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热点问题探讨

第一篇：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热点问题探讨

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热点问题探讨

进入新时期以来，部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适应这些变化，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各级党委领导积极研究、不断探索、勇于实践的重大课题。这些年来，作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战线上的一员，我有幸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脚步，感受着时代变迁的八面来风，自己在不断学习、更新知识，不断进取、更新观念，不断研究、更新思维的同时，紧紧围绕新时期“两个提供”，以及思想政治领域的新动向和官兵思想的新变化，积极履行一名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积淀了一些感悟性的东西，总结和创新了一些经验性的做法。

通知指出，《七个“怎么看”》紧密联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对怎么看我国发展不平衡、怎么看就业难、怎么看看病难、怎么看教育公平、怎么看房价过高、怎么看分配不公、怎么看腐败现象等七个问题，作出深入浅出、有针对性和有说服力的回答，观点准确，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可读性强。根据军委领导指示，总政将购买该书下发全军连以上单位，作为部队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辅导教材。各级要按照胡主席“三个紧贴”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搞好形势政策教育，帮助广大官兵正确认识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把思想统一到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团以上领导干部要为部队搞好宣讲辅导，做好解疑释惑的工作。同时，各级政治机关要学习这本书的编写经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增强教育的时代感和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总政正抓紧组织编写《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10》，印发部队后，各级要认真组织学习运用。

第二篇：政治工作理论

一、政治思想：如何讲大局、讲诚信、讲包容

政治思想工作讲大局、讲诚信、讲包容，体现了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意识。讲大局就要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弘扬主旋律、主动性的开展工作。讲诚信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守的一个原则。讲诚信，重要的是言出行随，必须坚持以诚服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础，是人们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讲包容，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工商精神与核心价值的相互协调、共性与个性的相互兼容，反映了工商干部的文化品位和首善特质。

二、工作作风：如何讲务实、讲高效、讲创新

讲务实、讲高效、讲创新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建立创新、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就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按照大局着眼、小处入手、抓住重点、整合载体、讲求实效、勇于创新的思路；要充分认识当前发展所处的形势，深刻认识我们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的各种困难，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多出实招、多办实事、多求实效，真正把各项政策和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三、理论业务知识：如何讲勤学、讲方法、讲实践

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就要带头讲学习、强素质，注重理论了解，深入钻研业务知识，强化现代知识学习，努力掌握新本领，更好的提升工作水平；带头讲实干、善创新，用自己扎实的行动带动同事求真务实，深入调研。学习思路、方法力求实效、富有创新，工作善始善终。强调学习与实践的结合，倡导以人为本的学习理念，创造活跃的学习气氛和良好的工作环境，以学习促工作，在工作中总结经验，不断提升自我，实现质的跨越。

四、廉政建设：如何讲境界、讲正气、讲自律

加强自律、树立正气要求领导干部强化党性锻炼，加强廉正、廉洁修养，不断完善超越自己。发扬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作风，坚决纠正滥用权力、贪图享乐思想，坚决克服以权谋私、作风粗暴、与民争利等错误行为，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严格自律、自重、自省、自警，做到慎独、慎微、慎始、慎终。要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政之德。树形象、正心态，时刻保持积极心态，常葆平常心、平静心、平和心。把积极的向上之心、强烈的责任之心、和谐的宽容之心、务实的平常之心贯穿到工作和言行上，树立工商干部良好形象。

第三篇：我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热点问题的探讨

翻译理论与实践热点问题的新探讨

——第四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述评

黄中习

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历来是翻译界关心的主要话题，也是于2007年4月20-22日在广州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的重要议题。来自全国54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出版社的100多名代表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刚刚在北京落幕的“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是一次官方组织的专业论坛，本届研讨会则是一次中国典籍英译的专题研讨，也可以视为前者的一个“分会场”。与会代表正是带着强烈的“译经意识”①，为传译和弘扬蕴藏在我国历代典籍中的中华文化精髓的目的参与研讨，为发展中国典籍英译事业献技献策。

