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品读范仲淹与
品读范仲淹与《岳阳楼记》
一、《岳阳楼记》的产生
1、范仲淹生平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他片读不懈的精神，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莱，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范仲淹青少年时期，在日食两餐冷粥的困境中坚持刻苦攻读，甚至五年未尝解衣就枕，这番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后来始终能以清廉律已，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忧天下”的初志。中年做官后，接连上书议论国事，讥切时弊。后得罪宰相吕夷简，贬饶州。康定元年(1040)，边事紧急，召为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由于号令严明，训练有方，又能团结当地羌人，戍边数年，名重一时，羌人尊呼为“龙图老子”，西夏称为“小范老子”，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罢相，范仲淹参知政事。曾提出十条建议以革新朝政，重在整顿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引起腐朽官僚势力的不满，攻击他引用朋党，迫使离朝，“庆历新政”即此结束。后于赴颖州途中病死。
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意识到宋初数十年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历史上进步的文学传统，并推荐当代能坚持风雅比兴传统的好作品，自己的诗文也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方向。他的论说文旨在阐明民为邦本的重要性，议论风发，具有夺人的气势。《岳阳楼记》是其传颂千古的名作。文章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光”。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调。诗歌方面，坚持风雅传统，诗风古朴，有散文化及多议论的倾向，以《四民歌》为代表。词存五首，《渔家傲》为其名作，写戌边生涯，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慨及忧国思乡的悲凉情怀表达得协和统一，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有《范文正公集》。
2、《岳阳楼记》是如何产生的。
教学此文，教师应与学生共同来寻这个根。这个根，文中说的明白：“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属予作文以记之。”滕子京虽谪但却使巴陵“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足见滕实为国之栋梁，他到任不到一年，便政绩卓著，遂重修岳阳楼。在古时，修造亭台楼阁，往往撰文记叙建筑、修葺的过程和历史沿革，滕子京便请朋友范仲淹写记。朋友相邀，焉有不做之理。而此时的范仲淹，也正被贬在邓州作知州，真可畏“同是天涯沦落人”。有所不同的是，范仲淹与滕子京在处世上相差很大。滕子京“尚气，倜傥自任”，是个很有脾气的人，又有点刚愎自负，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他对自己的无端遭遣始终耿耿于怀，常常口出怨言。据说，岳阳楼落成之日，他的部下前来祝贺，他却说：“落甚成！待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本当高兴之际，滕子京却万般悲伤涌上心头，可见他还没有走出谪官带来的打击。可读《岳阳楼记》全文，你却找不到这样一种因被贬而生怨的情绪。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出此范仲淹。一般来讲，“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作，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而范仲淹在遭受挫折打击时，却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洒脱自如，毫不介怀。作为滕子京的朋友，范仲淹总想对他进行规劝却一直无缘开口。后来滕子京给范仲淹去信，要他为岳阳楼写记，范仲淹才有机会为老朋友进言，文中写到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些话，不仅是范仲淹用于自勉的，更是用来勉人的，劝勉谁？滕子京呀！
找到了这个根，我们就能理解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并不仅仅是为了记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之事，更是为了借此文对老朋友做一劝勉。如何劝呢？又不能直来直去，故要写得隐秘些。以什么为托辞呢？当然是洞庭湖之景！他明写景，暗写自己对人生沉浮的看法，并劝老朋友要拿得起、放得下，做一个“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洒脱人。在范仲淹看来，人的一生无怪乎有两种活法，一种是“以物喜，以已悲”。像那些迁客骚人，因洞庭湖之景或喜（第四段）或悲（第三段），“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见刘勰《文心雕龙》）故有见“淫雨霏霏，连月不开……虎啸猿啼”便生“去国怀乡，忧谗畏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有见“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渔歌互答”便生“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之感。一种是“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这种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之远，则忧其君”，“进”忧其民，“退”忧其君，唯独不忧“已”！因为，他们的忧与乐已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子京老友，我多么想你成为这样一类人呀！“微斯人，吾谁与归！”此文撰于邓州，作者并未到过岳阳楼。
二、《岳阳楼记》赏析
沿湘江顺流而下，经长沙再向前，一片烟波浩渺的大水映入眼帘，那就是“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洞庭湖了。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一首题为《临洞庭》的诗里写道：“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生动地表现了洞庭湖浩瀚的气势，成为千古绝唱。诗中所说的岳阳，西临洞庭，北扼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从洞庭湖上向岳阳远眺，最引人注目的是屹立于湖畔的一座三层的城楼，被蓝天白云衬托得十分壮观。那就是著名的岳阳楼。
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吴国都督鲁肃的阅兵台。唐玄宗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谪守岳州，在阅兵台旧址建了一座楼阁，取名岳阳楼。李白、杜甫、白居易、张孝祥、陆游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诗作。到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贬谪到岳州巴陵郡做知府，第二年春重修岳阳楼，六月写信给贬官在邓州的好朋友范仲淹，并附有《洞庭晚秋图》一幅，请他写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到庆历六年九月，范仲淹便写了这篇著名的《岳阳楼记》。《岳阳楼记》全文只有三百六十八字，分五段。
第一段，说明作记的缘由。
