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校园惨案反思
刀和枪，哪个更可怕？一般看来，枪更厉害，伤害效率更高。中国和美国，一个禁枪，一个不禁枪，刀和枪，分别是两国最常见的行凶工具，那么，中国的犯罪，是否就比美国的犯罪更轻微、更人道呢？
并非如此。刀和枪只是工具，最近国内的校园惨案频发，让我们领会到，比工具更可怕的，是人。
55秒内，8个孩子死亡，5个孩子重伤，刀的效率，会比枪低吗？4月28日上午，福建南平校园惨案凶手郑民生伏法，枪声刚落，当天下午3时许，广东雷州教师陈康炳潜入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用水果刀砍伤16名学生和1名教师；次日，29日上午9时40分，江苏泰兴本地一名无业人员徐玉元潜入该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持刀砍伤32人，其中学生29名；再次日，4月30日早上7点40分左右，山东潍坊市坊子区45岁的尚庄村村民王永来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并抱住两名学生点燃，学校老师奋力将学生抢出，王永来当场烧死；加上4月12日，广西合浦县西场镇西镇小学两死众伤事件，不到一个半月里，发生了5起群死群伤的校园惨案。
凶手令人发指之处在于，他们的屠刀所向，基本上是不满10岁、毫无还手之力的小学生、幼儿园的孩子。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鲁迅在1925年《杂感》中的一句话，倒更像是为80年后的中国书写的谶言。作家郑渊洁一生为儿童写作，这次他写的不是童话，是歌词：“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上学去啦/希望这不是永别/我要活着回家„„”
5月2日，民谣歌手川子在迷笛音乐节上唱起郑渊洁作词的这首歌时，台下很多观众忍不住流下眼泪。
中美校园惨案的不同
在美国的中小学校园枪击案中，凶手多为学生，受害者则多为同龄学生或更年长的教师。针对1998至2001年美国17起校园血案的一项研究发现，凶手的年龄普遍较低，最大的才18岁，最小的仅6岁，20名凶手的平均年龄是14.8岁，这个年龄段，在生理和心理上尚未成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均未定型。而中国眼下的校园惨剧，基本上是校外的成年人向他们子辈甚至孙辈的孩子下手。
事实上，在美国形形色色的犯罪中，儿童都是较少受侵害的群体。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统计，2008年全美有14180人死于凶杀，16岁以下的比例少于1%。一个客观的参照系是:2008年,在美国的谋杀案中,17-34岁之间的被害人数量是16岁及以下的6.5倍。校园内凶杀案更是少见，在校内遇害的孩子比在校外遇害的要少得多。由于针对儿童的谋杀以及儿童死亡事件如此稀少，以至很难针对谋杀儿童的犯罪找出什么共性和有用的结论，美国约翰·杰伊犯罪与司法学院心理学教授托马斯·孔切斯基说。
就作案动机来说，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凶手，或因精神错乱，或因早恋失恋，或因舞会争风，或因同桌不满，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学和师长，凶手与受害人往往生活在同一校园环境中，受害者与凶手自身通常有关联性；而中国当前的校园惨案受害者（主要是学生）与凶手的生活基本没有交集，更谈不上是凶手困境的相关人。
“在中国最近的校园惨案中，罪犯可能并非故意针对儿童，选择校园只不过是因为校园是封闭、缺乏保护和人群聚集之地。”美国东北大学冲突与暴力研究中心主任Jack Levin说。凶手更多的是在自身陷入生活和精神困境情形下，出于对社会不满而滥杀无辜，而且是针对比自己弱小得多的易引起人怜悯之心的低龄儿童下手，斥其为丧心病狂和懦夫并无不当。
从更高层面总结，美国的校园惨案更多呈现出犯罪的一般原因，比如青春期冲动、枪支泛滥、精神疾患等等；而中国的校园惨案更多呈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原因，比如转型期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的不健全、民间社会自我疏导功能和心理安抚机构（包括宗教场所）的缺失，导致大量集聚在个体身上的挫败感转化为仇恨感和心理失衡，在破罐子破摔的心态下报复社会，拉人垫背。
