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利与弊(精华)

第一篇：中国入世利与弊(精华)

中国加入WTO十年来的利与弊

【摘要】中国加入WTO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国际大财团的竞争，中国国内始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从十年的实践来看，权衡利弊，本人认为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看，仍然是长期利好。

【关键词】 入世 改革 发展 行业 利弊

一、入世十年对中国的积极影响

1、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当今世界制定国际贸易规则，解决对边贸易争端的最重要场所，其成员贸易总额占全球95%以上。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诞生于1948年，经过60多年发展，特别是其间全球性贸易谈判，其成员从开始时的23个发展到目前130多个，涵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在传统的货物贸易基础上，又进入服务贸易、只是产权和投资措施等新领域。与此同时相关领域的决议和措施经过反复的争论、实验、修补、日趋完善。可以说，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多年来制定的一系列决议、规章、程序、办法、以及互惠互利、互相约束的机制已成为国家社会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而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是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加入WTO完全符合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加入WTO，从根本上说，就是与世界经济接轨，就是彻底的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遵守“游戏规则”，并从中受益。中国加入WTO十年来，对世界经济体系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发展是长期利好

有人担心，加入WTO会冲垮民族经济。但事实证明，虽然短期的确受到了来自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但十年来，民族经济非但并没有垮，反而愈发的蓬勃向上，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所以，从长远来看，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利益仍然远远大于弊。

世界贸易组织现有130多个成员，占世界的三分之二，其中既有发达国家，更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有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入关”时，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但没有一个因为“入关”而导致经济冲垮。相反，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入关”，增强了竞争意识，学会了“与狼共舞”，竞争能力大大增强，经济发展很快就上了一个新台阶，十年来的实践经验也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答复。

中国曾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环境中，过去国家对企业的帮扶是有目共睹。虽然经过改革30年的磨练，但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相比，很多方面还差得很多。加入WTO可以说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得中国企业更多的接触国家市场，接触国外企业，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展。当然，同时还有合作。竞争与合作是市场经济运作的一个基本特征。

加入WTO对于解决国有企业困难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入世之前，国外曾有学者预测，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达到两个百分点。创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从这十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来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起到了非常显著，其作用之大，远远超过1000万个就业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无法衡量。与此同时，中国企业有了更多的机会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同时也学习到了国外大企业的运作方式和管理经验，这是入世之前所无法想象的。

加入WTO，同时也使得中国开始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争取到了一定的发言权。入世之前，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现象很普遍，加入WTO后，合理的利用该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使得这一问题公平地解决，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声望，当然反倾销调查仍然存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同时，入世从此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美国一年一度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审查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某种程度上已经与国际市场密不可分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对外贸易中外来直接投资。200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额达到4743亿美元，年均增长13.5%，远远超过同期世界贸易6.5%的增长速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增长到5%。，表明入世时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交往与贸易依存度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近十年来，中国的服务贸易的发展更是十分显著。早在1992年，中国就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吸收投资最多的国家，就世界范围比较，仅

次于美国。根据外经贸部统计，截止2001年9月底，入世之前三个月，全国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企业32.8万个，合资外贸金额7260.6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3808.32亿美元。说明那时中国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经过了十年的入世发展，我国现在在某些产业方面也具有了世界级的竞争力，这些都为中国的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奠定了基础。

二、入世对中国主要行业影响的利与弊

1．农业 加入WTO以后，提高“大宗商品配额”，即每年进口粮食的“配额”增加到2100万吨。在这2100万吨进口的数额之内实行的是1％一3％的低关税；2100万吨配额以上的进口继续实行高关税，但逐步从目前30％一40％水平降到2004年17％的水平。对中国经济影响比较大的首先是这2100万吨的配额，因为我国目前每年只进口300多万吨粮食，即使在最初两年进口配额只有700－1200万吨，进口的增幅仍然较大，这在目前我国农产品销售困难、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国内农产品价格和我国农民收入造成一定冲击。但长远来看，第一，2100万吨的进口仍然只占我国粮食总消费量的2％－3％左右，占市场交易量10％左右，不会左右我国粮食市场。第二，粮价下降，对农民收入有影响，但目前70％的粮食属于农民自给自足的部分，受影响的主要是市场上30％的商品粮，对市场价格影响较大，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还是有限的。第三，农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下降，会对农产品价格体制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会对农业结构的调整产生积极的影响。第四，较低的国际粮价抑制国内粮价的提高，对于农民当前的收入是会有影响，但是对于促进农村人口转移到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中去则会有用积极的影响。因为粮食价格降低，平均工资水平就可以降低，有利于工业的发展；通过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目前的农村人口进入工业、第三产业的速度，农村劳动力转移、获得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的可能性也就会增加。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农民收入的增加不太可能继续依靠农业收入的增加，而主要将靠工业、非农产业的发展的话从中、长期来讲，对3亿农业劳动力和7亿农村人口是有好处的。

2．汽车业 入世前，许多人认为一加入WTO，汽车的关税就会降到0，从而对中国的汽车业将是致命的打击。实际上，加入WTO，汽车价格并没有马上下降。

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轿车价格也只比国际市场高出20％－50％。投资、服务方面的冲击可能要大于价格冲击。这个冲击是很大的；另外，与汽车制造相比，中国在销售服务方面与国外差距更大。在研究开发上，中国与国外的差距也非常之大。国外像丰田、通用这样的大公司，每年研究开发经费高达50－60亿美元，而中国整个汽车行业的研发经费加起来才不过十几亿元人民币。设计开发一个全新的车型需要研发经费20亿美元，改型要1一2亿美元，中国的研发经费只够改型，可以说，虽然近十年汽车行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个方面还无法与国外竞争。如此看来，我们唯一可以与国外竞争的可能是汽车的维修服务方面。台湾由于有了很健全的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因而在汽车保护关税降得很低的情况下，其汽车进口量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

