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含5篇）

第一篇：刍议《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

刍议《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

——引咎辞职制度若干问题分析

□孙浦沂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公务员法》中的“引咎辞职”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亦或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都存在种种问题。而产生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对“引咎辞职”制度这一舶来品未有客观、理性、正确的认识。没有认识到“引咎辞职”所体现的道德自发性与政治责任感是不能被法强制的。而想通过一劳永逸地将“引咎辞职”制度化来达到调高官员责任意识，打造责任政府是行不通的。与其这样，不如更加务实去地建立完整的行政道德伦理体系与加强外部力量的参与。

关键词：引咎辞职；制度化；道德责任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正式生效标志着我国在干部人事的科学、法制管理上又迈进一大步，其中第８２条有关“引咎辞职”的规定，即“领导成员因工作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更被许多学者大力褒奖，认为是该制度对于原先《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一大创新。“引咎辞职”的法律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增强公务员的法律意识，减少工作失误，降低重大事故的发生以及疏通我国公务员队伍的出口，改变公务员队伍只进不退的状况，确保公务员的高素质与高责任心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通过近几年的实践我们发现，该项制度规定似乎无法达到原先立法的目的，不仅如此，“引咎辞职”更有被异化的趋势，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我们将引咎辞职这种源于西方的基于官员自己道德要求而主动承担的政治责任形式，试图转化为一项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责任形式时，本身就缺乏了对“引咎辞职”正确、客观的认识。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制度移植不仅不是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创新，反而会贻笑大方。本文就“引咎辞职”的制度设计与在实际运作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笔者个人的看法，希望能引起大家对于“引咎辞职”更为深入、理性的思考。

一、发展过程

我国“引咎辞职”制度建设的提出始于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５年２月，中共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提出要“建立领导干部辞职制度”。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日，国家税务总局党组颁布实施了《全国税务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第五章第十七条明确规定：直接管辖范围内发生重大案件，致使国家税收、公共资财和人民群众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应引咎辞职或者对其免职。

２０００年８月，中共中央颁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包括引咎辞职在内的辞职制度。

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８日国家人事部颁布实施的《关于人事部门反腐败抓源头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中第６条规定，要“抓紧制定降职、辞职、辞退的配套措施，建立健全自愿辞职、责令辞职、引咎辞职等制度，研究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

２００２年７月，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行例》（１９９５）的基础上，总结近８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首次将引咎辞职纳入领导干部制度。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首次将“引咎辞职”纳入其中，使领导干部的引咎辞职行为走上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二、制度设计分析

根据上文对于我国“引咎辞职”制度发展过程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到２００６年的《公务员法》首次将“引咎辞职”法制化，也因此对于“引咎辞职”制度的认识有必要首先就《公务员》法中“引咎辞职”相关的条款进行文本解读。

《公务员法》第８２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笔者认为《公务员法》中对于“引咎辞职”的制度设计存在不足与表述不当，具体如下：１．“领导官员因个人的工作失误、失职已造成重大损失为什么不主动追究其责任（责令辞职，或者做出相应的处罚）而要让事故官员主动去引咎辞职？”

关于“引咎辞职”的表述往往会首先受到上面的质疑，想必立法者当初想要表达的本意并不是“以辞代罚”，而产生歧义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于引咎辞职对象确立的模糊性上，“领导成员”笼统地涵盖了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或者根本无责任的所有领导。而对于负有直接责任的相关领导我们本应该应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行政责任，他们是被排除在“引咎辞职”之外的。也因此，相关文本在表述“引咎辞职”时应进一步确立需“引咎辞职”的具体对象，例如事故相关领导人以上几级可“引咎辞职”，然而这种做法无疑是与“引咎辞职”本身所要表达的精神相违背的，这在下文将进一步阐述。

２．引咎辞职的表述中可以包含失职，但不能包含失误

笔者认为，“引咎辞职”应该是一种上级领导非直接参与或没参与的，完全由下级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但领导个人可能会感觉从道义上自己已然是下级的领导，那么对于下级的失误、失职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进而提出辞职，只能这么说，我们可以从道义上指责上级领导失职，但绝对不包括领导的失误（因为是失误的话就证明上级领导直接参与了，这样的话应该直接追究他的责任）。

