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对策思考

第一篇：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对策思考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到各类企业务工的人员增多，因务工人员的伤亡问题不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案件也呈上升趋势。由于目前对工伤认定问题仅有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作为依据，而其规定较为原则、抽象，缺乏一定的操作性，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工伤认定司法审查的需要，给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工伤事故的处理和法院对工伤案件的审理造成了混乱和不协调，也一定程度上阻却了伤亡职工的权利救济。为最大限度地保护伤亡职工的合法权益，及时、有效地实现伤亡职工的权利救济，本文试从当前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进行粗浅分析，并提出拙见与同仁商榷。

一、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涉及的主要问题及思考

（一）关于劳动关系主体资格的司法审查问题

在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时，首先要审查申请工伤认定的主体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的调整范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工伤认定的对象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这就说明对工伤认定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既可能是工伤职工或其直系亲属，也可能是工伤职工所在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只限于境内各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但是审判实践中还存在比较模糊的问题：

1、职工退休后返聘原单位工作或在新的单位工作发生伤亡事故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

2、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因公受伤是否属于工伤认定调整的范围。

3、没有进行工商登记的用工主体的雇工在工作中受伤是否属于工伤认定调整的范围。

4、在租赁、承包关系中，出租、发包人为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而承租、承包者为个人时，其雇工在工作中受伤是否属于工伤认定调整的范围等等。在法律尚未作出明确具体的指导性规定之前，笔者认为，审查申请工伤认定的主体应主要掌握以下标准：一是用人单位是否为依法核准登记的各类企业或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二是职工是否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者。

首先，由于《工伤保险条例》只规定了各类企业的职工与个体工商户的雇工才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那么，对于非企业性质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所雇佣的人员在工作中受伤应不属于工伤认定调整的范围，其工伤保险问题只能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由有关部门另行规定。其次，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用工主体不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其只是以个人身份在雇佣人员，不属于用人单位。因此其雇工在工作中受伤，亦不能适用工伤认定。以上伤亡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解决。关于退休职工受伤问题，笔者认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1995）309号《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概述》中规定“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只要形成劳动关系，即劳动者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适用劳动法”。该规定中的“劳动者”是指劳动法律意义上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并不包括已经办理正式退休手续并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职工。因此，退休职工在享受了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情况下，重新参加工作后与返聘的单位或新单位所形成的是雇佣与被雇佣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一旦发生伤亡事故，不应适用工伤认定程序，再由社会工伤保险基金承担伤残保险义务，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按民事侵权法律关系的有关规定予以救济，由用人单位作为赔偿义务人承担法律责任。关于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企业租赁、承包，工程转包、分包等情况，一旦发生工伤事故，企业的租赁方和承租方、发包方和承包方、建筑工程的转包分包方和承揽方往往互相推诿，以自己不属于受伤职工的用人单位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法院应当审查用人单位是否具有用工主体资格，即是否为依法核准登记的各类企业或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据此，实行租赁、承包的企业发生工伤事故的，如果承租方或承包方无用工主体资格，应以出租方或发包方为用人单位；建筑施工企业将建设工程转包或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造成农民工因工伤亡的，应以该建筑施工企业为用人单位。

（二）关于工伤认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认定问题

关于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的举证责任，主要涉及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当事人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二是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是否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进行工伤认定的审查。

关于行政机关不作为的举证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有明确规定：即“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二）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当事人应当提供相关书面凭证或证明其提出申请的其他材料。但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原告不负举证责任。关于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是否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作工伤认定的司法审查问题，这是审理工伤认定案件的重点之一。因为工伤认定案件中当事人最主要的争议焦点就是职工所受伤害是否因工作造成的。《工伤保险条例》考虑到职工在企业处于弱势地位、举证相对困难的情况，明确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用人单位，即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用人单位应承担不构成工伤的举证责任”。因此，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进行工伤认定时，如果用人单位否认工伤的，不能强求职工负举证责任，而应由用人单位举证证明伤者是基于其他事由引起的受伤或该项工作不存在引起伤害的危险性，如果举证不能，应认定工伤。

人民法院在审理中也应把审查的重点放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是否遵循了上述举证责任的规定。但是，强调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并非说原告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原告应当提供其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存在事故伤亡事实等基本证据，因为这些证据是工伤认定的前提。用人单位如否认职工与其存在事实上劳动关系的，也要举出否定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关于劳动者是否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问题，实践中争议较多的是有些劳动者没有以书面形式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往往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工伤责任，这就存在对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问题。笔者认为，在事实劳动关系中，劳动者虽然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事实上已成为企业或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为其提供有偿劳动，与用人单位客观上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法院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综合鉴别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一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从属关系，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和监督；二是用人单位是否根据某种分配原则，组织工资分配，劳动者按照一定方式领取劳动报酬；三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为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四是劳动者是否在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场所、使用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工具。

（三）工伤认定的法律适用问题

1、关于法无明文规定情形的处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十五条列举了十种可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第十六条列举了三种不能作工伤认定的情形。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的职工伤亡情形要么符合第十四条、十五条的肯定性规定，且不在第十六条排除性规定之列，可认定为工伤；要么虽然符合第十四条、十五条的肯定性规定，但在第十六条排除性规定之列，则不认定为工伤；要么不符合第十四条、十五条的肯定性规定，却符合第十六条排除性规定，则亦不认定为工伤。但是，现实生活纷繁复杂，伤亡情形多种多样，《工伤保险条例》所列未能穷尽职工伤亡的各种情形，比如职工在下班途中不小心跌倒摔伤，当其申请工伤认定时，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就找不到法律规定的对应之情形，因为该职工的受伤情形既不符合第十四、十五条的肯定性规定，也不属于第十六条的排除情形，那么对该事故究竟作何认定以及适用哪一法律条款就成为困扰行政机关的问题。大多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为，既然职工的伤亡事故不符合条例第十四、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则不论其是否符合第十六条的规定，都应认定为非工伤。另一种观点认为，认定为工伤或认定为非工伤都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条文来适用，如果职工的伤亡事故既不符合认定为工伤的肯定性规定，也不符合认定为非工伤的排除性规定，那么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妨作出驳回当事人工伤认定申请的处理决定为宜。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2、关于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法条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十五条规定的认定工伤和视同工伤的情形中，工作原因、工作场所、工作时间成为工伤认定条件的三大要素，但由于这些规定过于原则，受伤职工、用人单位以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此理解不一，乃至法院内部以及不同法院之间对这几个词的法律理解分歧也很大，成为审理工伤认定案件中最难把握同时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笔者认为，职工伤亡情形千变万化，原因也复杂多样，有的是在私自加班过程中受伤，有的是在厕所或去车间的通道上受伤，有的是在自行帮助别人或从事有利于用人单位但并非其职责的事务中受伤等等，如果我们对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作狭义理解的话，很多伤亡职工将得不到工伤认定和保险救济，这对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他们是很不公平的。

我国工伤认定的立法精神就是最大可能地保障主观上无恶意的劳动者因工作或与工作相关活动中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后能获得医疗就治、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的权利，因此，在工伤认定的有关法律条文规定笼统、原则、列举不明的情况下，审理工伤认定案件应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劳动者利益的角度理解。对于事故伤害发生的工作场所的认定，一般应根据职工的工作职责、工作性质、工作需要、工作纪律等方面综合考虑，凡与职工工作职责相关的区域以及自然延伸的合理区域如单位提供的工间休息场所、卫生间等均应视为工作场所。对于造成事故伤害的工作原因，一般应从是否属于本岗工作、是否属于单位临时指派的工作、是否属于单位重大紧急情况等方面考虑。而且，这种工作原因既应考虑职工本人的工作原因，也应考虑因单位设施或设备不完善、劳动条件或劳动环境不良、管理不善等原因。对于工作时间的认定，应当理解为既包括用人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单位要求加班加点的时间，也包括为开展正常工作所必须的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时间。同时，在外出开展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排除如个人休闲娱乐、游山玩水等因素而受到的伤害亦应当认定为工伤。

另外，关于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是否认定工伤问题，实践中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上下班途中如何理解？笔者认为，上下班途中不应作过于宽泛的理解，应指职工在合理的时间与路线上离开用人单位回到家中或离开家回到用人单位的过程，如果其在中途去了其他地方办理其他事务，而该事务与其工作或回家没有必然联系的话，则该过程就不应认定为上下班途中。比如职工下班后先与朋友聚会或去逛商场购物然后再回家，则其在去与朋友聚会或到商场途中以及之后的回家途中，就不属于上下班途中。当然，如果职工在上班途中先去吃早餐，或下班后顺便买菜回家等等，由于该事务是其日常工作生活的必须要求，而且符合一般常理，应作上下班途中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本条规定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才能认定为工伤，笔者认为只要事故各方当事人中有一方驾驶机动车，则该伤害就属于机动车事故伤害。二是在上下班途中，违反交通管理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否认定为工伤。对此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职工只有在上下班途中发生的无本人责任的机动车伤害事故的情况下方能认定工伤。另一种观点认为，《工伤保险条例》取消了过去《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有关责任因素、上下班路线等条件限制，其立法本意是为了更加充分地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放宽认定工伤的条件。特别是2006年3月1 日实施的《治安处罚法》所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中已删除了交通管理部分，如果因职工在机动车事故中负有一定责任而以职工违反治安管理规定为由不予认定工伤则无任何法律、法规的依据。因此，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时，无论受到伤害的职工在事故中是否承担责任，依法都应当认定为工伤。

3、关于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法条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了三种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首先，“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应作何理解？笔者认为，这里的“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是指伤亡职工自身存在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且该行为：一是与职工的伤亡存在必然的联系或者是造成伤亡的直接原因，二是经职权部门作出明确的认定，两者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否则职工的伤亡只要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十五条的规定，就应认定为工伤。至于职工是否存在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处理工伤案件时无权自行认定。第二，如何理解“醉酒导致伤亡”。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的个体差异，何种程度属于醉酒以及该醉酒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伤亡事故的发生往往因人而异，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和尺度来把握与鉴别，即使可以进行酒精含量测试，但该测试多在伤亡事故发生之后，很难准确反映事故发生之时的真实情况。为了便于操作，笔者认为只要在发生事故时，其他知情人对伤亡职工是否喝了酒能明显的感知，则可认定为醉酒导致伤亡。第三，如何理解“自残或者自杀”。由于自残和自杀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对伤亡职工主观思想的判断来认定的，虽然主观思想可以从客观行为中反映，但一般来说很难准确认定，而且认定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从外部行为到内心思想的主观推断。因此，笔者认为，除非有很充足、明显的证据表明伤亡职工存在自残或自杀行为，一般不宜适用该条款来认定非工伤。

（四）关于工伤认定申请时限的审查问题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止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３０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３０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职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１年内可以直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如果超出此期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劳动保障部门一般不予受理。《工伤保险条例》之所以这样规定，可能是参照民法通则关于人身伤害诉讼时效一年的规定，但是，《工伤保险条例》却未同时规定工伤认定时效的延长、中止和中断，使在特殊情况下的伤亡职工丧失工伤认定申请权。如职工本人发生工伤事故后由于技术问题当时未能发现伤害，而是在一年后才被确定伤害，因此丧失工伤认定申请权显然是不公平的。另外，目前一些职工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发生事故后往往因用人单位为其支付了医疗费及病休期间的全额工资，而误以为其已享受工伤待遇，后因故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才发现并未认定工伤，此时才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已超过一年期限。再者，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救济，实践中，劳动保障部门对超期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也有基于正当理由而受理的。对此，下列两种特殊情况下劳动保障部门受理超期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延长申请时限的；二是职工因用人单位承担了医疗费用并支付了病休期间的工资，而误认为已经得到工伤待遇，导致超过申请时限的。

