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市场和经济改革

第一篇：计划、市场和经济改革

计划、市场和经济改革

计划、市场和经济改革

[目录]

一、计划、市场和价格机制

1、集权与计划

2、市场是如何配置资源、产生效率的3、“看不见的手”和经济道德

二、实践与认识

1、艰难的递进反思：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

2、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完全的还是完善的？

3、改革：激进与渐进

三、探索与发展

1、国企定位：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

2、完善市场体系和构建信用体系

3、政府定位：责任政府和有限调控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战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权力惯性作用在和平时期经济领域的必然选择和继续，这种体制曾经发挥和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成效。近三十年的实践经验与教训，让我们明了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经过艰难的反思和探索，我们最终选择了回归市场。回归方式是渐进式的改革。这种改革方式让我们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总结经验和借鉴别人的教训，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然而，也让我们为此付出了昂贵的成本，延长了改革的进程。制约和影响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形成的瓶颈仍然是政治与法律体制的不健全。我们必须从整体上进行改革。当务之急首先必须给政府一个明确的定位；其次，让国有企业摆脱政府的翼护，成为真正的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其三，下大力气完善市场体系和构建信用体系。

[关键词]计划市场价格机制政府改革方式

[作者简介]陈敏昭，男，河南灵宝人，理学学士。三门峡行政学院计算机信息中心主任、经济学副教授。撰写专著二部、主持并完成省部级研究课题七项，发表论文三十多篇。

一、计划、市场和价格机制

1、集权与计划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初步建立了国家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基本上排斥市场机制的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实际上是我党自成立以来连续几十年征战（第一次国内战争、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高度集权的军事机制的惯性作用在和平时期经济领域的必然选择和继续，也是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环境的产物（两大阵营的对立，西方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以及中国与苏联、东欧的矛盾与分裂等）。这种经济体制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逐渐得到强化，到80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客观地讲，这种体制曾经发挥和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成效。这种体制在各个层级决策结构上，实行中央集权控制，国家按照详细的计划分配各种资源，将其集中到国家认定应优先发展的重点部门；在经济发展动力上，国家主要通过各级行政机构对各部门和企业的经济活动施加影响或直接下达指令，忽视物质利益的协调与刺激作用，实行“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依靠行政力量贯彻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信息上，实行计划指令的纵向传递，全部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的轨道，企业行为基本不受市场信号的制约；在所有制结构上，追求“一大二公”，甚至一些初期民营企业也要戴上“红帽子”。国有和集体企业只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企业基本上没有预算，即便有，其约束也是软性的。企业既没有独立的利益目标，也没有自主权，更不承担经济后果，只是被动地执行计划指令，完成产值指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都是由国家计划控制的。企业主要根据非价格信号了解各种资源和产品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并采取相应的调节方式。由于企业不承担投资决策的责任，却可以从中获益，因此，企业和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会通过低估预算成本、向上级施加压力或疏通各种关系争取投资资源，这使投资需求大大超过可供分配的投资资源，引起“投资热”和“引资热”。投资计划、投资品供应紧张和短缺是企业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的重要动力，从而进一步造成投资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资源和消费品的短缺，强制替代、排队、等待、配额和票证就成为当年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实践证明，这种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创新、社会经济的进步、知识的退化、人性的异化，等等。它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有目共睹：官僚主义严重、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僵化、短缺现象严重、劳动者积极性不高、经济效率低下等。

2、市场是如何配置资源、产生效率的市场经济是指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经济。市场是交换的场所、渠道和纽带，而市场机制是指在市场交易关系中形成的以价格、供求关系和竞争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为基础的经济运行和调节的一套有机系统。

（1）资源配置遵循产权规则。在所谓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资源配置奉行的是等级规则，即首先建立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然后界定行为人在等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进而界定与该位置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权

力。谁的行政级别高，谁的资源配置权力就大。在市场条件下，资源配置则遵循产权规则和信用规则，即资源配置的权力与行为人拥有的资产量、信用度成正比。为此，就需要通过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来确立排他性产权，这不仅使交易者能在市场上开展公平的现货交易，而且可以与其他交易者缔结具有法律保障的契约关系，形成多样化的财货交换方式和财产转让方式。所以，排他性产权的确立和建立在严密法律体系基础上的信用机制的形成是市场机制有效协调微观决策的充分必要条件。

（2）分散的决策。居民个人、家庭和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在给定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根据对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独立地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等问题作出判断和决策，并承担相应的经济后果。也就是说，微观主体应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此，微观主体的预算约束必须是刚性的，即他们必须量入为出。在市场经济中，各种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由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即劳动所有者获得工资收入，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息收入，土地（房产）所有者获得租金收入，知识、技能和信息拥有者获得其相应收入等。

（3）自由和平等竞争。市场经济作为合同经济，所有从事市场交易的行为人的地位和机会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他们在机会均等、公平交易准则的约束下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这包括消费选择自由、开张与停业自由、就业选择自由和交易自由等。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强迫他们做他们并不愿意做的事，他们进行竞争所凭借的是各自的经济实力和比较利益。

（4）价格协调。在分散化决策条件下，是什么因素使分散决策免于陷入混乱呢？用什么来协调形形色色有不同能力与欲望的人的行动呢？怎样才能保证需要做到的实际上也能实现了呢？答案就是价格机制。价格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起三个作用：第一，传递信息；第二，提供一种刺激，促使人们采用最节省成本的生产方法，把可得到的资源用于最有价值的目的；第三，决定谁可以得到多少产品——即收入的分配。这三个作用是密切关联的[1]。在市场上，价格作为显示资源稀缺性程度的信号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它能自动协调微观决策。这里所说的价格具有广义性，它不仅包括产品价格，还包括利息、工资率、货币汇率等要素价格。对于经济体中的每一种物品来说，均衡价格决定了买者选择购买多少该物品，以及卖者选择生产多少该物品，从而价格确保供给与需求的平衡。

