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重拾中国式叙事

第一篇：张大春——重拾中国式叙事

张大春——重拾中国式叙事

北京青年周刊

台湾作家张大春曾经是台湾文坛“炫技派的作家”，也曾经给潘越云、李寿全写过歌词，给陈可辛写过剧本，他在父亲跌倒后用最朴素的语言撰写了回忆录《聆听父亲》，获得广泛的影响。近日《聆听父亲》在内地出版发行，张大春借此来到内地，日程满满地与莫言、阿城、余华、王安忆、李锐等作家开展了多场对话座谈活动，探讨了当今华语写作的种种问题。

在将近二十年的文学创作中，张大春突然意识到“我们都是用汉字写西方小说”，而丢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1998年到2002年，张大春开始大量阅读中文笔记小说，同时也在电台担任说书的工作。近些年他在忙着“重新识字”，并写起了旧体诗。他做如此多的工作就是要丢掉20年的“小说腔”，重新做回到一个能“逐字逐行吐露心声”的作家。

放弃炫技，从心写作

《聆听父亲》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你对“家族史”这个写作类别的看法如何？

在1997年的2月6号，除夕那一天，我父亲喝高了，摔倒在浴室里，我走出门在鞭炮声中带我父亲去治病。那天晚上我就在想，我得抢救点什么。一开始父亲很好，甚至前一年自己能走几千步，可是有一天他回头看见窗子外面有人走过去，他说他这一辈子再也不能像这个人一样，说完就把助行器一扔，故意摔倒在地上，他已经决定要放弃自己的人生。他说从今天开始他彻底享福了，对世界不再抱任何期待，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之后，我只有通过跟他交谈的方式，让他感觉他过去77年的生命，还有点意思。这样的交谈，也持续不了太久，因为他也不太愿意去面对他还能站起来，甚至坐起来的那一段人生。所以我1998年来到内地，找到我六大爷和姑姑，我曾经跟六大爷随口说过一句话：“咱们家的这些老事，您既然都跟我讲了，干吗不把它写出来？”后来六大爷写了70张稿纸的“家史漫谈”寄给我。我父亲就非常惊讶，说六大爷怎么会写这个呢？而且“为什么寄给你呢，怎么不是寄给我？”我不是第一个读者，只是翻了翻，我父亲成了第一个读者。我当第二个读者，已经是大概7年以后，也就是当时我根本没看。

1998年开始，我写了5万字的《聆听父亲》，后来我结了婚，也是为了冲喜。到了年底孩子出世了，我的儿子跟我父亲的阳历生日是同一天。孩子出生以后我不能写了，因为开始我说的是给未曾谋面的孩子写的一本书，但是当孩子已经在我手里，甚至已经说话了，我就没办法写了。熬了四年后，有一天我太太说，家里要付贷款，我咬着牙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后面的7万字用电脑写出来，前面是手稿。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整本书就完成了，我父亲当然没有来得及看，他也不关心。不过整个讲起来，没有那种恢宏的气度——传承啦，中国文化啦，多半只是要“抢救”一些记忆，安慰一下病床上的父亲。

在写《聆听父亲》整个过程里面，我一直反复地告诉自己，不要用技术解决任何问题，尤其不要用成熟的写作叙事技术，也不要借用他人的技术来写作，要起码对自己的家族聊表敬意。

很多批评家在台湾说你是“炫技派”，你以前的写作方式是怎样的？

我小时候喜欢做一件事，我三四岁能走路的时候，有一个很怪的习惯，当我在一个小胡

同里跟一个人几乎并行地走过的时候，只要走到任何一个可以拐弯的胡同里，我就拐弯，立刻朝前奔20步、30步，接着再往前走。我总假想我后面的人想：这小子跑得真快，或者他是不是有特异功能。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是一个喜欢玩一些不一样技术的人。特别是在台湾80年代的中期，流行过魔幻现实，流行过昆德拉，我们叫马派和昆腔，在很长时间里去摸索自己的造诣。当我开始模仿，我就觉得不耐烦，可是我还是写了几篇，感觉上一方面模仿了马尔克斯，一方面又嘲弄了这个类型。可是连嘲弄都是不耐烦，一再为之，就有一点近乎是向大师致敬的那种想法，我在内地出的第一本书，叫做《小说稗类》，大概就是向这些前辈们学习或者从模仿开始。但是写着写着也不耐烦了，我给自己定了270多个题目，结果写了30个就不耐烦了。

大概在90年代的中期，我已经停止在形式上做各种奇怪的尝试。因为如果一个游戏已经形成规则了，再做第二次就极端乏味。对我来说，写东西这件事情，是因为不会做别的，又不太敢像很多散文家那样，把身边的琐事，到宇宙的关怀，都像跟人说话一样，逐字逐行地吐露出来。“吐露出来”，差不多也就是我写小说很重要的一个心理活动。

