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有感

第一篇：读《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有感

读《新帝国主义在中国》

各位，老师同学们，我在读了郎咸平的《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无奈》等一系列著作，内心不禁为他敢于说真话叫好的同时，也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倒郎派的言论。个人觉得应该辩证的看待郎咸平现象，他的出现既让更多底层民众更加清醒的认识现状，督促政府及其智囊团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决策上更加谨慎理智，同时我们不应该对他的理论一味盲目追捧，大肆宣扬。

就拿这本《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来说，实事求是地讲，我被郎咸平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所感动。感动的不仅仅是郎咸平教授对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大声疾呼和忧国忧民的情绪，而是做为一个学者所表现出来的正直、公正、良心和慈悲这些美好的品德。他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本质和行为，为民族、为人民维护利益。知识分子是需要有理想的，是需要有激情的，是需要有良知的，无论什么时候，无论遭遇什么苦难，知识分子都要担负起历史的责任，我期待在座的有志青年都能在郎咸平的著作中得到一些启迪、找回理想、坚定信心、燃起激情。

这本书借助详实的数据，真实的历史，对比了新帝国主义的前世今生。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以生动的历史事实作为论据，详细的剖析了新帝国主义瓜分、掠夺、控制世界经济版图的种种劣行和新帝国主义的本质。以独特敏锐的视角观察世界经济、政治脉动，他独立的学术价值观值得我们学习。他全面详细富有启发性的剖解新帝国主义在华的种种行为背后的阴谋，以赤子之心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出谋划策。从他的观点出发，对我有所启发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继续反对凡是主义和单边思维主义。今天，凡是国外的资金和技术都是好的，凡是外资的都要招商引资欢迎进来的思想大有盛行之势。对国外的品牌有着难以名状的信任的人我相信不在少数，而提起民族品牌，很多人只是哀其不争。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用单边思维来思考问题呢？郎咸平说，西方有很多国际金融操家在用外资和技术巧妙的来控制和掠夺我们的资源和资金。我们是不是该反思我们引进外资的方针？

其次，很多人在很多时候一直在出卖自己的国家却不自知。时至今日，外交部和商务部的官员，最怕是出任去美国谈判，因为经常失败，回来升不了职又背上骂名。从表面的新闻来看，好象没有什么负面的报道出现，一片繁荣大好。这本书中举了现代琦善轮胎特保案答非所问的答辩，全国多个城市出卖自己的自来水厂，铁矿石谈判到最后的老羞成怒，大豆玉米棉花的国际四大粮商决战中国市场，汇源与沃尔玛的国际收购，上海的迪斯尼和奥巴马对中国政策。我想，郎咸平让我们看到国际金融炒家的野心，而我们的很多官员还是象当年的清政府一样，很多时候是在出卖自己的国家，而他自己和整个社会都不觉得。这个确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最后，对于书中所提到的新帝国主义在中国现象，我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之前广西的孟山都迪卡008号玉米事件中,我只是觉得我们将来可能不得不依靠有害的转基因食品果腹,现在发现，或许即便一碗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蛋炒饭,它的价格在未来将会由华尔街的寡头们决定.我们的铁矿石,大豆,棉花,玉米等等等等已经全部交由别人掌控.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前五位都是外资控股的企业.或许觉得外资控股又如何,我们还能享受到高质低价的产品.但如果你上网搜一下“兰州用水涨价事件”和“兰州用水苯中毒事件”,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关系国计民生的命脉.一个没有民族品牌和民族工业的国家,外资垄断是不可避免的,等到最后一个本土竞争者倒下,等待我们的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全球化是无法改变的大势所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扮演何种角色,到底是本土全球化还是全球本土化,我们所有的青年人都应该结合当下，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

第二篇：读《中国新教育风暴》有感

读《中国新教育风暴》有感

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颁布至今，我读了好多关于新课程改革方面的书，王宏甲先生著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是最让我感动的一部大书。这是2004年8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

读完《中国新教育风暴》，我的头脑也如同经历了一次风暴,使我对教育和现状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同时面对现实又感到困惑和矛盾,但更多的是引发对自己教育实践的思考和反省。为什么在我国专家和老师的眼里一堂完美得无懈可击的课,却被外国专家所否定？ 为什么20多年前中美两国专家在一次互访后作出的富有前瞻性的预测,结果却使人大跌眼镜？

我们基础教育的宗旨使学生得到真正的,全面的，持续的发展,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可我们一方面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另一方面应试教育搞得扎扎实实；我们一方面大声疾呼地提出减负,但实际却在不断的给学生增负。孩子从小失去该有的天真,烂漫,活力和创造。课改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压力,但也给了我们提升自我,实现自我的机。从某种意义上讲,面对新课题,不管是老教师,还是新教师,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何成功地走进新课程,没有现成的模式,一切都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但使用新教材过程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一切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宗旨是不可动摇的。有人说:“科学与艺术在山底下分道,而到山顶汇合拥抱”。这句话应该是对持续发展的最好诠释。孔子曰:“我日三省我身。”只有在不断学习,总结中提升自己,真正的走进新课程。