一、承前启后，出谋划策

典籍英译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本届研讨会的重要主题。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汪榕培教授在大会开幕辞中简要回顾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历史与现状，指出了典籍英译存在的问题，并就翻译学的学科建设、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他认为，目前的中国典籍英译事业正处于历史上最佳时期。本科翻译专业的设置，翻译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增多，都说明翻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可。翻译专业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已经实现了对接，同时也为翻译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从事典籍英译的资深人士已渐入高龄，而中年人才又严重匮乏，因而典籍英译研究出现了断层，这是制约中国典籍英译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他建议教育主管部门采取积极措施，重视翻译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部门要遴选和培养有一定翻译经验、对汉译英感兴趣、热心于典籍英译的学生，强化汉译英翻译实践，有计划培养一批汉译英的专门翻译人才。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潘文国教授在会上畅谈了目前我国典籍英译的良好机遇和发展典籍英译事业一系列对策中的“一个认识、两个理论和四个工程”。“一个认识”指的是中译外究竟应该由中国人做还是由外国人做的问题，即译入还是译出的问题；“两个理论”是指由于语言上的巨大差异性，“中西互译”与“西西互译”需要两种不同的翻译理论作为指导；“四个工程”是指以《大中华文库》为代表的具体翻译工程、翻译研究工程、工具书和资料的编撰工程和翻译人才培养工程。基于中西语言有较大差异，外国人学习汉语有较大困难，“中译外”与“外译中”之间有着很大的专业差别。他呼 吁译界专家学者应充分认识到中国典籍译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多多研究中西互译方面的理论，建构西方翻译理论所没有的、也不能提出的、而我们又急需发展的中译英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发展我们的翻译理论，并在典籍翻译的“四个工程”中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他还一贯认为，“中国学者和翻译工作者应该在加强中英语言与文化修养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从事汉籍的外译工作，为在新世纪弘扬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潘文国，2004：40）

我国高校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老中青学者普遍认为，应大力加强翻译专业的人才培养，进一步改进翻译教学，根据不同的培养对象、不同的培养阶段以及不同的培养目标，在理论教学与翻译实践上各有侧重。

二、百花齐放，理论创新

翻译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理论创新”是当代翻译学发展的显著特征。国际著名翻译理论家翻译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的新作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翻译研究：新范式还是转变观点？》）对近30年来国际翻译研究的种种转向和发展进行一次全景式的回顾和概述，对非英语国家（尤其德国）的翻译传统进行挖掘和总结，多次提到或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了解了中国翻译研究的现状之后，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最近（2006：23-25）坦然承认：“在中国，翻译正在复兴„„翻译研究的三个领域——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很快„„中国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翻译史”。而我国有的学者一概否定我国的传统翻译理论，盲目吹捧西方翻译理论，对我们的翻译成就视而不见，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说中国不存在翻译理论，这是不正确的。但是说中国的翻译理论与其他学科比起来尚不十分发达，这却是客观的评价。”（辜正坤，2000：24）不久前，《中国翻译》杂志杨平副主编在一次关于中国翻译理论建构的规范化问题的学术报告中也指出，翻译学是一门发展迅速的新兴学科，其发展具有明显的多元化和跨学科性。各国翻译学者从不同领域、不同视角、以不同方法对翻译现象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的历时和共时的动态研究，不同国家、地区译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互补共存以及各国译论的接轨与融合是未来翻译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因此，国内外译界人士还在继续努力，发展翻译学及其分支学科。

中国海洋大学杨自俭教授指出，翻译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在译学方法论系统中加强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翻译教学、翻译批评四个子系统方法论的研究与建设，应该重视“理论、方法、方法论”和“策略、方法、技巧”两组术语的界定与区分，重视翻译的本质属性和学科研究对象这两个最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他为我们指出了发展翻译学必 2 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博士生导师、四川外语学院王寅教授从哲学高度将Langacker的“意义概念化”意义观修补为“体验性概念化”意义观，进一步提出了“主客主互动模式”的理解模式，并以“枫桥夜泊”的四十个译本为语料，深入解释翻译的主观性。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宝童教授结合自己英译《千字文》的实践，探讨了效法前贤、引经据典等诗歌翻译策略，认为《千字文》具备诗的特点，应该以诗的形式翻译《千字文》。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教授以乐府诗翻译为例，论述了情感真、语言好、文化美三位一体的诗歌翻译原则。大连海事大学夏廷德教授深入探讨了典籍翻译的损失与补偿，指出翻译补偿的必要性、分类和原则。

针对我国翻译界有人对西方翻译理论盲从跟风以及我国图书翻译质量下降的现象，著名翻译家江枫先生指出，目前我国翻译界确实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不良倾向，呼吁人们关注这一现实问题，处理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张多进行一些能够直接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探讨。霍跃红博士谈到了当今国际译学的热门新话题——翻译伦理学（translation ethics），认为翻译研究现在应该回归伦理问题，译者应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从而提高翻译的水平和质量。在她看来，正确的荣辱观应包括：以热爱、弘扬祖国的语言、文化为荣，以损害祖国利益为耻；以忠实再现原文、原作为荣，以胡译、乱译为耻；以对读者负责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精益求精为荣，以粗制滥造为耻。