二、几点建议

（一）把握《条例》立法原则，准确作出工伤认定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是工伤认定的职能部门，要想及时、准确、合法地作出工伤认定结论，避免不必要的诉讼案件发生，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从事工伤认定的人员在认定过程中，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对千差万别的工伤情形作出综合判断，具体把握如下原则：

一是应以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工伤认定的出发点，只要没有证据否定其是工伤，在排除其他非工伤的情形下，就应认定为工伤。不要轻易地把职工推出去。工伤保险从民事责任发展到雇主责任以至目前的社会责任，工伤保险作为一种强制的社会保险之所以能够存在，其承担起社会责任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准确把握《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把“因工作原因”作为认定为工伤的核心。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在把握时应主要考虑是否因工作原因，视同工伤的情形在把握时应严格掌握法律的规定，在作出不得认定为工伤的决定时应有充分的证据。

三是对于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的伤害，是否属于履行工作职责所致，在工伤认定工作中，应对各方面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没有证据否定职工所受到的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必然联系的，在排除其他非履行工作职责的因素后，应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

（二）发挥法院审判职能，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工伤职工或者用人单位不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工伤决定提起诉讼时，法院公正、高效地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对于保护伤亡职工的合法权益，及时实现权利救济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目前对有关工伤认定法律的理解分歧尚未有效地统一和规范之前，笔者认为，对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处理应当把握一个原则，即在没有确凿、充分、明显的证据表明职工的伤亡属于非工伤时，一般应作工伤认定。这样有利于实现社会整体公平，减少不安定因素。当然，在把握这一原则时要注意正确处理两个矛盾：一是正确处理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和平等对待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矛盾。工伤事故的受害者多为来自贫困地区或农村的务工人员，是一个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是法院落实司法为民的最好方式。但是，不能因为是弱势群体，就对他们的不合法、不合理要求予以支持或满足，而苛以用人单位过分的责任和义务。二是正确处理行使司法审查职能与支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行政的矛盾。由于有关工伤认定的法律规定比较抽象、简单，而大家对法律理解的分歧又较大，不可避免行政机关的结论与法院的认定存在不同。一方面，法院要坚决纠正行政机关的错误认定，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加强与他们的沟通，通过提出司法建议、召开座谈会、联合举办讲座等方式，达成法律理解的一致和案件处理的共识，使司法权与行政权和谐统一，发挥积极的社会功效，充分保护伤亡职工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有关法律规定，统一工伤认定标准

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有关工伤认定法律法规规定的不明确、不完善、不具体，不论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对工伤事故进行认定时，还是法院对工伤认定结论进行审查时都会产生对法律理解适用的分歧与混乱。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处理工伤认定案件遇到的各种问题，必须完善有关法律规定，统一有关法律认识。特别是关于工伤认定的条件问题，它是处理工伤认定案件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也是目前争议和分歧最大的地方。而新的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对此规定得比较简单、抽象，使案件的处理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由裁量空间。建议在适当的时候，由有关部门制定相关补充规定、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对工伤认定的争议问题作出明确的阐述，统一各方认识，规范处理标准，有效地指导行政执法与审判实践。笔者相信，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一步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一定会进一步畅通伤亡职工的救济渠道，实现对伤亡职工权益的最大保护。

第二篇：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摘要：工伤保险制度作为我国法制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于维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权益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工伤保险制度逐步完善，劳动者工伤赔偿的保障力度进一步加强。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很多弊端和问题显现出来：工伤职工不能及时得到赔偿金，有的甚至在法律上找不到救济的途径，严重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不利于社会稳定。

关键词：我国工伤保险制度 存在问题 外国工伤保险制度 对策思考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system as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legal system in China, the employing units and workers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In recent years, China's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system and gradually improve, 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further strengthen.But in particular executive procedure has many shortcomings and problems emerged: the injured workers cannot receive timely compensation, some even legally unable to find relief way, seriously affected the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is not conducive to social stability.Key Word: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in China;Existing problems;Foreign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system;Countermeasure thinking

一、我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强制措施力度不够

1、对用人单位不办社会保险缺乏硬性制裁措施。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条例》都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1】但对用人单位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违法行为缺乏硬性制裁措施。法律规定:缴费单位未按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2】然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制裁措施仅仅是“责令限期缴纳、加收滞纳金、罚款”，对于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用人单位而言，这些措施显然缺乏力度，不能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造成用人单位不能积极的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这种现象在非公有制企业尤为突出。

2、对用人单位不申请工伤认定缺乏刚性的惩罚措施。《条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或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可见，用人单位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是其法定义务。权利可以放弃，但义务必须履行，否则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现实中，不能按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的往往是没有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工伤待遇本来就只能由该用人单位承担。所以，《条例》规定由用人单位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的惩罚措施对其毫无意义，不能有效的制裁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申请工伤认定的违法行为。【3】

（二）工伤保险体制的设置不合理，没有形成相互监督的制度体系

1.工伤保险经办部门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之间缺乏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体质。从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安排来看，劳动保障部门负责政策的制定和出台，经办机构执行政策，办理业务。【4】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许多地方工伤保险经办部门都是自己制定政策，自己执行，这样就造成了工伤保险经办部门在办理具体业务的同时也承担起了制定政策、解释政策的责任，导致责任不清。2.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定位不清，缺乏监督。《工伤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人事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工会组织、经办机构代表以及用人单位代表组成。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为管理工伤保险的行政部门，负责制定有关工伤保险的政策，具体负责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等的组织管理活动。【5】

（三）程序繁琐，维权成本高

按照《条例》的规定，职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需经过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劳动仲裁，甚至到法院起诉。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还需要在工伤认定之前先确认劳动关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的期限各是2个月，劳动仲裁的期限是45天，一审期限是六个月，二审期限是三个月，但要走完这些程序少则需要一年二个半月，多则要二年以上的时间。【6】因为当事人对工伤认定的决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由于程序烦琐、时间过长，部分受伤害职工被拖得精疲力尽，甚至中途放弃。

（四）超期申请工伤认定，工伤待遇难以保障

工伤认定是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的先决条件，同时工伤认定也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职权。《条例》规定，申请工伤认定的期限用人单位是30日，劳动者是一年。如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没有在规定的期限申请工伤认定，那么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就会以超过受理时效为由裁定不予受理。【7】如果没有工伤认定决定就无法进入劳动能力鉴定，即使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也会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得到保障。在实践中，对于没有取得工伤认定决定的，一些人民法院也会适用司法不干预行政的惯例，认为法院无权认定工伤，判决驳回工伤职工的诉讼请求。

二、与外国工伤保险制度相比较

1.《英国现行工伤保险办法》颁布于1975年。英国工伤保险事务由卫生与社会保障部负责。卫生与社会保障部的地方办事机构负责具体管理工伤保险费用和工伤保险待遇支付。英国没有单独的工伤保险基金。

在工业事故中，所有在英国就业的具有劳动合同的职工或学徒必须参加保险。甚至一些难以订立劳动合同的自谋职业者，如出租车、汽车、轮船驾驶员等，也被工伤保险所覆盖。英国规定只有“由于就业引起的和在就业过程中发生的事故而造成伤亡”的人员才有资格享受工伤保险待遇。【8】

2.日本的《工伤补偿保险法》制定于1947年，这部法律的第一条指出，制定这部法律的目的是“对工人因业务上的事由或因上班造成负伤、生病、残疾或死亡者，予以迅速且公正的保护，实行必要的保险给付。同时，谋求促进这些因业务上的事由或上班而病残的工人重返社会、救援该工人及其遗族、确保工人的劳动条件，以利于工人福利的改善。”

从1958年至今，工伤保险的主管部门厚生省制定了如何减少工伤的11 个五年计划，该计划的基本方针是“最大限度的减少死亡事故，确定中小企业安全卫

【9】生工作落实，简少劳动者的精神负担，减少事故受伤害人群等。”

3.印度于1924年实施的《工人补偿法》是一种完全的雇主责任制。印度独立后，1948 年开始建立包括工伤保险的现代社会保险体系，《雇员国家保险法》也于1952年开始实施。

印度的《雇员国家保险法》覆盖了雇用20 人以上的工业企业，采矿、商业和农业不包括在内。受保护的对象包括蓝领、白领和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管理人员。该法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到其他经济部门，然而，即使是所覆盖的经济部门，【10】该法仅仅在工业中心并具有大量参保人员的地区实施。

4.从上述各国工伤保险制度看出，各国的制度多少都存在些问题与不足。相对比而言，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存在更多的问题，需要制定强有效的条例，从而推进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规范工伤保险制度，解决工伤保险争议。

三、原因分析

（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认识不到位

造成工伤保险参保率不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认识不到位是其重要原因。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一些用人单位认为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增加了自己的用工成本，从而减少了企业的利润。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重视职工的合法权益，不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其实，工伤保险制度创设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障工伤职工的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另一方面是为了分散用人单位的用工风险。【11】可见，国家要求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对用人单位来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有些用人单位往往心怀侥幸，认为自己的企业发生工伤事故的可能性小，参加工伤保险不划算。由于用人单位对工伤保险认识不足，造成用人单位参保积极性不高，即使勉强参保，中途退保现象也十分严重。【12】此外，也有因为劳动者不配合而没有办理工伤保险的。鉴于农民工流动性强，工作不固定，认为只有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才放心，其自身缺乏对工伤保险的正确认识、维权意识差，给工伤保险扩面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二）法制宣传弱化、普法工作缺位

近年来，立法速度在加快，但法制宣传、普法工作没有很好的落实。特别是在一些落后地区，很多的劳动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应该为自己办理工伤保险；更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对法律的无知，造成对自己权益的漠视，权益被侵害不知道去举报、投诉，发生事故或职业病不能在规定的期限申请工伤认定。

（三）某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工伤保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某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认为工伤保险的实施会增加企业成本，使企业利润下降，可能导致地方税收和招商引资项目的减少。在地方主义的保护下对国家制定的法规拒不执行，没有把“普及工伤保险”放到日程上来；【13】另外，由于工伤保险制度本身就是分担风险的制度，某些低风险的行业参保的积极性不高，能避则避，而行业风险高的行业里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参保的积极性都高，一部分企业的领导人目光狭隘，只重眼前利益，而不顾劳动者的安全和生命，偷逃工伤保险费用的缴纳。

四、完善工伤保险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健全我国的劳动行政执法队伍,提高经办水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保障纠纷将会越来越多，其社会影响亦越来越大。尤其是工伤纠纷，由于直接涉及到职工的人身权利和经济权利，因此十分敏感，社会关注程度较高。我国劳动保障业务整体来说具有较为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劳动保障的执法队伍应该得到加强，逐步淡化其“行政色彩”，强化其“法律特点”，时机成熟时在法院系统建立“劳动保障法庭”，形成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劳动保障法律事务经办队伍。在工伤保险开展较好的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德国)【14】工伤保险经办及纠纷处理基本是通过法院的劳动法庭处理,这对我国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建立劳动保障法庭,是劳动保障事业贯彻“依法治国”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我国的劳动保障事业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用人单位自觉参保的意识

为强化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意识，劳动保障部门不仅要开展上街咨询、散发宣传单的活动，还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进行工伤保险政策的宣传，营造参加工伤保险利国利民的浓厚氛围，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高危行业和事故多发用人单位进行重点关注，切实解决企业负责人及其从业人员认识上的不足和观念上的误区，增强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积极性。【15】同时，发动群众参与扩面，把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作为扩面的重要举措。总之，通过政策宣传，让企业和劳动者从“要我参保”成为“我要参保”的自觉行动，让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对工伤认定的条件、标准、程序、待遇以及各种时限有所了解，避免出现因不懂、不知而造成的认定难问题，进而维护企业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三）工伤预防、工伤补偿和工伤康复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制度亟待建立和完善