这番交代十分必要，因为范仲淹既非岳阳人，又不在岳阳做官，可能根本就没来过岳阳，一个和岳阳没有关系的人忽然为岳阳楼作记，这是必须说明缘由的。作者先提出自己的好朋友滕子京，说他被贬官到岳阳后，经过一年的时间，就做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重修并扩建了岳阳楼，在楼上刻了唐代先贤和今人的诗赋，又嘱托我作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这段文字简明扼要，把必须交代的背景，在文章开头集中地加以交代，后面就可以驰骋想象自由挥洒笔墨了。第二段，不对岳阳楼本身作描写，而是由岳阳楼的大观过渡到登楼览物的心情。这段文字的内容是写景，口气却是议论。一上来就提出自己的看法：巴陵的美景集中在洞庭湖上，它衔远山、吞长江、汹涌着，流动着，无边无际。这几句是从空间上形容湖面的广阔和水势的浩淼。接下来两句“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则又从不同时间洞庭湖的不同景色，表现它气象万千的变化。早晨阳光灿烂，把洞庭湖照得如同明镜一般，正如唐朝人张碧的诗里所说的“漫漫万顷铺琉璃”。晚上云雾低垂，把洞庭湖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正如宋朝人李祁在一首词里所写的：“雾雨沉云梦，烟波渺洞庭”。以上几句抓住不同时刻洞庭湖的不同景色，把它的万千气象很生动地渲染了出来，然后小结一句说：“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既然前人描述已经完备，而且有诗赋刻在岳阳楼上，范仲淹便不再重复。人详我略，人略我详，转而写登楼览物之情：“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迁客，指降职贬往外地的官吏。屈原曾作《离骚》，所以后世也称诗人为
骚人。既然洞庭湖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湖边的岳阳楼便为迁客、骚人常常会集的地方。当他们登楼观赏洞庭湖的景物时，心情能不有所差异吗？这几句是全文的枢纽，很自然地引出以下两段。上面对洞庭湖的描写是客观的，以下则是设想迁客骚人观洞庭时的主观感受；上面的文字很简约，以下则洋洋洒洒，淋漓尽致。
第三段写览物而悲者。
这一段的大意是说：假若是在阴雨连绵的季节，一连几个月不放晴；天空阴风怒号，湖上浊浪排空；太阳和星星隐藏了它们的光辉，山岳也隐蔽了它们的形体；商旅不敢出行，船只全被损坏；当黄昏时分一切都笼罩在昏暗之中，只有那虎啸猿啼之声不断传入耳来。这时登上岳阳楼，满目萧然，触景伤情，更会感到离开京城的哀伤和怀念家乡的忧愁，并且会忧心忡忡，畏惧小人的毁谤和讥刺，感伤到极点而悲恸不止了。
第四段写览物而喜者。
这一段的大意是说：遇到春天温和的日子，明媚的阳光照射在平静的湖面上，没有一丝儿波澜。天色衬着湖光，湖光映着天色，上下是一片碧绿。天上的沙鸥飞飞停停，水里的鱼儿游来游去。岸边的花草散发出浓郁的芳香，沁人心脾。在夜间还可以看到湖上的烟云一扫而空，皎洁的月光普照千里；月光与水波一起荡漾，闪烁着金光，月亮的倒影沉浸在水底，宛如一块璧玉。渔歌的对唱，洋溢着无边的欢乐。这时候登上岳阳楼，一定会心旷神怡，把一切荣誉和耻辱都忘掉了。举杯畅饮，临风开怀，只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欢喜。
这两段采取对比的写法。一阴一晴，一悲一喜，两相对照。情随景生，情景交融，有诗一般的意境。由这两段描写，引出最后的第五段，点明了文章的主旨。在这一段里对前两段所写的两种览物之情一概加以否定，表现了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
“嗟夫！”，是感叹词。作者十分感慨地说，我曾经探求过古代那些具有高尚道德的人的心，与上述两种心情有所不同。他们的悲喜不受客观环境和景物的影响，也不因个人得失而变化。当高居庙堂之上做官的时候，就为人民而忧虑，惟恐人民有饥寒；当退居……之间远离朝政的时候，就为国君而忧虑，惟恐国君有阙失。这么说来，他们无论进退都在忧虑了，那么什么时候才快乐呢？他们必定这样回答：在天下人还没有感到忧虑的时候就忧虑了，在天下人都已快乐之后才快乐呢；作者感慨万千地说：倘若没有这种人，我追随谁去呢!表示了对于这种人的向往与敬慕。文章最后一句“时六年九月十五日”，是交代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死于公元1052年。字希文，吴县人，吴县就是今天的苏州。他出身贫苦，两岁时死了父亲。青年时借住在一座寺庙里读书，常常吃不饱饭，仍然坚持昼夜苦读，五年间未曾脱衣睡觉。中进士以后多次向皇帝上书，提出许多革除弊政的建议，遭到保守势力的打击一再贬官。后来负责西北边防，防御西夏入侵很有成绩。一度调回朝廷担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职务，可是在保守势力的攻击与排挤下，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又被迫离开朝廷。写《岳阳楼记》时正在邓州做知州。
《岳阳楼记》的著名，首先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可是他不肯这样，仍然以天下为己任，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来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
一个人要做到先忧，必须有胆、有识、有志，固然不容易；而一个先忧之士当他建立了功绩之后还能后乐，才更加可贵。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在今天无疑仍有教育意义。
就艺术而论，《岳阳楼记》也是一篇绝妙的文章。下面提出几点来讲一讲：
第一，岳阳楼之大观，前人已经说尽了，再重复那些老话还有什么意思呢？遇到这种情况有两种方法。一个方法是作翻案文章，别人说好，我偏说不好。另一个方法是避熟就生，另辟蹊径，别人说烂了的话我不说，换一个新的角度，找一个新的题目，另说自己的一套。范仲淹就是采取了后一种方法。文章的题目是“岳阳楼记”，却巧妙地避开楼不写，而去写洞庭湖，写登楼的迁客骚人看到洞庭湖的不同景色时产生的不同感情，以衬托最后一段所谓“古仁人之心”。范仲淹的别出心裁，不能不让人佩服。
第二，记事、写景、抒情和议论交融在一篇文章中，记事简明，写景铺张，抒情真切，议论精辟。议论的部分字数不多，但有统帅全文的作用，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篇独特的议论文。《岳阳楼记》的议论技巧，确实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第三，这篇文章的语言也很有特色。它虽然是一篇散文，却穿插了许多四言的对偶句，如“日星隐曜，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这些骈句为文章增添了色彩。作者锤炼字句的功夫也很深，如“衔远山，吞长江”这两句的“衔”字、“吞”字，恰切地表现了洞庭湖浩瀚的气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简洁的八个字，像格言那样富有启示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丰富的意义熔铸到短短的两句话中，字字有千钧之力。
滕子京在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那封信里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确实是这样，岳阳楼已因这篇绝妙的记文，而成为人们向往的一个胜地；《岳阳楼记》也像洞庭的山水那样，永远给人以美好的记忆。
三、再品 《岳阳楼记》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现在江苏省吴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出身贫寒，幼年丧父，对下层人民的疾苦感受较深。宋仁宗天圣（1023-1031）年间任西溪盐官，建议在泰州修邗沟堰，宝元三年（1040）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屡立战功，庆历三年（1043），西夏请和，范仲淹还朝，任参知政事。曾提出十条改革措施。包括限制以“恩荫”（凡官员遇庆典，文职在京四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送一子进国子监读书三年，期满录用。）为官，选用干练的人员、严格执行政令等项，又主张兴修水利。因遭保守派反对罢政，于庆历五年（1045）贬放邓州（即今河南南阳市辖内之邓州市），就在此时，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想请范仲淹写一篇记，但范仲淹在邓州为官，不能亲赴岳州，于是滕托人捎了一幅岳阳楼的画给范仲淹，范便依此画在远隔千里之外的邓州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的雄文。有趣吧，想不到范仲淹还是看图写作文的高手呢！你的看图写作功底如何呢？只要把握本质，紧扣主旨，不无病呻吟，乱发感慨，真情真意地我手写我口，则写文章如杀一狗耳！以后还做过杭州、青州的太守。后在赴颍州任途中病死，死后谥文正。有《范文正公集》。他最有影响的要算是这篇《岳阳楼记》了。
本文题为《岳阳楼记》，自然要写岳阳楼的景色，但作者的意图却是借题发挥，谈一个人应有的政治抱负，并以此规箴友人。为使这二个方面融为一体，作者用抒情成分再分。“迁客骚人”登楼时一悲一喜的情怀，最后将这种情怀跟“古仁人之心”作对比。自然引出议论，说明作记意图。
这一构思表现在文章风格上，就是叙事、写景、抒情和议论自然结合。
请看岳阳楼之美景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离京出任地方官的第三年（庆历六年）写的，岳阳楼在现在湖南省岳阳市，就是旧县城西门城楼。其楼高三层，可鸟瞰洞庭湖，岳阳楼始建于唐朝，到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其间又几经扩建，规模宏阔，气势壮观，以岳阳楼为题材的优美诗文美不胜收，范仲淹自己也说：“前人之述备也。”如今范仲淹受友人之拜托，为岳阳楼作记，要想不为败笔，要写出前无古人的文章来，确实不易。那么，他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
