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入世后的对外贸易变化趋势

第一篇：浅析中国入世后的对外贸易变化趋势

浅析中国入世后的对外贸易变化趋势

张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务日语专业，南京 21004

4摘要 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我国商业制度环境明显改善，对外贸易高速增长，跃升为全球第三位贸易大国。贸易顺差连年扩大，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大量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对外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建立，贸易大国地位得以确立。然而，这些繁荣所伴随的贸易摩擦增多、外贸经济效益低下、环境代价高昂等不和谐音也日益突出。在此，本文将通通过浅析我国外贸发展中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与结构、外贸依存度、贸易条件以及产业竞争力等几个主要方面分别加以计量检验和比较研究来分析入世前后我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变化状况，进而探寻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为实现贸易强国目标献策。

关键字 贸易 WTO 外贸

1.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历程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历史性变化：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体系。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作为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大力改革外贸宏观调控体系的同时，对原有高度集中的经营体制也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是对国有外贸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核定地方和外贸总公司的出口收汇、上缴外汇和经济效益指标;各专业外贸进出口总公司与大部分省市外贸专业分公司脱钩;取消对出口的财政补贴，大力推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实行以大类商品区分的全国统一的外汇留成比例办法，为企业平等竞争创造条件;对国有外贸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

1.1 我国的对外贸易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成功应对各种挑战，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期。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值为5097亿美元，2004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8年达到25616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4倍多。2002-2008年，我国进出口总值以年均25.9%的速度增长，7年进出口总值合计10.5万亿美元，占我国60年进出口总值的71%以上。

我国从小额逆差转变为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发展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1950-1977年，由于各年的进出口规模较小，各年的贸易差额也较小，其中新中国成立的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每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随着进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和出口竞争力显著增强，相应的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到167亿美元。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货物贸易的大额顺差导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了长期顺差状态，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六十年来，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1950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其中，我国的出口总值在1950年全球排名列第27位，经过30年徘徊到1980年上升到第26位，此后排名直线上升，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稳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加工生产基地。

1.2 加入WTO

2001年9月12日至17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此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多边文件提交总理事会审议。会议宣布结束中国工作组的工作。随后与会代表以热烈的掌声表示了对中国的祝贺。这标志着中国将被这一世界最大的经济贸易组织正式接纳为成员。

1.2.1 WTO的定义

WTO是世贸组织的英文简称。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1995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莱蒙湖畔。世贸组织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组织，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性。世贸组织与世界银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并称为当今世界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

2.入世前后我国外贸依存度及其比较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化的加强直接促使了我国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

2.1 入世之前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外贸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主要是从政府直接管理向间接调控过渡，由指令性计划为主向市场调节为主转变，国家逐步开始运用价格、汇率、利率、退税、出口信贷等经济手段调控对外贸易。20世纪90年代后，将外贸体制改革与调整汇率和 关税 等配套进行，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官方汇率与市场浮动汇率并轨。外贸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完善，外经贸协调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2.2 入世之后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系统调整、清理原有法律法规，按世贸规则建立了新《外贸法》、《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及配套部门规章的三级法律框架体系，使货物进出口管理实现了法律化和规范化;降低了 关税 与非 关税 壁垒，实行国民待遇原则等等。我国外贸体制在更加开放稳定透明、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进程中不断完善，日臻成熟。

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外贸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宏观管理逐步走上以经济、法律手段调控为主的轨道;经营主体多元化格局形成;外贸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进一步增强，涉外法规日益健全;外贸中介服务体系开始形成;外贸经营的领域和渠道进一步拓宽，总体效益和竞争能力大大提高。

2.3变化趋势

2.3.1 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50年代，我国出口商品以农副产品为主，其占出口总值的比重平均为42.2%；进口主要是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其占进口总值的比重高达92%。60至70年代，我国农副产品出口比重下降到30%左右，轻工业和重工业产品出口比重逐年上升，其中轻纺产品到70年代末所占比重上升至35%以上；同时，由于60年代初我国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大量进口粮食、棉花和食糖等生活资料，其进口约占进口总额4O%左右，对保障供给、解决人民生活需要起了重要补充作用。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生活资料进口比重基本上维持在20％左右。

改革开放促使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的需求不断扩大，进口与出口相应增长。整个80年代，工业制成品出口与进口所占比重都有大幅度提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达到49.7%，1989年上升到71.3%；同期，工业制成品进口也快速增长。1980年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为65.2%，1983年提高到72.8%，1984-1989年，一直保持在80%以上。

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商品，特别是机电产品进口，对加快我国企业技术改造步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110.9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机电产品出口扩大到665.4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我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更多，1990年进口214.4亿美元，占进口总值的40.2%，1998年机电产品进口638.7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45.6%。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进出口产品构成进一步发生变化，以IT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进口高速增长，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2.3.2贸易方式不断创新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以前，我国的对外贸易方式相对比较简单，主要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政府间签订协定、进行记帐结算的易货贸易方式；同少数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采用国际上通用的现汇贸易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贸易的发展，在大力开展一般贸易的基础上，我国采用了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和进料加工等灵活多样的贸易方式，在技术进出口中还采取了提供技术许可、顾问咨询、技术服务、合作生产等多种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对销贸易，与周边国家广泛开展边境贸易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在各种新型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的发展最为突出。1981年加工贸易只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6%，一般贸易占93.5%。此后，一般贸易比重逐步下降，加工贸易则逐年上升，到1996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一半，达50.6%，1998年最高上升到53.4%，此后又开始缓慢下降，2008年回归到41.1%。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加工贸易从较小规模发展成长起来，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对外贸易方式，为推动我国外贸和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3.3 贸易伙伴多元化

建国初期，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51年，我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52.9%，1952年至50年代末，都在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当时我国通过贸易和使用苏联政府贷款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的成套设备和技术，为我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

80年代末我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全方位发展对外贸易并将其作为国家战略予以实施。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我国的贸易伙伴不断增加，目前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我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78.4％。

2.3.4 自由贸易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进入新千年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形式的区域贸易安排不断涌现。自2003年以来，我国自贸区建设从无到有，迄今，我国与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2个自贸区，涵盖2008年我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智利自贸区，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中国-新西兰自贸区等等，促进了双边与多边贸易的大幅度增长。同时，我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冰岛、秘鲁等的谈判也在积极推进之中。

3.总结与展望

六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经历了曲折艰难，也创造了辉煌成绩，在世界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虽然已成为贸易大国，但是距离贸易强国还有很长的路。我国粗放型的贸易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扭转；脆弱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已无力继续支撑大规模出口。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将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

