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金融危机的目的与意义

第一篇：研究金融危机的目的与意义

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面对危机，我们不仅要看到此次危机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更要看到其中蕴含的机遇。那么，在我国经济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海外投资、进出口、金融证券保险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劳动就业、经济增长、经济地位等层面都会产生哪些影响，又会蕴含哪些机遇呢？

第一个层面，海外投资。一方面，危机发生后，海外资本市场出现暴跌，对我国较多海外投资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也不可忽视，一些项目可能面临着资产价格缩水、投资收益下降、投资回收期延长等一系列风险。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风暴使得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历史低位；一些公司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贱卖公司资产或控股权；一些国家大幅降低了外资进入门槛。这些都为我国相关企业、机构创造了一系列海外直接或间接投资的潜在机会。国际金融危机延续时间越长，破坏程度越大、经济恢复越慢，我国海外投资的潜在机会就会越多。

第二个层面，进出口贸易。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而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的目标地也主要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这次危机对我国进出口将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对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将会带来冲击，一些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着资金回收困难、订单减少的风险。我国一般性贸易出口收入、贸易顺差、外汇收入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可能都会发生重要变化。

就我国进口而言，一些国家基于生产自救可能会出台一些有利于产品出口的政策，如降低出口关税、降低出口价格、放松技术封锁等。目前，一些大宗商品如石油、铜、铁矿石等价格大幅调整降低了我国进口相关商品的成本，这些都有利于相关商品的进口。我国企业应抓住这一机遇，根据自身的需要和能力，扩大技术类、资源类、短缺类、价格优势类商品的进口。

第三个层面，金融证券保险业。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利率联动、汇率波动及其对金融机构经营的影响；金融环境的变化对银行贷款业务可能产生重要影响；海外金融机构的风险可能传导到其设置在我国的分支机构上来。对我国证券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股价波动及其对证券机构经营、业绩和对投资者投资收益的影响；股价波动对市场融资功能的影响及其对上市公司IPO和再融资的影响。对我国保险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利率波动对保险业经营及业绩的影响；资本市场波动对保险业投资收益的影响。

就影响程度而言，我国金融证券保险业对外有所开放但尚不充分，这就决定了此次危机所产生的影响程度相对有限。一方面，在国际金融、证券市场没有稳定之前，我国金融、证券市场不可能走出反向的单边行情。另一方面，影响我国金融、证券市场未来走势的主要因素仍是国内的市场环境和运行机制。今后我国仍会坚持金融改革、开放、创新的发展路径，但市场监管和风险防范会进一步加强。

第四个层面，房地产业。这次危机从源头上看是房地产市场危机。因此，由房地产市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房地产业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我国几个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有可能面临一些海外投资客抛售房产、抽离资金的情况；其次，基于美国这次房地产市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国未来会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会控制房地产虚假需求的扩大和价格的暴涨暴跌，以避免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引发金融业系统性风险。

第五个层面，旅游业。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受危机影响较深的国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增加就业的需要，可能会出台促进本国旅游业发展的举措，以吸引更多境外游客。因此，我国居民出国旅游可能会更加便利，国内旅游业面临着旅游人数分流的潜在压力；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影响，海外入境的人数可能会明显减少，这对涉外旅游会产生较大影响。

第六个层面，劳动就业。此次危机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放缓，新增就业机会可能相对减少。因此，未来一定时期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二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失业金融从业人员有可能流向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因此，我国面临着引进海外金融人才的良好机遇，国内金融业也可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人才竞争的态势。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人才竞争对我国金融、证券、保险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第七个层面，经济增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会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基础、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不同。同时，我国经济仍是投资推动型经济，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电网、城市基础实施、新农村建设等领域仍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一旦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深而出现GDP增速下降较多时，我国投资型经济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八个层面，经济地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恢复经济的复杂程度、困难程度会比我国大得多。因此，在未来几年增速趋缓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总量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将会缩小，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将会上升。具体而言，一些大宗商品的定价可能会考虑“中国企业谈判因素”，而不是过去那种我国“需求什么”国际市场“炒什么”、“涨什么”的格局。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关心的理论热点问题不断涌现。捕捉和发现问题，分析和说明问题，是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凝聚力量进而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本报从今天起在理论版开设“热点追踪”专栏，围绕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采用研究综述等形式，反映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探索，以便读者了解相关研究的概貌和进展，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思想理论支撑。

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世界经济，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危机面前，我国经济理论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迅速投入相关研究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开展学术交流，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贡献智慧。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经济形势，是经济理论界研究分析的热点课题。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经济形势作出了判断和分析，对如何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经济形势分析及走势研判

总体经济形势向好。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经济下滑趋势已初步得到遏制，经济出现回升势头，但增长的基础尚不稳固，仍处于困难时期。今年前几个月的经济数据喜忧参半，表明扩张性政策尚未完全抵消经济加速下滑的影响。也有专家认为，虽然经济增长的严峻局面得到缓解，但真正企稳回升、进入持续上升通道仍需时日。还有专家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触底企稳，但可能不是尖底而是平底，也就是经济发展将呈现U型走势，可能要经过两三年盘整后才能重回快速增长的通道。

外需增长不容乐观。有专家认为，我国稳定出口的政策措施效应开始显现，对外出口有望止跌企稳。也有专家认为，我国出口形势如何，关键要看外部市场何时回暖。目前，全球经济仍处于困难时期，发达国家今年还走不出危机，因而全年出口下降是必然的，但出口下降的幅度不会继续扩大。预计世界经济下半年降幅会有所缩小，我国出口负增长的幅度今年下半年将不断收窄。

内需开始启动。从投资需求看，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投资表现突出，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特别是新开工项目增长快，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牵引力。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期土地开发完成之后，投资对工业及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会表现得更明显。从消费需求看，一般认为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仍有很大潜力。就业形势严峻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减慢，农民增收难度加大，将会使消费增速相应有所降低。但受税收减免、汽车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刺激政策推动，汽车家电消费等将保持较快增长。房地产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会得到部分释放。消费需求基本保持稳定。

经济结构趋于优化。从产业结构看，低端工业增长减速，基础设施、服务业增长加速。高能耗行业增长减速，经济增长回暖与单位能耗下降并存。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在增加，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整体工业回暖的作用在增强。

从区域结构看，以往主要依靠东部地区率先恢复的危机应对模式有所改变，中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地区。从收入结构看，国家、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有所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呈现稳定增长趋势，这有利于提高居民购买力、扩大消费需求。

经济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及时果断地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着力调整内外需结构，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需求上，促成了经济总体形势的向好。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中央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效果已经显现。财政货币政策落实好于预期。货币信贷快速增长，通货膨胀转为通货紧缩的迹象有所改观。有专家测算，如果不采取扩大中央政府投资规模、增值税转型、降低行政性收费、提高居民收入等一揽子经济政策，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可能仅有5%左右。采取了这些措施后，可拉动全年经济增长2.6个百分点以上。

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增长率明显偏低。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降至6.1%，比上年同期低了4.5个百分点。这导致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就业压力上升。其重要原因在于需求面依赖外部经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观，而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低迷不振，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外贸前景不明，需要通过扩大内需予以弥补。