３．“引咎辞职”能制度化吗？

其实在国外，《法国公务员总章程》（１９７８）、《联邦德国官员法》（１９８０）、《美国文官制度改革法》（１９７８）均立法规定了公务员的辞职辞退制度，但都没有与引咎辞职相关的条款。换句话说，它至多只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

而在我国却将引咎辞职制定成成文规章制度。中央有统一的引咎辞职规定，国家有引咎辞职的立法，各地也相继出台引咎辞职的办法，并都有不同程度的硬性指标。笔者认为，引咎辞职其实是不能被制度化的，这涉及到引咎辞职的内涵、特点。引咎辞职说到底应该是官员的一种自纠、自律的行为，强调的是官员的主观责任。上级官员基于道德自律而感到内疚，或迫于公众和舆论的压力，主动提出辞职。具体来说，引咎辞职是主观色彩极浓的行为，是软性的，理论上应尽可能让有关当事人去自由裁量。那么当一项规定制度化，上升到法律层面意味着什么呢？显然是强制的、硬性的。这与引咎辞职的本质与内涵着矛盾。４．“咎”到底指代的是何种责任？有衡量“咎”的标准吗？

政府官员依据责任内容划分的话，一般应该承担４种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笔者认为引咎辞职强调的是间接责任，而非直接的过错责任。是一种政治、道德上的责任，而非是一种官员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行政或法律责任。也就是说，一种源于道德自律性与政治责任感下做出的辞职决定，这有别于在个人出现行政过失后所作出的辞职决定。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很多地方政府对于引咎辞职中官员所负责任认定不清，往往将行政责任、法律责任而非道德责任或者政治责任作为官员引咎辞职的依据，例如《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中规定“引咎辞职”情形是：“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群众反映强烈，经组织查实认定不宜再担任领导职务的；本地区、本部门在干部、人事工作中出现严重消极腐败现象及违法违纪问题，造成恶劣影响，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都已远远超出道德责任与政治责任，不是官员能一辞了事的，这已到了法律层面，应追究法律责任。还有，规定中的第２条是：“重大工作违反决策程序，主观盲目决策，造成重大政治影响或经济损失，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这明显是一种行政责任。同样，江苏泗洪关于“引咎辞职”的规定也大都偏离了政治、道德责任，而过分地以行政、法律责任作为引咎辞职的依据，比如规定“引咎辞职”情形的第１条是：“社会公论差，干部考察民主测评结果县直、乡镇称职率分别低于６０％、７０％”，这应归于绩效考核而非引咎辞职。第５条是：“为政不廉者，违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制度，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群众反应强烈的领导干部须引咎辞职。”这显然应该追究法律责任。

此处，引用四川与泗洪这两地“引咎辞职”的情形并不是指这两地是特例，而是在许多地方对于引咎辞职情形的设置都硬性规定了这些指标。且先不说是否应该设置引咎辞职情形，而这些指标本不应是为引咎辞职而设的。上述行为首先应适用《公务员法》中的行政处分，即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公职和公务员的辞退等规定。也就是说在领导干部有了符合上述规定的行为之后，该干部首先必须受到行政处分或辞退，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者更甚者法律责任，而不是引咎辞职，因为引咎辞职还关联到道德自律、职业责任、羞耻感等因素，而这些因素是柔性的非强制性的，不具操作性。

出现对引咎辞职的执行上的偏差，关键是对“咎”的标准的定义出现了错误，不能将“咎”定义为绩效考核（这应该归于考核制度的建设），而应该关注行政伦理道德体系的建设，从道德、责任方面去讨论（在这个体系建设上还涉及到公、私德的区分）。笔者认为，引咎辞职应该完全是官员个人的行为，不管官员是否出于自愿（即使是迫使，那迫使的压力应该是无形的、来源于体制外的，或个人或大众，而不是通过法的形式），而一旦制度化有“被引咎辞职”之感。对于许多学者所称赞的，将引咎辞职制度化是《公务员法》的一大进步，称赞引咎辞职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那些既不违法，也不违纪的情形。本文持保留意见，因为笔者认为这段空白不应该由“引咎辞职”的制度化来填补，笔者始终坚持“引咎辞职”所体现的道德自发性与政治责任感是不能被法强制的。西方国家也存在这段空白，但他们没将“引咎辞职”

