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务员制度改革-引咎辞职制度
公务员制度改革
――引咎辞职制度
byby lee
目前,关于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探讨在各大报刊杂志都有激烈的争论,其中,关于“引咎辞职制度”的讨论似乎尤其激烈。下面,我就以我的角度来讨论一下关于公务员引咎辞职制度方案的可行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作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集中力量进行攻关。力争在推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党政机关干部竞争上岗、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调整不称职和不胜任现职干部以及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以此推动改革的全面深化。
引咎辞职制度就是为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而产生的一种制度。
一般来说,关于引咎辞职制度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引咎辞职包括的情况。
主要有以下情形:不履行预防职责,致使本单位人员在其任期内连续或者多次出现严重职务违纪、违法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纵容、包庇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严重违纪违法活动,造成恶劣影响的;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干预或者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出让权、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的。引咎辞职的硬指标设定:
推出“引咎辞职”制度,无疑是顺乎民意、最大限度地遏制重大事故的良策。这在目前行政监督机制相对较薄弱和模糊的环境下,其初衷是好的,此制度的刚性特征也必能使一些领导干部能够重视。但是,正如一些政策执行不好会成为双刃剑一样,引咎辞职也存在一些尚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说,各地在推行这项制度时几乎都设置了“硬指标”,如曝光三次“一把手”引咎辞职。一旦触及“硬指标”的底线,便要辞职。按制定者透露的想法,这是因为“矫枉必须过正”,也是因为“硬指标往往有更强的操作性”。这就使一个矛盾凸显出来:官员辞职的根本原因,究竟是自身工作之“咎”,还是追究被曝光?
“咎”者,过失也。引咎辞职,应该是领导干部因为主观因素造成所管工作出现过失而主动辞去官职的自律行为。由此可见,官员该不该辞职,关键在于有没有过失,而不是被
媒体曝光或是会上批评。进一步探究,引咎辞职设置“硬指标”,还让人心生疑窦:媒体曝光两次以下可以官“照当不误”,其“运气”的色彩岂不太浓了一点?
政令畅通的前提是政策制度须合情合理。所以制定政策制度之时,贵在科学和理性,绝不能为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如今百姓和媒体对频频出现的污染事故颇多怨言,这确实亟须我们在管理制度、监督机制上予以完善。但由此便要“矫枉过正”或单纯为了便于操作而划定“硬指标”,就谈不上是一种明智和科学的工作方式。因为过分地强调“硬指标”,有时反而会让我们成为“指标”的俘虏。
此类引咎辞职制度的实施,也许会暂时性地迫使各级领导干部全力以赴地“狠抓”自己的责任范围工作。但要想使这种“狠抓”成为一种常态,还需要引咎辞职制度的更加理性、完善和合理,并需建立在引咎辞职制度基础上的一整套干部任免制度相配合。要清楚,引咎辞职制度仅仅是干部任免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在尚不完备的情况下。
“引咎辞职”是对官员最大惩罚
有人认为过分夸大引咎辞职作用,有人为引咎辞职成为“护身符”而愤,同时,更多人呼吁愿“引咎辞职”制度早日问世。其实这都是不在官场人说的外行话。引咎辞职对于“引咎辞职者”是最大惩罚。
当年一位中央领导到一个乡镇访贫问苦,见乡镇干部抽的烟都是红塔山,问他们一天抽几盒。答不多,三盒。问收入多少,答三四百。这位中央领导给他们算了一笔账:一天三盒是30块,一个月光烟钱是900块,这些乡镇干部还要吃饭、娱乐,还要养家糊口,真不知他们收入从何而来,而且,他们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
有的干部不是靠工资活的,谁要是关心他们能挣多少钱,那肯定是官场的门外汉,当官不是说挣钱,关键是花钱。这叫签字权,也叫在职消费。
当一个有签字权的“一把手”如果没有正常的约束的话,他可能糟掉多少钱?比如说,一个处级干部,首先有辆车,汽车的养护费和司机的开销,一年至少5万。他还要养几个秀才、嫡系、甚至女士等等,身边没有三五个最信得过的人,工作就无法开展。让他们干活,就得经常联络感情,现在联络感情的方式,只能是餐厅、桑拿、歌厅。按最清廉节俭的领导算,出去消费一次,只带司机、秘书,吃饭100元,桑拿,包两个房间,200元,如果再要其他服务,每人多加300-500元,这样消费一次,算少点1200元。一个星期消费一次,那么一个月,光陪部下吃饭就是4800元。领导还要抽烟、喝酒、打针吃药,还要养家糊口。按对等原则,领导自己至少也是这个数,也就是说一个处级领导一个月要有