内需扩张仍然脆弱。投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投资高位运行的持续性需要关注，落实刺激经济的配套资金是目前地方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制造业投资仍低于正常年份，为满足出口需求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完全转向内需的难度较大；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效果还不明显，民间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影响民间投资增长的原因主要有：投资者信心和能力不足；传统投资领域回报率低，而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资热点；公共服务领域进入门槛过高，民间资本投资空间窄。消费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就业率下降，居民收入增加受限；消费结构升级受阻。从房市看，当前房价依然较高，改善住房条件的潜在市场需求短期内难以充分释放。从车市看，短期难以出现跳跃式增长。除了住房和汽车，还没有出现新的消费热点。消费增长不足会制约民间投资跟进，也会加剧生产加工能力过剩的矛盾。

结构调整动力不强。主要是结构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不足，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被经济危机倒逼着进行结构调整。持续性而非周期性的结构调整，需要有制度性、体制性、机制性的安排。

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不足的矛盾加剧。突出表现在：工业产品销售率持续下降，库存明显增加；企业效益大幅滑坡，尤其是一些产能过剩行业亏损十分严重；产品价格大幅下跌。

无效货币投放风险加大。近几个月来，我国货币信贷高速增长，其中投机性或低效率货币投放的增加很可能加大未来通货膨胀压力。信贷投放的结构性问题对未来经济增长可能形成一定制约，包括：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改善不明显；居民信贷额度占比偏低；部分资金未流入实体经济，将降低信贷对企业生产活动的支持力度。

努力方向和着力点

专家学者认为，应密切跟踪、认真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把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稳定住，并着力形成支撑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稳固基础。

调控总量，增强活力。有专家认为，目前应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保持财政投资力度，继续减税。同时，重点做好政策的配套和细化。也有专家提出，随着最危急时刻的过去，应适当调整政策。就财政政策而言，应把更多的财政补贴资金用于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个人创业，用于扩大内需和开拓市场。就货币政策而言，应在下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微调存贷款利率。要准确判断货币供给形势，增强政策的弹性和灵活性。还有专家认为，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应转向进一步刺激消费和培育新的市场热点，转向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相结合，转向通过深化改革激发经济活力。有专家提出，如果经济复苏势头慢于预期，政府可以考虑在刺激民间投资、增强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活力等方面出台新的刺激政策。随着经济下滑势头得到遏制，新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应着眼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注重促进企业进行增长方式和发展战略调整。

扩大内需，稳定外需。有专家认为，应进一步加大扩内需的政策力度。在扩张投资需求方面，投资管理的政策重点应从总量刺激转到结构调整上来，重点增加民生项目的投资；注重产业升级投资，既投资于硬资产，更投资于管理系统等软资产；在政府投资逐步落实的过程中，应注重实现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有机结合，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改善投资环境，激活社会投资。在扩张消费需求方面，一是振兴服务业，解决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问题；二是继续鼓励汽车和住房消费，发挥汽车业和房地产业作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作用；三是继续实施和完善汽车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政策措施。不少专家对稳定外需进行了研究，提出应加大对出口的支持力度，包括：继续清理和取消不适应形势变化的限制出口的政策和规章制度；运用财政、信贷等多种手段，支持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利用外贸发展基金支持企业出口，为企业克服贸易壁垒、扩大出口搞好服务；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带动相关产品出口。

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专家学者认为，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所占比重，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以利于形成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应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建立将部分国有企业红利转移至公共支出领域的机制。这不仅有利于改善民生、拉动消费，还有利于抑制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增强经济活力。将货币政策调整与金融结构改革密切结合起来，避免“开闸放水”产生通胀压力而压缩信贷又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损

害的两难选择。加快金融改革和金融机制创新，提高金融体系效率，改变一方面银行存款非常多、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和农民的资金需求又得不到满足的局面。

调整结构，推进转型。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实现经济真正复苏和持续增长，最终要靠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转型。首先，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继续推动重化工业发展，并将发展新技术产业与发展重化工业结合起来。培育和支持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第三代移动通讯、生物技术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其次，推动企业转型。通过开展低成本并购，推进企业规模结构优化；促进企业进行组织创新、管理创新；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促进企业尽快实现从低成本竞争向差异化竞争、从多元化向归核化、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制胜的战略转型。

第二篇：确立目标的意义与作用

确立目标的意义与作用

哈佛大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关于目标对人生影响的跟踪调查，调查对象是一群智力、学历、环境等条件都差不多的年轻人，调查结果如下:

3%的人有清晰且长期的目标，25年来，他们从未改变过目标，总是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不懈地努力，25年后厂他们几乎都成了社会各界的顶尖成功人士，他们中不乏创业者、行业领袖、社会精英。

10%的人有清晰的短期目标，这些人大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断完成预定的短期目标.生活状态步步上升.25年后言他们成为了各行各业不可或缺的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工程师、高级主管等。

60%的人目标模糊.他们能安稳地生活与工作，但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成绩。

27%的人，25年来都没有目标，他们几乎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过得很不如愈，常常失业，靠社会救济。并且常常都在抱怨他人、抱怨社会、抱怨世界。

根据以上JAAM果，调查者得出结论:目标对人典有巨大的导向作用。

一般而言，经过三到五年的学习后，大多数大学生都要参加工作，从事某一职业。正因为这一点，在大学期间，大学生应给自己确定发展方向，明确自己在大学期间的职业奋斗目标。例如，经过大学阶段的学习.毕业后成为一名医生、记者、律师、教师等。但有不少大学生不了解确立职业目标的意义与作用，认为定立目标只是一种形式，没有目标照样可以学习和生活厂有些学生认为制定目标是很麻烦的事，不愿意为此煞费苦心。大学生树立职业目标主要有以下作用:

第一，有利于促进职业的发展。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大学生只有明确了目标，才能集中精力在某甲职业领域或某一方面取得较好、较快的发展，才能有所、护突破”，.形成自己的优势，为将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基础。

第二，有利于顺利就业。在大学期间，明确诌己的职业目标，且向这一目标努力奋斗，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有利于大学生的顺利就业。

第三，有利于激发潜能。清晰、明确的职业目标有利于明确使命，产生动力，产生积极的心态，使内心深处那个坚定义勒勉、不畏艰险的我勇敢地走出来，促使自己努力实践，使自己的生命在有限的时空里冲破极限，最大限度地释放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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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金融危机研究论文

一、居安思危

中国加入WTO之后有没有潜在的危机呢？当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经济遭遇挫折的话，最大可能莫过于金融危机。

在20世纪后期，在日本经济高速起飞之后，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很快甩掉了穷困的帽子。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崛起更使人们对亚洲经济充满乐观。最令世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奇迹。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了高速发展。有的经济学家把亚洲经验总结成“雁阵模式”，好像亚洲经济就可以按照这个序列继续发展下去了。可是，1990年以后，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日本一头栽进了泥淖，直到今天还没有挣扎出来。雁阵序列，昙花一现。1997年，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横扫东亚。我们的邻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什么“亚洲奇迹”了。有些国家“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好不容易把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搞到三、四千美元，似乎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可是转眼之间，一个跟斗跌掉了一半多。亚洲各国已经尝到了金融风暴的厉害。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劫难逃。在1998年11月“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旁边一行大字：“中国，金融风暴下一个牺牲品”。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在沧海横流当中，唯独中国经济巍然不动。中国的稳定极大地遏制了金融风暴的蔓延，为亚洲经济以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了转机。中国的贡献得到了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高度评价。也许中国的出色表现冲昏了某些人的头脑。他们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如此厉害，也拿我们无可奈何，今后还有什么可怕呢？