三、视野开阔，领域拓宽

霍恩比在其新著中还呼吁，在当代翻译研究中，人们应该“进行对话，而非战争：走向‘翻译转向’。（2006：164）从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及发言上看，我国典籍英译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正朝着以上学术方向健康发展，有“视野开阔、领域拓宽”的特点。

发掘我国传统译论，并对传统译论进行现代转化，这也本届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回顾了中国翻译教学的技能训练和观念局限，从方法体系上寻求进入文学翻译手法的超越机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傅惠生教授指出，典籍英译应该注意有意味形式的研究，因为有意味的形式与意义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汕头大学卓振英教授以《楚辞》英译为例，论述了典籍英译中的总体审度，分析了翻译理论的指导功能和检验功能。苏州大学王宏教授的发言探讨了典籍英译研究当前面临的三个问题——译什么、怎么译和为什么这样译的问题，认为典籍英译的对象应是中华典籍，即中华民族古代科技文化的精品，既包括汉语典籍，也应包括各少数民族的典籍作品。

许多代表的典籍英译研究视野开阔，典籍英译批评的理论气氛相当浓厚。很他们运用现当代翻译理论或语言学理论分析和解释种种典籍翻译现象，这样的翻译批评令人耳目一新。例如，燕山大学的刘泽权教授等学者运用功能语言学理论分析《红楼梦》中 的诗歌翻译；中央财经大学的吴新云副教授以译介学的方法探讨了中国典籍英译中的变异现象；苏州大学的刘迎春博士以互文性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法律英译问题；广西民族大学的周彦副教授对典籍英译中的女性译者进行了多维度探讨。有的代表还探讨了拓展典籍英译研究领域的可行性，认为应该加强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挖掘和对外翻译。

我国历代典籍就是我们的“文化资本”，我们要利用好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翻译理论探索与翻译实践，说不定在这过程中我们就能生发出具有独创性的翻译理论。国外不少翻译理论的源头不就是《圣经》的翻译吗？

四、以老带新，形成团队

在本届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带着他们的硕士生或博士生一起参加学术交流。来自苏州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的20多名研究生参与了学术研讨。典籍英译队伍形成了“以老带新，老中青结合，形成团队”的崭新局面，这为典籍英译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并重，师生组成团队，参加翻译实践，这是近年来典籍英译领域的新特点之一。在前辈的指导下，中青年学者在典籍英译研究与实践过程中逐渐茁壮成长。例如，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汪榕培教授带领博士生与硕士生进行吴歌、评弹、昆曲和苏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英译；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指导他的博士生进行新疆和内蒙古史诗的英译；燕山大学刘泽权教授带领硕士生进行典籍翻译课题研究，等等。广东金融学院黄中习副教授认为，在当今多极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中，典籍英译事业大有作为，青年外语学人应该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刻苦用功，博古通今，中西兼通，克服外语研究与汉语研究、国外译论研究与本土译论研究、理论探索与翻译实践等方面的“两张皮”现象，为发展中国的翻译事业，为中国文化走为向世界多做贡献。因为“我们要的不是两张皮, 而是一条龙——一条兴云作雨, 灌溉整个学术王国的龙。”（王宗炎，2001：163）

五、初见成效，再创佳绩

中国典籍种类繁多，汗牛充栋，典籍英译任重而道远，需要一代又一代翻译家坚持不懈的努力。

清末之前，中国典籍翻译主要是国外传教士进行。晚清民初，辜鸿铭先生英译了《论语》(1898)和《中庸》(1906)，开创了国人独立翻译中国典籍的先河。如今,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 中国典籍翻译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经过几代翻译家的辛勤劳作，我国已经出版发行了有数十种典籍翻译丛书。