一万块吃喝开销,一年少也是10万。最最重要的是,领导还要巴结上司,应付同僚,这些都需要人民币开道,这样一想到底多大开销,真是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引咎辞职”是对这些官员的最大惩罚,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地方的官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死死护住自己的铁饭碗的原因了。
引咎辞职与“官德”建设
有句古语叫“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表明中国老百姓同样希望不称职的官员能有引咎辞职的自觉性。但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证,一些明显不称职,甚至严重失职、渎职的官员非但不会主动请求辞职,反而“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极大地损害了官员在普通群众中的形象。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一个官员如果因为失职渎职或违法乱纪,已经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不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却脸不红心不跳始终赖在那里不走,这种行为无异于对民意的漠视,无异于对“官德”的侵蚀。在领导干部中推行引咎辞职制度,将证明官员有足够的知耻之心、羞恶之心,有助于树立领导干部在群众中应有的威望。
“引咎辞职”应成“官场文化”
为什么应该提倡官员特别是高官主动“引咎辞职”?道理很简单。各级官员特别是高官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权力大,责任重,理应恪尽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对于他们,理应落实责任,务必落实责任,有过错就应该追究,有责任就应该承担。不这样做,就推行不了责任政治,建立不起责任政府。
如何让“引咎辞职”成为惯例?答案也很简单,就是用制度说话,讲硬约束。制度总是靠人执行的,难免会有一些官僚主义者、形式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觉悟不是那么高,有了过失也不主动引咎辞职。对这些人,决不能让他占便宜。只要他确实该负责任,不主动引咎辞职的,应该责令其辞职,或依法给予撤职、罢免,对于触犯法律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只有这样,从严治吏、从严治政才能落到实处。
“引咎辞职”的提法在各个领域都不是创新,然而,在中国现实环境下,引咎辞职在各个领域都难以施行。这不仅仅是官员们的专业素养问题,更是因为引咎辞职往往只停留在官员的施政报告和口头要求上,没有形成制度,难以对照量化。因此,要真正的实行“引咎辞职”制度,我们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第二篇:公务员引咎辞职
公务员引咎辞职
一、含义不明,难以执行
首先,引咎辞职的标准不明。依照《公务员法》的规定,引咎辞职的适用条件是“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这也是判断领导成员是否应当引咎辞职的标准。但是,何为严重失误、失职?何为重大损失? 恶劣社会影响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什么样的事故才是重大事故? 对这些引咎辞职的基本问题,《公务员法》都没有予以明确。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在具体执行这项制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两种偏差。一是把一些不属于“咎”的事项也引以为据。另一种是把应当承担直接法律责任的罪错,也作为引咎辞职的“咎”来看待,引来作为只承担政治责任的“咎”。
其次,应当引咎辞职的主体不明确。什么叫应当引咎辞职?由谁来认定应当还是不应当? 谁应当引咎辞职? 是只限于正职行政领导引咎辞职,还是主管的副职领导也应当一起引咎辞职? 如何分清谁是主管领导? 党委领导是否要辞职?是仅仅辞去行政职务,还是辞去一切职务包括党内职务? 地方发生的事故、事件要”引咎“到哪个级别? 到目前为止,我国引咎辞职的官员最高级别为正部级,引咎辞职能否引咎到更高级别的官员?什么情况下高于正部级的官员应该引咎辞职?《公务员法》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疏漏。
再次,责令辞职的标准和主体也不明确。《公务员法》规定:“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怎样判断一个人是否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其判断标准是什么? “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中的“其他原因”究竟包括哪些原因? 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明确,执行起来就可能出现差异性甚至随意性,有违法治的目的。此外,如果本人认为不应当辞职,不引咎辞职,那么,谁来责令其辞职?此外,如果应当引咎辞职而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在被责令辞去领导职务后仍然不愿意辞去领导职务的,该怎么办? 是免职还是撤职?依据是什么? 如果该官员是选举产生的又该怎么办?