参考文献

[1] 国际贸易实务 周连忠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1日

[2] 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沈坤荣2003

[3] 中国区际贸易壁垒及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王雷2003

第二篇：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

对于一年来中国执行入世承诺的情况，世贸组织官员、各国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观点和解释。然而，对这一年间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有着最直接体验和感受的，却是中国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企业，因此，有关“如何全面、公正地评估中国在入世周年执行入世承诺”的命题，来自企业界的声音也许才是最直接的一种评价尺度。为探知企业界对入世周年中国投资环境变化的感受，《财经》杂志进行了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调查对象总体界定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2001“《财富》500强”公司和排名前500位的大型中资企业(选自2002年10月由国家统计局编撰、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中国大企业集团》一书，所选范围为2001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亿元以上的1500家企业中的前500名)。----调查主要发现

一、多数企业对入世承诺的执行情况基本满意

二、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履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

三、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入世后最显著的改进是政策修订

四、改善司法环境、提高工作效率等是企业对政府的最大期待

五、2002年，在华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的外资企业百分之百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

六、多数企业对未来两年履约持乐观态度----入世元年投资环境变化较预期温和如果要在“入世一年间投资环境变化”这门“功课”上给中国打分的话，绝大多数企业给出了一个平庸的分数——入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造成的影响实在是要比媒体所描绘的那种“洪水猛兽”般的图景平淡了很多。43％的受访者选择用“一般”这样的词来评价入世一年间中国在投资和商务环境上的变化，41％的受访者则表示中国表现出了“较大的变化”。选择“变化很大”和“基本上没有变化”的经理人加起来只占总样本的9.7％，选择“有较少变化”的人也只有5.4％。如果用5分制来解释上述选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高达84％的经理人只给了3分或4分。这说明，入世一年间，中国的投资和商务环境确实产生了变化，但变化的程度远不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剧烈。在对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交叉变量分析后，我们看到，对于上述问题的看法，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存在着些许不同。在中资企业中，中选率最高的一项评价是“变化比较大”，达49.2％，而选择这一评价的外资企业只有28.1％，两者比例相差21.1个百分点；反过来，在外资企业中，中选率最高的一项评价则是“一般”，比例高达56.3％，整整比中资企业的36.1％高出了20.2个百分点。据此我们可以得知，中资企业较外资企业更多地感受到了入世所带来的变化，这表明，从“应对入世”的角度上讲，中国企业的敏感程度要高于外资企业。履行入世承诺：一个复杂的话题对执行入世承诺的努力基本满意遵守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逐步开放服务贸易，降低关税，逐步减少和取消对进口产品的非关税措施，废除或更改与世贸组织原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改革现有管理体制，实施统一、透明的经济政策等等，都是中国在入世前对世贸组织成员所作出的承诺。一年间，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的问题上表现如何呢？73.1％和4.3％的被访者表示，“基本满意”和“相当满意”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上的努力，17.2％表示“不怎么满意”，约有5.4％的被访者没有对此发表意见，在103份有效问卷中，没有出现对中国执行入世承诺的努力表示“非常不满意”的情况。大多数（65.6％）的被访者表示，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上的表现与预期相差不大。有两成以上的被访者表示，执行入世承诺的力度比自己预期的要大，仅有11.8％的被访者表示，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做得“不如预期的好”。在这个问题上，中外企业的态度比较接近，大多数企业（70％的中资企业和61.3％的外资企业）均认为执行情况与预期相差不大，但认为现实好于预期的外资企业（25.8％）要多于中资企业（18.3％）。相比中资企业，一些外资公司在事前更倾向于低估中国在入世后的作为。虽然在执行入世承诺的路途上坎坷居多，但各大中外企业还是充分肯定了中国所做的努力，执行力度也与企业的预期基本吻合。立法走向透明，垄断依旧严重有关执行入世承诺的具体方面，调查要求被访者就“执行得最好的前三项”和“执行得最不好的前三项”进行排序，通过对入选“最好”的前三项和“最差”的前三项分别进行赋值（执行得最好的前三项分别为3,2，1，最不好的前三项分别为－3，－2，－1），经过加权统计分析后得到最后的结果。入选“最好三项”的是“加强立法透明度”、“开展入世教育，提供入世咨询服务”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中国政府曾在入世时郑重承诺：在官方刊物或政府网站上公布所有涉外经贸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未经公布的法律不执行；政府在实施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之前提供草案，并提供一段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意见的合理时间等等。在入世的头一年里，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相当明显的改进，得到了中外企业的充分肯定，无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均为“加强立法透明度”这一选项打出了最高分。入选“最差三项”的分别是“消除行业垄断，扩大直接投资权限”、“消除歧视政策，减少非关税壁垒”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看来，这些在入世前后被大家普遍关注的难点问题，在入世的第一年里依旧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有关行业垄断的问题，中外企业态度接近，在多数企业眼里，能源、金融、保险、电信、邮政等行业的垄断格局仍在维持现状，外资企业想要在这些领域大所作为仍旧是一件遥远的事情。总而言之，变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出现。“提高政府效率”和“保护知识产权”：中外企业的分歧焦点从中可以看到中外企业对“提高政府效率”和“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评价呈现出显著差异，中企与外企在这两项上的评分差额分别达到了17.5和14.5。入世一年间，外资企业明显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变化，而在中资企业眼里，政府的工作效率一如既往，变化不大。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改观更多地体现在那些与对外经贸合作相关的部门和领域，在针对国内企业进行管理时，政府的工作作风却并没有因为入世而产生太多的变化。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外资企业的评分当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紧随“消除行业垄断，扩大直接投资权限”之后，入选“最差三项”之列，积－15分，而多数中资企业却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近乎中立的评价：－0.5分，中外企业在这一问题上的明显差异反映出两者在商业利益和文化背景上的冲突和对立。可以预计，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未来的几年间仍将是中国和WTO成员之间发生摩擦的一根“导火索”。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最大阻力执行入世承诺的阻力来自何处？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通过对中外企业意愿的探查，本次调查发现，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是执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对五种阻碍执行入世承诺的原因的评价，评价指数最高，也就是企业最赞同的一种说法是“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评价指数4.127），其次是“司法体系不健全、不稳定”（评价指数4.065）。如果说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时确有某种程度的执行不力的话，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具体执行的能力及人才有限”，而是确确实实受到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主观阻挠。当然，司法体系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影响执行入世承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执行入世承诺的过程中，既有司法体制已经显露出明显缺陷。政府入世前路尚长政府职能转变未达“基本满意”“中国入世实际上是政府入世”。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遵守世贸规则，转变工作职能上的变化也成为各方评价中国入世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一个原本生活在计划经济或不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是否开始了从“指令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进程中呢？企业们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给出了评判。从中可以看到，超过半数的企业“基本满意”中国政府在这一年里的表现。如果我们把“相当满意”、“基本满意”、“说不清”、“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这五个态度等级用5分制的方式逐一赋值：5、4、3、2、1，经过综合的加权分析，中国政府最终得到了3.3分的成绩。按照赋值标准来解释，中国政府在转变工作职能上还没能够让企业“基本满意”（4分）。3.3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分数，这说明在转变工作职能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突出的成效。正如有的媒体所言，想要实现从指令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实现从长官意志向科学决策的转变，实现从政企不分向政企分开的转变，实现从地方特殊政策向全国统一政策的转变等等，不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更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想毕其功于一役不太现实。政策修订效果显著具体执行未见起色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诸多方面展开了应对入世的工作。据统计，为了履行入世承诺，中国政府近30个部门共清理相关法律文件约2300件，其中废止了830件，重新修订了325件，以求适应于WTO的规则。本次调查发现，企业对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给予了相当大的肯定，近一半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修改法律文本方面做出了显著改进。对此，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唐峻感触颇深，他说：“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和落实正在逐步改善中国软件企业的艰难处境，也在国际范围内树立起了中国政府、企业和人民的诚信形象。”调查发现，在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审查体制方面，政府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企业的意见表明，政府并未能在入世后革除司法体制的既有弊端，立法不明，执法不一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于日常的商务活动之中。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不明，同一种政策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不能得到统一执行的问题也没能在入世后得到比较大的改善。看来，中国政府在执行入世承诺方面的努力多数还只是停留在政策面上，有关具体执行的司法和体制保障尚不健全。中国政府在履行入世承诺上的决心和勇气有目共睹，但这种决心和勇气却受到了来自操作层面的掣肘。突破这一限制需要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估计在几年后，入世才能对中国政府形成真正的压力和挑战。提高行政效率是未来寄望重点在未来两年内，企业迫切要求政府着重改进的，并不是涉及具体商务活动的领域，而是那些与制度环境紧密相关的问题，如完善司法体制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不约而同地把“改善司法环境，提高立法、执法及监管的透明度”和“实施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两个选项放在了首位，其次才是涉及到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投资机会的选项。虽然中国政府在入世后重新修订了上千条涉及若干部门的法律法规，并在相应的政府部门设立了与入世事务和外贸相关的专门机构，对实施入世规则的情况进行监控，但上述改革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建设良好的司法体系和一个高效、公平、民主的政府，才是中国改善投资环境最核心的内容。此外，中资企业还迫切希望在相关法律的制定时能有发言的渠道，希望政府加强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对决策产生影响，希望政府能够以一个服务者而

