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吉林省高法高检民行抗诉会议纪要
【法规名称】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工作第三次联席会议纪要
【颁布部门】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效力属性】 有效
【法规编号】 107608什么是编号?
【正文】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工作第三次联席会议纪要
为加强我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工作的相互协调配合,理顺工作关系,解决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切实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和申请再审的权利,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进一步改进和推动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审理工作,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于 2005年12月26日在长春召开了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工作第三次联席会议。现纪要如下:
第一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审查的案件,可以到人民法院借阅有关审判卷宗,借阅卷宗应当出具借卷函,并严格按照法院有关档案管理制度的规定办理借阅和退还卷宗手续。
人民检察院借阅审判卷宗时,卷宗尚未归档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归档并通知借阅的人民检察院。借阅期限一般不超过三个月,因审查不能按时归还的,应当办理续借手续。在借卷期间遇有特殊情况,人民法院需要使用被借用的审判卷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归还。人民检察院对借阅的审判卷宗,应当注意保密,妥善保管。
提请抗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况办理移送、返还审判卷宗手续:
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应当将审判卷宗随同提请抗诉报告书移送上级人民检察院,并函告借出卷宗的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抗诉的,应当及时将审判卷宗退还下级人民检察院,由下级人民检察院退还借出卷宗的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抗诉的案件,应当将审判卷宗、检察卷宗随同抗诉书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法院,由借阅卷宗的人民检察院将抗诉书送达借出卷宗的人民法院;抗诉案件再审审结后,由再审人民法院将审判卷宗直接退回原借出卷宗的人民法院,检察卷宗应当随再审卷宗一并归档。
第二条 人民法院收到抗诉案件后应当在一个半月内作出再审、中止原判决执行、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裁定或者通知函,并将裁定书或者通知函送达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如遇特殊情况,可以通过协商适当延长。
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应当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及时审理。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应当函告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或者出席再审法庭的人民检察院。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申诉案件并决定立案前,应当询问申诉人是否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如果当事人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应当中止审查,同时函告接受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在决定立案并向人民法院借阅审判卷宗时,人民法院已经决定对案件进行立案复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中止对案件的审查并通知申诉人;人民法院对案件裁定启动再审后,应当函告拟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拟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对该案件应当终止审查。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不予启动再审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视情况决定是否提出抗诉。
第四条 人民法院对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裁定再审后,当事人如果书面撤回申诉或者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予撤诉,终结再审诉讼,同时以书面形式告知人民检察院。如果人民检察院是以生效裁判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提出抗诉的,当事人的撤诉行为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的合法权益或者为规避国家法律以及是在受胁迫、欺骗等违反真实意思表示情况下作出的,则不允许撤诉,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及时作出再审判决。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可以自己审理,也可以指令下一级人民法院审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由接受抗诉的同级人民法院再审:
1.已经查明作出生效裁判的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违法或者犯罪行为,且人民检察院以此作为抗诉理由的;
2.经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协商,认为应当由同级人民法院再审的。
人民法院已经再审的案件,原则上由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的同级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指令原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的其他同级人民法院再审。指令再审的裁定同时送达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抗诉案件时,人民法院应当于会议召开三日前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检察长因故不能列席的,可以委派副检察长或者检察员列席,审判委员会应当认真听取人民检察院列席人员的意见。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已立案的案件在审查时,如果发现执行原裁判可能会给当事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或者可能出现难以执行回转情况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发出《暂缓执行建议书》,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暂缓执行,并书面通知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尽快结案,自《暂缓执行建议书》发出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