个体因素与社会因素谁占主导？
“社会总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社会的原因是有，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成为他们推脱责任的理由。”犯罪心理学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说，她反对一味地将最近频发的校园惨案作案动机归结为社会大环境。
李玫瑾谈到心理学中的一个规律——归因理论——好事一定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坏事一定是外部影响造就！犯罪人的归因心理也符合这条规律。犯罪人在犯罪后一定会给人们一个理由，如果我们把这个“理由”当一回事，去研究透，那“结论”一定就全错了，因为研究的起点就是错的。李玫瑾强调，不懂心理学的学者们就犯罪人的理由讨论改造社会问题，一定会失望。
“郑民生确实存在诸如失恋和无房等问题，但失恋与无房并不是犯罪的理由，而且很多穷人虽然身居陋室，但家庭生活仍很温馨，亲人之间仍然相亲。”李玫瑾说，“从目前来看，我们大致判断一定是其家庭支持系统出了问题。如果家庭亲人之间相互扶持、帮助，关系很融洽，就不会出现如此疯狂的行为。”
“郑民生符合心结类犯罪的心理特征，就是情感创伤，没有依恋，没有牵挂，没有一个爱他的和他爱的人，这就很可怕。”李玫瑾说，郑民生不是精神病人，但又让人感觉很疯，与他的心结和情绪创伤有关。
“在分析具体的心理历程中，发现问题后还要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李玫瑾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某些国家，如果发现家庭出了问题，社会就会启动“家庭干预机制”，不只是为了帮助一个孩子，更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全。
由于我国暂时没有家庭干预机制，发现危险人格或者异常家庭时，李玫瑾建议，无论在社区还是在学校，对青少年的异常表现和行为，都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包括关心、帮助、交流、及时惩罚等。李玫瑾赞成适当的惩罚教育，当然前提是不造成身体伤害，“我们必须让青少年知道：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形成对做坏事的恐惧感。”
与李玫瑾等专家学者将郑案主要归结为个人因素，并从个体角度寻找应对之道不同，公众与社会舆论更多聚焦于郑民生们产生的社会因素。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显示，64%的网友认为此案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贫富分化，19%的网民认为是郑民生性格原因。
校园安保应为长效机制
日前，针对连续发生的校园惨案，公安部已下达了紧急通知，要求部署加强学校、幼儿园的安全保卫工作。
事后补牢之举，无妨人们问责，作为安全和秩序等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此前发生的系列惨案，政府的失职在哪里？校园为什么不能驻警？泰兴幼儿园惨案中，警察本来4分钟就可赶到现场，为何用了20分钟？
如同财富经济领域的严重贫富不均一样，中国在政府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也存在严重分配不均。以警力资源来说，一方面是警力绝对数量不足，世界各国警察与人口数量的平均比例是35名/万人，而中国的这个数字是12名/万人；另一方面，治安资源的社会分配严重不均，服务于社会公共安全和平民阶层的警力却严重不足。
警界人士分析，一方面是严峻的治安形势产生的警力不足，另一方面过多的非警务活动“挪用”了大量警力。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一直强调公安机关不得从事非警务活动，但在基层受行政干预的影响下，仍有大量警力被挪做他用。尤其是基层派出所，某些行政部门一遇有棘手问题，便亮出“公安”招牌，调用警力协助其开展各项工作，诸如征地拆迁、村委会选举、村民分地、计划生育等工作都调用公安机关“保卫”、“助威”，使基层单位每年都得拿出一定的警力来应付各种非正常警务活动。