不是指导者的身份来管理经济活动。入世后，政府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许更多地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入世对企业的影响入世：中企的压力 外企的机会入世一年对企业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可以从企业的经营状况变化中找到些许相关信息。可以看出，2002年间，中资企业的业务较外资企业发展得更为迅猛，这也许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逆势增长不无关系，相比外资企业，中资企业较少地受到了来自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通过对“中外企业经营状况变化情况”与“入世相关度”这两个变量的进一步交叉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入世给外资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实惠。从外资企业的样本中得到的信息是，2002年在华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的外企100％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康明斯东亚地区国际分销市场总经理苏武源认为：“中国入世为外资公司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遇，外资企业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实现缓慢长的企业中，63.6％的企业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而在那些业务有所下降的外企中，仅有25％的企业表示与中国入世有关，高达75％的企业表示在华业务的缩减与中国入世没有关系。这一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2002年一批外资保险公司和银行撤出中国市场，主要是与全球经济状况以及各自母公司的经营状况有关，并非因为对中国市场失去信心。相对而言，中资企业却表现出另外一种情况。在业务快速增长的企业样本中，数据显示业务上的增长与中国入世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各有一半的企业表示这种变化与入世有关或者无关。而在业务维持现状不变的企业样本中，入世的影响就显得十分明显。约有71.4％的企业表示，业务的停滞不前与中国入世有关。在业务下降的企业中，有40％表示这种变化受到了入世的影响。2002年，中资企业的经营状况更多地受到了中国入世的负面影响，而外资企业却因为入世而获得了更多的盈利机会。从未来一年外资企业发展在华业务的计划中也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应对”和“进攻”：不同的主题词入世一年来,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从中获益不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两者扮演着两种不同角色：中资企业倾向于“应对”，而外资企业则更热衷于“进攻”。通过对中选率最高的前五项进行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入世给中资企业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为促进国内企业更快地了解国际市场，获得更丰富的资金和更先进的管理、研发经验;提高中资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入世第一年对于中资企业来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习年”。对外资企业来讲，中国入世以来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有助于它们进入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赢取更丰厚的利润。统计表明，入世头一年，中国的出口和引资增长强劲。2002年的前8个月，中国出口2007亿美元，同比增长17.5％；贸易顺差179亿美元，同比增长59.2％；实际吸收外资344亿美元，同比增长25.5％。事实证明，中国入世让企业实现了“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繁荣。面对入世，中资企业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图十五显示了中外企业在中国入世第一年里所面临的主要压力和消极影响。中资企业感受到的最大压力是“企业竞争力有限”和“外企冲击，竞争加剧”。另外两项“无法享受平等的商业机会”和“人力资源流失严重”也或多或少与外企的冲击有关。排在后面的两项是“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和“地方保护主义”等与国内投资环境有关的问题。对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压力，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认为：“总的来讲，中国入世后，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管理”，这一弊端在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企业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与之相反，外资企业的压力却主要来自中国的投资环境。“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市场准入度低”以及“司法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阻碍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相比中资企业，外资企业更渴望打破既有的垄断格局，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对中资企业最不构成压力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在中资样本中，无一例选择该项，而在外资样本中，该选项却是位居第四的负面影响。同样，对外资企业最不构成压力的一项“人力资源流失严重”(中选率3.13％)却是中资样本中位列第三的主要压力(31.15％)。这一统计数据的巨大差异，显示出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面临着的两种不同境遇：同一种因素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这说明，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入世第一年，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相互角力的一年。共同的担忧：政策不稳定、保护主义盛行和行业垄断在谈到未来一年企业最担心的问题时，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态度却呈现出惊人的一致。在中资样本和外资样本中，中选率居前三位的均为“政策不稳定”、“保护主义盛行”和“行业垄断加剧”，而且这三项的排序和中选比例也非常接近。中外企业同时对此有着相当程度的疑虑和不安，说明上述三项正是中国投资环境的软肋。此数据也说明，中国政府在入世后的一年里，并没能在上述问题上给企业一个明朗的态度；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内这三个方面将存在着不小的变数。对未来两年的乐观与观望大多数中外企业对中国在未来两三年间履行入世承诺保持乐观。从图十七可见，31％的企业表示，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的问题上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和进步，55％的企业表示“将有现有基础上取得些许进展”。当然也有一成的企业对此持观望态度，认为“不会有太大改观”。也许，大规模的政策调整和机构重组在入世三年后才会到来，未来两三年仍然只是一个过渡性时期。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驶入世界经济轨道的车轮已然启动，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调查说明&