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不能及时作出再审裁定的,应在调取原审卷宗时通知执行法院或有关执行机构暂缓对原裁判的执行,直至再审裁定作出为止。
第八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书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
对人民法院经书面审理作出撤销原裁判、发回重审的抗诉案件,下级人民法院又 重审开庭的,不再通知人民检察院出席重审法庭。
人民检察院出席法庭人员的位置,其坐席应独立于诉讼当事人,并与任何一方当事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具体位置在审判区域的右前方申诉人一侧,其坐席与审判席成120度角。
人民检察院出席再审法庭的标牌和裁判文书统一称谓“抗诉机关”。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时,其主要任务是宣读抗诉书。出庭检察人员如果认为庭审活动违法,可以在庭审结束后,向其所在的人民检察院汇报,由其所在的人民检察院向再审法院提出书面建议。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不参与法庭调查、质证、辩论。如果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对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进行询问、质问或者发表过激言论的,法庭应予制止。
庭审结束前,审判长应当征求出庭的检察人员是否有新的情况说明。
因特殊情况人民检察院不能派员出庭的,抗诉书由合议庭人员宣读。
第十条 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裁定再审后,发现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经审查该协议内容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且该协议履行完毕的,应当裁定终结再审诉讼。
和解协议尚未履行或者未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的内容,制作民事调解书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并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同时送达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裁定再审后,发现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自然人死亡且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继承或者放弃参加诉讼的,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被依法撤销或注销,没有权利义务继受人,或者权利义务继受人放弃参加诉讼的,经审查该放弃行为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应当裁定终结再审诉讼,并将裁定书送达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裁定再审后,经合法传唤,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一方的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依照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可缺席判决;经合法传唤,申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各方当事人均不到庭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诉讼程序。人民法院审理上述案件,应当在结案后七日内将按缺席审理的判决书、按撤诉处理的裁定书或者终结诉讼的裁定书送达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如果人民检察院是依生效裁判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为由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及时作出判决。
第十三条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方式之一,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
事、行政审判工作提出检察建议后,人民法院应当认真研究,改进工作,并在三个月内回复提出建议的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对个案提出启动再审程序的检察建议时,应当将案件当事人的通信地址、联络方式的记载一并移送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建议再审的案件应当立监字号案件进行认真复查,认为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启动再审程序,同时书面通知提出建议的人民检察院,认为不符 合再审条件的,应当及时通知提出建议的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无论对人民检察院建议再审的案件是否启动再审程序,都应当自收到检察建议书三个月内回复提出建议的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决定对再审检察建议的案件不予启动再审程序的,人民检察院认为原裁判确有错误,可以正式提出抗诉。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当事人申请抗诉的案件,不符合抗诉条件的,应当协助人民法院做好息诉服判工作。
人民检察院审查申诉案件时要注意引导并促成各方当事人和解,当事人各方自愿和解并达成和解协议的,如果人民法院已对该案予以执行立案,人民检察院应将和解情况及和解协议告知作出原审裁判和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应当自行向双方当事人送达抗诉书副本,人民检察院向被申诉人送达确有困难的,应当按被申诉人的人数提交抗诉书副本,由人民法院向被申诉人送达。
第十六条 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应当在原裁判生效后两年内提出,无正当理由超过两年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如果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申诉案件,一般情况下,应当就原审卷宗进行审查,一般不应再进行调查取证。