这样的变化是怎样产生的？

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阿城到台湾来，我们在一起谈过一次话，他有一句话对我影响深远，到现在我只要想到写小说，这句话就会浮现出来。我大概先问他，为什么你写得那么少？他说绝大部分的小说一打开，扑鼻而来的就是“小说腔”。我一直想要丢掉自己所谓的陈言误趣，只要想到写小说，或者只要想到发表，就会想起这句话，可是写完，我还是闻到了不可避免的“小说腔”，只有不写小说，才没有这个腔。也是在过去八九年中，我比较多的时间都在质疑，我到底能不能真正地认识我所写过的这些字？我发现我并不认得几个字，所以我只好透过写旧诗这种方式来重新认识。很多时候比较冷僻的字，我是通过写诗操作，回头变成重新去认字，而认字的功夫或者活动，我再怎么吸，都吸不到那种腔，它变成一种非常纯粹的需要心智的活动，而且充满了乐趣，每一个字后面都有一堆故事，每一个字都是没有香料的、没有调味的、原汁的那种小说故事。

重新认字，回归传统

你写旧体诗是一种训练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我们要走出从中国有大学以来所传输的文学典范、美学规范或者是作品的示范，大概只有一点，重新认识另外一个形式的民间语言，并且一个字一个字把自己以为认识的字重新理解一次。过去十多年，非常惭愧地说，我没有特别用力在我自己的本行小说上，我算算差不多14、15年了，大部分的力气花在一个字一个字像小学生一样重新认识自以为认识的字，学着重新写字，学着像我从小听到的说书人那样说故事，学着写旧诗。最近这七八年我特别爱写旧诗，像早上做早操晚上做晚课一样，每天给自己1至6首左右的功课。我也不太知道是不是过去二三十年来写小说在台湾换得的一点名声让现在某些读者还愿意看我的旧诗，所以看起来前半生某些事业打造了我现在写诗的基础，也许我做的这些无聊的事很可能也会为未来写小说打下新的基础。

你说的“大家用汉字在写西方小说”这是当代汉语文学的普遍现象么？是怎样造成的？

我是指当下的文学作品太注重现代性的文学传统以及解读策略。大学是引进的西方建制，文学也如此。总有媒体记者问我对文学史的传承的看法，今天我们欠缺一个完全浸润于古典的机会，才构筑了一个进化论的模型来应对。现代大学用科分门，用线性史观、进步史观的理论和价值进驻时，就有了一个格式化的标本。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理论与评价系统中，中国古代的这些作品成了坏作品，或成了不被讨论的作品。所以我总是很感慨地利用机会去说，如果你对写小说有机会，对读小说有兴趣，不妨对戏曲，对笔记中的许多小故事多加留心。

1998年到2002年，你开始大量阅读中文笔记小说，你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是指这个笔记小说么？

有三个。第一个是史传。当一个史学家在描述一个历史现况的时候，国家的史证单位是允许他运用各种材料，来为历史的传承描述一个具有现场感、灵机感以及仿真感的境况。中国的史传是掺杂着小说之笔的。第二个对我来讲构成震撼，而且是有影响的，来自于说部。不管从长篇的章回小说或者是短篇的，包括《三言两拍》这一类的故事，不论是来自曲艺，或者是来自连伴奏乐器都没有的东西，它大概说部都分享着一种奇特的氛围。第三才是中国小说的笔记材料。多年以来没有被大家注意到，或者是注意到了，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特殊重要的元素。

说书的人，讲故事的人

你同时还在做电台的“说书人”，情形是怎样的？

我的节目之所以会有说书，是因为他们是1998年来找我，在《城邦暴力团》快写完的时候。这本书毕竟是武侠小说，有种“书场感”，能把原来在所谓古代武侠的舞台延伸到现代，也就是延伸到我所生长的台北，甚至就是几个角落。这种延伸感，我很希望能够用说的方式，让人感觉特别亲近。电台找我来做节目，我就要了很高的价钱，并且提出一个要求，他们答应了。我就硬着头皮上了，一开始我还是不敢说《城邦暴力团》，两个原因，一是真没写完，二是想先试试别的，所以我从《江湖奇侠传》开始写，接着又讲了自己的这本书。也就是从六年前开始，我每天都在电台里面，讲的是早上写的东西。我每天早上写3400字，按我这样的讲话速度，可以讲完一小时书的节目。早上写，下午讲，讲完之后就存在电脑里，不发表也不出版，讲了有四年，这中间有长的，26万到30万字左右，也有短的，就是一天一个段子。回头来看，在电台里面说，我并不是真的说书人，说书人是要丢开本子的，所有的话一路下来不打草稿，而且还有各种口技跟表演，我只是说故事。

你在说书人与小说家的身份之间有矛盾吗?

