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经济生活领域发生的变化

第一篇：宁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经济生活领域发生的变化

宁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经济生活领域发生的变化 推荐答案

 第一阶段，1979年到1984年，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宁夏的固原县张易乡、贺兰县通义乡、金贵乡等首先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1年，固原地区各县和银北的贺兰县普及大包干。1982年开始向银南全面推进，普遍实行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区99.9％的农户承包经营了81.4％的集体耕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第二阶段，1985年到1991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发育农产品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制。一方面，坚持“决不放松粮食生产，放手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支持和鼓励农民发展农村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使乡镇企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宁夏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取消了长达30年之久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农产品自由上市，自由贸易，市场调节力度加大。在继续发挥国有商业主导作用的同时，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搞活农产品流通，全区集贸市场迅速发展，农业生产逐步迈入市场化轨道。同时，围绕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进一步明确了土地承包关系，承包合同完备率达90％以上。发展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八十年代后期，宁夏的中卫县积极探索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九十年代以来，各地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作为农村改革的大事来抓，成功地总结出了利通区汉渠乡先建基地后建龙头和金积镇先建“龙头”、后建基地的两种产业化模式。1994年，自治区决定在经济发展较快、基础设施较好的引黄灌区推进农业产业化，培植了利通区的奶牛业，银川市的蔬菜业，中卫县的养鸡业，农垦的葡萄、甜菜、啤酒原料加工及西吉的马铃薯加工等一批典型。1998年，自治区又制订了《宁夏

1998—2002年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对粮食、肉奶、皮毛绒、葡萄酿酒、生物制药和水产果菜等6大主导产业进行产业化经营。目前，全区已有30％的主导农产品基本上实现了产业化经营。已发展各种产业化服务组织641个，其中，龙头企业带动型占23.3％，专业市场带动型占10.6％，中介组织带动型占8.7％，贩运大户占57.5％

第二篇：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的改变调查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的改变调查报告！

目的：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的经济生活发生的变化。时间：2010年5月————2010年7月

过程：（1）确定报告内容（2）采访和访问老一辈，上网查找资料（3）整理信息和资料（4）作出报告

调查对象：年长的亲友，社区老人等。

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采用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模式，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领导思想。人民生活简朴，吃食种类比较单一，不求健康，只求温饱！穿着简单朴素，多为绿军装和“干部服”，颜色和款式趋于单调。多为蓝、绿、白、黑。通讯条件也是很不方便，只有少数人有电话和打印机。人民生活非常单一，条件极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体制发生变化，由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工业方面由单一公有制发展成为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制。工作重心也转移到了社会现代化建设，改变了一切不适应的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思想方式和活动方式。调整商业结构，改变企业管理模式。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总体提高！表现是：由从只求温饱到营养膳食、均衡膳食。衣服款式也有多样变成款式时尚，样式多样，颜色五彩缤纷。通讯条件大大改善，人人都有手机，家家有电脑！互联网发展迅速，信息传递发达。住的是小康楼和大瓦房，出行也很方便，生活大大改善。

总结：通过本次调查，明白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重要性，是他决定了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

体会：通过本次调查和所得的资料，使我知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正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也拉开了序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奔向小康，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

第三篇：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基本经验总结_百度.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奏

新中国成立后 , 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 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 化 , 是历史赋予获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的重大 使命 , 也是需要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的重大课 题。苏联建立起了集体农庄 , 为其后的社会主 义国家树立了典范。中国共产党也几乎自其成 立起就将合作社视为社会主义的农业组织形 式。在农业合作化建设过程中 , 毛泽东多次强 调苏联的经验 , 认为 “ 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 路 , 正是我们的榜样 ”。

[1](p.434 正是基于这一认

识 , 土地改革完成后 , 我们就依靠强大的政治 优势 , 将农民组织起来 , 仅仅用了五六年的时 间就走完了从合作化到集体化的全过程。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集体化完成后 , 我们 党对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公有制实现 形式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一方面 , 通过调整农 村集体经济的规模和下放基本核算单位 , 克服 不同集体经济和不同生产组织之间的平均主 义 , 提高生产单位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 , 在 农村集体经济和农业生产组织内部 , 贯彻落实 按劳分配原则 , 通过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 , 克

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 , 提高其生产积 极性。由于当时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 足 , 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 不足 , 也是由于急于求成 , 夸大了主观意志和 主观努力的作用 , 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 风和 “ 共产风 ” 为主要标志的 “ 左 ” 倾错误一再 泛滥 , 多次打断了正确的探索进程。但由于百 折不挠地对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部 分做出调整 , 由于广大农民对党、对社会主义 的高度信任和创造性实践 , 计划经济时期特别 是 “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 的人民公社体制相对 稳定的时期 , 我国的农业还是获得了缓慢的增 长 , 一定程度地满足了工业化推进和人口增长 的基本需求。

