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库尔贝现实主义艺术的二重性

第一篇：论库尔贝现实主义艺术的二重性

论库尔贝现实主义艺术的二重性

〔摘要〕现实主义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社会评价和民主意识。它关注社会矛盾，同情下层民众。印象派继承和超越了现实主义的写实语汇，而其中的人文精神却失落了。重新讨论现实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库尔贝 现实主义二重性 社会评价 民主意识 纯视觉绘画语言

现实主义是一个特定的时期概念。以库尔贝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虽然在社会评述和纯视觉的形式探索上有着不同的权重，但是，它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评价和民主意识。1850年，现实主义者明确提出 “不美化现实”，主张“真实性”和“客观性”。对此，德拉克洛瓦却认为，艺术家正是为了躲开残酷的现实，才去从事艺术创作。而现实主义“却要强迫我看他们的肮脏［1］和畸形。”波德莱尔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粗俗、枯燥无味、缺乏想象之光的艺术”，现实主

［2］义者是“一群粗鄙的艺术家和文人”。库尔贝本人的理论和实践在三十年中也充满了矛盾和变化。这使得现实主义概念在当时就显得复杂多变。上世纪中期，现实主义的理论又引发世界性的争论。有人说：“照忠实描写自然这种广义说法来讲，现实主义无疑是造型艺术、文学批评和

［3］创作传统中的一个主流。”这种写实传统论剥离了现实主义特定时期的本质特征。针对西方现代的社会问题和艺术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又给现实主义概念增添了新的异质和复杂性。本文认为，只有历史地观照特定时期的鲜活的现实主义艺术，我们的讨论才会有益。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工业革命给资本者带来了极大的财富，却使无数的工人因失业而活活饿死。“战争和饥饿猛烈地震动了欧洲，在法国产生了最惊人的后果。因为它既提出了改变制度的政治问题，而且在欧洲可能第一次提出了阶级斗争的社会问题。”极端的贫困逼得男人、妇女甚至儿童参加街垒战。有人在议会中大声疾呼：“看一看工人阶级中间发生的事情吧„„，你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激情已经从政治问题转到了社会问题上？你们没有看见在他们当中逐渐传开的思想，绝不只是企图推翻某些法律，某个内阁，某个政治本身，而是要推翻社 ［5］会吗？”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问题成为了文艺家们关注及讨论的话题。“人民”成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思考的一个实体。乔治桑关注城市的劳动者，并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6］圣西门主义者认为艺术家对人民负有责任。《艺术家》杂志呼吁把人民的生活条件和他们的悲惨用文字和图画表现出来。雨果在《光与影》中说，“身为教化者的艺术家，”要用“思想的平静光芒”来照亮“社会的阴影。”

库尔贝就是一个追求社会平等的具有民主思想的斗士。他从四十年代初反古典和反浪漫的自画像系列很快转向社会问题。1840年以来，库尔贝就追随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各种自由民主思想。他信奉傅立叶主义，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参加1848年的革命，深受普鲁东的社会理论学说的影响。他拒绝了君王政体的授勋。他反对波旁王朝的复辟，参与、领导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投身于政治事务，最后被迫流亡瑞士，客死它乡。他非常同情劳动阶层，要改变艺术从属于皇权、宗法和上层政治的传统身份，扭转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虚拟生活而导致的社会价值理想的缺失，使艺术真正广泛地面向大众。这就是库尔贝的现实主义的理想和目标。1849年，他在沙龙中展出了《奥尔南的葡萄丰收》、《午餐后小憩》，五、六十年代，他创作了《打石工》、《奥尔南的葬礼》、《画室》以及《筛麦的妇女》等等。

当然，西方艺术史有悠久的写实传统，但是，以往的写实画家有的热衷于画弯眉和衣饰，有的常常赋予酒鬼和吉普赛人以皇家风范。“风格甜美的穆里罗，专画兴高采烈、亦真亦幻的场面。他把乞丐画活了，并且用暖色调鲜活地勾画出众生百态。如举着酒杯开怀大笑，或者拿一串葡萄咬上一口”。库尔贝则完全革新了以往的写实传统。首先，画家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和热［8］

［7］

［4］情去关注、去表现下层平民的生活。他画下层民众，并不是为了一时的好奇和取乐，也不再仅仅是道德的同情，而是具备着一种自觉的政治意识，一种呼唤平等和民主的社会使命。他说：“我不愿受政府的约束。我同情人民，我要走向人民，向他们学习，并从他们那里取得我的生命的源泉。”其二，在库尔贝的画中没有“皇家风范”，也没有“甜美的风格。”他在作品中坚决地剔除了以往写实作品中的娱乐性和世俗化的情节和细节。其三，库尔贝清晰地把对立的、抗争的精神和力量赋予了下层民众，图像中溢出了不满的情绪。《打石工》无意于给我们讲述父与子的家庭故事，《奥尔南的葬礼》则抽离了事件过程中的时空要素。《画室》把下层劳动者以组合的方式移进了画室。库尔贝以宏篇巨制来描绘身处穷乡僻壤的贫苦民众，场面宏大而没有故事情节，图式恢宏但气氛寂静。画中的人物总是如英雄般地坐着或行进着，透现出豪气和坚强。他们都是被密集组合成的阶级群体，他们身上的艰辛和不满，使得民主意识具有了群体的力量。库尔贝在波希米亚式的聚会中也总是强调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新的画意和政治意义的重要性。普鲁东敏锐地指出：“事实上，库尔贝在其写实主义中表现出我们从未有过的理想主义者的力量。„„库尔贝是一位批判性的、分析性的、综合性的、人道主义的画家，是我们时代的代言者。”

在帝国时代，普鲁东的这类评述，会使现实主义艺术及画家处于相当不利的社会环境中。路易·拿破仑复辟称帝后，法国的政治气氛骤变，新闻出版自由被重新禁止，具有民主思想的艺术家受到沉重打击，许多人被监禁或流放。正是现实主义艺术中的批判性力量，使当权者和官方沙龙感到不安。帝国美术总监纽维开克伯爵声明：“这是民主主义者的画，是要把自己放在世人头上的井市之徒的画，这种艺术使我生气和厌恶。”当《打石工》在布鲁塞尔获得好评之时，沙龙评审委员会却拒绝了《画室》并宣称：“要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这种绘画倾向，这倾向是法国艺术的不幸。”