从公安内部来看，基层民警超负荷的工作造成有警无力。基本上所有的公安工作都需要基层所队去落实，往往是一个“战役”尚未结束，另几个“战役”已经开始。因些，基层的有限警力被迫面对什么工作都要抓、什么任务都要完成的局面，往往是一人身兼数职，同时肩负多项任务，不得不超负荷工作，经常加班加点，昼夜作战，疲于应付，最终造成有警无力。
中国的家长们，期盼着这次整治不再是以往常见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制度上真正将校园的安全保卫工作，变成一种长效机制。这方面，美国和日本已经做出了榜样。
为纪念科罗拉多校园枪击惨案一周年，2000年4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为司法部制订的“校警计划”，提供超过6000万美元的资助，在多所学校部署更多的警官，现已在1000多个社区安置了2200多名校园警官，并将雇佣更多顾问对小学生的安全问题进行指导。2001年3月6日，布什也呼吁美国的教育工作者教育孩子“明辨是非，尊重生命”，避免美国中小学校校园一再发生恶性枪击案件。
2001年6月8日，日本大阪的池田小学闯入一名男子，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凶杀案，8名学生惨遭杀害，13名学生与老师受伤。惨案发生后，不仅日本文部省为遇难者家属提供了赔偿金，更重要的是，引起了日本政府对校园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及时总结教训，开始执行严格的“日本校园安保方案”，从根本上防止惨剧再次发生的可能。
媒体报道的伦理反思
南平案发生后，连续有多起类似案件重演，“示范效应”是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有论者认为，社会底层情绪郁积已久，媒体的过度渲染容易对他们形成示范效应，导致更多无辜的孩子处于危险之中。以此主张对此类案件不要报道。
作为资深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不愿深入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动机，早在南平案时，她就多次拒绝采访，因为“不想从客观上帮助作案人扩大他希望达到的恐怖效应”。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心理研究所马皑曾经关注过以跳楼为要挟讨薪的相关案例。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第一起成功后，这类案件呈递增趋势，多到没有人理会的时候，就开始有人起哄，“以此类推，南平案对其他作案人是具有效仿效应的。”
“犯罪模仿肯定会发生，”杰弗里·伊恩·罗斯说，他是美国巴尔蒂摩大学的犯罪学学者。“起作用的就是暗示的力量。面临同样挫折的人，会有相同的心结——当他们听说外地有某种解决之道时，他们会受到鼓舞。”
与其说媒体对犯罪的关注引发了效仿者，不如说这种关注更像一个指南，它指导潜在的罪犯选择特定的犯罪方式。新闻报道既非鼓动犯罪的必要条件，也非鼓动犯罪的充分条件，否则的话，犯罪就不会发生了。在这几起校园惨案中，罪犯如果不杀害学生的话，他们似乎也会干点别的。
“新闻报道只是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渠道，”罗斯说，它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犯罪方式。”
媒体人张平反对禁止报道。他认为，媒体报道的确可能对潜在的杀人者有示范作用，让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冤屈”或者其他情绪可以通过滥杀无辜进行发泄。不过以此理由阻止媒体报道的人，只看到了媒体报道的这个作用。媒体报道的社会效应是多样共存的，我们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然后才能作出合理的结论。张平说，社会公众拥有知情权，他们希望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需要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新闻，从而发现这个社会存在什么问题。国家固然存在不让公众知情的机密，但是太多的秘密会让社会变形。