在资金不宽裕、大型施工机械缺乏的条件 下 , 依靠 “ 大兵团作战 ” 的人民公社体制在组织 农民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发挥了 独特的作用 , 并确保了农村和农业的资源源源 不断地输向城市和工业。但是 , 将这种组织方 式 用 于 农 业 生 产 不 会 产 生 真 正 的 规 模 效 益 , 相反会成为一种低效率的集合 , 因为在这里 不存在所谓集体劳动分工协作的优越性(但 不是说没有分工协作。这也正是 “ 大跃进 ” 和

李 文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的历程及基本经验总结

作者 :李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摘

要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 我们党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新时期农村经济体

制改革的实践表明 , 经济政策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成功与 否关键在于是否符合 “ 三个有利于 ”;工作方法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坚持了民主和实践的原则;好的形势 能否巩固关键在于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和可预期性。

[关键词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1 07-0043-06

43--“ 农业学大寨 ” 时期农田水利建设成就突出而 农业发展相对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 , 人民公社体制越是向前发展 , 自身的弊端暴 露得也就越明显。

“ 文化大革命 ” 结束后 , 虽然人民公社体制 和 “ 农业学大寨 ” 运动仍在惯性发展 , 但解决吃 饭问题、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成了由大乱走向 大治的头等大事。随着中央恢复和新推出一系 列惠农政策 , 农村整体形势开始向休养生息过 渡。这一时期 , 许多干部向中央反映农民反对 “ 一平二调 ” 和瞎指挥 , 要求尊重生产经营自主 权。作为回应 , 1978年初 , 邓小平在广东等地的 讲话中提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 反对 “ 一平二调 ”、瞎指挥。同年 3月 ,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一方面仍在强调学大寨 , 另一方面又特别指出 要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各项经济政策。5月 11日 ,《 光明日报 》 刊登题为 《 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 》 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 由此掀 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10月 , 农业按劳分配讨论会在京举行 ,平均主义 的大寨记工法引起众多非议。11月 4日 , 山西 《 晋中报 》 发表了李韩锁书记的讲话 , 抨击了 “ 农业学大寨 ” 运动中形而上学的观点、盲目批 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做法 , 等等。11月 24日 ,《 人民日报 》 专文介绍了四川省大邑 县学大寨的经验教训 , 强调坚持因地制宜 , 不 要生搬硬套。11月 11日 ,《 贵州日报 》 头版以整 版的篇幅发表了该省关岭县顶云公社实行 “ 定 产到组 ” 生产责任制的报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仍将包产到户 列为禁区 , 但在农业问题上还是向前迈进了一 大步 , 最重要的是明确了推动农业的发展除了 国家的物质支持和技术支持以外 , 更重要的在 于所制定的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 性。为此 , 全会强调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 人民公社基本制度也是针对普及大寨县中的 “ 穷过渡 ” 而言的 , 要求在稳定的基础上集中力 量发展农村生产力 ,“ 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多 数社员又不同意的时候 , 搞基本核算单位从生 产队向生产大队的过渡 ”。会议形成的 《 中共中 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 指出 :人民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各 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 坚决纠正平均主义 , 在具体做法上 “ 可以按定额记工分 , 可以按时 记工分加评议 , 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

核算和分 配的前提下 , 包工到作业组 , 联系产量计算劳 动报酬 , 实行超产奖励 ”。[2]此外 , 这个 《 决定 》 还 出台了推动农业发展的多项政策措施。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 突破和成型

这 里 要 特 别 强 调 一 下 合 作 化 以 来 围 绕 “ 包 ” 字对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实践表明 ,“ 由于农业是野外作业、手工操作、周期性长 , 所以农业生产要 „ 包 ‟, 不 „ 包 ‟, 责任 制就建立不起来 ”。[3]那么 , 包给谁呢 ? 在计划经 济条件下 , 这里的 “ 包 ” 有两层含义(以农村人 民公社为例 :一是基本核算单位(比如生产 队 向上一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比如生产大 队或公社 承包;二是基本核算单位内部的生 产小组或农户向基本核算单位承包(分包。“ 包 ” 的内容 , 可以是一定的作业量 , 也可以是 一定的农产品产量。实践还表明 , 联系产量进 行承包效果是最突出的 , 但这在手工操作的农 业生产领域就很容易导向包产到户 , 而包产到 户又很容易和分田单干联系起来 , 如此便会触 及长期以来思想认识上的一个禁区 , 因而一再 遭到批判和取缔。实际上 , 包产到户与分田单 干的区别是明显的 , 正像邓子恢指出的那样 :“ 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的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 为是单干 , 虽然没有统一搞 , 但土地、生产资料 是集体所有 , 大活还是集体做 , 不是个体经济。作为田间管理 , 包产到户 , 超产奖励是允许 的。” [4](p.622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 那就是包产到户 以后 , 分配权还是集体掌握的。真正的问题在 于 , 如果对包产到户放开了 , 就很容易导向包 干到户 ——

— 那就不同了。1962年以后 , 包产到 户成为禁区 , 农业生产责任制逐步废弛 , 有利 于巩固人民公社制度基础的 “ 大寨经验 ” 受到 赞扬和推广。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 暗地里搞包 产到户的地方 , 多数是在 50年代后期 , 特别是 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 , 作为生产自救的临时性

