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瞒信息与问责制的衡量标准

第一篇：隐瞒信息与问责制的衡量标准

隐瞒信息与问责制的衡量标准

在采访一些重大事故时，记者们普遍遭遇到当地官员和事故责任人的百般阻挠，或采用强硬的暴力，或施以贿赂，总之，就是让记者闭口，或按照他们设计的事故程度和原因来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的问责制运作中是不是存在问题？

前不久，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因阜新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被停职。有评论指出，这是自去年刮起“问责风暴”以来，问责力度最大的一次。自2003年非典时期两位政府高官因未能恪尽职责而去职以来，关于问责制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如果这种制度能够走向健全和成熟，问责制将继党内民主和村民选举之后，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看点。

对行政官员问责制的出台，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执政理念的体现，是建设民主政治和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它的正当性在于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政府则通过官员对人民负责。因此，行政官员有责任向公众报告他们的工作，公民有权利要求制裁那些渎职官员。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环节。

但是，社会生活中官员与政治家是有区别的，两者的角色十分不同，价值观念有比较大的差别。政治家一般比较关注民众的情绪、社会的变化、政策的更新和政治的发展，富于创造性。官员则更为关注自己的地位、上级的指示、活动的效率和政治的稳定，谨小慎微是他们的特色。[1]执行者的角色和求稳的心态使行政官僚倾向于以等待上级指令、揣摩和遵循上级意图。因而很多人对问责制的理解上存在一些误区：比如把问责制仅仅理解为责任追究制度，而且简单理解为上问下责；或是把问责制看成是上级对下级某个已知的具体过失的惩罚。这种误解把问责制变成一种纯粹的惩戒措施。

行政官员是一种职业，当事人不可避免地要考虑某个行为是否有利于自己的长远利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求稳心理决定行政官僚很大程度上愿意采取可以预见良好结果的保守行为，而不愿意冒风险去尝试难以预见结果的创新行为。在危机情景下，官员无论是被动等待上级命令或者是沿袭前人做法，都比自己另辟新径更具有理论上的安全性。而现代问责制的关键在于，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追问，激励官员努力解决问题，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在民主政治下，问责制是一套完整的责任体系，而不仅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在这样的责任体系中，公众追究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逐级追究各级官员的责任，这样才能确保责任体系中没有缺失的环节。

面对记者的采访，人为事故的当事人或自然灾害中明显失职的权力人，几乎都有意缩小伤亡数字，甚至采用转移、掩埋或者烧毁遇难者遗体等极不人道的方式欺上瞒下。当地行政官员大多纵容甚至支持这样的行为。因为他们也希望伤亡数字小些，伤亡数字与事故等级直接相关，而事故等级意味着他们将受到惩罚的程度，意味着他们将承担的领导责任的大小。事故责任取决于事故本身的大小，不取决于有关方面处理事故的努力及其成效。问责制本来是为了防止更多的事故发生，但在具体执行时，如此的理解和执行，却造成这种情形：相关的官员只关心眼下的事故与自己的关联程度，根本不会考虑其他地方是否还会发生同类的事故，不会顾及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是否会再现事故。

问责制的积极效果在于：鼓励相关责任人尽一切可能防止事故的发生，降低事故发生率。1

如果理解和执行存在误区，那么问责制的消极效果是，无形中鼓励有关方面隐瞒事故真相。中国人民大学的毛寿龙教授就此分析说：“最近若干年里，实行重大责任事故负责制，一旦有公共问题的事故，当地领导人就很有可能被撤职。其结果一方面促进当地领导人去防止公共事故的发生，但另一方面也促使当地政府官员，在发生公共事故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如何把它封锁，然后再去自己处理，自我消化。在这种场合，不封锁消息，肯定被撤，但一旦封锁消息成功，内部消化了，还有不被撤的机会，自然官员都有激励去选择封锁消息。”[2] 问责制本身没有错，但以事故结果作为主要的裁量标准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不容忽视，瞒报导致危机信息不准确、不完全；依据不准确的危机信息做出的应对危机之策完全可能是无效的甚至是错误的；不正确的应对可能会错失解决问题的良机，甚至会加剧危机向不良方向发展；全社会将共同承受本可以不那么严重的危机后果。瞒报是个人行为，但后果却要全社会去承受。可见，不够科学的处罚机制本身也可以成为危机产生或者危机恶化的一种诱因，也可以成为危机传播信息流的阻碍因素——阻碍官员上报真实的危机信息。