nbsp;本调查历时一个月，向800多家知名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发放了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3份，回收率为13％。成功回收的103份有效问卷成为本次调查最终进行实际统计分析的样本。经过对有关样本数据所作的效度检验表明，本项调查所获数据在95％的置信水平下用于推断总体时的最大误差小于±3％，即本次调查对样本的分析结论基本上可以代表调查总体的意见。在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中，73.1％的被访者属于CEO、副总裁、区域经理、部门经理以及高级研发等管理人员。中资公司中有8.2％的被访者为董事长或CEO，而外资公司的这一比例则达到了21.9％。这样的样本结构对于评价中国入世一周年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被访企业的行业分属食品饮料、纺织、日化、制造、机械、商业、能源、石化、外贸、电信、银行、保险、证券、汽车、计算机、通讯设备、家用电器、航空、媒体出版等二十多个行业，样本几乎涵盖了所有与入世相关的行业。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样本构成比例达到了6：4，所有分析数据均以中选百分比为基础进行比较，实现了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均衡分析。在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中，分别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西班牙、爱尔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企业，实现了对国别的均衡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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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最终版）

对于一年来中国执行入世承诺的情况，世贸组织官员、各国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观点和解释。然而，对这一年间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有着最直接体验和感受的，却是中国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企业，因此，有关“如何全面、公正地评估中国在入世周年执行入世承诺”的命题，来自企业界的声音也许才是最直接的一种评价尺度。

为探知企业界对入世周年中国投资环境变化的感受，《财经》杂志进行了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

调查对象总体界定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2001“《财富》500强”公司和排名前500位的大型中资企业(选自2002年10月由国家统计局编撰、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中国大企业集团》一书，所选范围为2001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亿元以上的1500家企业中的前5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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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主要发现

一、多数企业对入世承诺的执行情况基本满意

二、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履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

三、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入世后最显著的改进是政策修订

四、改善司法环境、提高工作效率等是企业对政府的最大期待

五、2002年，在华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的外资企业百分之百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

六、多数企业对未来两年履约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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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元年投资环境变化较预期温和

如果要在“入世一年间投资环境变化”这门“功课”上给中国打分的话，绝大多数企业给出了一个平庸的分数——入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造成的影响实在是要比媒体所描绘的那种“洪水猛兽”般的图景平淡了很多。

43％的受访者选择用“一般”这样的词来评价入世一年间中国在投资和商务环境上的变化，41％的受访者则表示中国表现出了“较大的变化”。选择“变化很大”和“基本上没有变化”的经理人加起来只占总样本的9.7％，选择“有较少变化”的人也只有5.4％。如果用5分制来解释上述选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高达84％的经理人只给了3分或4分。这说明，入世一年间，中国的投资和商务环境确实产生了变化，但变化的程度远不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剧烈。

在对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交叉变量分析后，我们看到，对于上述问题的看法，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存在着些许不同。在中资企业中，中选率最高的一项评价是“变化比较大”，达49.2％，而选择这一评价的外资企业只有28.1％，两者比例相差21.1个百，能源、金融、保险、电信、邮政等行业的垄断格局仍在维持现状，外资企业想要在这些领域大所作为仍旧是一件遥远的事情。总而言之，变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出现。

“提高政府效率”和“保护知识产权”：中外企业的分歧焦点

从中可以看到中外企业对“提高政府效率”和“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评价呈现出显著差异，中企与外企在这两项上的评分差额分别达到了17.5和14.5。

入世一年间，外资企业明显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变化，而在中资企业眼里，政府的工作效率一如既往，变化不大。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改观更多地体现在那些与对外经贸合作相关的部门和领域，在针对国内企业进行管理时，政府的工作作风却并没有因为入世而产生太多的变化。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外资企业的评分当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紧随“消除行业垄断，扩大直接投资权限”之后，入选“最差三项”之列，积－15分，而多数中资企业却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近乎中立的评价：－0.5分，中外企业在这一问题上的明显差异反映出两者在商业利益和文化背景上的冲突和对立。可以预计，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未来的几年间仍将是中国和wto成员之间发生摩擦的一根“导火索”。

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最大阻力

执行入世承诺的阻力来自何处？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通过对中外企业意愿的探查，本次调查发现，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是执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对五种阻碍执行入世承诺的原因的评价，评价指数最高，也就是企业最赞同的一种说法是“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评价指数4.127），其次是“司法体系不健全、不稳定”（评价指数4.065）。

如果说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时确有某种程度的执行不力的话，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具体执行的能力及人才有限”，而是确确实实受到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主观阻挠。当然，司法体系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影响执行入世承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执行入世承诺的过程中，既有司法体制已经显露出明显缺陷。

政府入世前路尚长

政府职能转变未达“基本满意”

“中国入世实际上是政府入世”。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遵守世贸规则，转变工作职能上的变化也成为各方评价中国入世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一个原本生活在计划经济或不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是否开始了从“指令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进程中呢？企业们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给出了评判。

从中可以看到，超过半数的企业“基本满意”中国政府在这一年里的表现。如果我们把“相当满意”、“基本满意”、“说不清”、“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这五个态度等级用5分制的方式逐一赋值：5、4、3、2、1，经过综合的加权分析，中国政府最终得到了3.3分的成绩。按照赋值标准来解释，中国政府在转变工作职能上还没能够让企业“基本满意”（4分）。

3.3算不

上一个优秀的分数，这说明在转变工作职能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突出的成效。正如有的媒体所言，想要实现从指令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实现从长官意志向科学决策的转变，实现从政企不分向政企分开的转变，实现从地方特殊政策向全国统一政策的转变等等，不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更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想毕其功于一役不太现实。

政策修订效果显著具体执行未见起色

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诸多方面展开了应对入世的工作。据统计，为了履行入世承诺，中国政府近30个部门共清理相关法律文件约2300件，其中废止了830件，重新修订了325件，以求适应于wto的规则。本次调查发现，企业对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给予了相当大的肯定，近一半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修改法律文本方面做出了显著改进。对此，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唐峻感触颇深，他说：“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和落实正在逐步改善中国软件企业的艰难处境，也在国际范围内树立起了中国政府、企业和人民的诚信形象。”