中国有一则著名的寓言叫做“刻舟求剑”。有一个人在渡船上一不小心把剑掉进河里，他不慌不忙，在船弦上刻个记号，打算到了岸边再捞。某些人就像“刻舟求剑”一样，他们就没有想到，之所以中国能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是因为那个时候尚且没有对外开放金融。我们有一道很好的防火墙。但是，一旦加入WTO，中国的外部金融环境就完全变了，这道防火墙将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果拿昨天的皇历来讨论今天的问题，非出大纰漏不可。

亚洲邻国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后吃了这么大的亏，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讲经济规模大小，我们不如日本；讲经济发展的时间长短，我们不如四小龙；讲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我们和东南亚各国不相上下。他们纷纷中箭落马，难道中国就有什么先天的免疫能力，一定能够避免金融风暴的袭击吗？

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2001年11月谈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时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比日本和韩国的问题更大。他表示，“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帐问题，在体系封闭的情况下，问题能够得以控制，但问题不解决，坏帐会越来越多。这是不能无限期拖下去的。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尽全力解决，但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就无法解决。坏帐是由国有企业造成的，要想消灭坏帐，就必须重组国有企业”。索罗斯敦促，不要因为困难就畏缩不前。坏帐继续积累，将阻碍资本的有效利用。虽然中国的储蓄率高，但再高的储蓄率也不能无限期地支撑不断增长的坏帐。日本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尽管索罗斯的名声不太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中国进入WTO之后，既然要对外开放，心里总应该有点数，一旦遇到外来的冲击，中国是否还能够控制金融局势？

有的经济学家判断说，至少一年内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2]这话一点都没有错。不过，这个判断的前提是维持目前金融业对内对外都不开放。实际上，只要中国不对外开放金融，再过三、五年也不会遭遇金融危机。在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的时候，有些国家和金融风暴好像是“井水不犯河水”，例如，朝鲜、缅甸、蒙古等。他们的老百姓恐怕从来没有感受到金融风暴的威胁。并不是他们的金融体系多么健全，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反之，那些实现了对外开放金融的国家，例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无不在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由此可见，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固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也有被金融风暴袭击的危险。

目前已经有130多个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入世而出现了严重的产业危机。反倒是金融危机在全世界频频发生。在最近10年内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了46次。金融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其破坏性越来越强。中国入世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金融领域中潜伏的巨大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倍注意防范金融危机。

中国政府在对付产业危机、环境保护、出口市场、失业下岗、农村收入下降、社会保障基金等问题上都有一些经验，但是，还没有处理过开放环境下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当局对于垄断下的金融管理具有足够的经验。可是，一旦对外开放，金融风险的程度将迅速上升。有些金融官员对国际金融市场缺乏了解，自以为是，特别不虚心。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最近吴敬琏指出，他不赞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说法。中国经济潜伏着各种危机，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可能遭遇金融危机。但愿他的忠告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如果我们没有作好准备，那么，下一个遭遇金融风暴的就很可能是中国。

二、金融改革举步维艰

2.1银行业改革，避重就轻，缺乏新意

只要认真查一下有关经济改革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金融领域并不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在各种文件中几乎都把金融改革放在显要的位置。2002年2月的金融工作会议列举了六项金融改革的方向：金融监管要履行职责，加强金融监管；继续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调控货币供应量等等。2001年10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有篇文章“银行业，如何应对挑战”，作者开出了三条对策：第一，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能力，建立、健全多层次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第二，控制银行业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尽快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条件和业务范围；第三，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重组，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争取时间加快商业化进程。要下大力气解决不良贷款，改善银行的资产结构，根除导致出现不良资产的根源，等等。

一般来说，这些条条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里通篇说的是良好的愿望，是希望达到的目标，却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难道以前中央银行没有要求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难道没有要求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难道在哪篇官方文件中没有提及要下力气解决不良贷款？如果以前没有提出这些口号，显然是严重失职。事实上，以前央行不知道讲过多少遍。确实，金融当局也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客观地说，国有银行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前些年好多了。可是，金融改革摇摇摆摆，进进退退，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什么这些经念了这么多年，银行业的问题非但没见到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无庸讳言，中国银行业的体制改革，从1985年开始，经过10多年来的艰苦努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需要讨论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能说，改革中所做的事情不重要，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一个人来讲，换件新衣，梳洗一下是容易的。但是要想在舞台上唱好戏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这个道理已经被大家所理解。时至今日，我们的银行业改革的整个过程就是不断进行梳洗打扮的过程，没有用多少时间练功。因此让这样的演员唱好戏肯定是难为他了。要想唱好戏，就要像抓中国的足球一样“从娃娃抓起”。在中国银行业改革过程中，有几个半大小伙出世，如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等，到今天为止，这些小伙的戏倒是唱的不错。问题是，我们从改革之初，就推行了一条“禁止出生”的政策，不让民营银行出生，堵死了“从娃娃抓起”的路子。现在面对入世，我们明白了梳洗打扮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练功，但是又害怕生孩子。这样的逻辑是多么可笑。

看来，我们今天的确需要好好反思一下银行业的改革之路了。

2.2警惕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在金融改革上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敷衍塞责，能拖就拖。另一个极端是莽撞上阵，欲速而不达。

自2000年夏，经济学界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民营银行的研究和探讨。许多学者都主张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前首先对内开放。通过创建民营银行来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改变在金融领域的产权结构，在竞争中改善国有独资银行的经营管理。可是，这些建议碰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拖字诀”。既不反对，也不赞成，挂起来再说。由于正赶上2003年政府换届，许多重大改革措施无法出台。和世界各国一样，在“选举年”是办不了大事的。对此我们是完全理解的。由于入世后对外开放金融领域的日程已经确定下来了。还有不到5年的时间，外资银行就要在国内市场上享有国民待遇，从而对中资银行形成严峻的挑战。本来留给我们作准备的时间就不多，白白耽误了一年的时间，实在令人可惜。

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在2002年3月，金融改革突然热了起来。在200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中资银行上演《生死时速》”。文章开头就引用了中国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描绘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一段话：“疯狂地吸收存款，疯狂地放贷，疯狂地制造不良资产，疯狂地处置不良资产”。读了这些报道，给人们一种感觉，为了推进金融改革，好像某些国有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已经到了慌不择路的程度。近来，在深化金融改革的呼声中出现了一股商业银行上市热。紧锣密鼓，跃跃欲试。

在市场经济中只要稍有理智，哪家银行也不敢疯狂，也用不着疯狂。权力和垄断是诞生疯狂的温床。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比匆匆忙忙地犯错误强。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弄得不好，会把金融改革引上歧途，闯大祸。

三、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1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热

商业银行上市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已经上市。民生银行上市发行3.5亿股，筹资42亿元。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也发布信息，希望在短期内上市。据说，招商银行获准发行15亿股，每股作价7元。集资额可望超过100亿元，成为目前大陆第二大上市公司。[3]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银行上市的呼声最高。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说，中国银行已经在2001年完成了在香港部分的重组，准备上市[4]。最近国有银行上市突然加温。在2002年2月金融工作会议以后，某些金融业负责人表示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所有制改革。其重点就是实施股份制改革，在条件成熟时上市。2002年3月16日温家宝在《中银论坛》上表示，国有银行可以组建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完善治理结构，进而在条件成熟时上市。[5]

为什么国有银行如此急于上市？据说，银行上市的目的就是要筹集资金，使得银行能够达到资本充足率。

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说，由于外资银行和国内商业银行间有六大差距，入世后要消除这个“鸿沟”需要10年左右。刘明康说，这六大差距表现在资本实力、风险防范、不良资产、治理机制、管理机制和IT建设等方面。[6]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增强国有银行的资本实力，提高资本充足率。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2002年1月说，商业银行在补充资本的机制上还不够健全。要解决这个问题，银行上市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7]因此，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2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