二、制度运行,变形变质
即使国家出台了引咎辞职的明确标准,它在实施过程中也肯定会受到肆意扭曲,发生变形变质,实施效果不容乐观。引咎辞职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疏通了公务员队伍的出口,但是,如果从这个出口淘汰出来的人比留下的人更有良心和责任意识的话,那么,这种“劣币驱逐良币”式的逆淘汰不仅显失公平,而且完全背离了《公务员法》的立法目的。倘若要宽容点说,引咎辞职运行中出现的“劣币驱逐良币”式的逆淘汰现象,还只是使这一制度发生变形的话,那么,“重辞轻处”的现象则使引咎辞职制度发生了变质。所谓“重辞轻处”就是过错重的领导成员受到的是较轻的处理--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而过错轻的领导成员反而受到较重的处理--行政处分。从本源意义上说,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者自己是没有“咎”的,所以不可能因“咎”而受到行政处分,只是自己责任意识强,才主动引咎辞职,承担一种比行政处分法律责任要轻微的政治责任或道义责任。因此,正常的逻辑应该是公务员受到行政处分比引咎辞职和被责令辞职后果要严重,公务员只有违法违纪了,才有可能受到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形式的行政处分,如果没有违法违纪,顶多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如果允许官员自己选择的话,他们应该选择性质轻微的引咎辞职,而不太可能选择性质严重的行政处分。换一个角度说,如果行政监察机关要对官员进行追究的话,一定是情节轻微的同意其引咎辞职或责令其辞职,情节严重的才给予行政处分,这样才体现了“过罚相适应”的原则,如果情节轻微的反而从重处理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反而从轻处理同意其引咎辞职或责令其辞职,这种“过罚倒错”的现象,就使引咎辞职这种承担政治责任的方式异变为比行政处分还重的法律责任!
引咎辞职制度在我国发生的另一种变质现象是“以辞代罚”。有的官员的行为已经严重违法甚至构成犯罪了,本应被撤职、开除,甚至应负刑事责任,为了逃避法律责任,于是主动引咎辞职,避重就轻,“以辞代罚”。如果其中有一部分人的企图得到了实现,那么,引咎辞职就从官员严格自律的政治责任形式蜕变为特权者应负刑事责任的替代品。如果任其发展,我国引咎辞职制度将会成为封建时期“官当”制度之现代变种的危险。
三、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将引咎辞职制度纳入《公务员法》以后,除了实施该制度时出现的难以操作或执行不能,实施起来容易变形变质等现象令人堪忧以外,实施这一制度后,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在引咎辞职的做法比较成熟的一些西方国家,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因此,谁会引咎辞职,应由民意所决定,以体现政府向人民负责,官员是人民公仆的民主精神,这也是引咎辞职意义的精髓所在。然而,我们的引咎辞职却与此相距甚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官员引咎辞职似乎不是规范程序和公众舆论作用下的产物,而更像上级组织施压甚至政治力量博弈后的结果,那些决定谁会引咎辞职的主宰力量总是游弋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西方国家的引咎辞职,是由人民的呼声决定官员的去留,它弘扬的是官员应该对选民负责的执政理念,而我国的引咎辞职实践中,民众的呼声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不但难以决定一个官员的去留,而且民众的压力还有可能被利用来指向其他目标,它彰显和强化的恰恰是引咎辞职制度所摈弃的权力本位观念。这种乖离制度本质的消极影响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官员引咎辞职后,如何安置? “引咎”之后能否“东山再起”? 这些引咎辞职的后续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同样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不利后果,严重的有可能使引咎辞职制度脱变为有过错的官员本地下台、异地做官、明辞暗升的合法通道。由于《公务员法》目前对引咎辞职官员的安置和复出问题尚无明文规定,实践中仍然依照中共中央的文件办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第29条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这里的“适当安排”一词极富弹性,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理解。从目前实际操作来看,许多地方对引咎辞职者一般采取仍保留原级别,享受待遇基本不变的做法,尽管没有实权了,但是也不用承担任何工作责任,上班来去自由,还能够轻松地享受原职级待遇,显得自在又潇洒。这难免使其他官员和公务员产生有失公平的感觉,因为他们付出了辛勤劳动,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也只是享受同样的待遇,有的待遇甚至还不如引咎辞职者。难怪有人不无情绪地调侃引咎辞职者是“因咎得福”,也有人讥讽我国的引咎辞职是“引咎辞责”,辞掉的是责任,保留的是待遇。按照中共中央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62条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这就意味着,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者,只要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后,不仅可以重新担任领导职务,而且还可以提拔担任领导职务!