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应该用一些考核指标鼓励官员上报真实的危机信息。除了事故结果这个指标外，有关官员在防止事故发生和处理事故方面的努力及成效也可以作为裁量责任的指标。当事故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时候，要考虑有关官员应对危机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危机损失。换句话说，官员的危机管理能力应该是责任考量的重要指标。危机可以分为征兆期、发作期、延续期和痊愈期四个阶段，官员的危机管理能力也可以体现在这四个阶段。如果考核制度把危机管理能力作为重要指标，官员可能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预防危机和处理危机上，才真正有利于减少危机损失。处罚不是目的，减少损失才是根本目的。

在我国的国情下，当官对不少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诱惑，甚至是一些人毕生的支柱。而且我们传统的官场文化强调的是官职是上级给的，必须而且只需对上级负责。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当事的官员按通常的逻辑会想到“事故越大，责任越大”，当结束政治生命的结局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一些人是否会生出破釜沉舟的“胆量”也未可知——“反正也是丢官，倒不如瞒一次试试”。从这两年问责制实行的情况来看，受到惩处的官员都是在发生重大事故被舆论披露后，才被上级撤职的，而许多瞒报事故的官员可能并没有得到相应处罚。这也为一些官员在权衡利弊时给出了考量的现实参照。

问责制就像悬在官员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发生事故，就有可能引咎辞职或是撤职，这个担子和压力是非常沉重的，尤其在能源开采、交通等高危险的行业，稍有疏忽，就会酿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和灾难。应该这样说：官员若是在平常的工作中能够认真负责，把所有的工作都做足做好了，对生产安全等方面常抓不懈，发生事故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但是也并不意味着事故就决不会发生。而事故一旦发生，若是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施救，能把事故的损失降到最低。这样的官员，应该是基本称职的。但是若简单的理解问责制，只把死了多少人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恐怕下一次，在另一个地方又会重复出现拼死瞒报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界定一个官员是否渎职的标准。

在制度化、程序化的官员问责制下，应该建立一个配套的官员绩效评估和公示体系，把官员的工作动态、工作成效都进行公示，让公众来评价那些职务较高的官员是渎职还是称职。事故发生后，不光看事故的后果，还要看官员在处理事故过程中的态度和行为，是否及时、努力和负责，要把这些因素在核定责任时考虑进去。作为领导者，发生事故之后积极施救，及时公开灾难信息是其职责所在，而瞒报事故，给国家和人民利益带来进一步的危害的行为，就是在滥用职权。如果一个官员在发生事故后积极处理，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那么责任应

该相应轻一些。如果采取不作为的态度，或者试图隐瞒事实，就应该不折不扣地加以问责。只有这样，才不会冤枉称职的官员，也不会放过渎职的官员。

要避免上述负效应的发生，还需要有些相关的配套措施，这要从几面方面着手：

首先，在不同的部门与官职之间要有严格的职责划分，并以宪法和法律来规定何种官员所负何责，谁来问责，何人依何种程序判定官员失责。没有明确责任体系的问责制不仅是一种摆设，而且为权力斗争和铲除异己增添了新的手段。

其次，要使问责制规范化、程序化。我国目前问责制的依据是行政性的，每一个官员的责任比较模糊，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问责往往取决于领导人的意志，被问责的官员往往处于十分消极被动的地位。与此不同，程序性问责的依据是法律性的，每一个官员的责任都非常明确，问责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是否被问责不取决于临时性的行政决策。要使责任政府稳定而有效地运转，就需要从行政性问责进一步走向程序性问责：完善责任制度的法律基础，通过程序保障在责任面前人人平等，尽可能减少问责过程中的“丢车保帅”、“替罪羊”问题。