总之，WTO对汽车行业的冲击是全面的、但也决不会一下子被冲垮。我国汽车企业抓住这个十年发展的时机，完成转型，使中国的汽车业上一个新台阶。

3．电信业 电信业实际上也并没有让外国公司长驱直人。我国入世时承诺的条件是在6年内取消对流动电话进口的限制，在2年内允许外资进入移动电信业务，4年内可以进入基本电信业务。在基础电信业，允许外资占到25％；增值电信业允许外资占到30％。但是这些“进入”在品种、地区、程度、方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在移动电讯、基本电讯业务这个领域里，不是让外资独家经营，而只是允许他们参加合资企业的投资。因此，我们承诺的主要还是允许他们参股办合资公司，而不是由他们来控制我国的电信业。因此，这对我们来说，利大于弊。当然外国公司会得到一定的收入，但这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冲击并不是很大，相反可加速我国电信业发展，跟上国际信息产业发展步伐。

4．金融业 另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领域是金融业，金融业实际上和电信业的情况差不多。在银行业，首先是在各地允许外商开展业务，主要是从现在开始可以在各地设立分行。但是这个业务主要是他们能对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做外币的业务。一定时期之后，会允许他们经营三资企业和外国人的一些人民币业务，目前在上海、深训已经在逐步放开。但这种人民币业务，主要是外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而如果外币不能和人民币直接兑换，很多人还会愿意把外币存在中国银行。而且，外资银行在什么地方可以开展业务，还是需要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从这个角度看，应该说限制是很大的。第二，金融领域里的另一个开放是允许外资搞

合资银行，股份可以占到50％，也有一定的限制。

5．保险业 保险业的开放速度稍微快一点。人寿保险公司外商持股比例入关时达到50％，一年以后达到51％；在非人寿保险和再保险领域，外商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且在两年内成立了全资的分支机构，经营一定范围内的保险品种，也不是所有的保险业务都可以由他们来经营。

6．关税 这是另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领域。中国同意降低农产品的关税，在有些领域里降得比较多，比如化工业、医药产品降到跟其他国家一样5％－6％的关税。应该说降的幅度比较大。但是这个影响我们也要通盘考虑。中国过去名义关税比较高，但实际征收关税的比重很低，每年只有3％－5％。在全部进口产品中，由于我们实行了各种关税的减免、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大中型企业进口先进设备的优惠政策等等，以及对原材料、来料加工企业的一些优惠政策，所以实际上我们关税征收的比重并不大。并不是说降低关税就没有影响，而是说它的实际影响比起数字所显示的程度可能要小。比如，象汽车这样的工业，关税的下降，对整车组装业的冲击较大，但对零部件生产厂家可能有利，整个汽车工业的就业可能会有较大的增加。

现在，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水平为14％，发达国家为3％，WTO成员国为6％。可见，中国的降税是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的，不是让步；而且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关税的保护作用在逐步下降。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由于高新技术产品全球化要求其零部件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如果关税不降到0，人家就不会到你这儿来生产，也就谈不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努力赶超的国家。

三、入世对我国改革和发展影响深远

从各方面来看，毫无疑问，入世是有成本的，对有些领域是有冲击的，但是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我们现在应该进一步对我们国内的体制进行改革，加快对国内企业、特别是对非国有经济开放各个领域，加强在各个领域里发展国内的竞争，提高各个领域的管理能力，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

加入WTO对于促进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国内经济各个领域市场竞争的发展很有意义，而且现在面临内需不足的情况，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业增长有积极的、正面的促进和推动。一方面由于各国的市场对我国的产品更

加开放，贸易会有所增长、出口会有所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国际市场做出了承诺，外国投资会增加对中国的投资，对国内经济有好处。中国要走向世界，要通过开放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改革。

四、结束语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至今已十二周年，截至2010年，中国加入WTO的所有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建立起了符合规则要求的经济贸易体制，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之一。加入WTO的十年来成绩显著，加入WTO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有弊，但总的看，利大于弊。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利与弊、机遇与挑战、压力与动力, 我们都应坦然接受。从长远看, 我国“入世”所产生的不利因素都会转化为有利因素, 最终成为推动我国企业进步, 推动价格机制改革,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强大动力。步入21世纪的中华民族, 必将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以开放的胸襟, 吸收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全面走向世界经济大舞台。

参考书目：

[1] 韩竹.WTO给我国各行业行业带来的影响及对策[J].娄底师专学报, 2013,(04)[2] 王茹.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及对策[J].铜陵学院学报, 2011,(02)[3] 卢红飚.中国加入WTO对教育的影响及其对策[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2011,(04)[4] 郑家亨.加入WTO后的中国经济与统计[J].统计研究 , 2009,(10)

[5] 刘卫民, 任淑云.加入WTO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对策探讨[J].交通高教研究

[6] 管延俊.WTO框架下中国农业发展对策分析[J].潍坊学院学报 , 2011,(01)[7] 刘承焕, 董雄报.WTO对中国会计行业产生的影响及对策[J].,2012,(01)[8] 马亚佩.加入WTO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及对策[J].洛阳大学学报 , 2012,(02)

第二篇：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

对于一年来中国执行入世承诺的情况，世贸组织官员、各国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观点和解释。然而，对这一年间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有着最直接体验和感受的，却是中国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企业，因此，有关“如何全面、公正地评估中国在入世周年执行入世承诺”的命题，来自企业界的声音也许才是最直接的一种评价尺度。为探知企业界对入世周年中国投资环境变化的感受，《财经》杂志进行了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调查对象总体界定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2001“《财富》500强”公司和排名前500位的大型中资企业(选自2002年10月由国家统计局编撰、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中国大企业集团》一书，所选范围为2001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亿元以上的1500家企业中的前500名)。----调查主要发现

一、多数企业对入世承诺的执行情况基本满意

二、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履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

三、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入世后最显著的改进是政策修订

四、改善司法环境、提高工作效率等是企业对政府的最大期待

五、2002年，在华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的外资企业百分之百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