首段从“庆历四年”谈起，点出人物：滕子京，交代地点：巴陵郡：述说遭遇：谪守，指的是滕被御史中丞王拱辰奏贬岳州之事。“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一句极赞滕子京的政绩，这虽不免有过誉之词，但据《巴陵县志》记载，他着实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他是个颇有点才干的官吏。然后在些基础上重修岳阳楼。其楼装饰一新，一定是彩壁辉煌，飞阁流丹，但作者并没有详细描述，只有一句“增其旧制”表明增设规模，增刻诗赋，是说明重修后其楼的骚趣雅致。从文章结构上看，也为下文“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埋下伏笔，最后一句，“属予作文以记之”密合题意，循题目的“记”字，交代作文的缘起，指的是滕子京绘一画《洞庭晚秋图》，派人带信和图去请范仲淹写“记”的事。
“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既是说明洞庭湖集岳州诸景之大成，又是说作者的笔墨是以它为主要描写对象，这便行云流水般地过渡到洞庭壮景的描绘上。
先写气势阔大。“衔远山，吞长江”，洞庭之于远山是“衔”，于长江是“吞”，两个动词超神入化，赋予洞庭以宏阔的气象。凝练形象的语言既交代湖与山、湖与江之间的关系，又描摹了洞庭巨嘴般的形象，将静止的景物注进入生命，变静态为动态。次写水势浩大。“浩浩汤汤”。重叠式的用语写出烟波浩淼、浪涛汹涌的景象。尔后，把笔推开去，“横无际涯”，极目而不见边际，盛夸范围寥廓。再写景象变幻。“朝晖夕阴”，晨昏不同，明暗相异，自有说不尽的万千气象，最后，以总体性的描述和概括性的评论总括一句：“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用“大观”同“胜状”呼应，文章肌理绵密。作者拎起来后，再一笔宕开去：“前人之述备矣”说明这不是作者笔墨中心，最后又用“然则”一词转过来，直入本文主旨----随物赋感，因景生情。
接下来的一大段，境界多变，作者笔墨亦多变。细心揣摩，具有这样几种描写特点：有层次感。两种环境和两种不同的心境划出结构上的两大层次。先描景后写情，划出每一部分景与情之间的层次；先写白天再写夜晚，划出写景部分的景物层次。有着眼点，其一是天色，天雨霏霏和碧空万里；其二是湖光，浊浪、水鸟、舟船、游鱼、芷兰，其三是人情，“商旅不行”和“渔歌互答”。有对比度。有景物上的明暗对比。其一是色调上的对比，于乱雨纷纷之日，阴风狂吼之时，“日星隐耀”笼罩着一片昏暗的景象，尤在薄暮时分，天空和湖面迷茫冥冥。但是，暮春三月，就明媚，水天一色，游鱼闪光，尤在晚月临空之时，整个湖光浸染在月水之中。色调明丽、舒美、妩媚。其二是气氛上的对比，前者狂风大作，令人战栗不止；虎啸猿啼，使人毛发倒立。后者是沙鸥自由飞翔，鱼儿悠然沉浮，渔歌此唱彼和，欣然怡然的气氛氤氲其中。其三是状态上的对比，环境恶劣时，一切都处在激烈变化的动态之中，风为号，浪为排，樯为倾，揖为摧。浪借风势，风催浪激，打翻了舟船，遏止航行，把洞庭上下搅得天地翻覆，而到境况平静时，一切都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中，“波澜不惊”，湖光涟漪，鸟能飞翔栖息，鱼可游泳湖中，以动衬静。“长烟一空”，烟雾消散，玉轮东挂，能照千里大地，倍显静谧，而“静影沉璧”，月光似白璧，投入水中，则更从静态上下笔；有情感上的悲喜对比。见“风急天高猿啸哀”，则触景伤怀。有别离国都的忧伤，有怀念故土的思情，有凄凉满目的慨叹，有担心谗毁的恐惧。“感极而悲者矣”，可想悲的程度。见春光万里气象新，则即景抒怀，宠辱得失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临春风而欢愉，斟美酒而酣饮，自是另一番心情。“其喜洋洋者矣”。显出喜的情怀。
上两节文字，墨蕴彩色，淋漓尽致，并举两种瞩景睹物的不同感情和态度，形成判然不同的艺术画面，迥然有别的心理境界（内在实为一致）。这一段看来泼墨如注，似为全文重心，但都是为下文的议论作准备。
“嗟夫！”一声长叹，撇开上文，转入感慨，“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继谓叹之后，进入对作者奉为楷范的“古仁人之心”的解说。“何哉”的设问，引起下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表示了与上两类人不同的处世方略，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更易心志，不以个人的得失而喜怒哀乐。入朝作官，则关心黎民百姓，一朝下野，就关心至尊君王，“然则何
时乐耶？”再用“然则”转折，提出自己的忧乐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在天下人之先，乐在天下人之后。末尾，表示一定与此类人为同道，表达其志向的坚定不移，语意丰富，语气恳切。
《岳阳楼记》的民主性和封建性互见，从中反映出来的范仲淹的思想，带有很浓的忠君色彩，这是他阶级的局限，是其消极面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他又有忧民之情，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即使在今天也值得称道。不仅如此，他本人还躬身实践。据《宋史》记载；他为官清廉，生活简朴，一生中也着实为老百姓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以至“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这些都应该肯定。
四、精读导析：
1、主题思想：
文章用相当优美的笔法描写了登斯楼观洞庭湖浩荡无际，阴暗变化，气象万千的壮丽景象；用凝练生动的笔触叙写了登临者或喜或悲的不同情绪；再将这两种“览物之情”与“古仁人之心”对比映衬，从而抒发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表达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理想。
2、结构内容：
文章题目是《岳阳楼记》自然要写岳阳楼的景色，但作者的意图却是借题发挥，谈一个人应有的政治抱负，并以此规劝友人。为使这两方面融为一体，作者用抒情的成分作为二者的中介，由此行程这样基本构思：由叙事入手，说到岳阳楼大观，再写迁客骚人登楼的一悲一喜情怀，最后将这情怀跟古仁人之心作对比，自然的引出议论，说明作记意图。
3、A、本文语言简洁凝练，琅琅上口，含义深远又易于诵读，如写巴陵胜状一段。
B、骈句的大量运用则使得语言整齐而富有气势。如写景段落，作者几乎全用骈句写成，使景物特点更加鲜明突出。
C、骈句之中穿插散句，使句子长短错落、抑扬变化，使人产生美感。
个人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有：
1、景物描写的特点，以及如何抓住词语来表现特点：景物＋富有表现力的动词＋形容词＋修辞＝景物特点。
2、写景的目的：写景－－－抒情
3、抒情的作用：抒情－－－议论
4、议论的内容、目的：议论－－－述见解，表理想。
5、作者写作的目的：自勉勉人。
6、焦点：迁客骚人之情VS古仁人之心＝政治理想。
7、构思：作记－－－写景－－－抒情－－－议论（对比）－－－以政治理想自勉勉人。
第二篇：范仲淹材料
范仲淹材料
一、秉公直言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
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
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
；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
；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
。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时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53-54] 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宋真宗章惠皇后）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
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
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 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二、景祐党争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辟所居南园之地，兴建郡学。[69] 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70] 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73-74] 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
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
；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
；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78]，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81-82]
