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后感

第一篇：读《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后感

读《湖南近现代法治思想史论》后感

[ 汪东升 ]—

近现代湖南法治思想昭示的吏治思路

——读《湖南近现代法治思想史论》后感

汪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872）

近代以来，在湘楚文化中尤其是以政治法制文化最为精要，这与近代魏源、曾国藩等人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有莫大关联。为了展现近代以来湘籍思想家们的法治思想，由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兆凯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对湖湘近代代表人物的法治思想展开了系统研究，形成了《湖南近现代法治思想史论——近现代湖南人的法治思想与法治理念》专著一部。仔细品读之下，乃为湘籍思想家的法治思想和法治理念所折服，书中以年代为线索，依次列举了近代、清末民初、共产党人及当代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学家与法制有关的真知灼见，有些思想理念对当下的法制建设仍有借鉴意义。作为一本研究湘楚之地思想家法治思想的专著，该书全景式展现了湘籍思想家关于近代法制的睿智思想，其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的人物众多，思想论述详实，将不同人物的法治思想展现得淋漓尽致，为后人研究湘籍思想家近代法治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湖南近现代法治思想史论》中众多湘籍思想家都提到的治国治吏思想引起了我们的深思。湘籍思想家的吏治思想为当下治理贪腐，建立廉政吏治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和理论支持。在民主与法治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湘籍思想家们关于官吏治理的有关理论言说，我们有必要提出当下官吏治理的十二字方针：“选得好，用得上，看得住，有保障”。

一、选得好

官吏的任用很重要，中国政治体制中一直推崇贤人治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选择良吏，剔除庸吏和恶吏就显得更加重要。清末推崇洋务运动的思想家郭嵩焘就十分强调慎选官吏。他明确指出：“天下之治乱在乎用人之当否。所用贤，则纲纪振饬，法度修明，虽乱世亦可以为治；所用非贤，则纲纪倒置，法度废弛，虽平世亦可以致乱。”并提出了“不以言貌取，不以资格拘，不以人地限”以真才实学作为用人的唯一标准。

古代，选择官吏的制度有很多，如察举制、科举制、九品中正制等等，但自唐以来，确立为主要选取官吏制度的是科举制度。虽然到了明代后科举制度日渐僵化，但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和贡献不能抹杀。这一制度给底层平民保留了一定的上升通道，在历朝历代都为国家选取了治国之才，至少可以说是精通儒家学说的人才。

今日，我国官吏选取制度大体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另一类是通过选举进入，前一类适用于底层公务员，后一类适用于领导岗位。当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形式，如交流任用，但这些不是主流。故在考虑如何选取良吏的时候，一定要设计好这两个进入公务员的通道，要适当扩大吸收底层人士进入公务员队伍，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执政党的群众基础，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选取良吏也需要一定的标准，自古以来德才兼备就是官吏任用的最好标尺。有才而无德的人很危险，一旦权力在手就有可能做出损公肥私的事情；有德无才的人很容易早就庸官群体，不利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和改革创新。故对于德才兼备的人不妨破格提拔，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将有才能的人补充到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

二、用得上

选取良吏进入公务员队伍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好的制度能够塑造人，坏的制度能毁灭人。在公务员的使用上，也要遵循现代人事管理规律，做到取其才，用其才，尽其才。否则就会导致人力资源的重大浪费，也会导致公务员队伍里人浮于事，庸人当道，而有才能者不得发挥。清末名臣曾国藩很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认为吏治好坏的关键首先是选人用人，吏治败坏的原因主要是人才缺乏，无才可用，才导致庸才劣才充塞官位。曾国藩主张“广收慎用、因量器使”的用人原则。他认为无论才之大小，不分地域，不拘身份，只要有才，都可以广泛搜罗，以期人才云集；在广收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知人善用，要因量器使，用其所长，去其所短，充分发挥其特长。好的人才一旦选入干部队伍，就应该赋予任务，加强人才队伍锻炼，发挥个人创造积极性，明确责任和考核，真正做到权责明确，奖罚分明。

与此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公务员个人晋升的需要，要任人唯贤，建立一套能够使能者上，劣者下的官吏晋升制度。这对发挥整个干部队伍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极大作用。“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这句话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是因为它表明了人不断追求进步的进取之心，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在公务员队伍里，经常听到类似于“天花板”现象的诉说，这种现象说明我们的干部晋升制度还不够完善，没有人尽其用。这也导致了在每次换届时很多官员压力都很大，拼命走穴找关系，寻求突破晋升。毕竟很多情况下职位是有限的，而一旦失败没有晋升希望时，我们的干部就会自暴自弃，选择混日子或者赶紧权力寻租，出现了所谓了“59岁”现象。这也就提示我们在干部任用上不但要选对人，而且要给予晋升的机会，至少要设置一套公正、公开、透明的晋升体制。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曾告诫我们，任何人都会晋升到其不适合的岗位，而对此我们唯一的处理方式是加强学习和培训，以适应新的岗位需求。因此，干部晋升之后，一定要注重培养人才，加强干部队伍素质建设，是否注重人才培养关系到国家的盛衰。