44--措施。1979年底 , 包产到户在全国还只是个别 地方试行 , 比重仅占 9%。[5](p.114

到 1980年以后 , 情况开始有所变化 , 包产 到户逐渐由暗转明、由少变多 , 随之引起更大 的争论 , 关于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问题成 为党的全部经济方针的焦点所在。进入 1980年第四季度 , 有三件事推动着农村的改革继 续向前。

一是经过半年多的起草后 , 从 1980年 10月 12日起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 》 正式进入为期一个多月的大范围讨 论 , 参加讨论的人数有 4000人以上。这一讨论 是一次对建国以来历史自然也包括农业合作 化史和人民公社史的深刻反思 , 同时也是解放 思想和统一认识的重要过程。经过这场大范围 的讨论和征求意见 ,“ 决议 ” 在 1981年上半年 又作了几处修改 , 于 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 中全会审议通过。

二是对 “ 农业学大寨 ” 运动给出了明确的 结论。1980年 11月 23日 , 中共中央转发了山 西省委 《 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 查报告 》, 并在批语中指出 , 山西省委总结了大 寨大队从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变成执行 “ 左 ” 倾路线的典型的经验教训。各地应认真总结学 大寨和三中全会以来农业战线上的经验教训 , 以利于进一步肃清农业战线上 “ 左 ” 倾路线的 影响 , 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 的各项农村政策。历史已经证明 , 把先进典型 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 的 , 是有害的。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 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 重视经济效果 , 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 , 经 过试验逐步推广。

三是从中央到地方进行了密集的人事调 整。1980年 11月 10日至 12月 5日 , 中共中央 政治局连续召开了九次会议 , 主要议题是讨 论、批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变动方 案。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 :向十一届 六中全会建议 , 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 议 , 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 邓小平为 中央军委主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前 , 暂由胡 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 , 由邓 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 都不用正式名义。在 地方 , 在此前后对一些省委一把手进行了调 整 , 如霍士廉接替王谦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 项南取代廖志高任福建省委常务书记 , 等等 , 加上 1980年 4

月万里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 家农委主任 , 一批农村改革的中坚力量站到了 前台。

1981年 10月 4日至 21日 , 中央召开农村 工作会议 , 讨论起草放宽农业政策的文件。其 间 , 胡耀邦指出 , 农村改革 , 包产到户 , 并未动 摇农村集体经济。责任制用了 “ 包 ” 字 , 本身就 说明了不是 “ 单干 ”。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 是长期不变的 , 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 的。[6]会后国务院领导指示 , 不要再强调不同地 区不同形式了 , 让群众自愿选择 , 选上啥就算 啥 , 领导不要硬堵了。[5](p.135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结束后起草了 《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 于 1982年 1月 1日经中央批转下发 , 这就是有名 的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农业政策和农村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 指出 , 全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 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文件列举 了当时各地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 , 肯定 这些 “ 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 并特别对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给出了明确 的说法。至此 , 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 , 中央高 层的争论基本停歇。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尊重 农民的选择 , 响应了群众的呼声 , 为家庭承包 经营在全国范围的大面积推行扫清了障碍 , 是 一个深得民心的文件。农户自合作化以来第一 次获得了剩余产品支配权 , 极大提高了生产积 极性 , 农业产量增加 , 农民收入提高 , 温饱问题 迅速缓解。为防止农民已经高涨起来的积极性 重 新 受 到 挫 伤 , 中 央 又 分 别 在 1983、1984、1985、1986年连续下发了四个一号文件 , 将农 村经济体制改革一步步引向深入。由此确立了 新时期以来以土地公有制为前提、以家庭承包 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业基本 经营制度 , 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迈出 了扎实的一步。

45--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从不同的角度回顾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 可以总结出 不同的经验。本文试着从经济规律、思想认识、工作方法等角度来列举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 基本经验。

(一 经济政策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符 合客观经济规律

坚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 是经济政策 成功的关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 经济 体制出现弊端、经济发展遭受挫折 , 就是没有 “ 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7](p.117评价经济政策 是否符合客观经济规律 , 要看其是否正确地总 结和借鉴了先行者的经验教训 , 是否适应现有 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是否坚持和贯彻了物质利 益原则 , 是否坚持了劳动者的生产自主权 , 是 否照顾到了产业发展的特殊性。

