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

第一篇：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

内容提要：

一、新时期干部工作的基本构成与发展

1、新时期干部工作的基本构成2、新时期干部工作的主要变化

3、新时期干部工作的发展方向

二、新时期干部工作的根本原则与指导方针

1、党管干部原则

2、德才兼备原则

3、注重实绩原则

4、群众公认原则

5、干部队伍“四化”方针

三、下一步干部工作中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

1、关于完善干部分级、分类和双重管理体制问题

2、关于进一步完善干部考察方法问题

3、关于建立和完善干部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制度问题

最后，谈谈做好干部工作的个人体会和看法。

一、新时期干部工作的基本构成与发展

(一)新时期干部工作的基本构成 通常所说的干部工作，包括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两个方面。在宏观管理中，包括方针政策、管理体制、机构编制三个部分；在微观管理中，包括常规管理和专项管理两个部分。

宏观管理主要涉及的内容中：首先是方针政策，指的是干部路线、干部标准，有关的方针、原则等，这是宏观管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决定着干部工作的方向。其次是管理体制，一般来说包括管理权限和管理方式。在管理方式中，又可以分成分级管理、分类管理、双重管理。再次是机构编制管理。机构是干部的载体，干部都工作在一定的组织机构中，因此，机构编制的工作同样非常重要。机构编制管理包括职能管理、机构管理和人员编制管理三个方面。其中，职能管理解决“干什么”的问题，是指根据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方针政策，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各级各类组织机构的工作任务、职责权限等进行合理划分和必要调整，明确机构职能；机构管理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是指对机构本身的设置或调整进行管理，包括名称、性质、级别、规格等；人员编制管理解决“人员怎样构成”的问题，是指对各种组织机构的人员数量和职级比例进行管理。

微观管理包括常规管理和专项管理。常规管理是指对干部的进口、使用、出口，即进、用、出三个环节的管理；专项管理是指根据干部工作需要，围绕特定的对象和事情开展的工作。常规管理对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的干部而言，在大的方面是相似的，主要包括八个环节：一是选拔，包括干部的录用和职务变化的选拔；二是任免；三是培训；四是考核；五是调配，指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工作需要调整配备干部，调配与任免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通常讲的调配是指干部的选调(一般为上对下)、借调(多数为上对下或平级部门之间)、定期轮换(如援疆援藏)、挂职锻炼(上下之间或区域之间)等；六是奖惩；七是监督；八是退(离)休，以及辞职、退职、解职(聘)及其他原因离开干部岗位。干部工作的专项管理主要有七个方面：一是老干部工作；二是后备干部工作；三是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工作，这三个类别的干部，情况都比较特殊，中央、省市委及上级组织部门分别都有专项的工作要求；四是专业技术干部管理与知识分子工作，近几年这一块工作进一步发展为新时期党的人才工作；五是干部薪酬管理，即干部的工资、待遇、社会保障等工作；六是干部档案管理；七是干部统计与信息化建设。

以上是对干部工作基本构成的简要分析，虽然只是一个轮廓性的概要情况，但应该说，这些内容涵盖了组织部门干部工作的基本设置和构成。

(二)新时期干部工作的主要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黄山市建市以来，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始终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牢固树立按程序办事的意识，坚持发扬民主，注重群众公论，严把重要关口，通过大力选拔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群众信得过的优秀干部，积极倡导正确的用人导向，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全市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心齐气顺、风正劲足，呈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基本形成了年龄结构按梯次配备、人才结构按需要配备、以中青年干部为主的领导干部队伍。与以往相比，干部工作的积极变化主要体现在工作对象和工作要求两个方面。

一、从工作对象来看：

一是干部队伍发展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高。1988年黄山建市时，全市干部总数为35375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稳步增长之后，2000年达到42804人的高峰，其后逐年呈下降趋势。截止～年底，全市干部总数为34778人，比上年减少1179人,出现了负增长。其中，1988年全市机关干部10359人，到～年底减少为9476人。干部总数的下降，说明近年来，随着企业单位改制和机构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干部流出速度明显大于补充速度，干部队伍发展的重点已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高，正步入精简高效、合理配置的良性发展轨道。

二是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逐步改善。1988年，全市干部中，35岁以下有15330人，占总人数的43％，36岁至45岁有8538人，占24％，46至54岁有9512人，占27％，55岁以上有2175人，占6％；到了～年底，全市干部中，35岁以下有13417人，占总人数的38。5％，36岁至46岁有11655人，占33。5％，46至54岁有7792人，占22。5％，55岁以上有1914人，占5。5％。统计起来，45岁以下干部占全部干部人数的比例已由67％上升到72％，而55岁以上干部人数的比例则有所下降，这说明干部总体上逐步实现了年轻化。在县处级干部中，1988年全市45岁以下有 人，占总数的 ％；到～年底，全市45岁以下干部则有 人，占总数的 ％，这说明我市领导干部年轻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取得了突出成效。

三是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明显提高。1988年，全市干部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8241人，占总数的23。3％，高中以下学历的12764人，占36。1％；到～年底，大专以上学历达21522人，占61。9％，增幅十分明显，而高中以下学历的则降为1696人，仅占4。9％。在县处级干部中，1988年大专以上学历有 人，占总

数的 ％；到～年达 人，占 ％。因此总的来看，近年来，干部队伍文化素质提高的成效是十分显著的。

二、从工作要求来说

干部工作很特殊，具有双重属性，对其本身工作要求的变化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较之于经济基础，干部工作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隶属于政治体制；较之于生产力，干部工作所反映的也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组织的相互关系，它构成生产关系的某些要素，同经济体制也密不可分。正如贺国强同志近期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干部工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既有一个相适应的问题，也有一个提供保证的问题。一方面，干部工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干部工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

在新形势、新条件下，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对干部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首先看政治体制改革对干部工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总的讲，政治体制改革大致可以分为6个方面：民主建设、法制建设、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监督机制、机构改革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应于民主建设，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对应于法制建设，有加强立法工作、司法改革、依法行政；对应于党政关系，有党政职能划分和管理权限划分；对应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有财权划分、事权划分、～划分；对应于监督机制，有党内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监督、群众监督；对应于机构改革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转变职能、精简机构人员、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可以看出，每一个方面的内容都与干部工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一系列新要求，都是对干部工作提出的要求。其次看经济体制改革对干部工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包括的9个方面内容，都与干部工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比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这对企业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要求；调整所有制结构要求疏通三支队伍之间、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人才流动渠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干部工资、福利制度改革；劳动就业、金融保险、财政税收三项制度改革，对干部队伍结构调整及专业培训提出了要求；健全市场体系要求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内在地包含了干部人事工作的宏观管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与建立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机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看出，经济体制改革同样对干部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

(三)新时期干部工作的发展方向

新时期干部工作的发展方向，简要地说，就是实现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三化”是江泽民同志2001年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说：“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改进干部管理方法，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努力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2002年，这个要求作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标，写入了十六大报告。

所谓科学化，就是要认真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干部工作的内在规律，特别是各类领导人才成长的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建立发现、培养、选拔、使用、考核、监督等方面及各个环节的有效机制和科学方法，做到全面准确地识别、客观公正地评价、有的放矢地培养、量才授职地使用、持续有效地激励、严格及时地监督干部。将科学化放在干部工作“三化”的首位，有着重要意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指导下的民主才是我们所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同样，也只有在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制度，才能发挥制度建设的积极作用。没有科学化作前提，简单地讲民主化、制度化，是片面的，甚至有时是有害的。

实现干部工作的科学化，关键是要建立一套科学的用人机制。一是标准要科学。选什么样的人，德的标准，才的标准，不同的职位标准，不同的层次标准，班子的结构标准，都要讲究科学，不能笼而统之。二是制度设计要科学。常常有这种情况，一项制度看起来是好的，但实行起来，有时效果不一定好，领导不满意，群众意见也很大。问题就出在制度的具体设计不科学上，结果动机与效果不统一，事与愿违。同样是民主推荐，有的能比较准确地反映～，有的不一定客观、全面地反映～，甚至扭曲～；同样搞公开选拔，有的地方优秀干部能够脱颖而出，也有些地方不理想；同样竞争上岗，有的单位上的满意，没上的也能接受，而有的单位则上上下下意见一大堆；同样是配班子，有的结构合理，有战斗力，有的单个看都是能人，但始终难以和谐共事，整体功能不强，都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三是方法要科学。原则与方法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原则讲方法，是没有目标、不切实际的方法；离开方法讲原则，是空洞无物、难以坚持的原则。同样是党管干部，对党政干部、事业干部、企业干部，管法不一样；同样是党政干部，各个层次也不一样等等。四是程序要科学。任何制度要具有可行性，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不仅制度的制定要有科学的程序，而且制度的实施也要有科学的程序，在什么时机出台，什么范围内实行，按什么步骤推出，都要经过科学论证。既要看到积极的作用，也要看到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所谓民主化，就是要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不断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并使之成为一种基本的制度和运行规则。这是推进干部工作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主要应在两个层次上加快推进。一是要认真落实党员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现在实行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预告、任前公示、任职试用期等等，都是落实党员群众对干部工作“四权”的有效措施。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各级党委对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决策制度，切实做到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

酝酿、会议决定，防止在用人问题上由少数人或个别人说了算。现在实行的党委全委会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制度，就是完善民主决策的一项很好的制度。我们要通过从这两个层面不断完善民主程序，使选拔任用干部切实做到多数群众拥护，党委班子多数成员赞成，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所谓制度化，就是要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出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及时总结干部工作的改革实践，认真研究借鉴一切科学、合理的有益成果，把干部工作中那些成功经验、科学成果，以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的形式相对固定下来，建立一套有关干部培养、选拔、使用、考核、监督等工作的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提～部工作的规范性。

