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修宪权
修宪权 理论依据即修宪权，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思想家西耶斯关于宪法创制的主张。特定宪法修改机关有权修改宪法或者修宪的合法性就在于宪法赋予其宪法修改权。所谓修宪权，是依照制宪权而派生的低于制宪权而高于立法权的修改宪法的权力。修宪权的特征为：在性质上是制宪权的派生权，因此修宪权应该受到制宪权的制约，不得违背制宪权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在效力上低于制宪权而高于立法权；在功能上在于平衡宪法安定性与可变性之间的相互矛盾。根据人们主权原则，修宪权属于人民，即全体国民，因此修宪权行使时必须充分反映人民意志，并且充分尊重宪法程序。不过现实中，各国家为了统治秩序和宪法秩序安定稳固，总是通过宪法规定，将修宪权赋予宪法制定者或者是依照宪法的规定享有宪法修改权的国家机关或其他特定的主体，真正全民享有修宪权的很少。我国的修宪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国的修宪权属于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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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芦部信喜著，高桥和之增订，林来梵、林维慈、龙绚丽译：《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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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初论一修宪提案权[范文模版]
修宪提案权初论一
韩大元 杜强强
提要：在宪法修改中，先有修宪提案，后有修宪行为。因此，修宪提案权决定了宪法修改的大致范围并进而奠定了修宪权的基础。对宪法修改以及修宪权的研究，离不开对于修宪提案权的进一步探讨。本文通过对我国宪法第64条和美国宪法第5条的分析比较，从提案机关和批准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入手，讨论了修宪提案的“时效”问题、批准时限问题以及修宪提案的撤回问题，并对我国宪法中修宪提案权运行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导言
在某种意义上，宪法的修改可以大致分为提案与批准两个阶段。在实在法上，各国宪法并没有规定一个笼统的“修宪权”，也没有把它赋予某个单一的主体。相反，各国宪法大都分别规定了修宪提案和对提案的批准，并为它们确立了不同的主体。从程序上看，先有修宪提案，而后才有对提案的批准。在这个意义上，修宪提案权的行使对于宪法修改而言似乎更为重要：正是修宪提案权决定了宪法修改的大致范围并进而奠定了修宪权的基础。因此，对宪法修改以及修宪权的研究，离不开对于修宪提案权的进一步探讨。这是研究修宪提案权的理论意义之所在。同时，各国宪法实践也就修宪提案权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有：修宪提案一经提出，在未获有效批准之前是否永不消灭?提案机关能否撤回修宪提案?一个提案机关能否对另一提案机关的修宪提案再提出修正?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显示了研究修宪提案权之实践意义。本文认为，解决修宪提案问题的关键，在于准确界定修宪提案权的性质。因此，本文将以修宪提案权的性质为主线展开论述。基于此，本文的结构将大致安排如下：首先，从法律关系的一般理论出发，对修宪提案权的性质作出界定。其次，根据对于修宪提案权性质的界定，讨论修宪提案的“时效”问题以及修宪提案可否撤回问题。再次，对我国宪法中修宪提案权的相关问题予以探讨。最后是简单的结论。
二、修宪提案权的性质
通常所谓“修宪提案”的表述，实际上包含了三种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的含义。一是指提案机关向修宪机关提出的物理性质的提案文本;二是指提案机关提出提案的行为;三是指通过提案行为而在提案机关与修宪机关之间形成的特定法律关系。修宪提案权的性质，就表现在提案机关与修宪机关的法律关系之中。
(一)提案机关与修宪机关之间法律关系的特征之一
在法理学上，法律关系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其产生的主要基础就是法律规则的存在，社会关系正是经过法律的调整才上升成为法律关系。在宪法上，提案机关与修宪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宪法所确认和认可，因此，对该法律关系特征的归纳不能离开对于相关宪法规范的分析。现以美国宪法第5条和中国宪法第64条为例进行说明。
按照美国宪法第5条的规定，当国会两院有三分之二的议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提出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在得到四分之三州议会或州宪法会议(各州以何种方式批准宪法修正案，取决于国会的决定)的批准后即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而生效。十分明显的是，美国宪法赋予国会以修宪提案权，而将批准权给予了各州，显示了其浓厚的联邦国家色彩。按照宪法的规定，国会具有修宪提案权，以及决定各州采取何种形式批准修正案的权力。不过，在美国宪法实践中，国会在宪法修改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力要广泛得多。在实践中，国会可以规定宪法修正案的批准时限，也可以判断一项修正案是否得到了四分之三州的批准而生效，还可以裁断各州是否可以有效地撤销其先前的批准行为。[5]在1921年著名的Dillon v.Gloss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称，由于宪法授权国会可以提出修宪提案、安排全国宪法会议以及决定修宪案的批准方式，因此，宪法实际上赋予了国会安排修宪的广泛权力。[6]在1939年Coleman v.Miller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四位大法官又宣称，宪法第5条排他性地、完全地(exclusively and completely)赋予了国会对于修宪程序不可分割的控制权(undivided control)。[7]不过，尽管国会的权力是如此广泛，但仍然存在着国会鞭长莫及的事项。具体来讲就是，当国会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后，各州是否启动批准程序是国会无权过问的，[8]更不要说对它进行控制。换言之，各州既可以积极的马上启动批准程序，也可以消极的不作为，对国会的修宪提案不闻不问，国会并不能强制要求各州进行批准。首先，从美国宪法第5条的规
定看，宪法修正案的生效并不要求50个州都参与其中，而只要求四分之三州(38个州)的批准。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项宪法修正案的生效而言，总有四分之一的州是被排除在修宪程序之外的。它们的批准或不批准，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既然如此，它们的行为当然在国会的控制之外。其次，对于宪法所要求的四分之三的州而言，由于宪法将实质性的修宪权赋予了各州，因此，是否批准乃是各州自主的事，国会只能等待，而不能强迫。[9]在这一点上，或许值得引述1917年美国国会酝酿提出第18条宪法修正案[10]之际参议员Borah的发言。他说：
我们已经将修正案提交给各州，它就在各州的支配(possession)之中，我们不可以再对它进行控制。各州拥有完全的权利(perfect right)说：“我们将现在批准它”，或者说“我们将在10年之后批准它”。
[11]