一个好教师，不是自己能够教得有多好，而是如何能让学生进入一个琢磨的学习状态。学生不仅仅是对知识本身的认识和理解，更重要的是掌握怎样去学习，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只有学习者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又掌握了一定的学习策略，才能具备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的能力，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去，主动探索知识的形成与发展，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让学生经历象科学家一样的研究、探索、创造的过程，感受到探索的艰辛和成功的快乐!教师要充满信心，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失望。我们的老师也是人，一个很平凡的人，不是神，面对五六十个活蹦乱跳的学生，既要质量又要素质，确实难为老师。但再难，也要克服，没有任何借口地朝着学生的正螺旋状态而努力。我们正在改变课程结构，改变教学方法，学会赏识学生，激发学生的自主精神，学会蹲下来看学生，与学生同步成长。因此，现在从我做起，学会欣赏学生在其中的表现，哪怕用一句话，一个微笑，就能筑起学生的自信，搭起学生获得成功的阶梯，步入正螺旋状态。让我们为今后培养的学生个个有自信，人人都成功而努力吧！

王宏甲先生是国家一级作家，从他的简历我只知道他曾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以前他写的两部在全国特别有影响的书《无极之路》、《智慧风暴》我没有看，真是憾事。我为这位对中国教育非常负责任的态度而感到自豪。笔者是一名在农村偏远小学、教师进修学校、发达地区学校摸爬滚打十六七年的普通老师，不能说深知我国基础教育，也可说知之一二，特别是当前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是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在许多网站论坛上，我也多次思考过这些问题，对中国当前的改革也一直叫好，但这一切都无法与王宏甲先生相比。因为王先生是从1995年就开始对我国教育现状和世界教育大趋势进行了广泛调研与深度思考，其足迹从东海之滨到长江源头，从繁华都市到荒原戈壁，读这本书，好多感人故事，让人激动地流泪，让人激动地不得不好好面对现代的教育，用新的观念改革当前之教育。

这本书，可以说博大精深。作家用每位老师都能够读懂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世界性教育转型的来龙去脉，向我们介绍我国教育先行者走过的路。笔者在读师范时，就开始硬着头皮读一些教育理论著作，硬着头皮读最后发展到爱上读这些书，但一直到现在读教育理论书最让我头痛的是那些难懂的词汇，让人费解的句子。这本书，没有一个字、一个词是这样。老师不必担心，这本书会把你带入真正的这次新课程改革的殿堂。新课程改革四年了，一些老师仍是老样子，理解不透，读这本书，一定能够产生一种震撼，让我们的头脑清醒过来，在这个新起跑线上奔跑起来。比如探究性学习非常重要，许多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实施了几十年，甚至百年，而我们只是刚刚起步，虽然有先行者王行智，但他并没有拉动整个中国教育全面重视探究性学习，所以，现在的新课程改革在这方面问题还是非常多的。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我个人认为，我国出版了这么多的教育书，而真正倡导，全面科学解读探究性学习的书，特别是解读中国几千来的探究情况的教育书很少很少，而好多老师又不怎么主动读书。再加上当前还比较落后难以与新课程改革相匹配的评价，自然导致好多老师还没有真正爱上探究性学习，还在那里指手画脚，充当传统的角色。而王先生的这本书，让我们全面的感受到探究性学习的来龙去脉，感受到中国近百年来并不是没有探究，感受探究性学习是当前中国基础教育的重大缺失，感受到这次课程改革，其实是以风暴的方式要求老师必须接受探究性学习理念，因为这一理念是对中华民族整体素养负责的理念。

王先生在书中还用了相当多的笔墨述说着“综合”，述说着中国在艰难的走着“综合”路。但从这书中，我读到了希望，读到了综合是必须的，综合才是适合中国的。但现在的综合仍然是问题多多，这也许是我们的分科教学的惯性所至，也许是我们的老师的素质跟不上„„但我们坐在屋中所想到的原因都无法与王先生大量的调研结果相比，从王先生的书中，可以找到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许多人士，比如官员、老师、家长根本没有真正的理解“综合”，“综合”一词出现后，好多人的论说其实就是一种没有实践过的乱谈。“实践后再说”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理念，但现在好像好多人习惯于实践前的反复论证，并用“教育是不能失败的”来阻止前进的脚步，事实上教育的失败是正常的，但绝对的失败是不存在的，即使灌输式教育也不能说全差。西部贫困地区，师资特别缺乏，但那些新上岗的老师不也照样在实践中育出了成功的孩子？虽然反复论证是有好处的，但时间是不等人的，孩子们是不能等待着所有成熟论述产生后在去学习。世界上任何一个教育理论的产生，几乎没有一个先反复论证、多年单一思考才去实施的，孔子、陶行知都是从实践开始的，我们老师为什么就不能从实践开始，好多人士为什么要阻止老师实践呢？教育是一门非常强的实践性科学，没有大量的实践根本不可能产生丰富的有价值的教育理论，没有大量的躬身实践，师生的整体素养不可能提高，没有大量的实践，师生永远也感受不到教育给人类带来的幸福。