国内外的发展实践表明 , 农户家庭经营并 不构成农业现代化的障碍 , 相反在已经实现了 现代化的经济体的农业中 , 农户家庭经营依然 是主要形式。究其原因 , 农业发展有其区别于 其他产业发展的特殊性 , 农业的劳动对象是具 有生命的 , 农产品是不可间断的生命连续过程 的结果 , 其生产过程存在严格的继起性 , 不能 将许多农民程式化地集中到一起分工协作 , 工 场手工业式的农业是不可能简单存在的。只有 使农业生产者同时成为经营的决策者 , 才能使 决策的层次和环节减到最少;只有使农业生产 者独立地对整个生产过程负责 , 才能把生产者 在整个生产周期中付出的劳动与其最终收益 直接联系起来;只有农业生产者同时也是经营 者 , 才能自主、有效地安排全部劳动时间 , 才能 使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合理 的利用 , 从而扩大就业空间 , 增加收入。而农户 家庭经营就是最符合农业生产特殊性的经营 方式。由此可见 , 我国农业合作化以来包产到 户的几落几起、曲折发展及其显示出的顽强生 命力 , 正是这种农业发展特殊性的内在驱动使 然;从理论到实践同样证明 , 只有充分尊重劳 动者的生产自主权 , 才能落实物质利益原则 , 而 “ 离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 , 任何阶 级的积极性都是不可能自然产生的。我们的一 切政策是否符合生产发展的需要 , 就是要看这 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2](p.39这 条原理不但适合于农业 , 同样适应于其他产业 的经营和管理。如前所述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尽管受时代的局限仍然将包产到户视

为禁 区 , 但是会议对经济客观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 以及劳动者生产自主权的强调 , 是形成历史转 折点的标志之一。

我们党一直强调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建 立起来的基本经营制度是统分结合的经营方 式 ,“ 在这种经营方式下 , 分户承包的家庭经 营 只 不 过 是 合 作 经 济 中 的 一 个 经 营 层 次 , 是 一种新型的家庭经济。它和过去小私有的个 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 , 不应混同。” [8](p.256这 样的强调是要说明我们并不是要从一个极端 走向另一个极端 , 即在强调农民发展 “ 个体经 济 ” 的积极性的同时忽视了其互助合作的需 要和愿望 , 这也是我们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 有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理论上讲 , 改革以来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根据农民的创造、按照 发展个体生产和发展合作经营两方面的愿望 设计的 , 是对以往小生产的私有制经济和合 作化以来的公有制经济组织方式的扬弃。农 户家庭承包经营适应了农民发展个体生产的 愿望 , 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是新时 期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性层次。在此基 础上 , 按照政社分设的要求建立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行使土地所有权 , 对集体的土地、财产 等进行经营和管理 , 组织农民进行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 , 兴办集体企业 , 对家庭等分散经营 单位进行生产的协调和服务。这是我们的初 衷所在。但是 , 30多年来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 践显示出了与国外先行者同样的趋势 , 即在 “ 统 ” 这个层级上更有典型意义的是农户在家 庭经营基础上的自愿自主联合 , 亦即所谓的 “ 纵向一体化 ”。至于农业生产环节的适度规 模经营 , 则要靠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土 地使用权的流转来逐步实现 , 同时要通过体 制创新、引入股份合作制等方式逐步解决地 块细碎的问题。

46--(二 公有制实现形式成功与否关键在于 是否符合 “ 三个有利于 ”

新时期以来 , 农业推行家庭承包经营既是 对客观经济规律的遵循 , 也是顺应民意的抉 择。改革开放 30多年来 , 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废止人民公社 , 确立以家庭承包 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 全面 放开农产品市场 , 取消农业税 , 对农民实行直 接补贴 , 初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和社会生产 力发

展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粮食生产不断跃 上新台阶 , 农产品供应日益丰富 , 农民收入大 幅增加 , 扶贫开发成效显著 , 依靠自己的力量 解决了 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乡镇企业异军 突起 , 小城镇蓬勃发展 , 农村市场兴旺繁荣 , 农 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 , 亿万农民工成为产 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中国特色工业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 , 切实巩固了新时 期的工农联盟。农村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 , 社会事业 加速发展。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 极大地 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 , 极大地解放和发展 了农村社会生产力 , 极大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的 物质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是 , 农村改革发展 的伟大实践 , 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进行了创造性探索 , 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 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 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 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为 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改革伊 始邓小平就曾说过 :“ 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 对 , 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 , 人民收入 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 义不行 , 人民不相信。” [9](p.314十几年后 , 邓小平在回顾这段改革初期的艰难历程时 , 感慨地说 :“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 , 不敢闯 , 说来说去就是 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 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 害是姓 „ 资 ‟ 还是姓 „ 社 ‟ 的问题。判断的标准 , 应 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 力 ,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7](p.372

(三 工作方法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坚 持了民主和实践的原则

如何判断经济政策正确与否 ? 如何检验经 济政策是否符合 “ 三个有利于 ” 的标准 ? 不能靠 主观好恶 , 要靠试验 , 靠实践。

如前所述 , 改革是要冒风险的 , 改革的推 进绝不会一帆风顺。当年率先偷偷摸摸搞起 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村干部和农民甚至是 摁 了 手 印、签 了 血 书 的 , 但 是 后 果 不 尽 一 样。山西的南郭村试验了一年就被迫中断 , 而安 徽小岗村的试验就坚持了下来 , 安徽的多数 干部顶得住 , 允许试 , 而且不断扩大试验的范 围。在中央高层 , 这个时期吸取了以往的教 训 , 对地方干部主导的一些试验基本上是宽