3、“看不见的手”和经济道德

尽管市场确实把行为人对个人经济利益的追求看成是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动力，并主张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构建激励机制，但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为了追逐自身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损害他人利益的舞台。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惩罚损人利己的行为，并努力形成一个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机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阐明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1776）。他论证道，尽管在市场上每个参与者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是自利的，但只要竞争是充分的，那么在竞争中就会形成一种自然秩序，它就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得竞争的后果是社会利益最大化。充分的市场竞争之所以能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因为市场机制具有收入分配、传递信息、刺激效率等功能[2]。

当然，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自动达到利他的结果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市场必须是完美的，即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在决策时所需要的信息是可以无代价获得的且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是对称的，未来是具有确定性的，不存在外部性等。这样，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任何经济人都不可能用虚假的或空洞的，也就是非真实的威胁或承诺来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理想的市场条件是很难被满足的，原因在于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是不确定的，部分行为人的私人成本并不等于社会成本。当市场不完全时，经济人追求自利的动机就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是经济活动的动力和市场效率的源泉，另一方面又会诱发损人利己的行为。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及市场的不确定性表明，他在处理、加工和贮藏信息方面的能力不足，也难以准确计算出对方的交易动机，从而使市场的不确定性直接转移到单个人身上。这样，经济人就有了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动机，即通过不诚实或欺骗来达到更有利于自己的目的，如公司财务报告造假、假冒伪劣等。当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怀着机会主义的动机就达成某项协议讨价还价时，个人的最优选择将不可能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失信行为的存在实际上意味着失灵的市场无法使得经济人的自利行为自动导致利他的结果。

亚当·斯密其实在当时也已经发现了道德风险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强调市场经济是一个一定要讲道德的经济，并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斯密在这本书中认为，爱人如爱己是最伟大的道德观，并主张设身处地在别人的情景中看待我们的所作所为。他所倡导的经济道德观与我国古人所推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市场经济排除那种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的权利甚至生命的“自私”行为，鼓励和保护那种不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且时刻准备为了改善个人利益而与他人利益做某种妥协的“自利”行为。只有当市场竞争具有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基础，我们才可能进入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权的市场经济[3]。

二、实践与认识

1、艰难的递进反思：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

我国对计划、市场及其二者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过去我们把计划经济看成是公有制的产物，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私有制的产物，从而认为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促使人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进行反思，然而，这种反思在当时的政治高压和强大的集权面前，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和到位，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3）：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客观上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不仅在流通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在生产领域也发挥作用，因此，应把市场机制引入计划经济。具体来说，应通过放权让利，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在党的十二大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正式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第二阶段（1984-1987）：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根据这一论断，我们在以下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具有统一性；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从1984年底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并具有明显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如减少指令性计划比例，扩大市场调节范围，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价格双轨制等。邓小平先生根据改革的实践阐述了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看法。他在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985）[4]。

第三阶段（1987-1992）：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发展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市场与计划的多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与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应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而且包括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

第四阶段（1992-）：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92年邓小平先生在南方巡视时谈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这一论断从根本上否定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从此翻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的一页。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就要使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和战略部署。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六大重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无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传统的教条的政治经济学，它们都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西方经济学认为，交换本质上是产权的交易，没有私人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没有市场，就不可能形成均衡价格，从而企业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5]。社会主义公有制排除商品货币关系，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利用市场机制合理地配置资源。传统政治经济学也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社会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使得社会的计划中心直接对社会劳动和其他资源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直接分配，商品货币关系就自动消亡了，市场经济也就自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事实上，我国贫穷落后薄弱的经济基础和传统的专制与集权的政治社会关系，根本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测的商品货币关系消亡的前提性条件，即社会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生产资料还不可能由全社会占有，个人劳动还不能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而存在。在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以及每个企业和家庭都具有独立的利益目标的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就具有客观必然性，市场机制则是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及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同理，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是要以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前提的。然而，即使在所谓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完美无缺的市场结构也是不存在的。经济人是有限理性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存在众多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等的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将不可避免。这时，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就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而需要依靠政府的计划手段来刺激总需求，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由此可见，不管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都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经济手段。计划调节的主要优点是协调，包括不同产业部门的协调、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协调、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协调等。依靠市场机制来协调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长期发展等问题是比较困难的。但计划调节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如果运用不当，就可能导致对经济的过度干预，降低经济效率。市场调节则借助利益关系和价格机制调节经济人的行为，一般来说微观效率比较高，但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市场失灵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为了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应该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创造了体制条件。

2、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完全的还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否则就不成为市场经济。例如，产权关系明晰的企业具有刚性预算约束，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秩序；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市场的开放性；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调控经济等。从运行规则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我们完全可以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运作以及管理经验和知识，来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

当然，我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必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作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要求。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体现以下特点：第一，必须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第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协调发展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割裂、相互排斥的关系，更不是相互对立的。因此，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首先，按照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收益权是所有权的最终体现的理论，以公有制为主体要求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而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制在经济上的实现，即资本得利息，劳动得工资，土地得地租。其次，按劳分配原则需要通过市场交易关系才能实现。这是因为劳动者和企业的个别劳动不能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只有通过商品交换，个别劳动才能转换为社会劳动。企业的劳动只有符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要求，其创造的价值才能被社会承认。最后，即使是国有资产，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要有偿使用，占用国有资产的企业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其价格如利息、地租等应该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而这也会影响到按劳分配的实现过程和实现形式。

制约和影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瓶颈是政治与法律体制的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部门利益超越法律界限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难以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整体上解决全能政府统管一切的问题。

近期以来，我们的领导人和主流媒体经常谈论的一个概念是“完全市场经济”，我们也一直渴望别人承认我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然而世界上只有新西兰等极少数国家承认。那么，什么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呢？按wto的定义，它必需满足几个基本条件，即：普遍存在的独立法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供求决定商品的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公平竞争，公平交易，买方市场等。为什么有些人不能承认我们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呢？其原因有二：一是很大程度上世界对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不甚理解，人们总是习惯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划上等号，因而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成计划市场经济；二是中国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其运行机制、管理方式、发展模式、市场规律等既具有自身的特点，也有某些先天的缺陷，如随双轨制与生俱来的贪污腐败、金融市场不规范、政府管的太宽、货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市场竞争不尽公平等。这里至少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从策略上，我们必须消除世界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误解，在国际上争得我国应有的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公平待遇；第二，从理论上讲，只有完善竞争的市场才称得上完全市场经济。从这种意义上说，世界上这样的经济体和国家甚少，而我国目前的差距甚大。因此，为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我们必须从整体改革着手，付出更多的努力。