《中国新教育风暴》在这个时候走进来，是当前从事新课程改革工作者的一件幸事。新课程改革实验至今，我们一起来读读，我们的方向就不会错，我们就能够凭借新教材让生存于21世纪的孩子包括老师更能健康的发展。今天，我们大谈科学发展观，读这本书，其实能够校正我们昨天的错误，让今天与明天走得更好。

第三篇：读《中国的新革命》有感

为创业者立传，为时代著史

——读《中国的新革命》有感

西西

如果不是因为最近一年工作在中关村，我想我不会拿起这本《中国的新革命》，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副标题《1980-2006,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但是，从翻开扉页那刻起，却再也不愿意放下。在岁末年初最忙的时候，看得欲罢不能、心潮澎湃，忙里偷闲、断断续续地用了大半个月囫囵吞枣了一遍。

这一年里，每天上班，我会从西直门外大街坐公交车，在白石新桥右转，一路往北，经过中关村南大街，穿过四通桥，然后继续往北驶过中关村大街，直到海淀黄庄下车。有时候道路畅通、上班尚早、天气适宜，我还会继续坐车往北，穿过北四环，到中关村北大街的一些著名学府去逛逛。我是这个城市的新移民，在到村里工作前，我对中关村的印象不过是手机、电脑、光盘聚集地，所以若非《中国的新革命》，我不会知道这条全长9公里，被分为中关村南大街、大街、北大街的三条路，原来叫做白颐路，也即是从白石桥到颐和园的道路。而全书的起点，就是从白颐路开始。

《中国的新革命》一共分为三部分，分别是白颐路（1980-1988），试验区（1989-1998），科技园（1999-2006），这是按照中关村的发展进程来区分的，也是贯穿本书的几条线索之一。另外的线索还包括科技的进步，例如书中将1988年定义为汉卡年，1996年定义为微机年，2000年则定义为网络年。对于一个完全与IT绝缘的商科生来说，我觉得作者对科技进步的三个阶段的定义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又时代鲜明。当然，蕴含在科技进步之中的新技术开发、新技术应用和新技术贸易，也在书中草蛇灰线、绵延千里。

作者将村里的几代创业者也进行了区分。第一代创业者爱谈“下海”,包含着一种挣脱传统的喜悦和惶惑，而“陈春先、万润南、王选、柳传志、倪光南、段永基代表了中关村的第一个十年”,这些人绝大部分出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他们用自身掌握的科学技术和那不惧一切的“野心”,唤醒了中国人多年以来饱受压抑的激情；同时作者也尖锐地指出：“电子一条街”的早期历史在本质上并非技术革命，它是一场地道的商业运动，同时这10年的电子一条街，也不过是一部关于团体与个人、管制与对抗、严密组织与自行其是、合法与非法、忠诚与欺骗、流血流汗与强取豪夺相互交织的故事，而那些怀抱科技创新宏图的人，一旦进入这条马路，也不得不把自己的智慧和热情转移到商品买卖上，但不可否认，就是这条马路上的官方科研体系与冲出牢笼的“叛离者”（后来的人更多的喜欢称呼他们为“拓荒者”）共同奠定了中关村在中国计算机产业的统治地位，也使中关村成为中国信息产业的代名词。第二代创业者则更多地喜欢说“创业”,他们没有旧时代的重负，只有创造新世界的豪情，“王志东、杨元庆、王文京、刘迎建代表了中关村的第二个十年”,而在这期间，关于“技术”与“贸易”哪个更重要一直都是中关村争论的热门话题，而作者在不知不觉中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科学家是中关村的一大特征，但是只有科学家出身的实业家才能代表中关村的灵魂”,并引用了《电脑革命史》中的一句话“科学知识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第三代创业者是来自大洋彼岸的“海龟”,带来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资本和新的行为模式，他们是新时代的象征，“丁健、严望佳、周云帆、张朝阳、冯军、胡晖、刘昊原、邓中翰都是其中的特别人物”,还有李彦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那么大的轰动”.第三代创业者比他们的前辈更幸运，因为他们可以用新的资本运作方式“风险投资”去代替老一代的原始积累，而那是很多之前的创业者倒在成功大门外的最主要原因；同时，这一代创业者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关于知识产权、技术门槛，比如微软控告亚都使用盗版软件，美国教育考试中心起诉新东方，百度涉嫌抄袭GOOGLE等等（尽管书中也提到李彦宏本人并不喜欢“中国GOOGLE”这个名词，但关于“百度的发展史简直就是一部抄袭的历史”的说法也挺有市场）。

作者在书中列举的名字远远不止上面这些，他们这些名字中，有些为我们圈外人熟悉，有些却很陌生，但几乎都是当时业界中响当当的人物。这些名字中，有些依然还活跃在我们的视线中，有些却已经黯然陨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悄然出局，残忍而现实。他们背后代表的那些企业也是如此，太多辉煌的企业销声匿迹，太多显赫的盛名灰飞烟灭。很多当今无比耀眼的明星企业如方正、联想、新浪等，也不过是这30年盛大“乱世”中的幸存者罢了。这里面有许多的因素使他们或成功或失败，但终究，不管输赢，他们共同造就了中关村这30年的奇迹。