库尔贝的人生和艺术是双重的。他为个展取名“现实主义画展”，却又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说：“现实主义者的名称被强加于我”。他一再声称自己的创作不受理想的影响，没有太多的社会性选择。他以此抵御了社会压力；另外，他在前言中紧接着强调：“象我所见到的那样如实地表现出我那个时代的风俗、思想和它的面貌，一句话，创造活的艺术，这就是我的目的。”强调自己的观察是客观的，又恰恰为自己的社会观念寻求了“真理性”的依据。要使作品的社会理想象“所见到的那样如实”，就必须让作品保持“低调”、“自然”，正如《打石工》和《筛麦的妇女》那样。库尔贝的民主意识是通过观察、表现日常的平凡的生活场景而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他没有象维克多·雨果那样运用艺术的对比手法。这种被客观化了的民主意识的社会反响更为强烈。这是他所期望的，也是他所担忧的。一个职业艺术家必需考虑生存问题，他必须在沙龙入选并获奖，以便能顺利地出售作品，维持生计。现实主义者商弗勒里后来与库尔贝绝交了，他在小说中对库尔贝和普鲁东的艺术社会观加以攻击。1848年革命以后，文艺家们的社会使命感日渐沉没了。职业化使许多艺术家不得不向平庸的生活屈服。商弗勒里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对我来说，我只渴望一件事，那就是可以挣一小笔钱，正好够得上温饱。„„事实上，没有晚饭吃，没有靴子穿，就此阐发大堆的悖论，是最为苦涩的生活。”在库尔贝的创作中也体现了这种无奈和转变，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二重性的另一面。从五十年代后半叶开始，库尔贝不得不向官方沙龙和有钱的订货者作出让步。他虽然怀着愤怒和遗憾的心情指责那些太太和绅士日趣味，但还是创作了大量的女人体、静物、风景和动物画作品以满足这些人，有的作品甚至屈从于庸俗的社会需求。在有的女性裸体画中，往往把忠实于现实性和沙龙艺术秀丽悦目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官方沙龙对库尔贝的创作变化马上作出了回应。早在1857年，批评家维克多在评击米勒的《拾穗者》时说：“当库尔贝先生在清除和纠正自己的画风时，米勒先生却在忙着滥用他的画风。”一些学院派的著名画家开始公开称赞库尔贝的精湛技艺，政府想以颁发“荣誉军团”十字勋章来笼络他。普鲁东和左拉等人则认为库尔贝放弃社会评议，已经倒向了敌人的一边。［11］

［10］［9］在不愿平庸和只好屈从之间，库尔贝尤其寄情于风景画和动物画。他与巴比松画家和印象派画家有了更多的接触，力求纯客观的视觉语汇和写实技法的探索，探索外光下的视觉图像。不可否认，对于以前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艺术思潮，对于以后的印象派思潮，库尔贝的写实语汇同样具有 “前卫性”。客观地看，这种创作变化增加了现实主义概念的复杂性，有的理论家把库尔贝的后期作品归属为自然主义。在中国，有的学者也因此把[Realism]（现实主义）译称为“写实主义”。

让我们回到库尔贝1855年个展的前言中。他表明自己力求“表达符合自己的评价的那些风俗、思想和时代的面貌；不仅力求成为一名画家，而且还要成为一个人。”六年后，库尔贝在安特卫普的画家代表大会上说：“现实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是民主的艺术。”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社会评价和民主意识，在于它对社会矛盾的深切关注和客观描绘，在于它对劳动民众的深切的同情。我们毫不犹豫地反对现实主义的“中性观”。库尔贝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态度影响着他对客观现实的观察和艺术创作。在特定的时代环境和特定的个人身上，信仰一定会对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人的信仰常常不会是纯然单一的和固定不变的。这就是库尔贝现实主义创作的二重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中的纯视觉写实语言的探索成果已经以新的形态为印象派所继承和超越，而其中的人文精神和社会关怀却失落了。现实主义赋于了十九世纪西方美术以全新的活力，它又激扬了俄罗期巡回展览画派的艺术生命力，并且延伸出了许多本土化的现实主义艺术概念。当我们今天反思那种文革现实主义艺术导致真实性和客观性的缺失时，反思中国当下众多的写实艺术作品中的社会批评和人文关怀的缺失时，重新讨论库尔贝的现实主义对我们仍然具有着现实的意义。

刘燕妮 刘晓东

引注:

［1］德拉克洛瓦.论美术和美术家.辽宁美术出版社.1981.287.［2］［10］［11］约翰·雷华德.印象派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50.15.12.［3］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215.［4］［5］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出版1985.355.356.［6］勃兰兑斯.法国的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03-412.［7］安娜·马丁－菲吉尔.浪漫主义者的生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169.［8］泰奥菲勒·托雷.艺术中的新思潮.新美术.2006第五期.［9］文杜里.西方艺术批评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76.刘燕妮：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论系（***）

刘晓东：宁波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

住 址：宁波市海曙区苍松路147弄2号1902室（315000）

第二篇：感受居斯塔夫·库尔贝博物馆

感受居斯塔夫·库尔贝博物馆

【摘要】 每年5月中旬，欧洲都会迎来一年一度的“博物馆之夜”，期间，众多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至午夜。居斯塔夫?库尔贝作为现实主义画派的开创者，其艺术造诣不用赘言。作为一次欧洲“博物馆之夜”的经历，分享参观其画作的感受比评价他的艺术高度更为切题。

【关键词】 欧洲“博物馆之夜”；居斯塔夫?库尔贝；绘画

[中图分类号]J23 [文献标识码]A

每年的5月中旬，欧洲都会迎来一年一度的“博物馆之夜”。这个泽被全民的文化活动最早是由法国文化部长倡议的，他在1991年提议每年在春天的某个周末将法国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免费向公众开放，让那些平时白天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经济能力去博物馆参观的人能借此机会来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并把这个活动命名为“博物馆之春”。到了2001年，这项活动得到欧洲理事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并在欧洲当时的39个成员国中推行开来。再后来，到了2005年，这个活动被赋予了“博物馆之夜”的名字，并在全欧洲41个国家统一推广。在活动之日，博物馆免费向大家开放到午夜。2012年的活动是在5月19号，是其举行的第八届。

当时，笔者住在贝尚松小城，早就对奥尔南的居斯塔夫?库尔贝博物馆倾心已久。2011年去奥尔南游玩的时候博物馆正在修建，如今有这个好机会，于是说服自己故地重游。奥尔南位于贝尚松东南25公里处，同属于弗朗什―孔泰大区内的杜省，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这里是度假胜地，不仅因为蜿蜒舒缓的Loup河穿城而过所营造出的小威尼斯的曼妙，还因为这里是现实主义画派创始人居斯塔夫?库尔贝的故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所以奥尔南虽小，但慕名而来的人也络绎不绝。

