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的法治功能发展

第一篇：中国律师的法治功能发展

中国律师法治功能的发展

律师制度的最早萌芽出现于公元前二三世纪的古罗马时期。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律师制度也在不断发展成为人们维护自己权益的一条路径。1996年5月15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律师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虽然律师法已经在中国实行了有17年之久，但是律师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完全的。因为律师作为辩护人除了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出于其一定的营利性还会成为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脱罪的一条途径，因为中国是一个注重人权的国家，对于案件当事人的保护也是法律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法律和律师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这样的矛盾下，律师如何发挥其适当的作用来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做出贡献呢？为什么美国的律师的社会地位这么高呢？这都是我们在探寻律师在社会中发挥的法治功能所必须要考虑的。

著名法学教授、学者季卫东先生在他的《中国律师的重新定位》中的阐述道：如果我们真准备从2013年起厉行法治，那么首先就必须为律师正名。这一句话无疑透露出当今律师界确实存在着一些不正之风，并且对于这一部分的不正之风已经引起了社会对于律师这一职业的怀疑和不认可，这显然是对中国法治建设不利的，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可，律师这个职业必定是要经历很大的挫折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立法开始，严格规范律师的行为，并且独立，同时赋予律师相应的权利，但是也要把律师的行为公开，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样才能形成完善的律师制度，这样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也能避免有关司法部门的徇私舞弊，从一个长远的目标看，这样的规定形成之后，也容易得到人们的信任，从根本上获得人民的支持，进而有效推动律师的法治功能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作用。

另外，对于律师的法治功能的发展，我们还应注意的是要把国家的政策和法律的现实发展结合起来，因为当今社会是一个更新速度极快的社会，如果我们不能适时应对，一旦出现突发情况，便会容易出现失误或者和现行法律相违背的情况，并且对于律师的法治功能要尽量具体化，比如把民法和刑法适当地区分，提出相应的专属权利等，不仅可以具体适当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还能使强制和合意出现最为理想的状态，达到社会的稳定和谐。

第二篇：中国梦法治梦律师梦演讲稿

中国梦，法治梦，律师梦——我们都是追梦人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梦 法治梦 律师梦——我们都是追梦人”。“梦”是一个令人期待的词语，是引领我们人生的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让自己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律师，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给社会的稳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或者“世界那么大”、期待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等等，这千千万万的梦想，都汇聚成了我们共同的中国梦。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富民强”，人民更加幸福，生活更加有尊严！

“中国梦”，很美！这样美好的梦想靠什么实现呢？靠法治！要在全社会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将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只有兑现法治，坚守权利，人人才能心如日月、流光溢彩，人人才能过上我们憧憬的幸福生活！

这就是中国梦！这就是法治梦！

作为一名律师（实习律师），我们要从“小我”做起，争做法治的铺石路，共筑我们的中国梦、法治梦！有一句名言深刻地道出了律师、法治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们要深知自己就是法治进程的直接参与者，是推动法治进程的主力军！

这些“小我”的实践，具体来说就是要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进步！我们办理一切案件都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要以一种“心中永远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往返于事实和法律之间”的心态去办理案件。不要为谋取私利对当事人做虚假承诺，要明明白白告知当事人的各项权利和风险；不要损害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要遵守律师的执业操守；不要指使当事人进行请客送礼行贿的行为，要与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保持健康的互动关系；不要从事违法和有损律师职业形象的行为，要对自身的执业行为进行严格要求。不要固步自封，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执业能力！还有许许多多的“不要”和“要”，法律工作者就是在这一次次的“不要”与“要”之间，将法律变现为守护，将公平正义回归社会，将法治与社会的发展并肩前行！

现在我们国家的法治理想与法治现状还存在着差距，律师的执业道路充满了荆棘，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坚守良知，坚守法律，为权利而斗争，这是我们的使命。为此使命，我们就要常怀梦想，因为万物速朽，但梦想永在，梦想就是当你失败了一百次，那第一百零一次充实你内心的不死之希望！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因为今天的我们已处于能够兑现梦想的时代。我们梦想权利一一落地，公义自在流淌；我们梦想国家强大，为人民福 1 祉提供保障；我们梦想和谐稳定，人人都幸福安康！

