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治功能的二重性
2000年10月18日 01:41 郝铁川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在我国，现代法治的功能和作用应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一是忠实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反映人民的根本意志；二是努力改造人民群众中的某些落后意志。目前，学术界对前者论述甚详，而对后一种功能则语焉不详。
人民群众中有无落后意志？答案是明确的：有！刘少奇同志讲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的一段有趣往事，提出了这一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在几万工人中，有绝对无限的信仰，工人工作、生活大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是不满足，还要更前进：
（一）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
（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一半；
（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和工程；
（四）工人要扩大工会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的琐事。”刘少奇同志认为，“工人们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一种落后意识支配的错误行为。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解释不清，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结果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发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正当我与工人产生裂痕时，敌人进攻，准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了这种进攻，工人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李立
三、刘少奇明明是代表工人们的根本、长期利益的，但却不被工人们理解、接受，反被工人们打骂。这说明工人阶级的意志中并非全都是科学、理性的，阶级性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先进性。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今年9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亚太峰会期间的反对全球化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令人惊心动魄。示威者人数头一天就近万人，第二天则超过万人。这点人在澳大利亚就算不少了，因为它总共只有1900万人口。据说，自从70年代反越战示威以来，澳大利亚人还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更令人注意的是，示威不是由哪个政党策划、组织的，而是由几个活跃分子在因特网上建了个网页，网址是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二篇：中国律师的法治功能发展
中国律师法治功能的发展
律师制度的最早萌芽出现于公元前二三世纪的古罗马时期。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律师制度也在不断发展成为人们维护自己权益的一条路径。1996年5月15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律师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虽然律师法已经在中国实行了有17年之久，但是律师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完全的。因为律师作为辩护人除了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出于其一定的营利性还会成为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脱罪的一条途径，因为中国是一个注重人权的国家，对于案件当事人的保护也是法律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法律和律师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这样的矛盾下，律师如何发挥其适当的作用来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做出贡献呢？为什么美国的律师的社会地位这么高呢？这都是我们在探寻律师在社会中发挥的法治功能所必须要考虑的。
著名法学教授、学者季卫东先生在他的《中国律师的重新定位》中的阐述道：如果我们真准备从2013年起厉行法治，那么首先就必须为律师正名。这一句话无疑透露出当今律师界确实存在着一些不正之风，并且对于这一部分的不正之风已经引起了社会对于律师这一职业的怀疑和不认可，这显然是对中国法治建设不利的，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可，律师这个职业必定是要经历很大的挫折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立法开始，严格规范律师的行为，并且独立，同时赋予律师相应的权利，但是也要把律师的行为公开，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样才能形成完善的律师制度，这样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也能避免有关司法部门的徇私舞弊，从一个长远的目标看，这样的规定形成之后，也容易得到人们的信任，从根本上获得人民的支持，进而有效推动律师的法治功能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作用。
另外，对于律师的法治功能的发展，我们还应注意的是要把国家的政策和法律的现实发展结合起来，因为当今社会是一个更新速度极快的社会，如果我们不能适时应对，一旦出现突发情况，便会容易出现失误或者和现行法律相违背的情况，并且对于律师的法治功能要尽量具体化，比如把民法和刑法适当地区分，提出相应的专属权利等，不仅可以具体适当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还能使强制和合意出现最为理想的状态，达到社会的稳定和谐。