“媒体报道起着警示作用，尤其会对社会管理者形成压力，迫使大家去反思既存的社会问题，疏导底层不满情绪，检视幼儿园、学校等地的安保措施，以求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对潜在的杀人者来说，媒体报道不仅有示范作用，同时也有警示和谴责的功效。无辜受害者的痛苦，有可能唤醒其中的良知尚存者。社会公众的强烈愤慨，也有可能让他们觉得此种发泄得不偿失。人们很难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媒体报道而激发了恶念，又有多少人因为媒体报道而收起了屠刀。”
在反对屏蔽这类报道的同时，张平也同意不能对犯罪细节过度渲染。这点同李玫瑾是一致的。
“刑事案件的报道是把双刃剑，它摆脱不掉消极的负面效果。”李玫瑾说，犯罪目的、作案手法都是“可学”的，因此，这种案件的报道不应细化，作案动机、作案手段等都不要深挖细说，否则，不但客观上帮他扩大了影响，还会在社会上造成恐慌。”
“毫无疑问，媒体应该更加小心，如果它不想助纣为虐的话。”罗斯说，“报道必须遵循一定的指导，力避鼓舞犯罪。” 新闻报道必须避免“任何抬高罪犯形象的内容”。另一位美国法律学者雷·苏蒂说，“当你在发布照片和罪犯的遗言，还有当你想描写社会裂痕和所受的伤害之际，你不能鼓励犯罪，你不能展示犯罪技巧。”
第二篇：刑法湄公河惨案
刑法湄公河惨案
“我认罪了„„请求死者家属和中国政府在量刑上给予我从轻处理。”２１日２０时许，湄公河“１０·５”惨案庭审现场，被告人糯康在做最后陈述时双手合十，满脸忏悔。
２１日是湄公河“１０·５”惨案庭审第二天。面对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的大量证据，被告人糯康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当场表示认罪，并愿意向被害人家属作出赔偿。
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相关证人先后出庭作证，公诉人当庭出示了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现场勘验结果以及枪支、毒品等鉴定报告。
一名证人首先证明了１３名中国船员的尸检情况，证实１３人全部死于枪伤。还有３名证人分别证明了糯康被抓、拘留原因及移交经过。
第一组证据出示完毕，审判人员问糯康对证据有没有异议，糯康说：“我错都错了，请求中国政府给予从宽处理。”
公诉人出示的第二组证据，证明了糯康集团组织架构等内容。多人证言证明，从２００６年起，糯康集团在湄公河上贩运毒品。随着桑康等人加入，糯康集团不断扩大。桑康负责人员管理、后勤保障等，依莱负责收取保护费和劫船等，弄罗负责对外联络，翁蔑负责劫船杀人等行动。
这组证据还证明，糯康集团的收入主要依靠收取过往船只的过路费、运毒船只的保护费和帮助运毒的费用。
第三组证据是糯康集团成员的供述。检方称被告人的供述经历了从无罪到有罪、从虚假到真实的过程。糯康有２０多份供述，对策划湄公河惨案作了交代。据糯康交代，他和依莱、弄罗、翁蔑商量报复中国船只，泰国军人可以当靠山，可以拉近关系，“这事没有我同意，他们是不敢干的”。
糯康还交代，桑康负责监督翁蔑，翁蔑负责劫船放毒。事情完了以后，他召集手下说“这个岛上不能呆了”，把工资和安家费发给大家散伙，总共发了２５０万泰铢。
桑康的供述有４３份。他在供述中说：“我和糯康商量，把船靠在泰国水域这边，方便泰国军人上船。”“毒品是从糯康那里拿的。”“总指挥是糯康，没有他同意，我们是不敢随便做这事的。”“糯康说，事情闹大了，只有上山了。”
依莱在供述中交代，作案动机是“糯康说两艘中国船上下不交保护费，还拉缅甸兵来攻打我们。”策划过程中，“准备把毒品放在中国船上，糯康让我找泰国军人，看他们是否愿意来查。”至于泰国军人提供的好处，“一是在清盛划个码头给我们，二是给我们提供一些武器和弹药。”
翁蔑（另案处理）在供述中说：“准备出发时，桑康说他肚子疼不去了。”“我们在船上没有查到毒品，就让人去拉事先准备好的毒品放在船上。”“中国船上没有武器，我们开枪以后忙着撤退，没有检查船员是不是都死了。”