居斯塔夫?库尔贝1819年6月10日出生在奥尔南一个家境富裕的农场主家庭，母亲从小给他文化上的熏陶，并让他12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到绘画，后来他进入贝尚松皇家美术学院，但当时因成绩平庸而放弃绘画。1839年，居斯塔夫?库尔贝来到巴黎学习法律，与此同时又开始在绘画工作坊继续学画，并经常去卢浮宫临摹大师的作品，特别是17世纪西班牙画家迭戈?委拉斯贵兹（Diego Vélasquez）、苏巴朗（Francisco de ZURBARAN）、何塞?德?里贝拉（José de Ribera）对他的影响很大。居斯塔夫?库尔贝除了那些流芳百世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他的生命中最不可忽略的还有他的革命情怀。在巴黎期间，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担任巴黎公社委员和美术家联合会主席，热情为公社绘制旗帜、徽章和各种宣传品。他坚守着自己共和社会主义的信仰，拒绝了拿破仑三世的收买。巴黎公社失败后，库尔贝被捕入狱。1873年，经友人保释，库尔贝虽然出狱却不得不流亡瑞士，1877年12月31日终因贫困、疾病在瑞士的洛桑逝世。

居斯塔夫?库尔贝作为现实主义画派的开创者，其艺术造诣不用赘言。作为一次欧洲“博物馆之夜”的经历，分享参观其画作的感受比评价他的艺术高度更为切题。奥尔南作为居斯塔夫?库尔贝的出生地，成立一个纪念他的博物馆再合适不过了。在这里，他的画作按照创作的时间顺序井然有序地陈列在各个展厅，居斯塔夫?库尔贝早期画作中的很多景致至今仍在，讲解员在向我们介绍一幅田间主题的作品的时候，随手打开笔者身后的窗帘，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笔者一下子就看到了画中的那个山坡，那座教堂。这是怎样的惊喜呀？笔者惊叹于博物馆陈设时的巧妙心思，也惊讶于一个半世纪以来奥尔南小镇的安宁沿袭。当我们习惯、麻木于在钢筋水泥的壁垒中迷失的时候，怎能没有一份感动和感伤在心怀？借助声光电的巧妙配合，博物馆让浏览者常看常新地徜徉在现实主义大师再现的世界里。穿过那满目鲜红、象征着革命精神的走廊，走过还原了居斯塔夫?库尔贝最富盛名的画作《奥南的葬礼》的多媒体展厅，我一下子进入到一个灿烂明亮的世界，透过透明的天窗，阳光慷慨地洒落到展厅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有些刺眼。正当我对画作的保存杞人忧天的时候，讲解员告诉我这个走廊里陈列的都是复制品，因为真迹被法国其他城市的美术馆或者世界其他国家的美术馆收藏。居斯塔夫?库尔贝是个多产的画家，在他58年的生命里，一共创作了1500余幅作品，当然大部分陈列在他的故乡，还有一些知名作品散落在世界各地，因此居斯塔夫?库尔贝博物馆也一直尝试在合适的时间找到合适的机会将大师的一些作品买回来。比如那幅著名的《弗拉吉的橡树》（Le chêne de Flagey），这幅画现在在一位日本的收藏家手中，居斯塔夫?库尔贝博物馆正在与其接洽。他们希望从这个收藏家手中买回来，大概需要400万欧元的预算，买画的资金一部分来自政府的专项基金，更多的还是向社会募集，笔者刚才在博物馆的接待处拿到了一些介绍的材料，其中有一个插页对捐款有详细的说明。写在卷首的杜省的大区委员会主席的倡议朴素而动情，捐款的形式可以匿名也可以记名，捐款更可以依据法国法律抵消个人所得税，每500欧的捐款中有330欧用来抵消个税。文化的保护和复兴，匹夫有责。看完了这个插页，笔者觉得《弗拉吉的橡树》回家的日子近在咫尺。她还跟笔者介绍说，还有十几幅画在中国，是政府行为，为了筹备关于欧洲艺术的展览，笔者听到这里也很高兴，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国内看到它们。

走出博物馆，笔者突然明白了在那个阳光明媚的走廊里摆放复制品的目的，看似荒诞不经，却足以值得借鉴。这不仅仅可以让参观者完整地了解到画家的创作情况，更重要的是也可以提醒和鼓励大家为了买回画作而积极捐助。有文化财富固然值得骄傲，但是保护好文化遗产更重要。尽管个人力量单薄，但汇聚起来，就可以让我们的后代与我们共享前人的精神馈赠。“博物馆之夜”将文化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免去的是门票和讲解的费用，带给普通人的却是了解自己地区文化并引以为荣的机会。也许就是这一次不经意的驻足停留，改变了我们看世界的角度，启发了人们内心潜藏的自我认知，下一个大师，未尝不在其中。

作者简介：盛柏，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教师。

第三篇：论“汉乐府”的现实主义

论“汉乐府”的现实主义

摘要：乐府民歌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朵奇葩，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 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发展了《诗经》叙事成分。本文通过与《诗经》的对比，来论及乐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及其影响，班固在《汉书》中对这些民歌的评价：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乐府诗这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实际上是对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诗经》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的继承，对后代诗歌也有其更具体、更直接的巨大影响。关键词：现实主义比较汉乐府影响

《诗经》是我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影响。汉代乐府民歌的出现，不仅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且它的许多艺术表现手法，以及在诗歌形式方面，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第一，揭露和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诗篇。在《诗经》民歌中，通过描写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劳动场面，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所占篇幅最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豳风·七月》，诗中描述了奴隶们一年到头劳碌痛苦，仍不免饥寒交迫，描绘出了一幅奴隶受压迫剥削的悲惨画面。深刻地揭露奴隶主的残酷和暴戾：“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曰杀羔羊。”但奴隶们终生忙碌，“为公子裳„„”“为公子裘”，而他们却是“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九月叔苴，采茶薪樗，食我农夫”。他们整年收获得果实，送给了奴隶主享用。自己的生活却是吃“苦菜”，烧“臭椿”。“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白天去采茅草，晚上要搓绳子，赶紧上房复盖屋顶，春一开始，又要下田播种百谷。这是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描述。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工作者即奴隶。奴隶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即，普天之下，都是周王的土地，循着王土到海滨无人不是周王的臣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春秋初期，当时还有“民不迁，农不移”的说法。

《伐檀》诗中写到“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硕鼠》中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爱得我所”。这首诗直接抒写了人民生活、社会阶级斗争；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又提出了天真、朴素、善良的愿望。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奴隶们发誓要离开聚敛无度的统治者，想要走上乐土。他们不满剥削，要“适彼乐土”。当时奴隶饥饿、逃亡，流浪于街头，驿于旷野，入林为“寇”，落山为“盗”，反剥削反压迫的一幅连环斗争图画浮现在读者眼前。这幅图画正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于是便产生了《伐檀》、《硕鼠》这样反剥削，反压榨的诗篇，这是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的。