四、何以解忧,惟有回归
在当今中国,我们的民主显然还没有发展到不实行引咎辞职就无以完善的那种高级程度,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许多领导干部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都难以得到追究,依然稳坐权力宝座甚至青云直上。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我们放着现成的比较完善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不用,而去引进什么只能让官员承担政治和道义责任的引咎辞职制度,以为这样就完善了公务员制度的监督机制,就能够使那些只讲'政绩',不讲实际,甚至祸害一方的领导干部再异地为官成为历史,实在是与痴人说梦无异。因此,我认为与其舍本逐末地去打造一件软绵绵的公务员监督武器,不如集中力量,严格执法,加大对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这才是打造责任政府,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正道和捷径。引咎辞职起码需要以下三个支撑:一是政务公开透明;二是强有力的外部监督,足以形成巨大的压力;三是公仆意识流行而不是官本位观念盛行。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实施方法
引咎辞职是领导干部由于直接或间接的责任,造成一定损失或社会不良影响,从而主动承担责任的一种自查、自律或自究行为,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要步骤.它作为对公务员监控机制的思路,在我国现有的人事制度改革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中的问题和潜在的障碍也不容忽视.为此,必须结合实际,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引咎辞职制度.引咎辞职入法只是引咎辞职制度化的一步,还得有其他规则的细化和措施的配套,否则相关条款也只是纸上空文。此外,引咎辞职不仅需要内部施压机制,还必须有外部施压机制。即使在引咎辞职机制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官员辞职也非完全出于自觉,更多是迫于巨大的外部压力。内部监督的压力容易被官场潜规则消化掉,因此,还必须有强大的外部监督以保持对失职官员的高压,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其中之一。但眼下舆论监督有时难以对官员进行制约又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地方媒体根本无法监督本地官员。
有鉴于此,公务员引咎辞职除了写进法律,还必须做到:一是认定官员存在严重失职失误,或者在重大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必须有相应的规范和细节规定,要有一个评价认定的标准;二是对贪恋权力的“厚黑”官员,要明确对其启动责令辞职法定程序的责任主体,将责令辞职乃至撤职落到实处;三是须建立一套促使严重失职官员引咎辞职的内外施压机制;四是公众必须具有对官员辞职表达意见的权利,或者由作为代议机构的人大及人大代表代行权利。多方合力,官员引咎辞职的机制及文化才可望获得培育。
第三篇:建立引咎辞职制度
建立引咎辞职制度,解决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问题
从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施行起,我国公务员制度在设计、实施到完善等方面,都一直致力于通过健全科学的管理机制,以去除以往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铁饭碗”、“铁交椅”等“机关病”。
一方面,除建立退休、升降、交流等制度实现公务员的正常交替更新外,公务员制度还特别设立了辞职辞退制度,使机关人事管理不再死水一潭。另一方面,公务员制度中的廉政约束机制也逐步发挥“威力”。这主要体现为有关公务员纪律、处分和回避制度以及对领导和“热点”职位有计划地轮岗,对有亲属关系的公务员在任职和执行公务时实行回避等,加强了对公务员的有效监督。
2005年颁布的《公务员法》更是突出了对公务员的严格管理:除规定了严明的行为规则和考核、惩戒制度外,还规定了公务员9项基本义务、16项基本纪律,进行严格考核,而考核结果则与职务的升降、与涨工资发奖金以及辞退相挂钩;违反纪律的要受处分。
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的辞职,是公务员根据本人意愿,辞去所担任的职务,离开公务员队伍,解除与所在机关的任用关系的行为。既包括辞去公职,又包括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辞去公职和自愿辞职以及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
针对领导干部辞职,《公务员法》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但辞去领导职务与辞去公职不同,公务员辞去领导职务后还保留公务员身份,还可能安排别的工作。
在国外,引咎辞职是选举产生的政治官员的一种自责行为。而在我国,官员的引咎辞职是近年才发展起来的一种党政领导干部承担责任的方式。早在2002年中央颁布实施的《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就对领导干部引咎辞职作了明确规定。
“《公务员法》在此基础上,将引咎辞职制度法制化。因此,引咎辞职既有政治性,又有法律性,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法律责任,这是我国法律责任体系中一种新的责任制度。”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表示,建立引咎辞职制度,从法律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事管理中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为建立一支适合新时期任务的领导干部队伍提供了法制保障。