讲故事的时候，我不是张大春，我就是“载体”，把故事原汁原味放出来给读者。但是从2000至2008年，我每天工作10至12小时，包括读与写，一半的时间我在写古诗，研究造新词，用旧词产生新意义。写诗是一种锻炼，我还教人写诗。不管是用合乎近体格律，还是用旧体的腔调，能让人发现新的情感——透过写诗才展现的。在诗里“我”是不一样的，也是无名的。但在写小说时我是没有不安的。

—————— 以上材料作为立项研究资料

第二篇：班主任工作总结张大春

班主任工作反思

本班共有学生62名，大多数学生在学校比较听老师的话，比较遵守学校的校纪和校规。但是，由于学生的年纪偏小，有的学生还比较顽皮，时有破坏校纪校规的现象。根据学校的管理制度和本班学生的具体情况，作为班主任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培养和选拔班干部。

由于新接手这个班级，我对这个班级学生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开学初时，没有急于地选拔班干部，而是通过一个星期的观察，才着手评选班干部。在班干部的产生过程中，也不是教师的包办代替，因为这样会使有的班干部失去学生的信任基础。给日后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是不可取的！但是，单纯的让学生来选拔，也有徇私之嫌，于是，采取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方法。在学生评选的基础上，班主任再来筛选，最后确定班干部的人选。班干部人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有不合格者一定要批评甚至撤换。

二、作为班主任主要是根据学校的要求做好上传和下达的工作。主要有，在每周二开好全班学生的每周例会以及班干部会。例会中布置好本周要做好的具体工作。其中包括：卫生工作、安全工作、学生的学习工作，以及其他的细杂而又繁琐的事情。其中，安全与卫生是这些工作中重中之重的事项。因为领导在会议上不断强调，足以说明这些工作的重要性。

第三、在平时的工作中重视学生良好习惯的培养。一个良好的习惯，能使人终生受益。所以我认为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是小学阶段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任务。刚开学,我就要求学生从小事做起，做好保洁工作。平时要求他们捡起细小的纸屑，负责好自己座位周围的清洁,能看到的纸屑都要捡,以此培养他们做事一丝不苟的良好习惯。在课堂上，我要求学生认真听讲，认真倾听同学的发言,培养他们聚精会神，专注于一件事的习惯。同时，我还要求学生当天的作业当天完成，当天的事情当天完成，有错及时改正,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说实在话，培养学生的习惯，是一种很繁琐的工作，而且需要常抓不懈。虽然困难很多，但我却从不敢放松。

第四、重视老师与学生家长的密切联系。我觉得仅靠老师一个人的力量管理班级的效率是很低的，要充分调动和运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的力量参与班级管理。除了寒暑假，学生平时的生活基本上是学校和家庭两部分的衔接，经常与家长联系，尤其是借助电话这一快捷的通讯工具，可以及时交换学生的有关信息，让学生家长积极参与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支持班级工作。

第五、班主任应努力做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

在我班，后进生在班中为数不少，不管理好这些在学习和纪律上不遵守制度的学生，他们在班级中就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对班级的破坏作用就很大。因此，转化后进生是班主任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功。首先要把真诚的爱给予后进生。要做到思想上不歧视，感情上不厌倦，态度上不粗暴，方法上不简单。我用自己对差生的真诚的爱心，叩响他们心灵的门。其次我善于发现他们的“闪光点”。比如：在课堂上给他们创造条件，鼓励他们举手发言，及时给予肯定、奖励。课外积极辅导、跟踪，多与家长联系，有利于为他们创设一个健康良好的环境，也有利于班集体的建设。

当然，作为班主任，工作上肯定还有许多做的不好不完善的地方，比如说，对学生在安全和卫生上，缺少预见性，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出现了问题自己就束手无策。今后的班级管理工作，我将继续努力，力争更加完善。

张大春

第三篇：张大春《聆听父亲》读后感

张大春《聆听父亲》读后感

最初知道张大春先生，是由于武侠小说《城邦暴力团》。带了本厚厚的上册坐在毛概课的教室后排一页页慢慢地翻。翻到第二章《竹林七贤》便有一种怕被现在的自己囫囵吞枣的畏惧覆上心头，于是打算搁置一段时间再读。等着后来得闲，拿起的是那本看起来较薄的《聆听父亲》。

《聆听父亲》并非如你我所以为的是作者记录父亲教导的文字，而是张大春先生写给妻子腹中尚未出世的孩子的书。那时，作者的父亲摔了一跤之后，便再没能够痊愈。作者问病床上的父亲：“你看我是先让你抱个孙子呢？还是先写一本儿关于你的书呢？”其实这两者没有什么冲突，于是孩子在母亲体内逐日成长，那本关于张大春先生家族记忆的书被也一字一句写了起来。

作者在书中多次或明或隐地问过自己为什么要写下这些。有人说这是一部家族史，而我觉得“史”这个字眼太过于正经而完满了。此书中有作者从父辈们和奶奶口中听来的家族故事，有张大春先生自己的经历，还有作者对尚未出生的孩子说的话……对于那些家族故事，作者发挥了自身小说家的才能将其润色修补，使呈现于人前的记忆活色生香，成为一段段连缀而细致的文字。台湾作家朱天文说：“第一次他收起玩心不折不扣比谁都更像一位负责的父亲。第一次他不再操演他一向的主题——真实/虚构。”

在《我往何处去》那一章的结尾，作者对父亲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说那些老家的事了，听起来很烦呐——走开啦！”当初这样无情地拒绝着父亲继续怀旧的作者，为什么又要将自己曾听来的那些都记录下来呢？当作者料到自己的孩子最初可能对这些并无兴趣，又为何仍要写下这长长的十多万字呢？是否如那些忧心扞卫着祖家这种象征的人所言，“它是根，它是来历，它是饮水当思之源，它是不容践踏遗弃的记忆”？