这组证据还包括一名未满１６岁男孩的供述，他供称自己参与了“１０·５”案件，由于未达到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检方没有将他起诉。这名男孩说，案件发生后糯康训话，要求大家不能把事情说不去，否则就杀掉全家。
接下来，公诉人还出示了其他有关证据。一位证人出庭作证说，当天１１点左右，他在鸡素果树旁看见四艘快艇飞快地离去，然后看见岸上的泰国军人向中国船开枪射击，尔后泰国军人登上中国船只，又听见断断续续的枪声。另一名证人说，他在现场听到泰国军人的对话：“尸体怎么办？”“留得越少越好，免得麻烦。”还有一名证人说，有目击者告诉他，船上的泰国军人将船员的尸体抛入湄公河中。
当天，法庭还进行了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原告代理人出示了证据清单，提出了总额数千万元人民币的民事赔偿请求，并要求糯康通过新闻媒体向被害的中国船员道歉。
在当天的庭审中，糯康没有对公诉人和民事诉讼原告人出示的证据表示任何异议。他表示愿意作出民事赔偿，称自己还有３０００万泰铢（约６００余万人民币）可以支付。桑康、依莱等被告人称没有钱赔偿，表示认罪并乞求从宽处理。
第三篇：湄公河惨案观后感
观“湄公河惨案”有感
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唯一一江连六国的跨国河流，其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穿越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出境缅甸后称为湄公河，流经缅、老、泰、柬、越五国后汇入太平洋，被誉为“东方多瑙河”。
2011年10月5日上午，中国籍船舶“华平号”和缅甸籍船舶“玉兴8号”在泰、老、缅三国交界的湄公河流域被截杀，事后赶到的泰国警方声称击毙了1名匪徒，其余4人逃走。警方声称在两艘船上发现毒品麻古90多万颗，并打捞到13名中国人的遗体。蒙眼、封嘴、割舌、挖眼、刀捅，几乎全部都被打断手脚，船长还被戴着手铐。
惨案发生三天后其他船员因惨案发生而被封航的关累港内休整。三天了，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是多么漫长的等待，为什么还没有消息，为什么各大媒体上还没有关注？这件事情是5号发生的，但为什么直到这10号才被人更多的知道？按照云南省外事办新闻处的说法，其实他们在事发的当晚就已经接到了被劫持的消息，但是由于他们不能够确认，这个被劫持者是否已经全部遇难，而且事发的当地实在是一个比较复杂，而且敏感的区域，因此他们没有及时对外公布这条消息。直到7、8两日陆续发现了遇难者的遗体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事情其实已经发展到了他们无法控制的地步了，不得不将此事公之于众罢了。
凶手是谁？幕后主使是谁？谁制造了这场惨案？是贩毒？是嫁祸？是误杀？是报复？迷雾，笼罩在湄公河上空。众多疑点，众多难点，惨案被更多人关注后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我们分析一下客观原因：首先，经过多年努力，湄公河国际航运格局已经形成，货运方从件杂货运输逐步扩大到集装箱、冷藏、大件运输，出境货种呈现多元化趋势。很多人预计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密切后，湄公河上的人员和商贸将大大增加，这条黄金水道的价值也会不断被提升。但现实的情况是，湄公河上的运输船却面对着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的局面。中国的商品占领东南亚市场已经不再令人意外，但是随着商品大量涌进东南亚的中国人并非也受到同样的欢迎，或者说没有得到正常的对待。
其次，这片水域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它流经的国家比较多，那么各国之间管辖权还存在一些分歧，还存在一些执法当中的漏洞或者死角。第二方面的漏洞，它存在黑恶势力在当地，包括毒品犯罪组织在当地的非法活动。黑恶势力他们大多是有武装的，手段是相当残忍的，湄公河沿岸、南佤和金三角地区的武装组织多且繁杂：勐拉同盟军、缅甸政府军、佤邦联合军、掸邦南部军及各种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拉祜族民团。它们的势力犬牙交错，佤邦军也只算其中力量较大的一支，因此外界根本无法弄清楚全部情况。第三方面就是各国的法律制度还存在一些不一致，包括对犯罪组织的一些规定也是存在一些差异，这也是中方和相关国家加紧磋商相关的应急机制，共同协调应急预案，这样的一个初衷，一个主要的考虑方面。