容的 , 不抓辫子 , 不扣帽子。邓小平在关键时刻 的几次谈话也直接推动了农村政策的放宽和 对群众意愿的尊重。他曾讲过 :“ 农村搞家庭联 产承包 , 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7](p.382 “ 这些年 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 , 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 积 极 性 , 把 生 产 经 营 的 自 主 权 力 下 放 给 农 民。” [7](p.180“ 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 , 这一点很重要。” [9](p.316因此 , 我们的政策即便是 看准了的 , 也不是强制推行 , 而是把选择权交 给农民。直到 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仍然规 定 :对家庭承包 ,“ 凡是群众要求实行这种办法 的地方 , 都应当积极支持。当然 , 群众不要求实 行这种办法的 , 也不可勉强 , 应当允许多种责 任制形式同时并存。” [8](p.256

从方法论上讲 , 思维活动只能在实践基础 上发生 , 其成果也只能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 正确 的就会得到推广、应用 , 错误的会得到修正。将 这一方法应用到决策当中 , 就是要 “ 允许试 , 大 胆闯 , 看准了就干 ”。这是我们党的宝贵经验。“ 中国的经济转型有一个特征 , 即在政策制定过 程中 , 中央的政策制定者鼓励地方官员尝试各 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 之后将所取得的经验反馈 到国家起草的政策中。这种方法对于许多经济 领域的政策制定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0](四 好的形势能否巩固关键在于政策是 否具有连续性和可预期性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 , 由于 “ 分 ” 有 余而 “ 统 ” 不足 , 加上频繁的土地调整 , 一定程 47--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1 年第 7 期 度上导致了农户土地经营行为的短期化，土地 投资严重不足，滥用和毁坏耕地的事件随处可 见，相当多的 村 社 变 成 了 “空 壳 村 ”，农 村 基 础 设施毁损严重。针对这些情况，从 1982 年起，中央就三令五申要求健全和完善农业生产责 任制，重点是要处理好“统”与“包 ”的 关 系，建 立健全合同制。其后又一再给农民吃定心丸，如 1984 年一号文件规定将土地承包期延长到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本政 策，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有力武器。在新阶段，必 须 坚 持 在 农 村 的 基 本 政 策，保 持 政策的稳定性、连 续 性 和 可 预 期 性，这 是 保 持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好形势的重中之重。通过 30 多年来的探索，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中国特 色的农业现代 化 之 路，这 就 是 ：通 过 工 业 化 和 城市化，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缓解人地矛盾；

通过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和城乡统筹、建 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引入 股份合作制等新机制，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提高种植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比较效益；通 过发展新型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完善社会化 服务，提高农 民 的 组 织 化 程 度，逐 步 将 农 业 引 向产业化经营。15 年以上，并允许土地承包权有偿转让；1985 年一号文件规定“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 经营长期不变”。在 15 年的承包期即将届满之 际，1993 年，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 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又作为我国农村的一项 基本经济制度 在 《农 业 法 》中 以 法 律 的 形 式 确 定下来。同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出台了 《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明确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 后，再延长 30 年不变。开垦荒地、营造林地、治 沙改土等从事开发性生产的，承包期可以更 长”，并且“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经发包方同意，允许土 地的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11](p.481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来 党 的 历 次 全 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 [M].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7.1997 年，中 共中央、国务 院 发 布 的 《关 于 进 一 步 稳 定 和 完 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 进一步说明：土 地承包期再延长 30 年，指的是家庭土地承包 经营的期限，而不是家庭承包经营再实行 30 年，后者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将长期不变。1998 年，党的十五 届 三 中 全 会 通 过 的 《中 共 中 央 关 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 指出：“家庭 承 包 经 营 是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内 部 的 一个经营层次，是 双 层 经 营 体 制 的 基 础，不 能 把它与集体统一经营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 为只有统一经营才是集体经济。要切实保障农 户的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使之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12](pp.561-562这一年新 修改的 《土地管理法》、2003 年和 2007 年先后 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不但使 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现了长期化，而且有 了法律保障。[3] 邓 子 恢.一 九 六 二 年 三 月 在 全 国 农 垦 工 作 会 议 上 的 报 告 [EB/OL].http://.[7]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 十二大以来中央文献选编(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9]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 韩博天.通过试验制度政策：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 [J].当代 中国史研究.2010，(3.[11]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2]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责任编辑：美 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1 年第 7 期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vancing in Exploration: The 29 years from 1949, whe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to 1978, when the Third Plenary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had been eventful and complicated,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sent and later explorations.The newly published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Volume II）emphatically pointed out that exploration had been the theme and the main line of the 29 years, while the great achievements made in explorations the main stream and essenc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rrors and causes of the explorations and also makes comments on Mao Zedong who made the errors in the exploration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29 years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ZHANG Qi-hua）The Hard Exploration and the Basic Experiences of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is both the requirement of the Marxist theory itself and the appeal of China to survive, revive and become wealthy and strong.The 90 years ‟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lso the history of the Marxist sinification, which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30 years ”: 1921-1949, 1949-1978, 1978-now.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dhered to Marxist sinification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The basic experiences are the following: to get rid of superstition, set mind free and scientifically treat Marxism;truly understand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base everything on China ‟s national situation;inherit the outstanding culture, create the national form of Marxism and shape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looking with the world vision, advance with the