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都是动态的。在一个时期看来是科学、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可能在一些方面又变得不够科学、合理；民主的程度和范围，随着时间推移也需要不断调整，逐步扩大；制度的改革、制定，也是有层次、分阶段的。所以，我们应当以发展的观点、变化的观点和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来看待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改革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二、新时期干部工作的根本原则与指导方针

新时期干部工作中，带有根本意义的、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的原则，主要有四个：党管干部原则、德才兼备原则、注重实绩原则、群众公认原则。新时期干部工作(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是“四化”方针，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四个根本原则和一个指导方针，对于我们做好新时期的于部工作至关重要。

(一)党管干部原则

党管干部原则有一个形成过程。建党初期，党员人数很少，党员实际上都是党的干部，党员队伍发展也就是干部队伍发展，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从1940年开始，各级组织部门建立了干部科，作为专门的干部管理机构，这标志着干部管理同党员管理，基层党组织的管理逐步分开，走向了专门化。此后，一直到建国初期，实行各级党委直接管理干部的制度。建国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干部队伍的数量和专业化程度都有较大提高。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根据当时经济建设需要和干部队伍迅速扩大的新情况(干部总数由1949年的175万增加到1953年的600多万)，中央决定实行“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组织部的统一管理下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这个制度后来演变成管理干部的一般原则，统称为“党管干部”原则。

所谓党管干部原则，简单说，就是一切干部都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的划分，分别由党中央、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党组织负责管理。

党管干部管什么党管干部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关于新时期党管干部的内涵，《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发[1989]9号)有一段经典的表述，这就是：①制定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⑦推荐和管理好重要干部；③指导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④做好对干部人事工作的宏观管理和监督。《通知》还明确要求：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改进党管干部的方法。这段论述在后来党的许多重要文件中都反复作了重申。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在贯彻党管干部原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的问题、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的问题、组织配置与市场配置的问题，党委管干部与国家权力机关管干部的问题、组织部门管干部与其他部门分管干部的问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从下一步的发展来看，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落实党管干部原则，改进党管干部方法，需把握好以下几点：

1、党在制定干部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起领导作用。干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诸如干部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每一个时期干部工作的统一部署，都必须由党中央及各级党委(主要是中央)来统一决定。按照党制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和干部标准对干部实施管理，是党管干部原则的本质内容和集中体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多元化。

2、干部的管理权限由党授予。中央和各级党委直接管理和委托组织部门管理一部分最重要的干部外，还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需要、不同层次的部门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既可委托党委其他部门管理，也可委托政府的部门管理；既可指定下级党的组织管理，也可指定下级的行政负责人为主进行管理。不管哪一级哪一个部门管理，也不管是党委管理还是行政负责人为主管理，都是党授予的管理干部的权力。管理干部的部门和负责人要对党负责，按照党的有关规定和党领导制定的制度去管理。

3、党的各级组织对干部和干部工作实行保证监督。党组织不论是直接管干部还是间接管干部，也不论是哪一级，都负有培养、教育、监督干部的权力。保证监督体现党对干部工作的领导，是党管干部原则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干部工作中特别是干部双重管理工作中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重任免、轻管理”，这里的“管理”，主要是指对干部的教育、监督。因此，各级党委必须要负起对干部进行教育、监督的责任。

4、党通过有关制度和法规实现对干部的有效管理。党中央直接制定或责成有关部门制定的干部管理制度，诸如干部管理体制和有关干部的录用、考核、奖惩、选举、升降、任免、调配、培训、交流，任期、退休等制度，是使党管干部的原则得以贯彻执行的制度保证。同时，全国人大、xx制定的或责成有关部门制定的有关法律、法规，体现了党的意志，是全党和全社会无一例外必须严格遵循和贯彻执行的。这种用国家的法律、法规形式固定下来的管理干部的规则，同样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

5、党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靠人民群众对干部实行管理和监督。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有权利选择干部、监督干部，通过强有力的监督，防止干部由社会公仆变

成社会的官僚。所以我们党坚持用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武装群众，使党的干部标准为群众所掌握，依靠群众发现人才、识别人才，把好用人关，保证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做到择优而任。坚持干部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同样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德才兼备原则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即《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地从德与才的结合上对使用干部的标准提出要求。上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在党的重要会议、文件里把这个要求统称为“德才兼备”。正确理解德才兼备原则，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1、德和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我们党在战争年代、执政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对干部都有德才兼备的要求，但其内涵各有侧重。当前，衡量干部德才的基本标准，就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三句话：“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

2、德与才相比，德始终是第一位的。德和才的论述在中国古代用人思想中是一个重要的闪光点。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也就是说，才是德的基础，德是发挥才智的统帅，是决定方向的。邓小平同志结合对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论述，多次强调：“德与才相比，德始终是第一位的”。陈云同志对此也有多方面的论述，他反复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3、德才兼备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缺一不可。德和才反映到具体的干部身上是一个统一体，没有脱离开德的才，也没有脱离开才的抽象的德。因此，实践中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德和才，绝对的德与才的对立是没有的。上世纪90年代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德，坚持改革开放是才”。这句话初听起来似有道理，但认真想想，又不大妥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固然首先有德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才，能够坚持吗同样，坚持改革开放也需要把德与才结合起来。我们只有始终坚持把德和才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才能把德才兼备原则真正落到实处。

(三)注重实绩原则

注重实绩作为干部工作的原则正式写入党中央的文件，是1995年2月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这反映了对新时期干部工作原则的新认识和新发展，是干部工作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历来十分重视实绩问题。毛泽东同志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引用古人的话说，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邓小平同志对新时期干部工作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提出了新时期用人的三条标准，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作出实绩、群众公认。江泽民同志指出：“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表现，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他们的工作实绩”。胡锦涛同志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注重实绩原则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坚持注重实绩的原则，需要认真解决怎样认识和评价实绩的问题。去年以来，中组部就制定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进行了调研和探索，目前正在内蒙古、浙江、四川三省区开展试点。实践中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实绩，关键要把握其三个特点：

1、过程性。一是实绩的形成和展现往往需要有一个时间的延续过程；二是实绩不仅是一种结果，也是一个行为过程，同样的结果，由于环境、条件的制约，付出的实际努力可能有较大差别。

2、多样性。实绩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物质文明的成果，也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成果；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有形的、显见的(显绩)，也有无形的、潜在的(潜绩)；有可以量化考核的，也有难以量化考核的。

3、整体性。我们党和国家各级政权实行的领导体制是民主集中制，是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实绩的取得往往是班子集体决策、集体努力的结果，是许多人共同协作的结果．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实绩归结为某一个人的成果。

需要说明的是，实绩是干部德才素质的一种综合体现，但实绩并不等于德才，二者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过去曾经有不少地方提出：“凭实绩用干部”，这句话不够准确，实践证明，会带来许多弊端。200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提出：“以素质论人才，重实绩用干部”。把“凭”改为“重”，应该讲更科学了。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贺国强同志去年以来多次强调：“从实绩看德才，凭德才用干部”，这体现了对注重实绩问题认识上的最新成果。

(四)群众公认原则

坚持群众公认，是在干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光荣传统。邓小平同志把“群众公认”作为新时期选拔任用干部的三条标准之一。群众公认作为干部工作原则正式写入中央文件，也是1995年2月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作为实行方法，主要包括：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当前，坚持群众公认原则在实践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怎样使“群众”具体化。“群众”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干部工作中，不同干部所对应的群众群体也是不一样的。坚持群众公认原则，下一步要认真落实好以下几项措施：

1、落实好“四权”。也就是要切实落实好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特别是知情权。

2、处理好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关系。民主的范围当然要有一定的数量要求，但也不是越大越好。既要听多数人的评价意见，也不能忽视少数人的意见，特别是要重视关键的、知情的少数人的意见。

3、多种方式并举。要将会议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结合起来，相互印证。要拓宽～调查渠道，掌握真实的～。

(五)干部队伍“四化”方针

实现

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我们党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新时期基本路线的确立而提出来的，党的十二大写入党章。“四化”不是简单的四句话，各有其特定的内涵：革命化，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的育人、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是对干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道德品质和思想作风的要求；年轻化，就是要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在领导班子内部形成合理的梯次年龄结构；知识化，是对干部基础文化知识水平的要求，目的是使干部尽可能多地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知识；专业化，是要求干部懂得本行的业务，具有做好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

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为贯彻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二是有利于实现干部新老交替与合作的正常化，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提供制度保证；三是符合干部和事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促进了干部队伍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的不断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把“四化”方针说成“四化”标准。党的十二大之前，提法是各级领导人员“四化”，十二大之后，进一步明确为干部队伍“四化”。这是因为干部队伍是一个整体，各级领导人员则是个体。作为“方针”，“四化”是针对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的整体结构提出来的。这一方针所包含的四个方面的内容，揭示了干部队伍建设中新老交替的客观规律，体现了选拔任用干部德与才的辩证统一，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新时期干部工作的总要求，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作为“标准”，主要是对干部个体而言的。具体到对干部个人的评价和使用上，我们要坚持的标准始终是“德才兼备”，至于对年龄、知识和专业等方面的要求，则要根据班子结构的具体需要确定，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把干部队伍“四化”方针说成是干部“四化”标准，就很可能导致理解上的片面性，造成干部使用中在年龄、学历等方面的“一刀切”，结果是既会挫伤一部分干部的积极性，又会对干部队伍的整体结构造成不利影响。