调查发现，在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审查体制方面，政府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企业的意见表明，政府并未能在入世后革除司法体制的既有弊端，立法不明，执法不一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于日常的商务活动之中。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不明，同一种政策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不能得到统一执行的问题也没能在入世后得到比较大的改善。

看来，中国政府在执行入世承诺方面的努力多数还只是停留在政策面上，有关具体执行的司法和体制保障尚不健全。中国政府在履行入世承诺上的决心和勇气有目共睹，但这种决心和勇气却受到了来自操作层面的掣肘。突破这一限制需要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估计在几年后，入世才能对中国政府形成真正的压力和挑战。

提高行政效率是未来寄望重点

在未来两年内，企业迫切要求政府着重改进的，并不是涉及具体商务活动的领域，而是那些与制度环境紧密相关的问题，如完善司法体制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不约而同地把“改善司法环境，提高立法、执法及监管的透明度”和“实施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两个选项放在了首位，其次才是涉及到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投资机会的选项。

虽然中国政府在入世后重新修订了上千条涉及若干部门的法律法规，并在相应的政府部门设立了与入世事务和外贸相关的专门机构，对实施入世规则的情况进行监控，但上述改革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建设良好的司法体系和一个高效、公平、民主的政府，才是中国改善投资环境最核心的内容。

此外，中资企业还迫切希望在相关法律的制定时能有发言的渠道，希望政府加强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对决策产生影响，希望政府能够以一个服务者而不是指导者的身份来管理经济活动。入世后，政府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许更多地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

入世对企业的影响

入世：中企的压力

外企的机会

入世一年对企业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可以从企业的经营状况变化中找到些许相关信息。

 集团总裁杨元庆认为：“总的来讲，中国入世后，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管理”，这一弊端在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企业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与之相反，外资企业的压力却主要来自中国的投资环境。“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市场准入度低”以及“司法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阻碍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相比中资企业，外资企业更渴望打破既有的垄断格局，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对中资企业最不构成压力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在中资样本中，无一例选择该项，而在外资样本中，该选项却是位居第四的负面影响。同样，对外资企业最不构成压力的一项“人力资源流失严重”(中选率3.13％)却是中资样本中位列第三的主要压力(31.15％)。这一统计数据的巨大差异，显示出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面临着的两种不同境遇：同一种因素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这说明，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入世第一年，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相互角力的一年。

共同的担忧：政策不稳定、保护主义盛行和行业垄断

在谈到未来一年企业最担心的问题时，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态度却呈现出惊人的一致。在中资样本和外资样本中，中选率居前三位的均为“政策不稳定”、“保护主义盛行”和“行业垄断加剧”，而且这三项的排序和中选比例也非常接近。中外企业同时对此有着相当程度的疑虑和不安，说明上述三项正是中国投资环境的软肋。此数据也说明，中国政府在入世后的一年里，并没能在上述问题上给企业一个明朗的态度；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内这三个方面将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对未来两年的乐观与观望

大多数中外企业对中国在未来两三年间履行入世承诺保持乐观。从图十七可见，31％的企业表示，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的问题上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和进步，55％的企业表示“将有现有基础上取得些许进展”。当然也有一成的企业对此持观望态度，认为“不会有太大改观”。也许，大规模的政策调整和机构重组在入世三年后才会到来，未来两三年仍然只是一个过渡性时期。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驶入世界经济轨道的车轮已然启动，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调查说明

本调查历时一个月，向800多家知名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发放了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3份，回收率为13％。成功回收的103份有效问卷成为本次调查最终进行实际统计分析的样本。经过对有关样本数据所作的效度检验表明，本项调查所获数据在95％的置信水平下用于推断总体时的最大误差小于±3％，即本次调查对样本的分析结论基本上可以代表调查总体的意见。

在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中，73.1％的被访者属于ceo、副总裁、区域经理、部门经理以及高级研发等管理人员。中资公司中有8.2％的被访者为董事长或ceo，而外资公司的这一比例则达到了21.9％。这样的样本结构对于评价中国入世一周年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被访企业的行业分属食品饮料、纺织、日化、制造、机械、商业、能源、石化、外贸、电

信、银行、保险、证券、汽车、计算机、通讯设备、家用电器、航空、媒体出版等二十多个行业，样本几乎涵盖了所有与入世相关的行业。

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样本构成比例达到了6：4，所有分析数据均以中选百分比为基础进行比较，实现了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均衡分析。在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中，分别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西班牙、爱尔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企业，实现了对国别的均衡抽样。

第四篇：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xiexiebang推荐）

对于一年来中国执行入世承诺的情况，世贸组织官员、各国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观点和解释。然而，对这一年间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有着最直接体验和感受的，却是中国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企业，因此，有关“如何全面、公正地评估中国在入世周年执行入世承诺”的命题，来自企业界的声音也许才是最直接的一种评价尺度。为探知企业界对入世周年中国投资环境变化的感受，《财经》杂志进行了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调查对象总体界定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2001“《财富》500强”公司和排名前500位的大型中资企业(选自2002年10月由国家统计局编撰、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中国大企业集团》一书，所选范围为2001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亿元以上的1500家企业中的前500名)。----调查主要发现

一、多数企业对入世承诺的执行情况基本满意

二、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履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

三、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入世后最显著的改进是政策修订

四、改善司法环境、提高工作效率等是企业对政府的最大期待

五、2002年，在华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的外资企业百分之百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