3、改革：激进与渐进

从实践上看，传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可以选择的方式有二，一种是激进式改革，另一种是渐进式改革。苏联与东欧国家选择了激进式改革，其特点如下：一是在政治利益结构的重新构造上选择自由化策略，即通过引入多党制来推行民主化进程；二是在经济利益结构的重构上选择私有化策略，即通过立法的形式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三是在经济政策的重构上选择控制货币、放开价格的策略，即对国有企业实施休克疗法，把失去特殊关照的国有企业完全推向市场，企业能否生存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激进式改革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最佳选择，但在改革的实践中，这种改革方式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例如，自由化后总产出下降导致国民经济陷入衰退，私有化后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在一些地方出现黑社会问题等。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权力中心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的推进，这样一种渐进式改革既不是对原来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也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是要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建立充满生机的市场经济，实现中国经济及社会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种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权力中心的自我改革，即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改革的推动者与组织者是由权力中心和层层隶属的行政系统构成的，权力中心根据下级传递上来的改革需求形成改革方案，然后通过各级党政系统贯彻实施；二是增量改革，即在基本不触动原来的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在经济的增量部分率先引入市场机制，如新人新规矩，新事新办法等；三是试点式改革，即先在试点单位形成改革经验，然后再在其他单位推广试点经验，以便在改革的不可逆转性与改革的稳定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我国持续20多年的经济增长、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以及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等都表明渐进式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国渐进式改革取得一定成效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是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按劳分配为主的条件下采用多种分配方式，从而既推进了市场化进程，又使社会制度适应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第二，是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改革的成效，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是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在稳定与发展中积极推进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第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适时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推行政治民主化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群体性上访、恶性事件等，似乎是渐进式改革的高昂成本。

改革，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可供选择？也未可知。但是目前就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优劣和成效做出判断和评价似乎还有些为时过早。我这里之所以倾向于渐进式改革，更多的基于人民大众追求平稳、不愿意经受大起大落的折磨而已。当然，从巩固执政地位、保护既得利益者的角度看，权力中心选择渐进式改革也是历史的必然。

三、探索与发展

1、国企定位：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不断推进所有制结构调整、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同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放权让利的改革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依次选择了利润留成制度、两步利改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形式。这些改革的特点是在不触动政府对国有企业拥有所有权的前提下，逐步向企业下放经营权，并从经济利益上调动企业内部人的积极性。二是试行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开始触及产权制度的改革，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入多元化产权主体，建立起“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三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阶段。国家对国有企业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国家主要在以下领域保持控制力：安全性、公共产品、自然垄断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若干重要企业。对于其他属于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则应抓好重点，放活中小型企业。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三阶段。应该看到，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改革，国有企业已从原来完全依赖政府的行政附属物逐步向市场竞争主体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企业的预算约束开始刚性化，自主决策能力有所提高。尽管国有企业改革所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但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尤其是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令人忧虑。面对来自于各个方面的挑战，国有企业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国有企业不能尽快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就将被竞争对手淘汰出局，而增强国有企业市场竞争能力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通过深化改革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为此，一是实施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战略。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国有资本的进退并不只是从企业规模的大小来确定，而是主要从企业所处行业的性质来区分。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国家应实施有效控制；对于竞争性中小型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应逐步退出；二是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根据我国地域广阔、国有资产数量庞大的特点，可以在国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受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目前这种探索仍在进行之中；三是对于大型竞争性国有企业应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契约制度，它通过一定的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在出资人、经营者与生产者之间形成自我约束、相互制衡的机制，促使企业长期发展；四是完善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五是以改革促管理。随着改革的逐步到位和激励约束机制的逐步完善，应着力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2、完善市场体系和构建信用体系

优化市场环境的核心是完善市场机制。所谓市场机制是指在特定的市场形态下，市场供求、价格、竞争等诸要素互为因果、互相制约所形成的联结系统和运转方式。市场机制的完善除了市场主体必须产权明晰、具有刚性的预算约束等特征之外，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自由竞争、充分竞争和无歧视竞争是平等竞争的基本含义，垄断通过限制平等竞争而损害市场效率。为此，就既要尽可能减少通过行政干预设置进入壁垒的行政性垄断，还应通过规则制度的改革尽可能避免自然垄断对市场效率的损害，同时应坚决地反对不正当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2）进一步开放市场，构建一个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在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应积极采取措施，推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和逐步成熟，并积极发展产权、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等市场。同时，在充分竞争和放开价格的条件下，形成一个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市场价格体系，这里不仅包括一般商品价格，而且包括工资率、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3）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现代流通方式。为了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尤其需要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乃至世界市场的自由流动。

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就必须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构建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体系。道德建设对于引导和激励人们自动地诚实守信是有明显作用的。尽管产权的明确界定与市场参与者的诚实守信是正相关的，但人们的交易行为不可能全部由产权来界定，原因是产权界定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在有些场合产权界定的成本甚至高于由此获得的收益。如何解决因制度规则缺失所引起的行为失信问题，这就需要依靠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在伦理道德的规范下，市场的参与者就会自觉选择与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自利本性相反的利他主义行为，从而使诚实守信成为大家的自觉追求。在同样的制度规则下，人们道德素养的差异，将直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在法制基础上的讲道德的经济，而不是一个为了追逐自身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损害他人利益的经济。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惩罚损人利己的行为，并努力形成一个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机制。为此，就需要构建以下约束机制：（1）受制于个人的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的自我约束；（2）交易双方都有的某种“威慑力量”使对方不敢“坑人”的相互监督；（3）依靠法律、舆论、政府裁判等力量的监督。