为展示近年来我国典籍英译的丰硕成果，本届研讨会举办了“典籍英译新作展”，共展出200多种334部新作。展品中有汉英对照的翻译丛书，如“大中华文库”、“儒家经典译丛”、“古诗苑汉英译丛”、“一百丛书”等；有介绍中国文化与习俗的英文版系列丛书，如“熊猫丛书”、“中国圣人文化丛书”“大师经典文库”等；有汉英对照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翻译系列丛书，如《昆曲精华》、《吴歌精华》、《评弹精华》等；有典籍英译的理论研究著作，如《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古诗词的英译本的语言学分析》、《汉诗英译论要》等；有介绍典籍翻译历史的图书，如《汉籍外译史》、《中国佛典翻译史稿》、《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等；有汉英译翻译参考词典，如《中国翻译词典》、《汉英中国文学词典》、《中国历代文化典籍概要》（汉英对照）等。这些新作种类很多，或是英文版，或是汉英对照版，或是全译版，或是选译版，或是精华版，或是绘图版，或是大陆版，或是海外版，或是港台版。从这次新作展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典籍英译成就特别突出的当代翻译家有杨宪益夫妇、许渊冲、汪榕培等等。我国典籍英译的理论探索与翻译实践已经初见成效，理论研究著作日趋成熟，英译作品覆盖面逐渐扩大，英译作品质量越来越高；典籍英译作品的多元化和系列化格局已经形成。考虑到我国历代典籍浩瀚渊博，举世罕见，考虑到国内典籍英译的丰硕成果和良好水平，“中国人的典籍英译，即使不说胜过，至少也可和英美人的译文比美。”（许渊冲，2006：72）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这次新作展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典籍翻译事业取得的新成果。2008年将在上海举办的第18 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题是“翻译与多元文化”。然而，“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多元化，就只有将各种文化‘译出’到国际共同语（英语），从而成为全球文化的组成部分。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前提一是保持民族的本色，二是要译介到世界上去，没有‘译出’，就没有世界可言”。（潘文国，2004：42）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广本国文化。进一步发展我国典籍英译事业是国家文化输出战略的需要，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是中外英语读者的需要。展望未来，在国家战略、政策扶持、资金支持、人才建设和多方协作等方面一系列积极措施的引导下，中国典籍英译事业一定能够再创佳绩，谱写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新篇章！

注释：

① 王友贵先生（2005：46）认为：“所谓‘译经意识’，既指一种翻译态度，文化态度，亦指翻译方法„„它指译家主观上对原作百分之百的尊重，由此而产生的亦步亦趋的翻译方法，以及在此前提下所做的最大限度的翻译努力。”

第四篇：政治工作

解放军报：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

我要评论

2015年03月06日 16:06:20 来源： 解放军报

我有话要说(0人参与).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

■李升泉

习主席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战略高度，鲜明地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法治在建设强大人民军队中的基础地位和基石作用。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就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问题再次予以强调。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军队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努力方向。新形势下，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规制度规范和开展政治工作，既是依法治军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军的题中应有之义。

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是对我军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军出以律”。80多年来，我军政治工作不论是在法规的创制方面，还是在法纪意识的教育和培养方面，都为今天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红军初创时期，我军政治工作法规制度建设开始起步。我党在红军初创时期就十分重视以纪律性为核心的法规建设，为起义部队制定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准鸣枪抓夫，骚扰百姓；不准摘食田里的瓜果，损坏庄稼”等一些简明扼要的纪律法规。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为我军早期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纪律保障。1929年，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又明确提出“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红军的法规制度由此奠基。《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等军事法规应运而生，为红军的组织和纪律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政治工作法规制度建设内容丰富。这期间，我军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和部队建设的客观需要，先后制定了《新四军奖惩暂行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等一批法规、条令，这些法规制度，不仅继承了红军时期法规制度的鲜明特点，而且有着比较丰富的内容，为我军政治工作法规建设摸索、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工作法规制度建设全面推进。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我军法制建设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1954年，中共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政治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10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连队政治工作的四个条例：《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连队支部工作条例》《团支部工作条例》《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工作条例》。1963年正式颁布了《政治工作条例》。这些法规的问世，标志着军队政治工作法制建设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文革10年，我军政治工作法制建设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致使军队政治工作许多法规制度被废弃或流于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工作法规制度建设长足发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军于1978年7月和1983年12月，两次修订《政工条例》，1987年1月，中共中央专门颁布了《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之后《现役军官法》《军官军衔条例》等政治工作基本法律陆续出台，军队政治工作重新步入法治化轨道。1991年1月、1995年5月、2003年12月分别对《政工条例》进行三次修订颁布，大大加快了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进程。2004年以后，再次修订颁布了《政工条例》，出台了《关于军队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等法规，使军队政治工作更好地有法可依。

习主席提出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是对我军建军治军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工作的导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严肃指出了军队政治工作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反思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程度不高，个别领导干部甚至破坏法治，不依法办事。因此，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围绕军队政治工作时代主题，更好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生命线作用，就必须在推进依法治军进程中，不断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