我国宪法第64条呈现出相同的情形。按照该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在这里，宪法规定了宪法修正案的生效条件：首先，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才能提出修宪提案，除此之外的任何主体都无权提出修宪提案。其次，一个合法有效的修宪提案，只能由全国人大以其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而生效。这两个条件是并存的，缺一不可。因此，即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五分之一以上全国人大代表之外的主体提出的修宪提案得到了全国人大全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批准，该修宪提案仍然不能成为具有宪法效力的修正案。[12]宪法第64条并没有规定，当全国人大常委会或五分之一以上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修宪提案后，全国人大必须启动批准程序。诚然，在我国修宪实践中，每当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修宪提案后，全国人大都无一例外紧跟着启动对修宪提案的批准程序。但是，必须明确的是，我们不能根据这个事实而认定全国人大负有启动修宪程序的义务。理由十分简单：从实然推不出应然来-这是法理学上的一个基本原理。[13]
综上所述，一项修宪提案的提出，就在提案机关和修宪机关就形成了特定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虽然提案机关有权利提出修宪提案，但修宪机关却并不必然承担予以批准或不批准的义务。也就是说，提案机关的“权利”并不表现为修宪机关的相应“义务”。事实上，本文即将论证，一项修宪提案的提出，非但没有给修宪机关施加相应的义务，相反却恰恰使修宪机关取得了批准修正案的资格，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赋予了修宪机关以修宪的权力。
(二)提案机关与修宪机关之间法律关系的特征之二
按照各国宪法的规定，修宪机关享有宪法授予的修宪权。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修宪权只是抽象意义上的修宪权。也就是说，修宪机关并不能单纯根据其享有的修宪权，独自完成对宪法的修改。宪法的修改，其必要的前提就是，要将抽象意义的修宪权转化到具体现实的法律关系之中，使之成为具体现实的修宪权。显然，法律关系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法律事实，在这里，提案机关的修宪提案正是这样的法律事实，它的提出，就在提案机关和修宪机关之间形成了具体现实的法律关系，正是它把修宪机关抽象意义上修宪权转化成为现实意义上修宪权。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尽管修宪机关的修宪权为宪法授予，但对宪法进行修改的现实的权力，却来自于因修宪提案而产生的法律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提案机关与批准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十分类似于合同法中要约人与受要约(承诺)人之间的法律关系。[14]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成立需要经过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要约人向受要约人发出要约后，如果受要约人进行承诺，当承诺在要约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合理期限内到达要约人之际，双方当事人之间即产生合同关系。这里有两点十分明显：其一，要约人发出的要约对于受要约人没有约束力，要约人不能强制受要约人承诺。也就是说，要约的效力，“仅对于相对人予以得为承诺的权利，而非使相对人因此负担必为承诺的义务”。[15]其二，没有要约，也就没有承诺。按照合同自由原则，任何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当然享有“承诺”的权利，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要约的出现，当事人承诺的权利就只是抽象的，而不是现实的。正是要约-这个法律事实的出现，使当事人抽象的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因此，正像分析法学家霍菲尔德所说的那样，要约人发出一个要约，实际上就为受要约人创设了一种法律权力。[16]综上可以看出，修宪提案权是为宪法所规定的这样的一种法律权力：首先，提案机关提出一项修宪提案，就在提案机关和修宪机关之间创设了一种法律关系;其次，提案机关的修宪提案权并不表现为修宪机
关的相应义务，提案机关不能强制要求修宪机关批准或者不批准。最后，修宪提案权的效力在于，它将修宪机关根据宪法而享有的抽象的修宪权转化成为具体现实的修宪权，或者更加准确的说，正是修宪提案权的行使，赋予了修宪机关以现实的修改宪法的权力。
三、修宪提案权的存续期间-所谓修宪提案的时效问题
所谓修宪提案的时效问题，就是指提案机关提出一项修宪提案，在没有得到有效的批准之前，是否因为时间的经过而丧失其效力。这个问题与另外一个问题紧密相关，即，提案机关在提出一项修宪提案之际，可否规定批准该提案的最后期限，超过该期限，即使批准亦为无效?这两个问题都是美国修宪理论和实践中久有争议的问题。下面首先介绍美国有关此问题的争议，然后进行对修宪提案权存续期间问题的分析。
(一)修宪提案权的存续期间
在美国宪法史上，曾经前后发生过三起关于修宪提案时效问题的争论，其中的两起形成了具体的争讼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因而借此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思路。1917年，美国国会在提交各州批准的第18条修宪提案中规定了批准时限，从而引发纷争，是为Dillon v.Gloss案。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一个修宪提案，必须充分反映同一时期的民意，如果各州不能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批准一项修宪提案，相反各州彼此批准的时间拖得很长的话，由于不能反映同一时期的民意，所以应当认为批准的时效已经消失。关于修宪提案的时效，最高法院第一次提出了“同一时期的民意”标准。不过，在此问题上最高法院的态度似乎有点首鼠两端。在1939年的Coleman v.Miller案中，最高法院又改变了看法。此案由国会提交各州批准的“童工修宪提案”[17]而引发。1924年，国会向各州提交了“童工修宪提案”，但是直到1931年，该提案总共得到了6个州的批准。1934年美国“新政”的实施，使得该提案的前景柳暗花明。从1934年到1937年，又有22个州批准了该提案。在这22个新批准的州之中，堪萨斯州议会曾经在20年代通过决议，拒绝批准该提案。当1937年该州议会又一次进行批准表决时，参议院分裂了，20名议员赞成，20名反对。之后，由副州长兼任的议长投下了关键性的赞成票，批准了该提案。反对该提案的18名参议员和3名众议员不服，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该项修宪提案从1924年提出到1939年堪萨斯州议会批准，间
隔长达13年，早已经过了时效。他们在州最高法院败诉后又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在判决中一方面引述其对Dillon v.Gloss案的判决，认为修宪提案存在时效问题，一方面又认为，修宪提案的时效究竟应该有多长，是一个应当由国会进行判断的政治问题，作为司法部门的法院无权对此作出判断。不过，与美国宪法第27条修正案[18]的批准过程相比，前述“童工修宪提案”真是有些小巫见大巫了。第27条修正案被人称为美国宪法上的一件奇事。[19]1789年，美国第一届国会通过了由麦迪逊起草的12条修宪提案，提交各州批准。各州批准了该提案中的第3至12条，共10条，是为现行美国宪法第1到第10条宪法修正案，又称为“权利法案”。在“权利法案”生效之际，该修宪提案中的第二条仅仅获得了6州的批准，由于没有达到宪法规定的四分之三州的批准而没有生效。在此之后的将近百年时间内，该条提案似乎处于“冬眠”状态，人们好像忘记了曾经存在过这样的一条修宪提案。1873年，似乎为了引起人们的关注，美国俄亥俄州议会批准了该提案。但不久它又被人们抛之脑后。20世纪以来，许多学者认为该条修宪提案早已没有进行批准的必要。例如，美国杜克大学法学教授Dellinger就自信的宣称，该修宪提案早已经“死翘翘了”(simply died)。[20]我国学者荆知仁也认为，由于该项提案所要解决的问题早已解决，因此它已成为“不必要的死案”。[21]不过，历史没有按照学者们的意见发展。1982年，德科萨斯州立大学一位名为Waston的学生在其学年论文中主张该提案仍旧能够、并且应当被批准，不幸的是他的论文成绩只得到了个“C”。在此之后，Waston开始向各州议会的议员们写信，呼吁批准该修宪提案。皇天不负有心人，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有多个州批准了该提案。终于到了1992年5月7日，密歇根州成为第38个批准该提案的州，从而达到了宪法要求的四分之三州批准的要求，该提案经历了202年，终于成为美国宪法第27条修正案。