银行的自有资产(一级资本)在总资产当中的比例称为资产充足率。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当在8%以上，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会影响银行的稳定性。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只有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8%，其他各家都远远低于这个标准(见表1)。世界十大银行在1999年的资本充足率为11.5%。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两大巨头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2%以上，瑞士信贷银行为19.1%。中国国有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5.7%。[8]

3.3赤字连年，有心无力

由于四大商业银行是国家所有，当资本金不足的时候，自然应当要求资产所有者注入资金。从理论上来讲应当由财政部向四大商业银行注入资金。事实上，财政部在1998年已经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用以充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能不能让财政继续注入更多资金，要看看目前财政的能力。可惜，由于从1985年至今，国家财政已经连续十几年出现赤字，数额连年攀升，2001年财政赤字高达2598亿元。很难指望国家财政向国有银行投入更多的资金。(见表2)

朱熔基总理2002年3月15日在记者招待会指出，在2002年国家财政赤字预算为3098亿元，占GDp的3%。国债余额累积数字达到25600亿元，相当于GDp的18%。(如果按照朱熔基总理在《国家工作报告》中提供的数字，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是95933亿元，那么国债占GDp的比重就是27%。究竟哪个数字正确？)如果仅仅从这几个指标来看，中国的财政赤字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问题在于国债的增加速度过快。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在1997年为1.2%，在2001年上升为2.9%。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在1997年为7.3%，到2001年上升为18%。根据《大公报》在2002年3月24日报导，在1998~2000年三年里，财政赤字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2.3%，2001年可能还会增长20%。倘若继续增长下去，压力越来越大。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能越借越多，养成靠借债度日的坏毛病。

3.4隐性债务，触目惊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统计的国债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隐性债务，其中主要有三笔：社会保障基金、银行不良贷款、未登记外债。

(1)在社会保障基金的隐性债务中主要是养老金缺口。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应当在年青时期积累些钱，等到退休之后可以用这些积蓄安渡晚年。国家也一样，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应当给每一个公民都设立个人帐户，在这个人工作期间，不断地投入资金。待这个人退休之后，从个人帐户中逐年提取资金，发放养老金。在世界上各个工业化国家中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养老基金，存了很多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都是多年来民众积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建立在这些基金的基础上。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退休基金。劳动者的节余都被国家用于基本建设投资或其他用途。现在发放的退休金都是靠当年征收的各种税、费中支出的。这种操作方法叫做“现收现付”。也就是说，当前的劳动者在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直到前几年我们才刚刚开始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在名义上设立了养老保险的个人帐户。但是，这些个人帐户都是空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隐性债务”。

中国的人口结构非常特殊，除了由于平均年龄越来越大所造成的老龄化问题之外，[9]人口结构的分布也带来极大的麻烦。在60年代末，由于文化大革命，大中小学关门，上山下乡，抓革命、促生产，人口剧烈增加。仅仅在1965到1970年期间人口总数就增加了10454万。以后这个增速降低了下来，在1990到1995年期间只增加了6788万(见表3)。出现了人口分布上的扭曲。

6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将在2025年前后退休。当他们退休的时候，正在上班的差不多都是独生子女。每一个上班的人需要负担的老人的比率将非常高。老人赡养率将从2000年的11%上升为2030年的25%和2050年的36%。也就是说，现在是平均9个人养一个老人，到了那个时候。3个劳动者要养一个老人。如果还要按照现收现付的办法来支付养老金的话，仅仅养老金一项就要刮掉工资收入的38.5%。显然，如此高的税率将摧毁国民经济系统。为了避免这一危机，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逐步还债，充实个人帐户基金。

为了研究这个题目，世界银行的王燕，美国普度大学的王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翟凡和我建立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用动态模拟方法探讨了中国社会保障系统的财政缺口。[10]我们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维持过去的“现收现付”体制，养老基金将很快出现收支缺口。按照1995年价格来计算，到2010年这个缺口将达到2060亿元。这个缺口将继续扩大，到2050年达到102730亿元。如果拿1995年价格计算的话，养老金隐性债务在2000年为63280亿元。那么到了2050年这个缺口将扩大为371390亿元(见表4)。

按照国务院体改办和美国安然保险公司的计算，这笔隐性债务在2000年大约在76000亿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这笔隐性债务在70000亿左右。[11]社会保障的隐性债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这笔债务却是非还不可，越拖问题越严重。

(2)另外一笔隐性债务就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

世界著名的金融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在2001年10月9日说，中国的不良贷款总额在30000亿左右。也许标准普尔的估计不那么准确，按照官方数字，不良贷款占银行全部存款总数的25.7%，超过20000亿元。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详细分析。

(3)估计未登记的外债大约4000亿元。

除此之外，按照“债转股”的模式，一部分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变成了国有银行手里的股份。如果这些国有企业盈利的话，那么国有银行还多少能分到些红利。如果国有企业继续亏损，那么在国有银行手里的这些股票还不等于一迭废纸？

由于许多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节节上升，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在1998年把它们合并成了100多个城市商业银行。除了上海商业银行等几个城市商业银行比较好之外，其余的城市商业银行里面不知道隐藏了多少不良贷款。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坏帐都有可能转变成为国家财政债务。

地方政府、乡镇政府还有一大箩筐多多少少的债务尚未清理。

如果把这些隐性债务考虑进来，恐怕债务总额会超过了80000亿，相当于GDp的80%。[12]由此可见，中国的债务负担非常严重，绝对不能掉以轻心。[13]因此，要求从财政上来给国有银行充实资金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国有银行该不该上市？

4.1银行上市的基本条件

既然国家财政不可能向国有商业银行注入大笔资金，于是，有些人就开始动股市的脑筋，让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筹集一大笔资金，改善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银行上市是否会成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会不会出现“一股就灵”的奇迹？[14]

国有银行能不能上市？也许有人认为，这难道还成问题吗？四大国有银行是“国家所有，国家信誉”，只要国家批准，要上市还不是轻而易举？

事情未必如此简单。任何企业上市的前提条件是信息透明化。企业上市是直接融资行为，也就是说，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拿出一部分股权来换取外部资金。例如，企业自有资本1亿元，年利润1000万元。如果想把经营规模扩大一倍，需要资本2亿元，于是，这家企业通过上市，对外发行相当于1亿元的股票。如果企业的生产效益好，购买股票的人按照投资多少来分享利润。假若股票价格上升，股东们还可以从股票升值得到额外的收益。因此，上市的前提是，第一，企业要有自有资产，第二，要期望盈利。

美国的创业板市场允许一些资金不足的企业上市。其前提条件是这个企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优秀的管理团队。允许他们上市，实际上是让他们牺牲股权换取快速发展和成长的空间。不过，这样的公司更像是即将出现的经营前景看好的“民营银行”，而不是现在的国有银行。

现在，在国内有一股这样的“热”，叫做搭国有企业上市最后一班车。就是说，中国已经入世了，政府的照顾政策只剩下很短的时间可以公开使用了，必须要赶在2005年以前上市。否则，如果上市必须靠企业的质量，国有企业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看来，国有银行的上市问题正是这股“热潮”的产物。