这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所有追梦人的中国梦！法治梦！

谢谢大家！

第三篇：中国律师制度的发展

（一）律师的性质、任务和地位

1、律师的性质

我国1996年5月1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我国的律师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律师法》第三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2、律师的任务

律师的任务是指由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的，通过律师的执业活动所要实现的目的。根据《律师法》第一条的规定，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就是律师的任务。律师任务的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密切联系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是由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之间的一致性所决定的。

3、律师的地位

律师的地位是指律师在社会生活中和诉讼过程中，所应有的地位和享有的权利，以及所起的作用。

我国的律师在诉讼中处于一种独立的诉讼地位。律师既不从属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也不完全从属于当事人，律师参与诉讼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处于一种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地位。律师不仅享有一般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而且还享有与履行律师职责有关的诉讼权利。

（二）律业执业条件

律师执业，应当先取得律师资格，并在实习期满后申领执业证书，取得律师资格后，还必须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领取律师执业证书，才能以律师的身份执业，依法享有律师的权利并承担律师的义务。

具有律师资格的人员可以暂时不从事律师职业，对其资格予以保留。我国采取的这种作法称为律师资格与律师执业相分离。

1、律师资格

指从事律师业务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我国《律师法》第五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取得律师资格和执业证书。”第六条规定了取得律师资格的两种途径：经国家统一考试取得和经司法行政部门考核批准取得。

（1）《律师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律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制度。具有高等学校法学专科以上学历或同等专业水平，以及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经律师资格考试合格的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授予律师资格。”

（2）《律师法》第七条规定，“具有高等院校法学本科以上学历，从事法律研究、教学等专业工作并且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申请律师执业的，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的条件考核批准，授予律师资格。”

2、律师执业证书

（1）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的条件

《律师法》第八条规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

Ⅰ、具有律师资格；

Ⅱ、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

Ⅲ、品行良好。

（2）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

《律师法》第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

Ⅰ、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Ⅱ、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

Ⅲ、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

（3）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的程序

首先，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由其所在的或拟调入的律师事务所将所要求的申报材料报送住所地的司法行政机关。这些申报材料根据《律师法》第十条的规定包括：

（一）申请书；

（二）律师资格证明；

（三）申请人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实习鉴定材料；

（四）申请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

住所地司法行政机关应在收到申请材料十五日内提出审查意见，并逐级上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

其次，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申请材料后，对符合《律师法》规定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颁发律师执业证书；不符合《律师法》规定条件的，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并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

（4）律业执业证注册制度

律师执业证应该每注册一次，未经注册的律师执业证无效。注册工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以上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根据工作需要，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也可以委托地、市、州司法局负责本地区律师执业证的注册工作。

3、律师执业的限制

（1）《律师法》第十二条规定，“律师应当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

（2）《律师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机关的现职人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期间，不得执业。”

（3）《律师法》第十四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

（4）从事法律教学和科研的人员，不得成为合伙律师事务所或合作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合作人。

（三）律师事务所

《律师法》第十五条规定，“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对律师行为进行规范管理的基础单位；律师执业是受律师事务所的指派，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进行的。

1、律师事务所的性质

《律师法》规定了三种形式的律师事务所：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合作律师事务所和合伙律师事务所。以不同条件成立的律师事务所采用不同的运行机制，同时不同条件的律师事务所承担不同的法律义务，即民事责任。

《律师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依法自主开展律师业务，以该律师

事务所的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

第十七条规定，“律师可以设立合作律师事务所，以该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

第十八条规定，“律师可以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对该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和连带责任。”

2、律师事务所的设立

（1）《律师法》第十五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Ⅰ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

Ⅱ有十万元以上人民币的资产；

Ⅲ有符合本法规定的律师。”