如果人民检察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予以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可以在再审时依法出示并进行审核。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以遗漏被告或第三人为理由提出抗诉的案件,要求追加被告或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再审时,如果适用的是第一审程序,可以追加被告和第三人。被追加的被告和第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应当在答辩期内提出,超过答辩期的不应再提出管辖权异议。如果适用的是第二审程序,不得追加被告(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一审中未参加诉讼,再审时根据自愿原则予以调解且调解成功的除外);确需追加被告的,应当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
第十九条 再审文书的表述,在制作人民检察院抗诉理由不能成立的裁判文书中,不使
用“驳回抗诉”的表述。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抗诉案件和再审检察建议案件时应当加强信息沟通工作。
受理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案件的人民法院作出再审裁定书、指令再审裁定书或者移送案件函后,应及时函告提出抗诉或者检察建议的人民检察院。
审理抗诉或者检察建议再审案件的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后,应及时送达提出抗诉或者检察建议的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一条 本会议纪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第一、二次联席会议纪要同时废止。
第二篇:学习高法高检工作报告心得体会
从报告看五年来我国**法制建设,从身边事感受**法治进步,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我国**法制建设加快了前进脚步。
民众参与多
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五年来共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法律草案、法律解释草案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106件,通过了其中的100件。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过去五年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完善的五年,在立法过程中,**的大门敞开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郭跃进委员深有感触。
郭跃进说,目前我国的立法已经由早期的部门立法、“政府+专家”立法,过渡到“政府+专家+一定量群众”立法的阶段。“你别小看这一定量的群众,他们的参与表明我国的**法治向前跨了一大步。”
一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高票通过。“前后历时13年,8次审议,收到人民群众意见11543件,召开100多次座谈会和多次论证会,这是实质上的万民参与。”郭跃进说。
XX年11月,山东济南为起草政府工作报告,邀请市民参与,42天就征集上万条意见建议。归纳整理后,市政府将其中的81条吸纳进报告,76条在政府工作中采纳。市长张建国代表说,我们把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作为推进工作的落脚点。去年,济南市召开水价调整、土地征用补偿、城市拆迁安置、养犬管理“立法”等各类听证会20多次。
行政更规范
本届政府把实行科学**决策、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作为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
——政府工作报告
XX年8月起,国家对全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
“5年来,政务公开推行,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大大增加。XX年5月将要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更是从法规层面保障公众知情权。这将促进政府行政更加规范。”民政部党组成员李本公代表说。
他认为,实行科学**决策、推进依法行政,意味着凡是关系国计民生、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都注意认真听取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的意见,防止和减少行政决策失误的发生。
“我们出台了《民政部听证办法》、《民政部专家咨询办法》等五个‘办法’,通过专家咨询、组织听证、社会公示、新闻监督等多种形式实现广泛的社会参与。”
“现在,政府行为越来越规范了。如果‘犯规’,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上海市段和段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段祺华委员说。
段祺华曾代理过一起案子,某部门处罚一个违规企业,决定本身没错,但证据是事后补的。法院严格依法判决,撤消了该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据我了解,目前,在民告官的案子中,民胜的比例占到了30%。”
司法人性化
最高人民法院坚持惩罚犯罪和保障**并重。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改革和完善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制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XX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严格死刑案件审判程序,统一死刑适用标准,确保了死刑的慎重、准确适用。这一举措被称为“惩罚犯罪和保障**并重”,受到广泛好评。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玉华代表说:“惩罚犯罪和保障**并重,具体到审判工作中,就是要转变审判作风,突出公正、效率,确保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在山东,一审后当事人服判息诉的达到93%,二审后当事人服判息诉率为99.3%,绝大部分案件在法定程序内得到及时公正处理。
周玉华说,5年来,人民法院严格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切实做到了“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我们还以“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为工作切入点,采取多元化立案、巡回审判、司法救助等一系列便民、利民、护民措施,让家庭困难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让有理的当事人打赢官司。
“从律师的角度,我最大的感触是立法和执法都更加人性化、科学化了。”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主任许智慧代表说。
XX年,他参加了律师法执法检查,有律师反映在刑事辩护领域的调查取证难。律师法修改后,只要持律师证,就可以直接调查取证;如果遇到困难,还可以向法院申请帮助等。
XX年,全国检察机关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许智慧很感欣慰:“这也是检察机关为保障犯罪嫌疑人**所做的努力.