为了更好的得到结论，我们有必要面对眼前的事实：中国船员死后多被反向绑缚或用手铐锁住双手，说明劫持时顺从了劫匪，按以往的规律，只要船员不反抗，劫匪只劫财不杀人。杀人对于长年靠收保护费、打劫过往船只财物为一大经济来源的劫匪来说，无异于自断财路。很多船员身中多枪，如果土匪处决人质，会如此浪费子弹吗？对着头或心脏打是不是更省事？被劫持的船停靠码头了，有人受伤，船长还活着。但随后发生了什么？劫匪为什么允许船停靠码头？船长有时间打回电话，是否意味着劫匪已逃走？但最终为什么船长失踪，受伤者全变成了死者？这些疑点的出现，隐约透露着一个秘密：有人要把水搅混，要刻意隐瞒什么，从而埋没真相。
真相究竟是什么？其实围绕惨案有“嫁祸说”，即金三角地方武装或贩毒集团，因派系斗争、争夺地盘而嫁祸另一方；“误杀说”，即泰国方面在解救时误杀了中国人质；“报复说”，即9月21日中国一艘运输船曾被缅甸军人“劫持剿匪”，引来土匪报复杀人„„
这件事不简单，想让这事大白于天下，也很简单，就是这事的结果对谁最有利，对谁最不利。很显然最不利的是中国，1，不相信泰国所说，那就和泰国不合,指责泰国办案含糊，无力，甚至有意而为之。那样必然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2，就是认为缅甸做的，导致中国和缅甸关系恶化，要知道中国周边的朋友少，而缅甸可以认为不是敌人。3，国内民愤问题，解决不好，会给政府的形象打上折扣。最怕国外，解决不好中国公民在外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好了，此事
某国希望的结果应该是挑起中国和缅甸，泰国的矛盾，让中国在南海而且在内陆的外交上雪上加霜，当然希望中国最好是内乱。美国还是世界老大，中国是个经济大国，不能闹翻脸，国家毕竟不是个人，不能感情用事，想发展，必须学美国成功经验，闯出自己的发展之路，成为有中国特色不同于美国的世界老大。
最后用一句话来充分表达我对此事的看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第四篇：1972年慕尼黑惨案回顾
第20届现代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9月劫持并杀害运动员及团队人员事件
（慕尼黑惨案）
事件回顾
惨案的发生
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在西德慕尼黑召开。在运动会召开的前一周里，人们多次从媒体上看到关于这次大会的热烈评论：这是一次“和平欢乐的盛会”。诚然，这是当时奥运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盛会，参加的运动员及其代表的国家，超过以往任何一届。以色列也派了一个到当年为止最大的代表团———尽管有些人身上还有在德国纳粹集中营 留下的肉体和精神的伤痕，但他们对参加这届奥运会显得兴致勃勃。
运动会开始一周里，运动员的成绩骄人，人们都沉浸在奥运盛会的祥和与欢乐之中。然而，在这场和平盛会的背后，却有巨大的隐忧：有关决策官员为满足购买先进体育器材的巨大投资需要，缩减了警卫人员和安全设施的开支。对于呕心沥血主办这届奥运会的西德官员来说，他们希望这次运动会能让世人相信，西德已恢复了一个文明国家的形象，人们应抹去二战和希特勒时代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留下的阴影。西德的边防人员和重要的运输站口都普遍放松了对进出人员的检查，这给了恐怖分子一个可乘之机。发起恐怖行动。
“黑九月”1972年9月4日，以色列队没有赛事，大多数运动员在奥运村休息，晚上出去看电影。电影看完了，以色列选手陆续回到了奥运村。5日凌晨约4时，他们还在沉睡，奥运村外面忽然出现了8个模糊的身影，他们拎着沉重的运动包，悄然走向25A门旁边的一段栅栏。