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三、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110]，锐意进取。六月，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辅之才，仁宗欲拜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辞不就；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仁宗调整辅臣结构后，多次召见富弼、范仲淹等人，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虽感谢皇恩，却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遂亲笔诏书，开天章阁、陈设笔砚、赐坐以待。
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
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遂罢免其参知政事之职，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出任邓州，以避边塞严寒，仁宗升为给事中、知邓州。[122] 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三、高风亮节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营造百花洲，并设立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大振。时尹洙被贬筠州，疾病缠身，范仲淹便把尹洙接到邓州养病。[ 庆历八年（1048年），有诏调范仲淹知荆南府，邓州人民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欢邓州，就奏请朝廷，得以留任。范仲淹在邓州共计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任杭州。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严词拒绝。[127-128] 十月，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
皇祐三年（1051年），升为户部侍郎，调往青州，因冬寒病重，求为颍州。[131] 皇祐四年（1052年），调任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
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
四、文学成就 散文
宋自建国至仁宗七十多年来，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范仲淹洞破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与扬雄、王勃、韩柳以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155]
散文创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上政事书》“天下传诵”[156] ；《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157-159] 灵乌赋（梅尧臣）
乌之谓灵者何？噫，岂独是乌也。夫人之灵，大者贤，小者智。兽之灵，大者麟，小者驹。虫之灵，大者龙，小者龟。鸟之灵，大者凤，小者乌。贤不时而用智给给兮，为世所趍；麟不时而出驹流汗兮，扰扰于修途。龙不时而 见龟七十二鑚兮,宁自保其坚躯。凤不时而鸣乌鵶鵶兮,招唾骂於邑闾。乌兮,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凶不本于尔,尔又安能凶。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胡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龟自神而刳壳，驹负骏而死行，智骛能而日役,体劬劬 兮丧精。乌兮尔灵，吾今语汝，庶或汝听：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灵乌赋（范仲淹）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涂矣。“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翔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徒悔焉而亡路。” 彼哑哑兮如诉，请臆对而心谕：“我有生兮，累阴阳之含育；我有质兮，处天地之覆露。长慈母之危巢，托主人之佳树。斤不我伐，弹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艰，主之仁兮则安。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盘桓。思报之意，厥声或异。警于未形，恐于未炽。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者则稔祸于人。主恩或忘，我怀靡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亦由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雉怪于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天听甚逊，人言曷病。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学太仓之鼠兮，何必仁为，丰食而肥。仓苟竭兮，吾将安归？又不学荒城之狐兮，何必义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将畴依？宁骥子之困于驰骛兮，驽骀泰于刍养。宁鹓鹐之饥于云霄兮，鸱鸢饫乎草莽。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优优，而大者乾乾。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爱于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无言兮是然。”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御街行·秋日怀旧范仲淹
纷纷堕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五、评价
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沦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他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
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为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
六、故事 断齑画粥
范仲淹幼年丧父，四岁时随继父迁至长山，励志苦读于醴泉寺。因家境贫寒，便用两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切为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成年后，范仲淹又到应天书院刻苦攻读，冬天读书疲倦发困时，就用冷水洗脸，没有东西吃时，就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经过苦读，范仲淹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官至参知政事。
龙图老子
1038-1043年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改革军事制度、调整战略部署，构筑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防御体系，西北战线固若金汤，夏人不敢犯。西北边陲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 ；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
宽厚仁爱
范仲淹担任邠州知州时，有一次登楼饮酒，尚未举杯，就看到几个人披麻戴孝地营造葬具。范仲淹急忙派人询问，得知是一名书生客死邠州，准备就近埋葬，但墓穴、棺材和治丧用具尚未制备。范
仲淹听后非常悲伤，立即撤去酒席，并赠以钱财，使其得办丧事。
庆历年间，张海（一说王伦[208]）率领人马攻打淮南，路过高邮，高邮知军晁仲约料想无法抵挡，就昭示当地富人捐钱献酒，前去慰劳，“盗寇”很高兴，没有施暴就离开了高邮。事情传开后，朝廷非常愤怒，富弼提议处死晁仲约。范仲淹说：“若郡县兵力足以应战或防守，遭遇贼兵不抵御而去贿赂，在法理上知军必须处死；但实际情况是高邮兵力不足，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或防守；这种情况下杀死知军不是立法的本意。”仁宗听后，接受范仲淹的意见，赦免了晁仲约。