3、政府定位：责任政府和有限调控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市场机制可以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很难全部实现，可能会发生市场失灵现象，于是，需要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但是，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与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运用指令性计划完全控制微观决策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它主要以一个裁判员的角色，运用经济和法律等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逐渐放弃了物资分配权，物价控制权，企业经营管理权等。政府的运作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的力量在各个领域开始发挥作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已经成为政府运作的基本要求。政府的职能也因此开始而走向法制化的轨道，领导人的指示、条子、批示，上级部门的红头文件依然发挥作用，但是其效用已经有所降低。政府的执法职能越来越得到强化[6]。

2005年，是我国“完全入世”年。在wto的框架内，政府职能必须尽快彻底转变。wto协议是关于政府管理贸易和贸易相关事项的法律规则，政府是法律义务的承担者。按照wto规则的要求，政府不应该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哪怕是通过控制企业来干预市场都是不允许的，政府有义务在按照国际惯例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开放国内市场，为公平的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因此，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必须尽快改革机构，转变职能，达到wto的规则要求：一是理顺党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避免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凡是市场能做的就由市场去做，党和政府只在市场做不好或做不了的领域发挥作用；二是明确经济政策目标，优化经济政策工具，提高经济政策效率。党和政府在调控经济时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尽量减少对企业活动的行政干预；三是通过机构改革建立一个精简、高效和廉洁的政府服务体系；四是尽可能使党和政府的政策及政策的制定过程透明、公开，从而引入社会公众、舆论、立法机关对党政行为的正常监督；五是党和政府应成为遵守法律的楷模，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并努力创造一个公正的法律环境；六是实行国民待遇与非歧视原则，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都能在中国的市场上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

[参考文献]

[1]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m].网络版.素心学苑.[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3]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网络版.[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5]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6]毛寿龙.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j].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

第二篇：农村经济改革

浅谈农村改革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自成一体，封闭运行，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同时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外部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新的农村政策导向和农村新经济因素的大量产生，正在促使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由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二元结构向城市、小城镇、乡村多种产业组合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并存的三元结构转换，并且最终将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农村必须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要求，进行彻底的整体性的配套改革。

【关键字】：城乡一体化农村改革意义原则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道路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

一、中国农村改革它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性的意义。我想从两个维度来谈这个问题，或者说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1、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纵向维度来看。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纵向维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30年的道路，历经风雨取得巨大成就。30年成就起步于农村改革，又受制

于农村改革。考虑到经济总量越来越大，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难度就会加大，人均GDP的指标要上去难度会更大；而人均GDP提高最大难度在农村。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发展，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如果不能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活力，如果不能再次更高水平地解放农村社会生产力，中国在本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将难以实现。我们一方面自豪于已有的奇迹，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奇迹背后的困难和再发展的难度。

2、从与世界互动发展的横向维度来看。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度的扩大，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越来越多，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主要领域的交往，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之所谓发达，不仅表现在工业和城市建设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它们的农业和乡村建设也达到了现代化程度。可以说，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已经实现了城乡一体化，表现为三个方面：城乡生活水平同质化，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品质、生活情趣、乃至衣着打扮基本相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基础教育、医疗保障、退休养老保障等主要社会福利上享有同等待遇；城乡基础设施同步化，即道路、水电通信管道、大型超市等与城市同步同标准地建设。我们既要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好的经验，又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立足于我国国情，探索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的道路。

二、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

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到二０二０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是：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二００八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实现上述目标任务，要遵循以下重大原则：

——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

——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

——必须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始终把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治保证。

三、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必须抓住三个关键环节。

一是积极稳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认真总结各地改革试点的做

法和经验，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重点，强化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工作方式。精简人员和机构，妥善安置分流人员。创新事业站所运行机制，保证各项农业社会化服务正常开展。二是加大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责任明确、财政分级投入、经费稳定增长、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中央和省级政府要更多地承担经费保障责任。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有关规定，使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三是进一步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提高县乡财政的自我保障能力。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中央对地方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奖补办法。改革县乡财政的管理方式，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乡用”等改革试点。

参考文献：吴象著《中国农村改革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版王盛凯《农村改革三十年-政策取向与利益诉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 文《中国土地制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

序号：

山财东方学院

第三篇：中俄经济改革比较

中俄经济改革比较

中国经济改革20多年，俄罗斯改革十几年。坦诚地说，比较双方的经济改革成就，俄罗斯相去甚远。人们对中国改革可以有不同感受，但是有一点应当肯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长足进步。2000年，中国的GDP相当于1989年的293%。相比之下，同一时期，俄罗斯只达到57·3%，捷克为94·7%，乌克兰为44·3%，波兰为117·8%。

谈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过去20多年的成就，我们必须承认，无论社会的实际经济表现还是经济发展模式的生存能力，中国都遥遥领先于俄罗斯。我们认为，中国市场转轨的理论模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有选择地，并以俄罗斯自己的方式，用于俄罗斯的任何领域。

中国取得的进步得益于他们精心制定的经济改革理论。这一理论拒绝货币主义不计后果地转向自由市场的做法，代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观点。其实，这是一个从中央计划和高度集中的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的理论，它“对传统计划经济作了不同的解释，同时又为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中国的改革经验不同于俄罗斯，他们善于运用国外的实用知识，从理论上深刻分析自身经济改革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改革的第一阶段是试点，通过分析和总结试点结果，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决策。在一段时间内，各种措施是统一的，因此，改革者一旦遇到挫折(中国改革确实存在着不多的失败)，就能放弃和重新开始。1979—1981年采取的是控制政策。当时，中国强调为改革打基础——在各种产业中，尤其在农业中，培育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独立的市场中介；在投资中，增加政府预算外资金；提高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以便鼓励需求，激起继续改革的兴趣。

回到俄罗斯。我们看到，1992年初放开物价，接着向公众大量发行产权证，对大宗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其中一些企业仍然垄断着全国的商品和服务，石油、电力、交通和通讯首当其冲，其次还包括一些消费品。从而引起恶性通货膨胀。政府无法进行预算分配，拖欠企业债务。社会差别加大，经济犯罪上升，虚假行业大批浮现。人们惟一的目的是捞钱，将其转移到海外。结果，生活水平自改革前期起，直线下降，沉重地打击了人民对改革者和以后漫长改革的信任。