六、多数企业对未来两年履约持乐观态度----入世元年投资环境变化较预期温和如果要在“入世一年间投资环境变化”这门“功课”上给中国打分的话，绝大多数企业给出了一个平庸的分数——入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造成的影响实在是要比媒体所描绘的那种“洪水猛兽”般的图景平淡了很多。43％的受访者选择用“一般”这样的词来评价入世一年间中国在投资和商务环境上的变化，41％的受访者则表示中国表现出了“较大的变化”。选择“变化很大”和“基本上没有变化”的经理人加起来只占总样本的9.7％，选择“有较少变化”的人也只有5.4％。如果用5分制来解释上述选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高达84％的经理人只给了3分或4分。这说明，入世一年间，中国的投资和商务环境确实产生了变化，但变化的程度远不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剧烈。在对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交叉变量分析后，我们看到，对于上述问题的看法，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存在着些许不同。在中资企业中，中选率最高的一项评价是“变化比较大”，达49.2％，而选择这一评价的外资企业只有28.1％，两者比例相差21.1个百分点；反过来，在外资企业中，中选率最高的一项评价则是“一般”，比例高达56.3％，整整比中资企业的36.1％高出了20.2个百分点。据此我们可以得知，中资企业较外资企业更多地感受到了入世所带来的变化，这表明，从“应对入世”的角度上讲，中国企业的敏感程度要高于外资企业。履行入世承诺：一个复杂的话题对执行入世承诺的努力基本满意遵守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逐步开放服务贸易，降低关税，逐步减少和取消对进口产品的非关税措施，废除或更改与世贸组织原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改革现有管理体制，实施统一、透明的经济政策等等，都是中国在入世前对世贸组织成员所作出的承诺。一年间，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的问题上表现如何呢？73.1％和4.3％的被访者表示，“基本满意”和“相当满意”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上的努力，17.2％表示“不怎么满意”，约有5.4％的被访者没有对此发表意见，在103份有效问卷中，没有出现对中国执行入世承诺的努力表示“非常不满意”的情况。大多数（65.6％）的被访者表示，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上的表现与预期相差不大。有两成以上的被访者表示，执行入世承诺的力度比自己预期的要大，仅有11.8％的被访者表示，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做得“不如预期的好”。在这个问题上，中外企业的态度比较接近，大多数企业（70％的中资企业和61.3％的外资企业）均认为执行情况与预期相差不大，但认为现实好于预期的外资企业（25.8％）要多于中资企业（18.3％）。相比中资企业，一些外资公司在事前更倾向于低估中国在入世后的作为。虽然在执行入世承诺的路途上坎坷居多，但各大中外企业还是充分肯定了中国所做的努力，执行力度也与企业的预期基本吻合。 

;立法走向透明，垄断依旧严重有关执行入世承诺的具体方面，调查要求被访者就“执行得最好的前三项”和“执行得最不好的前三项”进行排序，通过对入选“最好”的前三项和“最差”的前三项分别进行赋值（执行得最好的前三项分别为3,2，1，最不好的前三项分别为－3，－2，－1），经过加权统计分析后得到最后的结果。入选“最好三项”的是“加强立法透明度”、“开展入世教育，提供入世咨询服务”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中国政府曾在入世时郑重承诺：在官方刊物或政府网站上公布所有涉外经贸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未经公布的法律不执行；政府在实施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之前提供草案，并提供一段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意见的合理时间等等。在入世的头一年里，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相当明显的改进，得到了中外企业的充分肯定，无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均为“加强立法透明度”这一选项打出了最高分。入选“最差三项”的分别是“消除行业垄断，扩大直接投资权限”、“消除歧视政策，减少非关税壁垒”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看来，这些在入世前后被大家普遍关注的难点问题，在入世的第一年里依旧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有关行业垄断的问题，中外企业态度接近，在多数企业眼里，能源、金融、保险、电信、邮政等行业的垄断格局仍在维持现状，外资企业想要在这些领域大所作为仍旧是一件遥远的事情。总而言之，变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出现。“提高政府效率”和“保护知识产权”：中外企业的分歧焦点从中可以看到中外企业对“提高政府效率”和“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评价呈现出显著差异，中企与外企在这两项上的评分差额分别达到了17.5和14.5。入世一年间，外资企业明显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变化，而在中资企业眼里，政府的工作效率一如既往，变化不大。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改观更多地体现在那些与对外经贸合作相关的部门和领域，在针对国内企业进行管理时，政府的工作作风却并没有因为入世而产生太多的变化。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外资企业的评分当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紧随“消除行业垄断，扩大直接投资权限”之后，入选“最差三项”之列，积－15分，而多数中资企业却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近乎中立的评价：－0.5分，中外企业在这一问题上的明显差异反映出两者在商业利益和文化背景上的冲突和对立。可以预计，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未来的几年间仍将是中国和WTO成员之间发生摩擦的一根“导火索”。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最大阻力执行入世承诺的阻力来自何处？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通过对中外企业意愿的探查，本次调查发现，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是执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对五种阻碍执行入世承诺的原因的评价，评价指数最高，也就是企业最赞同的一种说法是“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评价指数4.127），其次是“司法体系不健全、不稳定”（评价指数4.065）。如果说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时确有某种程度的执行不力的话，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具体执行的能力及人才有限”，而是确确实实受到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主观阻挠。当然，司法体系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影响执行入世承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执行入世承诺的过程中，既有司法体制已经显露出明显缺陷。政府入世前路尚长政府职能转变未达“基本满意”“中国入世实际上是政府入世”。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遵守世贸规则，转变工作职能上的变化也成为各方评价中国入世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一个原本生活在计划经济或不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是否开始了从“指令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进程中呢？企业们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给出了评判。从中可以看到，超过半数的企业“基本满意”中国政府在这一年里的表现。如果我们把“相当满意”、“基本满意”、“说不清”、“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这五个态度等级用5分制的方式逐一赋值：5、4、3、2、1，经过综合的加权分析，中国政府最终得到了3.3分的成绩。按照赋值标准来解释，中国政府在转变工作职能上还没能够让企业“基本满意”（4分）。3.3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分数，这说明在转变工作职能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突出的成效。正如有的媒体所言，想要实现从指令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实现从长官意志向科学决策的转变，实现从政企不分向政企分开的转变，实现从地方特殊政策向全国统一政策的转变等等，不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更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想毕其功于一役不太现实。政策修订效果显著具体执行未见起色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诸多方面展开了应对入世的工作。据统计，为了履行入世承诺，中国政府近30个部门共清理相关法律文件约2300件，其中废止了830件，重新修订了325件，以求适应于WTO的规则。本次调查发现，企业对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给予了相当大的肯定，近一半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修改法律文本方面做出了显著改进。对此，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唐

