽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仅仅停留于定性与经验水平，没有进一步量化而达到自觉应用数学的阶段，所以，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便裹足不前了。由于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都较差，所以中国古代科技呈现出经验臆断过多，理性实验不足，逻辑组织能力低等非量化特点。这种缺陷造成了中国科技难以产生革命性的飞跃。

第三，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规定，表现为整体性的倾向。整体性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特点之一。中国传统哲学倾向于把客观世界规定为一个无限的、发展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特定结构及其连接方式和整体功能。这种思维特征在具体内容上表现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观。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定但很少有人像西方人那样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方式，而在观念内容上大多倾向于把对象理解为具有连续性结构的有机整体。中国传统系统整体观突出的长处是比较接近于辨证思维原则和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这种缺陷的特质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在发展了设立在整体性原则基础上的有机宇宙观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分析的方法，没有感觉到对宇宙进行精密的逻辑说明的必要。而这一点，恰恰是近代科学产生所必须的环节和条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复杂的社会系统有深入的研究，发展了辩证的整体思维方式，善于对政治和军事等复杂问题作综合的判断，但不善于作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没有发展公理式的几何和严格的现代数学，也不从事条件能控制的科学实验、对自然界进行系统的观测，因而对自然界的了解缺乏有科学根据的事实作为立论的依据。

第四，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中国在汉，唐到宋都取得了一系列值得称赞的成就，而到了元代之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知识分子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自然科学和技艺都受到了严重的贬斥。于是尊孔读经的人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名士”；而从事自然科学和技艺的人则成了只是会一点“雕虫小技”的“艺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再也无法和“科举出生、八股取士”的进士们相比了。因此很快就导致了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走八股取士之路，没有第一流的人才去研究自然科学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多崇尚儒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抱负，想的是入朝为官，注重的是人际关系。未能做官的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或归隐田园，或放荡不羁，除个别人外，都不去从事对自然界的了解和征服。此外，中国历史上战争不断，是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没有一个连续的环境。

第五，科学信息交流的匮乏。进行科学研究，首先要获取与交流科学信息，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劳动，而且还可以从同行研究中获得启发。而在中国古代，由于地理、语言障碍以及后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难以进行国际交流，而且国内交流也很有限。西方人曾经通过阿拉伯人从中国获得了四大发明等科技成果，并且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中国人并未对外吸收有较大影响的科技成果。

另外，还有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方面的原因。因为以上原因在近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仪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也没有以应有的速度发展，哪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特别是如今已经有六位华裔获得诺贝尔奖，却没有出现一位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原因也谈到：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除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得诺贝尔奖就是明证。由此可见，之所以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和科学环境。

【总结】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一些观念和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李约瑟难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我们去理解这种现象，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中挖出深层次的问题，从而寻求中华民族更好的发展途径。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几千年的浩瀚历史中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近代落后的原因需要当今的国人去总结。尽管中国本土至今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但华人在科学节也崭露头脚。有多位华人已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过诺贝尔奖，这说明中国人是有这个能力的。至于什么时候在中国自己的国度里培养出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卓越科学家，这实际上也是和“李约瑟难题”存在一定的联系。究竟我们的问题在哪？这需要更多的学者寻求真正的根源所在。相信这一天终究不会太久远！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90.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8

第四篇：李约瑟难题之我见1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09电信一200912040109张海星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中国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辉煌的成就，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全人类历史的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除此之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而到了近代，西方在科学技术方面得成就远远超过了中国，三次科技革命区区一二百年，取得的成就却比历史上所有时间里取得的成就加起来还要多。

对于上述的情况我认为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的原因：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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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其相关的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成的结果。而欧洲却因新型学校的出现而形成了主要表现为数学化、逻辑化、理论化的环境。这种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上述中国所特有的环境。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产生像西方的科学的环境，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阻碍中国产生科学环境的机制。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氏几何学一样的严密的数学逻辑体系；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一样规范数学化的自然定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样严格实证推理的物理体系，等等，而近代科学传统就产生于这种环境。中国文化中心论视中国为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为世界最高水准，没有迅速吸收外来先进科技和文化的要求。中国人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不需要想国外所谓的蛮夷学习，甚至郑和下西洋也只是宣扬明朝皇帝的恩德。到了被列强的尖船利炮打怕了之后，又崇洋媚外，能够把国外得东西引进来，认为外国得东西就比国内的好，自己也就没有必要花精力去自己制造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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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是中国崛起，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

第五篇：新化教育难题破解之我见

新化教育难题破解之我见

新化上梅中学罗贵雄

我县现有中小学校及教学点500所，在岗教师9000名，在校学生15万，属教育大县，教育的成败事关新化未来的兴衰。近几年来，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教育主管部门亦是费尽苦心，多管齐下，赢得了全县教育事业新的发展，全县人民对教育的满意度越来越高。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教育竞争的日益激烈，对办学设施、师资力量、办学环境等诸多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县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新的难题和矛盾。当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构想，面对新的机遇,我县教育所面对的难题必须得到切实破解，全县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新的跨越。