我们认为，中俄两国都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两者是不同的。中国把转轨设想成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直延续到2050年。而俄罗斯则采取完全不计后果的“休克疗法”，以为一两年内就会有投资流入国内，俄罗斯将迅速重新赢得改革前的经济地位，追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选择了激进的改革政策，只用了一年就实现了价格自由化和公共财产私有化，在其经济中建立了非公有部门。由于奉行货币主义的自由市场转轨模式，俄罗斯不仅没有达到稳定的经济增长，反而陷入了L型的生产下降。这是价格自由化和公共财产私有化的“休克疗法”的必然后果。

改革十年后的今天，俄罗斯仍然处在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开始阶段。为了看清俄罗斯需要走多远才能达到自由市场的目标，我们来比较一下俄中两国在经济改革的一些关键领域的情况。

一、所有制改革

中国彻底修正了社会主义在法律上只能有一种所有制，或只能有国家和集体两种公有制的理论。按照中国所有制改革理论，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可以共存于社会主义社会，其中公有制发挥着主导作用。另外，“所有制”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有所不同。根据这一理论，国营企业的改革引入了法人管理原则，建立了公司制。

在中国，逐步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消费市场的竞争是改革的关键。改革的第一阶段引入了农村家庭承包制，从而建立了农村储蓄资源，并导致了城市非公经济的增长。接着，80年代中期奠定了多元经济的基础，建立了资本货物市场与相关的不动产市场和保险市场。这些市场最终于80年代末形成，它们以中国经

济中的非公部门为基础，而不是以私有化和产权证交易为基础。在90年代，中国按照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原则开始了国有企业的公司化。作为一般原则，国家掌握了新成立的股份公司的控股权。公司化以多年以来推行的经济法为根据，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的严格监管。

俄罗斯根据直接私有化的纲领用各种形式的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直接私有化的主要缺陷是，私有垄断取代了原来的国家垄断，而垄断者又常常来自国外。同时，大多数人民群众没有行使他们的所有权，只能从私有资本中拿到最低收入，零散地获得工资和薪水。人民分得产权证(或私有化支票)后无权控制企业和管理财产，可以理解的是，只有经理(和公司官员)才能行使这些权利。事实上，俄罗斯政府避开了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可以相互竞争的多元经济，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即瓜分公共资产，用不同形式的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同时又为不受改革影响的产业保留了垄断权，尤其是出口产业。换言之，俄罗斯的改革仅限于公有企业的私有化，用半私有制取代公有制，而中国则是发展各种形式的非公所有制，通过改变公有制运作的原则来修正公有制的性质。在时间长度方面，中国的经验完全不同于俄罗斯，它要求创造多元经济，采取新方法行使公有制权利，推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相互竞争，国家只做调节者。

二、农村改革

中国农村改革实现了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它以土地联合所有制和家庭承包为基础引进了商品经营，区分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使农户可以充分自主地经营农业。该项改革没有使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但是使他们成了土地产品的所有者，这就给了他们以额外的动机经营土地。由此形成了拥有土地和使用土地之间的差别。

我们认为，在所有可行的选择中，这种方法可以用于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可以交给农民使用多年，但不是卖给他们，成为他们的财产。中国经验中更特殊的是家庭承包，这一点俄罗斯很难接受，因为俄罗斯人均占有的自由可耕地

以及农机远比中国要多。俄罗斯农业没有得到充分开发，不是因为土地私有制没有得到法律的肯定，而是由于缺乏充分的储蓄资金，银行贷款利率过高，工业品和农业机械价格太贵，以及本地官僚主义者的无能。

中国的理由是，由于农民集体占有土地，土地租金也就应当归集体，而农民个人则拥有选择经营方式的自由。因此，中国农村改革摆脱了农业的命令计划，建立了合同采购体制，结束了国家规定农产品价格的特权。政府建立了能够监控农产品市场的框架，通过备用和保险金体制维持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调节批零价格。

在农村地区建立乡镇企业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企业的发展提高了消费品和农业相关产品产量，同时又为农村剩余劳力提供了工作。乡镇企业还刺激了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对农村居民不加限制地拥进城市起到了很大的约束作用，而这些城市正在被人口过剩、环境污染、住房交通短缺和通讯条件不善所困扰。中国选择发展农村刺激了城市化进程，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家庭承包制作为农村改革的组成部分，产生了农村地区部门专业化的明显趋势。这一趋势又推动了农业综合企业渐进地整合一切要素，尤其是生产、加工、销售。整合反过来推动了耕作效率的普遍提高，在一些地方还提高了市场化的程度。

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对俄罗斯很有价值。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表明，保持多元所有制形式和不触动集体土地所有制是改革的主要原则。各种类型的农场，无论国有农场还是家庭农场，都可以在新型自由市场的环境中找到某种社会经济的“小环境”。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企业，非农企业促进了各地农业综合企业的整合，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大量消费品，为大中型的制造企业提供了自然资源、原料和零部件，为农村剩余劳力提供了工作，为城镇和居民区带来

新的气息，推动了制造业、饮食业、服务业和其他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又将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返还农村地区。

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的基本做法是使企业成为拥有自己银行账户的法律实体，从而能够逐渐地进入竞争市场。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便允许企业以自己的方式支配自己的利润。仅几年功夫，到80年代初，全国便开始实施“利改税”的试验。许多企业建立了承包制。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中国开始发展新的企业管理体制，从公有制和政府主管部门管理企业，逐步转变为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如同私人生产者与市场参与者的关系。

在实践中，改革企业管理体制的各种措施促成了这样一种转变，即从主管部门和企业管理层负有全责的体制，转向股份企业的内部控制。这些股份企业由公司和体现各企业之间横向联系的行业来管理。下一步的改革，一方面是政企分开，即部长、部委和地方当局是一摊，企业是另一摊；另一方面，创造更为灵活的管理机制，活跃国有企业，使它们拥有一切管理权，以便加入市场竞争。