4.2不良贷款知多少？

国有银行上市的第一关就是要弄清楚究竟有多少家当。企业上市时考虑的是净资产。如果企业注册资本是1亿元，但是欠别人的债务有2亿。那么，我们说这家企业资不抵债。别说上市，早就该破产倒闭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中最多只有8%是属于自己的，其余的都是企业和老百姓存的钱。银行拿储户的钱放贷，如果出现了不良贷款，自然应当由银行负责。因此，在考虑银行的净资产时不仅要看银行的注册资本还要看它究竟有多少不良贷款。如果银行要上市，首先要把不良贷款的数字搞清楚。在这里有几笔帐非算不可。

第一，2002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底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按照这一估计，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大约为22898亿元。

第二，按照官方报导，被“剥离”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有15688亿元。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了一年多了，已经完成了收购四家国有银行部分不良资产的任务。但是，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按照2001年9月底的数据来看，已经处理掉的和追回的不良贷款总数为1360亿元，占不良贷款总额的8.67%(见表4)。

众所周知，讨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要的必然先要回来。剩下来的不良贷款都是些硬骨头。就算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讨债和资产重组的本事很大，能要回来30%就算很成功了，那么还有将近10000亿的坏帐。[15]无论把这些坏帐“剥离”到哪里去，坏帐还是坏帐。这是四大商业银行欠老百姓的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储蓄者都有权把自己的存款要回去。老百姓不会去找那些资产管理公司，只能找当初收他们存款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怎么来补这个窟窿？如果把这10000亿算进去，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要上升多少？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复苏报告》中估计，如果把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计算在内的话，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将调整为37%(见表5)[16]。

第三，目前，国有银行计算不良贷款数目是采用“一滞二呆”的分类原则计算的。早在1998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朱熔基总理就明确指出，“我们不要盲目在所有领域都照搬国际惯例，但是在贷款分类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采纳国际惯例”。在2002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再度强调“商业银行从今年开始要全面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17]

可是，实行“五级分类”谈何容易。在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广东发动了一场中外闻名的“清分”试点。(清理银行资产，为贷款分类)。要求在广东境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在3个月内完成所有金融资产的清理和分类工作。为此，中央银行从全国调集了200多名专家会战广东，打算在广东清理分类之后，将“五级分类”逐步扩展到全国。中央银行和各个商业银行成立了专门的清分办公室，并且将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期限分解到了各个基层分支机构。广东的清分试点从1998年5月开始，到8月结束。可是，清分的结论却成了中央银行“烫手的山芋”。参加清分试点的人说，再弄下去，我们就要变成反贪局了。一直拖了一年多，199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才对继续开展“五级分类”作出部署。在2000年9月，中央银行发布了《关于不良贷款的认定办法》，令人意外地重申继续以“一逾二呆”作为确定不良贷款的标准，其中确实有难言之隐。在2000年对银行的财务真实性和贷款质量进行全国性检查，连那些已经采用了“五级分类”的银行还要倒退回去，按照“一逾二呆”的数据来汇总数据。为什么中央银行在“五级分类”问题上会如此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很明显，“五级分类”揭露出来的? 涣即钍衷对洞笥凇耙挥舛簟薄18]

按照1997年以前“一逾两呆”的标准，贷款逾期3年才划为呆滞，借款人走死逃亡才划为呆帐，而按照“五级分类”，只要借款人不能归还本息30~90天就列入不良贷款。[19]假定国有银行认真地采用了“五级分类”，许多现在算为正常的贷款将变成不良贷款，不知道这样一来，银行的不良贷款还要上升多少？

第四，“五级分类”与“一逾两呆”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考虑信贷质量。如果一个企业借了10笔款，按照“五级分类”，只要有一笔贷款不能按时归还，这个借款者的信用评级就要下降，其他贷款都要列入问题贷款。可是按照“一逾二呆”，只要其他贷款尚未到期就不算。按照“五级分类”，信用评级恶劣的国有企业有多少？目前给国有企业进行信用评级的事情尚在讨论之中，倘若真的按照信贷质量来划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还要上升多少？

第五，四大银行的大部分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特别是贷给了目前上市的1167家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当计算不良贷款的时候，是按照这些企业的帐面数字来评估的。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在1996年底，32.2万户预算内国有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为7.29万亿元，负债5.18万亿元。负债率高达71%。在这些企业的债务中逾期、呆滞、呆帐以及长期拖欠的不良债务占20%，超过1万亿元。[20]这些仅仅是帐面上的数字，真实数字恐怕更为严重。

有人估计至少20%的上市公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假帐。“银广夏”就是一个例子。前不久还被称为资产质量特别优秀的好企业，说破产就破产了。揭开盖子来，尽是假帐。如果有许多上市公司隐瞒了巨额亏损，那么一旦搞清楚了这些公司的帐目，岂不是又要给银行的不良贷款大大增加一笔？

最近，央行要求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每年下降二个百分点，也就是要减少600亿。据说，这是央行新设的金融监管局的主要职责。实际上，这对于央行金融监管局来说绝非易事。央行的金融监管人员长期以来就像救火队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奔波。说我们的金融业“四面起火，八方冒烟”真是一点都不夸张。目前，贪污腐败现象越演越烈，金融领域是所有寻租活动必经之途。拿这么有限的几个金融监管人员去对付“人心不古，党风日下”，实在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是无法对付日趋复杂的金融监管的。说声要减少600亿不良资产，下个指标容易，怎么实行？那些国有企业在继续亏损，到时候，银行敢不敢不再发放贷款？或者干脆叫他们破产倒闭？只要银行摆脱不了各级政府的控制，就别想摆脱来自于国有企业的坏帐。

说句不客气的话，别说每年降低600亿不良贷款，如果能够保持在现在这个水平上就非常不容易了。在1992年，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还只有几千亿。眼看着突破了一万亿、二万亿。在金融系统中，人还是那些人，国有企业还是那些国有企业，经营环境还不如90年代初期，凭什么就能把不良贷款降下去？

银行上市要不要算清楚帐目？如果算清楚了帐，国有银行能够拿出来合股的资本究竟有多少？虽然银行的情况和企业不尽相同，但是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一家银行的自有资本是10亿，但是贷款的坏帐也有10亿之多，事实上，这家银行已经把自己的资本全赔光了。银行的钱都是别人的。凭什么拿别人的钱上市呢？如果不良贷款比银行的一级资本还多得多，那么凭什么上市？[21]倘若某个公司已经是资不抵债了，公之于众，还有人敢买这种股票吗？如果不告诉老百姓真话，靠造假帐上市，今后怎么办？

“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国有银行不上市，那么，尽管现存的不良贷款数额巨大，但是还可以慢慢对付。如果一定要急于上市，岂不是掩耳盗铃，马上就要踩响这个大地雷？如果只是学者们在研究改革方案，呼唤危机意识，对社会的冲击极为有限。如果真的让国有银行登上股市，那么立即和广大股民的利益联系到了一起，想盖都盖不住，那个时候再说什么都晚了。

4.3能否把国有商业银行切块上市？

既然国有银行整体上市风险很大，弊多利少，那么能不能把国有银行切成若干块，先把那些资产状况和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上市？这样作既可以避免由于国有银行规模过大对股市造成的冲击，又比较容易在上市过程中报告银行资产。例如，中国银行在海外部分资产总额1300亿美元，资产质量比较好，如果在海外上市肯定可以筹集到一部分资金。

如果在海外讨论这个问题，一定会把那些外国的金融专家和经济学家们搞得晕头转向，因为把银行切块上市的做法完全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和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