专家认为,引咎辞职制度不同于公务员因自己直接的违法违纪行为导致的带有强制性的纪律处分和法律制裁,而是在领导成员的行为尚不够纪律处分和法律制裁的情况下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形式。
从严治政 规范行为
10年中,全国年均处分公务员约1.5万人,约占3%。
我国公务员制度实行15年来,从严治政的理念一直渗透其间。对官员的监督约束之弦始终紧绷。
2002年以来,有关部门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建立健全推进公务员行为规范建设的长效机制,重点加强对直接服务于群众的“窗口”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和掌管“人、财、物”的重点工作岗位公务员的行为规范教育,把公务员遵守行为规范的情况作为考核、奖惩、职务升降、辞退的重要依据,有效提升了广大公务员的道德水平,有力促进了公务员队伍作风建设。
2007年6月1日,作为《》配套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正式生效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行政机关公务员纪律处分的专门性行政法规。
据统计,1993年至2002年的10年中,全国共计处分公务员149929人,平均每年约1.5万人。每年受处分人数约占公务员队伍总数的3%。左右。
2002年以来,我国坚持从严治政原则,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工作纪律、廉政纪律等各种违法违纪行为,严肃公务员纪律。仅2003年,全国便对14213名行政机关公务员给予政纪处分。
2006年,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北京、福建、湖南、广西、西藏)行政机关公务员受处分人数约为8327人,其中开除的914人;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受处分人数为169人,其中开除36人。这也是迄今为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最新一组有关公务员作风建设的数据。
监督约束力度渐强
转变问责方式,深化问责对象,扩展问责范围
近来,关于辞退的新闻事件着实不少:
2007年底,河南省济源中级法院法官张鸿英因私自会见女当事人,并与之发生不正当关系被辞退。根据《公务员法》、《法官法》的有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清理清退不适合在法院工作的人员的通知》,济源中院做出这一决定。
今年2月,云南呈贡县投资促进局一位副局长在昆明召开的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睡觉,被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严厉批评。在之后召开的呈贡县纪委十一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这位副局长被勒令辞职,该局局长因负直接责任也作深刻检查。这也是昆明市公布《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以来处理的首起案例。
4月26日,记者登陆辽宁西丰县官方网站。网站显示,县委书记一职已由原铁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叶德松接任。而该县的前任县委书记张志国,早在今年2月就已被铁岭市委责成引咎辞职,并向市委写出深刻检查。张志国的“下课”,起因于他同意公安部门介入并拘传记者的“西丰事件”。
今年3月,广州市人事局起草的《广州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首问首办责任制试行办法(草案)》和《广州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公共服务行为投诉处理办法(草案)》,由市法制办向市政府各部门征求意见。文件如能出台实施,将对广州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起到严格的约束作用。根据草案,公务员有“不按公布的服务用语及服务礼仪接待来访人”等8种情形之
一、被投诉并经调查核实6次的,将被辞退。情节严重的,将依法给予处分。
“对公务员队伍的管理实行更严格的制度规范,有利于加强对公务员的管理和监督。”刘旭涛教授表示,不断提高约束监督力度,有利于探索建立行政问责制度,转变问责方式,深化问责对象,扩展问责范围和领域。
公务员辞职的几种情形
程序:
公务员辞去公职,应当向任免机关提出书面申请。任免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审批,其中对领导成员辞去公职的申请,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九十日内予以审批。
公务员辞职或者被辞退,离职前应当办理公务交接手续,必要时按照规定接受审计。辞退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被辞退的公务员。
领导干部辞职
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工作变动依照法律规定需要辞去现任职务的,应当履行辞职手续。
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可以自愿提出辞去领导职务。
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
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摘自《公务员法》盛若蔚李彼格)(来源:人民日报)