今天，中国运用了各种形式的市场化企业管理方法，如合并、联合、出租、股份化、出售、破产程序等，因此，资本可以从经营不善的企业流向赢利企业。许多国有企业已开始从单个企业管理转向公司化的股份管理体制，从物流管理转向资金管理，从单一投资者管理转向投资者集团管理。优化企业管理的研究在中国是一个难点，公有部门企业的效率目前仍比其他所有制企业要低。

俄罗斯几乎不关注这一问题。在前苏联，有效率的企业管理体制从来没有形成过。它的经济受国家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形式的统治，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所有制的变体，尽管法律上不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控制着一切，生产者对绩效和最终后果不负任何责任。现在，俄罗斯正在推行的政策是加强和发展政府企业，把国有企业和所谓私人企业转变为国家控制的拥有垄断权的公司。金融业集团正在组建，大投资者被召募来开发所谓的私人企业，外国合作者被排挤出

合资企业，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中国的经验是，国有资产管理的目的只在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与此相反，俄罗斯没有设定这样的目标，因此，大多数企业仍然效率低下。

2003年5月，中国国务院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它作为国有资金投资者对资金管理和改革企业具有不可分割的权威。另外，国资委的一部分权力来自与国有资金管理相关的财政部，另一部分权力来自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总之，新成立的国资委的责任不仅是改革国有企业，而且是对它管辖下的国有企业的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表明，国家最关心的既不是企业的私有化，也不是再次宣布全面干预企业管理，而是逐渐地抛弃政府部门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管理企业的生产分配以及商品流通的命令方式，采用指导性的管理，运用商品市场中的经济杠杆来推动企业的需求，通过分配国家投资和选择贷款来实现金融的流动管理。逐步推进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后果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政府主要使用经济杠杆的监管下，正在渐渐成为在竞争性自由市场中能够独立运作的生产者。

四、市场体制改革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生产要素是商品，正如资本货物是商品一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承认一切生产要素都是商品，尤其不承认资本、劳动和信息是商品，认为这些东西不能有价格。俄罗斯仍然受这些错误概念的影响，今天这些要素已变成了低工薪、任意的银行贴现率和基本免费的信息。但是，由于生产要素是类似于资本和消费品的商品，当自由市场出现时，它们也就有了价值。价格体制的改革是形成市场环境的重要工具。市场环境是由资本市场、信息市场和劳动市场构成的。换言之，中国不仅承认资本货物和消费品市场的存在，而且也承认资本、劳动、技术、技能、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存在。

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中国政府放弃了农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大规模地削减了制造业中的政府计划，从1979年的70%削减到今天的4·6%。这个过程是在改

革政府严格控制的价格体制的背景下展开的。中国价格改革导致了三种价格：(1)政府规定的指令性价格；(2)指导性价格，可以在政府为调节市场供求所核定的价格的5%到20%的范围内浮动；(3)由市场形成的市场价格。随着改革的发展，自由市场关系的出现和多元经济的建立，三种价格的比重一直在渐进地朝着增大指导价和市场价份额、缩小指令价份额的方向变化。90年代末，95%以上的制造业价格都是由生产者根据市场情况自己决定的，同一时期，零售业中的指令价份额已从1979年的95%下降到今天的7·2%。在80年代和90年代，主要商品和原料的指令性价格以及政府对它们的价格控制，有助于控制成本膨胀，使之免于失控。当然，成本膨胀不断地伴随改革而出现，因为计划经济时期，许多产业由政府来补贴，计划使它们效率低下。但是在中国，政府以三种价格为基础的反膨胀政策约束了膨胀，使之大大低于东欧各国，更不用说低于俄罗斯和独联体各国了。

俄罗斯的改革与中国的价格改革和反膨胀政策是直接对立的。在俄罗斯，市场环境是通过纯粹货币主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放开了，使其符合它们的成本和需求，但是许多产业仍然保留了垄断。这种做法在1992年的价格自由化中导致了商品、原料、设备和消费品的价格爆炸，呈现出1500倍到2500倍的增长。价格上涨引发了通胀失控。一方面，不断高涨的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导致了价格上升及成本膨胀，另一方面，通胀环境使利润上升，生产成本加大和税金贬值。

中国转向自由市场和价格放开的经验表明，建立自由市场的价格机制是第一位的。中国已经完成了商品价格的改革，而生产要素的现时价格，中国与俄罗斯一样，由于用户垄断和政府规制不力，与市场价格还有差距。中国走向自由市场时，价格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高需求领域放开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时保持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协调商品服务的中央定价，取消资本货物和物质资源的价格“双轨制”，建立劳动、信息、保障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市场。实际上，中国先实行了“三轨”定价体制，然后再逐渐转向合理的生产要素的自由市场价。

五、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是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体制的关键一步。1980年，中国开始“把税收同管理层的支付及分配责任分开”。1994年，中国建立了新的税收体制，把国家税与地方税结合起来。80年代和90年代，在国家中央银行之下建立了宏观经济调控体制，中国人民银行奉命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负责监督指导国家、地方和商业银行的运作。同时，合资银行、信用社和外资银行也在全国各地开办起来。这一金融体制刺激了投资，使政府预算分配在经济发展项目中的份额逐渐地下降到1997年的2·8%，2001年又反弹到6·7%，同时继续推动作为主要投资来源的企业自有资金在资本资产项目上的份额达到了2001年的69·6%。当中国的改革势头越来越大时，投资的增长份额主要来自企业和地方预算，这与80年代初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中央政府预算资金是投资的主要来源。1983年创立的建设税在资本投资结构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税种的试验被用于电力交通企业、教育科学卫生机构，并被优先用于环境保护项目。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把所得税降到生产设备再投资形成的利润的40%以下，同时缩短折旧期，刺激企业引进新的生产线。到90年代中期，这些措施显著地减弱了企业在资本积累和设施现代化方面对政府预算资金的依赖，因此，政府可以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服务业上。各种税收是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它们在预算收入中占97%，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工商税(在征税中占2/3以上)。