范仲淹治理国家崇尚忠厚，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爱戴。范仲淹戍边西北时，邠州、庆州的百姓和众多的羌部族，在其生前就悬挂他的画像以祭拜。范仲淹去世后，闻知消息的人无不扼腕叹息，羌部族的数百首领，像孝子一样放声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
严谨治学
范仲淹替人写墓志铭，写毕封好刚要发送时，忽然想到：“这篇铭记不能不让尹洙看。”第二天，范仲淹就把铭文交给尹洙过目，尹洙看后说：“你的文章已经很出名，后代人会以你的文章为典范，不能够不谨慎啊。现在你把转运使写作刺史，知州写成太守，固然清雅古隽，但现在却没有这些官职名称，后人必然心生疑惑，这正是引起庸俗文人争论的原因啊。”范仲淹听后，感叹地说：“多亏请你看了，否则，我差一点要失误啊。”
只弹履霜
范仲淹素爱弹琴，曾于琴中思古[213]，又向志于琴道的崔遵度请教“琴何为是”，并问还有谁与他志同道合，崔公说是唐处士，于是范仲淹“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将师其一二。”他为自己寻到能学琴与琴道的老师快乐如孺子。[214]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教子扶危
范仲淹熟治家甚严，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积德行善，范氏家风清廉俭朴、乐善好施。一次，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自苏州运麦至四川。范纯仁回来时碰见熟人石曼卿，得知他逢亲之丧，无钱运柩返乡，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他，助其还乡。范纯仁回到家中，没敢提及此事。范仲淹问他在苏州遇到朋友了没有，范纯仁回答说：“路过丹阳时，碰到了石曼卿，他因亲人丧事，没钱运柩回乡，而被困在那里。”范仲淹立刻说道：“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送给他了。”范仲淹听后，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并夸奖他做的对。
举贤任能
范仲淹特别善于识人，当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就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
张载少年时，喜欢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岁时，谒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作为将领实在屈才，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后来张载遍观释老，无所得反而求六经，后成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关学的创始人，一代大儒。[218]
富弼少年时，好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之才也”，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就把女儿嫁给了富弼。宋仁宗恢复制科后，范仲淹告诉富弼说：“你应该由制科步入仕途”，并推举他为茂材异等，富弼从此进入官场，成为一代名相。
相传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时，城中文武官员，大多得到过他的推荐，惟有苏麟，因在外县担任巡检，不在城里，未得提拔。于是，苏麟就向范仲淹献诗一首，其中有两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范仲淹理解他的心情，便为他写了一封推举信，后来苏麟也得到升迁。
性情中人
历史上，人们给以范仲淹特别高的评价，“才其量其忠，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其实，范仲淹并没有把自己看成完人，反而是喜欢袒露自己的真实性情。他也发过牢骚：“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宋人吴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范仲淹任饶州知州时，官妓
中有一位小歌妓（“小鬟”），范仲淹颇为看中。后来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因小鬟年纪太小，不便携行，就给他的朋友魏介寄了一首诗（《怀庆朔堂》），在诗中说道：“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东风干当来”。魏介心领神会，就把小鬟买来转送范仲淹。[224] 南宋姚宽还记载范仲淹曾以胭脂寄小鬟，并题诗“江南有美人，别后常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225] 明人朱有炖据此改编为杂剧《甄月娥春风庆朔堂》，剧前引言亦详述此事。[226]
三光风范 范仲淹
范仲淹忧国忧民，不图个人荣华富贵，从二十七岁进士及第到五十五岁主持新政，在漫长的官宦生涯中，范仲淹关心政治，每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由于他直言敢为，曾在八九年间里三次被贬：1029年，范仲淹因谏言太后还政，被贬；接着又在废郭皇后上二次被贬；1035年，范仲淹上《百官图》第三次被贬。
在这几次事件中，范仲淹都是重要的策动者，尤其后两次，成为影响庆历士风构建的两个重要事件，获得了北宋士人的人格认同。据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时人称“光”（光耀）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
第三篇：范仲淹戍边与民族融合
范仲淹戍边与民族融合
吴锋锋
（庆城博物馆 庆城 745100）
【摘要】范仲淹曾在北宋庆历年间担任庆州知州,主持西北军务。此地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能否正确处理各民族关系成为关乎宋夏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他对待诸羌恩威并施、安抚笼络,并对其中的熟户、生户,分而治之以争取民心。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巩固了西北边防，促进了边地开发，而且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和团结，加速了民族融合趋势的发展。【关键词】范仲淹；民族融合
庆阳自古就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地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同时又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场所。北宋建立后，此地便成为边防重镇，成为拱卫关中的前哨。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迁知庆州。他安抚诸羌，调整民族关系；兴利除弊，整肃军队；增修城堡，巩固边防；实行军屯，发展生产；施行仁政，惠及于民；填词写诗，以壮边声。他竭尽全力，上为朝廷尽忠，下为黎民免灾，用自己的具体行动实践了“先忧后乐”的誓言，以自己的杰出政治军事才华，为其不平凡的一生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元昊称帝与宋夏战争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在唐末和五代时期逐渐强大起来，党项族李继迁联合契丹抗宋，取得了陕西北部，并向庆州，环州，延州扩展。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去宋封号，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历史上称为西夏。元昊称帝后，向宋仁宗提出“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1]的要求，被北宋当局拒绝，随后关闭榷场，禁止互市，双方矛盾激化，宋夏关系破裂。
自己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李元昊恼羞成怒，为了报复北宋，元昊举全国之力向宋王朝发动了战争。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七月，夏军十万围困延州，边境告急，宋朝大将刘平、石元孙奉命增援。当他们到了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时，遭到西夏军队偷袭，损失惨重。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西夏景宗元昊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大败宋军于好水川。此战宋师“将校士卒死者万三百，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2]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又大败宋军于定川寨。经过这三次大规模战役，宋朝西北边防空虚，城寨边堡失修废坏，致使“贼大掠至潘原，关中震恐，民多窜山谷间”[3]。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康定元年（1040年）5月，任陕西都转运使，7月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庆历元年（1041年）5月迁知庆州（甘肃庆阳），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范仲淹召拜枢密副使。至此，范仲淹知庆州共4年。