年轻时的作者和朋友胡诌，说自己要写一个童话，讲一个小和尚从寺里逃出来，走了很远的路去天边看大月亮的故事。他说他没能写出那部童话，但因为孩子的即将到来，而“一个字、一个字地开始思索那个想像的我是怎么一回事”。

记忆也许过于庞大而繁复，有时横冲直撞地进了脑子，让人不得不去回想与咀嚼。

于是他娓娓说起自己被母亲托付在杂货铺所体验到的迷失，说着从祖辈传下来的的含有训诫意味的故事，说着自己死在远方的朋友……也说父亲的莫逆之交，说父亲对春联一年比一年深的孤愤嘲诮，说父子二人合唱的《二进宫》，还有父亲在病倒后声声叹着的“老天爷罚我”……

直至最后第二章作者才终于直接地道出他写这本书的用意：是祖辈抗拒被牵引到陌生所在留下的痕迹令他着迷。书写的过程是作者尝试着去理解父亲等祖辈人的过程，也是作者不断地质问着自己并摸索着去回答的过程。

他写道：“我现在每年作一副春联，发现自己家门口老有父亲走过的影子。”昔日见闻的一言一行，便是在回想和咀嚼中也如作者坐在父亲膝上听的章回小说般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我也想起了很久以前从家里人那里听来的一些事。奶奶说她的姐姐出嫁时，嫁妆摆了一整条街，奶奶的二哥便在嫁船里撒了一泡尿，哭着说家都要被阿姊搬光了。还住在老家时，爷爷从杭州回来便上吐下泻，奶奶举起马桶盖嘭嘭嘭地敲了三下竟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当我高考前头疼着名着没有看完题不会做时，爸爸说他上学时每天和同学轮着讲《三国演义》，谁接不上就要挨罚，以至于现今好多情节他还能张口就说。也想起我小时候描着奶奶家雕花大床上的纹理，一玩就是一整个下午……

我的祖辈们不常讲起以前的事，很可惜我能听到的家族记忆并不多。

若问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些，我跟你说说书里的一段：“我曾经指着那‘海底’问过我父亲：‘那是什么书？’我父亲说：‘胡扯八蛋。’‘那奶奶为什么喜欢看？’‘人都喜欢胡扯八蛋。’”

若问我记起的那些有什么意义，我家又不是同人家那样的书香世家。很抱歉，我也不清楚。只是隐约觉得，那些我听过的或是没听过的事，那些记起或是记不起来的事中，也存在着一些并不如想象中那么轻的东西。

第四篇：2014年会小品中国式忽悠(张莉原创)

中国式忽悠

道具：两张柜台，两张椅子画外音（）

演员： 取款女子（叶昭君）建行柜台小姐（张莉）建行保安（卢琼崖）

建行主管（苏辉）建行行长（陈巍）警察（小叶）农行人员（）工商银行人员（张苏喜）央行人员（季晓雅）居委会人员（）

画外音：（一天中午，建设银行储蓄大厅里没有顾客，坐在存取窗口内的柜台小姐百无聊赖，这时一个女顾客走进大厅，来到窗口，递过来一张纸条）背景音乐

柜台小姐（接过纸条一看，读出来）：

兹派 xx 同志前往贵银行提取人民币十万元，落款：中共中央办公厅。

柜台小姐（自言自语）：字写的这么不规范，一定是个骗局，不过这骗局也太小儿科了吧，我是不是该报警啊？（正在犹豫状）（抬头看了看这位女子，只见这位女子的脸上神情恍惚，穿着也很凌乱，好像神经不正常的样子，意识到她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于是打消了报警的念头，把她交给了大堂的保安）

（柜台小姐对他耳语一番），保安听柜台小姐介绍完情况，就转身走向那位女子。

大堂保安：你这张条子要提款，得先去街对面的派出所，找所长给你盖个章。

取款女子：哦，想都没想就奔街对面的派出所去了。

柜台小姐看到这一幕，柜台小姐对着保安输一个大拇指！打心眼里佩服这位保安，（自言自语：就冲他这聪明劲儿，没准哪天就会嫁给他，找老公就要找这样的。

大堂保安一副很得意的样子。

走到站岗的警察旁边：值班的警察问她做什么？

她把条子交给警察，又把保安的话了说一遍：刚才那个银行的人说，我这张条子要提款，得先去街对面的派出所，找所长给我盖个章，他们才能给我钱。1

站岗警察一听，又看到她这个疯疯癫癫的样子，明白了怎么回事。

值班警察：如今为了方便群众，办公手续简化了，这条子不用派出所盖章就可以取钱。

过了一会，这时那女子又兴冲冲的走了进来，柜台小姐和那个保安很诧异，大堂保安：（自言自语）她还真厉害，要知道如今的派出所可是好进不好出啊，取款女子：（高兴的说）值班的警察告诉我，如今为了方便群众，办公手续简化了，这条子不用派出所盖章就可以取钱。