俄罗斯于1992年放开价格，从商品、原料、石油、农产品和消费品的补贴价格转向国际价格后，其财政体制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由于更高的通胀率而一次次变得更加严重。总的来说是一个高税收的问题，如薪给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许多小税种，征收量已远远超过市场经济所能接受的税负上限。在市场经济中，税收不超过30%。过度征税的代价是俄罗斯的资本从生产领域流向金融贸易领域。银行发放了利息非常高的贷款(90年代初，农民每年的贷款利息超过100%)，而且只有短期贷款，这些贷款只能被具有很高需求的烟、酒、糖

等商品贸易公司吸纳，他们不在乎支付高昂消费税。接着，通胀和价格飞涨，断绝了国内市场对俄罗斯产品的需求，严重打击了国内生产及以此为主要来源的财政预算。岁入短缺引起了科学、教育、卫生、基本建设投资和设备更新等方面的公共开支的不足。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匮乏，并迫使银行求助于证券市场。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俄罗斯政府拒绝履行支付短期国债和联邦国债的义务，结果导致俄罗斯一半以上的商业银行破产，并造成卢布在通货市场中贬值。现在，长期银行贷款只占俄罗斯银行总贷款量的5%，因为中央银行的贴现率高达20%—25%，商业银行不愿为生产企业提供利率每年低于10%—15%的贷款。

中国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体制的经验表明，国家在自由市场中仍起主导作用。国家摆脱了对自由市场参与者商业活动的日常行政控制，但是，这一目标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分阶段逐步达到的。国家没有放松对关键产业的控制，它不仅通过政府预算的财政政策控制这些产业，还通过立法机构设定的法律和行政部门制定的法规控制这些产业。这些措施使国家能够建立和促进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并鼓励它们之间的竞争。

六、社会改革

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始时，国家逐渐放弃了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原则，允许企业在完成利润指标后对工人和科室人员发放奖金，允许农民以市场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一些地区和产业可以在国家许可下首先致富，以便加速经济增长和“达到共同富裕”。在下一个阶段即90年代，收入分配理论得到了修正：生产与初始分配应遵照效率优先的原则，这就意味着更多地强调市场型的收入分配原则。在再分配中，税收政策、法定最低工资和生存保障线以及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起到了以社会公正原则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中国起初没有怎么关注社会问题，1989年后中国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就业、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等问题。为了调整政策，中国经常举行民意测验和各社会阶层生活水平的调查。90年代的生活水平开始明显地向沿海省份靠拢。虽然如此，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解决，仍然是国家政策考虑的重点。中国现在面临着两大社会问题的挑战，这两个问题是在多年改革中积累下来的，国有企业尤为严重。一是企业职工下岗，他们将在其他所有制企业就业或得到下岗津贴，二是来自农村的大量流动人口，他们受改革驱动而离开村庄，进入更有前景的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城市寻找工作。

在俄罗斯与在中国一样，改革正在冲击生活水平。企业私有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动导致了失业，扩大了社会差别，造成了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据不同的估计，人口中10%的最富裕者的收入是10%最贫困者收入的14倍。改革的社会后果已成为俄罗斯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俄罗斯的人口数量下降了，一般生活期望下降了，尤其是男人。

俄罗斯从中国经验中获得的主要教训是，生活水平应当随改革的深入而提高，否则居民就会公开地或暗中反对经济改革。为了避免这一点，国家应在科研组织、工会、妇女、青年及其他社会机构和组织的帮助下，提高科学工业领域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以他们为基础进行调查和监控，预测整个社会和个别地区的社会状况。

七、外贸改革

中国认为，在外贸和相关活动领域坚持开放政策是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政策有助于加快发展国家的生产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努力引进和使用数量越来越多的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式，依靠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通过系统的经济合作，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

早在80年代，中国就在国际商业活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中国在有利于国家的条件下普遍开展的外贸活动，为国家经济提供了商品和自然资源。当时在这一领域起主要作用的是四个经济特区、14个港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贸易区、一大批开放城市和地域。1988年建立了海南特区。上海还建立浦东开发区。此外，中国还有无数合资企业享有优惠的税收政策，可以从政府预算中

获得重要经济项目的资助。例如，广东省2001年吸收了12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项目开发，上海获得了43亿美元。1979年到2001年，中国共吸引外国投资超过5680亿美元。仅2002年，中国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527亿美元。改革以来，外贸扩大了近30倍，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6208亿美元。

在俄罗斯，改革时期的外贸几乎没有进展。俄罗斯还处在改革起点，与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相差甚远。与80年代相比，俄罗斯出口产品主要是自然资源(石油和石油产品占出口量的55%以上)，进口产品几乎都是消费品。俄罗斯引入的外国投资微不足道，平均每年约在20亿和30亿美元之间，远远落在中国后面。外国投资者首选贸易，其次是开矿。至于综合的自由经济区、自由贸易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俄罗斯还没有建立起来。外国的直接投资受到高税收和敌视投资的环境遏制。俄罗斯还缺乏实行开放政策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包括出口信贷、信息服务和营销渠道。

俄罗斯可以从中国开放经验中获益。我们认为，俄罗斯仍有机会建立两三个自由经济区，如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纳霍德卡市(Nakhodka)和新罗西斯克港口(Novorossiisk)。这些地方相对发达，具有与中国自由经济区相同的商业气息。俄罗斯还应认清，制定合适的税收政策有助于合资企业出口产品。这些企业可以通过外国合作者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现代技术和新的商业合同。以上措施可以使外贸为俄罗斯经济服务，而不是让外贸依附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利益。

俄罗斯学习中国经验，主要一条是全面地系统地掌握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避免“休克疗法”的痛苦，在国家全面的监督下从中央计划经济逐渐地转向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一切措施都以不同的方式构成了中国整个现行体制的要素。在20多年的时间里，它们有效地使中国转向自由市场。其中许多措施肯定可以用于俄罗斯的改革，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应在国家的监督之下，使之可以根据需要来进行选择。为了充分运用中国今天的改革经验，俄罗斯必须退回去，对“休克疗法”后的经济进行“微调”。