中关村是全中国经济、科技变革的一个缩影，揭示出了新兴产业无比光鲜的外表之下的艰辛历程和诸多内幕，以及创业家们从一个孤岛逐渐走向市场的蹒跚而曲折的过程。作者在书中说“（中关村）成功的关键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商业敏感、组织才能、串通和利用各种关系、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细心耕耘、卑躬屈膝地赔笑脸、恰到好处地拍马屁。” “很多事情，与技术创新没有关系，(w w w.f w s i r.c o m)与经济学规律没有关系，与振兴国产品牌也搭不上边，它更多的是与我们国家传统和制度中的某些东西有关，与人性之中某些阳光和阴暗的东西有关。”这些话可能有点儿以偏概全，但其蕴含的却是本书的另外一条线索，在这30年里，各层级、各类型官员的反应，以及政府从阻碍到鼓励到深度介入的一系列行为。

在电子一条街的时代，最初的创业者被定义为了“叛逆者”,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个人的挣扎实现对旧体制的突围，所以全书的第一章名为“黑夜漫漫，曙光在前”,虽然有个别开明的政府官员“袒护”着这些“吃螃蟹”的“觉醒者”,但整体来说，政府对电子一条街的发展是滞后的，或者还有可能是迟钝的，这个阶段甚至被作者定义为“无政府时期”.经过了近8年的无序发展，1988年，政府第一次让自己的力量进入，并第一次提出了将京城西北部一片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归入了“试验区”,中关村也从此成为了一片广大领域的代名词。在政府的主导下，中关村的边界从此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扩张，从一区两园到一区五园、一区九园，实际上在本书出版后，政府再一次对中关村的边界进行了扩张，最终形成目前的一区十六园。源于最初创业者的萌动，到后来政府的无所不能，所以直到现在，中关村的成长是市场本身聚集过程还是政府规划的结果，书中也无有定论。此后，为了吸引留学生归国，政府先后成立了驻美国硅谷联络处（在美国）与留学人员创业服务总部（在中关村），一座无形的桥梁横跨亚洲与美洲，为中关村源源不断的输入了人才，人才流入也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制度，还有新的资本运作方式。作者毫不掩饰对留学生的肯定，“在过去100年里，我们国家的每一次变革浪潮，都是由留学生推动起来的，没有例外。”但是，在这次科技革命和互联网革命中，我认为，作者也并没有否认政府的推动也至关重要。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政府的定位一直是飘忽不定的。官员们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种定位，从长远来说，不利于成熟而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但是对市场经济最初的发展来说，政府的激进和无所不能也并不需要被全盘否定。书中，作者多次提到了社会各界对中关村的各种批判，但同样也提到了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政府扮演的正面而积极的角色。作者笔下有着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的每个名字都是真实存在的。作者也没有掩饰官员和官员之间的鲜明差异，蛮不讲理的教条主义官僚，和不遗余力推动新思路的开明官员共同在中关村这篇舞台上粉墨登场。强烈的邀功心理促使这些政府官员也许在中间多扮演的是锦上添花而并非雪中送炭的角色，同时，政府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也把一些好大喜功的企业家和著名企业送上或几乎送上了末路（具体事例可上网百度下“瑞洪大厦”、“亚都大厦”），但是，不可否认，从中央到北京市再到海淀区，各级政府总体上是摸准了时代的脉络，也为成就中关村今日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画上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管是圈地运动还是科技创新，中关村一直都是整个国家发展的缩影。作为科技创新的前沿地带，中关村一直引领着中国科技创新的步伐，所谓一沙一世界，作者在中关村之外，也触及了上海、深圳以及其他科技创新的地区，而与此同时，中关村也多次被人诟病，如“中关村之死”、“中关村没落”,或者中关村被取代等等，深圳的华为与上海的盛大也一直被当作中关村衰老的证据反复提及。众说纷纭中的中关村，犹如一个永不失斗志青年勇士，有独领风骚的荣光也有短暂的消沉，但大起大落中始终与中国的改革紧密相联。《中国的新革命》是一篇纪实文学，它既是一部中关村发展的“通史”,是最快速的了解中关村历史的“工具书”,又是一部以中关村为背景的中国IT发展史（或者可以更具体化为IT民营企业发展史），将中国社会的变迁投影于中关村里，以一村看中国社会变革，进而解读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虽然距离此书的出版又过去了10年，但书中的一些理论和结论并不过时，那些字里行间或多或少的能够让我们在10年后依然感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实际上，从书中的每10年一个代际的规律来看，在这之后的10年，中关村从科技园华丽变身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并由国家层面提出了中关村的战略高度：“应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为在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如果“白颐路”、“试验区”、“科技园”、能对应“汉卡年”、“微机年”、“网络年”,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示范区”也可以对应“互联网年”,而关于大数据、互联网思维、云计算、物联网，也成为了新纪元的热门词汇。而在书中似乎被遗忘，或者说很少提及的金融也被提上了重要的位置，在部委层面第一次提出了要将中关村建设成为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此后的2013年甚至被定义为互联网金融元年，在中关村这弹丸之地，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日渐蓬勃，互联网金融新型业态才刚刚起步，关于中关村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47万字《中国的新革命》，蕴含了新技术、新应用、新资本还有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有悲剧英雄也有乱世枭雄，有审时度势功成名就的业界泰斗，也有铤而走险身陷囹圄的困境囚徒。还有那些怀揣梦想的一代又一代创业者，以及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蚂蚁雄兵”.全文波澜壮阔、视野开阔、层次鲜明，同时也有着从具体人物、具体故事等细微处入手的谨慎与细致。以我个人浅薄的笔力和狭窄的知识面，很难用一到两篇简单的文章去概括。