三、下一步干部工作中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

着重介绍干部工作中面临的三个方面热点难点问题：

(一)关于完善干部分级、分类和双重管理体制问题

关于分级管理。分级管理是指中央和各级党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实行逐级分工管理干部。从1983年开始，中央提出了干部分级管理要“管少、管活、管好”的原则，由过去的下管两级改为下管一级，以解决管理层次头绪过多、任免手续烦琐、职责不清、效率低下等问题。从20多年来的实践看，这一改革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目前，在干部分级管理上，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一是管理层次完全按“级”来确定未必科学。干部管理说是下管一级，实际上大部分地方目前仍是“下管一级半”。如按照下管一级的要求，县级党政“一把手”应由地(市)委来管理，但由于县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县级行政单元的特殊重要性，绝大多数省区市对县级党政“一把手”实行直接管理。有的省只管县委书记，有的只管县市，不管区。具体做法虽有差异，但大家都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把县级党政“一把手”等同于一般县处级干部，对他们的管理要加强。再如，对机关部门中的一些重要岗位特别是组织人事部门的负责人，上级党委也将其纳入管理范围。二是管理的幅度仍然较大，任免管理与教育监督有时脱节。现在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有2000多人，省、市两级直接管理的干部一般为1000 一2000人左右（具体到黄山市，市委直接管理的县处级干部有 800余人）；由于管理幅度仍较大，在做好任免管理的同时还要抓好对干部的经常性教育监督，有时会感到力不从心，工作也难免脱节。如按照有关规定，要建立定期谈话制度，即组织部门每年应当和所管理的干部谈一次话，实际上很难做到。对于多数干部，组织部门只能分别在其任职和免职时谈一次话，定期谈话制度难以落实。三是与后备干部工作如何结合。近年来，各级党委对后备干部工作越来越重视。2002年颁布的《干部任用条例》规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般应当从后备干部中选拔。作为《干部任用条例》的配套制度，～年中央颁发了《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规定》。目前，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实行下管一级的管理体制后，后备干部该如何管理后备干部一般都是下两级干部。～同志担任中组部部长时曾提出，干部管理工作要做到下管一级，考察两级。之所以要考察两级，是因为只有把下两级干部的情况掌握清楚了，才能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有源之水，这也可以说是干部队伍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当然，作为下管一级管理体制的补充，各级组织部门都建立了备案制度，包括事先征得同意和事后备案。但和考察两级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这就要求在后备干部的管理问题上，还需要对分级管理的有关责任作出相应的调整。近几年来，中组部针对后备干部管理工作明确提出，下一级党委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切实负起领导责任，不能因为是上一级党委确定的后备干部，本级党委放松应有的管理教育责任。党的干部队伍是一个整体，下一级干部工作要为上一级干部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

关于分类管理。分类管理是指对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根据各类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的工作性质、职业特点及其干部成长的不同规律，改变过去按照统一模式进行管理的状况，分类建立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并以不同方式实施管理。分类管理的要求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来的。以1993年8月xx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为标志，分类管理正式付诸实施。目前干部的分类共分为三个系列：机关、事业、企业。三个系列分别实行不同的管理模式。其中机关包括国家公务员、党群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社会团体机关和民主党派机关，实行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管理)、法官和检察官(管理方式不够明确，也带有参照管理的性质)。

～年4月27日，《公务员法》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将于～年1月1日正式施行。《公务员法》和《国家公务员暂行规定》相比，其修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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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第一，关于公务员的范围。根据党管干部原则和干部管理的实际做法，为了加强对公务员队伍管理的整体一致性，也为了推进党政机关之间干部的交流，《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范围做了调整，界定为“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实际主要包括七类机关工作人员：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地方以及乡、镇、街道组织的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三是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四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五是各级审判机关工作人员；六是各级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七是各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对公务员范围作出调整后，中国共产党机关工作人员和各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都纳入公务员范围；法官、检察官纳入公务员范围，设置法官、检察官职务，与法官法、检察官法相衔接；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从性质上不同于上述定义界定的人员范围，鉴于其管理上历来属于干部范畴，也一直采用类似的管理办法，实行参照公务员管理。公务员范围的调整与变化，主要有以下考虑：

(1)关于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范围问题

首先，根据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机关担负着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职责，除了从事党的内部事务之外，还在国家事务管理方面起着重要领导作用，实际上是履行公职，这是我们最大的政治特色。其次，对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也有依法管理的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法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条款，也同样适用于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范围，有利于对整个机关干部队伍的法制化管理。第三，符合党的机关人事管理实际。从十余年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实践看，公务员制度的所有规定同样适用于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越南的情况与我们相似，也把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范围。

(2)关于法官、检察官纳入公务员范围问题

首先，法官、检察官是国家公职人员，在人事管理上与列入公务员范围的其他机关工作人员有着共同特点，习惯上也与其他机关干部一起统称为“党政机关干部”，完全可以用一部基本的法律来规范这些共性的管理要求，其特殊管理要求可以通过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不妨碍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其次，公务员法是人事管理法，与机关的职能和运转机制不会产生矛盾，而且通过健全和完善对法官、检察官的管理，可以更好地保障其依法履行职责。从国外看，一些国家如法国、奥地利、瑞典等，也把法官、检察官纳入公务员范围。

第二，关于公务员管理机构。根据干部管理的实际情况，公务员主管部门应当包括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但是，在法律中直接写党委组织部，使党的工作部门成为执法主体，在实际工作中面临党委组织部门要向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人大监督和司法监督的问题。因此，《公务员法》对这一问题作了技术处理，在法条中不出现党委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部门的表述，将其统称为“公务员主管部门”。第十条规定：“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上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下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公务员管理工作。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同级各机关的公务员管理工作”，这样既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论，又为今后公务员管理留下了制度空间。在具体工作中，党委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和权限管理公务员事务。

关于双重管理。双重管理，是指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党组(党委)和地方党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以一方为主、一方协助的方式，对有关部门、单位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行共同管理。为主管理的部门或单位称为主管方，协助管理的部门或单位称为协管方。干部双重管理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也可以说“2+1”。两种类型为：一是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党组(党委)为主、地方党委协助管理的，属于这种管理类型的部门单位，基本都是业务上以上级主管部门领导为主或者是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直属和派出机构；二是以地方党委管理为主、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党组(党委)协助管理的，属于这种管理类型的部门单位，都是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这两种类型的干部管理与业务领导体制基本一致。另外一种类型为，安全、地税、工商、质量技术监督、药品监督、国土资源6个部门实行省级机构以地方党委管理为主、省级以下机构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党组(党委)管理为土的体制。

目前干部双重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数量多，分布广。从中央部门的角度来看，党中央部门、xx部门(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除外)及中央一级人民团体系统中实行干部双重管理的约占40％，其中以中央有关部门党组(党委)管理为主的约占17％，以地方党委管理为主的约占19％，省级机构以地方党委管理为主、省级以下机构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党组(党委)管理为主的约占5％。从地方的角度来看，地方党政机关实行干部双重管理的约占43％，基本以地方党委管理为主。其中党委工作部门，实行干部双重管理的约占60％；政府工作部门，实行干部双重管理的约占39％。二是缺乏统一规范。目前双重管理依据的政策规定，散见于100多个单项性文件中，条块之间在干部政策、待遇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干部管理

和政策上各自为政的分散局面。三是地方与部门在认识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造成这种认识分歧的深层原因，一方面在于一些地方和部门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都站在自身的局部利益上说话，另一方面在于实行干部双重管理体制的指导思想还不明确，对为什么要实行双重管理、依据什么原则和条件确定或变更干部双重管理体制缺少完整清晰、普遍认同的划界标准。此外，由于现行的体制不能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进行调整，导致干部双重管理“终身制”，干部双重管理部门只增不减，数量不断增多，范围逐渐扩大。四是干部双重管理工作中征求意见的程序多、范围广、方式复杂，地方与部门沟通协调不够，使得干部任免周期长、摩擦多、效率低的问题比较普遍。由于干部双重管理体制还

没有很好理顺，主、协管双方在相互配合共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特别是干部交流、培训、监督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工作不到位、履行职责不够的问题。干部双重管理的问题比较复杂，也比较敏感，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事权划分紧密联系，解决的难度比较大。这需要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逐步加以解决。从～年开始，中组部在对干部双重管理体制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现已经形成了《干部双重管理工作暂行条例(初稿)》。在进一步加大调查研究的力度，加强与有关单位进行协调配合后，将适时出台。

(二)关于进一步完善干部考察方法问题

进一步完善干部考察方法，重点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提～部考核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目的，一方面是准确地考察评价干部，另一方面是以此来推动和形成良好的导向，把用人的导向、考察评价的导向最终落实到用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去。二是如何加强对社会反映的热点问题和干部工作中突出问题的考察了解，重点要加强对廉洁、团结、作风、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考察了解，防止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三是怎样进一步发扬民主，扩大群众参与，合理发挥有关职能部门的作用。为解决好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按照中央的要求，中组部对运用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考察评价干部实绩进行了认真探索，今年4月，初步形成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并在内蒙古、浙江、四川开展了试点工作。《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明确了考核评价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范围和程序、内容和方法，向建立干部考核评价的科学体系迈出了重要一步。《办法》在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后，争取在明年省级党委换后考察时运用。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范围，要求注重实绩，但不局限于实绩，要求综合覆盖干部的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在方法上，强调四个环节：民主测评、个别谈话、～调查、实绩分析。通过这四个环节，建立起科学规范的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

(三)关于建立和完善干部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制度问题

如何完善干部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制度，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完善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制度。贺国强同志也多次要求研究制定党政机关干部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合理设置职级结构，增强职级的激励作用。对这个问题，中组部、人事部已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形成了初步的思路和看法。