六、多数企业对未来两年履约持乐观态度----入世元年投资环境变化较预期温和如果要在“入世一年间投资环境变化”这门“功课”上给中国打分的话，绝大多数企业给出了一个平庸的分数——入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造成的影响实在是要比媒体所描绘的那种“洪水猛兽”般的图景平淡了很多。43％的受访者选择用“一般”这样的词来评价入世一年间中国在投资和商务环境上的变化，41％的受访者则表示中国表现出了“较大的变化”。选择“变化很大”和“基本上没有变化”的经理人加起来只占总样本的9.7％，选择“有较少变化”的人也只有5.4％。如果用5分制来解释上述选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高达84％的经理人只给了3分或4分。这说明，入世一年间，中国的投资和商务环境确实产生了变化，但变化的程度远不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剧烈。在对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交叉变量分析后，我们看到，对于上述问题的看法，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存在着些许不同。在中资企业中，中选率最高的一项评价是“变化比较大”，达49.2％，而选择这一评价的外资企业只有28.1％，两者比例相差21.1个百分点；反过来，在外资企业中，中选率最高的一项评价则是“一般”，比例高达56.3％，整整比中资企业的36.1％高出了20.2个百分点。据此我们可以得知，中资企业较外资企业更多地感受到了入世所带来的变化，这表明，从“应对入世”的角度上讲，中国企业的敏感程度要高于外资企业。履行入世承诺：一个复杂的话题对执行入世承诺的努力基本满意遵守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逐步开放服务贸易，降低关税，逐步减少和取消对进口产品的非关税措施，废除或更改与世贸组织原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改革现有管理体制，实施统一、透明的经济政策等等，都是中国在入世前对世贸组织成员所作出的承诺。一年间，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的问题上表现如何呢？73.1％和4.3％的被访者表示，“基本满意”和“相当满意”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上的努力，17.2％表示“不怎么满意”，约有5.4％的被访者没有对此发表意见，在103份有效问卷中，没有出现对中国执行入世承诺的努力表示“非常不满意”的情况。大多数（65.6％）的被访者表示，中国在执行入世承诺上的表现与预期相差不大。有两成以上的被访者表示，执行入世承诺的力度比自己预期的要大，仅有11.8％的被访者表示，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做得“不如预期的好”。在这个问题上，中外企业的态度比较接近，大多数企业（70％的中资企业和61.3％的外资企业）均认为执行情况与预期相差不大，但认为现实好于预期的外资企业（25.8％）要多于中资企业（18.3％）。相比中资企业，一些外资公司在事前更倾向于低估中国在入世后的作为。虽然在执行入世承诺的路途上坎坷居多，但各大中外企业还是充分肯定了中国所做的努力，执行力度也与企业的预期基本吻合。立法走向透明，垄断依旧严重有关执行入世承诺的具体方面，调查要求被访者就“执行得最好的前三项”和“执行得最不好的前三项”进行排序，通过对入选“最好”的前三项和“最差”的前三项分别进行赋值（执行得最好的前三项分别为3,2，1，最不好的前三项分别为－3，－2，－1），经过加权统计分析后得到最后的结果。入选“最好三项”的是“加强立法透明度”、“开展入世教育，提供入世咨询服务”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中国政府曾在入世时郑重承诺：在官方刊物或政府网站上公布所有涉外经贸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未经公布的法律不执行；政府在实施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之前提供草案，并提供一段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意见的合理时间等等。在入世的头一年里，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相当明显的改进，得到了中外企业的充分肯定，无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均为“加强立法透明度”这一选项打出了最高分。入选“最差三项”的分别是“消除行业垄断，扩大直接投资权限”、“消除歧视政策，减少非关税壁垒”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看来，这些在入世前后被大家普遍关注的难点问题，在入世的第一年里依旧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有关行业垄断的问题，中外企业态度接近，在多数企业眼里，能源、金融、保险、电信、邮政等行业的垄断格局仍在维持现状，外资企业想要在这些领域大所作为仍旧是一件遥远的事情。总而言之，变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出现。“提高政府效率”和“保护知识产权”：中外企业的分歧焦点从中可以看到中外企业对“提高政府效率”和“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评价呈现出显著差异，中企与外企在这两项上的评分差额分别达到了17.5和14.5。入世一年间，外资企业明显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变化，而在中资企业眼里，政府的工作效率一如既往，变化不大。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改观更多地体现在那些与对外经贸合作相关的部门和领域，在针对国内企业进行管理时，政府的工作作风却并没有因为入世而产生太多的变化。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外资企业的评分当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紧随“消除行业垄断，扩大直接投资权限”之后，入选“最差三项”之列，积－15分，而多数中资企业却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近乎中立的评价：－0.5分，中外企业在这一问题上的明显差异反映出两者在商业利益和文化背景上的冲突和对立。可以预计，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未来的几年间仍将是中国和WTO成员之间发生摩擦的一根“导火索”。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最大阻力执行入世承诺的阻力来自何处？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通过对中外企业意愿的探查，本次调查发现，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是执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对五种阻碍执行入世承诺的原因的评价，评价指数最高，也就是企业最赞同的一种说法是“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评价指数4.127），其次是“司法体系不健全、不稳定”（评价指数4.065）。如果说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时确有某种程度的执行不力的话，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具体执行的能力及人才有限”，而是确确实实受到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主观阻挠。当然，司法体系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影响执行入世承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执行入世承诺的过程中，既有司法体制已经显露出明显缺陷。政府入世前路尚长政府职能转变未达“基本满意”“中国入世实际上是政府入世”。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遵守世贸规则，转变工作职能上的变化也成为各方评价中国入世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一个原本生活在计划经济或不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是否开始了从“指令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进程中呢？企业们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给出了评判。从中可以看到，超过半数的企业“基本满意”中国政府在这一年里的表现。如果我们把“相当满意”、“基本满意”、“说不清”、“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这五个态度等级用5分制的方式逐一赋值：5、4、3、2、1，经过综合的加权分析，中国政府最终得到了3.3分的成绩。按照赋值标准来解释，中国政府在转变工作职能上还没能够让企业“基本满意”（4分）。3.3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分数，这说明在转变工作职能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突出的成效。正如有的媒体所言，想要实现从指令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实现从长官意志向科学决策的转变，实现从政企不分向政企分开的转变，实现从地方特殊政策向全国统一政策的转变等等，不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更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想毕其功于一役不太现实。政策修订效果显著具体执行未见起色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诸多方面展开了应对入世的工作。据统计，为了履行入世承诺，中国政府近30个部门共清理相关法律文件约2300件，其中废止了830件，重新修订了325件，以求适应于WTO的规则。本次调查发现，企业对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给予了相当大的肯定，近一半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修改法律文本方面做出了显著改进。对此，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唐峻感触颇深，他说：“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和落实正在逐步改善中国软件企业的艰难处境，也在国际范围内树立起了中国政府、企业和人民的诚信形象。”调查发现，在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审查体制方面，政府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企业的意见表明，政府并未能在入世后革除司法体制的既有弊端，立法不明，执法不一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于日常的商务活动之中。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不明，同一种政策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不能得到统一执行的问题也没能在入世后得到比较大的改善。看来，中国政府在执行入世承诺方面的努力多数还只是停留在政策面上，有关具体执行的司法和体制保障尚不健全。中国政府在履行入世承诺上的决心和勇气有目共睹，但这种决心和勇气却受到了来自操作层面的掣肘。突破这一限制需要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估计在几年后，入世才能对中国政府形成真正的压力和挑战。提高行政效率是未来寄望重点在未来两年内，企业迫切要求政府着重改进的，并不是涉及具体商务活动的领域，而是那些与制度环境紧密相关的问题，如完善司法体制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不约而同地把“改善司法环境，提高立法、执法及监管的透明度”和“实施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两个选项放在了首位，其次才是涉及到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投资机会的选项。虽然中国政府在入世后重新修订了上千条涉及若干部门的法律法规，并在相应的政府部门设立了与入世事务和外贸相关的专门机构，对实施入世规则的情况进行监控，但上述改革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建设良好的司法体系和一个高效、公平、民主的政府，才是中国改善投资环境最核心的内容。此外，中资企业还迫切希望在相关法律的制定时能有发言的渠道，希望政府加强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对决策产生影响，希望政府能够以一个服务者而