不过，若你想了解中关村，此书值得一阅；若你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这书也很值得一读。如果说有遗憾，那就是对于一个关注中关村金融史的人来说，本书关于资本支持新技术、金融支持科技的着墨不多，或许并不是作者有意漏掉，而是在这最初的阶段，金融也确实遗忘了中关村，也就是作者在书中提到的这曾是“被人民币遗忘的角落”.还好，我们都认识到了，愿一切都还来得及！

若有时间，此书值得一读再读。

第四篇：读《中国在梁庄》有感

读《中国在梁庄》有感

（一）：重返与迷失

于小胖

曾不止一次地听村里人说，他们很少去“队里”（村委会），上面给啥政策发啥钱，别人有的，没落下自己就行了。

这些轻描淡写的话，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但它就像深埋心底的种子，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发出芽来。而这阳光和雨露，正是来自梁鸿的专著《中国在梁庄》。

短短200多页、20万字出头的非虚构性著作，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这个浮躁时代“速食”“速读”的文化特质。一篇篇他者自述与作者解读，既富有人情味甚至传奇性，又不失理论的概述与规律的总结。

这终究是一部文学作品，不可能将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社会学实证研究方法实施得滴水不漏，也不可能像政府调研报告那样，提出诸多可操作性政策建议。虽然少数观点存在以偏概全之嫌，但作为观察中国农村问题的一本小书，这些不足依然瑕不掩瑜。

作者梁鸿重返她生活了20年的故乡梁庄，以某种情感和预设，去梳理中国农村问题的蛛丝马迹，既有“曾身在其中”的独特优势，又有血缘人脉的调查便利，对人物的刻画生动、具体，对村史的概述精炼、深厚。

在此仅简述几点深得我心之处：

一是农民与政治。在我少得可怜的农村见闻中，我发现不少农民对政治不感兴趣。本书作者对这一现象给出解释：政府—村干部—农民三者之间始终是三张皮，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时好时坏，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有哪些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230页）。

作者很巧妙地避开了人治与法治的矛盾，政府和政策实施者公信力与农民失信感和剥夺感的博弈。孔子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现实中，仍有不计其数的施政者触碰和挑战农民的“患”,由此造成社会动荡，增加社会成本。

本书也简要分析了农民与干部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这些矛盾由此前的国家政策造成，比如上世纪90年代使农民负担日趋加重的“三统五筹”政策；另一方面，村干部享有特权，并在这特权中谋了私利。如果这一点不解决，中国农民与村干部、政府之间的矛盾仍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163页）。

二是农民与现代性。“很多人也想过上现代化的日子，而不是生活在博物馆里。”西藏一名社会学者曾这样对我说。对农民而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调、劳苦生活，在现代科技和消费文化更甚的今天很难维系。经济发展使乡村结构发生了改变，乡村文化与观念变革也纷至沓来。

当作者漫步在前往老屋的路上，曾经的小道杂草丛生，而在紧邻公路的地方，村里的有钱人建起一座座洋房，它们不远处，又是反差极大的破败旧居。作者认为，以姓氏为中心的村庄，变为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村落结构的变化，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变化，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乡村进行着博弈，它们的力量悬殊是显而易见的（30~32页）。

农村现代性的另一结果是“留守儿童”问题增多。本书以王家少年杀人强奸一案为例，指出：没有人提到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寂寞的生活对王家少年的潜在影响，这些原因在乡村是极其站不住脚的，而乡村，又有多少处于这种状态的少年啊！谁能保证他们的心灵健康呢？（第70页）

另外，“父母身份与孝道的世俗化”也是现代农村的一大特色。书中，几位受访的农村老人受到孩子的气而不敢吱声，并在背地里颇有怨言地帮忙照看孙子、孙女，“孝顺”二字杳无踪影。这些事例反映出：传统的文化机制遭到破坏，孝道观念失去了文化与社会基础，儿子、儿媳根据市场经济的新道德观来对待父母，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交换关系，双方必须对等地给予（210~211页）。

三是农民与世事变化中的不变。在农村，信主之人屡见不鲜，作者对信主的妇女遭到家人蔑视的现象进行剖析，总结出农村未曾变化的生活理念：中国的乡村文化是一种务实文化，踏实地生活，这是第一要义，个人的精神追求，夫妻情爱往往以扭曲的方式被处理（187页）。