time and constantly absorb the excellent achievem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summarize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he masses and arm the masses with theory to reshape China.（SHI Zhong-quan）Go Beyond th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 China ‟s Road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Part II: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the socialist theor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present a great revolution of the human epistemology.In the history of human epistemolog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proposed such a point: the basic method of knowing and mastering the world does not mean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theory, but the “practice ”, which is based on and from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theory.The China road blaz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ocialist theory system with Chines characteristics do not mean to travel along an outdated map of Marxist thought, but development and transcending of Marxism: to confront the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with national emancipa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 confront soviet-styled bureaucratic nationalism with mass line and economic democracy and confront the globalized integration of capitalism with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HAN Yu-hai）Road of the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inner basis of the road of the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pressing demand of survival and an evolution process from introduction and imitation to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and further to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based on practice the first and unity in opposition based on the specialty of contradictions are the two major theoretical pillars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unity of “the best ” and “the usefulness ” are the basic experiences and essential method.To make breakthrough in the key realm crucial link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lead the Chinese people to get strong, rich and realize national revival,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ll surely have a new leap in the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WEI Yinting）Learning for Practice: the Important Crystalization of the CPC ‟s Experiences in Building the Ideological Theory: Learning for practice is the basic experience and excellent study sty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90 years and the present 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the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eeds us to further carry forward this study style.The two leaps of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are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In the new stage, to emphasize learning for practice is of more profound connotation, higher aim and farther strategic significance.However, a lot of factors may affect the effect of learning for practice.We should keep vigilance on the tendency of experientialization and instrumentalization in study and avoid using dogmatism to guide practice.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make clea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earning for practice and pragmatism.(ZU Jia-he The Course of the Rural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nd the Basic Experiences before and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unremitting exploration on the rural economic system, the practice of which in the new stage demonstrates that the key to successful economic policy lies in the compliance with the objective economic law;to realize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the accordance with the “three favorables ”;to successful working methods the persistence in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cy and practice;to consolidate the favorable situation the continu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policy.(LI Wen The CPC ‟s Exploration in Protecting Farmer ‟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Its Contemporary Revelation: Issue of farmers has always been the basic problem in China ‟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To maintain, develop, and achieve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majority of farmers is all along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final objectiv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 work in rural areas.To start with the 90 years ‟ struggl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第四篇：宁夏锁定八大领域整治食品安全

宁夏锁定八大领域整治食品安全

（记者 任福安）记者昨天从近日召开的宁夏食品安全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宁夏将继续加大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力度，重点瞄准农兽药残留等八大领域，坚决遏制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食品安全突出问题。

2011年，宁夏取缔关闭各类违规违法企业18家，查获成品“泔水油”22吨，查封“瘦肉精”猪肉3885公斤，关停10家生鲜乳收购站；食品生产环节平均抽检合格率达95.59%、餐饮环节监测合格率达87.86%，食品安全形势明显好转。但目前宁夏生产加工企业准入门槛较低，中小企业占到80%，简陋的生产条件和落后的生产工艺，很难保障食品安全。加之流通领域点多面广，对有效实施监管形成巨大挑战。一些不法分子见利忘义，采取各种不法手段降低成本、扩大销售，处心积虑逃避监管，甚至形成了生产销售链条，出现网络化、组织化倾向，致使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

为此，宁夏今年将锁定八大领域进行食品安全整治行动，严厉打击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在食品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质、在畜禽水产品养殖环节滥用抗生素及禁用药物等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将继续深化乳制品、食用油、肉类、酒类、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等地方特色食品的综合治理；将针对食用农产品和食品批发市场、农村食品专业村、城乡接合部、城中村、工地、中小学校园及周边等开展重点场所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开展农兽药残留专项整治；开展畜禽屠宰专项整治；开展调味品专项整治；为从源头上切断“泔水油”“地沟油”的原料来源，将实施餐厨废弃物综合治理；还将开展餐具、食品包装材料专项整治，依法打击无照从事餐具集中消毒经营服务行为，查处使用不合格餐具、自行消毒不符合规范等问题。从生产、流通和餐饮消费三个环节，集中整治无生产许可证、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食用植物油、酱油、食醋包装物，重点清查重复使用PE材质（聚乙烯）包装桶行为。

会议特别强调，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从重、从严、从快处置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形成强有力的法律威慑力，“无论涉及到谁、涉及到哪个企业，都要一视同仁、严惩不贷，决不能因为某些企业或个人是知名企业或知名企业家，就对其网开一面”。