在“汉乐府”民歌中也有揭露和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诗篇。如《妇病行》、《孤儿行》、《东门行》、《乌生》等。其中《妇病行》 和《孤儿行》里表现得更加鲜明而强烈。《妇病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

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从诗中看到病妇的生活苦楚，要抱孤子无上衣，虽有短衣是单的。关门可挡风避寒，或防止野兽之类进屋伤害孩子。母爱由言语泄出，诀别之辞何等切切;父爱则由行动导出，关切之情何等拳拳！通过托孤、买饵和索母几个细节，描写了一个穷苦人家的悲惨遭遇。作者不着一字说明，而人物个性毕现，悲剧主题自生，写得沉痛凄惋，真切动人，这正是汉乐府“感人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特色的表现。

从《诗经》民歌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到汉乐府民歌中的《妇病行》、《东门行》等都是反剥削，反压迫的现实主义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有些表现描写的虽然场景相同，但表现形式不尽相同。《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对统治者表现的非常辛辣的嘲讽和蔑视，而在“汉乐府”民歌中的受剥削受压迫者不是“无耐”和“哀怨”，所表现的是起来反抗和斗争，是真正体现在行动上的。从“乐府”诗歌中可以看出封建社会

(汉代)的受剥削者，受压迫者是已有所觉醒。

第二，对战争和徭役的揭露的诗篇。在周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是很重的。《诗经》民歌中不少的诗篇反映了当时统治者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互相进攻的兼并之战，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和痛苦，如《豳风·东山》、《卫风·伯兮 》、《王风·君子于役》等，却从不同的侧面抒写了人民反对战争，向往和企盼和平劳动生活的思想感情。“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写参加东征的战士在役满还乡的途中，除了想象回家恢复和平生活的欢乐，还悲伤地想起了从征期间象蠋一样“敦彼独宿”的痛苦生活。

关于对战争和徭役的揭露的诗篇。在“汉乐府”民歌中，《战城南》和《十五从军征》都是杰出作品。《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鸟不食。为我谓鸟: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这首诗通过了遍地死尸，鸟啄兽食和水深草长，战士有出无归的荒凉恐怖的画面来暴露出战争的罪恶。唐代陈子昂《感遇》诗里曾经这样说：“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战城南就是很具体而深刻地把这种情况反映出来。从这诗里可以看出当时战争的剧烈，死亡的众多，以及暴骨沙场的惨状，而且也可以看出统治帝王们穷兵黩武而使广大人民遭受痛苦的情形，人民是不愿意参加这种战争的，《战城南》反映的正是这种怨恨情绪。《十五从军征》，更使我们深刻地认识过去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和广大人民所遭受的痛苦。

这两首诗和《诗经》民歌中的反战争的诗篇非常相似。《东山》是通过主人公的想象而表现出来的, 而《十五从军征》是通过主人公口吻直接描述出来的,从中可以看出“汉乐府”民歌中的思想表现比《诗经》民歌中的写实性更加鲜明,同时也看出封建社会劳动者反战争思想比奴隶社会的劳动者的反战争思想表现的觉悟程度更进一步。这也是二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不同运用所在。

第三，反映劳动人民爱情和婚姻的诗篇。《诗经》民歌中反映当时劳动人民的爱情和婚姻的诗歌较多。有的直接抒写男女青年爱情生活的幸福和欢乐, 如《邶风 静女》;有的写出男女幽会赠送情物的欢乐情趣,如《郑风溱洧》写郑国男女三月上巳节, 在溱洧二水旁春游，自由择爱，赠送情物，女子与情人相见的欢乐，真切动人。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们往往要面临被抛弃的命运，著名的唱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夫妻感情虽好，却敌不过代表封建权势的婆婆，刘兰芝被扫地出门，夫妻劳燕分飞，最后只能以死做抗争。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烈地歌颂了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并最后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由于它所提出的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得这一悲剧具有高度的典型的现实意义。

“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反映爱情和婚姻的诗不算很多，但现有篇章同样能够反映当时在爱情和婚嫁现实，有的因无辜被弃，对喜新厌旧的“故夫”提出了责难，如《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合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有逆来顺受的弃妇，但也有敢于反抗夫权，对三心二意的男子毅然表示“决绝”的女性，如《白头吟》。诗一开头就说：“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用雪月表明自己的光明纯洁，而对方之卑鄙龌龊也就不在话下。切身的痛苦使得诗的主人公正确地提出了“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爱情理想。然而在那恋爱不自由、婚姻不自由的情况下，这理想是无法实现的。

通过以上简单的论述，可以看出，《诗经》民歌和“汉乐府”民歌，它们所反映的生活面是非常广阔的。它们从反剥削反压迫、反战争、反封建礼教方面使我们看到了一幅描绘社会现实的图画。这些图画里面都记录了统治阶级的荒淫与无耻，社会制度的罪恶，人民生活的苦难和愿望。

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展了周代民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它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对后代诗歌也有其更具体、更直接的巨大影响。许多作品都起着示范性的作用。这种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它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上。这种精神象一根红线似的贯串在从建安到唐代的诗歌史上，俨然形成一条以乐府为系统的现实主义传统，深深影响着后代诗歌的创作。

参考文献：

［1］ 杨生枝《乐府诗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5。

［2］ 吴小如, 王运熙《汉魏六明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3］ 王占威《诗经名篇集释集评》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4］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第四篇：论管理学研究范式的二重性

论管理学研究范式的二重性

【摘 要】范式是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而管理学的研究范式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关于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诸多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前者体现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后者体现科学性。其实二者本质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认识世界的西方大范式。

【关键词】管理学 研究范式 二重性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

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西方的管理思想和学说从产生的时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管理理论，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泊的组织理论等；第二类是行为管理理论，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人际关系学说，而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第三类是当代的各种管理理论，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这三类理论只是产生的时期有先后，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它们相互影响，继承演变，形成各种流派。根据不同的逻辑起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有两个范式，一个是以组织的效率为起点，另一个是以人的需要为起点。前者被称为科学主义范式，后者被称为人本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是以组织的存在为根本，把人纳入组织，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人本主义范式把人的存在和需要作为根本，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组织目标。

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以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为代表，通常把科学主义范式称为泰罗范式。该范式的核心是如何使工作更加多产和高效，“科学管理”注重的是如何改进职工的工作表现，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辩识性和可重复性，泰罗坚信通过确定出工人完成某项作业的最佳时间，管理者就可能判断工人是否干得出色。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带来了组织效率的提高。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在泰罗范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范式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在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其方法论范式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的强烈影响。这种范式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管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观察经验事实出发，研究和发展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内的一般性普遍规律。