制度化，一来他们有较于我们相对完整的行政道德伦理体系，官员道德素养可能比我们高；二来他们外部力量的参与程度很高，一旦既不违纪也不违法的空挡出现后，他们承担了问责主体，使官员有压力。我们可以从这两方面努力，而不是一劳永逸地将“引咎辞职”制度化。引咎辞职说到底应该是自己提出，而不是被提出。

三、实际运作中产生的问题

由于我们还未能客观、理性地认识“引咎辞职”的真正内涵，也就导致“引咎辞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种种问题，具体问题如下：

１．“劣胜优汰”式的引咎辞职

“过引咎辞”应源于官员的道德自发性与政治责任感，这也就会出现下面这种情形：对于同样甚至同一的事故或者损失，责任心和廉耻心强的官员，可能会主动引咎辞职，而责任心和廉耻心弱的官员，则可能认为自己不需要引咎辞职；这样下来久而久之，留在公务员队伍中的可能多是些缺乏责任心和廉耻心的官员。引咎辞职制度化设置的初衷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能疏通公务员队伍的出口，解决公务员能上不能下的问题，但是如果从这个出口淘汰出来的人比留下的人更有良心和责任意识的话，那么这种“劣胜优汰”式的逆淘汰不仅显失公平，而且完全背离了《公务员法》的立法目的。

２．“以辞代罚”，引咎辞职成为官员“权宜之计”

引咎辞职制度的另一种变质现象是“以辞代罚”。有的官员的行为已经严重违法甚至构成犯罪了，本应被撤职、开除，甚至应负刑事责任，为了逃避法律责任，于是主动引咎辞职，避重就轻，“以辞代罚”。例如２０１１年原湖南省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侃融曾因在一起强拆事件中引起当事人自焚而主动“引咎辞职”。先且不说曾侃融的“引咎辞职”是否有逃避责任之嫌，令人可气的是曾侃融的“引咎辞职”似乎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以求事态平息的权宜之计，曾侃融在提出“引咎辞职”后竟然依旧在岗位上长达三个月之久，直到有媒体披露，他才去职。曾侃融的假“引咎辞职”能够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及纵容，除了说明部分机关部门的失职外，更说明引咎辞职制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曾侃融利用，成为他逃避更为严厉的法律制裁的避难所。这种企图把引咎辞职制度异变成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伞的人，曾侃融肯定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３．到底是“引咎辞职”还是“责令辞职”？

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我国的具体实践中一般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引咎辞职”，我国引咎辞职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在事故发生相对较长的时间后，在上级组织的要求下引咎辞职的，有多少官员是真正出于内心政治责任感与道德意识引咎辞职的呢？长此以往，引咎辞职条款的设立还有其意义吗？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条款中直接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责令辞去领导职务”。

有学者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并指出：“官员引咎辞职似乎不是规范程序和公众舆论作用下的产物，而更像上级组织施压甚至政治力量博弈后的结果，那些决定谁会引咎辞职的主宰力量总是游弋在人们的视线之外。”例如２０１１年所发生的温州特大交通事故。社会乃至广大群众都觉得负有主要责任的铁道部相关领导能“引咎辞职”，但最终处理结果仅为对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予以免职。本来引咎辞职制度是迫于民众和舆论的压力，官员辞职以谢天下，而现在，民众社会所认为该“引咎辞职”的官员却未辞职，而被免职的却有掩饰、替罪之嫌！这不仅使人对于“引咎辞职”制度产生质疑，也为“引咎辞职”的被扭曲感到悲哀。