不是指导者的身份来管理经济活动。入世后，政府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许更多地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入世对企业的影响入世：中企的压力 外企的机会入世一年对企业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可以从企业的经营状况变化中找到些许相关信息。可以看出，2002年间，中资企业的业务较外资企业发展得更为迅猛，这也许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逆势增长不无关系，相比外资企业，中资企业较少地受到了来自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通过对“中外企业经营状况变化情况”与“入世相关度”这两个变量的进一步交叉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入世给外资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实惠。从外资企业的样本中得到的信息是，2002年在华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的外企100％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康明斯东亚地区国际分销市场总经理苏武源认为：“中国入世为外资公司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遇，外资企业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实现缓慢长的企业中，63.6％的企业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而在那些业务有所下降的外企中，仅有25％的企业表示与中国入世有关，高达75％的企业表示在华业务的缩减与中国入世没有关系。这一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2002年一批外资保险公司和银行撤出中国市场，主要是与全球经济状况以及各自母公司的经营状况有关，并非因为对中国市场失去信心。相对而言，中资企业却表现出另外一种情况。在业务快速增长的企业样本中，数据显示业务上的增长与中国入世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各有一半的企业表示这种变化与入世有关或者无关。而在业务维持现状不变的企业样本中，入世的影响就显得十分明显。约有71.4％的企业表示，业务的停滞不前与中国入世有关。在业务下降的企业中，有40％表示这种变化受到了入世的影响。2002年，中资企业的经营状况更多地受到了中国入世的负面影响，而外资企业却因为入世而获得了更多的盈利机会。从未来一年外资企业发展在华业务的计划中也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应对”和“进攻”：不同的主题词入世一年来,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从中获益不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两者扮演着两种不同角色：中资企业倾向于“应对”，而外资企业则更热衷于“进攻”。通过对中选率最高的前五项进行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入世给中资企业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为促进国内企业更快地了解国际市场，获得更丰富的资金和更先进的管理、研发经验;提高中资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入世第一年对于中资企业来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习年”。对外资企业来讲，中国入世以来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有助于它们进入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赢取更丰厚的利润。统计表明，入世头一年，中国的出口和引资增长强劲。2002年的前8个月，中国出口2007亿美元，同比增长17.5％；贸易顺差179亿美元，同比增长59.2％；实际吸收外资344亿美元，同比增长25.5％。事实证明，中国入世让企业实现了“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繁荣。面对入世，中资企业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图十五显示了中外企业在中国入世第一年里所面临的主要压力和消极影响。中资企业感受到的最大压力是“企业竞争力有限”和“外企冲击，竞争加剧”。另外两项“无法享受平等的商业机会”和“人力资源流失严重”也或多或少与外企的冲击有关。排在后面的两项是“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和“地方保护主义”等与国内投资环境有关的问题。对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压力，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认为：“总的来讲，中国入世后，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管理”，这一弊端在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企业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与之相反，外资企业的压力却主要来自中国的投资环境。“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市场准入度低”以及“司法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阻碍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相比中资企业，外资企业更渴望打破既有的垄断格局，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对中资企业最不构成压力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在中资样本中，无一例选择该项，而在外资样本中，该选项却是位居第四的负面影响。同样，对外资企业最不构成压力的一项“人力资源流失严重”(中选率3.13％)却是中资样本中位列第三的主要压力(31.15％)。这一统计数据的巨大差异，显示出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面临着的两种不同境遇：同一种因素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这说明，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入世第一年，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相互角力的一年。共同的担忧：政策不稳定、保护主义盛行和行业垄断在谈到未来一年企业最担心的问题时，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态度却呈现出惊人的一致。在中资样本和外资样本中，中选率居前三位的均为“政策不稳定”、“保护主义盛行”和“行业垄断加剧”，而且这三项的排序和中选比例也非常接近。中外企业同时对此有着相当程度的疑虑和不安，说明上述三项正是中国投资环境的软肋。此数据也说明，中国政府在入世后的一年里，并没能在上述问题上给企业一个明朗的态度；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内这三个方面将存在着不小的变数。对未来两年的乐观与观望大多数中外企业对中国在未来两三年间履行入世承诺保持乐观。从图十七可见，31％的企业表示，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的问题上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和进步，55％的企业表示“将有现有基础上取得些许进展”。当然也有一成的企业对此持观望态度，认为“不会有太大改观”。也许，大规模的政策调整和机构重组在入世三年后才会到来，未来两三年仍然只是一个过渡性时期。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驶入世界经济轨道的车轮已然启动，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调查说明&