科学主义范式体现在具有理性约束的个体追求服从技术规律和组织纪律带来的高效率。从人的行为特征来看，“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假定每个行为主体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管理原理、原则和制度必须以管理主体的个人行为为基础并且可以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单个行为主体都服从于技术规律，通过时间动作的分析，实现工作方法的标准化、工作条件的标准化和工作时间的标准化。适应这样的行为主体的组织是一个高度结构化、形式化、不受个人支配的集权组织。

三、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管理学范式的第一次变革是由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完成的，人本主义者指责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不道德的，是将工作“非人性化”，并把极具人性色彩的管理变成了简单的效率衡量。他们对科学主义范式提出批评，认为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的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管理问题，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应当重视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从人本主义范式的理论主张可以发现，行为管理是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对人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使得管理活动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更加符合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古典管理学的原罪促成了人本主义范式的兴起。人本主义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强调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认为组织及其关系现象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外化或客体化，是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严格来说，行为科学学派来自于社会学，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群体总是由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

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应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原材料、资本、机器、土地或能源，而是人。这里所说的“人”，是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他们是不断地被密如蛛网的人际关系网所包围，而他们自身也是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在人本主义范式中，整个人类的本性是由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他们反对科学主义范式把人看成仅仅是一味索取的自利主义的“经济人”，强调利他主义与给予的品质也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同时该范式强调人的潜质的生长与发展，而且这种潜质的生长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是不断成长和进化的，是随着时间和社会文化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早在西方科学发展的初期，培根（F.Bacon）就觉察到了对一切认识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束缚，并同时觉察到了摆脱这些束缚的必要性。他在对认识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进行诊断时指出，认识的使命在于把认识从社会——文化规定性中解放出来，使认识成为科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已经获得的合理性会随着促使它形成的那个过程的延续而削弱，合理性的操作特征会被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所截取和利用。组织理论学家布赖尔和摩根在《社会学范式与组织分析》一书中隐含地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有两条轴线，一条代表科学本质属性的连续体，另一条代表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连续体。科学的本质属性强调稳定性、可证实性和规定性，而社会的本质属性体现为永恒的变革。

四、结论

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分别是管理理论中注重技术与注重人的两个主要方面，这两种范式的发展构成了早期管理学发展的历史。前者注重的技术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创新科学主义范式不断变革，所以科学主义范式恰好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而人本主义范式注重人的需要，认为人是组织的核心，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而且是人，这样的观点恰恰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人是管理学研究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研究方法正是辨证的和科学的。组织及其管理的效率不仅是科学主义范式理性创新所产生的效率，也包括人本主义范式对工作认同的诠释所产生的效率。

从本质上分析，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西方大范式。这个大范式是由笛卡尔提出并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历史的发展而确立了下来。笛卡尔的范式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使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域，一边是科学和客观性研究，一边是哲学和反思性研究。这个范式决定着一种二元世界观，也是同一个世界的二元化：一方面是必须接受观察、实验和操作的客体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提出存在、沟通、意识、命运等问题的主体的世界，客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而主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人本主义范式。

第五篇：论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

一 杜甫是我国封建 时代 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了《诗经》、乐府以来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加以 发展 和提高。他以进步的儒家思想和精湛的 艺术，深刻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国家的重大事件，描写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生活真实，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从而揭露了自开元、天宝以来将近四十年间的那个**时代的 历史 面貌，为我们创造了“千汇万状”的诗歌作品，把我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有人认为像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就创作 方法 上说，恐怕不是某一流派所能够概括的。诚然，杜甫自己在论诗时就说过：“窃攀屈宋宜方驾”，又说过：“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在赞美陈子昂时也说自己“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故宅》)可见杜甫对于我国古典诗歌中代表现实主义传统的《风》、《雅》和代表浪漫主义传统的屈原、宋玉，都曾经给以很高的评价。同时，我们在杜甫少数的作品中，也看到他们具有浪漫主义的某些因素——或者具有浪漫主义的精神，或者具有它的表现手法。如《望岳》中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唐代强盛时期知识分子奋发向上、藐视一切的精神；如《房兵曹胡马》中的“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以及《高都护骢马行》中的“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等处，作者都以托物咏怀的手法，表现了驰驱沙场、建立功业的英雄壮志。这也就是他在《前出塞九首》中所明白地说了出来的“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的那种精神；在《饮中八仙歌》中，他通过对八个放纵不羁的酒徒的描写，以生动的形象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藐视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要求个性解放和返于 自然 的精神；在《洗兵马》中，他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在《蚕谷行》中，他又说：“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在《昼梦》中，他更说：“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在这些地方，他是幻想着在没有消灭阶级之前能够消灭战争和剥削制度，出现“男谷女丝行复歌”的和平劳动的 社会 ；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本着儒家“己饥己溺”的精神，激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美好理想。杜甫在上述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和理想，虽然有一些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它们无疑地体现了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的美好的理想和愿望，都是鼓舞人心的，都是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表现。

杜甫也有运用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作品，但为数更少：如在《凤凰台》和《朱凤行》中，利用神话传说的幻想因素来创造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梦李白二首》中，通过梦境的描写来表达自己与李白的真挚友谊和对于李白不幸命运的同情。他偶尔也运用夸张的手法，如在《古柏行》中，所描写的古柏是“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这样高大的柏树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可能有的，但在艺术世界里，却完全可以允许它存在。

尽管在杜甫的少数作品中，或者在精神上，或者在表现手法上，曾经出现过浪漫主义的因素，但是，在杜甫的绝大部分作品中，像屈原的《离骚》，或者像李白的那些浪漫主义的名作，在精神上和表现手法上都充分地是浪漫主义的作品，却断然是没有的。他像世界文学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家一样，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往往包含着人类艺术中两个主要流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因素。然而，我们如果从杜甫一生对于现实的态度来看，从他在艺术道路上的主导倾向来看，从他绝大多数作品的创作方法来看，他却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中现实主义流派最杰出的代表。他对于现实主义的精神和表现手法两方面都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他这种成就和贡献，在我国古代诗人中是无有比肩的。二

我们考察杜甫对于现实主义的成就和贡献，是要从他诗歌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手法两方面来考察的，也就是从他的作品的思想 内容 和艺术造诣两方面来考察的。

为了探索杜甫对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继承了什么，并且发展了什么，需要把从《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作简略的叙述。