三、看得住

在赋予官吏权力的同时，也要强调制度监管和约束，不能放任权力滥用。因此，我们应当重视权力运行中的官吏治理，要对干部进行考察，建立一整套的考核制度，按照考核结果予以奖惩。赏罚必须严明，做到能者赏，劣者罚，只有这样才

能激发和调动官吏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是最高权力的唯一源泉，人民将最高权力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人大统一行使最高权力，产生其他国家机构。这种政治体制的好处在于体现人民主权，实现中央集权，但在具体国家机构设置时，没有像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模式下的分权制衡，容易导致了权力监督涣散，从而形成了无监督的权力，导致权力滥用而伤及民生国本。由此可见，对官员的监察和对权力运用的监督在我国官吏治理中显得十分重要。在政治体制中，官大一级压死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作用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赋予上级对下级更广泛的监督权。赋予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对上级监督过失责任，我们也要严加追究。大思想家王夫之就强调严于治上官，反对“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的错误做法。他认为任何时代下级官吏之所以贪贿成风，根子往往是在上面，是由于上级官吏失职或贪赃枉法的结果。如果只惩办下官，而对上级官吏放纵不管，这是亡国之道。王夫之认为，实际情况看，下吏之贪往往与上官的包庇纵容、相互勾结直接联系，下吏充当着上官的“鹰犬”。而事发后，由于上官隐藏在背后，受到法律惩罚的往往只是下吏，上官们都可以肆无忌惮地中饱私囊，又可以逍遥法外。王夫之“严于治上官”的思想在当今的吏治治理中依然有其实践意义，上级监督过失的责任观念应当树立起来，配合着引咎辞职制度，也许能发挥其现代功效。

权力监督模式除了上级监督以外，还可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走群众路线，将人民监督纳入权力监督体系。当年毛主席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如何跳出王朝兴衰周期律”一问时也强调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很早就提醒我们注意“党从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地位，转到了执政党的地位这个根本变化”。他认为“到了执政以后的今天，党控制着一切资源，也就控制着人民群众的生命线，官员们就以为可以用强迫命令来迫使人民群众就范、服从，而无须用说服、教育来吸引人民群众，社会上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执政党的行为。因此就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脱离实际，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茁壮成长”起来，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这些警示的话语在今天的有些地方、有些官员身上不幸应验，他们公然叫嚣“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一现象的出现，提醒我们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能在与人民群众对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四、有保障

官吏作为人民公仆，在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群众的同时，也应该得到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奖励。这样做既是对人民公仆工作的认可和激励，也是预防腐败和权力寻租的良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也越来越富裕，出现了不少的富裕阶层，与他们相比现在我们国家公务员工资其实并不高，这也就造成了很多官员心里失衡，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福利，搞创收。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59岁”现象，矜矜业业一辈子到了退休年龄，为了自己“退休后的幸福生活”，选择铤而走险捞一把。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到底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他们不顾党纪国法，走向了犯罪的道路？当然，个人的贪欲是一个很大因素，但除了个人因素，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吏治制度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在贫富

分化急速扩大，价值观多元的这个时代，手中掌握权力的官员们很容易被金钱所腐蚀，加上现在的公务员基本工资不高的情况下，就更为有些人提供了贪腐的借口和理由。想要遏制这一势头，完善吏治治理，除了加强权力运行中的监督和思想教育以外，还得加快制度建设，解除公务员物质上的后顾之忧。

在经济可承受水平范围内，可以借鉴国外有关做法，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实现公务员工资的阳光化、透明化、公开化，取消一切隐形福利，在参考当地工资收入的基础上，大幅提高公务员工资，保障其富裕的物质生活，解放公务员身心，让其全力投入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当中。建议将公务员工资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作为工资按月发放，另一部分作为公务员退休后的养老金和廉政奖励，于公务员退休后发放。并用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规定如果公务员因贪腐或渎职犯罪的，可以没收部分或者全部退休后的养老金和廉政奖励。如果在现代吏治治理过程中，多一些这样的制度设置，应该能从很大程度上改善吏治环境，实现廉政治理。

第二篇：中国近现代的教育思想

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

一、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一）张之洞的生平及政治思想

（二）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武汉大学2002研；华中科技大2003研；天津师大2006研）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主要谈中学为体，宗旨是“正人心”；外篇务通，主要谈西学为用，宗旨是“开风”。张之洞系统论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奠定了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教政策的基础。

幻灯片3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所谓“中学”，张之洞认为主要是《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等，即传统的经史之学、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这些学问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和基础，应当放在首位。目的是要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制度框架。