nbsp;本调查历时一个月，向800多家知名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发放了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3份，回收率为13％。成功回收的103份有效问卷成为本次调查最终进行实际统计分析的样本。经过对有关样本数据所作的效度检验表明，本项调查所获数据在95％的置信水平下用于推断总体时的最大误差小于±3％，即本次调查对样本的分析结论基本上可以代表调查总体的意见。在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中，73.1％的被访者属于CEO、副总裁、区域经理、部门经理以及高级研发等管理人员。中资公司中有8.2％的被访者为董事长或CEO，而外资公司的这一比例则达到了21.9％。这样的样本结构对于评价中国入世一周年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被访企业的行业分属食品饮料、纺织、日化、制造、机械、商业、能源、石化、外贸、电信、银行、保险、证券、汽车、计算机、通讯设备、家用电器、航空、媒体出版等二十多个行业，样本几乎涵盖了所有与入世相关的行业。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样本构成比例达到了6：4，所有分析数据均以中选百分比为基础进行比较，实现了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均衡分析。在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中，分别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西班牙、爱尔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企业，实现了对国别的均衡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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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对中国入世十年的总结

对中国入世十年的总结

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已有十年，回顾这十年来，我国经济变化的步伐是如此巨大。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中国从入世之初的世界第九经济体快速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中国对外投资也渐成气候，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一年也就三四十亿美元的对外投资，到2010年增长到678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对外投资国，从原来的“引进来”为主，发展成为如今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局面。国内经济在十年间保持了平稳快速的增长，尤其是遭遇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是全世界最快的，GDP总额跻身世界第二。

我们看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中国面临着巨大挑战。加入WTO后，我国可获得多边、稳定、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并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获得普惠制等特殊优惠待遇，从而实现市场多元化，是出口贸易大大增加。但是我国的出口商品常常受到歧视性待遇，比如在一些国家我国不能获得普惠制待遇，在有的国家被实施配额限制，遭受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案例不断增多。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反补贴调查的最大目标国，全球70%以上的反补贴调查是针对中国。应对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不断变化的贸易摩擦，无疑是我国发展对外贸易，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的巨大挑战。我们要采取积极应对的措施，不怕和老外打官司。因为一些涉案企业态度消极，患得患失导致进口国调查受理机构只根据其搜集到的资料来确定倾销幅度，从而作出不利于中国企业的裁决。我国要培养应诉专业人才，积极应诉。采取“抱团”应战策略，与国际巨头相比，我国外贸企业大多属于中小企业，实力较弱，单独应诉难度大。但如果能形成合力，效果就大大不一样了。

第四篇：中国利用外资的利与弊

中国利用外资的利与弊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贸易大国的突然崛起所引起的反响是奇特的，掺杂着敬佩与担忧。对中国经济发展繁荣前景的非理性热情促使投资者们急冲冲地去购买中国企业的股权，而很少知道这些企业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与些同时，对中国成就和潜力的过高估计又助长了种种担忧，说中国必将打破全球贸易和科技力量的平衡，最终会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成为美国的威胁。这些反应都是错误的：它们忽视了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缺陷，也忽视了美国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特殊方式上所获得的战略利益。实际上，中美两国正在发展着美国战略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那种经济关系。中国正在参与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努力建立的自由而又有规则的全球经济体系。但是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导致了两大没有预料到的严重后果。

首先，中国政府实行的经济改革非常有利于国有企业，给予它各种优惠和 便利政策以获取资金、技术和进入市场。改革也有利于外国投资者，导致外国 公司在中国工业出口中占有巨大份额，在中国国内市场也得了有利的位置。结果是，中国工业领域充斥的是低效但又仍然庞大的国有企业、日益占据优势地位的外企以及无力在同等条件下与这两者竞争的民营企业。其次，中国现存政治体制下固有的商业风险导致在中国的经理人当中衍生出了一种“企业战略文化”，这种文化鼓励他们追求短期利益、地域分割以及经营的过度多元化；多数中国企业都侧重于发展与政府及官员的私人关系以谋取特权，而不是在企业之间建立起横向网络联结，也不在技术发展和推广方面进行长远投资。中国企业依然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和关键性元件，这些严重制约了它为单方面利益而支配其科技和贸易力量的能力。克服这些弱点的最好希望在于中国对其相关体制进行改革。而美国的政策也不应沦为短视的贸易保护主义，这样会损害目前两国关系发展的有利趋势，而应该采取一种“战略性接触”的政策。一

最近有关中美贸易的争论忽略了以下事实，即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大体上是有利于美国的。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进口廉价的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大约1000亿美元。美国的波音、福特、摩托罗拉等企业通过从中国这样成本更低的国家购买零部件，每年也可以节省数亿美元的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了它们的全球竞争力，也有利于它们在本国开发新的高附加值产品。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出口国，它的进口额在东北亚地区也是最大的。中国用于国内消费的进口额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4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 1870亿美元。如果不考虑进口加工再出口贸易，中国在2003年有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在电子和制造业等高科技领域，中国10年来每年的贸易赤字平均数是120亿美元。与日、韩等美国在亚洲的其他贸易伙伴不同，中国对美国产品和投资是敞开大门的。虽然近几年美国对华出口不太景气，但是在过去的10年内美国对华出口额增加了3倍，仅在去年一年内就增长了28%（同年美国出口总额仅增长5%）。特别是，中国是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一个主要市场。中国允许外国公司投资于中国的国内市场，其规模之大在亚洲是前所未有的。自1978年以来，中国吸收了5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是日本于1945-2000年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0倍。