美国宪法第27条修正案一经出生，旋即引发了又一次关于修宪提案时效问题的无穷争论。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一项修宪提案，在经过了长达200多年的岁月之后，是否还能够被批准。在第27条修正案之前的所有修正案，从国会提出到各州批准生效的时间最长也不过4年，202年是否有点过长了。而且，在国会提出该修宪提案之际，密歇根州并不存在。
第三篇：2018修宪解读
宪法增删改各条内容的原因解读
(一)主要考虑是：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党的十八大党章修正案已经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理论指引，其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已被实践所充分证明，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已经形成高度共识。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已经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宪法中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在一起，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明确了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把“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有利于从宪法上确认这一重要理论成果，更好发挥其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对我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作用。(二)主要考虑是：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丰富和完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奋斗目标。作这样的修改，在表述上与党的十九大报告相一致，有利于引领全党全国人民把握规律、科学布局，在新时代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齐心协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不懈奋斗。
(三)主要考虑是：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到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是我们党依法治国理念和方式的新飞跃。作这样的修改，有利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于 2015 年7月1日通过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作了修订，将宪法宣誓制度在宪法中确认下来，有利于促使国家工作人员树立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也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
(四)作这些修改，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就更加完整。(五)主要考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实现中国梦，需要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奋斗。只有把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实现中国梦才能获得强大持久广泛的力量支持。
(六)主要考虑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作这样的修改，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七)作这样的修改，有利于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为我国发展拓展广阔的空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八)主要考虑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宪法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角度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行规定，有利于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有效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九)主要考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作这样的修改，贯彻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十)主要考虑是：这次征求意见和在基层调研过程中，许多地区、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呼吁修改宪法中国家主席任职期限的有关规定。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与会委员代表在这方面的呼声也很强烈。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党章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宪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都没有作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宪法对国家主席的相关规定也采取上述做法，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国家领导体制。
(十一)增加这一规定，有利于设区的市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制定体现本行政区域实际的地方性法规，更为有效地加强社会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规范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行为。
(十二)作上述修改，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贯彻了党的十九大关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部署，也反映了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权的新变化以及 工作的新要求。
第四篇：修宪讲座讲稿
尊
崇
宪
法
保
证
宪
法
实
施
——《宪法》讲座讲稿
授课人
XXX
3月11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继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后，我国宪法迎来的又一次修改！
一、修改宪法的重大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修改宪法，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宪法修改是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自2004年修改宪法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又有了许多重要发展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确定了新的奋斗目标。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更好地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需要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