工伤预防是通过技能培训、社会宣传,通过各种改善工作条件的技术手段和经济手段,以达到促使企业注意安全生产的目的。工伤补偿是根据因工负伤、致残、死亡的不同情况提供法定标准的经济补偿,主要以现金支付的有关工伤保险待遇。工伤康复包括医疗康复和职业康复,目的在于尽量恢复负伤或患职业病职工的健康和劳动能力,并相应减少伤残待遇的开支。【16】

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制度要求对发生工伤事故的职工除进行经济补偿以外,要尽最大的努力实施积极的救治和康复,促使伤残职工尽快获得身体和精神以及劳动技能的恢复,重返工作岗位,参加生产劳动。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反映了一种积极的工伤保险思想,不仅减少了工伤保险基金的开支,更为重要的是更好的保障工伤职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此,国外就有从保险基金中拨出专款用于开展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例如德国工商业同业工会工伤保险基金在2004年支出金额为94亿欧元,用于工伤预防、工伤补偿和工伤康复的基金金额分别为7亿欧元、50亿欧元和26亿欧元,分别占基金总支出的7.5%、27.7%和53.1%。【17】而我国在《工伤保险条例》中虽然把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作为制定该条例的目的之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重工伤赔偿轻预防和康复的倾向。

（四）完善工伤保险基金运营机制和解决长期待遇费用平衡问题

1．完善工伤保险基金运营机制:各国政府在工伤保险领域注重选择基金制的原因,在于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补偿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并且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发生是不可预见的,使得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无法精确预算,为实现工伤

【18】保险待遇支付的可能,实行基金制是可行的选择。但是若储存的基金因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导致贬值,则实行基金制的好处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基金的储存应当与基金的运营统一起来,即将可能遭遇的贬值风险与可能获得的投资收益统一起来。我国目前的工伤保险尚未规定工伤保险基金运营制度,所以建立这种制度来实现工伤保险基金的增值势在必行。

2．切实解决长期待遇费用的平衡问题:国外工伤保险基金有的实行“现收现付”制，即经过精算，当年基金基本平衡；也有的国家如日本实行的是“部分积累模式”，【19】即当年筹措的资金除应付当年支出外,还留有部分积累,以降低未来基金支付的风险。这种办法把一段时间内将花费的长期费用在相应的时间内征收上来,并考虑将来利息收入的增加因素确定费率,实际上是阶段性储备积累。该制度以3年内确保保险费稳定(行业费率不变)和6年内资金平衡为基础。

【20】

具体说,确定保险费率时把基金筹集金额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等于该新增长期待遇领取人年金数量的6倍,第二部分为下短期待遇所需的费用。该办法的好处是当代人与下代人的负担能够合理分配。同时,根据不同工种确定费率,可能有利于劳动力从工业部门流向技术开发部门。“基金阶段平衡制度”所积累的资金,将支付给未来的年金享受人员。我国的《条例》确定了“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工伤保险基金收付原则,对于长期待遇的支付是不合理的。日本的工伤保险待遇短期实行“现收现付”,长期待遇按当年新增人数所需年金的6倍征集上来。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这将有助于解决目前我国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费用难于平衡的问题。

（五）建立弱势群体维权机构

鉴于民工整体素质不高、与用人单位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及工伤保险索赔程序复杂，很多的农民工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1】因此，需要组建弱势群体维权机构，免费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获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考虑到工伤保险涉及的面广，建议弱势群体维权机构由律师、工会成员、劳动保障执法人员共同组成，以利于工作的开展。工伤保险制度的设立对企业和劳动者都是有利的，对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尽管工伤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但终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郑尚元。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0、32、135.【2】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田小宝、江流湉，《<工伤保险条例>解评与工伤保险实用指南》，中国物质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77页

【4】费梅苹.社会保障概论(第二版)[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5】庄洪剩主编，工伤和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与工伤保险待遇支付手册，中国人事出版社，2004年.4，北京

【6】崔丽春,刘晋元.论工伤优先原则和社会保险一体化[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7】黄乐平，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法律出版社，2006年最新修订版，北京

【8】刘祖德,何华刚.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实践[J].地质勘探安全,2001,(2)【9】邵芬.《欧盟诸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 【10】刘祖德,何华刚.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实践[J].地质勘探安全,2001,(2)【11】Ronald C.Federico.The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4th Edition.D.C.Health and Company.【12】丹尼斯·C·缪勒著.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3】姜守明,耿亮.《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14】李珍.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15】胡晓义主编，工伤保险条例精解与实务，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12，北京

【16】周慧文.工伤保险风险分类及风险分类表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5,(15)【17】周永波.日本产业安全与工伤保险体系概览[J].中国医疗保险研究,2005,(4)【18】Social Security Pension Reform in Europe, edited by Martin Feldstein &.Horst Sieber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19】彭代君,陈永智,蒋琳.实施《工伤保险条例》的难点及对策[J].工业安全与环保,2005,(31)【20】岳颂东.呼唤新的社会保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1】陈刚.建立工伤预防优先的工伤保险制度[J].新安全,2005,(2)

第三篇：工伤认定中存在的一些争议性的问题

工伤认定中存在的一些争议性的问题：

一、“上下班途中”如何界定

1、最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二、人社局的上下班途中

■ 上下班途中买菜，只有在发生交通事故且非本人主要责任的前提下，方可认定为工伤。“如果在买菜过程中与人发生口角或摔伤跌伤等，皆不能认定为工伤。”相关负责人表示。

■ 上下班途中的工伤认定，明确了四种认定情形：

（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 上下班途中的工伤，像接孩子、顺路买菜等都可算其为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但如果是下班后朋友聚会、逛街、购物、娱乐等等，则不属于工伤认定的范畴。

是不是在上下班途中买菜发生意外都能被认定为工伤呢？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强调，这还要紧扣《工伤保险条例》。该条例中明确，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可认定为工伤。这意味着，上下班途中买菜，只有在发生交通事故且非本人主要责任的前提下，方可认定为工伤。“如果在买菜过程中与人发生口角或摔伤跌伤等，皆不能认定为工伤。”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记者 解丽）昨儿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实施。而在规定中，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四种上下班途中的工伤认定进行了解释。其中，上下班途中买菜发生意外也可以算工伤最为引人注目。对此，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上下班途中买菜时发生意外可认定为工伤，须有两大限定：一是发生交通事故；二是认定者为非主要责任。

据昨起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广受社会关注的上下班途中的工伤认定，明确了四种认定情形：

（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这就框定了上下班途中的工伤认定前提：合理时间、合理路线。而对于合理路线，最高法相关人员给出的解释是，如下班途中需要到菜市场买一点菜，然后再回家，而且是顺路，这就是合理路线。由此，上下班途中买菜发生意外，也可认定为工伤。

那是不是在上下班途中买菜发生意外都能被认定为工伤呢？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强调，这还要紧扣《工伤保险条例》。该条例中明确，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可认定为工伤。这意味着，上下班途中买菜，只有在发生交通事故且非本人主要责任的前提下，方可认定为工伤。“如果在买菜过程中与人发生口角或摔伤跌伤等，皆不能认定为工伤。”相关负责人表示。

同时，该负责人指出，上下班途中的工伤，像接孩子、顺路买菜等都可算其为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但如果是下班后朋友聚会、逛街、购物、娱乐等等，则不属于工伤认定的范畴。

据悉，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进行工伤认定时其申请材料中应当附具司法机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交通运输、铁道等部门或者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组织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

工伤典型案例：

今天, 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并公布四起工伤保险行政纠纷典型案例。

案例1 张成兵诉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案 ——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或者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一)基本案情

南通六建公司系国基电子(上海)有限公司A7厂房工程的承包人，其以《油漆承揽合同》的形式将油漆工程分包给自然人李某某，约定李某某所雇人员应当接受南通六建公司管理。李某某又将部分油漆工程转包给自然人王某某，王某某招用张成兵进行油漆施工。李某某和王某某均无用工主体资格，也无承揽油漆工程的相应资质。2008年3月10日，张成兵在进行油漆施工中不慎受伤。11月10日，松江区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确定张成兵与南通六建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该裁决书未送达南通六建公司。12月29日，张成兵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劳动仲裁裁决书。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立案审查后，认为张成兵受伤符合工伤认定条件，且南通六建公司经告知，未就张成兵所受伤害是否应被认定为工伤进行举证。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遂于2009年2月19日认定张成兵受伤为工伤。南通六建公司不服，经复议未果，遂起诉请求撤销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二)裁判结果

经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一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本案中，南通六建公司作为建筑施工单位将油漆工程发包给无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李某某，约定李某某所雇用的人员应服从南通六建公司管理。后李某某又将部分油漆工程再发包给王某某，并由王某某招用了上诉人张成兵进行油漆施工。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上述规定及事实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具有劳动关系的理由成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张成兵在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厂房建设项目中进行油漆施工不慎受到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据此，维持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被诉工伤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案例2 孙立兴诉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劳动局工伤认定行政案

——工作原因、工作场所的认定应当考虑是否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是否在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一)基本案情

孙立兴系中力公司员工，2003年6月10日上午受中力公司负责人指派去北京机场接人。其从中力公司所在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园区国际商业中心(以下简称商业中心)八楼下楼，欲到商业中心院内开车，当行至一楼门口台阶处时，孙立兴脚下一滑，从四层台阶处摔倒在地面上，经医院诊断为颈髓过伸位损伤合并颈部神经根牵拉伤、上唇挫裂伤、左手臂擦伤、左腿皮擦伤。孙立兴向园区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园区劳动局于2004年3月5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孙立兴的摔伤事故是在工作场所、基于工作原因造成的，决定不认定为工伤。(二)裁判结果

经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该案焦点问题是孙立兴摔伤地点是否属于工作场所和工作原因。《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该规定中的“工作场所”，指职工从事职业活动的场所，在有多个工作场所的情形下，还应包括职工来往于多个工作场所之间的必经区域。本案中，位于商业中心八楼的中力公司办公室，是孙立兴的工作场所，而其完成去机场接人的工作任务需驾驶的汽车，是其另一处工作场所。汽车停在商业中心一楼的门外，孙立兴要完成开车任务，必须从商业中心八楼下到一楼门外停车处，故从商业中心八楼到停车处是孙立兴来往于两个工作场所之间的必经的区域，应当认定为工作场所。园区劳动局认为孙立兴摔伤地点不属于其工作场所，将完成工作任务的必经之路排除在工作场所之外，既不符合立法本意，也有悖于生活常识。孙立兴为完成开车接人的工作任务，从位于商业中心八楼的中力公司办公室下到一楼，并在一楼门口台阶处摔伤，系为完成工作任务所致。上诉人园区劳动局以孙立兴不是开车时受伤为由，认为孙立兴不属于“因工作原因”摔伤，理由不能成立。故判决撤销被告园区劳动局所作的《工伤认定决定书》，限其在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案例3 何培祥诉江苏省新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案 ——关于“上下班途中”的认定(一)基本案情

原告何培祥系原北沟镇石涧小学教师，2006年12月22日上午，原告被石涧小学安排到新沂城西小学听课，中午在新沂市区就餐。因石涧小学及原告居住地到城西小学无直达公交车，原告采取骑摩托车、坐公交车、步行相结合方式往返。下午15：40左右，石涧小学邢汉民、何继强、周恩宇等开车经过石涧村大陈庄水泥路时，发现何培祥骑摩托车摔倒在距离石涧小学约二三百米的水泥路旁，随即送往医院抢救治疗。12月27日，原告所在单位就何培祥的此次伤害事故向被告江苏省新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因故撤回。2007年6月，原告就此次事故伤害直接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历了二次工伤认定，二次复议，二次诉讼后，被告于2009年12月26日作出《职工工伤认定》，认定：何培祥所受机动车事故伤害虽发生在上下班的合理路线上，但不是在上下班的合理时间内，不属于上下班途中，不认定为工伤。原告不服，向新沂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之后，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二)裁判结果