一、关于师资力量仍很薄弱的难题

据不完全统计，我县各级各类学校中，真正第一学历合格的教师只在七成左右，全县研究生学历教师在10人左右。当前师资最大的问题是年龄偏大，身体偏差、观念偏旧，教法偏老。教育事业本是一种需要激情的事业，但可怕的是，相当多的教师有一种很浓的身价自卑感和职业倦怠感。近几的来，尽管我县通过省级、县级招考和人才引进等诸多方式，努力在补充教师力量，但仍难满足学生对优秀教师的渴望，学校对称职教师的需求。在边远山区学校，依然存在请代课教师的现象。随着素质教育和新课改的强力推进，对教师素质提出了

更高要求，因此，我县必须实施更开明的政策，更优惠的条件，更合理的配备，更快捷的手续，将真正有本事、有思想、有爱心的年青人吸纳进入新化教育。

二、关于学校布局不太合理的难题

据有关教育专家测算，高中学校的配置以居民人口15万到20万设立一所为宜，初中学校以2万人到3万人设立一所为宜，小学则以5000人设立一所为宜，而且要特别尊重学生及家长向往城区学校的愿望。从这个配置原理来看，我县当前中小学配置，还是有改革的必要。当前，各学校争抢生源的现象非常严重，大大增加了教育成本，耗费了大量精力，丧失了教师尊严。其重要原因，是学校布局不太合理。为了真正让学生得到公平的教育，建议合并部分农村中学，强化城区中学建设，以满足大部分学生向往进城就读的需要，使学生得到更好的培养。同时，为了避免争抢生源现象，还建议将城区高中组建教育集团，对教师优化组合，避免无意义的内耗。调整和理顺教育管理体制。当前我县高中与乡下初中的管理机制不太科学，有的高中管辖乡下初中和小学，有的高中没有管辖乡下初中和小学，这样既不利于高中和初中的公平招生，也不利于高中、初中、小学的自主发展。建议高中与乡镇学校分离，更有利于自主办学，亦更能调动各级学校的办学积极性。

三、关于教学设施相当落后的难题

我县许多中学和小学，从外观上看，似乎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房子，但是，其实很多学校教育教学设施是很不够的。拿上梅中学举例，无法按教学大纲要求上电脑课，上实验课。特别是田径场的建设，三届校长都努力过，均难以遂愿，所以田径课多年来都只能租车将学生装到铁牛中学或新化三中训练。在东北，各高中的基础设施和办学条件普遍很好，都有高标准的运动场地、实验室、图书馆和学生宿舍，学生课桌都是现在化配备，电子教学使用的是电子白板，所有楼房装修一新，这一切，全是政府资金投入，不用学校自筹。而我县至今，没有一所学校有塑胶跑道，更谈不上图书馆、体育馆。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真正形成大家办教育氛围。在政府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要倡导和鼓励广大家长援助学校办学，鼓励企业支持教育事业，通过多种渠道，提升学校办学条件。

四、关于教育环境不很宽松的难题

学校在发展过程中，深感没有足够的理解环境、宽容环境和宽松环境。很多部门都可以到学校检查，到学校收费，或要求某项工作达标，但不见主动拨点钱，当校长真的难啊！而哪怕学校发生一点小事，社会往往指责学校的多，把压力全压在学校身上，可以说，少数人已形成什么都是学校的责任的惯性思维。而学校校长天天背负着因安全责任或收费不慎遭到免职的沉重压力。客观地说，近几年来，县四大家在营造教育发展优良环境上是下了很大力气的，但更恳请社会各界要充分意识到教育是利泽千秋万代的事业，真正从内心支持关心教育事业。不能让学校校长经常为一些无关教学的事应酬，陷入无限烦恼，无法集中精力办学。要给教师以足够的尊重，给教育以足够的尊严，给学校以足够的自主空间。

五、关于学校经济明显紧张的难题

当前，绝大多数高中学校负绩运转。据统计，城区学校中，新化一中负债5000万左右，新化三中4000万左右，上梅中学3000万左右。为什么会负债？以上梅中学为例，每年学费收入和财政投入共计540万元，但要发给在职教师绩效工资255万元，负债利息300万元，每年水电费110万元，办公费及试卷打印费120万元，维修费100多万元，困难学生助学金及优生奖80万元，还有老同志经费、学校基建不计，学校每年亏500多万元。

近几年来，县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是越来越大的，但是，因我县属国家贫困县，全县经济确实紧张，因此很难满足教育的需要。为了教育的发展，建议县财政还须加大教育的投入，特别是高中学校，需形成投入的常态机制，确保高中能正常运行，确保高中校长只为教学着想，不为运转发愁。同时，请教育主管部门规范和统一高中教师待遇。当前高中教师的待遇很不统一，有的比较高，有的比较低，教师经过一比较，有时影响工作积极性，使校长压力很大。建议教育主管部门认真调研，形成方案，使各层次高中形成统一的待遇，稳定教师情绪。同时，务必关心教师的成长与身心健康。要给教师创造定期赴外学习考察的机会，让教师开阔思维和眼界。要关注教师健康，当前，相当多的教师因为劳累过度，处于亚健康状态，须减轻身心负荷，提高幸福指数，增强职业吸引力。

总之，县四大家是高度重视教育的，大多数职能部门是支持教育的，作为学校校长，我从内心表示感谢。我也深知县里的难处。可喜的是，县四大家关于教育发展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全县各界关心支持教育的意识也越来越浓厚，全县学校亦形成了良性竞争的局面，我坚信，新化教育必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