宪法修改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全面依法治国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必须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断把法治中国建设推向前进。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宪法修改是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立了国体和政体等国家的根本制度，确立了国家的根本任务、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奋斗目标等国家生活中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我国宪法是一部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后，一直处在探索实践和不断完善过程中。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后，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发展，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进行了4次修改。通过4次宪法修改，我国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紧跟时代步伐，不断与时俱进，有力推动和保障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力推动和加强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宪法应该坚持与时俱进，更好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根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任务，对我国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是必须的、适时的，是符合宪法发展规律、符合时代发展和实践需要的。
二、宪法的五次重大修改
回顾64年来，自1954年首部宪法通过，我国宪法一直处在探索实践和不断完善过程中。1982年宪法公布实施后，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发展，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进行了5次修改。
（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进行了最重要的议程：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新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第一部宪法，是在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下，经过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和全国1.5亿人的广泛讨论后制定颁布的。它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首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此后，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分别对宪法进行了两次大规模修改。
（二）我国现在用的哪年宪法——“八二宪法”
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制定一部符合时代和国情的新宪法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历时两年，1982年12月4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30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迄今为止宪法最后一次大规模修改，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
1982年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由“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机构”“国旗、国徽、首都”5章组成，共138条。从内容上，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序言；重申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在结构上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提到了“国家机构”之前，更好地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
1982年后，我国又由于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对宪法进行了四次小规模修改，今年是第5次修改。
回顾前几次宪法修订的内容，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确立私营经济法律地位。
根据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的权利和利益。但自1978年改革开放，大量私营经济和多种所有制形式出现，可并不受法律保护。
1988年，宪法进行了第一次小规模修订，这次修订主要就是为了配合改革开放的需要。
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立法上确立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政策，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也自此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对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土地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市场，1987年至1989年出现了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为了使土地买卖合法，1988年宪法修正案对此也进行了修改，土地使用权商品化首次获得法律承认。
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为中国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同年秋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二年（1993年），宪法迎来了第二次小规模修订，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被明确写入宪法，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也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在1999年第三次修宪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定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同时，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也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宪法第十一条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新篇章。2004年修宪时，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进行了第3次修改：