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有利于克服人治的弊端。长期以来，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必须看到，由于政治工作核心是做人的工作，很容易掺进人治色彩。当前，一些领导干部人治理念仍未根除，崇尚权力本位；加之制度规定不细不严，给予领导干部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在现实政治工作中，“言重于法、权高于法、情大于法”“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口头”的现象较严重存在。徐才厚在选人用人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肆无忌惮地“唯亲、唯钱”，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在重大决策上凭人治思维、按领导人意志办事而非按法规制度办事的工作方法，随意性较强，盲目性大；在选人用人问题上，常常偏离科学、民主和公正要求。因此，必须通过不断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编密扎牢法规制度的笼子，从根本上纠治杜绝政治工作“人治化”倾向。

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有利于把整风整改纳入法治轨道。“天下之事，难于法之必行”。作风改到深处，反腐推向深层，最管用的是制度，最有效的是法治。制度约束不硬，就会“牛栏关猫”形同虚设。当前，全党全军作风建设都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不敢”的问题得到局部纠治，但“不想”与“不能”尚未解决。因此，必须通过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把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纳入法治化轨道。在巩固作风建设成果上，要通过把前期一些好的经验与做法制度化，实现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在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上，要尽快实现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加强巡视制度、巡视力量和巡视工作力度建设，加大对重点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和领导干部的审计监督力度，编织起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等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彼此衔接的制度网络，使腐败分子在军队无可遁形。

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有利于推进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法治和创新并不矛盾，创新的工作需要法规制度来定向，法规制度的落实也需要创新来推动。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不仅不会束缚开展政治工作的手脚、制约政治工作的创新，而且对政治工作的与时俱进具有保证和促进作用。推进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不仅仅是政治工作领域单一方面的推陈出新，更不是对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坚持体系化设计、工程化推进，对政治工作领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认真梳理、细化分解，分领域分专题深化研究，拿出高质量和切实管用的措施办法，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后，关键要用法治的思路，将这些措施办法及时充实进《政治工作条例》《纲要》和各领域法规性文件，引领政治工作随实践推进不断创新发展。

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有利于提高政治工作效率。政治工作同样要讲效率。战争时期，检验政治工作效率就是战场上的军心士气，就是战斗能否最终取得胜利。因为战机稍纵即逝，战场人命关天，战局关系大局，我军政治工作效率极高。但在长期和平环境下，我军政治工作存在不重视效率现象。目前，我军政治干部队伍不小，安排在政治工作上的时间与资源也不少，但政治工作效率有待提高。出现这一现象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长期无实战检验背景下，政治工作制度规定操作性不强，检验标准不实，衡量尺度不严。因此，必须通过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建立健全政治工作的工作标准、运行机制和检验手段，切实提高政治工作的效果和效率。

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需要着重把握的几个问题

当前，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需要做的事很多。要根据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尽快统筹抓好政治工作基础法规的修订和完善，构建系统完备、严密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和法治监督体系等。在抓好政治工作法治化建设各项重点工作中，在指导思想层面，需要着重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的核心，是进一步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基础。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但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既有来自外部敌对势力的破坏，也有来自我们自身不良风气的影响。比如说，在选人用人上，如果搞个人说了算，就必然形成小圈子，形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东西，在关键时刻就可能危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就要以法的严肃性来看待。同时要进一步用法的形式加以固化。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执行围绕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重申和新确立的一系列规定，确保部队的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的重点，是要把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上升到“法”的高度。我军的政治工作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经验，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如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作风；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官兵；坚持围绕党和军队中心任务发挥服务保证作用；坚持公道正派选拔使用干部；坚持官兵一致、发扬民主；坚持实行自觉的严格的纪律；坚持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以身作则，等等。有的同志在新形势下把握不准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把一些优良传统当作过时的东西丢掉了。当前，提高我军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上升到制度的高度加以确认，并用强制力保证实施，使其列入到各级政治工作绩效考核要求，真正进入政治工作的常态，确保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同时，要根据新形势下政治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出台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推进政治工作法治建设的创新发展。

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的关键，是提高政治干部的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法律必须被遵守，法治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同虚设了。一段时间以来，政治工作总有一种倾向，就是一些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在开展工作、处理问题，尤其是选人用人上，总是习惯于从领导那里找答案、寻依据、等指示，而不是首先与法规制度进行对表。因此，提高我军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关键是要提高政治干部的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让其内化为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外化为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政治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做依法开展政治工作的带头人，遇事必先问计于法，处理问题必遵循于法。要把学习掌握习主席关于依法治军、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重要论述，作为培塑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的基本遵循，不断强化依法开展政治工作的自觉；不断增强依法开展政治工作的能力素质，真正使政治工作循于法、秩序统于法、忙乱止于法，不断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