由于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中国不能像日韩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所做的那样，保护本国市场使之只面向本国企业。相反，中国允许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外企为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开拓新的市场，特

别是在诸如飞机、软件、工业设计、机械设备、半岛体和集成电路等产品附加值比较高的领域。由于经济开放和需要大量进口，中国可以在全球贸易与金融等多个领域成为美国的盟友。而且，中国已经表现了按世贸组织规则行事的意愿。中国现在是建立区域贸易和投资机制的倡导者，包括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及与澳大利亚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外贸和经济发展已经促使中国在商业法规方面作了改进，注意更多地征求消费者的意见，逐渐减少官僚作风以及遵守有关安全和环保的国际标准。

二

尽管如此，美国政界和商界的领导人还是担心，中国在世界出口贸易比重的日益增长，将预示着东北亚地区另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然而这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这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中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是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企业在主导。第二，中国企业严重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性元件以及生产设备等。第三，中国企业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广它们进口的技术，从而使得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中的有力竞争者。我们通过仔细观察中国的出口状况 以生产企业类型为标准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作一个透视。去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5%。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不同于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外资企业只占台湾制造业出口的20%；在1974-1978年间的韩国，外资企业只占其制造业出口的25%；在泰国，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从 20世纪70年代的18%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6%。在中国，外资企业在高科技工业产品的出口方面占的主导优势更加明显。尽管在过去的10年内，中国机械工业的出口额增长了20倍（去年为830亿美元），但外资企业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从35%上升到79%；电脑设备的出口额从1993年的7.16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410亿美元，外资企业在其中所占的比

重从73%上升到92%；电子和电信产品的出口额增加了7倍（2003年为89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的比重从45%上升到74%。这种情形几乎存在于中国所有的高科技工业部门。数据统计还显示出另外一种趋势，即中国对国外投资的依赖日益加深，以及外资企业和中国本国企业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1990年以来，中国允许另外一种外国直接投资模式出现：即从中外合资转向外国独资。现在，外商独资企业占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65%，而且它们主导了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与合资企业相比，独资企业更不愿意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而且独资企业也没有像外资企业那样受合同约束而必须与中国合作者分享技术。为了占据中国市场的更大份额，它们极力对自己的技术保密。

三

中国企业落后于外资企业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它们没有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作长期投资。开发技术是一个困难而又不确定的过程。大量的资金投入或者现有的科技力量的集聚都不一定能确保成功。为了开发商业上可行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必须获取新知识、了解把握市场动向、对变化多端的消费需求迅速做出反应。那些与科研机构、金融家、股东、供应商以及客户保持紧密联系的企业在获取、转化新技术以及将其商业化方面就享有优势。那种水平的网络联结是获取知识、资本、产品和人才的基本渠道。然而，中国现有的某些体制却抑制了中国企业间的横向网络联结，相反强化垂直联系。尽管市场改革已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规则，在没有制衡机制以及直接监督的前提下，中共官员在界定和实施那些规则方面还有广泛的决定权。特别是在地方上，政府能够而且经常为了追求特定的地方利益而操纵经济政策。这样常常导致全国工业企业的地区分割以及重复投资带来的浪费。为了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企业发展出了一种了特殊的企业战略文化。首先，针对政府的特殊政策，中国企业往往注重从政府官员那儿

获得特殊待遇，即进入市场或取得资源的特殊渠道，免受一些规则的制约以及一些官员的盘剥。其次为了特殊利益最大化，以及为了避免与别的企业及其背后支持者纠缠不清，许多中国企业之间不愿意进行合作，特别是跨地区或跨行政区域的合作。再次，它们往往置短期收益于长远投资之上，最后，中国企业为了减轻同行之间的价格竞争（这是由过剩的生产能力和重复投资造成的）带来的损失而倾向于生产和经营的过度多样化。

四

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政治结构和商业环境，上述企业战略文化是合理而实用的。但是，这种文化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还有可能损害中国经济，使其走下坡路。大多数中国企业注重短期收益，而不去提高开发新技术的能力。十多年来，它们用于研发方面的投入还不到其销售总额的1%。注重短期收益也影响了中国企业对技术的进口。中国企业倾向于通过购买国外的生产设备来引进技术，通常是购买诸如装配线这样的整套设备。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硬件设施占中国技术进口的80%以上，而用于获得专利使用权许可、售后服务以及咨询方面的费用则分别只占9%、5%、和3%。虽然中国近几年来开始引进“软技术”，主要是用于购买专利以利用好进口的设备，但含在这些设备里面的知识技术必须先消化、吸收和掌握（即技术“本土化”），而后才能为国内创新打下坚实有效的基础。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比较薄弱的。中国大中型企业在技术本土化方面的资金投入还不到其进口设备总开支的10%。中国企业的这种情形也与上世纪 70、80年代的日本、韩国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时的支出模式不同。这些国家的企业往往用两倍或者三倍于购买设备的钱来吸收包含在设备中的技术并使其本土化。中国企业在国内也没有发展出强有力的技术供应网络。2002年，中国企业用于购买国内技术的开支还不到其科技方面总预算（包括进口技术、维修现有设备以及用于研发方面的开支）的1%。企业间的合作和横向网络联络也很稀缺，使得中国企业在相对孤立的情况下进行研发。2000年的一次全国性的研发调查统计显示，在中国企业总共27亿美元的研发费用中，93%用于企业内部的支出，只有2%用于与大学的合作项目，与国内其他企业的合作费用还不到1%。这些研究所的任务本来是推广技术，为企业服务的。但现在的情况是，很多研究所正在成为企业的竞争对手。2003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很多科研机构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已经把很多研究成果用于大规模生产和销售，而不是