二、范仲淹的民族政策
有宋一代，宋王朝与西夏交界之地，即今宁夏中南部、甘肃南部以及陕西北部一带，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时称“蕃人”、“戎人”、“戎夷”、“羌人”、“羌夷”等等。这些蕃人，盖因其发展有先进后进之别，故有“生户”、“熟户”之称。当时羌人不仅集中居住在西夏国内，也散住于宋王朝西部边境内，即今延安的北部，庆阳、固原地区的周围。为了区分，将居住于宋王朝边境内的羌人称之为属羌。属羌，又称为熟户、熟羌。当时，由于生熟户对于宋夏双方来说，均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详后)，所以，战事一起，双方都大力招诱。宋方不断招纳生户为熟户，西夏则“胁从山中熟户”。一旦战火平息，双方修好，则相约不得招诱和胁从。正是由于生熟户的分布广泛及对北宋国防的重要性，所以范仲淹知庆州期间，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来，在巩固宋朝边防的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融合进步。
（一）恩威并施。范仲淹到庆州后立即检阅属羌的人马，调查了解他们的虚实，并以朝廷的名义，进行犒赏，争取他们转变立场，为宋朝所用。《名臣传》云：“公出巡边，至环州，点检环州管界熟户，蕃官共一千七十二人，与酒食管设，作圣恩等第支与彩绢、角茶、银碗、紫绫襖、黄花襖、银腰带、银裹头杖、帽子、旗枪、银交椅、红缨紫绫袋、全锦襖子等物，重立约束四件，对众告谕。寻令蕃部望阙谢恩，率皆喜躍。”在积极拉拢的同时，还对其进行教化和威慑。针对羌人偏居一偶，孤陋寡闻，范仲淹于战马倥偬之间，在庆州之北城门上修建镇朔楼一座。楼为七楹，高五十尺，深四十尺。高大雄伟，层檐翚飞，极具观瞻。威严壮丽的镇朔楼给人一种凛凛不可侵犯的感觉，意在昭示世人这块土地是大宋国土。
（二）重用边将。范仲淹在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期间，非常重视将才的选拔和培养，他认为，“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才，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4]。行伍出身的狄青作战十分勇敢，临阵之时时常披头散发，头戴铜面具，在敌军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范仲淹对狄青非常赏识，不仅给予优厚的待遇，得知狄青出身兵士，识字不多，于是赠予他《左氏春秋》，勉励他认真读书。在范仲淹的教导之下，狄青在战斗余暇便刻苦研读史书和兵书，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成为一名既能冲锋陷阵，又精通指挥艺术的智勇双全的将领，为大宋王朝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官至掌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就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能攻能守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此后，西夏不敢轻易来犯。
（三）发展生产，造福一方。范仲俺风尘仆仆来到处境险恶的边陲时，呈现在眼前的是战争给宋朝和边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到处是断壁残垣，茅庐草舍被焚烧成了废墟，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少数留下的也是无衣无食，无家可归，有家难回，范仲俺的心情十分沉重，当即写下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他发誓要像当年东汉的窦宪击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纪功而还那样，保卫边疆，让百姓安居乐业。在其知庆州之际，先后向朝廷上《攻守议》《再议攻守》。针对当时“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县督责，不能存济”的情况，范仲淹决定改革旧制，以纾民力。他借鉴汉赵充国、三国曹魏，以及唐朝天宝八载屯田之策，决定“欲以本处渐兴田利”，“据亩定课，兵获余羡，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而自息矣。”范仲淹的建议被朝廷采纳。从此，宋夏边界上的军屯发展起来了。屯田养兵，且耕且战，闲时务农，战时出征，真正达到了防边省费和百姓安居乐业的效果。
庆阳乃周祖发源之地，农耕文化发达。相传周先祖不曾率族人“奔戎狄（今庆阳）之间”，与其子鞠陶、孙公刘等“教民稼穑”，“务耕种，行地宜”，开启了先周农耕文化之先河。范仲淹在《十事疏》中说“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他来庆州之后，在戎马倥偬之际，仍不忘发展当地农耕生产。著名的《劝农诗》，就是范仲淹知庆州时的杰作。诗云：“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调豳风。”诗中豳地乃是庆阳旧称。经过范仲淹的积极引导和勉励，庆阳地区残破的农业得到恢复，该地区又重新兴盛起来，成为粮草丰茂、兵强马壮的边防重镇。
（四）善待各民族，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范仲淹不仅对汉民关怀备至，对羌民亦复如此。他的亲民、惠民的思想，不分民族，不分国界。他在《答赵元昊书》中说：“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范仲淹修筑的城寨除作为屯兵防守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安置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属羌和愿意归附的降羌。据《庆阳县志》载，范仲淹令官军在庆州之北七十里处、桥川与柔远川交汇之地，筑城一座，收纳内附的羌人，使其安居乐业，故名城曰“业乐”，后传讹音成为“悦楼”、“悦乐”，即今甘肃省华池县悦乐镇。这些措施的实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范仲淹由此赢得了羌人的爱戴。他们呼范仲淹为“龙图老子”，“皆画像立生祠事之”。當范仲淹去逝后，消息传到环庆，“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5]
三、宋夏议和与民族融合的发展
经过范仲淹的苦心经营，环庆路的防御力量得到大大加强。在此后的战争中，西夏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宋朝的损失却大大减小。随着战争的进行，西夏国困民怨。“元昊虽数胜，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6]由于战争损耗及宋夏间榷场贸易停止，经济受损，民怨四起。经过反复的苦战李元昊一无所获，遂寻求与宋议和。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双方达成和议。
宋夏和议后，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两国重开沿边榷场贸易，恢复民间商贩往来。宋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夏得以休养生息，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如西夏本来没有瓷器，瓷器靠掠夺宋人来获得。宋夏庆历和议以后，西夏与汉族人民交往的同时学会了制瓷技术。西夏毅宗时期，西夏开始兴建瓷窑,开始生产自己的瓷器，发展制瓷业。双方维持有二十余年的和平相处。以后双方曾有过几次战争与和议，但和平时期超过对抗时期。夏宋双方的议和，不仅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造福一方百姓，而且促进了西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民族之间交融和发展，为元朝实现中华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2][6]宋史 夏国传[Z].[3][5]宋史 范仲淹列传[Z].[4]范文正公集 上执政书[Z].作者简介：吴锋锋（1984-），男，甘肃庆阳市，庆城博物馆 联系方式：地址，庆城博物馆；邮编，745100；电话，***
邮箱，wu135157@sina.com