当然，很多人在进行抉择时，比如婚姻选择，对待亲人的态度等，仍然遵守一种未曾明说的规则：个人性的丧失。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每个人试图在一种扭曲中牺牲自己，成全家人，并且依靠这种牺牲，生成一种深刻的情感。

概观全书，一种压抑与无奈遂由心生。也许本书作者的另外一本专注《出梁庄记》，会对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给出答案，从而让人看到新生的曙光。

书中提到：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越来越淡，剩下的只有利益关系。这一点，不敢苟同，至少在我去过的一些农村、牧区，农牧民依然对土地、草原怀着崇敬与感激。又或许是现代化的风潮未曾大规模地来袭，“田园牧歌”似的理想与艰辛，依然是他们人生的主题……

读《中国在梁庄》有感

（二）：不曾忘却的故乡

陈春梅

为响应学校号召，本着假期里认真读书的想法，在过年回老家的行李箱中充满期待地装进了当代青年学者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这本书，计划着在假期里看完。熟料事与愿违，回到老家，先是小侄子第一次回老家要完成一个归家仪式——宴请亲朋和乡邻，宴请之后有个重要活动，就是请塆下（村庄）的婆姨婶娘嫂子们喝甜酒（注：家乡称米酒为甜酒，煮好后内加切片的糍粑，非常美味。一般人家添丁进口都要请乡邻喝甜酒，以示庆祝），于是婆姨婶娘嫂子们成群结队地拿着鸡蛋和糖（乡村礼节，虽然受邀，但往往也不好意思空手前往）带着孩子们来喝甜酒了，场面一如我儿时记忆中那般热闹非凡。于是我义无反顾承担起帮母亲煎甜酒招待乡邻的任务来。不知不觉中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根本没有机会拿出书来。过年了，一年没见的年轻人都回归村里，整天忙着串门子、寒暄、四处跑着拜年，带着孩子在大自然中尽情疯野，看书的事自然又搁置了。真正静下心来看完这本书，竟还是在返郑之后的这几天。

我不曾到过梁庄，梁庄也不是我的故乡，但通读《中国在梁庄》这本书，却发现梁庄与我的故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作者梁鸿一样，我也是一个对故乡极其眷恋的游子。因为这几年父亲生病、去世，处理各种事情频繁的归家，与故乡多了近距离的接触。在近距离的接触中，对故乡的演变，多了份迷茫和不解。比如农村孩子高失学率的问题；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外出打工夫妻的情感生存状态问题；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离村租居读书孩子的身份认同、心理归属问题；生态环境被破坏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裹挟在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当中，有的明显，有的隐蔽，却无一例外构成乡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弊病”的组成部分。

梁 鸿

梁鸿深入乡村，用赤子般的深情、田野调查的理性、散文般的笔触，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生动、复杂、既传统又现代，既充满了“新”却又处处“千疮百孔”的村庄，这里承载了所有外出的游子对故乡的记忆。然而，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故乡变了，儿时的记忆找不到了。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的故乡河水清清，水草青青，水里游的有各种鱼儿，两岸是绿油油的农田，农田不远处是葱绿的树林。而现在，依村而流的这条河，已经变成了一条宽阔的臭水沟，河里鲜有水流，四处蔓延的是盛满淤泥的水草，河床两边散的是各种各样的生活垃圾，下一场雨还好，大水可以带走一部分垃圾，如果长时间不下雨，河道就演变成一个天然的垃圾场。河两岸的农田大多数都被填平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高高耸立却又空荡荡的楼房。农田不远处的树林早已被砍得光秃秃的，一部分变成了农户自主经营的板栗山；一部分上面搞经济种植，几年过去了，经济种植不见效益，山却因此荒了。每次回家面对故乡那干巴巴的不再有潺潺水声的河道，面对河坝下游那个硕大的黑潭似的水沟（这是现在住在河道附近人们日常洗衣洗菜的地方），心中总是有无法言说的难受。

梁鸿在书中对故乡河的蜕变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描写：“整个河道上散发着一种可怕的臭味儿，是夏天化工厂旁边流出的废水经过高温蒸发后散发出的那种刺鼻的味儿，是某种坏了的发酵物，甜丝丝的，又带着血腥的味道。这些气味使所有走近的人禁不住头晕、窒息、呕吐。河面上漂浮着各种白色、黑色、杂色的泡沫。在那漩涡回流的地方，用打火机轻轻点燃泡沫，”呼“的一下，火就沿着岸边的泡沫蔓延开去，能延续百余米，非常壮观。它突然释放出来的味道，足以把人熏倒。”

我的故乡虽然没有工业化工污染，但在日渐趋繁的聚居迁移进程中，在周边生态环境的破坏中，故乡的河道不可避免地干涸了，人们的生活看似越变越好，可生活的环境越变越糟。长此以往，不敢想象。正如梁鸿在书中所说的那样：“河流，一个国家的生态命脉，一个民族未来的保障。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却把它提前终结了，我们生活在干涸、散发着臭味、充满诡异气息的河岸两旁，怀着一种绝望、暗淡和说不出的恐惧。如果这一切再不改变，大灾难要来了。或者，其实已经来了。”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仍每天习以为常地到已经变黑的河水中去洗菜、洗衣。或许，他们根本意识不到，河流的干涸蜕变，其实是环境变坏的一个危险信号。