听了这女子的话，二人不由心生感慨，柜台小姐与大堂保安都作无奈状，同时柜台小姐说：谁说现在的警察素质差？你看这位警察大哥手法多纯熟，一个官腔就把这麻烦又给忽悠回来了。

这下柜台小姐和保安都没辙了，只好招呼大堂主管，把这位女子交给了大堂主管，柜台小姐并对大堂主管耳语来龙去脉。

大堂主管：（就问这女子）你取钱干啥？

取款女子：：买好吃的，买好穿的。

听完了她的话

大堂主管：我们这是建设银行，在这取的钱只能用来盖房子，吃的东西是粮食做的，所以，买好吃的钱得去隔壁的农行去取，买好穿的钱要到对面的工商银行去取。

听了大堂主管的话，这位女子又兴冲冲的走了。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柜台小姐和保安对大堂主管佩服的五体投地。

又过了好一会，大家都快把这事给忘了，那女子又回来了。看着她，柜台小姐和大堂保安还有主管全傻眼了，取款女子到农行，见到一个农行人员，农行人员问：你来这里做什么？

取款女子：我刚去了建设银行，建设银行的人说，他们那里是建设银行，在那取的钱只能用来盖房子，吃的东西是粮食做的，所以，买好吃的钱得

去隔壁的农行去取，买好穿的钱要到对面的工商银行去取。

农行人员听了后，自言自语：原来是建设银行捣的鬼，好，明白了，对那女子说：只有农民才能在农行取钱，你是城市户口，不能取；你去工商银行吧。

取款女子“哦”了一声，又去了工商银行。

到了工商银行，把纸条拿给他，又把刚才的话复述了一遍。

工商银行的人员对她说：这里是公行，你是母的不能取，就你这贱人，只能去建行取钱。

取款女子又回到了建设银行。

“就在柜台小姐与大堂保安傻眼时银行行长来了，建设银行行长：行长接过纸条看了看对他们两个说了声‘瞎胡闹’。

然后转过身对那女的和蔼地说：“同志，不是我们不接待，你是中央派来的我们级别不够，要取还得到央行去！”

她又去了不远处的央行，央行的人听完说：这点小钱，不用到央行，建行就能办，不过你这批条，得去居委会开证明信。先去隔壁的街道办事处开个证明信，然后就可以去建设银行取钱了。

她去了居委会，居委会一个戴眼镜的大帅哥听完他的话，对她说：“你最先去的是建行是吧，建行刚才让你找派出所盖得章，这是建行刚才资金不充足，现在我打个电话问问现在有钱了吗？”

大帅哥站起身来到里屋里装模作样的打个电话，打完电话，出来对她说：“你去吧，建行有钱了。居委会不负责银行的事物。”

所以，她就又兴冲冲的回来了。

“就在柜台小姐与大堂保安就差喷血了，画外音：（额滴神啊，如今这社会，可真是一个全民忽悠的社会，人人都是忽悠高手，看来，要想把一个麻烦忽悠出去，还真够难的。

第五篇：张瑞敏：中国式管理的三个难题

张瑞敏谈到如何在中国环境下,做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创新

今天在这里我想讲三点:第一个是怎么样做适应中国国情的管理;第二,在信息化时代怎样做管理上的创新;第三,海尔自己在商业模式创新上的探索。中国现在有一个MBA悖论,一开始大家对MBA非常狂热,只要有了MBA的学生、受到MBA的教育企业管理一定能够上去。当然MBA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一个MBA“退烧”的问题,用了之后觉得不像期望的那么高。主要原因是MBA案例大部分是国外案例,很少有中国自己的,中国没有自己的管理模式、管理方式。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自己的管理,改革开放后中国主要是学习日本的管理方法,而不是管理模式,比如像丰田这种管理模式。引进MBA还有一个是不是水土相服的问题,我自己也感觉到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难题1:怎么样做适应于中国国情的管理？

去年11月我去美国波士顿,和杰克.韦尔奇专门有一个会谈,谈了很多问题,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韦尔奇如何能够把GE做到世界最大,但是又做到了世界最小。意思是说他把公司做到了世界第一,但是公司里每一个人又能够充分地发挥、体现自己的价值,其实这是非常不简单的。在中国很难做到这一点,我请他谈一下他的体会。他说中国的企业文化和美国有非常大的不同,在美国很多方面可以放权,因为美国的财务制度非常非常完善,完善到了我自己都不了解,里面有非常复杂、非常详细的内容,但是可以帮助我把这个企业有系统地推进。我让员工更多地创新,因为在这个制度下反而会觉得受到很多的束缚。GE在中国也有很多企业,在中国员工很愿意随意改动一些东西,中国没有一些非常完善的制度,这是两个国家在管理上非常大的差异。

其实我们自己在国外设立工厂或者是和国外公司打交道后,也感觉到中国企业内部的文化和美国、日本的都有非常大的不同。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设立了一个工厂,我们的人过去告诉美国生产线的工人应该怎么去操作,但是过了几天,按照美国的条件可以再改动一下,美国工人就不干了。他说你前两天告诉我那样干,今天又告诉我这样干,到底哪个是对的。所以不能随便改。