经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一审，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上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与“合理路线”，是两种相互联系的认定属于上下班途中受机动车事故伤害情形的必不可少的时空概念，不应割裂开来。结合本案，何培祥在上午听课及中午就餐结束后返校的途中骑摩托车摔伤，其返校上班目的明确，应认定为合理时间。故判决撤销被告新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职工工伤认定》;责令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就何培祥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决定。案例4 邹政贤诉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案

——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一)基本案情

宏达豪纺织公司系经依法核准登记设立的企业法人，其住所位于被告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辖区内。邓尚艳与宏达豪纺织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06年4月24日邓尚艳在宏达豪纺织公司擅自增设的经营场所内，操作机器时左手中指被机器压伤，经医院诊断为“左中指中节闭合性骨折、软组织挫伤、仲腱断裂”。7月28日邓尚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时，列“宏达豪纺织厂”为用人单位。被告以“宏达豪纺织厂”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不能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为由不予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邓尚艳后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最终确认与其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是宏达豪纺织公司。2008年1月16日，邓尚艳以宏达豪纺织公司为用人单位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于1月28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邓尚艳于2006年4月24日所受到的伤害为工伤。2008 年3月24日，宏达豪纺织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注销。邹政贤作为原宏达豪纺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09年3月10日收到该《工伤认定决定书》后不服，向佛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该工伤认定决定。邹政贤仍不服，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判决维持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宣判后，邹政贤不服，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因宏达豪纺织公司未经依法登记即擅自增设营业点从事经营活动，故2006年7月28日邓尚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禅城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时，错列“宏达豪纺织厂”为用人单位并不存在主观过错。另外，邓尚艳在禅城劳动局以“宏达豪纺织厂”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不能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为由不予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并建议邓尚艳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后，才由生效民事判决最终确认与其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是宏达豪纺织公司。故禅城劳动局 2008年1月16日收到邓尚艳以宏达豪纺织公司为用人单位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从《工伤保险条例》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考量，认定邓尚艳已在 1年的法定申请时效内提出过工伤认定申请，是因存在不能归责于其本人的原因而导致其维护合法权益的时间被拖长，受理其申请并作出是工伤的认定决定，程序并无不当。被告根据其认定的事实，适用法规正确。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判决维持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

第四篇：工伤行政案件总结

关于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调查报告

(广东省高院)

近年来，我省工伤认定行政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尤其在我省珠三角地区的部分法院，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占了案件整体数量的一半以上。但在审理过程中，由于相关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具体操作标准缺失，使得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挑战。为此，省法院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问题确定为2006重点调研课题。省法院行政庭课题组立足我省实际，对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目的是通过调研，提出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审理的原则、思路和具体标准，为党委、政府和全社会解决好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提供思路，并更好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正确利用司法资源，在政策和法律之间寻找平衡。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调研背景

我省作为经济大省，国民生产总值长期位居全国第一。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活跃，“十五”期末全省城乡从业人员达到4832万人，其中外来农民工占有相当的比例，为广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近年来由于工资待遇较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各种原因，与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的地区相比，我省对于外来劳动者的吸引力在下降，珠三角许多地方出现了“民工荒”，直接影响了我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进一步保障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劳动者的待遇水平，已成为我省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在涉及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诸多问题中，工伤问题是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截至今年底，我省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875万人，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居全国第一位，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人数突破1000万，达到1099万人，占了全国的二分之一。2005年全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158488宗，其中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有155906宗，不予认定工伤的有2190宗。涉及工伤认定的行政争议呈逐年急剧上升的趋势，围绕工伤认定行政争议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很突出，政府疲于应付，处理不好，容易带来相当不良的社会影响，工伤问题成为政府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将“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中亦强调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着力化解劳动纠纷，加强劳动争议案件的调解、仲裁、审理”。因此，依法妥善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处理好工伤认定行政争议，是人民法院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重要职能和体现。

二、工伤认定的历史发展及其性质

我国的工伤认定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是建国后第一部专门性的涉及工伤认定方面的法律。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当时经济结构单一，政企不分，企业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因此是否构成工伤是由企业进行认定的，并主要由企业给予相应的工伤待遇，形成国家调剂与企业责任相结合的模式。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广东省东莞市、深圳市率先开始试点，1992年广东省就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制定了工伤保险的有关规定，1998年《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进一步扩大了工伤保险的范围，随着2004年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的出台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应修改，目前我省已基本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工伤保险体系。

纵观我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之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过程，工伤保险制度发展有着三个特点：一是实现了从民法的侵权行为法到社会法的跨越，具体到责任承担方式而言，经历了从过错责任原则到无过失补偿原则的转变。我国的工伤认定制度也经历了这一过程，1998年劳动部出台的《工伤认定办法》中规定劳动者“蓄意违章”的不认定是工伤，其仍然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但是2004年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则取消了该条的限制，这正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体现。二是工伤的认定范围在逐步扩大，将与工作相关的因素，如上下班途中、预备或收尾工作等导致的伤害也纳入到工伤的范围。三是工伤保险制度与一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若工伤赔偿过高，范围过宽，将会使得工伤保险基金难以承受，最终损害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但是工伤界定过窄，则难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因此，工伤保险制度的保障范围和保障程度并不以传统的侵权赔偿等为原则，而是直接受制于法律规定，难以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作出评价，仅体现及时救治、医疗康复和必要的经济补偿原则。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工伤认定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法定职责，其性质应属于行政确认行为，其目的是使劳动者在受到工伤损害后，能及时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具体而言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工伤认定权是行政权力的组成部分。根据我国已经形成的法律框架,工伤认定是行政主体,即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其职权的具体形式,具有行政法上的确定力和公定力,因而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当然在一些国家,基于历史上形成的习惯,将工伤认定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行使,也未尝不可,但这需要另外一套法律体系的支撑。

第二,工伤认定行为不是处分行为。与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直接创设或改变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状态不同,工伤认定只是对发生在劳动者身上的客观事实是否属于工伤进行甄别和判断,并不对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处分。在实践中切不可将工伤认定行为与因为用人单位没有参加工伤保险而对其进行的处罚等处分行为相混淆。这也决定了工伤认定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影响是间接性的,只是为处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提供了前提。

第三,工伤认定是依申请的行政确认行为。进行工伤认定的目的，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对劳动者所遭受的损害进行填补,不涉及公共利益的维护,特别是在劳动者已经通过其他途径,如民事诉讼、当事人协商等方式获得补偿的情况,应允许劳动者放弃要求认定工伤的权利。因此只有在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才能进行确认。

三、我省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数量

2003年至2005年，我省各级法院分别受理一审工伤认定行政案件267、389和594件，案件数量增长幅度较大，远远高于同期行政案件增长的速度。同期一审行政案件数分别为3809、4232和4671件。（见图1）

工伤认定行政案件数量激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省经济发达，各类经济主体用工量大。近年来，我省GDP总量一直稳居全国第一。与此相适应，我省劳动力市场特别活跃，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当多，各类劳动者的数量居全国之最。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广东省共有跨县区流动人口2105万，跨省流动人口1506万，吸纳的劳动者约占全国外来工总数的30％。如此庞大的劳动者群体，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大量的劳动争议，从而引发越来越多的行政诉讼案件。第二，企业的安全生产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从企业的角度看，不少企业只图抓生产效率，不重视企业的生产安全，既忽视对职工的安全生产知识培训，也缺少安全生产防范措施和制度建设。

第三，劳动者的维权意识逐渐增强。随着我国法制环境的逐步改善，法制宣传活动的深入开展，劳动保障部门和法院救济劳动者实际案例增多，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在发生事故以后，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第四，劳动者处于弱者地位，难以与用人单位形成规范的劳资关系，许多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的劳动关系和权利义务无法固定，从而产生纠纷。第五，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不断出现，用工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市场竞争导致企业经营困难，企业无力兑现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

（二）案件类型

目前我省的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种类，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分为如下类型：

一是按行政行为的性质划分，可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类：作为类案件指的是对劳动行政部门工伤认定结论不服起诉的案件；不作为类案件指的是起诉劳动行政部门不受理、不答复或者逾期答复等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

二是按工伤产生的原因划分，可分为因工伤事故引发的工伤和因职业病引发的工伤两类。因职业病引发的工伤由于有明确的职业病范围，因此认定标准容易统一，而因工伤事故引发的工伤，由于事故的多样性，在许多情况下往往难于认定。

三是从被告的性质划分，可分为被告是复议机关的案件和被告是原认定机关的案件两类。前者是复议机关改变原认定决定的，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由复议机关作为被告；后者是复议机关维持原认定决定，或者没有经过复议的，由原认定机关作为被告。

（三）案件分布

从全省范围来看，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案件高度集中。2003年至2005年，广州受理案件205件，深圳427件，东莞105件，佛山365件，中山64件，上述五市的案件数量占了全省受案总数1259件的87％。在粤西、粤东和粤北地区此类案件则较少，有些基层法院甚至从来就没有受理过此类案件（见图2）。

案件大量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点：一是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有一支庞大的劳动力大军；而粤西、粤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劳动力市场不够发达，发生工伤事故的情况相对较少，因而该类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也就上不来。二是从全省范围来看，经济发达的地区，法制环境也相对优化，劳动者的法律意识较强，敢于运用法律武器自救。而经济滞后的地区，法制环境也不够理想，即使发生工伤事故，一些劳动者不懂或者不敢到法院起诉。另外，从近几年工伤认定案件的分布规律上看，逐渐呈现一种梯级分布的特征，也即从传统意义上的珠三角，如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向珠三角边缘城市，如惠州、肇庆等地推进，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珠三角外的地区数量日益增多。这与我省产业结构的转移是密切相关的，随着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由珠三角对外转移，相应工伤事故的增多在所难免。

（四）结案情况

2003年至2005年全省审结的一审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被告的败诉率约占全部案件的20％左右。工伤认定行政机关败诉的原因主要有：

1.认定结论的事实证据不足。在不少案件中，行政机关未能充分核实相关证据，未能严格把握“用人单位否认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这一原则，在缺乏充分事实证据的情况下就做出事实认定结论，导致被法院判决败诉。2.认定程序违法。少数工伤认定行政机关执法水平不高，程序不够规范，包括没有履行好相应的告知义务，没有进行必要的证据审核，超过法定期限作出认定等情形。3.判断标准与法院不一致。由于现行规范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规定过于原则，而在实际中新情况、新问题较多，劳动者发生事故的情形也是多种多样，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工伤事故，往往存在许多争议，行政机关和法院的认识标准不统一，也是行政机关败诉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从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审理中发现的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第一，工伤认定的模糊地带较多，立法层次过低，认定标准难以统一。目前工伤保险主要的法律规范是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和部分省市的地方性法规，尚未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层面。另外，为了具有可操作性，部分省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自行出台了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由于层次较低，无法在裁判中援引，造成了司法标准与行政标准的不相衔接。在可作为裁判依据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条文规定方面，涉及工伤界定的主观因素过多，弹性太大，缺乏确定性标准，如《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况，哪些是“有关”、哪些是“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有着较广的含义；再如对“上下班”行进路线亦未有明确定义，缺乏易操作性。