第三，政府透明，政务公开。问责的前提是公开与知情。对人民负责首先意味着让人民知道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如果公众不知情，就无法知道谁对公众负责，谁没有对公众负责，无法追究失职行为。只有政府透明、政务公开，才能把政府及官员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让企图瞒报事故者没有瞒报的制度空间。而立法机关应该是问责的主体。

最后，保障媒体舆论监督职责的实现，把政府的活动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在这项工作中，要让承担“社会守望者”角色的媒体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媒体履行监督职责的主动性和能力，我们并不怀疑，从现实看，有关部门对舆论监督的配合和支持更加重要。

有了公正的评判、明确的职责、法规的保障、透明的政务，再加上媒体警惕的眼睛，问责制的消极效应便可以有望得到消解的。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海洋石油报记者）

[1]邓元时、李国安主编《政治科学原理》第168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冯惠玲主编《公共危机启示录》第9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第二篇：信息报送问责制

医院信息报告问责制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医院管理相关数据与信息报告工作，强化职责，促使医院各部门统计及相关人员恪尽职守，确保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防止和减少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结合本院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统计室统计工作人员以及医院各部门提供统计信息的工作人员及医院领导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本实施办法问责。

二、问责制原则：

（一）坚持依照岗位负责制的原则；

（二）坚持权责统一、实事求是、公正公平的原则；

（三）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三、问责事项：

（一）不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决定、命令和统计法规、统计制度规定及不按时上报统计报表的；

（二）对统计法中明令禁止的行为臵若罔闻，不遵守、不制止、不纠正、不查处、甚至参与的；

（三）对应该及时填报的数据信息，敷衍塞责，推诿扯皮，久拖不办，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及违反限时办结制的；

（四）工作中主动不够，配合不力，致使工作延误的；

（五）统计调查或汇总过程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

（六）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

（七）拒绝、阻碍医院相关统计报表统计调查及统计检查的；

（八）对统计数据审核不严，造成统计数据失真的；

第三篇：信息报送问责制

黄石人福医院

关于印发信息报告问责制度的通知

各科室：

为进一步加强医院管理相关数据与信息报告工作，强化职责，确保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防止和减少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结合我院实际，经研究，制定了我院信息报告问责制度，现印发，请组织学习，切实贯彻执行。

黄石人福医院

xxxx年xx月x日

附：黄石人福医院信息报告问责制度

附件：

黄石人福医院信息报告问责制

一、对涉及医院统计工作信息报送资料失真，应予以问责。

二、问责坚持权责统一、实事求是、公正公平和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依照履行岗位职责情况进行问责。

三、问责事项：

统计汇总中虚报、瞒报、漏报、篡改统计资料，以造成数据失真。

四、由党政工纪联席会议研究决定问责处理意见。

第四篇：乌拉特中旗人民医院信息报告问责制

乌拉特中旗人民医院信息报告问责制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医院管理相关数据与信息报告工作，强化职责，促使医院各部门统计及相关人员恪尽职守，确保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防止和减少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结合本院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统计室统计工作人员以及医院各部门提供统计信息的工作人员及医院领导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本实施办法问责。

二、问责制原则：

（一）坚持依照岗位负责制的原则；

（二）坚持权责统一、实事求是、公正公平的原则；

（三）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三、问责事项：

（一）不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决定、命令和统计法规、统计制度规定及不按时上报统计报表的；

（二）对统计法中明令禁止的行为臵若罔闻，不遵守、不制止、不纠正、不查处、甚至参与的；

（三）对应该及时填报的数据信息，敷衍塞责，推诿扯皮，久拖不办，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及违反限时办结制的；