第三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阴阳二重性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千里之外的西欧大陆上西班牙舰队整装待发，将于第二年全部出动征英；而在中国，这块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土地上，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正如作者所言，“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这些小事如同锈迹斑驳的齿轮，相互咬合着嵌在钟表的机芯，推动历史的指针缓缓转动。大幕徐徐拉开，命运框住的悲剧悄悄上演„„“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得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是的，这是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当日的封建制度已至山穷水尽，每一个人都被命运那无形的丝线牵引着，一步步走向惨淡的深渊，当历史的洪流滚滚而来，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然而，正是有了这“无关紧要的一年”，正是有了这“历史的大失败”，才可以保证中国与世界潮流的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以古为鉴，这些事件的启示意义不言而喻。作者以各个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而形成的细密而交叠的网格，这样延展开来的大历史观的确让人感到震撼。
书中几乎处处都体现了阴阳的存在。烛焰跳动、日影反照„„在堆叠的屋瓦和密层的树叶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光影斑驳、阴阳并存的世界，而那一个又一个悲剧人物无不是穿梭于这错杂光影中，在阴阳交叠中挣扎。在这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封建王朝中，一切都依照道德和“礼”的秩序运行，表面上看这样的“阳”推动着历史车轮的前进，然而这样的统治系统对人们的压抑和限制日益明显时，整个王朝已在缓缓倾斜，历史的轨迹也偏到一边。压抑在人们心中的“阴”，即私欲的枝叶便伸展开来。然而阴者中有阳，阳者中有阴，每一个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我们并不能明确地把王朝的覆灭归咎于任何一方。不过正是这二者的并存，才为后来的阴阳冲突埋下了伏笔。
万历皇帝朱翊钧具有典型的 “阴阳二重性”性格。从幼年开始，他就被禁锢在皇宫大院之内诵读“儒家经典”，接受封建礼教的正统教育，不能够稍有越轨。在登基之后，更是受到各种繁文缛节的束缚，但为了治国的理想，他也默然接受。他励精图治，热心参与各种典礼，策励臣工趋向勤俭笃实。为了巩固政权，他依靠张居正、冯保等人，清除了傲慢并轻视皇权的高拱。当张居正权势日益增强，他又顺应大部分臣僚的意图，削弱了张居正的势力。但随着年龄地增长，他也逐渐认识到自己在僵化的行政事务中如同一具机械，属于“人”固有的那份个人情感也在日益膨胀，在立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封建礼教和个人情感的尖锐冲突下，他优柔寡断的性格让他在阴阳中不断挣扎，最终他选择了消极待政，一度消沉下去，于是历史上就多了一位慵懒无能的皇帝。
张居正更是具有阴阳两重性的典型人物。张居正身居要职，是普遍认为的有眼光、有心计、有魄力、有谋略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一方面，他尽心尽力辅佐年幼的万历帝，采取断然措施解决轻视皇权居功自傲的高拱而登上“首揆”之位，在危难时刻保障了皇帝的安全；同时又监管万历的教育事务，以严师的身份督促小皇帝认真读书，并以礼教的要求，指导万历帝如何尽孝、如何关注苍生、如何厉行节约，俨然是一副鞠躬尽瘁的忠臣加严师的典范。另一方面，“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及其奢侈。他聚集了许多珠玉玩好和书画名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但是，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力”。这样一个清正廉洁、忠于皇上的正面人物，除去仁义道德的光鲜外壳，私下竟倚仗万历皇帝的支持，利用制度的缺陷，玩弄权术，削除异己，安置亲信。最终身败名裂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申时行虽然行事风格与张居正截然相反，但也“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和卖友误君的小人”，“只不过老成练达的申时行善于洞察事情的阴和阳罢了”。张居正如此，申时行如此，而其前辈高拱、严嵩，甚至整个文官集团又何尝不是这样的“阴阳”人物。
即使公认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在教诲将士为国捐躯，拼死疆场的同时，也难逃暗中纳妾、行贿贪污的牵嫌。甚至连最享盛名的礼仪典范海瑞，也“并不是完全不懂得阴阳之道的精微深奥”，“他阳求罢免，阴向管理人事的官员要挟；如果你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以诤谏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如果不敢罢黜我，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而名士李贽性格的两重性则更多地表现在思想道德上的迷茫和矛盾。李贽无疑是封建社会中具有叛逆性格的思想家，他虽然已经意识到“礼仪”的虚伪，但他在斥责“礼仪”的同时，却无法构建足以抗衡“礼仪”的理论体系，最后只能在迷茫和矛盾中了却一生。
可见，随着大幕的徐徐拉开，登场的人物无一不在阴阳两重性的挣扎中走向悲剧的结局，这样的巧合的确引人深思。大明王朝道德的扭曲、法律的缺失正是在这样的阴阳困惑中得以体现。正如作者在附录中所言，“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户造车，不顾外情势的单独决定。”也许拥有这样的大历史观才能全面地剖析历史、感受历史。
第四篇：走向教育的二重性论文