梁庄现状

梁鸿在书中还提到一个农村普遍存在，让人倍感震惊的问题，就是因上学成本的增加，上学出路的不可预见性而造成的农村“读书无用论”这个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不光是存在于梁庄，在中国很多农村也都普遍存在，包括我的故乡。其实这是现代农村发展进程中各种问题的综合反映。大量青壮年离乡背井跑生活，产生大量留守儿童，造成的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孩子缺少父母的管教，电脑网络游戏难以抵御的诱惑，读大学的“高成本、低收益”（很多农村孩子读完大学后依然面临困窘的就业现状），让很多家庭对孩子的求学未来丧失了信心，包括孩子自己。于是就出现了初中读完就辍学然后追随父母出去打工的现象。据了解，这种初中读完就不愿再读的情况在农村不在少数。这个结果让我感到万分惊讶，我以为就像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求学时候那股精神劲一样，现在的孩子对“读书改变命运”是充满信心也充满期待的，而事实恰恰相反。这是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乡村会一如既往地出现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更多的打工一族。他们很早离乡，却一直挣扎在城市的边缘，从事着最底层的体力劳动，挣着最少的工资养家糊口，而他们的孩子又大多数丢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延续着他们父辈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却过早脱离母土，变成漂浮的浮萍，哪里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中国在梁庄》里所描述的故乡种种现实的问题，实是中国大多数村庄都面临的现实。梁鸿从一个“归乡者”和“去乡者”的双重视角，多方位地展示了当代村庄在变革大潮中凸显的问题：渐成废墟的原始村庄、离乡青年的生存境遇、留在村庄的老年“闰土”、农村面临的“新道德”之忧等等，但我们又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问题而全盘否定村庄的发展，毕竟，这里是实现“中国梦”最基本的元素。

透过《中国在梁庄》这本书，让我们认识到了中国有无数如“梁庄”一样的村庄，她是我们最原始的家园，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乡土中国其实是最本色的中国，虽有许多弊端，却仍心存变革的梦想。令人欣喜的是，国家正在大力打造美丽乡村，美丽乡愁，我们的村庄正在变得好起来。这是每一个离乡游子心里最值得欣慰和骄傲的事情。我虽离乡多年，心却从不曾离开故乡，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能勾起我童年美好的记忆。借用柯灵在《乡土情结》里的一句话“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想到它，逢年过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它”来表达我对故乡的深情。希望在“中国梦”的引导下，故乡会越变越美，故乡的人生活会越来越幸福！

读《中国在梁庄》有感

（一）田园无牧歌

『简介与评价』

梁鸿对故乡梁庄的田野调查，以社会学工作方法为基础，以对故乡、对农村、对中国的理解与同情为底蕴，看似客观的笔触之中，凝聚的是深情，更是诘问。这是一年来最具独创性的散文写作之一，作者以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剖析故乡，剖析中国，而书中呈现的现实，则触目惊心。作为一位年轻学者，梁鸿走出书斋、走向故乡是为了使学术与言说回到坚实的土地与活的人生。现代背景中的故乡书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焦点之一，但“梁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仍显出迫切的意义。梁鸿以复杂多端的角色和角度，呈现当下的、具体的村庄，在忠直而谨慎的描述中，梁庄成为了认识中国乡土之现在与未来的醒目标本。

『读后感』

我看过很多人对这本书的评价，“真实”是出现最多的词汇，确实，《中国在梁庄》真实的让人感到害怕，不敢相信却又不得不相信。但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梁鸿写出了对农村底层人民的悲悯与爱。强奸老太的王家少年在她笔下不是一个犯罪分子，他只是一个从小失去父母疼爱、心理畸形的少年，可悲可叹，法律只能在他犯了错误后去惩罚他，却不能为他从小失去的关爱买单，更可怕的是，村里的人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面对质问，村里人的回答是：不都是这样过的。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抹杀了孩子经历过的所有痛苦，无论是心灵上还是身体上，有了这句话，农村孩子的命运注定是要重蹈覆辙。

建昆婶、菊秀、春梅等等一系列的人，大多相似，死亡总是笼罩着梁庄，掉进坑塘的小孩子、吐血而死的二柱、被判死刑的王家少年等等，太多的悲剧发生在梁庄里，所以村里人被刺激的麻木，书中有一章叫做成年闰土，颇有些鲁迅先生的意味，就像人性大多如此。梁鸿写扭曲的宗教信仰，不同于有些作家的抨击暗讽，她静静地阐述着农村妇女的自卑、被压迫，长期的压抑使她们透不过气，所以她们寻求安慰，所谓信仰，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的一套说辞罢了，而这些，没有人去关心，村里人只关心庄稼的长势，房屋的体面，存款的多少。