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三）依法治国贯穿于历史宪法修改全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是比较注意法制建设的。不仅制定了1954年宪法和一系列法律法规、命令，还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遵守革命法制，依法办事。比如“五四宪法”中第十八条就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第八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1982年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可以说在宪法中确立了法治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都一直十分重视以法制保障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秩序。20世纪末，随着一系列基本法律的陆续出台，国家法治基础已经具备。1988年8月至1995年，提出了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也初步形成。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正式将“依法治国”写入了宪法。而这也为后来“人权”入宪打下了基础。
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有宪法专家分析认为，把“依法治国”写入宪法，这充分表明宪法是实行依法治国的前提。依法治国是在宪法下的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是以尊重宪法的权威为核心的法治国家。没有宪法，就不可能有法治；不实施宪法，也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四）以人为本写入宪法
进入新世纪，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我们党和国家对依法治国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这是历届宪法修正案中修改条数最多，涉及内容最广泛，最贴近人民切身利益的一次。
这一次修改最重磅之一的就是“人权”入宪，从1954年宪法到1982年宪法，虽然一直都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但并没有明确地讲到人权。
2004年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再加上同时修改的征地补偿入宪、私有财产入宪，更是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2004年宪法修正案，宪法第十三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现行宪法通过四次修订之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出重要作用，作为公民的我们也从中不断得到实惠。
三、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具体内容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作出新规范，才具有持久生命力。为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需要对现行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
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对宪法适时作出必要修改。为此，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由张德江同志任组长，栗战书、王沪宁同志任副组长，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
根据党中央对宪法修改的部署，2017年11月13日，党中央发出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意见的通知，请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在精心组织讨论、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宪法修改建议。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共提交书面报告118份。受党中央委托，中央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梳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共提出修改意见2639条。宪法修改小组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确定的总体要求和原则，深入研究、扎实工作，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反复修改形成了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审议了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12月12日，根据党中央决定，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就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反馈书面报告118份，共提出修改意见230条。党中央还以适当方式征求了党内部分老同志的意见。
1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党外人士提交了书面发言稿10份。
2018年1月2日至3日，根据党中央安排，张德江同志主持召开4场座谈会，分别听取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党委（党组）负责同志、智库和专家学者、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负责同志对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的意见和建议。与会同志提交书面材料52份。
从征求意见的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宪法修改的决策部署，一致认同这次修改宪法的总体要求和原则，完全赞成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认为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总体上已经成熟。一致认为这次宪法修改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体现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有机统一，对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宪法保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一致赞成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部分；一致赞成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进宪法第一章《总纲》条文部分；一致赞成对国家主席任期作出新的规定；一致赞成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增加一节“监察委员会”，就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名称、人员组成、任期任届、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等作出规定；一致赞成对宪法序言和条文部分作出的其他修改，包括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完善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举措，充实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历程的内容，充实爱国统一战线和民族关系的内容，充实对外政策方面的内容，增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增加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等等。