峻感触颇深，他说：“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和落实正在逐步改善中国软件企业的艰难处境，也在国际范围内树立起了中国政府、企业和人民的诚信形象。”调查发现，在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审查体制方面，政府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企业的意见表明，政府并未能在入世后革除司法体制的既有弊端，立法不明，执法不一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于日常的商务活动之中。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不明，同一种政策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不能得到统一执行的问题也没能在入世后得到比较大的改善。看来，中国政府在执行入世承诺方面的努力多数还只是停留在政策面上，有关具体执行的司法和体制保障尚不健全。中国政府在履行入世承诺上的决心和勇气有目共睹，但这种决心和勇气却受到了来自操作层面的掣肘。突破这一限制需要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估计在几年后，入世才能对中国政府形成真正的压力和挑战。提高行政效率是未来寄望重点在未来两年内，企业迫切要求政府着重改进的，并不是涉及具体商务活动的领域，而是那些与制度环境紧密相关的问题，如完善司法体制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不约而同地把“改善司法环境，提高立法、执法及监管的透明度”和“实施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两个选项放在了首位，其次才是涉及到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投资机会的选项。虽然中国政府在入世后重新修订了上千条涉及若干部门的法律法规，并在相应的政府部门设立了与入世事务和外贸相关的专门机构，对实施入世规则的情况进行监控，但上述改革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建设良好的司法体系和一个高效、公平、民主的政府，才是中国改善投资环境最核心的内容。此外，中资企业还迫切希望在相关法律的制定时能有发言的渠道，希望政府加强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对决策产生影响，希望政府能够以一个服务者而不是指导者的身份来管理经济活动。入世后，政府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许更多地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入世对企业的影响入世：中企的压力 外企的机会入世一年对企业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可以从企业的经营状况变化中找到些许相关信息。可以看出，2002年间，中资企业的业务较外资企业发展得更为迅猛，这也许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逆势增长不无关系，相比外资企业，中资企业较少地受到了来自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通过对“中外企业经营状况变化情况”与“入世相关度”这两个变量的进一步交叉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入世给外资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实惠。从外资企业的样本中得到的信息是，2002年在华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的外企100％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康明斯东亚地区国际分销市场总经理苏武源认为：“中国入世为外资公司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遇，外资企业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实现缓慢长的企业中，63.6％的企业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而在那些业务有所下降的外企中，仅有25％的企业表示与中国入世有关，高达75％的企业表示在华业务的缩减与中国入世没有关系。这一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2002年一批外资保险公司和银行撤出中国市场，主要是与全球经济状况以及各自母公司的经营状况有关，并非因为对中国市场失去信心。相对而言，中资企业却表现出另外一种情况。在业务快速增长的企业样本中，数据显示业务上的增长与中国入世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各有一半的企业表示这种变化与入世有关或者无关。而在业务维持现状不变的企业样本中，入世的影响就显得十分明显。约有71.4％的企业表示，业务的停滞不前与中国入世有关。在业务下降的企业中，有40％表示这种变化受到了入世的影响。2002年，中资企业的经营状况更多地受到了中国入世的负面影响，而外资企业却因为入世而获得了更多的盈利机会。从未来一年外资企业发展在华业务的计划中也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应对”和“进攻”：不同的主题词入世一年来,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从中获益不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两者扮演着两种不同角色：中资企业倾向于“应对”，而外资企业则更热衷于“进攻”。通过对中选率最高的前五项进行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入世给中资企业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为促进国内企业更快地了解国际市场，获得更丰富的资金和更先进的管理、研发经验;提高中资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入世第一年对于中资企业来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习年”。对外资企业来讲，中国入世以来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有助于它们进入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赢取更丰厚的利润。统计表明，入世头一年，中国的出口和引资增长强劲。2002年的前8个月，中国出口2007亿美元，同比增长17.5％；贸易顺差179亿美元，同比增长59.2％；实际吸收外资344亿美元，同比增长25.5％。事实证明，中国入世让企业实现了“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繁荣。面对入世，中资企业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图十五显示了中外企业在中国入世第一年里所面临的主要压力和消极影响。中资企业感受到的最大压力是“企业竞争力有限”和“外

第五篇：中国入世十周年对外贸易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中国入世十周年对外贸易的现状及发展

趋势分析

——金融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我国金融业入世十年来发展的现状

中国金融业在中国入世之后，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不断加大，与此同时，中资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开拓国际金融市场，中国金融业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步伐加快。2002年12月，中国实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迈出了资本市场融入全球化的第一步。2003年3月10日中国银监会成立，标志着“一行三会”金融监管格局的最终形成。2003年，开放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人民币业务，并加快推动国有银行产权改革。2004年2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开展人民币业务，2006年中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将在更大程度上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并必然要面对外

资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13日在重庆举行的2005年亚太城市市长峰会经贸论坛上透露，截至9月末，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69家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了232家营业性机构。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达6600余亿元人民币，约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2％左右，外汇贷款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外汇贷款总额的20％左右。2007年，允许外资银行在国内设立法人机构。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2001年的资不抵债，实现了到2009年的全面上市。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1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达3.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2000底，中国股票市场流通市值仅有1.6万亿元人民币，到2011年8月，中国股票市场流通市值急剧增长到了20万亿元人民币，债券市场市值达到20.48万亿元人民币，股票与债券市场流通市值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100%，在支持企业融资和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金融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我国金融业也面临的严重困境，相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中国金融发展仍然严重滞后了。最近两年，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但是，人民币国际地位与中国经济地位仍然不相称。中国金融业在创新水平、市场深度、综合竞争力、公司治理、发展环境、监管水平、国际化程度、人才配置、文化建设、理论建设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金融发展存在严重的结构不平衡，具体表现为：城乡金融发展、东中西部金融发展、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金融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要求、金融监管水平与防范风险需要、金融发展速度与金融人才供应的不平衡，金融发展趋势与金融机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的不平衡，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的不平衡。从外部经济环境看，目前中国金融发展面临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全球通货膨胀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风险。从内部经济环境看，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衡和宏观紧缩政策都对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形成一定的制约。

二、我国金融业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实现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基本框架，对于完善金融法制、加强金融监管、深化金融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金融业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已形成功能齐全、形式多样，分工协作，互为补充的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我国金融业的金融资产质量和业务结构进一步改善。截至2004年末，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阶段性处置不良资产6750.6亿元，累计回收现金1370.10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20.29%。摸清证券公司底数的工作逐步展开，及时有效地处置了一批高风险公司。保险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增长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效益型、集约型转变。

(二)金融发展格局不协调和风险向银行集中

我国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间接融资比重偏高，储蓄率和广义货币 M2持续攀升，银行业集中了大量风险。我国广义储蓄率偏高且持续攀升，1985年我国储蓄率为34.3%，1990年上升到38%，2001年进一步上升到40.2%，2003年达到44.6%，在全世界属于最高的。M2／GDP比例居高不下，1985年为60.8%，1993年上升到100%，2003年和2004年为别为187%，186%，远高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和一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银行业吸收了大量储，蓄存款，且主要依靠发放中长期贷款来释放储蓄增长的压力。2003年银行贷款占企业融资的比例为85%，2004年1季度进一步上升到94%，而股票和债券融资不足5%。企业融资过度依

赖银行贷款，导致全社会的融资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从长期看，过多的货币供给可能冲击物价和资产价格的稳定，不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同时也挤压了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我国仍然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银行业占90%以上的金融资源，证券业发展滞后，保险业规模过小。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和分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发挥不充分。这种金融发展格局，已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效率。