这就体现了一个“法”的概念,但是中国工人的这个概念并不是很强烈。比如,让日本人擦5遍桌子,但是中国人可能今天擦5遍,明天就擦3遍了。我们把日本的一家工厂并过来,研发了非常好的产品,在全世界都卖的非常好,我们就给这个研发团队特别的一份奖励,结果他们不同意。为什么呢？让这些人来干就开发出很好的产品,如果不让他们干,让其他的人干也会开发出很好的产品,这是我们的决定,而不是他们的能力问题,不可以给他们单独奖励,最后把钱还是平均了。日本人的这种团队精神也是和中国不一样的。

中国的管理一定要适合中国自己的国情,这在国外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但是怎么样来做又遇到了一个问题,现在金融危机来了,很多企业感觉到现在还谈什么管理,能过得去就行了。所以大家抱着能“过冬”的思想。

今年1月1号温家宝总理到海尔视察,我谈了这方面的想法,现在很多企业不考虑什么管理不管理的问题了,就是考虑能“过冬”就行了。作为海尔我们的想法不应该是“过冬”,应该是“冬泳”,金融危机过去后你只能是低水平的重复,以前是廉价劳动力生产产品出口,你如果还是低水平生产产品出口的话没有多大的意思,所谓的“冬泳”是在金融危机中不但不能放弃管理,应该把管理提高一步。所有企业在金融危机中遇到的问题就是两大问题:一个就是库存非常多,二是应收帐款收不回来。特别是江浙一带欠的非常多。一般企业采取的作为是库存只好再降价、再销售,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冬泳”就是把我的管理提高到可以消除库存、消除应收帐款问题,这样可以把整个企业的管理进行提高。

当时我跟温总理说这个要靠创新,佛教禅宗上有一句话“凡墙都是门”,只要你创新,所有竖在你面前的墙都可以通过去。如果不能创新的话在你跟前的一堵门也过不去。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怎样用创新来适合中国的国情。难题2:怎么样在互联网时代进行管理创新？

现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对企业提出来的挑战就两个字——速度。谁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满足用户的需求。有人说农业时代解决饥饿工业征服空间,信息工业征服的是时间,所以对企业来讲时间是制胜的关键,能不能在第一时间满足客户的需求。德鲁克有一句话,互联网消除了距离,这就是它最大的影响。对于企业来讲只能做到和用户的零距离,如果和用户零距离你就赢了。

先要做企业信息化,然后再提升企业信息化。作为企业信息化来讲中国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媒体报道中国企业ERP不能够成功的有93%,也就是说可以做到ERP的只有7%,而这7%还不一定能够成功。媒体上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和做ERP的咨询公司打官司,说你给我做ERP,给我承诺做到什么程度,现在没有做到,我要求你索赔。这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做信息化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还没有做到以用户为中心满足用户的需求,然后就要求做信息化,其实做不到的。现在中国企业做的油水分离,本来业务就像水一样,现在把信息化做的像“油”一样,放在水上面。有点儿像《圣经》马太九章的一句话,没有人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去,如果把新杯放在旧皮袋里去旧皮袋一定会爆裂,新酒也会爆裂,所以只能把新酒放在新皮袋里。原来的业务流程就像旧皮袋一样,现在的信息化像新酒一样,把新酒装到旧皮袋中去肯定不可以。

拿海尔自己来说,做信息化也废了很多周折,现在比较好地做起来了。举例来说库存问题,我们在做信息化流程时库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现在我们提出零库存下的信息化。我没有库存,但是用户要的话我可以马上送给你,用户不要就不会形成库存,实际上就是全流程的再造。比如研发,今天研发的产品必须是六个月后用户的需要。市场人员也应该了解到用户的需求,我的产品一定不会形成库存的。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做的相对好一些了。

这也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比如说编成统一数据,2008年中国家电企业库存周转天数是64天,我们自己在2008年初库存周转天数是32天,差不多是中国平均周转天数的一半。尽管我们的流程再造现在已经降到了三天。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痛苦的。我们的销售在这个过程中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咬着牙做了

之后,把全流程的信息化都做起来了。很多中国的企业基本上还是卖库存,我们能够是开始卖服务了,根据用户的需求来做。

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丰田汽车说它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之所以受到影响,就是因为它偏离了丰田之道。原来的丰田之道并不是表面所说的精益管理,而是我生产的汽车一定是有用户要的。现在我们的零库存做到现在,也做到在生产线上生产的产品出来后不是放在仓库里去,而是哪个商场、哪个用户已经定了,所以我生产线上生产的产品就是用户要的产品。而不是像很多中国企业为仓库采购、为仓库销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的企业信息化从这里切入就是以用户为中心做的。

接下来再往上做就是“信息化的企业”,怎么做我们也正在探讨。我的意思是说“企业的信息化”相当于以企业为中心满足用户的需求,而“信息化的企业”相当于把企业放到全球用户需求的链条中去,你只是这个链条中的一环,应该更快地在这个链条中进行运转。海尔要做的是怎样把我们从制造的企业转化成为服务型的企业。