“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言，考史以通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益而无害”

（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所谓“西学”，张之洞将其归纳为“西政”、“西艺”和西史等方面，其具体内容是：“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

（《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中体西用”思想就是在坚持封建专制及伦理纲常的前提下，适当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某些社会管理制度措施，以为“我”所用。

l

评价：

l

中体西用思想是一种调和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的文化观、教育观，l

主旨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儒家纲常名教，政治上的反动性显而

l

易见。但其打开了封闭僵化的封建文化缺口，使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变为现

l

实，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双重的:

l1、启动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步伐,催发了新式教育的产生、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新式学堂的兴办、留学教育的开展，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传统教育格局；

l2、使教育领域充分地引进西方近代学科、课程及制度、措施，对清末教育制度的改革既有思想层面的启发，又有实践层面的推动；

l3、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教育的价值观，逐步改变了封建士大夫对于新式教育的看法，为新式教育的推广扫清了障碍；

4、中体西用思想固守中学为体，使新式教育一直受到忠君尊孔读经的封建信条的支配，延缓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进程。

2、重视教育，兴办学堂，培养人才

张之洞认为“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

（张之洞，刘坤一：《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上册）第59页）。他考察西方各国强盛的原因，也得出结论：“西国之强，强以学校”。

3、改书院为学堂，推行新学制，废科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书清廷，提出改经心、两湖书院为学堂。书院改为学堂后，除经史外，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涉及天文、地理、测量、化学、博物学、算学、格致、制造等门类。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参与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这是他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大贡献。

对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张之洞也功不可没。张之洞也认识到：“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止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学堂虽好，然“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学堂不兴，“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

（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上册）第60-63页）。

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一）蔡元培的生平及哲学思想

蔡元培（1868—1940），自幼聪颖好读书，17岁中秀才，18—20岁曾在家乡做过塾师，其间博览群书，并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后连中举人、进士。1892年，以新科进士身份，参加朝考，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职翰林院编修。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蔡元培对清政府深感失望，遂辞官回归故里从事教育。1901年蔡元培到上海，应聘为南洋公学之特班总教习，宣传革新，提倡民权，鼓励学生自由读书。1902年4月，与章太炎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教育会，被推为会长。1905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1907年，蔡元培赴德，先在柏林学习德语，次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研究了教育学、心理学、美学、哲学等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应国内电召回国。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被孙中山委任为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1912年7月，因不满袁世凯独裁专制，辞去了教育总长职务，并于同年9月赴德留学，1913年9月，又前往法国从事学术研究，考察法国教育。1915年6月，与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等在法国创办勤工俭学会。1916年底，蔡元培回国，于次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担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及常务委员，教育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监察院院长等职务。1928年8月，辞去其他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逝世。

（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1、“五育”并重,“养成人的共和健全之人格”

蔡元培在民国元年，就任教育总长时，就提出民国教育应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为目标。为了实现对国民进行完全人格的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他提出了五育并举（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的教育方针，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他对上述五育作了详尽的论述

2、“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原则

民国元年7月，他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的开会词中指出，“封建旧教育以成人之自存成见强加于儿童，不顾儿童自身的特点，阻碍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民国之新教育，则立于儿童之地位，按照儿童的兴趣和特点，使儿童自然地自由地发展.民国七年（1918年），他又作了《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的演说，指出：教育要深知“儿童心身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进而提出教育“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3、“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指导思想

在担任北大校长时，蔡元培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因此，提出了对于学说，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由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4、教育独立的主张

早在1922年，他就提倡“教育独立”，主张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使教育保有独立的资格，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他认为，若把教育权交给政党，在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若把教育权交给教会，宗教是保守的，宗教教义和规定会限制科学的发展。因此，他主张教育应超然于党派和教会之外。

作为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异常丰富，以上所谈的四点，并不能涵盖其全部。例如，他对平民教育的重视和提倡，对读书做官发财的封建旧习的批判，以及成立大学评议会和教授会以民主治校的思想等等，同样都是他的教育思想中的闪光点。总之，蔡元培教育思想的许多方面，不但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

三、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一）陶行知的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

陶行知（1891-1946年），1906年入耶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读书，在这里，陶行知接受了西方文化科学的教育。1908年进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半年后，因不满学校歧视不信教的学生而愤然退学。1910年，陶行知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由于信奉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而改名陶知行。1914年秋，他赴美留学，开始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获政治学硕士学位，此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和孟禄，研究教育，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和教育学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17年秋，他在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后，怀着“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的宏愿回国。