最后，笔者认为我们对于“引咎辞职”应给予更深刻的认识。对于解决公务员制度能进不能退的状况也不能单单依靠“引咎辞职”。对于官员责任意识的提高、政府负责任形象的打造也不是能通过“引咎辞职”一劳永逸地去完善。对于“引咎辞职”，我们能向西方学习的不仅仅是这种形式表象，更要学习支撑着“引咎辞职”背后完善健全的行政道德伦理体系与强大的外部力量参与。或许，将来当我们看到官员真正出于个人的道德意识而作出“引咎辞职”，彼时我们才能更加感受到引咎辞职的真正魅力。■

参考文献：

［１］杨景宇，李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１０．

［２］杜娟．现阶段我国引咎辞职分析．法学，２０１０（５）．

［３］王能昌．我国“引咎辞职”实践中的若干认识问题．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２）．［４］资料来源：东兴教育网．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ｊｄｘｅｄｕ．ｎｅ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４０５

［５］资料开源：泗洪县政府门户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ｈｏｎｇ．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０８／３／３１／ａｒｔ＿７０１＿４４０２．ｈｔｍｌ

第二篇：建立引咎辞职制度

建立引咎辞职制度，解决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问题

从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施行起，我国公务员制度在设计、实施到完善等方面，都一直致力于通过健全科学的管理机制，以去除以往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铁饭碗”、“铁交椅”等“机关病”。

一方面，除建立退休、升降、交流等制度实现公务员的正常交替更新外，公务员制度还特别设立了辞职辞退制度，使机关人事管理不再死水一潭。另一方面，公务员制度中的廉政约束机制也逐步发挥“威力”。这主要体现为有关公务员纪律、处分和回避制度以及对领导和“热点”职位有计划地轮岗，对有亲属关系的公务员在任职和执行公务时实行回避等，加强了对公务员的有效监督。

2005年颁布的《公务员法》更是突出了对公务员的严格管理:除规定了严明的行为规则和考核、惩戒制度外，还规定了公务员9项基本义务、16项基本纪律，进行严格考核，而考核结果则与职务的升降、与涨工资发奖金以及辞退相挂钩；违反纪律的要受处分。

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的辞职，是公务员根据本人意愿，辞去所担任的职务，离开公务员队伍，解除与所在机关的任用关系的行为。既包括辞去公职，又包括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辞去公职和自愿辞职以及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

针对领导干部辞职，《公务员法》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但辞去领导职务与辞去公职不同，公务员辞去领导职务后还保留公务员身份，还可能安排别的工作。

在国外，引咎辞职是选举产生的政治官员的一种自责行为。而在我国，官员的引咎辞职是近年才发展起来的一种党政领导干部承担责任的方式。早在2002年中央颁布实施的《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就对领导干部引咎辞职作了明确规定。

“《公务员法》在此基础上，将引咎辞职制度法制化。因此，引咎辞职既有政治性，又有法律性，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法律责任，这是我国法律责任体系中一种新的责任制度。”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表示，建立引咎辞职制度，从法律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事管理中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为建立一支适合新时期任务的领导干部队伍提供了法制保障。

专家认为，引咎辞职制度不同于公务员因自己直接的违法违纪行为导致的带有强制性的纪律处分和法律制裁，而是在领导成员的行为尚不够纪律处分和法律制裁的情况下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形式。

从严治政 规范行为

10年中，全国年均处分公务员约1.5万人，约占3%。

我国公务员制度实行15年来，从严治政的理念一直渗透其间。对官员的监督约束之弦始终紧绷。

2002年以来，有关部门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建立健全推进公务员行为规范建设的长效机制，重点加强对直接服务于群众的“窗口”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和掌管“人、财、物”的重点工作岗位公务员的行为规范教育，把公务员遵守行为规范的情况作为考核、奖惩、职务升降、辞退的重要依据，有效提升了广大公务员的道德水平，有力促进了公务员队伍作风建设。

2007年6月1日，作为《》配套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正式生效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行政机关公务员纪律处分的专门性行政法规。