第五篇：浅谈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前后的违规问题

浅谈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前后的违规问题

近几年来，随着《招投标法》和《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和有形招投标市场的逐步建立，招标投标工作在发挥市场配置公共资源和从源头上遏制腐败行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有关职能部门对招标程序监管越来越来，各个环节已受到严格制约。但是，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案件来看，在招投标前后环节依然存在一些违纪违规问题，值得注意。结合近几年镇巴招投标的实际情况，谈几点看法。

一是标书编制不规范。标书编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有些建设单位为使招标条件有利于某一投标人，故意设立一些其他企业难以跨越的门槛，甚至干脆让代理公司代为做标书，想砍掉哪个投标公司就砍掉那个投标公司，从而达到预计目的。

二是中介代理机构不“中”。有的招投标代理机构唯利是图，唯业主单位领导意见是从，与招标单位串通一气，暗中向某一投标单位泄露标底或其他应保密的情况。既为业主单位搞代理，又给某一投标单位服务，搞暗箱操作。且隐秘性很强，不易发现。

三是对招标单位资质审核不严。目前招投标工作对投标单位资质审核大多注重对投标书的审核，对企业发展状况和经营业绩等情况却很少实地调查。

四是围标、串标问题严重。某一投标企业为达到项目中标的目的，千方百计找一些与标书规定条件相当的公司来报名，所有花销全部承担，包括标书的制作，都由该公司全权负责。一旦入围，所有企业都为该企业服务。或者干脆实行串标，今天的项目，你给我陪标，明天的项目，我给你陪标。

五是对“后工程”监管不到位。中标单位确定后，各监管部门对招标的监管大大放松。对于建设方与施工方合同如何签订，建设工程是否转包，有无超出招投标建设项目规定等问题往往疏于监管。

加强对招投标的监管，除了注重对事中环节的监管外，还要加强事前监督和“后工程”审查力度，确保“阳光操作”。

一要严把招标文件编制关。对招标文件的编制进行监督，主要看是否坚持了集体研究、集体决策原则，是否提出了详尽、严格、明确、具体的文件编制要求和标准以及直接影响工程建设工期、质量的施工组织设计等内容是否合法、合理等。坚决禁止代理公司与工程建设单位和某一公司串通一气的违法行为。对标书的编制过程进行全程监控，切掉一切通讯网络，限定时间，规定地点，现场封存。

二要严把投标单位资质情况审查关。主要检查投标单位是否挂靠高资质企业、是否具有签订合同的资格、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财务能力和专业技术力量。在审核过程中，除了看投标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外，还可通过工商局了解其资质情况，通过检察院了解其是否有行贿记录，到施工现场考察，向已交付使用工程项目的业主了解情况。考察后应召集参加考察的全体人员讨论，形成集体研究决定的意见，并登记备案。同时实行投标人“黑名单”制度，建立投标人廉洁档案查询系统，对有“污点”的投标人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处理。

三要严把招标代理机构代理行为监督关。在实行“行业自律公约”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对代理机构工作质量的考核办法。严格监督招投标机构是否达到了规定，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招标公告和中标单位公示；是否与投标单位来往过密，串通一气；是否存在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核准，擅自招投标等情况。对有违规情节严重的要依法降低和吊销代理公司资质。

四要严把“后工程”审查关。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各负其责。重点对合同文本的合法、完善、详尽和准确性进行严格的监督审查，并严禁中标人违规向他人分包、转包。建设工程完工后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检查。对违反招投标规定的，一经发现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五要严把财政投资评审关。针对工程建设规划不科学、项目盲目上马导致的重复建设、烂尾工程、半拉子工程等问题，2004年8月镇巴县在全市率先成立“镇巴县财政投资评审办公室”，其主要职能是为政府决策服务，提高政府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提高工程建设资金使用效益。主要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从而为工程项目建设保驾护航。一是项目准入。没有纳入中长期规划的；没有设计图纸、工程概算、预算的；项目资金没有着落的；没有领导审签交办的项目，不实施评审。二是预算评审。按照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图纸、预算方案，根据项目的具体特点，在现场勘测的基础上，选取和使用合理定额，正确计算工程量，结合重要材料价格市场变化特点，调整价差，计算应提取费用、利润、税金，最后确定预算评审总造价。三是招投标。总造价在3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必须实行招投标。上起点的实行“先评审后招标”。四是合同制定监督。该县工程建设项目实行招商引资启动、财政资金撬动、部门筹资带动、全民参与联动“四动”方式运做。资金有纯财政投资的，有部门专项资金投资的，也有财政与部门资金拼盘投资的、还有纯个人投资的。项目的多样性、资金的多渠道性构成了建设工程的复杂性。为防止一些初涉项目的建设单位对工程监管经验不足，对工程合同制定不严密，造成施工方不按照预定的工序、材料、设备施工现象发生，我县要求评审人员主动参与到合同的制定和完善活动中，对工程质量要求、工期、重要材料验收、施工安全责任事故、工程变动签证、款项拨付办法、履约责任、违约责任、结算、决算做出具体规定，形成正式书面合同，维护了合同的严肃性，防止了工程中的扯皮事项发生，保证了工程质量，便于竣工决算、结算，使工程从前至后顺利进行、达标验收。五是工程质量监督。预算评审和合同制定这两个环节的把关是基础，施工质量是关键。要求评审人员经常深入施工现场，查看施工程序，验收重要材料、商品和设备的规格型号、质量要求，协助工程监管人员现场签证，做好工程变动记录，为工程决算奠定基础。六是验收决算。竣工决算的评审是财政投资评审的最后环节，也是重要环节。在评审过程中，主要审查施工单位编报的竣工决算中有无超出概预算文件中批复的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和建设内容，对于擅自超规模越标准以及不属于财政性投资项目范围内的建设工程，一律予以剔除；审查决算中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计算是否正确，有无高估冒算或故意错算，虚报工程量；审查决算中各项定额单价的套用是否恰当，有无故意高套或错套，以多报工程价款；审查工程施工中所用的各种材料设备价格是否合理，确认手续是否完备，有无依据；审查投标时所作的各项承诺在编报的工程决算中是否如实履行；审查各种变更签证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合理，是否报经建设主管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手续是否完备；审查工程价款的变更与确定是否符合招投标文件和合同的约定，变更是否合理，手续是否完备，金额是否正确；审查建设项目的竣工决算造价有无超过批复的概算，并分析超概算或节约投资的具体形成原因等。对于不符合规定的、手续不完备的各种支出，在工程竣工结(决)算评审中，一律予以剔除。对于合理的超概算应提出调整概算的建议。通过核实工程合同、工程变动签证记录、工程增减内容和变动金额，最终确定工程决算总造价。