（2）设立律师事务所的审批程序

《律师法》第十九条规定，“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并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

（3）律师事务所分所的设立

《律师法》第二十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可以设立分所。设立分所，须经拟设立分所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的条件审核。律师事务所对其设立的分所的债务承担责任。

（4）律师事务所的变更和终止

《律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位所、章程、合伙人等重大事项或者解散的，应当报原审核部门。

3、律师事务所的内部管理

《律师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向当事人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帐。“

《律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诋毁其他律师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

4、律师事务所的改制

根据国办发[2000]51号国务院办公室转发国务院《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制意见的通知》和司法部司发通[2000]100号司法部关于下发《律师事务所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脱钩改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实行脱钩改制的对象是：

（1）已实现自收自支的国资律师事务所；

第四篇：法治中国对律师执业的影响

法治中国对律师执业的影响

摘要 随着法治中国成为国家战略规划的核心，律师作为法律职业人也获得了更优良的执业环境。因此，当下的律师应当从整个行业出发，认真践行法治理念，在执业过程中向当事人传达法治中国的重要意义，把法治的概念传播到社会中，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关键字 法治 司法体制改革 律师行业

中共十八届三中协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法治中国的概念。随后几年，法治中国成为国家执政的核心要素，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成为工作重点，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以及全面贯彻总书记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战略目标成为政府执政的主要要求和根本目标。

一、法治中国的内涵与外延

随着“法治中国”这一概念的提出，很多专家学者都对它的含义进行了解读。因此，充 分体会到“法治中国”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成为了职业律师的基本要求。

法治中国的内涵主要包括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这三个概念。“依法治国”主要是对公权力机关的约束，具体包括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必须由法律授予，受法律制约，面对争议，必须通过由法律建立的独立于公权力机关以外的司法机关裁决。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能保证法治中国长久稳定的发展。“依法执政”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要求。具体是指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法律规定的方式领导国家政权。“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由法律的授权而行使，法律没有规定的不可违，从而保障执政的权威性。依法行政作为法治中国的内涵之一，主要是规范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行政权力。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公权力天然有着摆脱控制的倾向，如果不在法律中限定公权力的获取和使用，那么私权利被压缩和迫害是必然发生的结果。因此，依法行政是构建法治中国的重要一环，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能保证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实施；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核心目标的实现也离不开依法执政的帮助；依法行政的发展也推动者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的前进。总之，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保证三者的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才能最终实现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这三者共同组成了法治中国的外延。法治国家主要是指空间上的国家，具体是指国家中的领土和人民主权。法治政府是国家依法行使公权力的重要体现。只有科学、健康的法治国家才能出现法治社会，因此，法治社会也是国家进入法治时代的重要标志。一个高度文明的法治社会也会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因此，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法治中国的必要条件。

二、法治中国背景下的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执政的理念之一，但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来，司法体 质改革则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成为国家的战略要求。结合法治中国的理念，司法体制改革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司法体制改革的标准在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的新概念。面对这一要求，我国现在的司法体制是明显不达标的。要知道，法律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公平正义，如果法律没有公平正义，整个社会就会丧失对执政机关的信心。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完成，有法可依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三者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大阻碍。因此，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就在于如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建设公正、高效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树立司法的权威，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到第一位。这个目标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点是建设公正的司法制度，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主要要求，司法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司法公正。对于司法机关来说，司法公正首先要求司法独立，即司法机关实行直属领导，统一管理，行使司法权时应当遵从法律法规，而非地方政府，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第二点是效率，正所谓“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从现在来看，虽然我国程序法中规定了各类案件审结的期限，但在具体实践中，有些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后才能得到执行，这些程序仍然冗长繁琐，很多当事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但是，近几年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们可以发现基层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已经能够把握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把当事人双方没有什么争议，诉讼标的额较小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或者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做到案结事了。这点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司法制度改革的成果之一。最后一点，司法制度的改革应当树立法治的权威。近些年来，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这是司法公信力不足的表现，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司法机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很大程度体现在法院“执行难“上，面对一份生效判判决，如果执行义务人怠于履行自己的义务，权利人往往无法迅速获得赔偿，此时法院的执行庭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也无法帮助权利人获得相应的赔偿，这就会导致当事人认为法院的判决不过是一纸空文，没有执行力，从而使司法公信力下降。总之，公正、高效、权威这三者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只有达到这三个目标，才意味着司法体制改革得以实现。