第一，目前在干部激励保障方面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一是晋升渠道单一。机关工作人员成长发展和物质待遇的改善，主要依靠晋升职务。很多单位千方百计地争规格、设机构、加职数，以致机构臃肿、队伍结构失调。据统计，中央国家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占机关总人数的70％以上，官多兵少成为机关的普遍现象。基层普遍感到台阶大少，影响了特定年龄群体积极性的发挥，以致很多人不愿到县、乡机关工作，有的地方出现“干不好的下不去，干得好的留不住”的现象。二是职位分类过于笼统。目前，党政机关只有领导职务与非领导职务两个序列，没有设置专业技术职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都按行政职务的标准和要求进行管理。这种职务设置不利于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潜能和专长，特别是在公安、海关、交通、技术监督、知识产权和信息管理等部门，需要很多专业技术人才，但无相应的职位发挥作用，导致社会上专业人才不愿进机关，机关里专业人才难以安心工作。三是工资激励功能弱化，主要是国家规定的工资水平与企业同类人员相比总体偏低，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越是学历高的人，差距越太；补贴津贴混乱，一些地区和部门的津贴补贴超过国家规定工资的一至三倍，基本工资的功能得不到发挥；地区、部门之间收入差距拉大；职务消费不规范。四是机关干部养老保险改革与企业不同步。企业已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而机关和事业单位目前仍实行1978年建立的离退休制度，机关退休人员待遇高于企业退休人员，导致有些机关干部怕将来退休待遇受影响，不敢流动，一些企业干部退休前千方百计挤进机关和事业单位。过去从机关调派到企业已经退休的人员反应强烈，有的地方出现了人员上访、影响社会稳定的现象。

第二，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一是职位分类与品位分类如何结合的问题。职位分类，强调以事为中心，因事设职，按职配人；品位分类，强调以人为中心，把人的能力、资历等作为设置级别、确定工资福利的重要依据，级随人走。我国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实行的干部级别制度，带有很强的品位分类特性。1985年改革时强调以事为中心，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1993年改革时，增设了体现人的能力与资历等因素的级别制度和级别工资。但级别工资占工资总额的35％左右，级别不与住房、医疗等待遇挂钩，这种级别制度，激励功能太弱。将来可考虑在职务之外开辟一条既满足干部能力发展，又不改变现行职务结构的职级晋升渠道。二是党政机关是否设置专业技术职务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政府的职能与管理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服务职能不断拓展、行政工作中科技含量迅速增大、涉外经济技术交流的事务逐渐增多、市场监管和危机处理能力的加强，对政府工作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应当考虑改革非领导职务，建立与机关职能相适应的多系列的专业职务。三是如何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工资制度和工资管理体制问题。现行工资制度不尽合理，各地津贴补贴政策混乱，“大一统”的工资管理体制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及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我国当前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应不失时机地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和统分结合、调控有力、监督有效的工资管理体制。四是机关与企业的保障制度如何同步衔接的问题。建立机关干部养老保障制度，是保障制度的改革方向，应当考虑如何积极推进。

第三，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是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树立正确的激励导向。通过改革创新职务

第二篇：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

内容提要：

一、新时期干部工作的基本构成与发展

1、新时期干部工作的基本构成2、新时期干部工作的主要变化

3、新时期干部工作的发展方向

二、新时期干部工作的根本原则与指导方针

1、党管干部原则

2、德才兼备原则

3、注重实绩原则

4、群众公认原则

5、干部队伍“四化”方针

三、下一步干部工作中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

1、关于完善干部分级、分类和双重管理体制问题

2、关于进一步完善干部考察方法问题

3、关于建立和完善干部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制度问题

最后，谈谈做好干部工作的个人体会和看法。

一、新时期干部工作的基本构成与发展

(一)新时期干部工作的基本构成 通常所说的干部工作，包括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两个方面。在宏观管理中，包括方针政策、管理体制、机构编制三个部分；在微观管理中，包括常规管理和专项管理两个部分。

宏观管理主要涉及的内容中：首先是方针政策，指的是干部路线、干部标准，有关的方针、原则等，这是宏观管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决定着干部工作的方向。其次是管理体制，一般来说包括管理权限和管理方式。在管理方式中，又可以分成分级管理、分类管理、双重管理。再次是机构编制管理。机构是干部的载体，干部都工作在一定的组织机构中，因此，机构编制的工作同样非常重要。机构编制管理包括职能管理、机构管理和人员编制管理三个方面。其中，职能管理解决“干什么”的问题，是指根据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方针政策，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各级各类组织机构的工作任务、职责权限等进行合理划分和必要调整，明确机构职能；机构管理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是指对机构本身的设置或调整进行管理，包括名称、性质、级别、规格等；人员编制管理解决“人员怎样构成”的问题，是指对各种组织机构的人员数量和职级比例进行管理。

微观管理包括常规管理和专项管理。常规管理是指对干部的进口、使用、出口，即进、用、出三个环节的管理；专项管理是指根据干部工作需要，围绕特定的对象和事情开展的工作。常规管理对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的干部而言，在大的方面是相似的，主要包括八个环节：一是选拔，包括干部的录用和职务变化的选拔；二是任免；三是培训；四是考核；五是调配，指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工作需要调整配备干部，调配与任免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通常讲的调配是指干部的选调(一般为上对下)、借调(多数为上对下或平级部门之间)、定期轮换(如援疆援藏)、挂职锻炼(上下之间或区域之间)等；六是奖惩；七是监督；八是退(离)休，以及辞职、退职、解职(聘)及其他原因离开干部岗位。干部工作的专项管理主要有七个方面：一是老干部工作；二是后备干部工作；三是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工作，这三个类别的干部，情况都比较特殊，中央、省市委及上级组织部门分别都有专项的工作要求；四是专业技术干部管理与知识分子工作，近几年这一块工作进一步发展为新时期党的人才工作；五是干部薪酬管理，即干部的工资、待遇、社会保障等工作；六是干部档案管理；七是干部统计与信息化建设。

以上是对干部工作基本构成的简要分析，虽然只是一个轮廓性的概要情况，但应该说，这些内容涵盖了组织部门干部工作的基本设置和构成。

(二)新时期干部工作的主要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黄山市建市以来，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始终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牢固树立按程序办事的意识，坚持发扬民主，注重群众公论，严把重要关口，通过大力选拔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群众信得过的优秀干部，积极倡导正确的用人导向，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全市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心齐气顺、风正劲足，呈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基本形成了年龄结构按梯次配备、人才结构按需要配备、以中青年干部为主的领导干部队伍。与以往相比，干部工作的积极变化主要体现在工作对象和工作要求两个方面。

一、从工作对象来看：

一是干部队伍发展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高。1988年黄山建市时，全市干部总数为35375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稳步增长之后，2000年达到42804人的高峰，其后逐年呈下降趋势。截止2004年底，全市干部总数为34778人，比上年减少1179人,出现了负增长。其中，1988年全市机关干部10359人，到2004年底减少为9476人。干部总数的下降，说明近年来，随着企业单位改制和机构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干部流出速度明显大于补充速度，干部队伍发展的重点已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高，正步入精简高效、合理配置的良性发展轨道。

二是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逐步改善。

问题，比如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的问题、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的问题、组织配置与市场配置的问题，党委管干部与国家权力机关管干部的问题、组织部门管干部与其他部门分管干部的问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从下一步的发展来看，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落实党管干部原则，改进党管干部方法，需把握好以下几点：

1、党在制定干部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起领导作用。干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诸如干部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每一个时期干部工作的统一部署，都必须由党中央及各级党委(主要是中央)来统一决定。按照党制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和干部标准对干部实施管理，是党管干部原则的本质内容和集中体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多元化。

2、干部的管理权限由党授予。中央和各级党委直接管理和委托组织部门管理一部分最重要的干部外，还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需要、不同层次的部门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既可委托党委其他部门管理，也可委托政府的部门管理；既可指定下级党的组织管理，也可指定下级的行政负责人为主进行管理。不管哪一级哪一个部门管理，也不管是党委管理还是行政负责人为主管理，都是党授予的管理干部的权力。管理干部的部门和负责人要对党负责，按照党的有关规定和党领导制定的制度去管理。

3、党的各级组织对干部和干部工作实行保证监督。党组织不论是直接管干部还是间接管干部，也不论是哪一级，都负有培养、教育、监督干部的权力。保证监督体现党对干部工作的领导，是党管干部原则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干部工作中特别是干部双重管理工作中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重任免、轻管理”，这里的“管理”，主要是指对干部的教育、监督。因此，各级党委必须要负起对干部进行教育、监督的责任。

4、党通过有关制度和法规实现对干部的有效管理。党中央直接制定或责成有关部门制定的干部管理制度，诸如干部管理体制和有关干部的录用、考核、奖惩、选举、升降、任免、调配、培训、交流，任期、退休等制度，是使党管干部的原则得以贯彻执行的制度保证。同时，全国人大、国务院制定的或责成有关部门制定的有关法律、法规，体现了党的意志，是全党和全社会无一例外必须严格遵循和贯彻执行的。这种用国家的法律、法规形式固定下来的管理干部的规则，同样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

5、党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靠人民群众对干部实行管理和监督。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有权利选择干部、监督干部，通过强有力的监督，防止干部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官僚。所以我们党坚持用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武装群众，使党的干部标准为群众所掌握，依靠群众发现人才、识别人才，把好用人关，保证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做到择优而任。坚持干部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同样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德才兼备原则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即《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地从德与才的结合上对使用干部的标准提出要求。上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在党的重要会议、文件里把这个要求统称为“德才兼备”。正确理解德才兼备原则，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1、德和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我们党在战争年代、执政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对干部都有德才兼备的要求，但其内涵各有侧重。当前，衡量干部德才的基本标准，就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三句话：“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