论文摘要:安东尼·吉登斯是当代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大师之一，以其结构化理论闻名于学术界。文章认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得以形成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吉登斯自己的学术旨趣,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结构化理论主要是从结构二重性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为分析教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视角，个体受教育娇过程就是一个个体行动与教育结构互动的过程，教育活动处处体现了结构的二重性。
论文关键词:结构 二重性 教育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1938年出生在英国伦敦北部的艾德蒙顿，曾任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院长，布莱尔首相的精神顾问，是国际著名社会学理论大家，拥有14个荣誉学位。吉登斯以其结构化理论成名并驰骋于社会理论界，那么其结构化理论对教育领域的影响是什么?换句话说，教育领域可以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得到什么有益的启示?学界对这一问题探讨不多，本文就这一问题发表一己之见。
一、结构化理论的形成过程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一跳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不例外。“结构化”(structuration)一词其实首先出现在他在1973年出版的《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一书中，他讨论了阶级结构化的类型和水平，而后在他1976年出版的《社会学方法新规则》中初步论述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在他197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中，结构化理论的实质内涵已经显现，在他198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一章里，他的结构化理论得以完整的勾画。但是，结构化理论却是在吉登斯1984年出版的《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得到系统阐述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得以形成主要受三大因素的影响，下面我们诸一分析。
首要的因素就是吉登斯本人的学术旨趣和目标，即他要力图解决社会学中存在的“原罪”问题，力图构建出一种新的具有一致性的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存在的终极价值就在于它要解释主体与客体、行动与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是它的基本问题，具有不变性和稳定性，是社会学的“原罪”。在社会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两大流派，一派是社会决定论者，这是社会学的主流，一派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社会决定论者认为，人的行为受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的制约，个人的意志、主观能动性被淹没在社会的结构中，不得以彰显，社会结构既独立于个人之外，又强加于个人的身上。而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却认为，社会是由许多的个人所组成的，所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都是这些个人的有意识的行动的结果。每一种社会事实都是许多个人行动的结果，是他们的情感、意志、理性、信仰的体现，是导致和解释社会变迁的因素。社会决定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二者的观点是相反的，各自走到了它们自己的极端。社会决定论派过分地强调了社会事实对个人行动的制约和决定作用，而方法论个人主义却是过分地强调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解释和解决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这种流派中，也存在着中间派别，但是，他们的理论观点，不是处于骑墙，各打五十大板，就是较多地带有或者社会决定论的色彩或者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色彩，所以可以大致上划归到两个极端派别之中的一派中去。吉登斯就是要从理论上解决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虽然吉登斯自己极力地否认迄今为止有理论的存在，认为理论的建构也还是一项远待实现的抱负，但他的实际行动却为我们建构了他的宏大的结构化理论。
除了要解决社会学“原罪”这一学术上的因素导致了结构化理论的诞生之外，还有一个社会性因素起了促成加速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各种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是一个“社会大实验的时代”，各种团体都活动在社会的大舞台上，诸如，反战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嬉皮士、黑人社团等等。按照吉登斯的看法，60年代的这些运动虽然昙花一现，但是它们的思想和主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使生活方式获得了一种迄今尚存的流动性”，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者说，社会学的理论应该对这些运动和变化做出预言和解释，但是无论是以前已存的社会学理论还是社会学的理论家们都没有提到过这些现象，更不用说对此作出解释了。如火如茶的社会实践没有被社会学家们所关注，他们还静悄悄的进行着他们自以为是的研究工作，这是社会学家的疏忽，因而遭到了许多评论家的批评，称“现代社会学处于危机状态中”，吉登斯也以一种入世的态度认为，社会学理论不用于实践就意味着这些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社会学理论就应该服务于社会变动不居的生活。所以，吉登斯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序言中说:“我写这本书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当代社会理论应该有一个激烈的变革。这样的变革应该从重新审视那些确立现代社会学主要框架的社会学家的著作开始。因此，社会学家马克思、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就应该备受关注。”结构化理论就得以酝酿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中。