据统计，1993年至2002年的10年中，全国共计处分公务员149929人，平均每年约1.5万人。每年受处分人数约占公务员队伍总数的3%。左右。

2002年以来，我国坚持从严治政原则，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工作纪律、廉政纪律等各种违法违纪行为，严肃公务员纪律。仅2003年，全国便对14213名行政机关公务员给予政纪处分。

2006年，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北京、福建、湖南、广西、西藏)行政机关公务员受处分人数约为8327人，其中开除的914人；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受处分人数为169人，其中开除36人。这也是迄今为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最新一组有关公务员作风建设的数据。

监督约束力度渐强

转变问责方式，深化问责对象，扩展问责范围

近来，关于辞退的新闻事件着实不少:

2007年底，河南省济源中级法院法官张鸿英因私自会见女当事人，并与之发生不正当关系被辞退。根据《公务员法》、《法官法》的有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清理清退不适合在法院工作的人员的通知》，济源中院做出这一决定。

今年2月，云南呈贡县投资促进局一位副局长在昆明召开的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睡觉，被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严厉批评。在之后召开的呈贡县纪委十一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这位副局长被勒令辞职，该局局长因负直接责任也作深刻检查。这也是昆明市公布《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以来处理的首起案例。

4月26日，记者登陆辽宁西丰县官方网站。网站显示，县委书记一职已由原铁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叶德松接任。而该县的前任县委书记张志国，早在今年2月就已被铁岭市委责成引咎辞职，并向市委写出深刻检查。张志国的“下课”，起因于他同意公安部门介入并拘传记者的“西丰事件”。

今年3月，广州市人事局起草的《广州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首问首办责任制试行办法(草案)》和《广州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公共服务行为投诉处理办法(草案)》，由市法制办向市政府各部门征求意见。文件如能出台实施，将对广州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起到严格的约束作用。根据草案，公务员有“不按公布的服务用语及服务礼仪接待来访人”等8种情形之

一、被投诉并经调查核实6次的，将被辞退。情节严重的，将依法给予处分。

“对公务员队伍的管理实行更严格的制度规范，有利于加强对公务员的管理和监督。”刘旭涛教授表示，不断提高约束监督力度，有利于探索建立行政问责制度，转变问责方式，深化问责对象，扩展问责范围和领域。

公务员辞职的几种情形

程序:

公务员辞去公职，应当向任免机关提出书面申请。任免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审批，其中对领导成员辞去公职的申请，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九十日内予以审批。

公务员辞职或者被辞退，离职前应当办理公务交接手续，必要时按照规定接受审计。辞退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被辞退的公务员。

领导干部辞职

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工作变动依照法律规定需要辞去现任职务的，应当履行辞职手续。

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可以自愿提出辞去领导职务。

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

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摘自《公务员法》盛若蔚李彼格)(来源:人民日报)

第三篇：公务员制度改革-引咎辞职制度

公务员制度改革

――引咎辞职制度

byby lee

目前，关于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探讨在各大报刊杂志都有激烈的争论，其中，关于“引咎辞职制度”的讨论似乎尤其激烈。下面，我就以我的角度来讨论一下关于公务员引咎辞职制度方案的可行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作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集中力量进行攻关。力争在推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党政机关干部竞争上岗、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调整不称职和不胜任现职干部以及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以此推动改革的全面深化。

引咎辞职制度就是为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而产生的一种制度。

一般来说，关于引咎辞职制度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引咎辞职包括的情况。

主要有以下情形：不履行预防职责，致使本单位人员在其任期内连续或者多次出现严重职务违纪、违法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纵容、包庇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严重违纪违法活动，造成恶劣影响的；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干预或者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出让权、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的。引咎辞职的硬指标设定：

推出“引咎辞职”制度，无疑是顺乎民意、最大限度地遏制重大事故的良策。这在目前行政监督机制相对较薄弱和模糊的环境下，其初衷是好的，此制度的刚性特征也必能使一些领导干部能够重视。但是，正如一些政策执行不好会成为双刃剑一样，引咎辞职也存在一些尚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说，各地在推行这项制度时几乎都设置了“硬指标”，如曝光三次“一把手”引咎辞职。一旦触及“硬指标”的底线，便要辞职。按制定者透露的想法，这是因为“矫枉必须过正”，也是因为“硬指标往往有更强的操作性”。这就使一个矛盾凸显出来：官员辞职的根本原因，究竟是自身工作之“咎”，还是追究被曝光？