2、德与才相比，德始终是第一位的。德和才的论述在中国古代用人思想中是一个重要的闪光点。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也就是说，才是德的基础，德是发挥才智的统帅，是决定方向的。邓小平同志结合对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论述，多次强调：“德与才相比，德始终是第一位的”。陈云同志对此也有多方面的论述，他反复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3、德才兼备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缺一不可。德和才反映到具体的干部身上是一个统一体，没有脱离开德的才，也没有脱离开才的抽象的德。因此，实践中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德和才，绝对的德与才的对立是没有的。上世纪90年代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德，坚持改革开放是才”。这句话初听起来似有道理，但认真想想，又不大妥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固然首先有德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才，能够坚持吗同样，坚持改革开放也需要把德与才结合起来。我们只有始终坚持把德和才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才能把德才兼备原则真正落到实处。

(三)注重实绩原则

注重实绩作为干部工作的原则正式写入党中央的文件，是1995年2月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这反映了对新时期干部工作原则的新认识和新发展，是干部工作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历来十分重视实绩问题。毛泽东同志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引用古人的话说，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邓小平同志对新时期干部工作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提出了新时期用人的三条标准，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作出实绩、群众公认。江泽民同志指出：“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表现，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他们的工作实绩”。胡锦涛同志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注重实绩原则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

要作用。

坚持注重实绩的原则，需要认真解决怎样认识和评价实绩的问题。去年以来，中组部就制定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进行了调研和探索，目前正在内蒙古、浙江、四川三省区开展试点。实践中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实绩，关键要把握其三个特点：

1、过程性。一是实绩的形成和展现往往需要有一个时间的延续过程；二是实绩不仅是一种结果，也是一个行为过程，同样的结果，由于环境、条件的制约，付出的实际努力可能有较大差别。

2、多样性。实绩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物质文明的成果，也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成果；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有形的、显见的(显绩)，也有无形的、潜在的(潜绩)；有可以量化考核的，也有难以量化考核的。

3、整体性。我们党和国家各级政权实行的领导体制是民主集中制，是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实绩的取得往往是班子集体决策、集体努力的结果，是许多人共同协作的结果．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实绩归结为某一个人的成果。

需要说明的是，实绩是干部德才素质的一种综合体现，但实绩并不等于德才，二者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过去曾经有不少地方提出：“凭实绩用干部”，这句话不够准确，实践证明，会带来许多弊端。200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提出：“以素质论人才，重实绩用干部”。把“凭”改为“重”，应该讲更科学了。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贺国强同志去年以来多次强调：“从实绩看德才，凭德才用干部”，这体现了对注重实绩问题认识上的最新成果。

(四)群众公认原则

坚持群众公认，是在干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光荣传统。邓小平同志把“群众公认”作为新时期选拔任用干部的三条标准之一。群众公认作为干部工作原则正式写入中央文件，也是1995年2月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作为实行方法，主要包括：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当前，坚持群众公认原则在实践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怎样使“群众”具体化。“群众”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干部工作中，不同干部所对应的群众群体也是不一样的。坚持群众公认原则，下一步要认真落实好以下几项措施：

1、落实好“四权”。也就是要切实落实好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特别是知情权。

2、处理好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关系。民主的范围当然要有一定的数量要求，但也不是越大越好。既要听多数人的评价意见，也不能忽视少数人的意见，特别是要重视关键的、知情的少数人的意见。

3、多种方式并举。要将会议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结合起来，相互印证。要拓宽民意调查渠道，掌握真实的民意。

(五)干部队伍“四化”方针

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我们党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新时期基本路线的确立而提出来的，党的十二大写入党章。“四化”不是简单的四句话，各有其特定的内涵：革命化，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的育人、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是对干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道德品质和思想作风的要求；年轻化，就是要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在领导班子内部形成合理的梯次年龄结构；知识化，是对干部基础文化知识水平的要求，目的是使干部尽可能多地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知识；专业化，是要求干部懂得本行的业务，具有做好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

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为贯彻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二是有利于实现干部新老交替与合作的正常化，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提供制度保证；三是符合干部和事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促进了干部队伍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的不断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把“四化”方针说成“四化”标准。党的十二大之前，提法是各级领导人员“四化”，十二大之后，进一步明确为干部队伍“四化”。这是因为干部队伍是一个整体，各级领导人员则是个体。作为“方针”，“四化”是针对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的整体结构提出来的。这一方针所包含的四个方面的内容，揭示了干部队伍建设中新老交替的客观规律，体现了选拔任用干部德与才的辩证统一，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新时期干部工作的总要求，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作为“标准”，主要是对干部个体而言的。具体到对干部个人的评价和使用上，我们要坚持的标准始终是“德才兼备”，至于对年龄、知识和专业等方面的要求，则要根据班子结构的具体需要确定，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把干部队伍“四化”方针说成是干部“四化”标准，就很可能导致理解上的片面性，造成干部使用中在年龄、学历等方面的“一刀切”，结果是既会挫伤一部分干部的积极性，又会对干部队伍的整体结构造成不利影响。

三、下一步干部工作中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

着重介绍干部工作中面临的三个方面热点难点问题：

(一)关于完善干部分级、分类和双重管理体制问题

关于分级管理。分级管理是指中央和各级党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实行逐级分工管理干部。从1983年开始，中央提出了干部分级管理要“管少、管活、管好”的原则，由过去的下管两级改为下管一级，以解决管理层次头绪过多、任免手续烦琐、职责不清、效率低下等问题。从20多年来的实践看，这一改革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目前，在干部分级管理上，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一是管理层次完全按“级”来确定未必科学。干部管理说是下管一级，实际上大部分地方目前仍是“下管一级半”。如按照下管一级的要求，县级党政“一把手”应由地(市)委来管理，但由于县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县级行政单元的特殊重要性，绝大多数省区市对县级党政“一把手”实行直接管理。有的省只管县委书记，有的只管县市，不管区。具体做法虽有差异，但大家都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把县级党政“一把手”等同于一般县处级干部，对他们的管理要加强。再如，对机关部门中的一些重要岗位特别是组织人事部门的负责人，上级党委也将其纳入管理范围。二是管理的幅度仍然较大，任免管理与教育监督有时脱节。现在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有2000多人，省、市两级直接管理的干部一般为1000 一2000人左右（具体到黄山市，市委直接管理的县处级干部有 800余人）；由于管理幅度仍较大，在做好任免管理的同时还要抓好对干部的经常性教育监督，有时会感到力不从心，工作也难免脱节。如按照有关规定，要建立定期谈话制度，即组织部门每年应当和所管理的干部谈一次话，实际上很难做到。对于多数干部，组织部门只能分别在其任职和免职时谈一次话，定期谈话制度难以落实。三是与后备干部工作如何结合。近年来，各级党委对后备干部工作越来越重视。2002年颁布的《干部任用条例》规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般应当从后备干部中选拔。作为《干部任用条例》的配套制度，2003年中央颁发了《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规定》。目前，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实行下管一级的管理体制后，后备干部该如何管理后备干部一般都是下两级干部。宋平同志担任中组部部长时曾提出，干部管理工作要做到下管一级，考察两级。之所以要考察两级，是因为只有把下两级干部的情况掌握清楚了，才能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有源之水，这也可以说是干部队伍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当然，作为下管一级管理体制的补充，各级组织部门都建立了备案制度，包括事先征得同意和事后备案。但和考察两级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这就要求在后备干部的管理问题上，还需要对分级管理的有关责任作出相应的调整。近几年来，中组部针对后备干部管理工作明确提出，下一级党委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切实负起领导责任，不能因为是上一级党委确定的后备干部，本级党委放松应有的管理教育责任。党的干部队伍是一个整体，下一级干部工作要为上一级干部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

关于分类管理。分类管理是指对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根据各类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的工作性质、职业特点及其干部成长的不同规律，改变过去按照统一模式进行管理的状况，分类建立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并以不同方式实施管理。分类管理的要求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来的。以1993年8月国务院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为标志，分类管理正式付诸实施。目前干部的分类共分为三个系列：机关、事业、企业。三个系列分别实行不同的管理模式。其中机关包括国家公务员、党群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社会团体机关和民主党派机关，实行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管理)、法官和检察官(管理方式不够明确，也带有参照管理的性质)。

2005年4月27日，《公务员法》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将于2006年1月1日正式施行。《公务员法》和《国家公务员暂行规定》相比，其修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公务员的范围。根据党管干部原则和干部管理的实际做法，为了加强对公务员队伍管理的整体一致性，也为了推进党政机关之间干部的交流，《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范围做了调整，界定为“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实际主要包括七类机关工作人员：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地方以及乡、镇、街道组织的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三是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四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五是各级审判机关工作人员；六是各级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七是各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对公务员范围作出调整后，中国共产党机关工作人员和各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都纳入公务员范围；法官、检察官纳入公务员范围，设置法官、检察官职务，与法官法、检察官法相衔接；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从性质上不同于上述定义界定的人员范围，鉴于其管理上历来属于干部范畴，也一直采用类似的管理办法，实行参照公务员管理。公务员范围的调整与变化，主要有以下考虑：

(1)关于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范围问题

首先，根据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机关担负着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职责，除了从事党的内部事务之外，还在国家事务管理方面起着重要领导作用，实际上是履行公职，这是我们最大的政治特色。其次，对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也有依法管理的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法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条款，也同样适用于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范围，有利于对整个机关干部队伍的法制化管理。第三，符合党的机关人事管理实际。从十余年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实践看，公务员制度的所有规定同样适用于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越南的情况与我们相似，也把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范围。

(2)关于法官、检察官纳入公务员范围问题

首先，法官、检察官是国家公职人员，在人事管理上与列入公务员范围的其他机关工作人员有着共同特点，习惯上也与其他机关干部一起统称为“党政机关干部”，完全可以用一部基本的法律来规范这些共性的管理要求，其特殊管理要求可以通过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不妨碍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其次，公务员法是人事管理法，与机关的职能和运转机制不会产生矛盾，而且通过健全和完善对法官、检察官的管理，可以更好地保障其依法履行职责。从国外看，一些国家如法国、奥地利、瑞典等，也把法官、检察官纳入公务员范围。