第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在系统梳理三大社会学家的理论过程中，吉登斯深受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的影响，找到了他构建其结构化理论大厦的基点，那就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写的历史名言。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急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由是，致力于自己的学术目标，反省于马克思的名言，深受so年代社会运动的影响，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得以逐渐地形成。
二、结构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最突出之处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点为，吉登斯将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转变成结构的二重性。所谓结构二重性，吉登斯认为，就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结构二重性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基点，以结构二重性为基础和关键，运用他自己创造的一套概念，吉登斯构建了他的宏大的结构化理论，从结构二重性的角度去分析行动与结构、个人与社会的辨证关系;第二点为，吉登斯在处理二重性时有其独创性，他超越了以前的将社会与个人的交互作用定格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上，一些伟人身上的局限，而是认为人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作用都体现在日月常行之中，体现在我们熟视无睹，浑然不觉的平凡生活中。也正如王铭铭所言:吉登斯认为“人的能动性发挥和社会的制度化构成，都是在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看起来支离破碎的活动中实现的”。
不同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开始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一自我，因为个体是活生生的存在，实体的存在是个体行动的开始。正是在个体这里，结构化理论开始了自我的反思，划分出了话语意识、实践意识和无意识，挖掘出了自我的本体安全感和信任感，这是保证个体行动流得以绵延，保证惯例得以维持的心理内驱力。然后，结构化理论开始向外拓展，将身体定位在一定区域中的时空之中，开始了个体活动舞台和场景的探讨，因为行动总是处于一定的、具体的时空之中，而时空的分离也就意味着行动的“延展”，但是特定的行动的定格总是处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上。在将个体的行动区域化之后，吉登斯又开始拓展论述的空间，对行动的结果跨越时空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方面的作用和特性进行探讨。结构化理论从个人转到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从行动转到与之相联系的结构。总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突破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出发看问题的栓桔，从结构二重性的视角出发去解释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所关注的是社会的结构在平凡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形成过程，所要阐明的是社会实践是行动者的实践，没有人的能动性活动，就不会有社会实践，就不会有所谓的结构，结构就体现在行动者的连续行动之中，制约着行动者的行动，并不断地被行动者所利用并在行动中被生产出来，换句话说，结构化理论所要阐明的是社会的结构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作为行动者行动的结果被生产出来的以及又是如何作为行动者进一步行动的条件被不断利用的过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起笔于个人，落笔于社会;起笔于自我，落笔于制度，阐释了个人的社会性和社会的个人内在性，也可以说是行动的结构性和结构的行动性。我们这里不妨引用王铭铭为《社会的构成》中文版作序时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概括，他说:“吉登斯的观点概括起来是这个样子的: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安全感和信任感，而这种感受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制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Routine)。惯例形成于人们的实践中，并能通过实践的重复在人们的意识中促发一种指导人们行为举止的‘实践意识’（practical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不需要言说、不需要意识形态话语的宣扬，就能够对行动起制约作用。因为个人受着实践意识的潜移默化，所以他们大凡能够‘反思性地监管’(reflexivelymonitoring)自己的行为，久而久之使自己和他人达成默认的共识，使人在社会中定位及社会这棵大树在个人心目中生根成为可能。
对于吉登斯来说，最主要的客体性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人只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相遇，而时空像社会剧场的脚本一样在规定着人与人之间角色的分工。不过，它不是武断的法官，也不强制性地分配个人在社会中的‘席位’。人与人的共同在场(co-presence)是互动的基本条件，而为了共同在场，人们不得不针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时间和空间的‘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就是在这种共同在场的要求中获得力量的，它通过把人的社会活动场景‘固定化’，创造性地促发日常生活的惯例，使人的实践意识固定在特定的客体性场景之中。”