“咎”者，过失也。引咎辞职，应该是领导干部因为主观因素造成所管工作出现过失而主动辞去官职的自律行为。由此可见，官员该不该辞职，关键在于有没有过失，而不是被

媒体曝光或是会上批评。进一步探究，引咎辞职设置“硬指标”，还让人心生疑窦：媒体曝光两次以下可以官“照当不误”，其“运气”的色彩岂不太浓了一点？

政令畅通的前提是政策制度须合情合理。所以制定政策制度之时，贵在科学和理性，绝不能为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如今百姓和媒体对频频出现的污染事故颇多怨言，这确实亟须我们在管理制度、监督机制上予以完善。但由此便要“矫枉过正”或单纯为了便于操作而划定“硬指标”，就谈不上是一种明智和科学的工作方式。因为过分地强调“硬指标”，有时反而会让我们成为“指标”的俘虏。

此类引咎辞职制度的实施，也许会暂时性地迫使各级领导干部全力以赴地“狠抓”自己的责任范围工作。但要想使这种“狠抓”成为一种常态，还需要引咎辞职制度的更加理性、完善和合理，并需建立在引咎辞职制度基础上的一整套干部任免制度相配合。要清楚，引咎辞职制度仅仅是干部任免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在尚不完备的情况下。

“引咎辞职”是对官员最大惩罚

有人认为过分夸大引咎辞职作用，有人为引咎辞职成为“护身符”而愤，同时，更多人呼吁愿“引咎辞职”制度早日问世。其实这都是不在官场人说的外行话。引咎辞职对于“引咎辞职者”是最大惩罚。

当年一位中央领导到一个乡镇访贫问苦，见乡镇干部抽的烟都是红塔山，问他们一天抽几盒。答不多，三盒。问收入多少，答三四百。这位中央领导给他们算了一笔账：一天三盒是３０块，一个月光烟钱是９００块，这些乡镇干部还要吃饭、娱乐，还要养家糊口，真不知他们收入从何而来，而且，他们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

有的干部不是靠工资活的，谁要是关心他们能挣多少钱，那肯定是官场的门外汉，当官不是说挣钱，关键是花钱。这叫签字权，也叫在职消费。

当一个有签字权的“一把手”如果没有正常的约束的话，他可能糟掉多少钱？比如说，一个处级干部，首先有辆车，汽车的养护费和司机的开销，一年至少５万。他还要养几个秀才、嫡系、甚至女士等等，身边没有三五个最信得过的人，工作就无法开展。让他们干活，就得经常联络感情，现在联络感情的方式，只能是餐厅、桑拿、歌厅。按最清廉节俭的领导算，出去消费一次，只带司机、秘书，吃饭１００元，桑拿，包两个房间，２００元，如果再要其他服务，每人多加３００－５００元，这样消费一次，算少点１２００元。一个星期消费一次，那么一个月，光陪部下吃饭就是４８００元。领导还要抽烟、喝酒、打针吃药，还要养家糊口。按对等原则，领导自己至少也是这个数，也就是说一个处级领导一个月要有

一万块吃喝开销，一年少也是１０万。最最重要的是，领导还要巴结上司，应付同僚，这些都需要人民币开道，这样一想到底多大开销，真是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引咎辞职”是对这些官员的最大惩罚，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地方的官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死死护住自己的铁饭碗的原因了。

引咎辞职与“官德”建设

有句古语叫“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表明中国老百姓同样希望不称职的官员能有引咎辞职的自觉性。但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证，一些明显不称职，甚至严重失职、渎职的官员非但不会主动请求辞职，反而“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极大地损害了官员在普通群众中的形象。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一个官员如果因为失职渎职或违法乱纪，已经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不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却脸不红心不跳始终赖在那里不走，这种行为无异于对民意的漠视，无异于对“官德”的侵蚀。在领导干部中推行引咎辞职制度，将证明官员有足够的知耻之心、羞恶之心，有助于树立领导干部在群众中应有的威望。