第五篇：政治工作

第一篇

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评估的调研报告

政治工作是公安边防部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效益是政治工作生命力之所在。公安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的效益如何,直接关系到公安边防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直接影响到公安边防部队政治工作自身的威信和形象,直接涉及到基层政治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因此,加强公安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评估相关研究,帮助人们走出实践工作中存在的种种误区,具有现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调查表明:在公安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评估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误区,这些误区对政治工作的开展和实际效果的发挥起着极大的阻碍作用,必须加以解决。

一、当前公安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评估存在的误区

(一)在评估标准上存在误区

一是以考核成绩为标准。即单纯用政治工作考核成绩的高低来判定一个单位政治工作的优与差。二是以自身的工作量为标准。把政治工作搞了多少次活动、谈了多少次心、编写了多少简报,被上级转发了多少篇、写了多少篇心得体会、记了多少读书笔记等作为判定政治工作质量和效果的标准。把政治工作的过程当做政治工作的效益。三是以完成任务为标准。即简单地以军事训练、执勤执法等任务完成的好坏作为政治工作搞得“好不好”、“有没有效果”的标准。若是任务完成得好,全归功于政治工作,若是任务完成得不好,就判定政治工作没做好。四是以领导人的言行为标准。即把某个领导人对该单位的政治工作的主观认识作为政治工作效益的衡量标准。于是,出现“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现象。当然以上这些标准,从一定的角度反映了一个方面或一个单位政治工作的某些侧面,但它不全面,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二)在认知评估对象上存在误区

一是晕轮效应。即是指负责评估的工作人员仅仅凭借对评估对象以往形成的感觉而做出评判。在对基层进行考核时,习惯于带“有色眼镜”,凭自己的主观印象,“一好百好,一坏百坏”。二是第一印象。考核者往往凭借自己对考核对象的第一感觉做出判断,“跟着感觉走”。这种情况容易造成结果失真。三是线索偏差。通俗地讲线索偏差是指一些人或单位,往往伪装出某种假象以掩盖其真实情况。笔者在调研中就遇到过此类现象。如某支队在对一个中队开展一项专题教育情况进行考核前,对这个单位进行了暗访,发现该单位领导对教育活动不够重视,行动较慢。不几天,支队又组织考核组进行考察,却发现包括指导员的教案、官兵的笔记等所有记录一应俱全,各种登记台账“造”得完整无缺。对于这些情况若不是及时掌握,很容易被假象迷惑。四是刻板印象。就是指用老眼光看人,凭老经验办事,不能实事求是进行评价。如某支队对基层单位的政治工作进行年终考核时,在上级出名挂号的一个先进单位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名列榜首,但在报请先进单位时,还是把这个“成绩不是很好的先进单位”作为先进典型上报并获批准。结果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诸如“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累死了当牛作马的,表扬了弄虚作假的,提拔了指鹿为马的”等一些牢骚话、顺口溜在整个部队蔓延开来,对部队的思想作风建设等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三)在坚持评估原则上存在误区

主要表现为“四轻四重”倾向。一是重有形效益,轻无形效益。实际工作中考核人员对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各类登记台账等比较感兴趣,对官兵的思想反映、精神状态等不易觉察的无形的产品却基本忽视不计。如对官兵思想上受到的启迪、心灵上受到的震撼、精神上受到的洗礼却没有认真考查。二是重直接效益,轻间接效益。如组织官兵参加义务植树,只注重一共栽了多少棵树,却忽略了通过组织开展植树活动对官兵精神文明的培养这个间接效益。三是重短期效益,轻长期效益。如派出所开展一次作风整顿教育活动,考核时仅仅只是看到了当前部队的实际变化,但对今后的影响却未计算在内。四是重局部效益,轻整体效益。实际工作中最常见的是领导者只看重对某个先进单位或在自己心目中挂了号的单位的考评成绩,对部队整体效果考虑不多,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

(四)在评估结果反馈上存在误区

一是不敢向主管领导或部门反馈情况,怕受批评,特别是评估对象工作中出现问题或纰漏,反馈情况担心领导让其担负指导不力的责任,存在报喜藏忧倾向。二是不愿向被评估单位群众反馈评估结果,认为主动反馈情况有失领导机关身份,宁愿让评估结果在档案柜里睡大觉,也不主动向被评估单位群众反馈。三是反馈的方式方法简单粗暴,态度不够端正,居高临下,以训斥口气说话。