要想完成司法体制改革，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把司法机关的管理体制进行变革，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要想保证司法机关的公平正义，就要做到司法独立，所谓司法独立就是指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收任何机关、团体、个人的干涉；检察院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行使检查、监督权，下级检察院只受上级检查院的领导，与地方各级政府保持距离。其次，将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管理制度与其他公务员区分开来，从我国《公务员》法来看，司法人员与其他公务员的招收、管理制度并无太大区别，但近几年随着司法体制的完善，我们应当意识到司法人员的特殊性，把法官、检察官的管理模式去行政化，实行自己特殊的管理方法。最后，实行司法公开，把制度透明化，推行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对庭审资料全程录音录像，将判决文书网络化，把监督权落实到位，让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接受公众监督，只有把权力放在阳光下才能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才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三、法治建设与律师的关系

要想实现“法治中国”这一概念的实现，必须经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人的 长期不懈努力。法治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依法治国的推进过程中，律师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的进程的标志。面对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律师也获得了更好的执业环境，更多的执业空间。从实践来看，律师工作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律师职业文化的不断形成，律师行业队伍的不断扩大，律师作为人民群众私权利的捍卫者也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实践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有着一群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法律知识为社会服务的优秀律师，将会充分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稳定建设。

律师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律师，就不能说这个社会是个法治社会。当社会中的个人面对法律困惑时能够想到找到一位合适的律师来伸张正义，才说明这个社会的法治文明建设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另外，法治国家的建设也离不开律师的帮助，律师在一个国家的地位如何，反应了这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发达程度，不难发现，任何一个制度都不能完全约束住公权力的扩张，而律师作为独立于公权力之外的法律职业人，自然肩负起保证法律公平正义的使命。律师行业的发展，也从侧方面反应出司法体制改革是否落实到位。很难想象，如果一个司法制度无法保障律师敢说真话，这个司法制度还怎么能保证法律的公正性。法治中国的实现，不仅仅需要政府执法机关的清正廉洁，也需要律师专业的法律知识对其进行监督。面对“法律之上”这一要求，公权力机关需要承认自身的不足，不能把自己放在群众的对立面，而是应当把大度的把自身的缺点展现出来，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建议，而律师作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员，能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及时指正行政机关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将批评建议权的行使落到实处。

在我看来，随着律师地位和权利的不断完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就能够得到充分保障，这不仅仅是帮助一个人解决问题，而是将维权风气借由个案传播到社会之中，使得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具有依法维权的观念，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这种社会风气的实现不能光靠司法机关的努力，也需要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全力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帮助法治国家的建设。

四、结语

在如今法治中国的理念下，律师行业面临着许多新的变化，如何正确把握这种变化对 整个行业的影响成为职业律师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律师作为公民行使权力的帮助者，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帮助当事人规避不正当的法律风险，在诉讼过程中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收公权力机关的迫害，这不仅仅是律师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中国的基本要求。换言之，如果律师能够在社会规则中践行法治，把法治中国的感念融入到社会中，让人民群众深刻理解法治的内涵，我认为，这才是当下职业律师最应该做到的事情。