第二，关于公务员管理机构。根据干部管理的实际情况，公务员主管部门应当包括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但是，在法律中直接写党委组织部，使党的工作部门成为执法主体，在实际工作中面临党委组织部门要向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人大监督和司法监督的问题。因此，《公务员法》对这一问题作了技术处理，在法条中不出现党委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部门的表述，将其统称为“公务员主管部门”。第十条规定：“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上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下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公务员管理工作。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同级各机关的公务员管理工作”，这样既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论，又为今后公务员管理留下了制度空间。在具体工作中，党委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和权限管理公务员事务。

关于双重管理。双重管理，是指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党组(党委)和地方党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以一方为主、一方协助的方式，对有关部门、单位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行共同管理。为主管理的部门或单位称为主管方，协助管理的部门或单位称为协管方。干部双重管理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也可以说“2+1”。两种类型为：一是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党组(党委)为主、地方党委协助管理的，属于这种管理类型的部门单位，基本都是业务上以上级主管部门领导为主或者是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直属和派出机构；二是以地方党委管理为主、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党组(党委)协助管理的，属于这种管理类型的部门单位，都是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这两种类型的干部管理与业务领导体制基本一致。另外一种类型为，安全、地税、工商、质量技术监督、药品监督、国土资源6个部门实行省级机构以地方党委管理为主、省级以下机构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党组(党委)管理为土的体制。

目前干部双重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数量多，分布广。从中央部门的角度来看，党中央部门、国务院部门(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除外)及中央一级人民团体系统中实行干部双重管理的约占40％，其中以中央有关部门党组(党委)管理为主的约占17％，以地方党委管理为主的约占19％，省级机构以地方党委管理为主、省级以下机构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党组(党委)管理为主的约占5％。从地方的角度来看，地方党政机关实行干部双重管理的约占43％，基本以地方党委管理为主。其中党委工作部门，实行干部双重管理的约占60％；政府工作部门，实行干部双重管理的约占39％。二是缺乏统一规范。目前双重管理依据的政策规定，散见于100多个单项性文件中，条块之间在干部政策、待遇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干部管理

和政策上各自为政的分散局面。三是地方与部门在认识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造成这种认识分歧的深层原因，一方面在于一些地方和部门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都站在自身的局部利益上说话，另一方面在于实行干部双重管理体制的指导思想还不明确，对为什么要实行双重管理、依据什么原则和条件确定或变更干部双重管理体制缺少完整清晰、普遍认同的划界标准。此外，由于现行的体制不能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进行调整，导致干部双重管理“终身制”，干部双重管理部门只增不减，数量不断增多，范围逐渐扩大。四是干部双重管理工作中征求意见的程序多、范围广、方式复杂，地方与部门沟通协调不够，使得干部任免周期长、摩擦多、效率低的问题比较普遍。由于干部双重管理体制还没有很好理顺，主、协管双方在相互配合共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特别是干部交流、培训、监督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工作不到位、履行职责不够的问题。干部双重管理的问题比较复杂，也比较敏感，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事权划分紧密联系，解决的难度比较大。这需要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逐步加以解决。从2003年开始，中组部在对干部双重管理体制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现已经形成了《干部双重管理工作暂行条例(初稿)》。在进一步加大调查研究的力度，加强与有关单位进行协调配合后，将适时出台。

(二)关于进一步完善干部考察方法问题

进一步完善干部考察方法，重点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提高干部考核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目的，一方面是准确地考察评价干部，另一方面是以此来推动和形成良好的导向，把用人的导向、考察评价的导向最终落实到用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去。二是如何加强对社会反映的热点问题和干部工作中突出问题的考察了解，重点要加强对廉洁、团结、作风、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考察了解，防止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三是怎样进一步发扬民主，扩大群众参与，合理发挥有关职能部门的作用。为解决好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按照中央的要求，中组部对运用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考察评价干部实绩进行了认真探索，今年4月，初步形成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并在内蒙古、浙江、四川开展了试点工作。《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明确了考核评价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范围和程序、内容和方法，向建立干部考核评价的科学体系迈出了重要一步。《办法》在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后，争取在明年省级党委换后考察时运用。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范围，要求注重实绩，但不局限于实绩，要求综合覆盖干部的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在方法上，强调四个

承受能力，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

关于公务员职级工资制改革方案，由于涉及面较宽，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与制定公务员法相衔接，因此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出台。目前，具体主要是由人事部、财政部负责研究起草。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归并简化基本工资结构，将基本工资由现行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工龄工资“四块结构”调整为职务工资、级别工资“两块结构”。二是适当增加级别，调整职务与级别对应关系，实行级别与工资和生活待遇挂钩。三是合理拉开高低工资差距，适当扩大最高最低工资比例。四是对县、乡基层公务员实行工资政策倾斜。五是健全完善工资正常增长办法。这次改革公务员职级工资制，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增强级别的激励功能，缓解千军万马挤职务这个“独木桥”的矛盾；二是适当向基层公务员倾斜，稳定基层公务员队伍。同时，这个改革方案的实施，也将缩小东西部公务员的工资差距。

最后，我就如何做好干部工作谈一下个人的体会和看法。

做干部工作，责任重，头绪多，工作对象千差万别，处理问题投权又很有限，时间一长，有的感到不好把握，有的感到很枯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把干部工作作为一门科学，用科学的精神去对待它。

首先，干部工作具有很强的政策性。作为在组织部门从事干部工作的同志，我们在工作中的每一句话或每一个行为，实际上都是在执行某一种或某几种政策。凡是符合政策和法规的言行，就会理直气壮，经得起检验；凡是违背政策和法规的言行，就会导致工作被动，带来诸多麻烦。也就是说，政策观念的强弱和政策水平的高低，决定我们工作的好坏。

其次，干部工作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干部工作涉及的工作范围和工作对象十分广泛，它所需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才”而不是“专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心理等不同学科知识，都要有所了解和掌握。从今后的发展看，面对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挑战，现代社会中分工日益发展，知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惟有加强学习，不断融汇并不断更新多方面的知识，才能不断适应干部工作的综合需要，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第三，干部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干部工作的经验，无论是继承的还是创新的，都来自于实践，又需要运用于实践。这当中，形式和方法上的“不变”是相对的，“变”则是绝对的，一切都要以实践和发展的需要为依据。因此，要善于总结和思考。每做一件工作，每完成一项新的任务，都要及时进行总结，坚持正确的，修正错误的，不能事无过痕，没有积累。同时，还要注重同志间的交流，相互启发，取长补短，要善于“交换、比较、反复”。总结越及时、越深刻，能力提高就越快。

第三篇：新时期如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新时期如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杨 华

有效调动广大干部积极性，激发工作的激情和动力，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引领，以党和国家干部人事法律、法规、制度为指导，坚持因地制宜、开拓创新、正面引导、奖惩并重的原则，研究探索新形势下切实有效的激励措施。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继续坚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体现时代特征，反映行业特点，彰显组织特色。一是加强理想信念和职业道德教育。紧密结合实际工作，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开展以“文明执法、高效服务、促收履责、廉洁自律”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活动，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激励人，进一步强化干部的党性观念、公仆意识、敬业精神和廉洁品质，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二是加强先进典型的宣传和引导。积极挖掘和树立先进典型，大力宣传和发挥典型示范作用，通过编印先进个人和集体事迹汇编和开展各类争先创优活动，用身边人、身边事来教育干部、引导干部、激励干部，形成“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三是调动基层积极性，鼓励基层各单位进一步加强组织文化建设，开展特色活动，凝心聚力。

二、拓展选拔任用渠道，探索分类管理机制

认真落实上级要求，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培养、考核和使用机制，探索公务员分类管理新思路。一是拓展选拔任用渠道，落实中央和省局要求，进一步优化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考核和使用机制，积极探索领导干部选拔积分制，进一步推动领导干部选拔的民主化、科学化进程。二是加强干部的交流换岗。定期组织不同层面、不同区域干部交流，加强岗位轮换，进一步消除干部的岗位疲劳，增强工作的新鲜感。尝试开展跨系统、跨部门、跨地区的挂职锻炼，拓展干部培养的渠道和眼界，增强领导干部适应不同环境和氛围的能力。三是探索执法类公务员管理。按照公务员管理及改革的精神和要求，针对干部的工作特点，建立有效机制，合理设置职位，严格考核竞聘，加强调查研究，进一步拓展干部发展空间，调动和发挥广大干部投身工作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积极性。

三、优化绩效管理体系，加强考核结果应用

继续坚持在干部管理长期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绩效管理工作，不断创新绩效管理的办法，调优绩效考核指标，进一步加强考核结果的应用和引导。一是积极争取用于考核的激励资源。向上级部门积极争取报酬体系中用于干部考核的部分，以能力和贡献为标准，建立基于绩效的收入分配体系，形成鲜明的工作导向。二是不断优化绩效考核办法与指标。强化绩效反馈，引入处室评价，全面推行绩效考核的面谈和反馈制度。强化重点工作、创新工作、基础业务工作的考核权重，实现职能行使类绩效、管理运作绩效、外部评价类绩效、创新发展类绩效和个性类绩效在组织发展战略下的协调并进。三是加强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和引导。坚持考核的客观、公正，加强考核结果与薪酬福利、职务晋升、教育培训和评优评先的衔接，加大考核的奖惩力度，进一步反映价值导向，体现工作差异。