通过专利技术去推广这些技术。考虑到挑战竞争对手及其地方保护者所要承担的政治风险，很少有中国企业在别的省份进行投资或与别的省份的企业进行联合。强烈的地方政治背景使一个地区的经济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割裂开来，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企业往往规模比较小以及整个国家的工业企业是分割的。受地方保护主义危害最大的行业是制药业、机电、电子和运输业。其中，国企和民营企业受害最深，外资企业受害最小。为了获得短期收益而又要避免发展区域间产品供应链所导致的困难，中国企业往往走过度多样化经营之路，其结果对企业本身也是破坏性的。很多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在转向经营一些辅助性商业方面都是不成功的。总之，中国的相关体制以及地方企业的企业战略选择都制约了中国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力。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新产品在中国企业销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比较低，大概为10%。这一比重在经合组织国家的工业企业中占35%－40%。在这方面，中国甚至还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重复投资、区域分割以及企业间的联系松散，甚至那些开发出新产品的中国企业也经常发现自身正处于恶性的价格竞争中，这使得它们不能从它们的技术创新当中获取高额回报。因此，与其把中国视为亚洲又一个经济和科技上的“巨人”，不如把它视为一个正在出现的“正常”的工业强国，就像巴西和印度一样。由于政治文化和工业企业文化的相互影响，21世纪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图景就像是一个无网络节点似的图案有一些在科技方面比较成功的企业作为点缀。中国要成为科技和经济的超级大国，首先要在国内打好一个制度方面的基础。如果不对相关体制加以改革，中国吸收、发展和推广科技的能力仍将受到限制。大多数中国企业仍将在全球工业生产链条的低级环节上为了微薄的利润而相互竞争。

五

考虑到中国威胁全球经济平衡的潜力所受到的各种制约，美国应该抵制各种保护主义政策。相反，在认识到中国工业发展进程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情况下，美国应该采取一种与中国战略性接触的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在维护美国科技、经济和政治的领导权的同时，帮助中国变得更加繁荣稳定，并使之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去。但美国必须接受以下事实，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它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符合发达国家制定的共同标准。维持这种战略性接触有助于巩固和加强美国从现存中美关系中所获得的收益，确保中国持续繁荣稳定，以及鼓励中国按全球贸易规则行事。中国要成为一个科技和经济大国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在中国释放使其成为一个全球有力的竞争者的潜力以前，中国必须实行相关的体制改革而不是简单地使市场更加自由开放，或者吸引更多的投资。而中国的体制改革从长远来说有利于中美双方。

第五篇：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最终版）

对于一年来中国执行入世承诺的情况，世贸组织官员、各国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观点和解释。然而，对这一年间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有着最直接体验和感受的，却是中国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企业，因此，有关“如何全面、公正地评估中国在入世周年执行入世承诺”的命题，来自企业界的声音也许才是最直接的一种评价尺度。

为探知企业界对入世周年中国投资环境变化的感受，《财经》杂志进行了中国入世周年投资环境变化调查。

调查对象总体界定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2001“《财富》500强”公司和排名前500位的大型中资企业(选自2002年10月由国家统计局编撰、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中国大企业集团》一书，所选范围为2001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亿元以上的1500家企业中的前5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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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主要发现

一、多数企业对入世承诺的执行情况基本满意

二、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履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

三、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入世后最显著的改进是政策修订

四、改善司法环境、提高工作效率等是企业对政府的最大期待

五、2002年，在华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的外资企业百分之百表示这一变化与中国入世有关

六、多数企业对未来两年履约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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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元年投资环境变化较预期温和

如果要在“入世一年间投资环境变化”这门“功课”上给中国打分的话，绝大多数企业给出了一个平庸的分数——入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造成的影响实在是要比媒体所描绘的那种“洪水猛兽”般的图景平淡了很多。

43％的受访者选择用“一般”这样的词来评价入世一年间中国在投资和商务环境上的变化，41％的受访者则表示中国表现出了“较大的变化”。选择“变化很大”和“基本上没有变化”的经理人加起来只占总样本的9.7％，选择“有较少变化”的人也只有5.4％。如果用5分制来解释上述选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高达84％的经理人只给了3分或4分。这说明，入世一年间，中国的投资和商务环境确实产生了变化，但变化的程度远不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剧烈。

在对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交叉变量分析后，我们看到，对于上述问题的看法，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存在着些许不同。在中资企业中，中选率最高的一项评价是“变化比较大”，达49.2％，而选择这一评价的外资企业只有28.1％，两者比例相差21.1个百，能源、金融、保险、电信、邮政等行业的垄断格局仍在维持现状，外资企业想要在这些领域大所作为仍旧是一件遥远的事情。总而言之，变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出现。

“提高政府效率”和“保护知识产权”：中外企业的分歧焦点

从中可以看到中外企业对“提高政府效率”和“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评价呈现出显著差异，中企与外企在这两项上的评分差额分别达到了17.5和14.5。

入世一年间，外资企业明显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变化，而在中资企业眼里，政府的工作效率一如既往，变化不大。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改观更多地体现在那些与对外经贸合作相关的部门和领域，在针对国内企业进行管理时，政府的工作作风却并没有因为入世而产生太多的变化。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外资企业的评分当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紧随“消除行业垄断，扩大直接投资权限”之后，入选“最差三项”之列，积－15分，而多数中资企业却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近乎中立的评价：－0.5分，中外企业在这一问题上的明显差异反映出两者在商业利益和文化背景上的冲突和对立。可以预计，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未来的几年间仍将是中国和wto成员之间发生摩擦的一根“导火索”。

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是最大阻力

执行入世承诺的阻力来自何处？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通过对中外企业意愿的探查，本次调查发现，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是执行入世承诺的最大阻力。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对五种阻碍执行入世承诺的原因的评价，评价指数最高，也就是企业最赞同的一种说法是“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评价指数4.127），其次是“司法体系不健全、不稳定”（评价指数4.065）。

如果说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时确有某种程度的执行不力的话，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具体执行的能力及人才有限”，而是确确实实受到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主观阻挠。当然，司法体系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影响执行入世承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执行入世承诺的过程中，既有司法体制已经显露出明显缺陷。