对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宪法修改小组认真汇总梳理，逐条进行研究，对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作出进一步修改完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审议了修改后的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
2018年1月18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张德江同志就建议草案向全会作了说明。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1月29日至3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二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宪法修改小组副组长栗战书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就中央修宪建议向常委会作了说明。会议讨论了中央修宪建议，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宪法修改工作的决策部署，一致赞同党中央确定的这次宪法修改的总体要求和原则，一致认为中央修宪建议是成熟的。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中央修宪建议为基础，拟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经会议审议和表决，决定将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的规定，表决宪法修正案草案，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赞成2958票，反对2票，弃权3票。
本次宪法修正案（草案），对我国现行宪法作出21条修改，其中11条同设立监察委员会有关。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一）确立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同时，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前增写“贯彻新发展理念”。
作出以上修改的主要原因是，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党的十八大党章修正案已经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理论指引，其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已被实践所充分证明，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已经形成高度共识。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已经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宪法中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在一起，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明确了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把“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有利于从宪法上确认这一重要理论成果，更好发挥其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作用。
（二）调整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容。
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此相适应，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三节第八十九条第六项“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后面，增加“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
作出以上修改的主要原因是：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丰富和完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奋斗目标。作这样的修改，在表述上与党的十九大报告相一致，有利于引领全党全国人民把握规律、科学布局，在新时代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齐心协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三）完善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举措。
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主要考虑是：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到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是我们党依法治国理念和方式的新飞跃。作这样的修改，有利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同时，在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作出以上修改的原因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于2015年7月1日通过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作了修订，将宪法宣誓制度在宪法中确认下来，有利于促使国家工作人员树立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也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
（四）充实完善我国革命和建设发展历程的内容。
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将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修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作这些修改，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就更加完整。
（五）充实完善爱国统一战线和民族关系的内容。
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修改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作出以上修改的主要原因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实现中国梦，需要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奋斗。只有把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实现中国梦才能获得强大持久广泛的力量支持。