读《中国在梁庄》是不用经历大悲大喜的，最终读完，有的也只是无奈，有人说梁鸿写这些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既没提出解决办法，也没改变丝毫陋习，但我想，文人只是文人，她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经济学家，她只是想把她看到、听到的故事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甚至还带着一点自己的感情色彩，我们相信，也就是因为她贴近。就像梁鸿在书的最后一章中写道的：“不管怎么说，乡村之所以总能让人产生某种古老的、深远的乡愁似的情感，是因为它与原野、山川、河流的天然联系。它把人类的目光拉向广阔、丰富的自然界，拉向无限延伸的天空，让人情不自禁地思考自己灵魂的来源于归处。”

抛开对这本书的看法，我其实很敬佩梁鸿的勇气，可以看出来，梁鸿在书的第一章里还是深深的爱着她的故乡的，就像是孩子爱自己的母亲，但在书的结尾，她却写下了一句：“我终将离梁庄而去。”这一句话让全书的气氛变得诡异万分，后来我在后记中读到这样一段话：“经过这几个月深入肌理的分析与挖掘，故乡在我心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当爱和痛不再神秘，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功利的东西时，再回来的愿望与动力没有了。或许，是我的功利破坏、亵渎了对它的神圣情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句“当爱和痛不再神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有些心疼梁鸿，因为她所承受的所有痛苦都是她一意孤行所造成的，而她的一意孤行，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真正的了解到中国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美好的梦打碎之后，会有人站出来去做改变，这一切的推进者，理应被记住。

梁鸿没有失去故乡，她失去的，是故乡美好的幻影。中国在梁庄，你我在中国。

第五篇：“大而化之”新境界—读《中国大历史》有感

“大而化之”新境界

——《中国大历史》读后有感

初闻黄仁宇实属偶然——曾经为《明朝那些事》着迷，一日聊天忽有同事发感慨：“当年明月的写作灵感必定来源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于是，就特意上书店找黄仁宇的著作，因为“爱《万历十五年》及《中国大历史》”。综合书名、字数以及原为英文写就等因素，最初判断它只是一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简明历史的“大、全、浅”枕头书，内容估计不超初中历史教材。但由于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读中国历史兴趣点有何不同？”充满好奇，开始了阅读。

只读完《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就被文字的张力所吸引。黄仁宇笔下的历史不是一堆发黄的故纸片，也不以最近距离接近历史事件来吸引读者眼球，他关注历史对读者的启发。也许因为有了工科学习经历和“一段颠簸之经验”，在为什么学习历史方面提出了实用性观点——“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这里所指的虽然是美国学生，但过于拘泥于一事一物的历史细节，这样的学习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说除了多些可资聊天的知识，于能力提高的确无所裨益。

参考经济学概念，作者给自己的“大历史”作了注解“宏观与微观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志之不同。改称大小，转用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但这种借鉴，给了历史叙事新的思

维——综合，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纵向设计好“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横向与欧美史作比较研究。开篇除了安排历史叙述惯用的文化起点——夏、商外，作者还创造性安排了地理起点——西安。《西安是十一个朝代的都城所在》通篇千字而已，但叙事上及秦朝下至新中国，时间跨度近2000年，涉及焚书坑儒、安史之乱、西安事变、中美外交等重大事件，叙述时不限历史时间先后，不全面展现重大事件经过。这种写作方式贯穿全书，将综合和压缩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综合的不仅是史料，还有地理、经济学等知识，可谓跨学科的综合历史著作。如第三章《土壤、风向和雨量》，作者将它们定义为“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指出 “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阅读这样的内容，相当于同步复习中学地理知识，与当前教育界方兴未艾的综合课不谋而合。

大综合依托的是大视野。《中国大历史》，是脚跨东西方拍摄的中国历史全景图，在对历史事件粗线条、白描式的描写中，作者总是能设计出一个平台，让不同时空历史的事件上演“关公战秦琼”。如第四章《兵马俑的幕后》中，作者提出“可是观光者看到这大批窑火烤成的群像（指兵马俑）也可能发生怀疑：既然有如此聪明才智、庞大的眼光和组织能力、详尽的企划工作，何以中国不能彻底利用这些长处作科技的大突破，有如文艺复兴于欧洲？”作为史学家，黄仁宇先生通过制造兵马俑的工匠与米开

朗基罗和鲁本斯等西方艺术家不同命运的比较，得出“缺乏社会的推动力”这个结论。因为视野的扩大，《中国大历史》在“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落墨寥寥，而更多地“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因此历史呈现的面貌得以更加真实、厚重和理性，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发也更加深刻。

大综合带给读者的是思维的大转换。“中国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写”是我读完这部书后最强烈的感受。历史总不是孤立的，但大道无形，深入探究潜藏在大量历史个案事件背后的规律，是我等普通读者自身难以企及的高度，《中国大历史》就给了我们一架登高的梯子，因而它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历史普及读物，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在其中寻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大综合是作者的写作方法，也可以演变为我们的思考方式和工作方法。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中国大历史》能学能用，可谓是开了历史普及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