第四篇:引咎辞职
第二,引咎辞职制度存在于《公务员法》中,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谈它的意义所在。
其一,规定“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引咎辞职者辞职后并没有丧失公务员身份,丧失的只是领导身份,所以对于已经辞职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样的制度有助于他们在卸下领导职务后仍然在本系统从事相关工作,为国家整体发展贡献余热。
其二,引咎辞职制度对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是一种打击,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将极大的推动领导成员的责任心,给他们施以外在的压力再进而通过外在压力内化成官员的自觉自愿行为,从而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切实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和对民负责。其三,引咎辞职制度有助于提升我国政府形象。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扮演着“权力政府”的角色,近年来,由于行政权力的滥用,不断有高官因贪污腐败而纷纷落马事件,政府监督不力,导致一些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频频发生,这些事件不仅严重危害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加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而引咎辞职制度恰恰是提升我国政府形象的良机。
第三,但是我们要看到,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引咎辞职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很多困境,具体表现在:
其一,引咎辞职制度缺乏配套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不健全是“咎”的契机和前提之一。按职定权、定责的前提要求对机构职能的配置和运行上有相当清晰而科学的规定。引咎辞职带有明显的行政性。目前我国责令辞职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引咎辞职,说明我国的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还带有十分明显的行政性,绝大部分根本没有主动引咎辞职的意识。
其二,引咎辞职的问责范围呈现一定的狭窄性,尤其是辞后责任追究不够。在实际中,我们看到有不少政府官员这边刚大张旗鼓地宣布引咎辞职,那边却悄悄易地走马上任,这样的引咎辞职很难起到应有的震慑效用,责任追究没有真正的体现,公众也会觉得之前的引咎辞职是作秀,从而有悖于引咎辞职的初衷。
其三,公民参与意识的缺失。公民参与是官员引咎辞职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之一,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等级观念造成了广大民众政治冷漠心理,公民参与的政治环境还不是十分良好,参与渠道也较少,造成一些民众即使有心参与而找不到渠道。
第四,根据以上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尝试用以下方式予以解决,具体为:
其一,完善引咎辞职配套措施。引咎辞职制度的实施,离不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一部统一的、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应该加强这方面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统一。在政府信息公开上,我国应该积极改变目前的政府主动、公民被动的局面,尽量将信息是否公开,何时、怎样公开完全向广大的民众进行传达,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其二,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要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
其三,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第五篇:引咎辞职稿
引咎辞职报告精选1篇
尊敬领导:
为了我个人及学生前途的辉煌:
我在西合休中心小学从事教育工作快两年了,我在这里工作期间始终特别认真,特别专心地给学生讲解科目,与同事和睦相处,收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接纳,但是我在城镇里长大的,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条件和民族风俗,另外我是民考汉,对少数民族语言有点不通尤其是维吾尔语,交流和沟通有难,对学生讲解科目不明确。
为了不致误人子弟。在贵校任教期间,我深感自己文学水平的低劣。我班学生的成绩一直名列全校最末,这还不算什么,令我惭愧的是,至今为止我的学生仍固执地认为汉语拼音很难学,永远都学不会似的,如果继续按照我的教学路线走下去,那么那些可怜孩子的前途到底怎样。
根据以上惨不忍睹的教学经历,我决定引咎辞职来报答领导您对我的知遇之恩,我万分遗憾地辜负了您和的厚望。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除了能加深医院与贵校的合作默契以外,相信别无他用。痛定思痛,我决定辞去 人民教师 这一光荣职务,从此不再踏足教育界。
以上为我个人的辞职演说,望领导审核批准!