回国后，陶行知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担任教育学教员，后为教授。次年又担任教务主任兼教育科主任。1921年9月，南高师并入东南大学，他继续担任教育科主任。同年冬，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担任了该社的主任干事，1923年与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积极地提倡和推动平民教育运动。1927年，他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了实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晓庄师范学校。1930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下令查封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也受到通缉而被迫逃亡日本。1931年春，陶行知回到国内，在上海发起“科学下嫁”运动。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创办了“山海工学团”。他认为“工学团”是中华民族的救命圈，主张“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1933年9月，陶行知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普及教育促成会”，并在1934年创办了《生活教育》半月刊，阐述其生活教育思想和普及教育的主张。

1938年夏，陶行知回到国内，10月到重庆，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同年12月，“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正式成立。1939年7月，他又在重庆创办了蜚声中外的育才学校，育才学校培养了大批革命战士和专业人才。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陶行知又适时提倡“民主教育”运动，批评国民党推行封建法西斯教育，提出“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四大教育方针。1946年7月25日，因脑溢血而与世长辞，年仅55岁。

（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1、普及民众教育的思想

普及民众教育，是陶行知一生中都在孜孜以求的理想。早在1914年南京求学期间，陶行知就在其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强调指出，“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就是要给程度实有不足的众庶，“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国家之主人翁之资格焉”。在《平民教育概论》中，他认为今日之平民教育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在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中，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的东西，能够为我们今天普及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

其一、他非常关注女子教育和老人教育问题，并想出了用“小先生制”的办法来解决。

其二、陶行知非常重视向劳动人民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其三、陶行知非常重视教育机会的均等。

此外，陶行知将普及教育与控制人口增长和教育立法联系起来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也是有意义的。

2、关于师范教育改造的思想

其一、关于师范教育改造必要性的认识。师范教育在陶行知的心目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师范教育实乃“国家所托命”，它“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

他说“有生活力的国民，是要靠着有生活力的教师培养的；有生活力的教师，又是靠着有生活力的师范学校训练的”。

其二、关于师范教育改造方向的认识。

陶行知就在一次关于师范教育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的师范多设在城市，因之乡村受益少。因乡下学生入师范后，都不愿在乡下做事而愿在城市做事”，而“中国的农民占85%，设立师范学校，宜顾全农家子弟”。因此，他认为，应当将好多师范学校设在小镇上（陶行知：《对于师范教育的意见》）。

1926年1月，他发表了《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一文，指出：“中国的师范学校多半设在城里，对于农村儿童的需要苦于不能适应。城里的师范生平日娇养惯了，自然是不愿到乡间去的。就是乡下招来的师范生，经过几年的城市化，也不愿回乡服务了。所以师范学校虽多，乡村学校的教员依然缺乏”（《新教育评论》1卷6期1926年1月）。

其三、关于艺友制师范教育。

陶行知认为，现行师范教育将学理和实习分为二事，“简直是以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所出人才和普通中学没有什么分别，也由于感觉各行各业

实行艺徒制之实效，于是提出了艺友制师范教育的方式。他指出，艺是艺术或手艺，友是朋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艺术或手艺便是艺友制，教师的生活或职业也是一种艺术或手艺，学做教师有两种途径：从师或访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便是艺友制师范教育。他认为“凡学校有一艺之长的教师便可招收艺友”（陶行知：《艺友制师范教育答客问》）。

3、生活教育理论

1）“生活即教育”

陶行知极力反对传统教育，认为其脱离实际，脱离生活，“中国的教育太重书本，和生活没有联系”，“教育与生活分离”，“先生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在他看来，“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教育是生活的影子（《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246页、715页）。“教育不通过生活是没有用的，需要生活的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而教育。为生活需要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是分不开的”

（《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247页、638页）。

2）“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认为传统教育是为学校而办学校，在学校与社会中间人为地造了一道高墙，以至于“学校是学校，社会是社会”，学校与社会隔绝；改良主义的教育固然已经觉得学校是离不开社会的，提出了“学校社会化”、“学校即社会”的主张，把社会的东西，诸如公安局、卫生局等，拣选几样，缩小一下，请到学校里来，但这样的学校不过象是一个大鸟笼，鸟笼再大，即使再塞一些树枝，它也决不是鸟世界，同样，学校即使是包罗万象，它与社会依旧是隔膜的（《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532，594，246页）。在他看来，“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同学，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246-247页）。

3）“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方法论。在《教学做合一》一文中，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卷第126页）。“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在这个定义下，先生与学生失去了通常的严格的区别，在做上相教相学倒成了人生普遍的现象”（转引自黄书光著《中国教育哲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四卷第403页）。

陶行知

“解放儿童创造力”的思想

一要解放儿童的头脑，使其从迷信、成见、曲解、幻想等“裹头布”的层层的包缠中解放出来；

二要解放儿童的双手，家长、保育员、教师应当允许小孩有动手的机会，不要动手就打手心，那样会摧残儿童的创造力，说不定就把中国的“爱迪生”给枪毙了；

三要解放儿童的嘴，小孩有问题要准许他们问，因为从问题的解答里可以增进他们的知识，小孩子只有得到了问的自由，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四要解放儿童的空间，要让儿童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的花草、树木、青山、绿水、日月、星辰，接触大社会中的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自由的对宇宙发问，与万物为友，并且向中外古今三百六十行学习，只有象这样解放了空间，才能收集丰富的资料，扩大认识的眼界，以发挥内在的创造力；