首先，银行的资产必然是统一核算的。银行业就是金融服务业，为了提高服务效率，加速资金周转，就必然要扩大金融服务规模。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的规模效益非常显著，这就是为什么当前世界上的大银行要不断整合、兼并的原因。提出把国有银行切块上市的人如果真的主张要把国有银行解体分割，那么，显然违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其次，由于地区差距和经营水平等原因，每个银行内部都有些效益较好的单位，也有一些亏损单位。有些吃肉，有些啃骨头。如果，单单把效益好的分行划出来上市，那么，那些效益不好的分行捆在一起，日子怎么过？

第三，在国有银行切块的时候，资产好办，负债怎么分？如果把效益好的部分划出来，把债务和不良贷款留给母行或者其他部分，上市固然没有问题，但是，随后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上市的部分要不要和母行保持联系？

如果上市部分完全独立，在资产所有权上和母行一刀两断，那么，母行的日子会更加难过，母行为什么要同意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划分出去？主张国有银行上市的目的是要帮助国有银行脱困，如此处理岂不是和上市的目标南辕北辙？

如果上市部分仍然留在母行体制内，那么上市部分就不能回避对母行不良贷款的责任。假若上市部分不向股东说明这些债务，那么就涉嫌欺诈。前不久破产的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公司(Enron)就是这样造假帐的。每当出现债务，安然公司就成立一家新的公司，让新公司把债务背走。这样在母公司的帐目上始终保持很好的利润记录。虽然安然公司得逞于一时，但是最终还是露出马脚，债权人追索子公司的债务，顺蔓摸瓜，还是找到了真正的债主，把安然公司告上了法庭。为安然公司作假的金融审计公司(安达信公司)，为此牵连上赔偿责任，已经濒临破产。我们的国有银行上市，要不要请那些国际著名的金融审计公司来审计？有了安然破产的教训，那些金融审计公司还会睁只眼、闭只眼吗？假若上市部分如实报告应当承担的不良贷款(并不仅仅是自身发生的不良贷款)那么，还上什么市？

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对国有银行的监督改革，主要是要改变国有银行内部的管理机制，提高经营和监管效率。切块上市并不能促进四大国有银行内部的体制改革，也无益于明确银行产权，更谈不上促进国有银行的经营和监管效率。说到底，主张切块上市的人无非是想通过股市为国有银行圈些钱。至于说拿到这些钱之后如何料理后事就欠缺考虑了。钟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金融改革绝无陈仓可渡--评“银行上市年”》。[22]他指出主张银行上市实际上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对于不思改制的银行，没有理由相信它们上市‘圈钱’后会不把钱糟蹋光。”这个评论，一针见血。

与其切块上市还不如在体制外创建一些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银行。与其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归属问题上纠缠不休，还不如维持国有银行的现状，在体制外发展民营银行。待到民营银行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形成了金融市场上的有效竞争机制，然后再来考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造。

4.4股市容量有限，承受不了国有银行上市

主张国有银行上市圈钱的人也许忘记了前不久国有股减持的教训。沪深股市总值占GDp的50%左右。但是，其中三分之二是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据说是要为社会保障基金筹款，在市场上抛出一部分国有股。结果，国有股减持导致沪深股市狂跌，最后只好仓促叫停。

现在，老调重弹，国有银行上市，也打算从股市上捞一把。暂且不说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就从中国股市的承受能力来看，这一做法就很不明智。要将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1个百分点，至少需要800亿。要使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达到所需的资本充足率，至少需要几千亿元。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数字，从1991年至今，上海、深圳股市为上市公司融资总额为7796亿元。每年融资金额只有一、二千亿元。倘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每个都是大块头，一下子吸收巨额资金，还不得把股市压趴下来？

4.5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应当缓行

假若没有作好准备，仓促将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申请上市，但是在审计之后被揭露出来大量不良资产，不符合上市的要求。这些银行声名狼藉，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

第二，在国有银行上市过程中股市崩溃，和国有股减持一样，被迫中途叫停。

第三，蒙混过关，上市之后圈了股民的钱，但是由于国有银行基本上没有利润，没有红利，说不定在哪个地方出现局部的金融危机，导致民众信心动摇，最后，国有银行遭遇风险，同时也拖垮了股市。

国有银行上市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上了市才能成为好银行，那么上市之前就不是好银行，而不是好银行则不应当上市。让国有银行迅速上市的主张颠倒了逻辑顺序。应当在银行上市之前提高资本充足率，使得银行成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稳定的金融机构，然后再讨论是否应当上市。

至于说国有银行上市之后能否给股东带来利润？能否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董事会的有效监督？能否通过上市提高效率，防范金融风险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轻易能够回答的。有鉴于此，为了金融安全起见，国有银行上市还是暂缓为妙。

【注释】

[1]作者衷心感谢长城金融研究所同仁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感谢汤敏、彭恩泽等人对本文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如有谬误自然应当由作者负责。

[2]详见顾海兵、李扬等人在2001年的论文。

[3]参见《经济日报》，(台湾)，2002年3月20日。

[4]参见《信报财经新闻》，2002年3月20日。

[5]参见《人民日报》2002年3月18日。

[6]参见2002年1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7]参见慧丰，《中港台金融》研究简报，2001年1月。

[8]参见凤凰网，2002年3月6日。

[9]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1995年的7600万上升至2050年的3亿。参见世界银行《中国的养老体制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

[10]参见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第3页。

[11]关于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有不同的计算结果，其主要原因是各种计算方式对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资金回报率等有不同的假设。但是，各种计算的结论几乎完全一致：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相当严重，必须认真对待。

[12]到2001年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到境外筹集资金以及外债共计600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金融机构境外净资产和企业在境外投资共3500亿美元。外汇储备2235亿美元。从这些数字可见，中国大陆外债情况并不十分严重。特别是外债的机构比较合理，超过70%以上为中长期贷款。不至于对金融体系形成外来的威胁。

[13]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新书“中国梦：探索地球上最大的未开发市场”中，作者斯塔维尔研究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未偿还借贷、政府及银行债券、外债等估计中国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债务危机，总国债可能达到GDp的75%。

[14]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萧钢表示，国有银行改革的三步曲是，第一，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有独资公司，第二步，实施股份制改造，第三步，创造条件上市。还有人表示希望国有银行通过改制尽快整体上市。参见慧丰，《中港台金融》研究简报，凤凰网，2002年3月6日。

[15]在2002年3月24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表示，目前，国有银行剥离出1.4万亿元不良资产，较乐观的估计能收回4000亿元，损失可能1万亿，若把这1万亿元折算到某一年，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就会明显上升。

[16]美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普遍在0.67%以下，欧洲在2%以下。在2001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平均为3.2%。

[17]参见2002年3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8]详情请参阅王君，“中国贷款分类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经济论坛》，2001年10月号。

[19]在2001年中央银行公布的规定中已经把挂帐停息的时间由36个月减少为6个月，准备进一步减少到3个月。对于新出现不良贷款来说划分标准日趋合理化，但是对于已经出现的不良贷款尚未全面清理。

[20]参见王梦奎等《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21]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李礼辉在2002年2月在香港指出，商业银行在消化不良贷款方面难度很大。李礼辉表示，希望在数年内能将其不良贷款比率由高于16%降至10%以下，以便为将来的上市创造条件。而在此之前，工行三年内都不会考虑上市问题。

第四篇：研究金融诈骗和金融危机等问题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第二章 研究金融诈骗和金融危机等问题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一