第二，在工伤认定程序的相关事项上，纠纷处理程序混乱,时间拖得较长。目前工伤认定作为劳动保障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人民法院在民事判决中无法直接认定，从而导致了工伤认定行政程序和劳动民事仲裁、诉讼程序的混合。当事人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只能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其后才能遵循民事途径解决赔偿问题。在这过程中两种程序如何相互衔接，存在一定的混乱。又如对于非法用工造成工伤如何赔偿的问题，亦存在行政处理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两种途径，当事人可以进行选择，这也存在一个竞合的问题，需要两个程序的相互协调。第三，工伤认定如何在降低工伤事故和保障劳动者权益两方面取得平衡，在实践中缺乏明确的基础。在工伤认定的标准上，《工伤保险条例》遵循工伤保险向受害人倾斜的基本原则，但对社会化原则的理解有失偏颇，致使“无责任赔偿原则”的全面运用难以与激励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职工增强安全风险意识实现有机统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企业尤其是购买了工伤保险的企业而言，由于可以将工伤事故的成本外嫁于工伤保险，且企业自行制定的有关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在工伤认定时得不到认定机关和法院的认可，由此松懈了企业经营者的风险意识，放任劳资管理，安全生产规章难以得到落实，继而引发人为的工伤事故。二是对于劳动者而言，现行《工伤保险条例》认可了“违章操作”也可以认定为工伤，这固然是出于进一步保护劳动者的考虑，但另一方面也会导致部分职工认为只要是发生工伤事故，不管是否违章操作，都会得到相应的保险补偿，个人承担的风险较小，使得其麻痹松懈而产生更多的违章操作事故。

第四，工伤保险的监管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目前我省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虽然已位居全国第一位，但是相对于我省4000多万的劳动者而言，仍有相当比例的劳动者未纳入工伤保险的范畴，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参保主体方面，虽然《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只要在工伤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注册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雇工的）都必须参加工伤保险。但我国登记注册的企业大小悬殊，皮包公司屡屡存在，部分企业经营账目混乱，经营场所、范围和工资总额无法确定，参加工伤保险实际上主要是较大规模的企业，对于小企业尤其是个体工商户而言，由于自身的技术难题，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未形成有效的协作机制，参加工伤保险操作则更加困难。二是监管力量相对于庞大的经营企业而言过于薄弱，如深圳宝安区现有大小企业35000多家，劳动监察人员总共只有500多人，平均一个人要管700家企业，监管不到位在所难免。

第五，法院自身由于存在法官专业知识不足，经验积累不够，缺乏判例制度等原因，部分案件的审理也存在出现偏差和标准不统一的现象。由于部分行政审判法官缺乏对我国劳动法律制度的整体认识和理解，片面从条文本身和个人经验出发审判案件，导致部分案件的审理出现偏差。另一方面，我国法官接受的法学教育主要掌握某个法律概念，熟悉某个法律术语应当具备的要件等等，很少接受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的方法和技巧的训练，因此，我国法官既不擅长于也不习惯于进行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而且由于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虽然上级法院有时也将一些典型案例进行汇编，为下级法院或者自身对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参考，这种典型案例的汇编没有制度化、固定化和经常化，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因此，上级法院或者同级法院的案例对其他法院的借鉴意义不是太大。基于上述原因，导致了法官在对某类法律问题进行理解时，各行其是，五花八门。对于某些相似的情况，有些法院认定为工伤，有些法院却认定为非工伤，甚至同一法院对相似的情况的案件作出前后不一致的裁判，司法标准未能有效统一。

五、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基本原则

面对急剧上升的案件数量和复杂多样的案情，我省各级法院注意从以下三个原则出发，审理了一大批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基本均能做到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为妥善处理工伤认定行政争议，营造和谐的劳动关系，构建和谐广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是倾斜保护原则。工伤认定属于社会法的范畴，应当遵循社会法的有关规范和原则。社会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基本宗旨正是体现了出于对社会弱者（包括劳动者）倾斜保护的需要。因此，为了预防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人民法院在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对于一些事实和法律的模糊地带，在作出最终抉择时，以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作为选择的出发点，有效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

二是保护法定原则。工伤的保障范围和保障程度具有法定性，该法定性是建立在一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劳动者工伤权益的保护存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时，严格从法律规定的本身出发作出判断，对于超越法律规定之外的情形，即使劳动者的情况非常值得同情，也不认定为工伤，没有用道德、常识上的判断来代替法律的规定，防止了由于同情劳动者，而有意超越法律现有规定，无限制扩大工伤范围的审理倾向，维护了正常社会秩序。三是尊重行政裁量权的原则。我国当前立法之所以赋予行政机关进行工伤认定的职责，其出发点是基于行政机关的专业性和效率性，同时也是因为工伤保险基金由行政机关所管理，由行政机关进行工伤认定能够更好的理顺认定与赔付之间的关系。因此，行政机关在认定时对于一些事实和法律模糊地带的自由裁量行为，法院保持了应有的克制，尽量尊重行政机关的选择，除非被诉行为不合理情形属于以下情况之一的，法院才考虑予以撤销：一是行政机关实施自由裁量行为是出于非法目的；二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过于主观武断，或显著缺乏合理性，充分体现了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

六、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需要解决的部分疑难问题

（一）关于复议前置的问题劳动部门作出的关于工伤认定的行政行为一般有四种模式:一是既不受理，也不答复；二是超过60日未作认定；三是作出不予受理的通知；四是作出认定和不认定工伤的决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只有第四种情形才需要复议前置，前三种情形则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劳社厅函（2004）123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当事人对工伤认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问题的复函》中也认为，当事人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即这种情况下行政复议不是前置程序。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如何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有关问题的答复》（［2005］行他字第19号）亦作了类似的规定，因此，人民法院在受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时，应当注意区分不同的情形，对于当事人起诉行政机关不作为的，可以不经复议程序，直接予以受理。

（二）当事人的确定问题

1.原告的确定。职工作为原告起诉的，若职工尚未死亡的，以职工作为原告，职工已经死亡的，以直系亲属作为原告。用人单位作为原告起诉的，若用人单位是个体工商户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九条的规定，应当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业主的自然情况。

2.被告的确定。一般以工伤认定机构为被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作出工伤认定主体的机构是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二、十三条亦作了相应的规定。在设区的市中，由于工伤保险是由市级统筹，因此实践中对“统筹地区劳动保障部门”如何理解出现了争议，有的法院认为仅能由市级劳动保障部门作出认定，有的法院则认为区级劳动保障部门亦可。对于该问题，广东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在粤人法函（2005）137号答复中已经明确，“统筹地区劳动保障部门”应当理解为“统筹地区的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由于不少地区工伤认定案件数量较大，若只能由市级劳动保障部门受理，将使得行政部门不堪重负，也使得市级劳动保障部门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案件受理量激增，不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因此，对于县、区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的，不宜以主体不适格为由予以撤销。

我省有些地区由于机构改革等原因，由社会保险基金中心进行工伤认定的工作。由于社会保险基金中心的性质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下属部门，属于事业单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并未赋予其进行工伤认定的行政职能，即使社会保险基金中心实际从事工伤认定工作，亦只能视为受委托组织，对外仍应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名义作出，最终的行政责任仍应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承担。对于没有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名义作出工伤认定结论的地区，法院应当及时向有关机关提出司法建议，督促其及时纠正。

3.第三人的确定。职工或其直系亲属起诉的，一般列用人单位为第三人，用人单位起诉的，一般列职工为第三人。另外，出于诉讼效率的原则,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不宜将劳动者的其他亲属列为第三人。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在工伤认定的过程中，负主要举证责任的是用人单位，但劳动者也不是完全免除举证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了劳动者的举证责任，即劳动者应当提供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认定条件的初步证据，包括：（1）证明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存在事故伤亡事实，包括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3）伤害部位等。与此同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还规定了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即用人单位认为不是工伤的，应当由用人单位举证，提供证据证明职工受伤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况，不应当认定为工伤；同时还规定了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职工提供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时应当审查劳动者提供的证据材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确定的证据规则对是否构成工伤进行举证责任分配，并根据需要对事实进行调查核实，最后在对双方提供的证据和调查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认定事实，最后依法作出工伤认定。

在行政诉讼中，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作为被告的劳动保障行政机关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由于工伤认定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而工伤事故是不能还原的，因此行政机关主要依据是劳动者、用人单位提供的证据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审核需要调查核实的有关材料来作出认定结论。因此在工伤认定行政诉讼案件中，法院不能片面遵循被告负举证责任的原则，而应当将审查的重点放在行政机关是否作必要的调查核实，按照证据规则来分配举证责任，是否依据证据规则来作出认定结论，认定的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但是，对于其他方面的反证，行政机关应当在调查过程中予以考虑，并且在最终的认定决定中有所体现。若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确实明显忽略了相关证据的，法院可以考虑撤销。实践中，由于个别行政机关执法程序上的不完善，在调查过程中行政机关要求用人单位举证时，没有采用书面形式告知用人单位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导致用人单位没有及时举证，行政机关根据劳动者提供的证据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不服，引发行政诉讼案件。我们认为，由于用人单位是否举证直接关系到工伤能否成立，因此行政机关在调查核实时，应当履行书面告知的职责，这是程序正当性原则的体现。对于行政机关存在上述程序问题的，当地法院应当及时发出司法建议，督促其改正。

（四）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

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是劳动者能够享受工伤待遇的前提条件。实践中，不少工伤争议的争议焦点就集中在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这一问题上。尤其在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没有全面建立，劳动者尚处于弱势的背景下，劳动关系的争议往往成为许多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争议的焦点。

1.劳动关系的确定标准。我们认为，首先，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一般视为具有劳动关系。其次，没有订立书面合同的，就涉及事实劳动关系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劳动法、劳社部发（2005）12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及相关的劳动法理论，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标准的，可以认为事实劳动关系已经成立：

（a）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也即合法标准）；（b）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也即控制标准）；

（c）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也即组成标准）。法院在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判断事实劳动关系是否成立时，可以参考下列凭证：一是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是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是考勤记录；五是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等。

2.劳动关系与其他关系的区别。要正确认定劳动关系，还应当将劳动关系与其他关系进行对比区分，才能在审判实践中作出正确的判断。

第一，劳动关系与承揽关系。承揽关系是根据承揽合同确定的，由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劳动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一种民事合同关系。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其与劳动关系的区别在于：(a)劳动关系目的是提供劳务，其标的在于劳务本身，承揽关系虽然也涉及劳务，但目的不在劳务本身，而在于劳动成果，劳动只是获得劳动成果的手段；(b)劳动关系中，不管劳动有无成果，都可以获得报酬，而承揽关系中如果没有劳动成果，则不能获得报酬；(c)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工作有从属性，而承揽关系中承揽人的工作有独立性；(d)劳动关系中由用人单位承担风险，而承揽关系中由承揽人承担风险。

第二，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在劳动关系认定的问题上，区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是一个难点。尤其是当劳务关系的主体一方是单位，另一方是自然人时，与劳动关系很相近，从现象上看都是一方提供劳动力，另一方支付劳动报酬，因此两者很容易混淆。从理论上讲，劳动关系是劳动力提供者（即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即用人单位）之间在实现社会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关系，具有隶属性；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者之间在提供一次性的或者是特定的劳动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另外,事实劳动关系反映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相对持续、生产诸要素相结合的关系。而劳务关系所反映的一般都是一次性商品交换关系。这在形态构成上形成另一种差别。还有,事实劳动关系以工资名义定期给付为分配方式,除工资以外,还享有奖金等其他福利待遇,而劳务关系以劳务费名义即时支付为分配方式,除劳务费以外没有其他辅助待遇。二者在交换方式和报酬质量上也形成差别。

第三，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雇佣关系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或不定的期限内为他方服务，他方支付劳动报酬的一种社会关系，属于劳务关系的一种。雇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债的关系,属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尽管佣工和雇主之间产生的劳务关系相对稳定也相对紧密,但佣工最终不能成为雇主的成员,这也是有别于劳动关系的本质所在。

3.几种特殊关系的认定问题。尽管劳动关系的认定有理论上种种依据，但在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审理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较为常见的难以认定的情形。现将我省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有关劳动关系认定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作一梳理，并提出解决的思路。