王铭铭还说:“《社会的构成》实际上是为了理解并回答两个意义重叠的问题而写的:我们是否可以被认为外在于人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到底是如何形成的?……《社会的构成》实际上所要表明的是: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也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人被一个自己制造出来并生存于其中的庞大的机器包围着、控制着，也如吉登斯本人所言的:“人的历史逃离于人的意图，但却回到了由这个逃离所影响下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面前，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持久的特征”。
三、结构化理论与教育
在三大因素影响下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突破了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从结构二重性的角度去分析行动与结构、个人与社会的辨证关系，为我们分析教育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视角。从结构化理论所提供的角度来看教育，教育也处处体现着结构的二重性。
教育，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看，是帮助个体进行社会化的场域，是培养和形成自我的活动，作为社会整体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身就具有结构性的特征。个体生长于社会之中，以社会为其活动平台，也就是说，自我形成于社会结构之中，因为整个社会就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个人的具有社会性，同时社会的也具有个人性。尤其在学校教育的过程和活动中，个体(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过程、社会化过程正是反映了行动与结构之间所具有的结构是行动化的结构，而行动则是结构化的行动的辨证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就孕育在教育活动的日常安排当中，体现在上课、下课、午饭、晚修等切割了时空的平常琐事之中。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一所学校，其实就是进入了一个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环境里，在这个被切割了时空领域，被各种课程和活动占满了时空的环境里，每一个学生就是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行动者，他们成长的过程就是与别的同学和教师交往，去学习各种知识和能力，掌握各种行为的规范等等，进而型塑自我的过程。可以说，学校的各种行为规范和制度最能体现教育结构的二重性特征。学校的日常行为规范和制度的形成是根据师生们的活动所制定的，可以说是师生们的活动的结果，但同时，这些行为规范制度却又是师生们行动时所要遵循的，它们制约着师生们的行动，这是体现结构制约行动的一面，因而我们可以认为，“结构”中有“契约”的涵义，而每个进入学校的教师或者学生都要处于这样的不可逃脱性的结构之中，这样的结构也被师生的活动进行着生产和再生产，学校教育制度的长时段的变迁也就孕育在这样的活动中。在此图景中，外在的结构性的制度与规范与师生们的日常作息紧密而又自然地蹂合在了一起，村落中的小学也具有了国家的意义，这就与彼得·伯格的辨证的社会化理论有类似之处。伯格的社会化理论表明，个体社会化过程就是一个个体不断地进行“内部化”的过程，它与“外部化”、“客观化”交融在一起，相互作用。按照伯格的观点，所谓“‘外部化’，就是指人们自觉地和不自觉地生产和创造外部世界的活动和过程，是由人类的生物性存在本质所决定的”;所谓“‘客观化’，指的是这种由人类所创造的外部世界具有了客观性，象客观事实那样摆在人们的面前”;而所谓的“‘内部化’，则是指人们把已经客观化了的世界重新吸收进其意识之中的过程”，“内部化的过程，即社会化的过程不单是一个被决定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是一个自由行动的过程”。每个人所有的行动所具有的意义都是自己所赋予的，换句话说，是自己让自己的世界和外在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意义，“具有一种可理解感和可依附感”。
所以，个体(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个体将已经客观化了的外部世界赋予自己的主观意义，纳入自己的意义世界，从而在进行内部化和接受外部世界的同时对外部世界进行创造和重塑，进行着外部化的过程。但是，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我们所得到的独特的意义是: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就完成在个体的日常活动中，行进在有计划的或偶然性的行动之中，体现在日常习惯和惯例的培养中。也就是说，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成长过程是一个个体自身与自己最切近的外部世界相互作用中，逐渐接纳外部世界，于点滴琐事中创建自己的世界，使自己有意义的世界得到扩展的过程并同时创造外部世界的过程。因而，教育的过程要在日常的教与学中培养个体对所在学校和所在班级的认同感，使个体有一种感情上的归属感。对待规则总是认同之后才能去接受并内化为自己行为的准则，进一步转变成为自己行动过程中的实践意识，借以扩展自己的有意义的世界。但是自己意义世界的扩展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外在的学校规范和制度的制约下的扩展，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内心的感受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和融合过程就体现了吉登斯意义上的行动创造结构，同时结构又为下一步行动提供了条件和中介的内涵，与日常行动流处体现了结构的二重性。从结构的二重性角度分析教育正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带给教育分析的一个新视角，是他的理论带给我们教育的最有益的启示!