第五篇：中国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一、命题的由来 经过20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社会一改数千年来的传统，开始迈开了从人治社会向理想的法治社会转变的步伐。尽管人们对法治社会的描述娓娓动听娓娓动听，论理也十分严密，然而，中国为什么要建立法治社会？中国建立法治的社会基础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经常令笔者为之苦思。记得一学者说过：“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可能不是现实的制度，因为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现实且稳定的社会支持率即合法性基础，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制度的。” 不得不说，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人们可能并不难在理论上加以区分，然而，如果要在实践中缩小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恐怕就不会那么轻松。而且，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由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造成理想落空的悲剧不胜枚举。尤其是，当一种文化，特别是一种代表着人类文明潮流的文化进入某一社会领域中的时候，与本土文化进行接触时，由此产生的社会冲击确实也相当可怕。当然，在问题的正面，某种理想的理论在现实中实现其价值时，社会对此所下的定论自然是某某理论与某某实践成功结合的典范。但是，应该承认，中国眼下进行的法治社会建构活动，无疑是一种理想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结合的尝试。这种尝试显然是在局部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的。换言之，这种尝试已经使法治在中国社会中找到了一定生存的土壤。然而，从法治的内容建构看，尽管中国已经在法律制度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是，要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引入法治社会，仍然必须寻找法治生存的社会基础。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忧虑，笔者才尝试着进行力所能及的思想，试图在中国的法治理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之间寻找契合点。