第一，离退休人员再次聘用后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的问题。我们认为，用人单位与离退休人员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应看劳动者是否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且为其提供有偿劳动。离退休人员与现在工作单位之间签订的聘用合同实际上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订立的劳动合同，不能因其名称不同就排除在《劳动法》的规定之外。二是从社会保险政策的因素来看，虽然离退休人员已经享受了养老保险待遇，但其并不能弥补其遭受工伤后所带来的损失，如果不将离退休人员与现在单位之间的聘用关系认定为劳动关系，相关行政机关不强制用人单位按规定缴纳工伤保险费，劳动者的权益将得不到保障。三是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人事部、科技部、劳动保障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科协《关于进一步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意见》（中办发［2005］9号文）第四点规定：“离退休人员受聘工作期间，因工作发生职业伤害的，应由聘用单位参照工伤保险的相关待遇标准妥善处理；因工作发生职业伤害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可通过民事诉讼处理；与聘用单位之间因履行聘用合同发生争议的，可通过人事或劳动争议渠道解决。”该规定并未明确将离退休人员排除在劳动关系之外。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退休人员与现工作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以及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问题的批复》［（2007）行他字第6号］中亦指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六十一条等有关规定，离退休人员受聘于现工作单位，现工作单位已经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其在受聘期间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没有办理退休手续的农民工问题。由于农民工并无固定的退休年龄，也不可能办理退休手续，而且，劳动法只规定了劳动年龄的下限，并未规定上限，即使超过了一定的年龄，仍然可以将其视为劳动者。因此若农民工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仍然与企业签订劳动或聘用合同的，视为具有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在校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的问题。由于就业压力的增大，许多在校的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在实习单位实习或者勤工助学，对于他们与用人单位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宜认定为劳动关系。理由有以下两点：一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995）309号文《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实习的性质与勤工助学的性质亦相同，因此之间并未产生劳动关系；二是从劳动关系的行政分析，实习或勤工助学的学生并未与用人单位建立隶属关系，其实际的管理方仍在学校，其也未和用人单位就实习或勤工助学期满后能否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达成一致的意见，与试用期的劳动者存有区别。当然，鉴于目前读书和就业形式的多样性，对于在校学生的范围应作合理的限定，一般应指全日制脱产的学生。对于企业为培养其所需的专门技术工人而自办学校的在校生，从事企业安排的工作而受到伤害的，由于这类学生具有学徒的性质，因此可以比照劳动关系处理。另外，如果学生暂停了学业，虽然关系仍在学校，但已经通过工作领取与其他员工一样的报酬，亦可视为建立了劳动关系。

第四，其他不属于劳动关系的几种情形。根据2006年10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七条规定，家庭或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纠纷、个体工匠与帮工、学徒之间的纠纷、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受雇人之间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因此，上述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属于劳动关系，申请工伤认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不予受理。

（五）承包人雇佣的劳动者工伤责任的承担问题

在建筑施工、货物和旅客运输、餐饮等领域，承包和挂靠的情况非常普遍，而且承包人或挂靠人一般不具备用工资质（通常为个人）。若承包人或挂靠人又另行聘用劳动者，劳动者发生了工伤，承包人或挂靠人一般没有经济能力，劳动者就会以发包人或被挂靠人为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定。如何认定承包人雇佣的劳动者与发包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就成为能否作出工伤认定的前提。针对不同情况，上述劳动关系的认定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一条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由职工劳动关系所在单位承担，使用劳动者的承包方不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的，由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的发包方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此处所指的承包经营，应是指企业全部或部分经营权的承包，如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内部食堂的承包、快递公司将某一区域的快递业务发包给个人、企业将工作任务分解后将一部分工作分包给个人等。

二是针对建筑行业的特殊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特别对建设工程领域的非法承包问题作出了规定，即非法承包建筑工程发生工伤事故，劳动者的工伤待遇应当由分包方或者承包方承担，分包方或者承包方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后有权向发包方追偿。根据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如何确认临时工用工主体的复函》（劳办发［1994］109号）规定，对不按国家规定实行无效承包活动的单位，劳动监察机构应按规定予以处罚，用人单位非法用工的，工人的工伤待遇应由该单位负责，包工负责人非法用工的，工人的工伤待遇应由包工负责人承担，如其确实无力承担，由发包方的单位承担。因此，如果承包方是无资质的，由有资质的发包方承担，否则由承包方承担。三是对于运输企业的挂靠问题，如果挂靠人是以被挂靠方的名义从事对外经营，且被挂靠方收取挂靠费的，包括挂靠在客运公司名下对某一条线路进行运营、挂靠在出租车公司名下进行出租车营运的等等，如果挂靠人为个人，无论被挂靠方是否对挂靠人雇佣的劳动者是否知情，雇佣的劳动者是否在被挂靠方处备案，一般均认为该劳动者与被挂靠方具备了事实劳动关系。理由有以下两点：第一，挂靠的形式是不合法的，对于不合法的行为本应禁止，但是鉴于现状无法完全禁止的，就要对被挂靠方赋以更多的义务；第二，被挂靠方既然收取了挂靠费，就要对挂靠人的经营管理行为负责，包括其雇佣的人员也要承担相应的管理和安全保障责任，不能因被挂靠方疏于管理，而将责任推到劳动者的身上。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伤亡能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2006）行他字第17号］中亦指出：“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单位的名义对外经营的，其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在车辆运营中伤亡的，应当适用《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认定是否构成工伤。”

在这一问题上，一定要区分是承包经营还是一般的民事承揽合同，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又雇请他人的，即使承揽人没有资质，也不能追到发包方头上。承包经营关系与民事承揽关系的最主要区别在于是否以发包人的名义对外，若以发包人名义对外的为承包经营关系，否则为民事承揽关系。

（六）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的认定问题

非法用工关系指不符合《劳动法》规定要件的劳动关系，主要包括没有依法登记备案、领取营业执照的用工企业使用工人，或者合法用工企业使用童工等。非法用工单位与不需要登记备案的用人主体，如个体工匠、农村承包人等不同，前者是应当登记而没有依法登记。

原则上，工伤的概念只针对合法用工单位，因此，非法用工单位职工发生事故伤害后，认定是否是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而发生的事故产生争议如何处理，《工伤保险条例》未作出明确规定，即是否是因工伤亡，由谁认定为因工伤亡没有明确规定。审判实践中，认定是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及确定一次性赔偿数额的前提。由于非法用工单位无用工权或者雇工不是适格的劳动法主体，故在此类用工关系中发生的伤亡，虽与法律意义上的工伤有所不同，但其本质属性并无区别。对此类人员同样存在一个是否因工伤亡认定的问题。我们认为，对此类类似工伤的因工伤亡的认定，不能局限于合法用工单位工伤认定的方式和方法，考察相关立法规定，应当认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及人民法院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均有权直接作出认定。具体而言，根据劳动保障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8 条规定，单位拒不支付一次性赔偿的，伤残职工或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伤残童工或者死亡童工的直系亲属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经查证属实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责令该单位限期改正。这里的查证属实、责令限期改正意味着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作出是否因工伤亡的认定，也可在依据该第8 条规定作出责令限期支付一次性赔偿金时一并认定是否因工伤亡。对此认定或者限期支付决定不服的，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根据《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9 条规定，伤残职工或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伤残童工或者死亡童工的直系亲属就赔偿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的，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的有关规定处理。因此，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可以在作出仲裁裁决时作出是否因工伤亡的认定，并计算具体的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也可直接对此类案件中的伤亡是否因工伤亡作出认定并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也应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是否因工伤亡认定能否成立进行审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工伤保险行政案件审理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10期。

（七）申请工伤认定的期限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的期限，如果超过此期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时过境迁，调查取证难度较大，事实难以认定，劳动保障部门一般不予受理。但在实践中，由于一些职工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或者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超过了申请时间，若一律以超期申请为由不予受理，将会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因此有必要允许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超期申请工伤认定亦可受理。国务院法制办（国法秘函［2005］39号）《对〈关于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六十四条关于工伤认定申请时限问题的请示〉的复函》中明确，申请工伤认定时限应扣除因不可抗力耽误的时间。除了不可抗力可以扣除之外，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二、十三条有关申请仲裁期间中止、中断的规定，以及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第十四条关于申请工伤认定期间延长的规定，我们认为，若职工因其他客观原因无法申请工伤认定的，如遭遇意外伤害丧失行为能力，又无法找到直系亲属的，或者劳动行政机关指引劳动者走劳动仲裁程序，因此导致错过了工伤认定期限等等，职工申请工伤认定的期间也可以延长。

（八）工伤认定的实质要件理解问题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十五条规定了工伤认定应具备的情形，第十六条则作出了排除的规定，《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对“视同工伤”的增加了几种情形。上述条款构成了工伤认定的实质要件。我们认为，对这三条关系的准确理解应当是：存在十四或十五条情形，但不存在十六条情形的，属于工伤。法院在进行审查时，应当将上述三个条款综合起来看待，不能仅仅因为不存在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就得出其属于第十四条或十五条情形的结论。由于工伤事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上述三个条款每一项在实践中都存有争议。以下将分而述之： 1.“工作时间”的理解。工作时间一般是劳动合同规定的工作时间或者用人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除此之外，企业班组长、工作负责人以上的单位领导同意和安排的临时加班加点工作时间、固定的加班加点时间、单位违法延长的时间、职工为完成本职工作在经过单位同意的情况下而自觉延长的时间或者主动加班的时间，一般应认定为工作时间，单位能够证明职工系从事私人事务的除外。对于工间休息时间的，若职工并未离开工作场所，仍应当认定为工作时间，若离开工作场所的，则以不认定在工作时间内为宜。

2.“工作场所”的理解。工作场所一般指用人单位能够对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区域和职工为完成某项特定生产经营活动所涉及的相关区域。工作场所的范围应比操作区域的范围大，包括单位提供的工间休息的场所、工作场所内的卫生间、茶水间等。因此，对工作场所的理解不能过于狭窄，要根据职工的工作职责、工作性质、工作需要以及工作纪律等方面综合考虑。如一般职工以车间作为工作场所，但工厂管理人员或者保安是负责厂区的管理和保卫工作，其工作场所就可以以整个厂区为限。但在作出工作场所认定时，也应注意不能无限扩大化，如员工宿舍、食堂、绿地等生活场所，由于与工作并无直接关联，因此即使其在厂区内，对于一般职工而言也不宜认定为工作场所。

3.“工作原因”的理解。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是指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直接导致的伤害。对于那些在工作过程中临时解决生理需要（如喝水、方便、短暂休息）时，由于单位提供的附属实施存在不安全因素、单位的设施和设备不完善、劳动条件或劳动环境不良、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职工伤害的，也应当认定为工伤。

4.“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的理解。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是指所从事的工作虽非直接的本职工作，但是为开展正常工作所必需的行为，包括工作时间以外但与生产工作过程相连续的有关的运输、清理、备料、安全、储存、收拾工具和衣物等预备性和收尾性的工作;也包括因工作必需而进行的更衣、清洗等行为。

5.“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理解。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是指第三人因认为职工行使本职范围内的工作影响或阻碍了其达到一定的目的，为了实现该目的或者因未能达到该目的而迁怒于职工，对其实施暴力侵害。该伤害应当是排除私人恩怨的，并有企业或公安、司法等部门的证明。履行工作职责可以包括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职工因履行分内工作而受到的暴力伤害，该伤害可以是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也可以是事后因报复而引发的，但是必须注意该伤害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发生的。二是第三人因对职工所在单位不满，发泄私愤，而针对该单位设施或不特定对象所实施的暴力伤害。6.“职业病”的理解。将职业病认定为工伤，应符合几个条件：一是该职业病属于法定的职业病，法定职业病的判断标准应根据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颁发的《职业病目录》为准，不属于法定职业病的，如过劳死、精神病、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高血压等，一般不宜认定为工伤；二是工作的环境有职业危害的因素；三是该危害的因素可以是过去，也可以是现在，对于时间并无严格的限制；四是若职工的伤害分不清是由职业病还是非职业病引起的，那么只有职业病引起的可能性大于非职业病引起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职业病；四是必须经法定的卫生部门确诊。对异地医疗机构未按法定程序作出的职业病认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不予采纳。