将宪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中“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修改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与此相适应，将宪法第一章《总纲》第四条第一款中“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修改为“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
作出以上修改的主要原因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作这样的修改，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六）充实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的内容。
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后增加“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将“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以上修改的原因是，有利于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为我国发展拓展广阔的空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七）充实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内容。
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一句，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作出以上修改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宪法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角度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行规定，有利于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有效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八）增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修改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作出以上修改的考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作这样的修改，贯彻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九）修改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有关规定。
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删去。
作出以上修改的原因是，这次征求意见和在基层调研过程中，许多地区、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呼吁修改宪法中国家主席任职期限的有关规定。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与会委员代表在这方面的呼声也很强烈。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党章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宪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都没有作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宪法对国家主席的相关规定也采取上述做法，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国家领导体制。
（十）增加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百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增加这一条规定的原因是，有利于设区的市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制定体现本行政区域实际的地方性法规，更为有效地加强社会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规范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行为。
（十一）增加有关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
为了贯彻和体现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精神，为成立监察委员会提供宪法依据，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六节后增加一节，作为第七节“监察委员会”，就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名称、人员组成、任期任届、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等作出规定。与此相适应，还作了如下修改。
（1）将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三条第三款中“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修改为“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2）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六十五条第四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3）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百零三条第三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4）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六十二条第六项后增加一项，内容为“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在宪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后增加一项，内容为“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在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六项中增加“国家监察委员会”；在第十项后增加一项，内容为“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请，任免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5）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中“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将宪法第一百零四条中“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修改为“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6）删去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八十九条第八项“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中的“和监察”。删去宪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中的“监察”。
作出以上修改，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贯彻了党的十九大关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部署，也反映了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权的新变化以及工作的新要求。