二、法治理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 ——来自地方性势力的挑战 法治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形象，并不如现今这么风光。在新中国50年历史的较长时间里，她总是被人为地披上异质的套装，被掩盖了她丰润的文化内涵。在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年代，她被视为剥削阶级的思想，而且与社会主义格格不相容。即使在改革开放，中国法学开始进入其复兴时期，关于法治含义的议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关于法治的真实含义仍然为社会所模糊。虽然在中共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建立法治国家的方针，而且，这一方针基本上反映了近20年来中国关于法治理论研究与探讨的成果，然而，不得不承认，这一方针距离法治本身的含义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作为法治方针政策的社会表现，“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的口号尽管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些口号集中地反映了法治在中国政治决策层和社会大众中的一般形象。应该说，“依法治X”本身，与我们在实践中建构的法制本身并无大的区别。政治学者刘军宁对有关法治问题作了令人饶有兴趣的分析。他通过对法治来源的考察，将法治与法治国加以区别。指出：（1）法治起源于自然法思想，根据自然法的契约观，体现保护民权、限制政府的权力的要求。而法治国则起源于实证主义法学，强调作为立法者的统治者的意志及权力至高无上。（2）作为法律实践的法治，体现了对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偏爱；而法治国则偏爱国家。（3）法治强调法律是被人们能动地发现的自然法则，而决不是统治者的权力意志，法治国则强调法律是统治者的意志。（4）根据法治的思想，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普遍的、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而根据法治国的思想，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统治者本人的具体的个人意志。另一位学者则对“以法治国”与法制相联系并加以评析道：在“以法治国”的概念之下，法律主要是一种治国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对中国而言，从根本上说，法治无疑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为此而展开的追求行动中，出现与理想的差异或许在所难免。[!--empirenews.page--] 很显然，在理想的法治与现实的法治追求行动中出现了不可不重视的距离。因为，如果忽视这种距离，可能会造成目标的设定与目标追求行动出现南辕北辙的局面。如果说，这是一种物理上的距离，社会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来缩短。可是，作为一种理念上的距离，恐怕不能够等待某种技术的出现才求得其解决方案。因此，及时地审视这种距离，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进行及时、适当的调整，不容置疑，是必须且必要的。然而，在中国出现的上述的距离，究竟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确实是令人十分关心的。有学者指出：近十年来中国法制发展的方向，其实是以建立法治社会作为目标的。尤其是，通过法制建设，法律至上权威的观念已经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层次的确认。但是，在涉及法治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时又指出：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秩序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各种社会经济秩序，一直是十年改革和发展、包括法制改革和发展的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可以直观地说，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控制”，实现“安定团结”似乎已经成为法制=法治的必然任务。这又是值得我们忧虑之点。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经过20年左右的法制建设，中国的确开始逐步摆脱了人治的阴影，人民享受的权利和自由比中国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广泛和坚实。然而，在对作为改革结晶的从法制向法治转化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考察时，不应忘记的是，中国的法治依然面临着来自社会基础的巨大制约。法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影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与此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向来是表现为头大尾小。一方面，某一个集团依靠军事力量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另一方面，政治权力稳定却是以脆弱的家庭和宗族为基础的。以家庭和宗族为基础建立的中央集权的脆弱性表现为：中央不得不依靠地方的势力封建割据来维护中央的集权。由此而来，中央不得不将权力下放给地方，包括全国税收、军事、司法等等国家级的权力。权力下放的结果，势必造成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紧张。然而，历代政权为了摆脱这种紧张关系，采取的是要么让步，要么消灭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这种比较单纯的手段。而不是选择通过某种具有制度性的约定确定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各安其守的目的。因此，中国历史上貌似强大的中央集权，却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可以普遍适用的制度及规则。地方性司法、地方性规则的惯力十分强大，它们直接地阻碍了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同时也为全国性规则的形成制造了障碍。以18世纪清王朝的政权建设为例，中央政权的权力机关在被地方性权力侵袭到极点时，中央政权实际上名存实亡。随之而来的地方性的以家庭和宗族为根基的权力网络蔓延，并支配地方的民生。中国在19世纪下半叶以后遭受列强入侵，而缺乏有效抵抗、终于丧权辱国的主要原因，向来被归纳为政府的腐败无能。然而，其中地方性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抵抗，地方性势力之间缺乏有效的配合、协调，形成“一盘散沙”的格局，不能不说也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中央政府的强大和建立适合全国的“法治”并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如果没有通用于全国性的规则，则缺乏全国性的统一的政治运作和经济沟通。其结果必然导致政令、法令的分散。[!--empirenews.page--] 这样的情况，在强调法治的当今中国，理论上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在以法治为目标而实施的法制建设运动的推动下确立的法治理想和法律至上观念，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是否能够扎根结果，并不仅仅是令人怀疑的问题，而是出现了社会对法治形成阻碍的现实。在我们声称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同时，法制的实施也出现了地方化的弊端。在法制实施的过程中，这种地方化突出地表现于司法过程中。在司法改革中，人们痛心于司法权力的地方性分散，而疾呼反对地方[1][2]下一页 保护主义。当然，如果仅仅是局部性的地方保护主义，肯定尚不足以令人们担忧 这里令人思考的问题是，在封建时代，建立于家庭和宗族关系基础上的政权，由于政治权力的地方化，导致了行政、司法的地方化。而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在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时代，何以会出现与历史相近似的地方呢？ 1996年，留美归来的朱苏力博士出版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在全国法学及其它理论界掀起了关于法治发展的热烈议论。关于建设法治与利用本土资源的议论在一般民众和政府部门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间接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民众对法治的一般心理。当然，或许就朱苏力博士的本意而言，他倡导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法治革命，强调的是利用本土的甚至地方性的资源及知识去建构法治。然而，在中国社会文化中，这种善良的建议被理解为“依靠”的是本土资源。而且在一般性的议论中，这种本土资源被曲解为只要是符合国情的都应该得到利用。而不管它们是否合乎法治的要求，尤其是否合乎全国性法治，乃至是否符合“国际接轨”的要求并不十分重要。然而，任由地方性知识及地方性“本土资源”的膨胀，必然会引发与法治要求不同的价值冲突。司法领域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无疑是这种冲突的要冲地带。以地方性的家族、宗族网络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知识，在中国社会中是否存在，自然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法治发展方向和进程。在近几年的中国法制新闻中，关于法治建设的一些负面消息总是令人担忧。山西省出现的“三盲”院长，云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利用权力某“单位福利”及个人私利的行为等等，无不体现了司法运作的地方性色彩。如果说，地方性的法治问题仅仅停留在司法层面上，对我们来说或许不是最坏的局面。然而，当我们深究地方性保护主义时，总会在地方性在行政运作上遇到阻力。可以说，这种阻力势必关系到政治层面。笔者虽然已经意识到这一层面的社会问题，然而，囿于资料，只能够点到为止。