五要解放儿童的时间，学校和家长不要把儿童的时间排的太紧，要把儿童从赶月考、赶学期考、赶会考、赶毕业考等众多的赶考中解放出来，多留一些时间让儿童去接受大自然和大社会的宝贵知识。

四、黄炎培的教育思想

（一）黄炎培的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

黄炎培（1878—1965年），号楚南，后改号韧之、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黄炎培出生于一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充任督抚幕僚，长年在外，幼年由母亲教他念书认字，后入南汇县外祖父家的家塾读书，深受儒家“泛爱众而亲仁”、“亲亲而仁民”思想的影响。20岁时任塾师。1899年，应松江府试，以第一名考取秀才。1901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师从特班总教习蔡元培，深受其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在南洋公学期间，曾于1902年秋应江南乡试，考中举人。1903年，南洋公学**后，返回故里，创办了川沙县第一所新式学堂，即川沙小学堂。教学之余，他经常以演讲的形式，痛陈国家民族的危机，揭露清廷的腐败。因此，1903年6月23日，被南汇知县以“革命党”的罪名抓捕入狱，后逃到日本。

1914年2月，为了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黄炎培辞去江苏教育司长职务。此后，以江苏省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上海《申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先后赴安徽、江西、浙江、山东、河北等省考察教育。1915年4月，参加农商部游美实业团，在美国考察职业教育。之后，他又到日本、菲律宾等地考察，更加坚定了提倡职业教育的决心。1916年9月，主持成立了江苏省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5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任办事部主任。“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12月，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被推为召集人，积极为国内和平民主奔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

（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

1、关于职业教育的目的1917年5月，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在发布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上述思想得到了明确体现：“夫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需也；一方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当然，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目的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1918年5月，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一周年之际，他对职业教育的目的，作了归纳：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二十年代后，他又把“谋个性之发展”列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之一。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政治思想的跃进，他又把职业教育的目标同社会改造的任务联系起来，例如，1939年5月，他在一次会上说：“职业教育的目的何在呢？”往远处说，是在实现一个民生幸福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确切达到了“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目的。要使社会上没有无业者，也没有不乐业者，职业教育，本社（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任务，才算是真正完成”。

2、对职业教育办学方针的认识

黄炎培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和科学化，在他看来，社会化和科学化是职业教育所应遵循的基本办学方针。

所谓职业教育的社会化，用黄炎培的话来说就是：“职业教育宜以经济为中心”，“办理职业教育，并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应走之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职业教育的原则，着重在社会需要”（黄炎培

《断肠集》）。1925年以后，他又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指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须同时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

（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他说：职业教育机关“最紧要的一点，譬如人身中的灵魂，‘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是什么东西呢？从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来说，就是社会化。……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怎么？就是——社会化”。（黄炎培：《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什么》）

所谓科学化，就是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他把办理职业教育的工作归纳为两大部类：一类是物质方面，如农业、工业、商业、家事等各专业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择编写、教学训练原则的确定、实习设施的配置等，都力求因地因时制宜，经过试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一类是人事方面，采用科学管理方法组织职业教育机构的自身建设。黄炎培试图将职业教育建立在职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之上，指出要“因职业的各各不同，与人的天性、天才、兴趣、环境的各各不同，替它分别种类，谁则宜某种，谁则不宜某种”

（黄炎培：《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3、关于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

黄炎培认真总结了清末以来开办实业学堂的经验教训，指出所谓实业学堂或学校的功课设置，其重理论而轻实习，“所谓实业教育，非教以农工商也，乃教其读农工商之书耳”

（黄炎培等：《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从而导致学生富于欲望而贫于能力。他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此种境地，需要手脑并用”

（黄炎培：《河车记》）。并认为单靠读书，欲求得实用的知识和技能，是不可能的。为此，他提出“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作为职业教育最基本的教学原则。

4、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思想

黄炎培非常重视职业学校学生的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他认为，职业教育的概念，从内涵上讲，应该包括职业技能的教授学习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二者缺一不可。离开了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职业教育也就失去了真义。

黄炎培所说的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其基本内容是“敬业乐群”。所谓“敬业”，是指“对所习之职业具嗜好心，对所任之事业具责任心”，所谓“乐群”，是指“具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精神”

（潘文安：《最近之中华职业学校》，转引自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128页）。黄炎培反复告诫青年学生：“诸君须知，人生必须服务，求学非以自娱。无论受教育至若何高度，总以其所学能应用社会，造福人群为贵。彼不务应用而专读书，无有是处”，“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