第三篇:学习高法高检工作报告心得体会
从报告看五年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从身边事感受民主法治进步,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加快了前进脚步。
民众参与多
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五年来共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法律草案、法律解释草案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106件,通过了其中的100件。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过去五年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完善的五年,在立法过程中,民主的大门敞开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郭跃进委员深有感触。
郭跃进说,目前我国的立法已经由早期的部门立法、“政府+专家”立法,过渡到“政府+专家+一定量群众”立法的阶段。“你别小看这一定量的群众,他们的参与表明我国的民主法治向前跨了一大步。”
一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高票通过。“前后历时13年,8次审议,收到人民群众意见11543件,召开100多次座谈会和多次论证会,这是实质上的万民参与。”郭跃进说。
XX年11月,山东济南为起草政府工作报告,邀请市民参与,42天就征集上万条意见建议。归纳整理后,市政府将其中的81条吸纳进报告,76条在政府工作中采纳。市长张建国代表说,我们把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作为推进工作的落脚点。去年,济南市召开水价调整、土地征用补偿、城市拆迁安置、养犬管理“立法”等各类听证会20多次。
行政更规范
本届政府把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作为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
——政府工作报告
XX年8月起,国家对全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
“5年来,政务公开推行,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大大增加。2011年5月将要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更是从法规层面保障公众知情权。这将促进政府行政更加规范。”民政部党组成员李本公代表说。
他认为,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推进依法行政,意味着凡是关系国计民生、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都注意认真听取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的意见,防止和减少行政决策失误的发生。
“我们出台了《民政部听证办法》、《民政部专家咨询办法》等五个‘办法’,通过专家咨询、组织听证、社会公示、新闻监督等多种形式实现广泛的社会参与。”
“现在,政府行为越来越规范了。如果‘犯规’,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上海市段和段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段祺华委员说。
段祺华曾代理过一起案子,某部门处罚一个违规企业,决定本身没错,但证据是事后补的。法院严格依法判决,撤消了该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据我了解,目前,在民告官的案子中,民胜的比例占到了30%。”
司法人性化
最高人民法院坚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改革和完善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制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XX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严格死刑案件审判程序,统一死刑适用标准,确保了死刑的慎重、准确适用。这一举措被称为“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受到广泛好评。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玉华代表说:“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具体到审判工作中,就是要转变审判作风,突出公正、效率,确保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在山东,一审后当事人服判息诉的达到93%,二审后当事人服判息诉率为99.3%,绝大部分案件在法定程序内得到及时公正处理。
第四篇:对民行抗诉制度若干问题思考
目录:论文摘要 2正文
3一、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应予适当限制
3二、检察机关在抗诉案件中所起作用的认识问题
5三、对抗诉案件的审级问题 8注释 10参考文献 10论文摘要 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是指人民检察院通过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行使法律监督权,对认为确有错误的裁判依法提出抗诉而由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制度。其目的是通过行使法律监督权,而促使人民法院及时依法纠正生效裁判的错误,最大限度的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但由于两部诉讼法在规定此项制度时立法过于原则,仅寥寥数条,内容空洞,且司法解释亦出现冲突,导致实践中法、检两家认识不一,争吵不断,严重困扰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笔者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对民行抗诉程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试作探析,以期引起学界及实务界的争鸣,共同完善此项制度。纵观分析,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应尽快明确,对人民检查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民行诉讼,应由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再审,且对再审裁判不得上诉,基层人民法院不审理抗诉的民行案件及其它再审案件,而由其上级法院再审,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关键词:民事行政 检察机关 抗诉制度 审级问题 审判监督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是指人民检察院通过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行使法律监督权,对认为确有错误的裁判依法提出抗诉而由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制度。其目的是通过行使法律监督权,而促使人民法院及时依法纠正生效裁判的错误,最大限度的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但由于两部诉讼法在规定此项制度时立法过于原则,仅寥寥数条,内容空洞,且司法解释亦出现冲突,导致实践中法、检两家认识不一,争吵不断,严重困扰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笔者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对民行抗诉程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试作探析,以期引起学界及实务界的争鸣,共同完善此项制度。