第四篇：中国经济改革

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

被称为“最后一个计划经济堡垒”的铁道部，在共和国改革史上第二次被并入交通运输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九龙治水”的局面，被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破题;互联网飞速发展催生的复合多媒体方面的服务与管理，因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的合并而获得全方位覆盖。

大部制改革是政府对自己“动手术”，具体到相关部门，改革者就是被改革对象，因此容易形成“壮士难以断腕”的局面。政治学中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指出：首先，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却越来越低下;其次，面对拥有的权力，官员希望增加部属而不是对手，因此在选人用人时，一个官员会选择两个不如自己的属下，以此类推，就会产生新的“庸政”和“懒政”。当下的政府改革简政放权，大原则已然形成社会共识，但在具体落实中，依旧需要对这样的情况保有警惕。

精简部门的改革，如何避开行政人员“膨胀—精简—再膨胀”的世界性行政机构改革难题?改革后怎样有效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权力该下放的下放，但如何预防获得管理权力的行业协会等滋生新的官僚主义?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即大部制改革如何跨越“帕金森定律”?

在此，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改革方式”问题。政府职能改革方案出台后，应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措施跟上，明确各个政府机构的权责界限、人员规模、经费预算，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化，避免天然的扩张冲动。同时，应结合现实中的种种案例，查找政府职能的缝隙盲区，厘清社会管理的交叉点和重合点，提高对权力部门工作效率的监管，保证各职能部门责任上的无缝融合。

其次是“改革执行者”。机构职能重新划分带来的阵痛，必然要平摊到改革者的肩上，砍掉自身多余的手，还给市场和社会，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大局意识和自我割舍的牺牲精神。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这样的素质关乎改革的成败。

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开宗明义：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本届政府任期内还将削减行政审批项目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见，政府对自身的改革没有“过去完成时”，只有“现在进行时”，而跨越一个个“帕金森定律”式的改革险滩，实现民富国强，既要一往无前，又要冷静审慎、科学应对。(武雪梅)

第五篇：市场计划

企划部社区市场推广工作暂行办法

企划部经过近4年的磨炼有了一定的市场基础，各项工作也逐渐走向正轨；为了更强地占领医疗市场份额，更好地适应医院发展的需要，更快地跟上医院前进的节奏，更大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企划部社区市场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将市场推广工作拟定如下：

一、工作目标1、2、3、4、5、6、7、8、9、每月一次市场信息反馈； 每月一次社区医生培训； 每季一期医院院刊； 每季一次义诊或健康教育； 每半年上交一份市场信息分析报告； 每月转诊住院病人56人； 每月出院病人收入26万元；

每月社区门诊收入2万元（不包括血透和补充）； 每年召开一次与各科沟通会；

10、完成医院交办的临时任务。

二、人员分工

1、目前社区市场拓展有4个人，分成二组，各组完成工作任务的50%，原则上既有分工又要合作，共同完成工作目标。

① 周婉娟、莫玉莹为第一组，负责以鹦鹉大道为轴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所以及周边的、远城区的卫生资源的维护及拓展工作。② 邹静、郭红玲为第二组，负责以汉阳大道为轴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所以及周边的、远城区的卫生资源的维护及拓展工作。③ 按照工作目标，每组每月上报各组完成任务情况（每月1-2号上报上月的工作报表，若遇节假日推迟1-2日）；莫玉莹负责第一组报表，负责科室双月报表；邹静负责第二组报表，负责科室单月报表；小组报表不需上报医院，主要用于奖金二次分配之用。2、4人轮转接诊蔡甸的血透病人、3602工厂、3545工厂、3541工厂以及侨亚老年村的就诊病人。

3、送医送药上门。

4、接待各中心及社区诊所的急危重新病人。

三、分配原则

1、职工工资待遇维持不变；

2、奖金分配：企划部社区市场职工内部进行奖金二次分配，原则上多劳多得。

① 将指标任务一分为二，每组月完成住院病人28人（见科室签单）、出院病人收入13万元、社区医生开单1万元（见医院电脑汇总）； ② 每月以文字形式上报市场信息，院内院外意见反馈； ③ 完成科室的工作目标以及医院临时交办的工作任务；

④ 奖金分配以小组为单位，每超额完成1%，按院超劳务奖奖励每组1%，若非经济指标未完成的，每差一项扣奖金二次分配时的10%，扣完为止。

⑤ 未完成的指标不提成； ⑥ 司机除规定的接送病人外，若企划部社区市场有特殊情况需要出车，经科室负责人同意并签派车单，给司机奖励科室超劳务奖金的1%元/次，遇情况紧急时，经科室负责人口头同意可出车，回院后补办手续有效，派车单作为二次分配奖金的凭据（只有社区市场派车单有效）。

四、制度职责

（一）岗位职责

1、在院领导及企划部主任带领下负责市场推广开发工作；

2、根据医院特色和市场定位，做好区域市场推广工作，努力提高业务量；

3、加强业务学习，了解医院相关医疗业务的内涵和特色；

4、做好客户服务工作，了解客户需求，及时反馈信息，并提出应对办法；

5、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6、保持工作场所清洁卫生，做好防火防盗工作。(二)工作制定

1、爱岗敬业、仪容整洁、举止文明；重视学习进步、富有团队精神、保持良好职业心态；

2、以客户为重、真诚服务、不作盲目、虚假和口头承诺、维护良好客户关系，争取医院最大利益。

3、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按时上班，不迟到早退，中间不离岗。对所担负的工作争取时效，不拖延、不积压；

4、每周一8时准时晨会，对各自工作进行简述、总结，以利于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及时性；每周一上交上周日清表；

5、及时收集医疗市场的各种信息，结合医疗市场实际，做出相关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供相关领导参阅。

6、服从医院管理分配并积极完成医院安排的其他工作。

五、本暂行办法经院领导同意之日起执行。

企 划 部 二00九年五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