（黄炎培《职业教育之礁》），中华职业学校还将“敬业乐群”作为学校校训。后来将“敬业乐群”具体化，内容有：认识职业之真义在服务社会；养成责任心；养成勤劳习惯；养成互助合作精神；养成对所从事职业之乐趣，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实践活动领域的扩大和政治思想的转变，黄炎培不断地赋予职业道德教育以新的内容。1933年，在中华职业学校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会上，他号召学生：“人人须勉为一个复兴国家的新公民，人格好，体格好，人人有一种专长，为国家社会效用”

（黄炎培：《职业教育该怎么办》），所谓“人格好”，他解释为：“须有高尚纯洁之人格，须有博爱互助之精神，须有侠义勇敢之气概，须有刻苦耐劳之习惯。而更须以坚强贞固的节操战胜千难百险的环境。……将吾整个生命，完全献给我国家民族生存工作上”（黄炎培《吾人在非常时期将以何者为最大贡献乎》）。

思考题：

1、评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2、论述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及其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3、试比较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的异同。

第三篇：读 后 感

读 后 感
苏海洁 四（4）班

今天，我读了《诚实与信任》这篇课文。课文主要讲述了“我” 深夜驱车回家途中，不小心撞碎了小红车反光镜后，主动留下写有自 己姓名、电话的字条。后来双方通过电话使事情得到圆满解决。故事中的“我”非常的诚实，我们要向他学习。因为“诚实”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做人最起码、最基本的品质。我们也要 向小红车的主人学习，因为他懂得信任别人。从小，老师就教育我们要诚实守信。记得有一次听写时，我写错 了一个词，王老师在批改时未发现我写错了，居然给了一百分。后来 我发现错了一个词，然后就去找王老师，告诉她我错了一个词，她夸 我是个诚实的好孩子。诚实是做人的根本，没有诚实的品格，就不会赢到别人的信任。一个诚实的孩子长大以后，也一定会成为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 能承担起责任的人。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第四篇：读 后 感

读 后 感

素纸浅痕，折出世间沧桑；纤手轻绕，阅出人生百态。

——题记

（一）读红楼，解人生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部社会的史诗，一段历史的缩影。

思绪在飘飞沉浮，丝丝缕缕地穿过遥远的时光。那竹影疏动的潇湘馆，墨香盈室，书香沁耳的闺房，一脉心香拈花烛的诗情，留得残荷听雨声的画意。惜物怜人，纤感如丝的葬花词„„黛玉——终究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黛玉的香魂永逝，宝黛爱情的悲剧。又岂是一首葬花词所能诠释的。这是一个家族由兴到衰的真实写照，这是一个封建社会最彻底的赤裸展现。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千丝万缕的故事情节。以宝黛爱情的悲剧为线索，以宝黛对独立自由婚姻的追求，对个性的追求同封建礼教的矛盾为线索，展现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从兴盛到没落的全过程，由此折射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历史规律。

《红楼梦》最彻底的将不同人的本性和个性完全的展示了出来，黛玉的忧郁与坚韧，宝钗的智慧，宝玉的顽劣与刚柔并济„„而不管每个人的个性多么的迥异，他们都有自己的欲望，我想这是导致这场悲剧最原始的因素，每个人的欲望不同，必然的冲突使得斗争萌芽，由此而来的明争暗斗使得四大家族紧密相连，最后终于都没落在欲望的洪流里。

《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夫生者人人之所欲，忧患与劳苦者，人人之所物也。然则讵不人人欲其所恶而恶其所欲欤？将其所恶者固不能不欲，其所欲者终非可欲之物。”

“其所欲者终非可欲之物” 而每个人却都力争其所欲，所以终究都逃不过苦与痛的折磨，逃不过毁灭于其所欲之物非可欲之物的命运。

人生本不该有太多贪念，而应知足常乐，乐其所得。我想这是这部中国古典文学给我最多的启示。

(二)读海子，话生命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去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多么惬意的生活，多么美好的愿望。可是海子却卧轨而逝，必然在这之前他是经历过痛苦挣扎的，而挣扎的背后却是现实这股胁迫的力量在摧残着一个才子渴望圣洁的心。我心飞翔，却没有广袤的天宇来承载。当海子绝望的写下《死亡之诗》的时候，我们似乎能看见那滑落在诗篇上的两滴清泪，我们似乎能听见他心里深深的在呐喊：“漆黑的夜里有一种笑声笑断我坟墓的木板，你可知道这是一片埋葬老虎的土地„„”那是怎样不为人知的凄凉心境，那是多么痛彻心扉的对生活多么热爱却又对现实多么无奈的哭泣。最终，他还是选择而来离去，冰冷的铁轨带走了一个诗人最纯真的梦“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铁轨蔓延，车轮将鲜红的生命延伸在无尽的远方，到达的是另一个最美好的天堂。