7.“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造成伤害或下落不明”的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此处的因工外出期间既包括职工受单位指派离开本职岗位到本地其他地方，也包括出差到外地、境外。此处因工作原因造成伤害既包括与工作直接有关而形成的伤害，也包括为了开展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伤害。如外出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伤害、非本人原因引起的第三人的暴力伤害，因住宿、餐饮等场所不安全因素所引发的伤害等等。但对于实施违法行为或者完全是个人目的的行为，如在外出期间探亲访友、旅游、购物等而发生伤害除外。在对该条的理解上，还要注意以下几种特殊情形：

一是职工属于单位常年派驻外地的，在外地的期间不宜认定为“因公外出”期间，职工受到的伤害，应比照本地职工受到的伤害处理，即认定工伤的时间仅局限于工作时间或上下班时间对于下班之后在吃饭、住宿过程中受到伤害不宜认定为工伤。

二是单位组织出外旅游的，除非该旅游属于强制性的活动，即若不参加旅游会对工作产生直接影响的，在期间受到的伤害可以认定为工伤，否则一般不予认定。

三是对于参加同事聚餐、团年饭等单位内部的联谊活动的，由于与本职工作并无直接关联，期间受到的伤害一般不认定为工伤，但是对于司机受单位领导指派开车往返聚餐途中所受到的伤害，由于司机职业的特殊性，对于司机可以认定为工伤。

四是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国法密函（2005）311号文的规定，作为单位的工作安排，职工参加体育训练活动而受伤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因此，参加单位组织的，以单位名义进行的文体活动，如体育训练、比赛、文艺排练、演出等，可以认定为工伤。

五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职工外出学习休息期间受到他人伤害应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2007）行他字第9号］的精神，职工受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期间，在学习单位安排的休息场所休息时受到他人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8.“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理解。“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是《条例》规定的工伤情形之一。在这个工伤情形中，存在两个比较难以明确的因素：“上下班途中”和“机动车事故”。

“上下班途中”包括职工正常工作的上下班途中，也包括职工加班的上下班途中，对于提前下班的，还要区分两种情形：经过批准的，应当视为上下班，没经过批准擅自离岗回家的，不视为上下班。对于“上下班途中”的确切含义，应当结合上下班的时间、路线以及目的地三者之间的合理性来解释。上下班的时间、路线以及目的地的合理性，主要表现为上下班行为与其时间、路线以及目的地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果上下班的时间、路线以及目的地不合理，如从单位到住宿地所使用的时间超长，或者选择了南辕北辙的路线等，则可能直接否定其上下班行为。如果上下班时间以及目的地趋于合理，则直接支持其为上下班行为。因此，对“上下班途中”工伤情形的认定，不能失去合理性的基础。但是，该合理性不能作过于扩张的解释。在判断上下班途中的过程中，德国的相关规定可以作为参考：上下班交通事故是指发生于上下班直接道路上或必须绕道道路上的交通事故，包括：a.上下班交通事故；b.上下班接送小孩途中所发生的事故（排除工作期间）；c.同他人共搭车上下班而绕道，在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故；d.为更快到达工作单位而绕道（较正常更远的路线），在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故；e.因修路等原因交通改道，在这期间发生的事故。

针对我省的审判实践，“上下班途中”还具有以下一些特殊的情形：一是住所的确定问题。要注意区分上班和下班的区别，下班应是指从工作地点或单位到居住地，居住地应当指通常居住地，包括单位提供的居住地或本人购买、租赁的常住地，但通常只能有一个居住地。但是对于上班的，只要其直接目的地是单位，则从何处到单位一般在所不问。二是路线确定问题，路线应当有规律性，是经常上下班的路线，且从事其他活动的时间不能过长，对于从事其他活动超过合理时间的，不视为在上下班途中。

机动车事故应当严格把握是由机动车引起的事故，机动车的范围确认上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所有由机械驱动的车辆都是机动车，包括火车、助动车等；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机动车范畴来确定，火车、飞机、船舶、助动车、三轮车、自行车不视为机动车。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较为符合立法原意。步行或骑自行车时不慎被高空坠物伤害、道路不平整等因素而造成的非机动车事故伤害，或者上下班途中被第三人抢劫、暴力伤害等，也不属于机动车事故的范围。对于在机动车事故个人负主要责任的，根据2006年3月1日实施的《治安管理法》，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亦作了类似的规定，因此即使个人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负全责，亦可以认定为工伤。

9.“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理解。对于适用此条认定为工伤的，一定要注意前提条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的疾病，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颁发的劳社部函（2004）256号《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的规定，这里所指的突发疾病包括各类疾病，48小时起算时间应当以医疗诊断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在适用该条时，应当把握的原则是“突发”二字，即该疾病的症状应当在工作岗位上即被发现，并立即送往医院抢救，抢救无效死亡的，才能视为工伤。10.“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的理解。对于理解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的范围不能过于狭窄，一般职工出于维护企业合法利益的目的，虽然不属于其本职工作范围，仍然自觉协助或者主动从事相关的工作，而受到伤害或者突发疾病死亡的，亦可以认定为工伤。

11.“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理解。我们认为，对此条应当作全面理解，必须严格区分伤亡的发生与犯罪行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无直接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强调必须是职工自身的犯罪、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本身直接导致的自身伤害才不认定为工伤。

12.“因醉酒导致伤亡”的理解。在对该条的理解上，应注意醉酒与饮酒不同，醉酒是指没有节制饮酒后，饮酒人思想意识失控、不能控制的自己行为，因此对于饮酒后尚未达到醉酒程度的，造成的伤害仍应认定为工伤。对于醉酒的认定，可以参考交通管理部门制定的醉酒认定标准进行判断。如何判断伤害是否因醉酒引起，一般应有相关的医学证明或有效证明，缺乏此类证明的，则要根据当时的相关证据进行判断。

七、相关意见与建议

（一）推动产业升级

据统计，2005年我省受理工伤认定数158488宗，其中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有155906宗，不予认定工伤的2190宗，可见，工伤事故的数量十分巨大。从工伤事故的发生情况来看，工伤事故大多发生在技术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的机器设备简陋，大多需要人工操作，人机直接互动，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工伤。当前我省正面临工业的转型期，实现产业升级，提高企业的技术含量，不仅是提升我省经济竞争实力的需要，也是减少工伤事故，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需要。因此，推动产业升级，逐步淘汰技术落后的企业是减少工伤事故的根本途径。另外，我省在实行产业升级的同时，也在实行产业转移战略，逐渐将珠三角技术落后的企业向粤西、粤东和粤北转移，上述地区的工伤事故也必然将随之增加。因此相关部门一定要加大宣传和监管力度，认真做好工伤保险征缴和工伤认定工作，防止工伤事故在珠三角地区大量发生的情况在上述地区重现。

（二）加大工伤预防的工作力度

对于工伤事故，固然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救济和民事救济等事后救济措施,但预防问题更为重要。如何加大工伤预防的力度，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转变工伤保险立法的指导思想，将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的消极、被动经济补偿的指导思想，转变为积极主动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这样既可以有效地保障劳动者权益，也可以降低社会成本，减少工伤保险支出，减轻企业的负担。第二，加大对企业安全生产检查的力度，对企业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安全生产检查，促使企业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采取强有力的安全防范措施,改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要求企业建立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将督促落到实处,对于出现工伤事故较多的企业，直接追究其负责人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同时在制度上对安全生产条件达标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激励。

第三，加强对职工安全生产意识的培训工作，提高职工的自我保护的意识,加强职工的安全学习,确保持证上岗,按章操作,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伤事故的发生率。

第四，切实保护劳动者的休息权利。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相当部分的工伤事故是由于劳动者疲劳操作造成的，因此，确保八小时工作制的落实，严格限制超时加班，保证劳动者合理的休息权。

（三）加大工伤保险金的征缴力度

目前我省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已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参保面有了很大的扩展，应当说企业对于缴纳工伤保险的重要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在现实中企业采用不主动进行工伤保险登记、隐瞒职工人数等手段拒交工伤保险的情况仍然存在，一旦工伤事故发生，极不利于职工权益的保障。因此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大工伤保险金的收缴力度,确保用人单位按时、足额地为职工交纳工伤保险金,使工伤保险救济能切实兑现。

（四）完善有关法律规定,统一处理标准

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是导致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诸多争议问题产生的根源,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处理工伤认定案件遇到的各种问题,必须完善有关法律规定,统一人们的认识。特别是关于工伤认定的条件问题,它是处理工伤案件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也是各方争议和分歧最大的部分。而《工伤保险条例》对此规定得比较简单、抽象,使案件的处理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由裁量空间。针对这一现状，可以考虑采取以下两个措施：第一，在全省范围内收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生效裁判，对于具有典型意义或者新类型的工伤认定案件，将裁判文书汇编成册，并作出评析，公开发行；第二，在经过认真分析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由有关部门制定指导性意见，进一步对工伤认定的争议问题作明确的阐述,统一各方认识,规范处理标准,指导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实践。

（五）建立工伤认定的听证程序

在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证据调查核实的不完整而引起的。而工伤是否构成，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因此，为了保证工伤认定决定的公正性，有必要参照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引入听证程序。而且，听证程序的引入，能使用人单位和职工充分发表各自的意见，公开的法律程序能够让双方更容易认可最终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日后的复议和诉讼，从而达到高效的目的。当然，为了维护行政效率，并非所有的工伤案件均要进行听证，对于一方没有争议的，或者证据确凿明显的工伤案件，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直接作出认定，只有对于双方争议较大，证据冲突明显的案件，才有必要引入听证程序。

（六）及早介入，引导职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在发生工伤事故后，由于部分劳动者的法律素质不高、证据意识不强，导致其超出了工伤认定申请期限，或者无法证明发生了工伤事故，因此行政机关和法院无法对其工伤申请予以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采取过激的手段寻求救济的情况时有发生，造成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为此，相关部门应当建立应急机制，尽早主动介入，发现企业经营不善的，及早进行风险提示，引导劳动者及时作出判断。对于工伤事故出现较多的企业，定期予以公示企业名称，提醒劳动者慎重选择。同时，要引导劳动者收集保留相关证据，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工伤争议，避免过激行为的发生。

（七）规范劳动力市场的管理，确保劳动合同的签订率

工伤认定的前提是劳动关系的存在。现阶段由于劳动力市场不规范，许多企业与劳动者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发生纠纷后，给劳动关系的认定带来很大的困难，直接影响了工伤认定的正确性。因此，从源头出发，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充分履行监察职责，监督企业与职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规范企业行为，将劳动力市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八）加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的制度需要充分的落实，提高执法人员的监管效率和水平是减少工伤事故的有效途径。因此，可以以工伤事故的发生率作为标准，制定科学的考核机制，对于某个地区内频繁出现工伤事故的，追究相应执法人员监管不力的行政责任，可以大大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第五篇：组织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思考