第四篇：范仲淹岳阳楼记原文与翻译
《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于北宋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为重修岳阳楼写的。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范仲淹岳阳楼记原文与翻译，欢迎阅读参考！
岳阳楼记
宋代：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具 通：俱)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隐曜 一作：隐耀；霪雨 通：淫雨)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译文
庆历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被降职到巴陵郡做太守。到了第二年，政事顺利，百姓和乐，各种荒废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了。于是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大它原有的规模，把唐代名家和当代人的诗赋刻在它上面。嘱托我写一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情。
我观看那巴陵郡的美好景色，全在洞庭湖上。它连接着远处的山，吞吐长江的水流，浩浩荡荡，无边无际，一天里阴晴多变，气象千变万化。这就是岳阳楼的雄伟景象。前人的记述（已经）很详尽了。虽然如此，那么向北面通到巫峡，向南面直到潇水和湘水，降职的官吏和来往的诗人，大多在这里聚会，（他们)观赏自然景物而触发的感情大概会有所不同吧？
像那阴雨连绵，接连几个月不放晴，寒风怒吼，浑浊的浪冲向天空；太阳和星星隐藏起光辉，山岳隐没了形体；商人和旅客（一译：行商和客商）不能通行，船桅倒下，船桨折断；傍晚天色昏暗，虎在长啸，猿在悲啼，（这时）登上这座楼啊，就会有一种离开国都、怀念家乡，担心人家说坏话、惧怕人家批评指责，满眼都是萧条的景象，感慨到了极点而悲伤的心情。
到了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时候，湖面平静，没有惊涛骇浪，天色湖光相连，一片碧绿，广阔无际；沙洲上的鸥鸟，时而飞翔，时而停歇，美丽的鱼游来游去，岸上的香草和小洲上的兰花，草木茂盛，青翠欲滴。有时大片烟雾完全消散，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波动的光闪着金色，静静的月影像沉入水中的玉璧，渔夫的歌声在你唱我和地响起来，这种乐趣（真是）无穷无尽啊！（这时）登上这座楼，就会感到心胸开阔、心情愉快，光荣和屈辱一并忘了，端着酒杯，吹着微风，那真是快乐高兴极了。
唉！我曾经探求古时品德高尚的人的思想感情，或许不同于（以上）两种人的心情，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不因外物好坏和自己得失而或喜或悲。在朝廷上做官时，就为百姓担忧；在江湖上不做官时，就为国君担忧。这样来说在朝廷做官也担忧，在僻远的江湖也担忧。既然这样，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感到快乐呢？他们一定会说：“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唉！没有这种人，我同谁一道呢 ？
写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
赏析
《岳阳楼记》全文有三百六十八字，共六段。
文章开头就切入正题，叙述事情的本末缘起。以“庆历四年春”点明时间起笔，格调庄重雅正；说滕子京为“谪守”，已暗喻对仕途沉浮的悲慨，为后文抒情设伏。下面用了“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八个字，写出滕子京的政绩，引出重修岳阳楼和作记一事，为全篇文字的导引。
第二段，格调振起，情辞激昂。先总说“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设定下文写景范围。以下“衔远山，吞长江”寥寥数语，写尽洞庭湖之大观胜概。一“衔”一“吞”，有气势。“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极言水波壮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概说阴晴变化，简练而又生动。前四句从空间角度，后两句从时间角度，写尽了洞庭湖的壮观景象。“前人之述备矣”一句承前启后，并回应前文“唐贤今人诗赋”一语。这句话既是谦虚，也暗含转机，经“然则”一转，引出新的意境，由单纯写景，到以情景交融的笔法来写“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从而构出全文的主体。
第三、四两段是两个排比段，并行而下，一悲一喜，一暗一明，像两股不同的情感之流，传达出景与情互相感应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情境。
第三段写览物而悲者。以“若夫”起笔，意味深长。这是一个引发议论的词，又表明了虚拟的情调，而这种虚拟又是对无数实境的浓缩、提炼和升华，颇有典型意义。“若夫”以下描写了一种悲凉的情境，由天气的恶劣写到人心的凄楚。这里用四字短句，层层渲染，渐次铺叙。淫雨、阴风、浊浪构成了主景，不但使日星无光，山岳藏形，也使商旅不前；或又值暮色沉沉、“虎啸猿啼”之际，令过往的“迁客骚人”有“去国怀乡”之慨、“忧谗畏讥”之惧、“感极而悲”之情。
第四段写览物而喜者。以“至若”领起，打开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画面。“至若”尽管也是列举性的语气，但从音节上已变得高亢嘹亮，格调上已变得明快有力。下面的描写，虽然仍为四字短句，色调却为之一变，绘出春风和畅、景色明丽、水天一碧的良辰美景。更有鸥鸟在自由翱翔，鱼儿在欢快游荡，连无知的水草兰花也充满活力。作者以极为简练的笔墨，描摹出一幅湖光春色图，读之如在眼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的句式、节奏与上一段大体相仿，却也另有变奏。“而或”一句就进一步扩展了意境，增强了叠加咏叹的意味，把“喜洋洋”的气氛推向高潮，而“登斯楼也”的心境也变成了“宠辱偕忘”的超脱和“把酒临风”的挥洒自如。
第五段是全篇的中心，以“嗟夫”开启，兼有抒情和议论的意味。作者在列举了悲喜两种情境后，笔调突然激扬，道出了超乎这两者之上的一种更高的理想境界，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动，因物悲喜虽然是人之常情，但并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古代的仁人，就有坚定的意志，不为外界条件的变化动摇。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忧国忧民之心不改，“进亦忧，退亦忧”。这似乎有悖于常理，有些不可思议。作者也就此拟出一问一答，假托古圣立言，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曲终奏雅，点明了全篇的主旨。“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一句结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悲凉慷慨，一往情深，令人感喟。文章最后标明写作时间，与篇首照应。
整篇文章表现了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与此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岳阳楼记》著名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但他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范仲淹简介
范仲淹（989年8月29日－1052年5月20日），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人。他是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年幼的时候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名。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途中逝世，年六十四。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
第五篇：范仲淹故事
范仲淹故事
范公：指的是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范公祠即范仲淹纪念祠。
范仲淹（989 ~ 1052）
范仲淹，字希文。和包拯同朝，为北宋名臣，吴县（今属江苏）人，少年十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元昊反，以龙图阁直学士与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卒谥文正。