这个渴望飞翔的诗人注定死于大地，但是谁能肯定海子的死不是另一种飞翔，从而摆脱漫长的黑夜、根深蒂固的灵魂之苦，呼应黎明中弥赛亚洪亮的召唤？ 海子虽然选择归去，但是我们更应该去读懂他的思想，他内心深处最深刻的东西，他是热爱生命的，也是渴望美好生活的，他没有一个精神的支撑力量，而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去珍爱生命，体验生活的真谛。

（三）读三毛，最动人

她曾说过：“如果我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这条路，你们也要想的明白，因为在我，那将是一个幸福的归宿。”三毛，最终用她的决绝，给无数热爱她，热爱她文字的人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背影。那朵顽强绽放在撒哈拉沙漠上的奇葩，成了多少人的梦里落花。

世间痴情女子，三毛数最。她曾经写到： “我在心里对你说－－荷西，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这一句让你等了十三年的话，让我用残生的岁月悄悄只讲给你一个人听吧„„结婚以前在塞哥维亚的雪地里，已经换过心了，你带去的那颗是我的，我身上的，是你．埋下去的，是你，也是我．走了的，是我们。” 我们无从去寻觅这段凄婉爱情背后更多震撼心灵的故事了，但是我们深刻的记住了这个为爱如此痴心的顽烈女子。的确“天空没有痕迹，但我已飞过。”这就是三毛，我们还未阅尽她的整个人生，她却戛然而止，留给我们最美的悬念。她有着卓越的才华，她写过最美的词章，然而，最动人的是三毛，她才是故事的女主角。我们读她的作品，更多的是读她的人生，读她的内心世界。作品来源于作者的内心，我想三毛的内心不仅仅是她的作品能表达完全的。她本人才是最值得一读的一本佳作。

第五篇：读.后感

读《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后感

——浅议幼儿园的环境布置

西塘镇中心幼儿园何叶花

随着《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用）》的全面贯彻和落实，幼儿园的教育改革正在深入发展，与幼儿园课程实施密切相关的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更是成为教师们备加关注和探究的课题。而《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一书，它立足实践，强调系统性、针对性、应用性，以结合幼儿园教育实践和案例式的分析为特点，全面阐述了教育活动设计的理论基础、一般原理以及教育活动中的目标、内容、环境、资源等的设计和教育活动的组织、指导、评价等，以使教师在掌握学前教育专业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教师设计和组织教育活动的基本技能，促进教师专业能力的养成。下面我从读《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一书中提到的幼儿园的环境创设，来谈一下自己的感想。

我们所说的环境创设在幼儿园的教育活动中，它是作为一种“隐性课程”，在开发幼儿智力，促进幼儿个性方面，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环境创设已渐渐成为幼儿园工作的热点。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也明确提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促进幼儿的发展。”我国幼教先驱陈鹤琴先生也曾提出幼儿园环境是“儿童所接触的,能给他以刺激的一切物质”。认为环境是一个“可以支持社会，探索与学习的容器”。正是由于环境是幼儿每天所处、所接触的，幼儿的身心发展，社会化发展以及个性发展，无一不受到它的影响。因此，幼儿园环境对幼儿园的日常教育活动起着重要作用.一、环境是课程设计与实施的要素

我国学前教育课程的本质是：“学习者在教育者有意识指导下，与教育情境相互作用而获得的有益经验和身心健全发展的全部教育性活动”。我们不难看出它强调了教育的三要素：学习者、教育环境和教育结果。我们幼儿园环境已不再局限于幼儿园内，它还包括幼儿园外的一切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幼儿处于这么大的环境中，必然会对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产生疑问，这时教师应从与儿童的交谈中，及时捕捉儿童的这些疑问，从中提炼课程的主题。而环境布置是其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因为它的主题选择也是来源于幼儿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它的进行需要特定环境的支持。儿童心理学告诉我们，幼儿的感知觉和思维都是建立在具体客观事物的基础上，所以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他们才能理解一些抽象概念。例如，有些小朋友对泥土特别的兴趣，他们会提出“泥土里有什幺？为什幺泥土会长出东西？”为此，教师可以给孩子们有个探索的环境，在区域内可放些植物种子，花盆，放大镜等。让他们可以把种子放进花盆来种一种，也可以用放大镜看泥土的小虫子，通过自己的活动和老师的讲解，使他们逐步明白为什幺泥土里能长出花草来，蚯蚓是什么等知识。