与传统产业相比金融行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具有不成熟、不稳定、不健全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长久以来人们对经济规则和法规的不断完善使这个新兴产业逐步走向规范，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固然可嘉必定不是上善之选，我们试图寻找一条佳径亦或是一种规律避免不必要的挫折和弯路，完成工业生产、农业耕种准备阶段经济储备，以使人们的劳动有计划、有步骤、有条不紊的进行下去。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那些计划好的、以为万无一失的的计划在善变的环境面前简直不堪一击，人们有时亲身经历一个计划良久、筹划细致、准备充分的的计划在现实面前被瓦解的支离破碎的全过程，不可测性、不确定性的存在与人性中不可撼动的生物属性同样不可避免。真正的金融活动与实际生产生活紧密相连，有些时候明知有错但无法立即停止、或及时停止计划但后续预期外的不良影响依然继续、所谓一步错步步错的现象时有发生，人们在不断修正意外以使原计划继续下去的变通之术五花八门，使得金融行业原本枯燥无味的数字问题或多或少有了人情味，不知不觉中呈现出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繁荣景象。

“小偷”、“骗子”是人类发展中自古就有的职业，无论人类主观愿意不愿意、亦或道德界定应该不应该，他都伴随着各朝、各代、各国、各区域而存在。小偷有小偷的行规、骗子有骗子的传承，人类中的不同群体同自然界的许多其他生物一样按着各自的生存之道生活和发展着，透着智慧、透着技巧和透着人类文明积淀的精华。生存之道，解决之道。统治解决的是如何引导人们向真善美方向发展，摒弃那些带给他人伤害多于带给自己利益的行为，让生存变得容易、让竞争变得公平、让人世间的道理更通俗易懂、让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和谐、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不实的分析为何可恨可气，那是因为它影响人对现实的思考，从而影响现实生活和相关利益人的切身利益。利益关系是非关系容不得人们马虎因而受到关注，金融诈骗即是利益一方对另一方在利益受损情况下的指控。信息不对等、操作不合规、手续不合法、利益关系不明晰都有可能出现诈骗的可能，骗子的骗术高明有时体现在对机会把握的准确，相反再高明的骗术如果没有可乘之机也无法实现其勾当。2010年12月6日，济南公安局经侦支队接到报案，齐鲁银行在受理业务咨询过程中发现一存款单位所持“存款证实书”系伪造。案件发生后，该局组成专案组专案专办，迅速采取行动将嫌疑人抓获归案。随着调查的深入，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涉嫌遭遇高额骗贷一案，其风险痕迹早在2010年年初就已露出端倪。2010年4月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所出具的《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9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显示，齐鲁银行的第三方存款质押业务存在借款人营业收入与贷款规律不匹配，存款质押合法性等诸多问题。为此，《报告》注明了“保留意见”。此外，由担保人提供的存款质押的合法性也存在疑惑。

在经济案件中，可以清晰的感知到银行、证券、保险行业作为金融交易的主要机构和场所，在金融活动中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与风险。这些机构是为经济活动提供担保、服务、场所的合法组织。合法机构、合法服务程序与内容，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即使诉诸于法律手段也难辞其咎，对这样的一种现状国家机构无能为力。“防不胜防”这是银行、证券、保险相关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对当前经济案件的直接体验。齐鲁银行案的涉案人员包括：银行内部人士；当地大型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财务部门负责人；手握实权的党政部门官员；以及穿梭于银行、企业、政府官员之间的说客和中间利益人。这些涉案人员的职务几乎是经济建设前期——筹资阶段资本运营全过程中的大部分重要职务。

我们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大量从事经济活动的工作人员涉嫌各种各类的经济案件，透

露出相关法律法规的漏洞总和高于经济法实施正常水平，或者说这种情况下人们所依照的经济法条只能算作法规而不能上升到一旦违反足以量刑的法律高度。在高等教育中法律被划入人文学科，人文学科自然离不开对唯心说、人性论的分析。法律是人性化的、法律是依照人们主观情感、基本需求而设计的，因此违法法律才会有如此严厉的惩治措施，当法律所约束的社会群体多数人处于对某法律的违反状态，那么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不会把量刑放在首位，修改法律法规使之能够有效指导人们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类经济问题才是依法治国、依法兴邦的准则。

从清末洋务运动受到保皇党的坚决抵制砸机器烧工厂抵制洋货，到建国初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抵制资本运营，在《刑法》中增设“投机倒把”罪名并坚决打击。在长期的贫穷和贫困的煎熬中，人民终于认识到资本运营对兴邦的重要性，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调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国两制、发展才是硬道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此时的中国法条中有关经济类几乎一片空白，无法可依甚至连参考意见都少之又少，摸着石头过河似乎成为没有办法的办法。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先驱率先垂范，于是即在意料中又在意料外的事情如期而至，一批又一批触犯法律的行政官员受到法律的严惩，先后施以重刑，却出人意料的换来了改革开放的大获全胜。经济建设发展到今天，我们循着前人的脚步，依稀可以看到前人做决定时的举棋不定。法律的健全与严谨可以指导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者朝着正确、规范、安全的方向前进。“经济”在当今被大多数人看成“利益”代名词的今天，完善经济法律法规成为经济建设的当务之急，只有完善的法律作保障才能保护好经济建设者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

二

中国第一张信用卡是中国银行在1985年才发行的。由于信用卡业务处于起步阶段，各项法律规范、风险防范机制都不健全，国外和港澳地区的一些不法分子乘机在大陆采取以假充真，多提冒领、恶意透支等非法手段，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

金融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与其金融交易地位相对的金融交易主体陷于认识错误或持续陷于认识错误，因而自动的向行为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交付数额较大的资金、金融工具、其他财物或服务，从而主要侵犯金融秩序并同时侵犯公司财产所有权，触犯《刑法》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金融诈骗罪是近年来发生在金融领域内波及面广泛，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在金融犯罪中增长最快的高频犯罪，在金融领域中，有些犯罪对金融秩序的破坏只是其次要特征，对国家财产所有权的侵害才是其主要特征，如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

根据《刑法》第196条的规定，本罪的具体行为方式有以下四种：

㈠、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取的信用卡。

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

㈢、冒用他人信用卡

㈣、恶意透支

犯罪数额的计算

在ATM机上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时，行为人一般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取现，一种是转账。在ATM机上使用伪造、作废的信用卡或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或冒用他人信用卡，骗取或转账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或恶意透支1万元以上的，应认定为“数额较大”，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此类案件，行为人或者在同一个ATM机上分多笔取款，或者在多个ATM机上取钱，对其取款数额应当累计计算。如果行为人在ATM上累计取款，或转账数额尚未达到5000元的，或者恶意透支尚未达到1万元的，则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行为人拾得他人信用卡后，在ATM机上取款或转账的，同样适用上面的数额计算方法。

1985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转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处理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的几点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开办了“信用卡”业务，由于是一项新业务，国内又尚未安装电脑控制设备，致使少数外来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外国和我国港澳地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卡”在我国境内进行诈骗犯罪的案件出现多起，对我国社会经济管理秩序危害颇大。为了打击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的犯罪活动，以保障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对如何处理此类案件提出了几点意见，这些意见目前还是可行的，值得参考。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处理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的几点意见》规定：

⑴、凡持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非法手段获得他人的“信用卡”以及被列入取消名单的“信用卡”，在我国境内骗取外汇，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⑵、凡有计划、有预谋结伙入境，利用“信用卡”采取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骗取外汇数额巨大的，应追究刑事责任。有的虽然数额巨大但情节较轻，在我国境内无其他违法行为的，可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发卡银行（公司）要求在国外起诉的，可由外国按当地法律处理；