（四）工作中主动不够，配合不力，致使工作延误的；

（五）统计调查或汇总过程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

（六）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

（七）拒绝、阻碍医院相关统计报表统计调查及统计检查的；

（八）对统计数据审核不严，造成统计数据失真的；

第五篇：政府执行力与政府问责制

政府执行力与政府问责制

执行力是组织能动地实施决策的能力，执行力的大小取决于执行者个体能力和组织效能两个方面。政府执行力与行政机关对执政党、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所承担的责任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从政府所负责任的角度来把握政府执行力的内涵。首先，政府执行力是一种政治执行力。它强调的是政府对执政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所负的责任，即政府公共行政必须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人大的决议。其次，政府执行力是一种法律执行力。它强调的是政府对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所负的责任，即政府公共行政必须遵循宪法和法律，政府制定的法规和规章不得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矛盾。行政机关有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实施，并接受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监督的义务。提高法律执行力的关键是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防止其偏离公共利益的轨道，避免执法不严、执法不公行为的发生。再次，政府执行力是一种行政执行力。它强调的是行政机关内部下级对上级所负的责任。从国务院到基层政府是一个统一的公共行政体系，为了保证政令的统一和畅通，必须强调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负责，强调行政效率和行政责任，不得各行其是，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一、政府执行不力的表现及其成因

长期以来，执行不力成为影响我国政府行政效能的一个重要问题。政府执行不力的表现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公共政策执行扭曲。从宏观调控政策到各项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在执行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我所用”的现象，符合本地方或本部门利益的政策就用足用活，不符合本地方或本部门利益的政策就消极执行，甚至软拖硬抗，形成政策执行的阻滞效应。同时，一些政府领导在执行公共政策时缺乏开拓创新精神，思想慵懒，不深入调查研究本地、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机械地执行公共政策，使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僵化、死板的现象，致使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其实，这是另一种政策走形现象。

第二，国家法律法规执行不力。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国家法律法规至今仍然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权大于法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地方和部门甚至出台与法律相抵触的政策和地方规章，对于严肃的国家法律法规执行不严、不公，甚至拒不执行。最典型的就是有关安全生产的法规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导致全国煤矿安全事故频频发生。

第三，行政效率低下，政令难以落实到位。部分政府机关还存在着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争权夺利、推诿拖拉等问题，如对有利可图的工作相互争权，对无利可图的事相互推脱，造成政府工作中的无原则纠纷、摩擦增多，牵扯了大量领导精力，也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降低了办事效率，致使政令难以真正落实到位。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从根本上说，这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关系深刻调整的必然反映。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影响政府执行力提高的基本因素。

其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滞后，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我国行政体制建立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虽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不断地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革，但是仍然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最明显的就是在利益多元化的影响下，政府及其部门客观上也成了利益主体，而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对资源控制过多、成为经济建设主角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以致政府在执行政策和法律的过程中难以摆脱功利的动机。

其二，政府转变职能不到位、职责划分不清晰，为政府行为不规范留下了空间。长期以来存在的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地方政府在扩大财力、追求政绩等因素的驱动下，必然会利用转变职能不到位留下来的空间，作出有利于自己而不一定有利于中央政府或者国家利益的机会主义选择。同时，在部门利益膨胀的情况下，职责不清必然导致政府部门争权夺利行为的发生，凡是容易转化为利益的职权就抓住不放，凡是仅仅只有服务而难以转化为利益的职能就一推了之或者降低服务质量。