二、矫正公安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评估误区的主要对策

评估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必须要弄清基层政治工作效益的特点。这些特点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内隐性与外显性相统一,二是即时性与渐进性相统一,三是局部性与整体性相统一,四是直接性与间接性相统一。这决定了在评估一个单位的政治工作效益时要充分根据四个方面的特点,有的放矢地开展评估工作,即必须确立科学的评估标准,坚持正确的评估原则,采取正确的评估方法,建立稳定的评估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矫正工作中存在的误区和偏差。

(一)必须确立科学的评估标准

部队政治工作是实现党对部队绝对领导和部队履行职能的根本保证。公安边防部队政治工作效益必须以提高战斗力和保证完成任务为最根本标准。这就是战斗力标准。由于战斗力标准是一个综合指标,以战斗力标准衡量政治工作效益主要是政治思想素质状况、组织整合程度和工作任务实绩三个方面指标的有机结合。因此,考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必须坚持以下标准:

1.基层官兵政治思想素质优良。(1)坚定的政治信念。就是检验评估官兵是否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程度,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认同程度,对新世纪新阶段公安边防部队建设发展方向的掌握情况,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情况,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党的政策情况,对待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态度等。(2)过硬的思想素质。要把考察官兵个人的理想目标和人生追求是否符合社会需要,服役态度是否端正,能否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对待荣誉和先进人物的态度,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和自觉遵守部队纪律的情况等,作为评估基层政治工作效益的内容。而不是仅仅看能不能背诵政治理论条文、搞了多少活动、写了多少体会等表面的东西。(3)高尚的道德情操。将官兵的人际关系,遵守社会公德,生活和精神追求,个人价值选择,苦乐观、荣辱观、美丑观、婚恋观,团结互助和助人为乐等情况囊括其中看官兵的情操是否高尚。这一方面往往容易在评估时被忽视。

2.基层组织整合程度良好。(1)党委支部建设坚强。组织健全,党委(支部)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执行和党的民主生活制度坚持良好,领导班子内部团结,党委(支部)成员廉洁自律,作风端正,民主集中制坚持以及党员队伍的建设情况良好等。(2)干部队伍素质较高。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素质情况,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程度,干部工作制度的落实情况,干部队伍服役和工作责任心程度,干部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情况,部队官兵关系状况等均呈现良好状态。

(3)群众组织充满活力。共青团组织和军人代表会议及军人委员会组织健全并经常开展活动,各项制度得到有效落实,两个群众组织的作用发挥得好。

3.基层工作任务实绩显著。基层部队的训练、执勤、作战的成绩突出,官兵的战术技术水平优良,参加抢险救灾、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建设活动的表现与成就显著等。要全面考察基层的工作实绩,那种简单地仅凭某次考核的成绩、某位领导的评价以及以训练执勤等任务完成的好坏作为评价政治工作的标准都是片面而不可取的。

总之,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果的三个方面基本指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衡量任何一个单位、一个阶段的政治工作效果,一般都要从这三个方面着手,忽视某一个方面或者片面强调某一个方面,都会使政治工作的效果测评不准确。

(二)必须采取科学的评估方法

准确地评估基层政治工作的效益,应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系统分析法。公安边防部队政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包括五个基本要素,即政治工作主体、客体、内容、方法和环境。政治工作的效益正是由系统内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系统的整体性和相关性原理告诉我们,在评价基层政治工作效益时,既要将政治工作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整体分析,又要把政治工作的各种因素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不能孤立地关注一个或某几个因素。要把政治工作主体、客体、内容、方法、环境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以找出它们在促成政治工作效益时各自的独特作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作用。只有把政治工作的五个基本要素都联系起来,全面分析,全面考察,从各个角度去评估效益,才能全面认识和把握政治工作效益,做出客观评价。实际工作中必须走出只关注某一方面而忽略或割裂其他方面之间的联系的误区。

2.纵横比较法。运用比较法评估基层政治工作效益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纵向比较法。即对一个基层单位的政治工作作历史的比较,分析一定时期内政治工作效益的发展变化情况。这种比较的目的在于从历史的角度和时间的顺序上衡量一个单位政治工作效益提高的过程和程度。二是横向比较法。即单位与单位之间进行效益比较,而且是同一时间内或同一问题的比较。这种比较的目的在于从横断面上衡量各基层单位提高政治工作效益的程度。三是纵横比较法。即把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有机结合起来,对某一单位同时作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在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中,综合判断出政治工作的效益。三种形式各有所长,采取何种形式取决于政治工作效益评估的实际需要。这一方法,有助于消除评估的工作人员对评估对象存在的“晕轮效应”、“第一印象”、“刻板印象”以及线索偏差等认知上的误区。