第五篇：论管理学研究范式的二重性
论管理学研究范式的二重性
【摘 要】范式是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而管理学的研究范式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关于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诸多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前者体现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后者体现科学性。其实二者本质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认识世界的西方大范式。
【关键词】管理学 研究范式 二重性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
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西方的管理思想和学说从产生的时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管理理论，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泊的组织理论等；第二类是行为管理理论，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人际关系学说，而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第三类是当代的各种管理理论，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这三类理论只是产生的时期有先后，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它们相互影响，继承演变，形成各种流派。根据不同的逻辑起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有两个范式，一个是以组织的效率为起点，另一个是以人的需要为起点。前者被称为科学主义范式，后者被称为人本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是以组织的存在为根本，把人纳入组织，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人本主义范式把人的存在和需要作为根本，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组织目标。
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以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为代表，通常把科学主义范式称为泰罗范式。该范式的核心是如何使工作更加多产和高效，“科学管理”注重的是如何改进职工的工作表现，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辩识性和可重复性，泰罗坚信通过确定出工人完成某项作业的最佳时间，管理者就可能判断工人是否干得出色。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带来了组织效率的提高。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在泰罗范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范式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在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其方法论范式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的强烈影响。这种范式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管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观察经验事实出发，研究和发展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内的一般性普遍规律。
科学主义范式体现在具有理性约束的个体追求服从技术规律和组织纪律带来的高效率。从人的行为特征来看，“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假定每个行为主体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管理原理、原则和制度必须以管理主体的个人行为为基础并且可以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单个行为主体都服从于技术规律，通过时间动作的分析，实现工作方法的标准化、工作条件的标准化和工作时间的标准化。适应这样的行为主体的组织是一个高度结构化、形式化、不受个人支配的集权组织。
三、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管理学范式的第一次变革是由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完成的，人本主义者指责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不道德的，是将工作“非人性化”，并把极具人性色彩的管理变成了简单的效率衡量。他们对科学主义范式提出批评，认为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的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管理问题，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应当重视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从人本主义范式的理论主张可以发现，行为管理是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对人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使得管理活动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更加符合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古典管理学的原罪促成了人本主义范式的兴起。人本主义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强调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认为组织及其关系现象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外化或客体化，是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严格来说，行为科学学派来自于社会学，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群体总是由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
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应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原材料、资本、机器、土地或能源，而是人。这里所说的“人”，是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他们是不断地被密如蛛网的人际关系网所包围，而他们自身也是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在人本主义范式中，整个人类的本性是由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他们反对科学主义范式把人看成仅仅是一味索取的自利主义的“经济人”，强调利他主义与给予的品质也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同时该范式强调人的潜质的生长与发展，而且这种潜质的生长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是不断成长和进化的，是随着时间和社会文化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早在西方科学发展的初期，培根（F.Bacon）就觉察到了对一切认识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束缚，并同时觉察到了摆脱这些束缚的必要性。他在对认识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进行诊断时指出，认识的使命在于把认识从社会——文化规定性中解放出来，使认识成为科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已经获得的合理性会随着促使它形成的那个过程的延续而削弱，合理性的操作特征会被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所截取和利用。组织理论学家布赖尔和摩根在《社会学范式与组织分析》一书中隐含地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有两条轴线，一条代表科学本质属性的连续体，另一条代表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连续体。科学的本质属性强调稳定性、可证实性和规定性，而社会的本质属性体现为永恒的变革。
四、结论
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分别是管理理论中注重技术与注重人的两个主要方面，这两种范式的发展构成了早期管理学发展的历史。前者注重的技术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创新科学主义范式不断变革，所以科学主义范式恰好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而人本主义范式注重人的需要，认为人是组织的核心，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而且是人，这样的观点恰恰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人是管理学研究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研究方法正是辨证的和科学的。组织及其管理的效率不仅是科学主义范式理性创新所产生的效率，也包括人本主义范式对工作认同的诠释所产生的效率。
从本质上分析，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西方大范式。这个大范式是由笛卡尔提出并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历史的发展而确立了下来。笛卡尔的范式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使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域，一边是科学和客观性研究，一边是哲学和反思性研究。这个范式决定着一种二元世界观，也是同一个世界的二元化：一方面是必须接受观察、实验和操作的客体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提出存在、沟通、意识、命运等问题的主体的世界，客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而主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人本主义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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