美国的安德森在《长尾理论》里有两句话,非常好了诠释了这一点,“在信息化时代每个企业应该是低成本提供高质量产品,高质量地帮助用户找到它”。如果低成本提供所有的产品,就不是中国企业现在大规模制造,而应该是大规模定制。因为大规模制作一定可以做到低成本。像长尾理论说的不是80/20原则,而是所有型号的产品用户可能都要用。那个时候,在大规模定制时,虽然是大规模,但是要定制很多型号的产品,这对中国企业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

高质量地帮助用户找到他需要的产品,现在用户面对的不是你一个企业,而是全球很多企业,要高质量地帮助用户找到他需要的产品要求你的产品在全球中非常有竞争力。这是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讲,从现在开始,通过金融危机来转型是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现在具体探索的就是虚实网结合,所谓“虚网”就是互联网,所谓“实网”就是最后一公里,也就是鼠标加及时服务。用户在互联网上点鼠标之后我应该是第一时间送达,这就需要跟实网——物流、营销服务等结合。现在在实网方面我们正在努力地往前推进,因为中国的市场实在是太大了。特别是中国农村,现在扩大内需主要是农村,中国有2812个县,35000个乡,64万个行政村,一个县就有上百万人,广东地区有些地方一个很小的地方、一个县可能GDP就可以突破千亿,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网络深入下去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我们从县、乡、村一点点往下铺。

这和“虚网”——互联网要结合起来,他点了鼠标后你怎么样送达。国外很多大的物流公司到中国来希望和海尔进行合作。他的很多方面都比我强,但是就差一点,就是最后一公里。现在中国政府在推“家电下乡”,我们在“家电下乡”全国中的份额是最大的,是第一位的。就是因为我建设了庞大的网络。另外还有很多外国品牌和我是竞争对手,比方说美国、欧洲、日本的家电电器品牌都是我的竞争对手,但是他现在把农村的销售委托给我。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办法配送,也没有办法服务,到每个村、每个县是很难的。

中国很有意思,村里很重要的是村长,村长如果觉得我用海尔的产品很不错,村里的村民大概都会同意。因为他可以给你一定的优惠政策,比方说电价可以给你优惠一点。另外我们村的电工,如果说谁买了海尔家电我可以免费给你修理,村民当然会很高兴了。另外中国农村的电价是很有意思的,不是和城市电价一样,很贵。为什么很贵呢？因为有很多费用都摊到电价里去。农民买电器买得起,但是用不起。

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进入到云计算时代之后,没有人去买服务器了,肯定只买服务就行了。就像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说我买一个发电机,自己给自己发电就行了。但是你买什么样的服务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这个服务一定要和市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难题3:什么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王道？

我谈谈海尔自己在商业模式创新上的探索。到底这个商业模式是什么样的,现在有很多说法,所谓的商业模式不管怎么说就是一条,能不能创造客户价值。如果说你能够创造客户价值,能够体现客户价值,这个商业模式就是对的了。像丰田的精益管理、戴尔的直销模式。

我们自己现在在做的过程中,怎么样能够统一一个目标来创造客户价值。海尔1984年开始创业时只有600人,原来是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工厂,现在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发展的比较快。在发展的过程中很多管理的东西都没有跟上,慢慢地就会有一种大企业病。所谓大企业病就是内部员工和部门相互间的博弈。就像199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纳什所说的,每个人都从自己利益最大化出发,最后形成一个博弈。可能是我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了公司、别人的利益,这一点在我们自己集团中也慢慢形成:部门间相互做一个防火墙,这样就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在我们所做的是怎样使大家的目标都集中到创造用户价值上,怎样能够协同起来。

第一步把各个组织结构颠覆了。按照职能管理原则,组织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的,是一个中三角,企业最高领导在最上面,然后是次要领导,然后是一级级领导下来,到最下边一定是员工。但是员工面对的就是客户。客户所反映的问题员工要逐级反映上去,领导再做决策下来,这里面除了内部的消耗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能够非常好地直面市场、快速做出决策。现在就把这个三角形倒过来,变成倒三角。客户在最上面,然后是一线经理、员工直面客户,最后一级级下来,最高领导成了最下面的了。这样企业的最高领导从原来的发号施令变成在最下端为一线经理提供资源。所有的部门在这当中都为了一线经理和客户提供资源,从发号施令者变成提供资源者。

集团内部的各个部门因为都要面对客户,所以要打破各部门间的壁垒,我们叫做自主经营体,大家共同来达到客户的价值。

今年4月份我到美国佛罗里达和郭士纳（IBM公司前任董事长）谈了,他写了《谁说大象不能跳舞》,就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交流,我画了这张图,从正三角到倒三角,我们现在是这么做的,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在IBM做头的时候想这

么做,但是我没有做。他说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方法肯定是好的,但是当时没有做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有两点:第一,如果你在上面叫一线经理变成一个个的经营体,经营团队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市场上一些新的机会就不会关注了,只会关注他对的客户,这样会丧失很多新的机会。第二,一线经理团队对着客户,身后的资源不能及时提供给他,他要回过身来找资源,对客户的关注下降了。因为这两个原因当时在IBM没有采用这个方法。