XXXX
XX年11月12日
引咎辞职报告精选2篇
尊敬的 * 校长:
言及此事,实难启齿。圣贤有言: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也。况您予我之恩,何言滴水?我深知有负您的厚望。然思虑再三,虽负不义之名,我心意已定:决意辞去* * 学校教导主任一职务,去做一名普通教师。
原因有四:
其一,团队凝聚力不够。这也许是我个人错误的想法。目前,团队找不出一个可以统率全局的人,或因威信不足,或因能力不足以胜任。有时个人意志代表团队意志,我不能否认个人意志的正确率,也不能否认个人意志的重要作用(有时一所学校或者一个部门因为有了这个独特的个人意志而让这所学校或部门有自己的风格和灵魂),而唯恐个人意志的不正确率大于零。这必将影响整个团队的威信。我一直隐晦自己的一些想法,不愿触及问题的核心,只因不想因言工作本身而不慎造成“诋毁”或“中伤”他人。谈及团队,个人与团队中其他人的关系是影响团队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一直在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心想自己的舞台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与广袤。而事与愿违,身心俱疲已成了我不可避免的问题,它时时刻刻纠缠着我。
其二,个人能力不足。提及这点,我能想到您此时的心情。您一定认为我这小子言不由衷,乱找借口。其实,这绝非无中生有的借口。这在工作中是能够找到诸多例证的,如在上交资料不及时方面,在上期两基资料完成方面(**学校初中部花名册翻工),在工作思路和工作安排方面(到* *学校教师群体中调查民意可知)。由以上几点,应该可以断定我个人的能力确实不足以胜任该职务了。
其三,个人精力不足。从去年12月份接手该工作以来,我明显感到自己对家庭的亏欠更多了。我不想因私废公。作为共产党员,我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即便有时家人对我埋怨,孩子对我疏远,我也主动向他们说明,请他们理解。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我左右为难,不得已而作出这个决定。
其四,心态慵懒对工作无益。当抱着这种心态去工作,对工作是大无益的。当然,在组织未作出任何决定之前,我一定站好自己的最后一班岗。也许,这四点不足以让您成全我这个小小的愿望。写到这里,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我表面的坚强掩饰不了内心的脆弱。上次到您家,说到我们彼此接触太少,当时我没有说,对于您的为人与处事,在我参加工作九年来,我体会是比较深刻的。也许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时间与次数构不成影响其质的直接因素。这正如有些素未谋面却成知己的事例一样。
我一直感到惭愧、内疚。您对我和 * * 无比关心与照顾,还有那年 * * 调到 * * 小学,我到中心校时看到您严肃而分明是同情与无奈的神情。这些,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想到电话里您对我的失望,交谈中对我寄予的希望(您常说:是金子就要让它发光。这句话时刻鞭策着我)。而我近乎不可理喻的想法,这让本来就为全镇教育事业操够了心的您因我不求上进而无语。想到这些,这对我这个封建而守旧的人来说,我无法挣脱这沉重的精神枷锁。
* 校,我很想学习古人能写出一篇言之切切而情之切切的文章以打动您。当受情感驱驰而行其此文,一切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念及圣贤之言,我凄凄无语。
敬请钧复。
此致
敬礼!
辞职申请人:XXX
201X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