该县财政投资评审坚持公心，政府决策放心，建设单位省心，重点项目验收合格，没有出现半拉子工程、胡子工程、烂尾工程。目前一些部门自筹资金搞的修缮项目，也主动要求纳入财政投资评审范围，我县建设工程实施财政投资评审呈现出“我要评”为“要我评”的工作局面。

六是建立“三重一大”末位表态和工程建设预警提醒制度。为了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结合该县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促进重大社会活动和经济管理工作更加健康有序开展。2009年8月，纪委监察局牵头制定并以县委、县政府文件印发了《关于实行重大问题“一把手”末位表态制度的实施意见》，《意见》要求凡领导班子在研究决定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使用时，班子其他成员先表态发言，经集体讨论，“一把手”在议事决策中应最后一个表态发言，并对表态范围、程序、要求、责任追究等予以明确规定。针对我县在工程建设领域发生的案件，又制定了《关于在重大社会活动和经济管理工作中实行预警提醒制度的意见》，《意见》以预防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为目的，以党员领导干部和项目工程管理、资金管理、监理人员为重点，以工程建设领域的典型案例为反面教材，以自我教育、相互监督、整改提高、建立长效机制为主要方式，不定期地对涉及工程建设的单位负责人和参与工程建设的相关环节负责人进行预警提醒，自预警提醒制度建立以来，该县先后对农业、文教、卫生等3个系统7个工程建设单位的领导班子或负责人进行了预警提醒，最大限度地避免职务犯罪和违纪违规行为，收效良好。今年该县又制定了《镇巴县纪检监察机关增强服务保障能，推进项目建设的意见》，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三二二”突破发展战略和“一园两业三线”规划，以中央投资的扩大内需项目和市、县确定的重大工业项目、自主创新重大项目、服务业重大项目、小城镇新农村建设项目、能源及重大交通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和环保项目、民心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为重点，实行县纪检监察机关、镇纪委、县直纪委、派驻部门纪检机构和项目单位监督检查层级负责制；建立健全项目建设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预防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加强效能监察，正确处理项目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为重大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七是建立“三查两议一提醒”工作机制，严肃查处工程建设领域特别是招投标内违纪违法案件。机制制度再完善、再全面，关键在于如何执行，尽管制度再健全，但仍会有极个别人顶风违纪，因此，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仍然是反腐败最重要、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镇巴建立了工程建设领域案件查办“三查、两议、一提醒”工作机制：即署名反映的必须查，上级批转要结果的违纪违法问题必须查，群体性事件背后的利益驱动因素必须查；没有署名的信访件和网络等媒体上反映的问题，纪检监察机关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在一起碰碰头、议一议；认真执行并不断完善《镇巴县关于在重大社会和经济管理工作中实行预警提醒制度的意见》，对涉及工程建设和重大社会活动的领导班子及成员随时教育，警示提醒。近年来，该县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共查处工程建设领域受贿案件6案7人，其中司法机关判处刑罚3人，开除党籍3人，纪律处分4人，办案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8.2万元。在坚决惩处受贿行为的同时，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查处力度，对有行贿记录的单位和个人，在市场准入、经营资质、投标资格等方面严格加以限制，不得再参与本县各类工程建设，最大限度地保护领导干部不犯错误，确保我县各类工程建设的廉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