“引咎辞职”应成“官场文化”

为什么应该提倡官员特别是高官主动“引咎辞职”？道理很简单。各级官员特别是高官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权力大，责任重，理应恪尽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对于他们，理应落实责任，务必落实责任，有过错就应该追究，有责任就应该承担。不这样做，就推行不了责任政治，建立不起责任政府。

如何让“引咎辞职”成为惯例？答案也很简单，就是用制度说话，讲硬约束。制度总是靠人执行的，难免会有一些官僚主义者、形式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觉悟不是那么高，有了过失也不主动引咎辞职。对这些人，决不能让他占便宜。只要他确实该负责任，不主动引咎辞职的，应该责令其辞职，或依法给予撤职、罢免，对于触犯法律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只有这样，从严治吏、从严治政才能落到实处。

“引咎辞职”的提法在各个领域都不是创新，然而，在中国现实环境下，引咎辞职在各个领域都难以施行。这不仅仅是官员们的专业素养问题，更是因为引咎辞职往往只停留在官员的施政报告和口头要求上，没有形成制度，难以对照量化。因此，要真正的实行“引咎辞职”制度，我们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第四篇：引咎辞职

第二，引咎辞职制度存在于《公务员法》中，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谈它的意义所在。

其一，规定“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引咎辞职者辞职后并没有丧失公务员身份，丧失的只是领导身份，所以对于已经辞职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样的制度有助于他们在卸下领导职务后仍然在本系统从事相关工作，为国家整体发展贡献余热。

其二，引咎辞职制度对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是一种打击，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将极大的推动领导成员的责任心，给他们施以外在的压力再进而通过外在压力内化成官员的自觉自愿行为，从而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切实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和对民负责。其三，引咎辞职制度有助于提升我国政府形象。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扮演着“权力政府”的角色，近年来，由于行政权力的滥用，不断有高官因贪污腐败而纷纷落马事件，政府监督不力，导致一些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频频发生，这些事件不仅严重危害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加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而引咎辞职制度恰恰是提升我国政府形象的良机。

第三，但是我们要看到，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引咎辞职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很多困境，具体表现在：

其一，引咎辞职制度缺乏配套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不健全是“咎”的契机和前提之一。按职定权、定责的前提要求对机构职能的配置和运行上有相当清晰而科学的规定。引咎辞职带有明显的行政性。目前我国责令辞职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引咎辞职,说明我国的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还带有十分明显的行政性，绝大部分根本没有主动引咎辞职的意识。

其二，引咎辞职的问责范围呈现一定的狭窄性，尤其是辞后责任追究不够。在实际中，我们看到有不少政府官员这边刚大张旗鼓地宣布引咎辞职，那边却悄悄易地走马上任，这样的引咎辞职很难起到应有的震慑效用，责任追究没有真正的体现，公众也会觉得之前的引咎辞职是作秀，从而有悖于引咎辞职的初衷。

其三，公民参与意识的缺失。公民参与是官员引咎辞职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之一，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等级观念造成了广大民众政治冷漠心理，公民参与的政治环境还不是十分良好，参与渠道也较少，造成一些民众即使有心参与而找不到渠道。

第四，根据以上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尝试用以下方式予以解决，具体为：

其一，完善引咎辞职配套措施。引咎辞职制度的实施，离不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一部统一的、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应该加强这方面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统一。在政府信息公开上，我国应该积极改变目前的政府主动、公民被动的局面，尽量将信息是否公开，何时、怎样公开完全向广大的民众进行传达，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其二，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要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

其三，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第五篇：引咎辞职稿

引咎辞职报告精选1篇

尊敬领导：

为了我个人及学生前途的辉煌：

我在西合休中心小学从事教育工作快两年了，我在这里工作期间始终特别认真，特别专心地给学生讲解科目，与同事和睦相处，收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接纳，但是我在城镇里长大的，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条件和民族风俗，另外我是民考汉，对少数民族语言有点不通尤其是维吾尔语，交流和沟通有难，对学生讲解科目不明确。