四、创新教育培训方式，全面提升干部素质

拓展教育培训方式，提升教育培训层次，进一步提升干部的素质能力。一是分层次开展专题专项培训。根据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干部的特点，因人而宜，因岗而宜，合理设计班次、内容和方法，依托内外部教学资源，构建长期稳定的培训机制。二是广泛开展职业拓展培训。以分县局为单位组织开展与实际工作相联系的职业拓展培训，通过新鲜的方式、积极的引导和亲身的实践，磨炼意志，陶冶情操，完善自我，熔炼团队，促进广大干部树立共同目标，增进彼此了解，实现协调统一，增强干部对组织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三是不断提升教育培训层次。积极组织开展各类高层次培训活动，加大高端培训资源的整合使用，选派业务骨干和在岗位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各类人才攻读硕士、博士等高层次学历、学位教育。加强与各地机关的交流，拓展外出学习和调研的层次和规模。

五、建立项目奖励机制，突出争先创优导向

围绕上级考核标准，积极探索项目奖励机制。在各级各类创建、评比和竞赛活动中，用于奖励取得优异成绩的集体和个人，进一步调动干部争先创优积极性，提升组织整体形象。进一步扩大基层单位开展干部有效激励的空间，积极向属地政府争取干部高层次的培训交流，进一步调动基层干部的工作热情。

六、加强组织文化引导，关注干部身心健康

深化组织文化建设，组织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进一步增强干部凝聚力和归属感。一是分类开展干部文化体育活动。注重培养干部健康向上的情趣爱好，分类开展参与广泛、形式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整合党、团、工、青、妇组织资源，分层、分类组建各类文体兴趣小组，加大经费投入和经费的分层管理使用，进一步丰富干部的业余文化生活，促进干部身心健康与组织和谐。二是开展EAP即干部援助计划。作为为广大干部设置的一项长期的、系统的援助和福利计划，EAP主要包括干部压力管理、心理健康辅导、灾难疾病救助、健康生活方式、法律理财咨询等内容。通过集中和发挥组织资源，关注和解决干部工作、生活上的实际问题，降低生活成本，促进身心健康，保持良好状态，进一步稳定干部队伍。

七、拓展基层激励空间，落实激励责任

将带队伍的能力和成效作为评价科所长职责履行的重要方面，通过目标责任制考核及科所长考核评价机制调整，落实科所长在干部管理中的重要责任。有意识的加大科所长培训力度，提升科所长做干部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识和能力。适当扩大科所长在干部管理中的考核权、评价权、建议权，使科所长可以在干部管理中实现更大作为。

八、加强管理监督，严格落实规章制度

严格执行执法责任制、行风作风管理规定、绩效考核管理规定等有关法规规定，通过及时、准确地查处措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营造积极良好的组织氛围。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教育，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坚决纠正和制止不良行为和不正之风，从政治上关心干部，防止违法违

纪行为的发生。

第四篇：新时期干部监督工作调研报告

走 出 困 惑

加强干部监督工作是事关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关心、爱护干部的有效措施。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迫切需要重视和加强干部监督。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对新形势下组织部门干部监督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走出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形势发展的干部监督的新路子。

一、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面对市场经济新形势，干部监督工作出现了许多不可回避的、现实存在的问题。从“疑无路”到“又一村”是一个探索发现的过程。只有正视问题的存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干部监督工作才能有所作为。

当前，干部监督工作存在的几种偏向。

1、监督对象定位的偏颇。党的组织部门干部监督的对象是干部。“干部”是个全称概念，它包括干部集合中每一个个体，即无论级别高低、职务大小、年龄长幼，只要是干部，都在被监督之下。然而，从导向上看，由于受某些宣传导向的影响，加上体制上的不完善，存在着干部监督对象定位的偏颇现象。比如，所谓干部腐败问题的“59”现象、“49”现象的反复宣传、研讨文章过多过滥，自觉不自觉地把组织部门监督的视线吸引到这一年龄段的干部身上，并且在这一部分干部身上也花了过多的考察、调整的精力。出现了监督重点把守干部“年龄尾关”的现象。从体制上看，就一个县(市)来说，“条条块块”割据，带来干部监督上“只能监督块块，不能监督条条”。因为“条条”上的人事权、经济权、处置权都在上边。名义上是“属地管理”，“接受地方党委的监督”，实际上是针插不入、水泄不通。加上有的“条条”上边的主管单位的党组织对干部监督乏力，带来个别干部自我约束不够，放松要求。根据近些年纪检部门查处的经济案件情况来看，其比例“条条”明显高于“块块”。从力度上看，尽管得到了加强，但是干部“上到顶”“下到底”的监督显得不足。所谓“上到顶”，就是对一把手监督的问题。当前，对一把手“失监”、“漏监”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一把手集中了相当大的权力，可以说集一方兴衰、安危于一身，其特定的位置和特殊的环境，处于上级管得着、看不见，同级看得见、管不了，一般干部群众看不见、管不了、无法监督的状态。对一把手监督难，难就难在监督的客体——少数一把手存在着自律意识淡薄，“不让监督”、“权威受损”的心态;就监督的主体——组织部门来说，干部监督的职能科室只有一个，干部也只有1~2人，加上分管的部领导也不过2~3人，这样势单力薄的几个人监督几千人的庞大的干部队伍，近百人的党政一把手，显得力不从心。从主观上看，组工干部去监督局长、书记，现实存在在“不敢监督”、“不便监督”、“难以监督”、“监督不了”的心态。所谓“下到底”，就是基层掌握着权力的一般干部监督的问题。我市个别乡镇的种子站、水利站、土管所的负责人违法乱纪出现的经济案件，暴露出这些主管部门和乡镇党组织对基层单位干部监督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一些单位的主要领导对掌管钱财物的站(所)长，只看到其工作能力的一面，却看不到品德作风的另一面，甚至对他们“不设防”挂“免监牌”，把创收增效、增加财政收入看得“高于一切”。另一方面，纪检、组织、监察、审计部门沟通不够，形不成有效的合力，在无形中使站(所)负责人成了监督的“漏网之鱼”

2、监督标准定位的偏颇。在干部监督工作中，人们往往习惯于把防线设置在反腐败上，其结果证实这是不明智、欠科学的。近些年来，我们把对干部监督的触角以“不触高压线”为界，把党对干部提出的各项标准及要求的出发点及归宿只放在反腐败上，这就必然会因监督标准定位的降低而导致组织对干部要求的降低，最终不仅使监督难以有效，而且还会增加反腐败本身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干部监督不容忽视的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干部任用标准不严影响干部监督标准。在对个别特殊岗位的干部使用上，德才兼备的标准坚持不够，思想素质把关不严，甚至有“带病提拔”的现象。就是明知这个干部思想作风方面有一些问题，但无挑选余地，非他莫属。因此，任前监督“惟德才授权”的标准弱化了。另一种是“带病操作”。届中考察、考核、届满述职考评中，往往出现“完成任务好，就是好领导”的现象，即使考察、考核、考评中发现了某些问题，只要没有波及单位事业的发展，没有造成什么危害，就“一笔带过”。还有一种是“带病离岗”。按照《条例》规定和干部监督工作的要求，干部调整交流应坚持先审计、后离任。而且离任监督要突出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把审计结果作为干部异地升迁、调整交流的重要依据。但是，在有的时候，出现了干部先离任，后审计的现象。由此，给干部监督工作带来被动和不利的影响。因为先离任、后审计，给有问题的、有劣迹的干部从心理上打了“保胎针”，即使审计出了问题，人们也自然想到对其任用是党委的决定，只能服从，不能对抗，还是把对立面磨平的好。从影响范围看，“带病离岗”，给干部们造成“有问题不怕，全凭党委一句话”的错误导向。给被任用的干部本身也助长了侥幸心理。二是干部权力失控影响监督标准。一些有权有钱的部门，自恃特殊单位，搞工作、生活上的特殊标准，与组织、纪检机关规定搞“内外有别”，搞“两种标准”。比如有的出台“土政策”，规定局级干部正副职、股级干部正职的手机(电话)费、住房(面积)补助，奖金补贴等等，在上面看来是违纪违规的，在这个单位里却是“合情合理”的。对这些单位干部监督的尺度就难以把握。

3、监督时空定位的偏颇。在现实生活中，领导干部的工作圈因位于“人前”，监督往往比较省力，而生活圈、社交圈因位于“人后”，监督相对乏力。因此，应该根据需要，拓展监督的时间和空间。近几年来，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已被各级组织部门所认识，所关注。近些年来，在这方面，上级组织部门作为热点问题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和探讨，此类调研文章在党建报刊频频登载，理论上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形势、切合干部队伍建设实际的干部监督工作的新路子，就显得不足。从而出现了研讨干部监督问题在创新思维上走新路，实际监督工作依旧走老路，“旧船票难登新客船”。比如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依然沿用“老制度”、“老办法”、“老内容”进行，时间上难以凑效，空间上含盖不了，内容上门类少，不能达到随干部的权力行使而潜行，社交活动的延伸而延伸。

4、监督评价定位的偏颇。一是对干部评价上的偏向。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如果一个干部被任用了、公示了，没有人反映什么问题，就认为“用得准”、“察得细”、“监督得力”，反之，就认为用人不准，用人失察，平时监督工作没有做好。二是对工作评价上的偏向。上级组织部门在评价干部监督工作成效时，往往以所属干部中出问题者的多少来作为衡量依据。出问题的干部比例大，则说明平时监督没有到位;反之，干部中很少或没有人出问题，则说明监督质量高。两种偏向带来干部监督工作不能标本兼治，不可避免的出现“割韭菜、不挖根”的现象。三是形象评价上的偏向。尤其是乡镇干部，工作生活在农村，与农民群众打交道，一些干部身上有着农民那种说粗话、自由散漫，吃吃喝喝，打皮闹笑的习气。有的群众就给他们编顺口溜，一编一串子，一传十，十传百的传播开来。有别有用心的人就给组织部门写检举信，把顺口溜夸大。作为组织部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花了很大精力去调查了解。尽管查无实据，但对这些干部已造成了不良影响。也给干部监督增加了一定难度。