3.知行统一法。政治工作中的“知”主要是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的认知。“行”,是指人们的行为、行动,也就是指人们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的实际活动。“知”“行”统一法就是既要看其“知”又要观其“行”,把“知”和“行”统一起来加以考查的方法。把对“知”“行”的考查统一起来,可以有效地解决只看考试成绩、不看实际成绩的现象,走出评估标准简单化的误区。

4.效益分析法。在评估基层政治工作中运用效益分析法,就是要分析在政治工作中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效益是效果加收益与耗费时间乘以投入力量的积之间的比值。政治工作收益的高低不仅与工作效果和收益的大小有关,也与投入的时间和力量有关。效益评定法的运用,对于矫正评估工作中存在的把投入当产出、以工作量为标准、以领导的言行为标准以及“只管耕耘,不管收获”的误区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克服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锐利武器,是消除政治工作效益“无法评价”阴霾的一剂清新剂。当然运用效益分析法时,要防止单纯为追求效益而故意不投入或减少投入的倾向。除此之外,还有接受程度分析法、总分相加法、加权平均法、模糊综合评估法等,在此不作赘述。

(三)必须坚持正确的评估原则

1.坚持精神成果与物质成果相结合的原则。这是由政治工作效益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相统一的特点决定的。精神成果主要表现为官兵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水平、公安边防部队的精神面貌、组织程度。物质成果表现为官兵的技术水平和各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坚持“两个成果”的统一,就要既衡量精神方面的指标,又评定物质的指标。不能认为精神成果好物质成果一定就好。同样,也不能认为军事好就一定政治思想好。因此,实际工作中考核政治工作效益,要把考察官兵的思想素质状况与军事训练、监护执勤、执法办案、参加驻地“三个文明建设”等取得的成绩结合起来。

2.坚持近期效果与远期效果相结合的原则。这是由政治工作效益的即时性与渐进性相统一的特点决定的。既要衡量政治工作的当前收效,又要衡量政治工作的长远收获。如果只看到眼前的效果,忽视长远效果,就不能正确测定政治工作的实际收效。同时,还会助长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的作风。

3.坚持个体效果与集体效果相结合的原则。这是由政治工作效益的局部性与整体性相统一的特点决定的。评价和测定政治工作效益必须坚持个体效果与集体效果相统一的原则。坚持政治工作效益的局部性与整体性相统一,应当从集体效果着眼,从个体效果入手,两个效果有机结合起来全面考察,防止以偏概全,或者以全掩偏。一方面,不能用集体的有效来掩盖个体的无效性。另一方面,也不能用个体无效性来否定集体的有效性。

4.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这是由政治工作效益的内隐性与外显性相统一的特点决定的。在公安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的定性定量分析中,要以定性分析为主,并在此基础上尽最大可能进行量化,如此才能保证政治工作效益衡量的准确性。

(四)必须建立稳定的评估制度

制度比觉悟更可靠。当前除了要建立健全评估的组织领导制度、评估情况总结制度外,主要应健全以下两项制度:

1.建立效益评估结果反馈制度。政治工作效益评估的目的在于改进和提高政治工作,调动政治工作主、客体的积极性。因此,政治工作效益评估的结果不能只作为资料保存在档案柜里或仅限于参加评估的几个人知道。要及时通过各种方式向有关人员和单位反馈,以使其了解评估情况。坚持效益评估结果反馈制度,最重

要的是反馈要及时。要制定具体的制度和规定,以保证及时向被评估单位反馈评估的具体情况和意见。

2.建立评估结果与奖惩挂钩制度。奖惩是政治工作效益评估的激励机制。责任清楚、奖罚分明是避免“投入多、产出少”低效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公安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评估是否同奖惩挂钩,直接影响其导向和效益的发挥。实践证明,评估结果与奖惩挂不挂钩,大不一样。只有把评估同奖惩挂起钩来,才能强化工作人员的责任心,调动广大官兵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其权威性和约束性。否则,评估就可能走过场,失去其应有的动力性。实际工作中,要与评估单位的评选先进以及干部的选拔任用、晋职晋衔、立功受奖等个人息息相关的利益切实挂起钩来,切实发挥效益评估在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中的杠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