一、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应予适当限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及行政诉讼法第10条均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而作为法律监督重要形式的抗诉问题则规定的非常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以下四种情形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的;
(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但对于上述标准如何掌握,法,检两家各有不同理解,以致于实践中部分检察机关从扩大法律监督权的角度开展工作,无视案件期限、无视当事人意见、无视原裁判错误大小、无视司法成本,大量行使抗诉权,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有违立法初衷。无限制的低劣的抗诉不仅难以保证抗诉的质量,也严重损害了检察机关的形象,同时也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某区法院2001年至2003年共结再审案78件,而抗诉案件就达60件,占77%,其中维持的就有43件,占72%。①如此高的抗诉案件数量与如此低的抗诉成功率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使我们不得不对抗诉的范围重新审视、重新界定。[!--empirenews.page--]
1、抗诉的期限应严格限定在原裁判生效后的两年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民事、行政案件的再审申请人或申诉人超过两年提出再审申请或申诉的,不予受理。但检察机关的抗诉则不受此限制。《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以下简称《办案规则》)作为规范检察机关民行抗诉工作的司法解释,对抗诉的期限亦无规定。这样实践中就出现了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在超过两年而到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立案无望的情况下,转而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使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流于形式。还有一些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抗诉案件时,审查期限过长,待将案件抗诉至人民法院后当事人情况早已发生变化,或人去楼空,或查无影踪、或无法取证,给审判工作带来极大不便,同时由于原审判的中止执行,使原有的法律关系悬而不决,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因此从维护法制的统一,节省司法资源角度考虑,对当事人在两年内未向人民法院申诉或申请再审而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的,检察机关应不予受理,如检察机关坚持抗诉的,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对于涉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作为最高法律秩序和道德的代表,不需当事人申请亦可代表国家提出抗诉,但亦应限定在原裁判生效后两年内。这是因为相对于当事人而言,检察机关更具诉讼能力,在诉讼中更具优势,亦更有理由要求其在两年内完成审查抗诉,否则会造成诉讼中的不公平。
2、对当事人消极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应不予抗诉。所谓消极诉讼是指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由于自身原因怠于行使法律赋予的诉权而导致不利后果的。因民行诉讼是一种对抗性强烈的活动,它只有通过对抗双方积极的依法主张权利,才能使法律事实更大限度的接近客观事实,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如果一方态度消极,则表明可能的结果在其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其它第三方无需对其实施救济,这也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具体表现。②实践中,当事人或在一审时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对一审裁判不服,但在上诉期内不行使上诉权,或在二审间又撤诉的,均属消极诉讼之列,其转而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要么是出于逃避诉讼费的考虑,要么是为了恶意拖延诉讼,规避执行,从而将诉讼风险转嫁给司法机关,其结果必然耗费司法资源,使“两审终审”成了“三审终审”甚至“四审终审”,所有这些行为均是对法律严肃性的亵渎,理应予以否定,同时从“私权自治”的角度考虑,检察机关亦不应予以抗诉,除非该裁判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否则对此应一律不予抗诉。
3、对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应增设审查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5条规定,对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③这就意味着只要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则不需审查理由是否成立必然再审,而对同样可能引发再审程序的人民法院或当事人而言,在再审立案时,民诉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却要求对是否符合再审立案条件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方能立案再审,这样首先在立法上就表现了厚此薄彼的不公平,如此规定使得一些心怀叵测的当事人通过利益驱动,由检察机关滥用抗诉权从而规避法律,同时一些检察机关为追求政绩,片面要求抗诉率及改判率,不分错误大小,逢案必抗,通过抗诉量的大来追求改判率的高,无视抗诉案件的质量,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如某区法院受理的一起民事抗诉案件,检察机关以原审时漏算医疗费43元为由而提起抗诉,经法院再审查明该43元不是漏算,而是因此医疗费单据有瑕疵,不具合法性而未被法庭采纳,但原审判为对此予以针对性评析而引起当事人不满,故再审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对类似这样的案件,如能在审查程序中对当事人解释清楚,则完全不必动用法检两家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再审,检察机关只需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即可起到监督的作用,这样既可维护司法权威,又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最高人民检察院民行厅王鸿翼厅长讲:“检察机关的抗诉要在讲求诉讼经济的前提下,对[!--empirenews.page--][1][2][3]下一页 确有必要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才提出抗诉,对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虽有不当,但处理结果不损害公共利益,对特定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不大的案件,即便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案件,也不宜抗诉,可以告知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诉来解决。”另外抗诉引发再审而导致原裁判执行的中止,在实践中也会造成贻误战机,执行不能的不利后果,还会使当事人诉讼成本增加,对司法机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法检两家要多一些沟通,少一些武断,对抗诉理由增加审查立案阶段,对那些原审裁判存在严重错误,不纠正会产生明显司法不公,损害法制的统一实施的方立案再审,对不符合此条件的,应建议检察机关撤回抗诉,检察机关不同意撤回的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检察机关对裁定不服的,可建议上一级检察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直接提出抗诉,这样可使检察机关慎用抗诉权,保证抗诉质量,确保司法权威。