二、环境是最佳的“记录”之一

我们说如果幼儿园的环境具有生机，幼儿的生命也将富有活力。因为 “环境对幼儿的行为和发展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因为他是影响儿童发展的因素，而且是因为儿童在环境中通过自身的活动，就获得了应付环境变化的方式和能力，并对环境也起到了影响甚至改造作用”。幼儿就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发展的，让幼儿与环境“对话”，减少无用的空间，尽可能利用所有的空间资源，大到活动区域、草坪，小到门厅、拐角、水龙头都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孩子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为激发他潜力的资源。那么，如何有效利用幼儿园里的空间资源，使幼儿更好地参与其中呢？我们说环境就像一个“会运动的生命体”，和幼儿的身心发展一样，它也会随幼儿的心智变化而改变。这就要求幼儿能与环境材料进行“对话”。因此，我们应努力创设不断与幼儿相互作用的物质环境，让幼儿名副其实地成为环境设计的主动者。比如在创设“美丽的秋天”这一环境时，可以先让儿童自己去寻找秋天的特征：秋天到了，菊花开了，树叶变黄了，大雁南飞了，„„在搜集“秋天”的过程中，幼儿通过各种感官的运用，充分感受到了什么是秋天。当他们带着落叶、照片、图画等材料回到教室后，然后教师在一旁引导幼儿用这些材料布置“美丽的秋天”这一环境，在布置过程中，教师应放手让幼儿自己去讨论构思和布局，而不是代替幼儿去布置。在幼儿亲手参与环境布置的整个过程中，他们通过观察、构思、动手，不但获得了新知识，其动手能力和创造性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同样，当春天、夏天、冬天来临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让幼儿收集、交流、布置环境，随着不同季节的来临，教室的墙壁在孩子们手中不停地“说话”，而幼儿在布置中也深刻体会到了四季的含义和特点。

三、环境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关键因素

儿童心理学表明，学龄前儿童处于自我中心阶段，正是社会化的起步，急需在与同伴交往中学习理解他人，认识自我，把握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摆脱自我中心。在进行环境布置时，充分保证了每一位幼儿都能有拥有团体的归属感，形成人际交流的氛围。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可以看出：

（一）空间的安排

空间没有区隔或区隔物太高，都会影响儿童的交流。因此大小不同的空间间隔十分必要，可适合不同人数小组的活动。最小的空间是供个别幼儿所设的安静区或隐蔽区；稍大一些的空间适合幼儿在小组群中活动，通过在活动中协商、竞争等行为，学会和别人分享，保护自己等社会行为；让不同年龄，不同班级的幼儿碰面交流，游戏追逐，创设一个很轻松很自由的地方。

（二）材料的投放

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材料的投放在提高幼儿交往技能，增加他们的社会经验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儿童的社会交往是以玩具材料为媒介联结的，玩具加强了这种交往关系。”例如在小班，投放数量较多、种类相同的玩具，我们可以看到：刚开始，幼儿玩玩

具的方式各不相同，一段时间后，他们玩的方式却几乎一样。这是因为在玩的过程中，幼儿看见别人的玩法挺新奇，于是便模仿别人，通过相互模仿，一个学一个，大家的玩法也就如出一辙。可见在小班的平行游戏中，幼儿的相互模仿是最常见的社会行为。同时，在玩玩具的过程中，幼儿还学会了很多交往技能，如分享、谦让、轮流、交换等规则。正是在以玩具为媒介的交往中，幼儿通过比较、验证、反省，不断从与他人关系中认识自我。

四、环境是“第三位老师”

首先，环境应具有教育的功能。环境可以启发幼儿的智力，幼儿园的环境布置可以让儿童潜移默化地得到教育，同时在儿童参与布置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可获得认知的发展，激发其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环境还可以形成激励幼儿奋发向上的氛围，因为大部分幼儿园在环境布置时，都或多或少地选用儿童的绘画作品，在孩子们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展出后，会增加对创作的兴趣和信心，这是对他们最好的表扬。其次，环境具有相关性。它能把引起幼儿相互经验的各种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构筑新知识。如：来布置“幼儿园的春天”这一墙饰，可以选用一些儿童常见的小花小草，小燕子，柳树等的图片。当幼儿看见这幅墙饰时，结合自己认识的花草、动物，也就能大致理解“春天”的含义。再次，环境还具有弹性。它应根据幼儿的需要不断变化，也就是所说的让幼儿与环境“对话”。无论是室外还是室内环境创设要有变化，春天的幼儿园是嫩绿色的，夏天的幼儿园是翠绿色的，秋天的幼儿园是金黄色的，而冬天的幼儿园则是雪白色的。幼儿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时刻都能感受着四季的交替，认识四季变化的规律和特征。所以，幼儿园不仅要着眼于室内环境对幼儿的影响，还应注意户外环境也是一大因素。

因此，我们在环境创设和布置中，要将幼儿的主体地位放在首位，从幼儿的认知发展和年龄特征出发，让课程的价值在幼儿与环境的互动中得到体现，把环境设计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和课程模式的建构性要素。我们作为幼儿教师，不仅要认真探索学习幼儿园的日常教育教学活动，同时也应把幼儿园环境创设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来学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