政府入世前路尚长

政府职能转变未达“基本满意”

“中国入世实际上是政府入世”。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遵守世贸规则，转变工作职能上的变化也成为各方评价中国入世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一个原本生活在计划经济或不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是否开始了从“指令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进程中呢？企业们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给出了评判。

从中可以看到，超过半数的企业“基本满意”中国政府在这一年里的表现。如果我们把“相当满意”、“基本满意”、“说不清”、“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这五个态度等级用5分制的方式逐一赋值：5、4、3、2、1，经过综合的加权分析，中国政府最终得到了3.3分的成绩。按照赋值标准来解释，中国政府在转变工作职能上还没能够让企业“基本满意”（4分）。

3.3算不

上一个优秀的分数，这说明在转变工作职能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突出的成效。正如有的媒体所言，想要实现从指令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实现从长官意志向科学决策的转变，实现从政企不分向政企分开的转变，实现从地方特殊政策向全国统一政策的转变等等，不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更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想毕其功于一役不太现实。

政策修订效果显著具体执行未见起色

入世一年间，中国政府在诸多方面展开了应对入世的工作。据统计，为了履行入世承诺，中国政府近30个部门共清理相关法律文件约2300件，其中废止了830件，重新修订了325件，以求适应于wto的规则。本次调查发现，企业对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给予了相当大的肯定，近一半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在修改法律文本方面做出了显著改进。对此，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唐峻感触颇深，他说：“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和落实正在逐步改善中国软件企业的艰难处境，也在国际范围内树立起了中国政府、企业和人民的诚信形象。”

调查发现，在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审查体制方面，政府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企业的意见表明，政府并未能在入世后革除司法体制的既有弊端，立法不明，执法不一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于日常的商务活动之中。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不明，同一种政策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不能得到统一执行的问题也没能在入世后得到比较大的改善。

看来，中国政府在执行入世承诺方面的努力多数还只是停留在政策面上，有关具体执行的司法和体制保障尚不健全。中国政府在履行入世承诺上的决心和勇气有目共睹，但这种决心和勇气却受到了来自操作层面的掣肘。突破这一限制需要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估计在几年后，入世才能对中国政府形成真正的压力和挑战。

提高行政效率是未来寄望重点

在未来两年内，企业迫切要求政府着重改进的，并不是涉及具体商务活动的领域，而是那些与制度环境紧密相关的问题，如完善司法体制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不约而同地把“改善司法环境，提高立法、执法及监管的透明度”和“实施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两个选项放在了首位，其次才是涉及到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投资机会的选项。

虽然中国政府在入世后重新修订了上千条涉及若干部门的法律法规，并在相应的政府部门设立了与入世事务和外贸相关的专门机构，对实施入世规则的情况进行监控，但上述改革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建设良好的司法体系和一个高效、公平、民主的政府，才是中国改善投资环境最核心的内容。

此外，中资企业还迫切希望在相关法律的制定时能有发言的渠道，希望政府加强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对决策产生影响，希望政府能够以一个服务者而不是指导者的身份来管理经济活动。入世后，政府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许更多地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

入世对企业的影响

入世：中企的压力

外企的机会

入世一年对企业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可以从企业的经营状况变化中找到些许相关信息。

 集团总裁杨元庆认为：“总的来讲，中国入世后，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管理”，这一弊端在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企业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与之相反，外资企业的压力却主要来自中国的投资环境。“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市场准入度低”以及“司法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阻碍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相比中资企业，外资企业更渴望打破既有的垄断格局，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对中资企业最不构成压力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在中资样本中，无一例选择该项，而在外资样本中，该选项却是位居第四的负面影响。同样，对外资企业最不构成压力的一项“人力资源流失严重”(中选率3.13％)却是中资样本中位列第三的主要压力(31.15％)。这一统计数据的巨大差异，显示出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面临着的两种不同境遇：同一种因素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这说明，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入世第一年，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相互角力的一年。

共同的担忧：政策不稳定、保护主义盛行和行业垄断

在谈到未来一年企业最担心的问题时，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态度却呈现出惊人的一致。在中资样本和外资样本中，中选率居前三位的均为“政策不稳定”、“保护主义盛行”和“行业垄断加剧”，而且这三项的排序和中选比例也非常接近。中外企业同时对此有着相当程度的疑虑和不安，说明上述三项正是中国投资环境的软肋。此数据也说明，中国政府在入世后的一年里，并没能在上述问题上给企业一个明朗的态度；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内这三个方面将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对未来两年的乐观与观望

大多数中外企业对中国在未来两三年间履行入世承诺保持乐观。从图十七可见，31％的企业表示，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的问题上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和进步，55％的企业表示“将有现有基础上取得些许进展”。当然也有一成的企业对此持观望态度，认为“不会有太大改观”。也许，大规模的政策调整和机构重组在入世三年后才会到来，未来两三年仍然只是一个过渡性时期。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驶入世界经济轨道的车轮已然启动，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调查说明

本调查历时一个月，向800多家知名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发放了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3份，回收率为13％。成功回收的103份有效问卷成为本次调查最终进行实际统计分析的样本。经过对有关样本数据所作的效度检验表明，本项调查所获数据在95％的置信水平下用于推断总体时的最大误差小于±3％，即本次调查对样本的分析结论基本上可以代表调查总体的意见。

在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中，73.1％的被访者属于ceo、副总裁、区域经理、部门经理以及高级研发等管理人员。中资公司中有8.2％的被访者为董事长或ceo，而外资公司的这一比例则达到了21.9％。这样的样本结构对于评价中国入世一周年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被访企业的行业分属食品饮料、纺织、日化、制造、机械、商业、能源、石化、外贸、电

信、银行、保险、证券、汽车、计算机、通讯设备、家用电器、航空、媒体出版等二十多个行业，样本几乎涵盖了所有与入世相关的行业。

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样本构成比例达到了6：4，所有分析数据均以中选百分比为基础进行比较，实现了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均衡分析。在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中，分别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西班牙、爱尔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企业，实现了对国别的均衡抽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