(三)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和抗风险能力较弱

我国金融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构，但自我约束、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的机制尚未根本确立，在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上还普遍存在缺陷。产权主体虚置，所有者监督缺位。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运作不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营者之间职责不清晰，缺乏明确有效的利益制衡机制，内部人控制问题突出。股权董事、独立董事、机构投资者、中小股东代表、中介机构以及党团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内部管理比较薄弱，风险防范机制不够落实，信息披露不及时，透明度较低，部分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存在重大隐患和漏洞，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体制问题、内部控制薄弱等问题，我国金融机构创新能力和防范风险的水平较低，缺乏鼓励金融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技术水平。

(四)金融企业的外部环境较差和存在道德风险

我国金融运行的法制环境较差，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存在法律空白和法规过时等问题。企业和个人的金融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约束力不强，执法不严，银行的债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一些客户利用虚假信息骗取银行贷款，一些企业利用改制重组等方式逃废银行债务。社会信用意识薄弱，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滞后，缺乏对企业和个人信用的评价和记录系统，缺乏提高社会信用意识的制度保证。金融道德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滋生。在金融改革、不良资产剥离以及金融机构关闭过程中，由于政府支付了改革成本和中央银行出资全额补偿了自然人债务本息，这就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诱发了金融机构的恶意高风险经营行为，助长了投资者漠视金融机构经营状况和风险程度的错误意识，不合理地减轻了金融监管者的尽责压力和对相关责任人的依法惩处。

三、我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混业经营

中国金融业长期以来实行分业经营，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立而治，这虽然有利于控制金融风险，但是，从加入WTO以来外国金融机构的经营来看，她们在世界范围内经营业务几乎都是混业经营。如果不解决这一尴尬境地，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激烈的竞争中面临不利的环境。因此，突破分业经营的现有格局应成为我国金融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为适应金融业竞争的需要，混业经营可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保险和期货于一体，其优势在于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建立联系，从而进行各种有效的投资组合。

（二）制度化、法治化

一方面，为适应入市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将会出台一系列制度安排来规范我国金融业，促使我国金融业及早同国际接轨，另一方面，还将会参照国际惯例制定或修改《外资银行法》、《合资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外资财务公司法》、《外资金融机构法》、《刑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应法规从而形成一套既与国际立法接轨，又符合中国金融业发展实际情况的金融法

律法规体系。最终，使得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将从单一的“政府裁决”逐步转变为由WTO制定的“国际规则裁决”或我国的“法律法规决。

（三）内资国际化

随着大量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国内金融机构要抛弃旧的经营思想，从全球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评估项目和选择投资方向，努力向外资金融机构学习，提高自身竞争力。资金的跨国流动和公司的跨国上市，导致资本流向效率高的市场国家去,这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也会使得中国优质内资在加入世贸之后形成国际化趋势。

（四）市场化

WTO以来，中国将努力逐步建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管理制度，一些主要金融资产价格将由市场决定，从而促进了利率等的市场化。中国今年的利率改革中，对利率允许下浮就是金融市场化的第一步。此外，金融政策更加透明化，也有利于市场化的发展。

（五）竞争与合作并存

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后，在诸多方面与中资银行展开竞争：首先是人才竞争，其次是优质客户的竞争。由于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与优质客户群有着直接的关系，而金融机构的利润也大都来自优质客户。最后是业务竞争。国内的金融机构将逐渐失去原有的政策保护，相反外资金融机构将逐渐享有国民待遇，这将加速了金融市场中的全面竞争趋势。因此，许多交易所已经实施了合并，结盟，改制和上市等改革计划，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市场化的进程，金融服务业将呈现出持续兼并的趋势。

（六）信息化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适应加入WTO以来金融国际化的需要，金融电子信息化等特征越来越明显。未来中国将建立金融数据通信网，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建立现代化支付清算体系，为全社会提供安全、快捷、方便的支付结算服务；全面推广综合柜面业务系统、网上银行、电子商务网上结算等新型金融业务系统和金融信息服务系统；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开发并推广综合金融监管系统；完善金融管理信息系统和办公自动化系统，提高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和办公效率；建立金融计算机安全体系，保障银行业务应用系统安全运行。因此，为了金融电子信息化建设将以业务需求和金融创新为目标，完善金融服务方式，为客户提供辐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超市”服务。

四、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对策一、一个健康发展的金融市场首先需要的是规范和有序：一是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思考、研究和解决金融领域的重大问题，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改革开放发展道路；二是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统筹兼顾好各项宏观调控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努力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三是必须始终注重提高金融工作特别是金融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正确处理金融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凝聚各方对金融宏观调控和推进改革开放的高度共识；四是必须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研究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手段，以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制约我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推动金融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金融行业其次应加强风险管理，通过并购加速国际化进程。在华尔街陷入股指历史低点，人民币升值，美国金融机构流动性短缺，美国政府对于海外并购的限制有所放松的时候，中资金融机构应该利用机会积极进行海外并购，增强自身在内地市场的竞争能力。并完善奖惩措施 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金融产品市场界限的日益模糊，其他金融机构越来越推崇向投行看齐的片面的资产收益率和股东权益收益率等量化考核标准，看涨式期权类的奖金激励方式大行其道，使金融业高管层的道德风险大大增加。中国金融机构在制定薪酬机制时，应以加入风险因子调整后的收入为衡量标准。还应发展金融创新，主要指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在保持传统业务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大力开拓中间业务，开发新的金融工具，不断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中国金融业面对严峻挑战，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第一，牢牢把握金融改革开放的主动权和控制权。第二，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科学性，执行的灵活性、差别性，与其他政策配套性、互动性，既要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增长，还要增加就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第三，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特别是要适应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发展趋势，加强“一行三会”之间的政策和监管协调，填补监管真空，既要防止监管不足，又要防止监管过度，增强金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和金融监管的透明度。第四，按照“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改革路线图，完善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计价、支付、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等功能，加大与外国中央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稳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把香港打造成为人民币业务的离岸金融中心，将上海打造成人民币业务的在岸金融中心，将香港和上海打造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双子星座”。第五，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推出上海国际板市场，改革创业板新股发行制度，扩大创业板市场规模，发展区域性柜台交易市场（OTC），发展区域性金融中心，发展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支持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推出利率期货和外汇期货品种，稳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第六，增强金融体系中的某些薄弱环节，特别是要加强对农村、中西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鼓励民间资本发起和参与设立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同时，要推进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变革，完善内控制度和考核机制，转变经营机制，鼓励金融创新，改善金融服务。第七，创新外汇储备使用方式，特别是要发挥商业银行在分散外汇储备使用方面的积极作用，支持国内企业到海外实施兼并收购和建立能源资源基地。同时，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渐进推进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第八，积极推进金融外交，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大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使其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