二、检察机关在抗诉案件中所起作用的认识问题。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本大法的这一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在抗诉案件中的法律监督地位,否定了检察机关作为诉讼参与人介入抗诉案件调查、辩论等实质性对抗性活动的做法。因为从理论上讲,监督和参与两个角色是不能合而为一的,这正如足球比赛,当事人是双方队员,合议庭的审判人员是场上裁判,而检察机关则是场外的第二裁判,旨在监督比赛的进行,其不应当场对比赛评头论足或参与对抗,从而影响比赛的正常进行,否则则会降为一般球员。但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矛盾,导致实践中法检分歧不断,难以和谐,其突出表现在:
1、检察院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的问题。笔者接手到这样一起案例:建行某支行与王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判决后王某未上诉,在执行期间,其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检察机关对原审卷宗进行了审查,并询问了多名证人,调取了相关的书证,委托鉴定部门进行了技术鉴定,专门装订了一本检察卷宗,随同抗诉书一并移送至人民法院,针对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如何处理,法检两家各持己见。检察机关认为,2001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办案规则》是规范民行抗诉工作的司法解释,其中第1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调查
(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
(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调查取证的;
(三)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
(四)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抗诉阶段可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同时对上述范围之外的证据亦可调查取证,以供其审查是否抗诉所用,如其提出抗诉则将该证据随同抗诉书一并移送法院,再审时由人民法院出示宣读该证据,如该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则应由法庭采信。而法院对此则持不同观点,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首先,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举证的主体只能是当事人,当事人如举证不能则要承担不利后果,人民法院受其消极居中裁判角色的制约,其只能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及其他程序事项依职权调查取证,或根据当事人申请有节制的调查取证,所有这些关于诉讼程序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均未规定检察机关在民行诉讼中可依职权调查取证,况且检察机关调取证据有“公权”干预“私权”之嫌,有损公正独立形象;其次,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当庭由谁举证,如果检察机关举证,对方当事人是否可质证,如果质证后,检察机关再予以答辩,那么检察机关是否就降到了当事人的地位;再次,如检察机关举证不能,那么不利后果由谁承担,所有这些在民行诉讼理论中均难以解释。④因此对检察机关在审查抗诉阶段调取的证据在再审时应不组织质证,更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empirenews.page--]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在审查抗诉阶段所调查的证据,其目的只是用于审查申诉人要求抗诉的理由是否成立,法院的裁判是否有违司法公正,是用以支持其能否抗诉的理由的,它的调查取证活动是独立的,不依附申诉人,如通过调查取证,确定当事人的申诉理由符合抗诉条件的可依法抗诉,但其调取的证据可不予随案移送,其可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建议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受理再审案件的人民法院从共同维护司法公正的高度考虑,亦应采纳此检察建议。再审开庭时,检察机关只需宣读抗诉书,无需参与法庭调查,而由人民法院宣读其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交当事人质证,这样既可避免检察机关成为一方当事人代理人的嫌疑,又可确保司法公正。但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抗诉案件,检查机关应主动调查取证,并在再审活动中承担举证责任。
2、再审庭审中,出席法庭的检查人员可否发表出庭意见,参与法庭辩论。我国民诉法及行政诉讼法均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出席法庭的检查人员在再审法庭的权利义务则鲜有规定,只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归则》第45条规定,其任务是:
(一)宣读抗诉书;
(二)发表出庭意见;
(三)发现庭审活动违法的,向再审法庭提出建议。由于规定得过于笼统,实践中法、检经常出现争执,检察机关坚持按照《办案规则》赋予的权力,象刑事诉讼中公诉人那样当庭发表意见,支持抗诉观点,参与法庭辩论,并使审判人员的当庭制止为“违法”,当庭向法庭提出自己的监督意见,引起法庭混乱,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笔者认为,尽管法律对此的规定匮乏,但检察机关在民行诉讼中法律监督地位的根本决定了他不能等同于一般诉讼参与人,其不应介入到当事人双方的对抗中,出庭的检察人员宣读了抗诉书即表明了检查机关的意见,再审程序即启动,此时检查人员即应超脱其外,静观诉讼在审判人员组织下正常进行,如发现庭审活动有违法之处,可在休庭后以书面形式正式向法庭提出,而不应当庭纠正以致影响庭审活动的进行,否则则混同于一般当事人。