我国现实主义诗歌最早结集的《诗经》中的作品，它们绝大多数的作者是无从考证的，概括地说，包括两类作品：一类是人民的创作，又一类是文人之作。广大人民在诗中歌唱自己的劳动和爱情，以及描写他们被压迫、被剥削和参加战争的生活。这些作品深刻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面貌，是《诗经》中较优秀的篇章。尤其是那些反映劳动人民对被压迫、被剥削的生活的不满，对统治阶级表示强烈反抗情绪的作品，如《伐檀》和《硕鼠》等，虽然数量甚少，但由于它们揭露了阶级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本质，因而在思想质量上说，它们是《诗经》中最高的。文人之作的部分作者，或者是当时政府中卑小的职员，或者是境遇坎坷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者写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艰难困苦，或者写爱情上的痛苦和欢乐，或者写自己被上层统治集团所排挤所损害的愤怨，他们通过对自己所处阶层的生活描写，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如《召南》中的《小星》、《邶风》中的《式微》和《北门》、《小雅》中的《正月》和《北山》等等，在数量上是相当多的。这两类作品是《诗经》中的精华，也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最早的两支源流。所以，千百年来，我国进步的诗人们总是推崇和提倡《风》、《雅》，把它们作为自己创作上的方向和范本。

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是《诗经》中人民创作这支源流的延续和发展，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自秦、汉统一 中国 以后，封建制度日益巩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在意识形态上和文化、文艺上的束缚和压制，比之封建社会的初期和它以前的时代，自然更加严密和残酷。这种情况，既会 影响 到人民在文艺创作中不能自由大胆地表达自己的阶级意识，也会影响到由统治阶级搜集起来的乐府民歌的本来面貌。现存的乐府民歌，大部分是经过当时政府的 音乐 机构——“乐府”收集、写定的，即使有一部分是依靠私家的传习而保存下来，但有能力养蓄倡优的私家，自然是“豪富吏民”，他们仍然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可见乐府民歌，除少数由于民间传唱所留存者外，都是经过统治阶级的审查和删改的。所以，我们所见到的乐府民歌，虽然它们多方面地反映了民生疾苦，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像《伐檀》、《硕鼠》那样反映阶级对立本质的作品，可以说是没有的。即使人民曾经创作过这种作品，也被统治阶级在搜集和审查的时候，删除掉了。

汉代的《古诗十九首》是《诗经》中文人之作这支源流的继承和发展。它们大都是当时失意的知识分子所表现的叹老嗟卑、忧生感时、怀乡感旧、伤离惜别的感情，情调是抑郁低沉的，所反映的现实面也较为狭窄。但由于它们接受了当时人民创作的乐府民歌的深刻影响，又有它们自己的创造，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成就。钟嵘称它们是“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卷上)也是对艺术上的推崇多于对内容上的赞许。它们一向被认为是五言古诗的典范，被后来历代的作者所称誉和模仿。

建安时代的作者一方面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传统，一方面又自觉地在乐府民歌中汲取丰富的艺术营养，他们的作品视野比较广阔，反映了**时代的历史面貌，使我国诗歌发展史中的文人创作第一次形成了高峰——在同一时代里，出现那么多的卓越诗人，产生那么多的优秀诗篇，各人既有各自的风格，又有共同的时代风格，在我国诗歌史上的确是破题儿第一次。他们不仅抒写了自己的遭遇和抱负，并表现了广大人民的苦难。他们中间杰出的作者如曹操、曹植和王粲等都以强烈的同情描写了普通人民的命运：如曹操《蒿里行》中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如曹植《泰山梁甫行》中的“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以及王粲《七哀诗》中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野。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像这样内容的作品，虽然在建安时代诗人的制作中，在数量上并不占多数，但是，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同情人民苦难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这种思想那么显著地在文人作品中出现，这也是头一次。它是这支源流在思想质量上的一个跃进。因为无论是《诗经》中的文人制作，或是《古诗十九首》，它们都只是抒写文人作者个人的遭遇，很少接触到普通人民的非人生活和惨酷命运。建安时代的作品对后代之所以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固然还有它们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和新风格的建立等方面的因素，但同情人民苦难的思想在作品中鲜明而强烈地表现，却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自建安时代以后，它就在文人制作的作品中不断地出现了。

魏、晋、南北朝的作者在诗歌的体制、音律和表现技巧各方面有不少的丰富，有多方面的探索，对唐诗的发展和繁荣准备了条件，其中谢灵运和谢□等人又开辟了山水诗的传统，扩大了诗歌的描写领域，但他们对于现实主义诗歌的思想内容，除陶渊明和鲍照外，却很少有人做出多少贡献。陶诗的思想内容是比较复杂的，在这里不可能作全面的 分析，我们只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上来评价它们的意义。陶渊明根据他对于 农村 生活的爱好和对于劳动生活的亲身体验，结合着乡村朴质的风貌，歌唱了劳动的意义和自己参加劳动的喜悦，产生了不少卓越的田园诗，并在《桃花源诗》中，幻想着“相命肆农耕，日人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那样和平地劳动、没有剥削的美好社会。虽然他的幻想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是不可能实现的一种空想；他歌颂劳动的思想观点也夹杂着隐逸思想的因素；但像他那样士大夫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够认识到劳动的意义，体验到劳动的快乐，并提出如上面所说的那种理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种思想不可能不是对于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剥削制度的一种抗议和否定，这是在陶渊明以前文人诗歌的传统上没有出现过的光辉思想，比之单纯同情人民的思想在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上的出现，就思想质量上说，是一次更深刻的跃进。这也是他的田园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所具有的特别重要的意义。鲍照因“才秀人微”，因而他对于社会的现实生活既有深入的体察，对封建制度的不合理现象也往往流露出不满与不平，所以他在《拟行路难十八首》、《代东武吟》和《代出自蓟北门行》等作品中，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成为南朝优秀的作品。他在《拟古》第六首中所描写的“柬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朔风伤我肌，号鸟惊思心。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藁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反映了统治阶级对于农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本质。陶渊明和鲍照的这些进步思想，不仅在六朝诗歌中特别显出光彩，也是《诗经》以来在文人制作中所罕见的，加以他们在艺术技巧上又都有高度的成就，所以他们就成为六朝中两位最杰出的诗人。