范仲淹喜好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故时人称之为范履霜。他工于诗词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中的「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两句，为千古佳句。也是他一生爱国的写照。
大家都知道，范仲淹不是博山人，而是苏州吴县人，博山是范仲淹的母亲谢氏的娘家，也就是说他的外祖母家在博山。范仲淹两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病故了，那时他的母亲还很年轻，便冲破世俗的束缚，带他改嫁到了长山县（今淄博市周村一带）的朱氏家中，少年时代的范仲淹，在朱家经常受到虐待，他的母亲感到非常伤心，便把他护送到博山的荆山寺读书学习，后人敬佩他的政绩和节操，便在他少年读书学习的地方建祠纪念。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他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 989 年），卒于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 1052 年），终年六十四岁。仁宗时，他武官曾任枢密副使（大致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文官曾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是一位出将入相，文武兼备的人才。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范仲淹虽是苏州吴县人，但他却是出生在徐州。他的老家是苏州。范仲淹两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病逝，幼小的范仲淹便随其母亲改嫁，来到了长山县的朱氏家中，少年时期的范仲淹是在一种十分艰苦的境遇中度过的。他在博山的荆山寺刻苦攻读。
范仲淹在范泉边勤奋学习。他的学习生活非常艰苦。范仲淹在追忆他的少年生活时这样写到： “ 我过去和一姓刘的同学，在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都是极为艰苦的，每天煮两升粟米粥，冷了，切成四块，早晚吃二块。把蔬菜切碎，加半杯醋，少量盐，烧熟当菜，就这样的生活过了三年多 ”。虽然范公少年时代的生活非常艰苦，但他学习勤奋，胸有大志。曾有人在一座灵祠中听到范仲淹的祷问： “ 我将来能当宰相吗？ ” 神说不能。又问： “ 我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如何？ ” 或当宰相，或当良医，工作性质虽然不相同，但为民造福却是相同的。范仲淹不做宰相就做良医的思想，确实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思想的精华。“ 毅然出走 ” 是说范仲淹在二十岁时得知自己的身世，毅然离家出走，到南部 “ 应天府书院 ” 读书学习。当时他的母亲哭着追出去很远，他甚至都没回头看一眼心爱的母亲。在南部应天府书院，他 “ 昼夜苦学 ”，五年未尝解衣就枕的舒适生活，寒冬腊月，读书困倦了，就用冷水洗脸，再继续读。日常生活也非常艰苦，经常吃不上饭，他就以喝粥充饥，一位南都官员的儿子和他是同学，非常同情他，便把他学习勤奋、生活艰苦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便叫儿子把官府为自己准备的饭菜送一份给他，他婉言谢绝了，并说： “ 我吃粥惯了，一吃好吃的，就要以吃粥为苦了 ”。就这样他在南部应天府后院寒窗苦读五年。
经过五年“人所不堪”“自刻益苦”的生活，大中祥府八年（公元 1015 年）范仲淹考中了进士，这年他二十六岁，做官后，他清正廉洁，办事公正。
范仲淹考中进士做官后，一直在低职位上徘徊，没有对国家重大问题的参决权，意志得不到发挥，才能得不到展示，于是他在乾兴元年（公元 1022 年）也就是他三十四岁时，向当时的枢密副使张知白毛遂自荐，以图大展宏图，实现自己的强国、富民之梦。“ 盐仓治水 ”，是说范仲淹受命到泰州西溪盐仓带领广大灾民治理海堤的情节。当时，泰州西溪一带的海堤严重损坏，多年没修，秋天大风暴雨，潮水涌入，原来的沃土渐渐变成了盐碱地，五谷不收，老百姓逃荒要饭，远走他乡的就有三千多户，范仲淹见此惨状，非常痛心，便建议修复海堤，为民解忧。此事得到了朝廷的恩准，于是他便带领广大灾民开始了盐仓治水工程，经过一番艰难困苦的治水大战，全长一百五十多里的海堤修成了，逃亡的灾民也陆续返回了家园，范公关心灾民疾苦的这一举动，深得广大灾民的好评。
范仲淹大胆直言，抨击时弊，几度遭贬。天圣五年（公元 1027 年），范仲淹升任秘阁校理，出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曾几次大胆直言批评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带来的弊端，因此而被贬为通判；章献太后去世后，仲淹又被召入京，任左司谏，但不到一年，又因批评仁宗皇帝废除皇后，被贬知睦州。景祐二年，又晋升为国子监，因批评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当，再次被贬知饶州，可以说是“三出京城 ”三起三落。
范仲淹以百姓疾苦为己任，带领百姓在苏州治理水患。范仲淹被贬到地方为官，仍以百姓的饥苦为己任，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百姓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在苏州为治理水患，他带领百姓挖渠、筑堤、引导太湖水入海，并治理了其他的江河、湖泊，消除了水患，受到了百姓的敬仰和爱戴。
康定元年（公元 1040 年），宋朝与西夏关系日趋紧张，因战事需要，范仲淹被调任为陕西经略副使，协助军事长官韩琦，负责北部地区的军事防务，他亲自到边关延州视察，看到的是番不容乐观的景象，他便向朝廷提出要求，将自己调往边关延州，亲临战场指挥作战。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到了延州之后，他首先抓了边军整训，在精兵的同时，严整军纪，并对边关城塞进行了修复和重建，使边关局势有了很大改观。
范仲淹对敌战略的正确。为了坚守边关，仲淹加紧安排修筑城寨，庆历二年（公元 1042 年）他亲自指挥修建了马铺城，切断了西夏与少数民族的往来，使西夏官兵处于孤主无援的地位，不敢轻举妄动，由于仲淹守边有功，朝廷又将他提升为观察使，但仲淹为确保边关万无一失，他曾三次辞让观察使，受到了宋兵和边关的尊敬和爱戴。
庆历三年（公元 1043 年），这年范仲淹五十五岁，由于他在边关抵御外来侵略立下了汗马之功，朝廷又将他提升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这次的升迁，为范促淹实现自己青年时代改革朝政，富民强国的理想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这年九月，仁宗皇帝在天章阁召见了范仲淹，他提出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改革方案。天章阁是真宗皇帝所建，属于内禁重地，从来没有在此召见过朝臣，此次召见范仲淹，足见仁宗皇帝对他的重视和对他寄予的后望。
范仲淹与改革家们大展宏图，改革朝政。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了十项改革内容，即：明黜陟；抑侥 幸 ；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十件事抓住了北宋真宗和仁宗两朝政治积弊的要害。“ 庆历新政 ” 方案于庆历三年十月相继颁布实施，首先改革的是官制，后全面展开。
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从庆历三年十月至次年八月，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 “ 庆历新政 ” 触动了保守派官僚的自身利益，加之庆历新政准备不足，也带来了某些副面影响，在奸臣和宦官的勾结下，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范仲淹因此而被罢免参知政事。
范仲淹被贬之后，先后又在邠州、邓州、青州等地做过地方官。在这期间，他仍然为官清廉，尽职尽责，千古名篇 “ 岳阳楼记 ” 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其中的精华之句：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至今仍广泛传颁，激励后人。皇祐三年（公元 1051 年），这年先生已63岁，老病一身，他向朝廷请求，到颍州任职，借以休养，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因颍州历来是北宋大臣退闲之地）。皇祐四年（公元 1052 年），仲淹带病上路，但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中途在徐州诊治，同年夏天，范老先生因病与世长辞，终年64岁。他64年前，在徐州出生，64年后又同一地方与世长辞，用自己坦荡的一生，将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连在了一起，划成了一个蕴含丰富的句号。
先生的一生治国有略，教子有方，他的两个儿子先后都成了宋朝的宰相，继续为实现他富民强国的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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