3、庭审中当事人不到庭的处理。审判实践中,在检察机关提出抗诉而引发的再审程序中,经常会出现再审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从而影响再审庭审正常进行的情况,我们认为应区别情况处理:首先,对向检察机关申诉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应视同其撤回申诉,对于原裁判不在申诉,那么基于当事人申诉而提出的抗诉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此时法庭应建议检察机关撤回抗诉,如检察机关主动撤回抗诉,则法庭裁定终结再审程序。如检察机关不同意撤诉而坚持要求缺席审理,则法庭要审查申诉人未到庭情况下,原审裁判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如有此情况应继续审理并作出缺席判决,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如无此情况则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表示,载定终结再审程序,因裁判结果的承受毕竟是当事人,当事人以对自己的权力行使了处分,代表国家的公权力即不应强行干预。其次,对向检察机关申诉的一方当事人到庭,而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则无论对方当事人在原审时处何地位,均可参照民诉法第130条和行政诉讼法第48条规定继续审理并缺席判决,因为相对于再审程序而言,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的一方当事人处于发起诉论的主动地位,类似于一审程序中的原告,而对方当事人则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则相当于一审程序中的被告,故对此可按一审程序中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处理。[!--empirenews.page--]再上一页[1][2][3]下一页 次,对于再审程序中双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均不到庭,唯有检察机关到庭的应区别处理。如原审当事人在抗诉之前或抗诉之后再审开庭之前已就原裁判达成和解协议且履行完毕因而不到庭的,应按照“私权自治”的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公权不再干预私权,由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终审判决,除非该和解协议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此时则仍应按检察机关的抗诉作出缺席判决。但如果再审开庭时双方当事人既无正当理由未能到庭,又无和解的,且非因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应裁定终结再审程序并恢复原裁判的执行,因此时原审当事人对原裁判均以服判,再审以毫无意义,从节约司法成本的角度考虑法院如是裁定。
三、对抗诉案件的审级问题再审程序是一种事后救济程序,且其裁判结果在客观上对原审是一种监督,是一种评价,其寄托了当事人更多的期望,特别是检查机关抗诉的案件介入了国家权力,更应慎重处理。肖扬院长指出:“解决裁判不公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寄希望于审监庭。”因此,抗诉案件的再审质量问题至关重要,其关乎再审制度的存亡问题,而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再审质量,笔者认为审级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规则》第28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经审查认为符合抗诉条件的,应当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抗诉。第39条规定:抗诉应当由有抗诉权的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而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均只是规定,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至于由哪一级人民法院再审则未予明确,而实践中都是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下级人民法院再审,这样就出现诸多弊端:
1、当事人对再审不信任,抵触情绪大。当事人对原生效裁判不服,可能会认为作出该裁判的法官或审判组织对其有偏见,或有人情因素左右而向检察机关申诉,而抗诉引起再审后仍由该法院对此案再审,尽管要另行组成合议庭,但审判委员会不可能更换,那么就可能出现该案原来由审判委员决定,现在仍要由该审判委员会自我审查,自我否定。⑤同时原审的审判人员都是与再审审判人员朝夕相处的同事,情面难舍,因此很难有让当事人对再审裁判信服的理由,当事人往往会怀疑再审裁判的公正性,进而不能服判息诉,不停地上访。
2、对“两审终审”制构成威胁,使该制度徒有虚名,造成诉讼成本增加,司法资源浪费。如对原一审生效裁判提出抗诉的,再审程序仍照一审程序进行,所作出再审裁判当事人仍可上诉,这样就会使一些当事人既便对一审判决不服也不上诉,或上诉后在二审期间撤诉,而在判决生效后通过检查机关抗诉,一方面可以免交诉讼费,另一方面也可起到拖延诉讼的目的,在再审裁判作出后,再提起上诉,使原来的“两审终审”制变相地成为“三审终审“甚至”四审终审“,损害了司法权威,对方当事人及再审法院也会因同一诉讼而付出双倍成本。[!--empirenews.page--]
3、与《中华人民共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相冲突。该法规定,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方能审理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基层人民法院无此权限;而实践中大量的抗诉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交由原作出生效裁判的基层人民法院再审,这一做法又符合诉讼法的规定。全国人大作出的同一级别的两部法律相互矛盾,令基层人民法院陷入两难选择。
4、从监督的内在需要来分析,必须由高级别的法院来监督低级别的法院,低级别的法院是没有能力监督高级别法院的。⑥再审是以牺牲终局裁判的确定力和既判力为代价的,再审对原审的监督是独立的,如果再审未能纠正原审的错误,抑或将原审的正确裁判改为错误的裁判,那么其对司法权威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因为凭原审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来纠正自身的错误,从实际工作来讲是很难的,它会受到人情、审判水平、国家赔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效果令人堪忧。而按照宪法的规定,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且从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来考察,上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分工更细,专业性更强,法律知识层次更高,视野更开阔,因此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更能使其保持独立性,更能保证再审的质量,更有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取信于民。纵观分析,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应尽快明确,对人民检查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民行诉讼,应由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再审,且对再审裁判不得上诉,基层人民法院不审理抗诉的民行案件及其它再审案件,而由其上级法院再审,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注 释①、景汉朝、卢子娟《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重构》,《法学研究》99年第1期。②、顾韬《关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反思及改良意见》,《法学》99年第12期。③、李浩《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99年第3期。④、谢鹏程《论检察权的性质》,《法学》2000年第2期。⑤、(日)寺田浩明《清代民事审判:性质与意义》,《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第607页。⑥、江平主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参考文献①、景汉朝、卢子娟《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重构》,《法学研究》99年第1期②、顾韬《关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反思及改良意见》,《法学》99年第12期。③、李浩《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99年第3期④、谢鹏程《论检察权的性质》,《法学》2000年第2期。