此外，在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上还出现过一种重要的思想，它不仅出现在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也出现在浪漫主义的作品中，那就是爱国主义思想。《诗经》中《黍离》一诗所表达的感情一向被人认为是这种思想的萌芽，因此，“黍离之思”在后代的文人制作中就成为爱国思想的同义语。爱国主义思想在我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中得到充分高度的体现。其后少数的作者虽然在作品中偶尔表现了这种思想因素，例如西晋永嘉乱后，北中国大部分的国土沦陷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当时刘琨身罹厄运，而且在敌后担负着对敌斗争的重任。但他的诗歌主要地是表现了个人在丧乱中的感慨和愤恨，他对于故国的“黍离之思”表现得并不太强烈。又如庾信遭侯景之乱，国破家亡，而又远居异国，仕于外族，在《哀江南》等赋中表现了强烈的恋土怀乡的感情；在诗歌中，他也表现了“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和“李陵从此去，荆卿不复还”(《咏怀》)那样不甘身事异族的思想；但是，他的作品总是感叹个人身世者居多，发抒爱国思想者较少。因为他也和刘琨一样都没有更多地把个人的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以及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却主要地把国家的丧乱联系到个人的际遇来看待，所以他们的作品虽然具有不同程度的爱国思想因素，但还不能说他们的作品已经具有充分的爱国主义思想。

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对封建社会中阶级对立本质的揭露、对普通人民苦难的同情、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赞颂，这些都是在我国古典诗歌传统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进步思想。只有杜甫和屈原一样把自己的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利益以及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结起来考察，这样，就使他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作品中充溢着汹涌磅礴的爱国主义精神，产生鼓舞人心的力量。我们从前人不少有关杜诗的评论，和杜甫不少有关论诗的作品来看，他的创作态度和作品的思想内容确实受过我国古典诗歌传统中那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但是，我们决不能说：杜甫诗歌在思想上的成就仅仅是由于他熟悉这些传统的思想材料，继承了它们，接受了它们的影响的结果。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他不仅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诗人，而且他将要成为一个最没出息的艺术模仿者和艺术教条主义者。杜甫之所以会取得这种成就，是由于他既接受了传统思想的影响，又在那个伟大而变动的时代里，他自己经历了严肃又广阔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他才能够继承那些思想因素，在某些方面还发展了那些思想因素。三

唐代的统治者，自开国以来，在对内政策上，不是采取由门阀贵族地主垄断一切的政策，而是采取一些比较开明的措施，从而使中小地主阶层在 政治 上、经济 上的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他们又通过科举制度吸收这些阶层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以便更广泛地团结本阶级的力量，巩固统治。这是从贞观至开元年间一直行之有效的政策。那些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一般地说，出身都比较寒微，和普通人民有较多的接触和联系，但他们所从属的阶层在政治、经济上又受着门阀贵族地主的排挤和欺压，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总是主张实行任用贤能、明刑息讼和减轻赋税等开明的措施，以利于他们自己阶层力量的继续发展和巩固。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对于代表门阀贵族地主的上层统治者来说，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对于当时的广大人民来说，也是比较有利的。然而，从本质上说，他们是属于地主阶级的，他们不仅拥护封建剥削制度，而且时时刻刻希望自己能够上升到上层统治者的行列。这就使他们不可能不具有地主阶级所固有的那些反动的和落后的东西。

杜甫正是出身于这种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在一般政治的立场和态度上说，他和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他幼年生活比较贫苦，像他自己说过：“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进封西岳赋表》)同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过着与普通人民相距不远的生活，这就使他对于普通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也使他总是希望上层的统治者能够实行开明的政治。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是杜甫的政治主张在诗歌中提纲挈领式的表白。我们还可从他的其他作品中找到这个主张的较为详细的补充。比如杜甫在《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中所说的：“国待贤良急，君当拔擢新。„”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又如他在《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中所说的：“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他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中，把自己的政治主张说得更为完整：“致君唐虞际，纯朴忆大庭。何时降玺书，用尔为丹青?狱讼永衰息，岂惟偃甲兵!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飞长缨。”这些就是他所设想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就是前面所说中小地主阶层政治理想的具体表现，也就是儒家的“民为贵”、“民为邦本”、对人民要“行仁政”的那些比较进步的政治思想的体现。“大庭”出自庄子《肱箧》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正和陶渊明的“桃花源”的理想如出一辙。儒家的“尧舜之治”和道家的“无为而治”都是政治上的乌托邦，所以在这点上儒道两家的理想就有一个汇合点了。杜甫的政治理想在《忆昔》第二首中根据现实用艺术形象具体地表现出来：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这就是杜甫站在中小地主的立场所亲眼看到的所谓“开元盛世”的图景，也就是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那一理想的现实化。

由于杜甫是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和理想来观察现实，他的描写就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因为自贞观至开元的百余年间，在普通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立场来看，决不可能没有任何灾变，而仓懔也不可能总是丰实的。然而，人口兴旺、在和平的环境里劳动、大家过着较为丰衣足食的生活，却也是广大人民所要求的。因之杜甫的政治理想对普通人民还是有利的。为了在生活上寻求出路，也为了图谋实现政治上的理想，杜甫在京城长安先后差不多寄居十年之久，并且不断向上层的统治者投诗赠诗，乞求他们的吹嘘、引荐，得到官职。这些作品虽然形式精严，文字典雅，但是内容不外是对于王公大人们的赞颂和对于自己生活困苦的叙述，甚至流露出对于功名富贵的羡慕。这些作品表现了中小地主阶层对于门阀贵族地主在政治上的依附关系，思想自然是卑下的，并且有许多违反真实的地方，是杜甫作品中的糟粕部分。杜甫看见有些朋友当节度使幕府中的书记，自己在仕途上还没有着落，就发出这样哀叹：“夫子□通贵，云泥相望悬；白头无藉在，朱绂有哀怜。”(《送韦书记赴安西》)“闻君已朱绂，且得慰蹉跎。”(《寄高三十五书记》)。他为了想得到公卿们的援引，好把自己“吹嘘送上天”(《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他不惜对李白曾经讽刺过的“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的哥舒翰，称为“今代”的“第一功”和“当朝杰”，最后还说“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把他当作自己做官的靠山了(《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这个哥舒翰，正是他在《兵车行》中所斥责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那次侵犯兄弟民族的主要执行者，也就是后来他在《潼关吏》中所谴责的“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那次败仗的主将。又如他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称颂杨国忠的爪牙鲜于仲通为“贤良”、“异才”，最后还说：“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要求鲜于仲通把自己介绍给杨国忠，以期获得怜悯。这虽然因为他迫于饥饿，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但也不免违反了儒家所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道德标准了。因为杨国忠是一个怎样的人物，杜甫并不是不知道的。这个杨国忠就是他在同一时期的作品《丽人行》中所尖锐讽刺过的“丞相”。这些事实都说明：如果杜甫真的能够得到上层统治者的赏识和提拔，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的话，他也会像封建社会中许多贫寒知识分子曾经做过的那样，在仕途上稍一得意，就会踌躇自满；稍一失意，也会消极颓废的。他任左拾遗时在《紫宸殿退朝口号》中写道：