三、中国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中国法治发展，离不开中国社会作为及基础。然而，中国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是否完善？则又是我们必须费心加以斟酌的。应该说，中国当今进行的法治建设，自然是前20年法制建设的延续，也可能会是后来真正的法治理想现实化的重要过程。然而，对根植于中国社会基础上的法制建设，如何转变为理想中的法治，必定要与社会构建工作同步进行。换言之，中国的法治发展不能单纯是法治自身的发展，而应该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展开。[!--empirenews.page--] 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多元经济体制得到确认和发展；在文化领域，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实际上已经影响着社会生活；在法律领域，权利性的观念已经逐渐广泛渗透于社会的不同阶层。毫无疑义，这些变化为法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条件。然而，来自不同领域和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关于法治观念的差异，利益要求的差异，又在实际上阻碍着法治的进一步发展。上面介绍的政治学者刘军宁关于法治与法治国的议论，确实发人深省。在法治国的领域，义务性要求总是占据主要的地位，因此，抵抗和回避总是成为人们对“法治”的基本态度和行为。而在法治领域，权利性赋予总是先导于义务，并以实在的实惠诱导人们遵循法律获得相应的权利和利益。在私法领域，义务的实现总是伴随权利的到来，因此，人们热衷于契约性的交易。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法的扩张往往意味着权利的扩张，而这种扩张并不是依靠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也不能依靠约束性的地方资源来完成。相反，如果在国家和地方的有效权力的统一和保护之下，这种权利扩张会加快其步伐，并进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意味着人、物资、资本和服务合法和自由的流通。而要保证这种流通，普适性的法律将发挥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前述的关于法治的地方性阻力，不仅对法治本身，即使最作为法治基础的市场经济都会产生严重的危害。因此，要保证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发展，建立全国性通用的规则，应该尽可能在以下方面采取必要饿措施。首先，法治观念的确立。这意味着，第一，应该从现有的“依法治X”形态向权利自主形态转变。法治不应再简单地作为工具存在于社会之中，而应作为体现社会最高价值的准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指导地位。向来的工具主义，以及极具工具主义色彩的“依法治国”的口号，其积极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显现出不足，反而化为消极；第二，法治应该是普适性的，不应受制于局部的、地方的利益和要求。更不能受制于仍然存在于中国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裙带关系、宗族关系。其次，在多元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中央和地方之间健康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这里实际上指的是政权运作的法治化从中央向地方延伸，避免政策施行中出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复现于社会。因此，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以法的方式确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化解实质上紧张的地方和中央的关系，避免法律实施的地方化，是发展法治的明智选择。再次、继续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改革，通过改革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农村的和都市的社会结构，建立稳定的法和制度，确立人的基本价值，实现人、物资、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通。在稳定和制度框架下的主体流动，意味着各种稳定的规则逐步能够“随人而行”，以检验其普适性。还有，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法治的国际接轨，这已经是有识者的一般共识。中国已经决意加入WTO，有关适应性规则也陆续诞生。表明了中国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经济上逐步融入世界范围。为此，中国的法治也将经受最大的挑战和检验。[!--empirenews.page--]

四、结句 中国对法治的理解受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观念以及司法传统司法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往往会引导国人排除法治，而不是追随法治。中国的社会基础中，上述因素的弊端正逐渐被一般人所认识，通过法治建设，革除这些弊端，对于法治的建设和发展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要从根本上改变排斥法治，建立能够容纳法治的社会，绝非简单。中国法治建设任重道远，愿国人为此共同努力！[1] 晓龙：《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载于《公共论丛》1996年第2期，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2页[2] 《法学词典》（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5页[3]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伤害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5-151页[4] 周天玮：《法治理想国》，商务印书馆长999年版第77-78页。[5] 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二把手49-362页。[6]（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276页。[7] 昂格尔对中国没有没有走向法治之路的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由于缺乏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依笔者的意见，对多元主义以及宗教思想加以排的势力，首先来自地方。[8] 这里使用或许的字眼，主要是怕由于自己对苏力观点的理解有误而用。[9] 周天玮，前注书，第204-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