第五篇:高法 高检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案件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
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9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1次会议、2010年2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法惩治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这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生产、销售伪劣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未经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
销售明知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销售金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处罚。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卷烟、雪茄烟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卷烟、雪茄烟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定罪处罚。1
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证明,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 伪劣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定罪起点数额标准的三倍以上的,或者销售金额未达到五万元,但与未销售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或者均达到同一法定刑幅度的,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查获的未销售的伪劣卷烟、雪茄烟,能够查清销售价格的,按照实际销售价格计算。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有品牌的,按照该品牌卷烟、雪茄烟的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零售价格计算;无品牌的,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卷烟平均零售价格计算。
第三条 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经营卷烟二十万支以上的;
(三)曾因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三年内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且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经营卷烟一百万支以上的。
第四条 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能够查清销售或者购买价格的,按照其销售或者购买的价格计算非法经营数额。无法查清销售或者购买价格的,按照下列方法计算非法经营数额:
(一)查获的卷烟、雪茄烟的价格,有品牌的,按照该品牌卷烟、雪茄烟的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零售价格计算;无品牌的,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卷烟平均零售价格计算;
(二)查获的复烤烟叶、烟叶的价格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烤烟调拨平均基准价格计算;
(三)烟丝的价格按照第(二)项规定价格计算标准的一点五倍计算;
(四)卷烟辅料的价格,有品牌的,按照该品牌辅料的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价格计算;无品牌的,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烟草行业生产卷烟所需该类卷烟辅料的平均价格计算;
(五)非法生产、销售、购买烟草专用机械的价格按照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下发的全国烟草专用机械产品指导价格目录进行计算;目录中没有该烟草专用机械的,按照省级以上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目录中同类烟草专用机械的平均价格计算。
第五条 行为人实施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六条 明知他人实施本解释第一条所列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设备、运输、仓储、保管、邮寄、代理进出口等便利条件,或者提供生产技术、卷烟配方的,应当按照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 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需要对伪劣烟草专卖品鉴定的,应当委托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烟草质量检测机构进行。
第八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烟草专卖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犯罪的,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
煽动群众暴力抗拒烟草专卖法律实施,构成犯罪的,以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条 本解释所称“烟草专卖品”,是指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本解释所称“卷烟辅料”,是指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本解释所称“烟草专用机械”,是指由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烟草专用机械名录所公布的,在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的生产加工过程中,能够完成一项或者多项特定加工工序,可以独立操作的机械设备。
本解释所称“同类烟草专用机械”,是指在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的生产加工过程中,能够完成相同加工工序的机械设备。
第十条 以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秘书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