这8个人是一个名叫“黑九月”的恐怖组织的成员。他们带着冲锋枪、手榴弹，越过栅栏，直奔既定目标———奥运村中以色列选手居住的31号建筑物。他们选择从这里进去，是因为他们先前察看过，而且知道，一些运动员在外面喝醉了，回来时常常攀越这段2米高的栅栏，保安根本不会阻拦。这8名恐怖分子穿上田径服作为伪装。拿今天的标准看，慕尼黑奥运会的安全工作实在是一个笑话：整个奥运村仅用一层薄薄的铁丝网拦住，当运动员回来晚了，他们都愿意翻越铁丝网，抄近路回家。此外，奥运村内没有摄像机、探测器，也没有路障，门口有几个保安，但居然没配武器！这些恐怖分子事前也做了周密准备：一名恐怖分子曾在建设奥运村时当过建筑工，对奥运村了如指掌，另一人事发前一天还潜入了奥运村，详细侦察了以色列运动员居住的楼层。
他们在几个以色列人住的一号公寓套房外站好位置，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钥匙打开门。他们的行动被屋内一名以色列运动员察觉。随后，恐怖分子与以色列运动员们展开搏斗。25分钟后，两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打死，其余9人被劫为人质。
在双方搏斗中，奥运村治安当局接到过一些路人打来的电话，但没引起足够的重视。搏斗时断时续，几声枪响和撕心裂肺的呼叫过后，一切又重归平静。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也闹不清出了什么乱子，因为在奥运村，几乎夜夜都有各种庆祝活动，经常有人放爆竹焰火，喧闹取乐。
4时55分左右，一名没带武器的西德治安警察来察看情况。他打开步话机，朝站在康那利大街31号前缠着头巾的一名恐怖分子咕哝了一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人没吱声，从公寓门后溜了。
拯救人质失败
凌晨5点，慕尼黑警察局长曼弗雷德-施赖伯在睡梦中被报警电话惊醒，于是慌忙组织人力处理危情。
5时10分，西德当局开始了拯救人质的行动。在双方对峙当中，“黑九月”下达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的234名囚徒和西德监狱中的两名囚犯；最后期限为5日上午9时，过时开始杀人。不过随后，“黑九月”分子一再修改了最后期限的时间。
9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和本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道默发表联合公告，宣布从9月5日下午起暂停全部比赛。
西德政府对“最后通牒”作出了反应，表示可以同意他们的要求，但必须就细节问题作进一步谈判。西德警方欲争取时间，为冲进31号大楼营救人质做好准备。
晚上18时35分，双方进行了第一次直接接触。西德内政部长、慕尼黑警察总监和奥运村村长进入31号楼，亲眼目睹了劫持者孤注一掷的决心，于是决定改变原定冲入大楼营救人质的计划。
警方于是答应歹徒提出的要求，用飞机把他们和人质转送到埃及，并决定在慕尼黑机场实施营救行动。
20时30分—21时，西德方面派出3架直升机前往。
当“黑九月”分子走过柏油碎石铺成的停机坪时，负责这次行动的指挥官下令开火。两名狙击手射出两发子弹，监视直升机驾驶员的两名歹徒应声倒地。机场霎时间乱作一团。随后双方展开激战。
枪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警察在清点尸体时，有5名歹徒被击毙，西德警官1人死亡，几名警察受伤。9名以色列人质则全部被恐怖分子杀害。
9月6日，奥林匹克运动场里，一片肃穆。当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第二乐章奏响时，许多运动员禁不住放声痛哭。
为了悼念11名死难者，11个座位被空着。幸存的以色列人在这个追悼仪式上，几乎控制不住自己。
9月7日，奥运会恢复比赛
营救行动失败后，世界舆论为之哗然，纷纷指责西德警察无能，抨击西德政府“视人质生命如儿戏”。这次恐怖事件，让西德蒙受了奇耻大辱，也使西德政府对日益增加的国际恐怖活动产生了危机感。
从此以后，赛事安全问题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尽管恐怖袭击事件中也有5名恐怖分子被打死，但是，没有人会怀疑，慕尼黑事件是恐怖分子的一次“成功”，而且会诱使其他恐怖组织把奥运会作为袭击目标。另一方面，慕尼黑奥运会的血腥一幕也唤醒了主办者的安全保卫意识，使他们看到反对恐怖主义也是举办奥运会举足轻重的一环。在随后的历届奥运会和其他重大赛事中，组织者都提高了安全措施的投资力度。
第五篇：《卡廷惨案》观后感