组织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思考

组织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思考近年来，我县组织工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设的大局，认真贯彻中央、省、市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不断创新，为全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但也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干部工作方面 主要表现为个别干部的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与肩负的历史使命不相适应；少数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与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要求不相适应；思想政治建设工作责任制的落实与新形势下建设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的迫切要求不相适应。一是干部的管理体系尚不健全，导致干部考核的标准难确定。干部由于层次的不同、类别的不同、岗位的不同，所要求达到的实绩目标也会不同，但是目前普遍没有建立因人、因岗而异的科学完备的干部考核目标体系，导致评判标准单一，针对性不强，影响了考核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二是考核的方法不够完备。目前干部考核通常采用的是民意测验、民主推荐、民主评议、个别谈话和座谈等方法，对干部岗位特殊性考虑不多，不能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方式进行考核，特别是在民意测验和民主推荐中个人因素较为突出，结果难以准确反映干部德才表现。三是干部实绩难考核。目前干部实绩多采用量化手段，重视“数字”，但在考核过程中却缺乏科学的手段方法进行有效甄别，“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现象也还不同程度的存在。一是干部“下”的标准难把握，相形见绌的干部难界定。由于干部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干部的考核和监督工作还有一定差距，再加上领导工作本身的复杂性，致使客观公正地评价领导干部有相当的难度。二是干部工作中存在“好人主义”。有些干部在工作中政绩平平，毫无建树，但不少同志认为，这部分人虽然无功，却也无过，即使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无关大局，无关原则，为干部的“下”设臵了障碍。三是“下” 的配套政策不完善。目前研究干部如何“下”的政策多，而对“下”的干部进行妥善安臵和相关配套政策的研究滞后，干部下来以后的安臵办法不多，渠道不畅通。一是惩罚性监督多，事前防范性少，对如何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增强干部的“免疫力”和“抵抗力”重视不够。二是干部监督中的难点突破不够。“一把手”监督和“八小时以外”的监督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未取得大的突破。特别是在领导八小时以外监督方面，怎样做到既严格监督，又合情、合理、合法方面措施和办法不多。三是单项制度较多，体系完备不够。四是监督渠道虽多，整体联动不够。当前实行干部监督的渠道很多，既有党内监督，又有党外监督，既有上级的监督，又有同级和下级的监督；既有专门机构监督，又有社会舆论监督，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些监督渠道彼此协调不够，尚未形成“联动”效应。如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工作虽然每年都在搞，但在数量和质量上还须进一步提高。如在干部辞职、降职方面，还没有形成制度性文件，干部民主推荐，考察预告等程序还不规范，干部监督工作督查员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等。目前我县招聘干部中正科级职务的16 人，其中乡镇党委书记5 人，乡镇长3 人。这些同志常年在乡镇工作，为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由于身份所限，不能进入城区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乡镇班子建设和个人工作必将产生影响。今后努力的方向： 在干部工作中，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把领导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学习理论和业务的自学性、运用理论指导工作的实际水平作为考察、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二是要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民主集中制建设，不断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三是要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用发展是硬道理统一班子成员的思想，在提高领导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上下功夫。四是要把思想政治建设的落脚点放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心系群众，多办实事，做人民群众的忠实公仆。要坚持干部选拔任用的原则不动摇、标准不走样、程序不变通、纪律不放松，以保证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严格按《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程序办事。同时，要大力落实《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重点是坚持和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等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干部考察机制；积极研究和建立党政领导班子任期目标责任制和领导干部岗位职责规范，制定切实可行的以实绩为核

心，包括德、能、勤、绩、廉各个方面在内的评价标准，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实绩评价机制；大力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公示制、试用期制等干部选用新制度，努力探索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在干部的监督管理工作中，要以事前防范和一把手为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监督：一是加强教育整顿，强化自我监督。在坚持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作风整顿的同时，通过科学理论的灌输教育、正面典型的激励教育、反面案件的警示教育，对领导干部严格要求，增强他们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意识和能力。二是加大干部考核力度，强化组织监督。把干部考核作为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干部监督管理的有效手段，克服以往重程序、轻标准，重成绩、轻不足的倾向，在抓好重点考核的同时，更注重平时考核，采取多种方法和措施，进行综合考核分析，及时掌握了解班子运行和干部工作情况。通过考核，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的监督管理，为干部的提拔任用、奖惩任免提供依据。三是拓宽渠道，强化群众监督。在不断扩大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知情权、参与权的同时，积极推行政务公开、民主评议、民主监督、行风评议等群众对干部管理监督的参与机制，有效地增强社会监督力度。四是完善管理制度，强化事前防范监督。继续坚持执行领导班子分级建设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离任审计制度、诚勉谈话制度、回复函询制度等行之有效的制度，进一步规范监管工作，以加强对干部的全程化管理。要以开展“树组工干部形象”集中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严格按照“对己清正、对人公正、对内严格、对外平等”的要求，不断加强组工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强“党员之家”、“干部之家”和“知识分子之家”的亲和力。

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 受市场经济价值取向和农村封建残余思想、陈规陋习的影响，部分农村党员思想觉悟不高，道德水平下降，利己主义思想比较严重，极个别党员不惜与群众争利；还有的国家集体观念淡薄，只要权利，不尽义务，缺乏社会责任感；少数党员抱残守缺，小富即安，未富亦安，极少数党员精神空虚，求神拜佛、信仰邪教；还有的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示范引导作用发挥得不突出，整体素质不高，表现一般，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还有一部分贫困党员至今还在为自身的“温饱”而挣扎，很难用行动来回答群众的要求，满足群众的愿望。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局部和个别党员身上，但整体影响着党员队伍的威信和形象，败坏着整个农村社会的风气，弱化了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当前，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素质较高，作风扎实，是一支靠得住、过得硬的队伍，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些基层干部思想观念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开拓创新意识不强，仍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定势和工作方法，缺乏争上游、创一流的信心和勇气；有的事业心、责任感不太强，在困难面前怨天尤人，缺乏带领群众尽快改变贫困面貌的责任心和紧迫感；有的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低，与群众盼望致富的迫切心情不相适应，对群众发展经济引导不利，服务不够，不能带领群众致富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既有农村政策法规机制不完善，教育培训跟不上等客观因素，也有村干部文化程度低，政治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相对较差等自身的原因。特别是一些后进村、贫困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和不稳定村，党员队伍老化，党员骨干人才匮乏，选任村社干部时常常是“筷子里拨旗杆、矮子里选将军”。不能及时引导教育群众正确参与民主政治建设。个别村村务政务公开不及时，甚至不真实、不全面，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村民代表会议没有真正运行起来，致使群众容易对村务、财务管理产生怀疑，继而对村干部不信任，对其工作不支持；有的村对遗留问题处理解决不彻底，群众意见大，导致农村税难收，事难办、一些工作难开展。部分乡村干部受企业改革、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对发展集体经济思想上动摇，工作上畏难，致使村级集体经济增长缓慢，有的停滞不前甚至呈现出萎缩状态。微薄的集体收入缺乏为民办事服务的物质基础，直接影响了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农村税费改革后，相当一部分村公用经费捉襟见肘，更由于报酬低，村级支出缺口大，加之农村工作千头万绪，部分工作本身难开展，遇事缺乏有效的约束管理手段，使一些村社干部疲于奔命，心理失衡，有的一遇到难事就撂挑子，直接影响了农村工

作的正常开展和基层组织的有效运转。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今后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农村党建工作： 一是继续深化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努力用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舞干劲，激励党员干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坚定的信心推动农村各项工作。二是深入开展“三级联创”活动，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按照新的“三级联创”活动标准，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常抓不懈的工作机制。集中在缺项、薄弱环节上找差距，找原因，有针对性地解决好存在的突出问题，促其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三是抓好乡村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利用各级各类党校和培训基地，分期分批培训好基层党员干部队伍，通过培训教育，使基层干部明白“群众选我为什么，我为群众干什么”的道理。四是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经常化、规范化。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建目标管理责任制，用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作为衡量基层党组织工作成效的标准，从实际出发不断补充完善党建目标责任的内容和考核办法，认真督促，严格考核，兑现奖罚。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任期目标责任制和村干部述职评议制度、村务公开、民主理财等制度。按照合法性、群众性、民主性、实效性的原则，健全完善并认真落实村规民约，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五是增强村级组织为群众服务的经济能力。坚持因地制宜，发挥各自优势，紧密联系乡村生产经营，围绕社会化服务，兴办各种经济实体和服务实体，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发展的多种实现形式，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来增强村级班子的凝聚力。六是全面推进“双培双带”工程。进一步讨论制定“培、带”的具体措施办法，努力培养一批党员致富能人和优秀基层干部，积极开展党员与致富能人 “结对子”活动、党员与致富能人联系贫困户活动，大力协调争取有关政策和资金支持，搞好扶持引导，抓好典型示范，完善配套措施，通过实施“双培双带” 工程，达到促使致富能人不断进步，实现党员群众共同发展的目的。县级社区建设起步较晚，各项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社区发育相对迟缓，不少党员群众思想中尚未形成社区概念，对社区没有归属感，不大愿意参与社区开展的各项活动。驻区单位的社区意识也相对淡薄，部分单位仍未突破旧有的条线垂直管理的框框，没有形成“共驻社区、共建家园”的观念和认识。社区党员由于年龄、职业、知识层次不同、对组织生活的开展要求也不同，而社区党支部开展党员学习教育的内容以政策理论、形势任务、党情民愿为主，理论性强而亲和力不足；教育学习的形式以读报、开会、电化教育等形式为主，纪律性强而灵活性不足，致使社区党日活动形式还显单调，工作成效还不明显，党员参加社区党日活动的积极性还不够高。社区党建作为区域性党建工作，有赖社区内各级各类党组织的共同参与，但驻区单位间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利益上的制衡关系和工作上的监督关系，组织相对松散，工作并非依靠刚性的制度来规范，而是靠柔性的情感来维系。同时，社区党组织由于条件限制，很少以社区群体和社区单位喜闻乐见的活动吸引党员群众的广泛参与，致使社区党建活力不足，吸引力不强，工作绩效不明显。针对社区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今后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针对社区党员“老化”现象，真正把一些支持社区工作、再就业能力强、有一定特长的社区居民培养发展成党员；要根据党员的不同情况，细化党性实践活动的要求，在不同季节、不同时期，组织开展好如“扶贫帮困解民忧”、“治理环境亮社区”等主题党性实践活动，并在活动的效果上下功夫。重点抓好对辖区单位在职党员的岗位定责和辖区支部的共建项目建设，明确辖区党组织共建什么，怎么建的问题，在“建” 字上下功夫，在具体工作项目上见实效。按照“兴办实事亮形象”思路要求，真正干一些群众看的见，摸的着的好事，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不断壮大社区服务队伍，从多方面为居民提供优质、便利、解忧的社区服务，以良好的社区管理和服务取信于民。党员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所占的比例小，党组织对企业的影响力小，不少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处于涣散状态，有的党组织甚至边建边散。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建设也严重滞后于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党的工作基础不够扎实。非公有制企业主不少

对党组织有功利倾向和思想疑虑，有的担心建立党组织不仅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而且会增加企业成本。党员的心态也比较复杂，如何把握非公有制企业中党员的先进性标准，不少党员感到迷茫；有的党员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开展活动感到理不直、气不壮，有的认为是在为“资本家”打工，不想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党内组织生活制度不健全，部分党组织形同虚设，还有不少党组织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开展发展党员工作。在非公有制企业中设臵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方面，对企业主的依赖性较大，有的开展工作缺乏起码的物质、场地和时间保证，致使企业党建工作远远落后于企业经济发展。针对存在的问题，今后着重抓好以下三点： 一是突出重点，增强党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力量。对于党员在 3 人以上未建党组织的企业，要制订规划，抓紧建立党组织。把企业员工在50 人以上的和有1－2 名党员的非公有制企业作为党员发展的重点企业，积极稳妥地做好党员发展工作。加强工作力量，成立专门的部门进行规范管理。对于那些有一定规模，党组织设臵条件暂不成熟的非公有制企业，首先建立工会、群团组织。二是把握关键，抓好“两支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非公有制经济经营管理者队伍，着力培养一支热心党的工作、有一定威望、自身业务技术素质好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务工作者队伍。三是明确目标，健全机制，努力形成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合力。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纳入各级党委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中，使之和整个党建工作以及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步。健全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党员领导干部联系非公有制企业的责任制度，建立一套完整的考核办法，将这项工作列入党员领导干部政绩的考核范围，严格兑现奖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