为了不致误人子弟。在贵校任教期间，我深感自己文学水平的低劣。我班学生的成绩一直名列全校最末，这还不算什么，令我惭愧的是，至今为止我的学生仍固执地认为汉语拼音很难学，永远都学不会似的，如果继续按照我的教学路线走下去，那么那些可怜孩子的前途到底怎样。

根据以上惨不忍睹的教学经历，我决定引咎辞职来报答领导您对我的知遇之恩，我万分遗憾地辜负了您和的厚望。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除了能加深医院与贵校的合作默契以外，相信别无他用。痛定思痛，我决定辞去 人民教师 这一光荣职务，从此不再踏足教育界。

以上为我个人的辞职演说，望领导审核批准!

XXXX

XX年11月12日

引咎辞职报告精选2篇

尊敬的 * 校长:

言及此事，实难启齿。圣贤有言：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也。况您予我之恩，何言滴水?我深知有负您的厚望。然思虑再三，虽负不义之名，我心意已定：决意辞去* * 学校教导主任一职务，去做一名普通教师。

原因有四：

其一，团队凝聚力不够。这也许是我个人错误的想法。目前，团队找不出一个可以统率全局的人，或因威信不足，或因能力不足以胜任。有时个人意志代表团队意志，我不能否认个人意志的正确率，也不能否认个人意志的重要作用(有时一所学校或者一个部门因为有了这个独特的个人意志而让这所学校或部门有自己的风格和灵魂)，而唯恐个人意志的不正确率大于零。这必将影响整个团队的威信。我一直隐晦自己的一些想法，不愿触及问题的核心，只因不想因言工作本身而不慎造成“诋毁”或“中伤”他人。谈及团队，个人与团队中其他人的关系是影响团队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一直在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心想自己的舞台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与广袤。而事与愿违，身心俱疲已成了我不可避免的问题，它时时刻刻纠缠着我。

其二，个人能力不足。提及这点，我能想到您此时的心情。您一定认为我这小子言不由衷，乱找借口。其实，这绝非无中生有的借口。这在工作中是能够找到诸多例证的，如在上交资料不及时方面，在上期两基资料完成方面(**学校初中部花名册翻工)，在工作思路和工作安排方面(到* *学校教师群体中调查民意可知)。由以上几点，应该可以断定我个人的能力确实不足以胜任该职务了。

其三，个人精力不足。从去年12月份接手该工作以来，我明显感到自己对家庭的亏欠更多了。我不想因私废公。作为共产党员，我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即便有时家人对我埋怨，孩子对我疏远，我也主动向他们说明，请他们理解。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我左右为难，不得已而作出这个决定。

其四，心态慵懒对工作无益。当抱着这种心态去工作，对工作是大无益的。当然，在组织未作出任何决定之前，我一定站好自己的最后一班岗。也许，这四点不足以让您成全我这个小小的愿望。写到这里，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我表面的坚强掩饰不了内心的脆弱。上次到您家，说到我们彼此接触太少，当时我没有说，对于您的为人与处事，在我参加工作九年来，我体会是比较深刻的。也许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时间与次数构不成影响其质的直接因素。这正如有些素未谋面却成知己的事例一样。

我一直感到惭愧、内疚。您对我和 * * 无比关心与照顾，还有那年 * * 调到 * * 小学，我到中心校时看到您严肃而分明是同情与无奈的神情。这些，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想到电话里您对我的失望，交谈中对我寄予的希望(您常说：是金子就要让它发光。这句话时刻鞭策着我)。而我近乎不可理喻的想法，这让本来就为全镇教育事业操够了心的您因我不求上进而无语。想到这些，这对我这个封建而守旧的人来说，我无法挣脱这沉重的精神枷锁。

* 校，我很想学习古人能写出一篇言之切切而情之切切的文章以打动您。当受情感驱驰而行其此文，一切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念及圣贤之言，我凄凄无语。

敬请钧复。

此致

敬礼!

辞职申请人：XXX

201X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