《卡廷惨案》这部电影以二战为背景，当时德国法西斯正大举向东进攻，苏联为了自保竟强行侵占波兰，建立起东方防线,波兰人民因此而遭受巨大的苦难。在苏联占领波兰的期间内，苏联对波兰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军人被俘，言论封闭，?舆论欺骗，自由限制，此外，还有受战火影响的波兰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在德军占领波兰以后，纳粹分子要挟波兰的将军夫人公开发表声明说是苏联人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并号召波兰人民起来反抗。一开始，将军夫人并没有答应，但是在看过视频，了解真相后，将军夫人还是照做了。后来，德军战败，苏联人卷土重来，将军夫人仍旧坚持自己丈夫是被苏联人所杀，告诉别人苏联人在说谎。而且，在遇见将军安于现状的旧部下杰西的时候，她告诉他“苏联人要靠谎言掩盖真相，而你不用！”整个片子没有太多关于德国纳粹分子的暴行画面，更多的是在记叙苏联人对波兰人所做的肮脏的一切。影片的主要人物也充满了悲剧色彩--真相被扭曲，亲人被杀害，国家承受着重大灾难而自己却还悲哀的活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永远都不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的波兰人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巨大的痛苦让他们感觉不到生的快乐，所以才会有军官杰西的自杀，塔奇奥的反抗这样的事情出现。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大喜欢将军夫人的做法，因为这样或多或少给反法西斯同盟对抗纳粹德国带来的一定的困难。但是，站在将军夫人的角度上，这种做法又是合情合理的。
第一，发表声明为是为了保全将军夫人的女儿。将军夫人的女儿是将军夫妇二人爱情的结晶，有着他们二人对她深深的爱，这是伟大的母爱让她不顾一切的想保护她。第二，将军夫人爱她的丈夫，她不想背叛自己的丈夫，她要坚持真相，以守护她对丈夫深切的爱。第三，这也是一种爱国心的驱使。作为一个波兰人，将军夫人定然拥有作为波兰民族一员的自尊心，她不会对侮辱自己民族的人低头，她要保护自己的民族，这是一种大功心。相比之下，将军夫人的前女佣夫妇则显得多么卑鄙，两个汉奸，靠出卖国家来获取利益。第四，波兰是一个受宗教影响比较深的国家，全国有众多的宗教团体，其中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波兰人就占了全国大部分人口。作为一位天主教徒，将军夫人必须诚实，不仅是对自己，还有对自己的家人，国家，民族，否则就是“有罪”。如果说谎的话，将军夫人也许永远都要生活在痛苦中，承受着良心的鞭笞，再多的忏悔也没用了，虽然说实话也许可以给她在物质上带来巨大的满足。
根据以上的种种原因，我们就算不赞同将军夫人选择说实话，也不应该反对。将军夫人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有较高思想境界，她更在意的是精神上的满足，而不是如同她的前女佣那样像一条只会乞食的狗。
到现在还记得被俘的当天夜晚，将军召集他的部下并告诉他们“除了你自己，无人能缴你的抢！”事实自在人心，只要真理还在，是不可能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屈服的，靠谎言谋取的和平时维持不了多久的。
上课的时候老师还要我们将将军夫人与那位女教授相比较，并在成为二者之一中做出选择。我更倾向于做后者，我觉得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波兰人都知道是苏联人制造了“卡廷惨案”，但是他们却眼睁睁的看着苏联人在歪曲事实，并不是他们不想大白真相，而是他们根本做吧了太多的事，要知道那时候是苏联占领了波兰，波兰的重建还要苏联人帮忙呢。在这种情况下将军夫人所作的为事实搏斗的努力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相当于一种自杀。女教授选择沉默，因为她知道波兰还要建设，需要很多人力物力，她把眼光放在了未来。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