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香飘合殿春风转，花复千官淑景移。昼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杜甫勉强挤入上层统治集团的行列、接近宫掖生活的时候，他那种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和对于宰辅大臣的殷勤逢迎的态度，实在已经到了俗不可耐的程度。当他在仕途上预感到要失意的时候，那种及时行乐的颓废情绪也就不免见之于吟咏了：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曲江二首》)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傍?(《曲江对雨》)但是，唐代自开元后期至天宝年间，对农民和中小地主比较有利的均田制已经逐渐破坏了，发展了对门阀贵族地主便于集中土地的庄园制。代表这些门阀贵族地主的力量来掌握朝政的又是权奸李林甫、杨国忠和宦官高力士这种擅权自专的人物，于是造成了政治上的腐败黑暗和上层统治集团生活上的穷奢极欲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杜甫要代表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抱着那种比较进步和比较正统的儒家政治理想，参加政治活动，势必要遭到不断的打击。他不断地向王公大人投诗赠诗，乞求他们的“吹嘘”，却毫无结果。就是在天宝六载应唐玄宗李隆基的诏命，在京参加 考试，以及天宝十载亲自向皇帝献赋，以期得到一官半职，也都由于李林甫的从中作梗，只得悲惨的下场。他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诉说了这种打击：“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这种种的政治上的打击，使他在生活上遭到极端的穷困：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咸华两县诸子》)正因为杜甫被上层统治者阻挡住仕进的道路，把他踩踏在地主阶级生活的底层，使他过着和普通穷苦人民大致相同的饥寒交迫的日子，他才从血和泪的生活中清醒过来，看清像他那样出身的知识分子和上层统治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赤县官曹拥才杰，软裘快马当冰雪。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投简成华两县诸子》)他也从朋友们的遭遇中看出这种矛盾：

诸公衰衰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醉时歌》)—面是：“纨绔不饿死”、“软裘快马当冰雪”、“甲第纷纷厌粱肉”；一面是：“儒冠多误身”、“骨欲折”、“饭不足”。这就毋怪乎像他那样以儒术自任的人，也怀疑起儒家鼻祖孔子的价值了：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也就毋怪他抱着对于上层统治者绝望的心情，产生了归隐的念头：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曲江三章章五句》)但是，杜甫这种归隐的情绪表白，并不像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所表现的“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那样洒脱，那样“乐夫天命”的，杜甫的表白是绝望的控诉，悲愤中仍充溢着奋发的气概。杜甫在被上层统治者在政治上压得毫无出路的情况下，他有时确也抱着像李白那样的蔑视富贵的出世思想，而慨叹地说：“富贵何如草头露”(《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不过，他这种思想不像李白那样强烈而且经常地表现出来，他一生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入世思想。有时，他又站在出世和人世的十字路口，感到彷徨苦闷：“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杜甫的这些作品所以到今天还有价值，是由于它们通过诗人的抒情，深刻地表现出封建社会中一个正直的、有才能、有进步政治理想的下层知识分子，在黑暗势力的压制下所受到的屈辱、不幸、悲辛和苦恼，并且通过他的遭遇反映出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和它所带来的罪恶，帮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正因为杜甫过着“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这样和普通穷苦人民几乎相同的生活，他才通过对于饥寒的亲身感受，逐渐注意到一些重大的社会 问题，把视野扩展到广阔的现实生活，使他在思想感情上逐渐接近人民，树立了较进步的世界观。

杜甫既看到上层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也看到了“农夫田妇”、“失业徒”和“远戍卒”等普通人民的苦难，并进而认识到上层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正是人民苦难的根源，认识到封建剥削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本质现象。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他这个时期写成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后《出塞》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重要作品。《兵车行》反映了穷兵黩武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给人民和士卒带来的无尽苦难，因此，他在《前出塞九首》中提出“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那样对待战争的正确主张，而对于“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的侵略战争加以反对。在《丽人行》中，他对于当时上层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杨国忠和他的姐妹们的奢侈荒淫的生活给以深刻而无情的讽刺。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更揭露了以唐玄宗李隆基为核心的上层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是建立在对人民的剥削上的：“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最后，他以极鲜明的形象和极强烈的感情揭露了封建剥削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本质现象：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是自《诗经》以来，在文人的制作中第一次出现的、以极概括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最光辉的思想。这以后在《驱竖子摘苍耳》中所写的：“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和在《岁宴行》中所写的“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都是这种思想的再现。不过由于杜甫晚年对人民的现实生活不如这个时期深入和密切i所以在同一思想中所表现的感情就不是如此强烈了。基于阶级对立本质的认识，杜甫在许多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进步思想，已经不仅仅限于对普通人民的苦难的同情和怜悯，而是已经接触到更深刻的内容。例如他在《三绝句》中所写的“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在《白帝》中所写的“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在《又呈吴郎》中所写的“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都已经认识到人民的苦难正是统治者压迫和剥削的结果。这比建安时代的诗人们同情人民的思想，已经跨进了一大步。然而，杜甫由于阶级出身的限制和时代的限制，他是不可能拿出彻底解除人民苦难的药方。他只好把解除人民苦难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的压迫者和最大的剥削者皇帝的身上，如在《宿花石戍》中说：“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他或者幻想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能够出现“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写怀二首》)那样“等贵贱、均贫富”的社会。自然，这是幻想而不是有效的救世药方。

杜甫自安史之乱前后至弃官入蜀这一段时间，经受着极多的忧患和极深的艰苦。虽然在天宝十四载他做过右卫率府曹参军，在至德二载做过左拾遗，但以疏救房琯触怒了皇帝，不久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些都是卑小的官职。他的政治地位对自己的“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固然很难施展，就是俸禄对于他的穷困生活也不能改变多少。在这个时期，他的幼子饿死了，弟妹在战乱中离散了，家小安顿在荒僻的鄜州，直系近亲都处在饥饿之中：“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得舍弟消息二首》)他在安禄山攻陷潼关后，带领家小避难北走时，既经历“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彭衙行》)的艰苦生活；当他只身通过叛军的防线到灵武去投奔唐肃宗李亨的时候，中途又被俘获，带到沦陷的长安。以后他以这样两句诗描写他陷贼的忧患：“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北征》)，等到他终于从长安逃到李亨当时政府所在地凤翔的时候，已经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了。他在任华州司功参军的时候，又曾经到当时接近前线的洛阳来回一次。在辞去华州司功参军携带家小由秦州入蜀的途中，更是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抒写了自己的艰苦生活和悲愤情绪：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发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长□长□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