我们也考虑到这两个问题,现在在采取措施解决。一个企业可能很大,但是再大、再小的企业就是三张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现在我把损益表做到一个团队,在倒三角型最尖端的领导个人损益表是要关注这个企业在市场上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标,当然企业新的机会就是他损益表的任务。为了防止一线经理和客户承诺后还担心背后的资源没有共享,所有背后的这些人,比方说人力、财务等等都有各自的损益表,这个损益表和这个团队对客户的承诺内部要形成一个契约。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试点,效果还不错。收到了一些效果,这完全颠覆了过去的思路,过去我到企业里来干,根据我的职务、能力、所做的工作给我开工资或者是奖金,现在完全变成了你到公司来干,你拿到的是公司的资产,你拿到的资产必须要增值,如果不增值的话就亏损了。你拿到资产后我给你时间划定,做到多少是保本,挣到多少是公司利润。一个是市场行业平均利润、一个是市场标杆企业的最高利润,第一步可以达到平均率,第二达到最高,把这个利润留下后,把所用的费用拿掉,剩下的进行分成。

现在市场上很多企业做着做着就要降价。过去一个经理派到北京来做,他说产品不好卖了,要降价,他就申请,我们批准后,这个事就和他没关系了。现在是买断了,降价一定会亏损,亏损后你就没有工资。你就不可能再创造价值。有点儿像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一开始的时候。中国农村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很短时间内就上来了,也就是“先国家、后集体,剩下是自己。”我给你这样一个平台,比方说你销售一百万,之前是公司资产,现在你必须要增值十万或者是二十万。

这样做了之后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适应信息化时代多变、快速的市场。现在市场变化太快了,等到市场变化反馈回来你再做决策肯定不行的。但是我把市场给你了,你来运作,他自己来做的话绝对就可以了。就像托夫勒在商业新文明中说的一句话一样,现在的时代是金钱与光速的时代,信息需要比这个更快才行,信息要比光速还快,在农村就有这些,举个小例子,我们的产品到农村很受欢迎,电冰箱、洗衣机都有防鼠板,如果不打老鼠的话,老鼠就把电线咬断了,我们就加了一个防鼠板。我们一线人员发现防鼠板不管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这里起作用了,老鼠进化了。原来农村房屋很差,门什么都是敞开的,老鼠随便进出。现在门窗都严密了,老鼠进不去了。四公分的小老鼠就可以繁殖下一代,原来的防鼠板根本防不住老鼠了。他们在现场马上采取措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类似这样的事非常多。

第二,解决内部博弈的问题,就是人单合一的文化。人就是员工,单就不是狭义上的定单,而是市场目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市场目标,要和市场目标协同起来变成双赢。他可以给用户创造价值,也可以从这个价值中得到新的价值。

中国的员工很聪明,不管你下达什么政策都有办法对付你,很快就修正了。但是有一条,只要花公家的钱办公家的事,肯定是——第一效率低,第二浪费钱。如果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第一效率高,第二省钱。这样就很简单了,你拿的资产都是公司的了,现在我划到你名下,变成你的。把这个资产给你,让你来运作。你运作增值的话就得好处,亏损的话就没有工资了,就不会把很多难题推到你这上面来了。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了一句话,追逐私利的人往往会烧掉大家的房子来煮自己的鸡蛋。其实这样的事多了去了。

第三个,对于传统管理会计进行新的推进和探索。我们推行的这些东西,美国会计协会和我们探讨过几次,他觉得很有意思。现在美国的管理会计已经到顶了,很难突破了,海尔所做的这一切提供了一个突破现有管理会计的新思路。作为管理会计,说到底就是管理未来、规划未来的会计。如果一个企业规划未来规划的很好,也就是说你的战略很好,但是员工不能协同,不能直接反映到市场上也是白搭。如果把管理会计、规划未来的会计变成每个人都来规划未来,每个人规划未来和自己的未来是连在一起的,这样管理会计一定会充满活力的。

最后我想说一点我个人的体会,我在企业里干了30多年,我觉得作为企业领导人最难的是要不断地战胜自己。因为你不是神仙,不可能主观的判断总是会适应客观规律,所以就很难了。因此不能够自以为是,要永远自以为非,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挑战自己。所以国家领导人来海尔的时候说,金融危机你们什么目标？我说就四个字:剩者为王,你能剩下的话就一定赢了。要剩下就不这么简单了,不是充分低水平的剩下,而一定要提高。怎么样创新、怎样提高呢？就像《基业长青》所说的,对于领导人的挑战,你不能做报时人,应该做造钟师。都靠你来做决策,你再英明也会有失误的时候,做造钟师,能够把每个人都打造成为了体现自身价值而不断创造新价值的主体。这样企业就不是靠你一个人来运转,而是像一部精密的时钟一样准确地运转,会克服所有的问题。

我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把这个企业打造成一个自组织、自运转,能够应对所有的挑战、所有的危机,真正能够做到基业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