⑶、凡中国银行或“信用卡”发卡银行提出向持卡人进行追索款项的，应由我司法部门按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如需要公安部门协助时，则由公安部门协助处理。

近年来，信用卡业务在我国境内飞速发展，可以称得上是“井喷”式发展，而且我国信用卡业务的发展还具有很大潜力。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目前信用卡的使用还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全国广大的二、三线城市，中西部地区甚至县、乡、镇还没能覆盖，现金支付仍占很大比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各大银行将大量精力放在占领这些市场上，而忽略了对信用卡业务风险的评估和监管。这些都给了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与信用卡相关的犯罪行为大量出现，不但境外不法分子使用伪造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恶意透支等行为时有发生，而且企事业单位的公司卡在申领和使用过长中也出现诸多问题。为加强信用卡管理，严肃经济纪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内贸易部于1994年11月28日印发了《关于加强信用卡管理的若干规定》内容上主要是针对企事业单位申领，使用信用卡的相关环节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从而规范了企事业单位的用卡行为。

但是，这只是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信用卡的申领和使用作出规定。未依法惩治利用信用卡骗取财物的犯罪活动，1995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利用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办理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的案件如何具体使用法律的问题做出了解释：

⑴、对以伪造、冒用身份证和营业执照等手段在银行办理信用卡或者以伪造、涂改、冒用信用等手段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⑵、个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明知无力偿还，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骗取财物金额在5000元以上，逃避追查，或者经银行进行还款催告超过3个月仍未归还的，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持卡人在银行交纳保险金的，其恶意透支金额以超出保证金的数额计算。

⑶、行为人恶意透支构成犯罪的，案发后至人民检察院起诉前已归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⑷、对实施上述犯罪行为的银行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从重处罚，该解释为及时有效地打击信用卡诈骗活动提供了司法依据。

三

由于对真实的风险缺乏了解，当某种预期之外的风险事件被触发时，投资者往往无法

进行理性的判断和决策，为了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他们会选择逃离市场，当投资者逃离成为群体行为时，市场正常的运行机制被彻底破坏，危机随之放大。从1970年的商业票据危机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人们都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当危机出现后，市场在短期内恢复平衡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央行的危机救助变得异常重要。

1、1970年美国商业票据危机

1970年，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拖欠了8.2亿美元的优惠利率商业票据。那时的商业票据市场作为新兴事物发展的并不完善。但是为应付越来越多的企业贷款要求，商业票据市场在2世纪60年代发展的非常迅猛。然而，当时的票据市场并不存在现代票据市场所必备的评级机构以及后备流动性融通。当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的拖欠违约事件一发生，众多的货币市场投资者开始重新估计他们的借贷模式和评级准则。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脱离票据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开始完全不购买商业票据。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美联储开始鼓励银行购买商业票据，市场才重新恢复正常。

而1997年美科力融资的案例中，美科力也是一个商业票据的借贷方，拖欠了5亿美元的商业票据。这次违约事件在现实生活中比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的违约影响更大，而且同样也是属于市场中的意外情况。但是与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的例子不同，美科力融资事件并没有对票据市场产生多大的影响作用。因为大家迅速发现这次票据违约的原因是美科力公司的审计欺诈，因而形如1970年的不确定性在市场中泛滥的噩梦就没重演。2、1998年对冲基金危机

另一个例子是1998年秋天发生的对冲基金危机。在那时的投资者心目中，对冲基金是一个新生的金融机构，且对它的构成并不是十分了解。而在1991~1997年间，对冲基金的资金规模从100亿美元增加到800亿美元（跟今天上万亿的对冲基金规模不能同日而语）。在1998年的秋天，俄罗斯政府证券价差、巴西政府债券价差以及美国长期国债价差之间前所未有的联动性，使得长期以来被投资者信任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也未预计到。在这种情况之下，标准的风险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因而在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参与者纷纷以“最坏打算”为基础来建立新的风险管理模式。而对冲基金之间相似的战略战术以及相似的资产空间是他们纷纷逃离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就造成了金融市场的非流动性和金融危机。

3、2007~2008年次贷危机

在2007年的早些时候，银行都拥有着充足的流动性。从他们当时良好的资产负债表结构来看很难联想到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爆发这么严重的危机。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放大机制就在于投资者对相关知识的缺乏和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很多投资者手中都握有一些历史相对短暂的金融创新工具。当AAA级债券遭受损失时，投资者开始意识到他们并没有充分了解他们所购买产品的证券化信贷结构。投资者对一些高风险债务违约并不感到奇怪。但是，当他们看到高风险债务的违约造成了对大批的以刺激贷款为基础的产品如此大的影响时，投资者开始恐慌。此外，由于其他的信贷产品大都与次贷产品有着相类似的机构，于是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在金融市场上开始泛滥。

因此，因为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违约而造成的小部分现金的冲击，造成了对投资者不确定性的一个很大的冲击，并且，投资者的不确定性传染了整个金融市场。而投资者对这些不确定性传染了整个金融市场。而投资者对这些不确定性的反应就是逃离。而且他们开始重新规划新的投资模式。但同时，投资者们还没又对这个事件有着更清楚的看法，因而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在不了解真是风险的情况下，以应付最坏的情况的方案来设计新的投资模式。所有的这些逃离造成了流动性的损失，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附带效应。

当金融问题扩大到社会大部分群体时，就不再称之为金融问题而称其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波及到社会制度、社会阶级，因此在处理危机时操作者会特别警觉，制度的变革、新阶

层的崛起多于金融危机有关。我们研究金融危机，分析形成原因、解决办法、社会影响，对于指导金融活动具有指导作用。

第五篇：研究意义

研究意义

从提升知识型员工能力、改善绩效角度看,必须加强对知识型员工工作满意度的研究。在任何组织中,人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政府绩效的高低、形象的好坏、政府能力状况,直接取决于公务员素质的高低及其对工作的态度。国际调查研究公司亚太

项目总监陈国雄博士指出:满意的员工会把满意的心情带到工作中,从而实现满意的绩效。因此研究公务员工作满意度,有利于激发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开拓性,进而改进政府绩效、提升行政能力,展示新时期公务员形象。从公务员职业发展与激发公务员献身精神角度看,工作满意度研究是关键的环节。事业生涯发展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职业发展作为一种激励手段,通过事业生涯规划,满足雇员不断上升的职业发展要求以此来激励雇员留在组织和激发雇员的献身精神,己经在许多世界著名公司中得以成功运用。公务员由于制度特性,其职业发展有自身的职业路径。加强公务员职业发展与工作满意度的研究对于激发公务员敬业奉献精神有积极的作用。

工作满意度调查结果为政府部门的管理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工作满意度调查结果对于政府部门的管理工作可以起到预防作用,成为管理的一种早期警戒指针,它为人事行政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了解公务员的需要和其对行政机关的满意程度,从而制定出能激励公务员积极性的内部管理政策和措施,有利于建立优势的工作环境,激发个人才干,使其为公共事业竭智尽力。同时防止公务员情绪低下,人员外流的现象,为政府管理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知识型员工工作满意度研究有利于员工身心健康。20世纪以来,工作与健康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领域。随着职业竞争的加剧、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和工作环境的变化引发了一系列健康问题己经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研究知识型员工工作满意度及其构成因素,有利于激发员工工作热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营造优美的工作条件,有利于员工的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