其三，服务型政府建设滞后，科层制的弊端在新的条件下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我国政府结构也是符合科层制基本特征的。问题是，由于受长期的人治等因素的影响，科层制讲规范不讲人情的优点在我国难以发挥出来，而科层制中过分强调等级、程式等问题与我国政治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政府对气派、威严、权势的追求超过了为公民服务的追求，一些官员甚至认为政府服务根本不是应尽的义务，而是对公民的恩赐。这样，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办事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低劣等问题就难以避免。其四，政府公务员的政治、思想、法律、道德、管理素质还有待提高。虽然我国政府公务员绝大多数都属于综合素质较高的社会成员，但是相对于他们所担负的职责来说，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素质不高的问题。部分公务员缺乏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政治意识，缺乏严格的法制观念和依法行政、不屈服于任何权势和不受任何利诱的精神，缺乏公正无私的道德情怀和现代公共服务理念，缺乏与所承担的职责相适应的管理能力。这些素质不高的公务员的存在，必然导致政府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推诿拖拉、争功诿过和不负责任等现象。

二、实行问责制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通过对政府执行不力的表现与产生原因的分析，我们看到责任在提高政府执行力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实行问责制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第一，实行对政府的政治问责制。政府要对执政党和人民代表大会负政治责任。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各族人民和各种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地位，这就明确了党的唯一合法的执政地位。党对政府工作实行全面的政治领导，必然要求政府对党负政治责任。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对授权给它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包括负政治责任，也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因此，实行对政府的政治问责制，问责的主体就是党委（组）和人大。根据我国政治制度的安排，政府应该对上级党委负政治责任，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政治责任。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对党委负责有具体保证，而政府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却缺乏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因此，健全政治问责制的重点是完善政府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的制度和机制。

第二，实行对政府的法律问责制。政府要对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负责，承担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国家的法制建设特别是依法行政、以法治国能否得到有效的落实，政府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对政府进行法律问责的主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司法机关。人大作为国家立法机关，法院和检察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具有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的神圣权力和责任。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重点，就是防范和纠正行政机关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并且追究其责任。从我国宪政原则和权力制衡原理进行分析，确立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负法律责任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第三，实行政府内部的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是指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机构对个人实行问责的制度。它包括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方面：一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或者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问责，问责的重点应是公共政策执行情况，对执行公共政策不力的行政机构追究责任。二是机构对干部个人问责，问责的重点是干部履行职责的情况，行政机构对干部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不作为所造成的不良行政后果追究责任。

第四，实行对政府公务员的道德问责制。我国公务员与西方国家公务员的不同之处，就是不实行“政治中立”。因此，政治忠诚是对我国公务员的基本要求，即政府公务员应该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应该具备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理想。政府公务员应该忠诚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树立宪法和法律高于一切的信念，自觉地依法行政，在履行公务的活动中忠于职守、廉洁奉公。

政府公务员还应该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树立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公务员道德法》，把对公务员的道德规范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此为依据对政府公务员实行严格的道德问责制。问责的主体是人大、政府、司法机关三者形成的联合主体。可以考虑在人大建立公务员道德委员会，检查政府公务员遵守道德规范的情况，对政府公务员尤其是由人大任免的干部的道德水平作出评估，以此作为评价政府信用度和任免政府干部的重要依据。在政府人事部门建立专门机构，对公务员的职业操守、公共服务精神进行考核和评估，以此作为公务员任职和晋升的重要依据，并对违反《公务员道德法》的一般案件作出行政处理。国家司法机关要对严重违反《公务员道德法》，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政行为依法立案审查，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违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的行政决定作出无效的裁决，对构成犯罪的责任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实行政府问责制，关键是要有一套科学的界定责任的标准和方法，其前提就是政府职能的清晰化和职能分工的明晰化。只有在准确界定政府职能、精确划分其职能界限、政府内部职能分工明确清楚的条件下，才可能建立科学的责任分担体系和责任追究机制。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难以落实的原因，除了一些政府领导奉行官僚主义、好人主义等原因外，主要是行政责任难以分清。我们往往难以区分改革创新中不可避免的失误与不负责任造成的失误，难以界定行政失误的责任主体，对政府工作中的重大失误更是以集体负责为由免于追究，从而使政府问责制流于形式。

总之，实行政府问责制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健全政府问责制需要准确界定政府职能，改革与完善政府管理体制、机制，科学合理地进行职能分工，明确责任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