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面对市场经济给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带来的新的变化，迫切需要加强干部监督管理。因此，要在监督的潜意识上、监督的机制上、监督的内容上、监督的手段上进一步创新，使干部监督由“潜入夜”达到“细无声”的效果。

第一、要让干部监督工作成为选准人，用好人的“试金石”。现在，我们干部监督工作之所以没有走出困境，是因为没有按规矩办事，没有按程序办事。因此，要在思想认识上增强选拔任用干部监督的自觉性。我们在进行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监督检查中发现，有的单位党组织、一把手对《条例》落实的自觉性需要进一步提高。有的地方对《条例》学习与应用不一致，一接触到干部选拔任用某些问题时，就感到《条例》规定“机械”、程序“繁琐”，于是就人为的简化了程序;有的沿用习惯做法“变通”规定。比如研究干部任用，首先召开书记碰头会，取得“一致意见”。然后上党委会讨论。因为书记碰头会已经“拍扳定案”，党委会实际上只起到一个“过滤层”作用。再比如个别困难部位干部任用上，主要领导认为某个人选较合适，随即让组织部门去考察，由于时间仓促，来去匆匆，很难较全面掌握被考察对象的实际情况，即使发现一些问题苗头，也不能够深入调查。一些有问题的干部被任用，就这样“生米”被煮成了“熟饭”的。针对上述问题，必须加强各级党组织、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对贯彻落实《条例》自觉性的认识。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其

一、用《条例》规范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言行。同时，组织部门采取跟踪监督的办法，共同把好关口。其

二、加大干部任用工作监督的力度。敢于动真格，对违反《条例》的人和事，撤销违反《条例》规定所作出的用人决定，对当事人严肃处理。其

三、鼓励支持各级干部，包括组织干部反映本单位在任用干部上违反《条例》的问题，弘扬正气，彻底纠正用人中存在的问题。

第二、要让干部监督工作成为净化思想灵魂的“灵丹妙药”。——构筑“防范线”。面对市场经济给人们价值观念带来的变化，对领导干部如何用好权、管好权、行使好权力提出了新的课题。要针对近些年来领导干部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苗头，要把监督的关口前移，建立超前、管用、有约束力、形之有效的监督制度，防患于未然。比如对大的建设工程，要成立专家评审，工程预算评估，工程实际投资审计等机构。同时对要害部门、实权单位的一把手、“一支笔”签字报销实行会审会签制度等，防止权力失控。——建立“辅助线”。领导干部的素质在社会群众中倍受关注，其作风好坏与否，是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缩影。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家庭约束。尤其要在领导干部家属中开展“贤内助”教育，让家属在廉政建设方面对领导干部进行积极的提醒和监督。——架设“举报线”。近年来，许多地方的党委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设了廉洁自律，拒收礼金的银行账户。将领导干部一时无法退掉的礼金存入这个账户，上缴给国家。这个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此经验可以再深入一步，从源头上实行有效监督，架设热线电话，或举报信箱。强化领导干部的社会约束，使其不敢滥用权力、不敢以权谋私、不敢胡作非为。——标记“纠察线”。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组织约束。在平时考核、考察和届中、届末考核、考察中，看其是否经常出入高消费娱乐场所，是否“傍大款”、“傍黑道”，是否搞权钱交易、损公肥私等等。——绷紧“警示线”。在领导干部误入歧途时猛击一掌，使其幡然醒悟、悬崖勒马。要运用典型案例对领导干部进行警示教育，对领导干部进行经常性的谈话诫勉苗头和暗示，问题分析教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建立上述五条防线，能够较有效地改变目前干部监督当中“事前缺乏监督，事中无警示，事后算总帐”的被动局面。

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面对市场经济某些消极腐朽的东西和形形色色的诱惑，要注意让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各种风浪中经受考验，能否保持清醒头脑，站稳脚跟，一靠思想教育，二靠监督管理。

1、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抓好党员领导干部的学习教育。要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宗旨教育、艰苦奋斗传统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忠诚的心”、“敏捷的脑”、“勤快的脚”、“干净的手”，成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在理想信念教育上，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来联系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切实解决“人生为什么，入党做什么，掌权干什么”的问题，使各种消极腐败的东西没有可趁之机。在党的宗旨教育上，要教育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不能把权力私有化、商品化，或用来作为谋取个人、家庭和小团体利益的资本在艰苦奋斗传统教育上，要坚持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在干部队伍中全面养成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廉洁奉献、开拓创新的好作风。

2、加强党风廉政制度建设，抓好监督的法规、制度建设。近几年，许多县(市)级党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大胆尝试，制定了不少好的规章制度，加强干部监督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制度有的是针对某一时、某一事而制定的，具有片面性;有的规定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有的制度严重滞后，缺乏时效性。比如监督制约手段缺乏应有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微观监督规定多，宏观监督规定少;事后监督规定多，事前、事中监督规定少;对下监督规定多，对上监督规定少;弹性监督多，刚性监督少等等。因此，要针对当前干部监督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抓制度建设，努力形成适合新形势特点的干部监督工作制度体系。

3、畅通信息渠道，把监督工作的“根”扎入群众之中。一是要建立干部监督联络员队伍。选派在职或离退休领导干部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监督联络员，不定期地到机关单位、街道和乡镇巡视，听取干部群众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反映。二是健全组织部门了解干部情况的渠道。对组织干部进行分工，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地负责考察一个片或几个片、一个归口系统的干部，在干部任前和届中、届末考察的基础上，通过与干部座谈，走访群众等方式，掌握干部的情况。实行领导干部思想汇报制度，专题向组织、纪检部门汇报思想作风、生活作风、廉政自律情况，根据平时掌握的信息，看领导干部有没有据实汇报情况，如没有，采取个别接触谈话的办法，让其“脸红”，“出汗”，“心跳”，起到诫勉作用。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中的内容进行抽样调查核实，防止蒙混过关。

第五篇：新时期干部监督工作的探讨

干部监督工作既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环节。组织部门作为党管干部工作的主要职能部门，肩负着选拔任用和监督管理的双重职能。

一、学习宣传好政策规定是干部监督工作落实的前提

要采取领导带头学、集中辅导学、宣传引导学、组工干部重点学的办法，把以《条例》为重点内容的干部政策列入到领导干部年

度学习计划和中心组学习计划；利用主体培训班以及集中教育活动，把干部政策的学习辅导作为干部培训和学习的重点；突出抓好组工干部的政策教育，使组工干部成为干部政策的“活字典”和“监督员”。同时，要利用党务公开栏、网络等媒体，开设干部政策宣传专栏，把广大群众对干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使群众了解政策，明白政策，会监督、能监督、有效监督，达到领导干部运用干部监督政策，组工干部精通干部监督政策，干部群众掌握干部监督政策的目的。

二、贯彻执行好政策规定是干部监督工作落实的根本r />胡总书记指出，组织部门要加强干部监督，把对干部的考察、选拔、使用和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只有始终把加强干部监督贯穿于干部考察、选拔和使用的各个环节，自觉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遵守纪律不放松，才能为公正的选拔和使用干部把好关口。一要把好推荐关。要规范干部推荐程文秘杂烩网序，全部实行归口推荐，防止和纠正干部无序推荐、多头推荐和不负责任上交矛盾的问题。推荐干部要突出群众公认和工作实绩，要落实后备干部备案动态管理，随时调整完善备案内容，使后备干部队伍在动态中始终保持常数。二是把好考察关。要不断改进干部考察方式，努力纠正和克服“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误区。在考察范围上，既听取考察对象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下级有关单位的反映，又注意听取普通干部职工的反映，提高干部的参与度；在考察方式上，既坚持民主推荐、民主测评、个别谈话等形之有效的形式，又注意采取民意调查、发放征求意见表等形式，多视角、多层次、大范围考察干部，防止了考察失真失实和干部“带病”提拔问题的发生；在考察程序上，首先把拟选拔干部的职位、要求以及干部考察的对象、办法、程序、标准等向群众公示，增强干部考察工作的透明度，从而对选人用人进行多层次的监督；在对象确定上，推行差额考察制度，努力做到好中选优，优中选强；在结果运用上，充分体现“重能力、重实绩、重公论”，对德才兼备、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适时提拔重用。三是把好酝酿关。要广泛征求意见，进行充分酝酿。充分发挥纪检监察、计划生育等部门联席会议作用，对“问题”干部和群众有反映的干部要认真核实。在经过民主推荐、干部考察、掌握情况的基础上，根据空缺职位和拟任人选的情况，提出调配建议，形成调配方案。四是把好考核关。要注意把各级领导干部领导发展的能力和群众公认程度有机结合。从目标设置、考察考评到结果运用制订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办法，为群众评价干部、认识干部搭建一个平台。

三、维护政策规定的权威是落实干部监督的关键

围绕“主动监督、关口前移”的工作思路和“以教育为主、预防为主、事前监督为主”的原则，严肃追究违犯干部政策的人和事，切实维护干部监督政策的权威性。一是加大领导干部用权行为的监督。要强化民主测评结果在干部任用中的作用，堵死干部推荐中失真失实的源头。在讨论干部过程中充分体现集体研究集体讨论、集体决策，切实发扬民主，有效约束用权行为。二是用严格的制度管理树立权威性。建立重大事项报告、谈话诫免、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等制度，做到早打预防针，早注清醒剂，使经济责任审计真正起到任前“选贤”、任中“警示”、离任“交接”的重要作用。三是严格执行群众举报领导干部问题的调查核实制度。要采取联合调查、直接查核和发给回复函询单等办法，对群众举报反映有问题的干部和问题进行调查核实。通过落实群众举报领导干部问题调查核实制度，增强干部的自警意识，提高群众的监督意识，创造风清气正的干部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