四、深入学习贯彻宪法
此次宪法修改是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我们要认真学习，抓好贯彻落实。
第一，尊崇宪法，牢固树立宪法权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工作。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全社会都要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权力来源于宪法法律，权力受宪法法律约束，严守权力边界，规范行使权力，接受人民监督。作为公民要充分认识，宪法法律既是保护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第二，学习宪法，把握宪法精神实质。学习掌握宪法，是贯彻实施宪法的前提和基础。要学习宪法文本，精读宪法序言和条文，准确把握宪法的核心要义，深刻领会宪法的基本精神。要把学习宪法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同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结合起来，同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奋斗的历史结合起来，深刻认识宪法的深厚根基和丰富内涵，深刻认识宪法的至上地位和最高权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三，宣传宪法，切实增强宪法意识。要深入宣传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和我国的国体、政体，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宣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基本内容，切实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增强全体人民宪法意识，以宪法精神凝心聚力。要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入宣传宪法的重大现实意义，使全社会深刻认识宪法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法制保证，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
第五篇：频繁修宪原因
20世纪我国宪法变迁显示出明显的民族特色，主要是：
1、立宪、修宪频率过高。近百年来，我国的宪法、宪法修正案起码有25个，平均不足4年就有一部宪法或宪草或宪法修正案通过，这在世界上并不多见。如果去掉外敌入侵和内乱无法立宪的时期，则宪法变迁更为频繁。
2、有实效的宪法不多。20世纪上半叶，形式上生效的宪法最多3部（临时约法、1923年宪法、1946年宪法），三者加起来也不足5年时间。就实效而言，则除了宣示权力的内容以外，几乎全无，特别是关于约束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容。20世纪下半叶，情况有了某些改观，但是宪法实效仍然是大问题。1954年宪法几乎从通过之日就处于搁置状态，直到被1975年宪法取代，1975年宪法本身违背宪政精神和宪法基本原则，1978年宪法未有大的改观。即从现行宪法来说，其实效也很有限，许多违宪的规范和违宪行为得不到纠正就是证明。
3、修宪的政治导向过浓。从修宪程序的发动和修宪程序本身来看，政治导向过浓。修宪的主要冲动和力量不是来自社会，不是来自学术界，更不是来自司法界，而是来自政治权威，由政治权威拍板，属权威主导型修宪。且不说上半叶各派政治权威频繁修宪，即使在下半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阐述者催生了1975年宪法，粉碎四人帮的新的领导人制定了78年宪法及其修正案，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权威推动了82年宪法的产生，1992年的南巡讲话是1993年宪法修正案的决定力量，而1999年的修正案则是第三代领导人的功劳。这一特点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其负面效应也是显然的。择其要者有：（1）宪法成为表达政治权威主观意志的工具，最突出的是1975年宪法，该宪法成为毛泽东语录的汇辑，最高指示汇编。（2）宪法难以规范政治权威。既然宪法成为政治权威的政治宣言，政治权威的偏好得以充分表达，同时政治权威可以将不合己意的宪法随时修改，当然宪法无从拘束政治权威。所以，当有人无视宪法非法剥夺依法选举的国家主席职位乃至自由并一声号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宪法的规范效力就不如蜘蛛网。（3）宪法与法律和社会脱节，形成宪法规定归规定，行为归行为两不相干的宪法悬置现象。1954年宪法多条关于保护财产权的规定未变，社会上已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建成全民所有制经济了。
4、修宪的程序化程度比较低。且不说上半叶谁有权谁就立宪、修宪，即使在下半叶和平时期，修宪的程序也不甚明确。前四部宪法（含共同纲领）本身均无修改程序的规定，到82年宪法才以一条（64条）规定了简略的程序，只有修宪提案和通过的人数比例的规定。加上长期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程序法，现行两部法律又过于简略，修宪的程序显得很简单。缺乏关于宪法起草组织的规定以及通过程序的规定，尤其缺乏宪法辩论的规定，使修宪的关键性、决定性步骤都在幕后进行。最严重的是75年宪法的通过。通过该宪法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完全在秘密状态中召开，只是在会议闭幕以后才向外界公开。
5、宪法的直接效力和违宪的司法审查始终未能入宪。宪法的直接效力是现代宪法的基本效力原则。上半叶的修宪最终通过宪法解释形成了宪法间接效力原则。这一传统被新我国立法界司法界继承，至今宪法始终没有直接效力。关于司法审查也是如此。现行法律（含行政立法）中违宪者不少，特别是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原则的法律、法规时常出现，司法不能介入，只能适用之，这实在是对宪法尊严的亵渎。
6、推倒重来的多。旧中国固然是谁上台谁来一部宪法，即使是新中国，半个世纪已五易（立）其宪，平均10年出一部宪法，而局部修宪方法到近年才被采用。这表明国人对追求什么样的宪法，用宪法干什么并未达成共识，宪法实践积累不够。宪法有过重的意识形态成分，而这些成分稳定性极差常随政治权威的偏好的改变而改变，当宪法宣示的意识形态的主体易人时，宪法的推倒重来就不可避免。宪法是民主的产物，它的最大特色是抽象的规范性，她设
定抽象的“位置”以待国人，她给各种意识形态留下足够的空间。这样的宪法才能稳定，才可以避免被全部推翻，也只有这样的宪法，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才能奏效。
7、修立宪行为频繁而新内容不多。本世纪上半叶宪法的基本框架在1913年宪草已基本形成到1946年宪法，实质性内容并无多大改变。下半叶的4部正式宪法中，从54年宪法到82宪法实际上只是转了一个弯，大部分内容是向54年宪法的回归，其中部分内容甚至还未达到54年宪法水准例如关于公民权利的某些规定和司法独立的表述统观整个百年宪法变迁，其时除了立宪主体及权力结构的变更以外，宪法基本结构及其内容未见大改。上半叶修宪侧重于权力分配，下半叶修宪集中于意识形态宣示，结果都是相互否定的多，也有否定之否定者。
8、正式修改和非正式修改并存。本世纪上半叶谁有权谁立宪修宪，甚至有时修立宪的主体是否合法都成问题，例如南北政府对立时期。下半叶情况有了根本好转，正式修宪成为主流。但是也有非正式的事实上的修宪甚至废宪。主要表现为：（1）以政党的文件修改宪法。合作化开始时许多社会变革都以政党文件形式出现，而这些文件事实上都违反了宪法或修改了宪法。发动文革的中共中央5.16通知实际上废止了54年宪法。（2）以普通法修改宪法。由实质意义上的宪法规定的事项由普通法规定的情况屡见不鲜，也有宪法已有规定而普通法加以修改者。例如，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为唯一立法机关，而1955年全国人大的一项决定却赋予人大常委会以立法权；1978年宪法规定的仍是一级立法体制，但是1979年地方组织法却赋予省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时下的《立法法》则进一步全面规定立法权限。按宪法法理、惯例，立法权限的划分无疑属于宪法内容，因为立法权限的划分属组织政府这一主权行为，而非治权行为。起草立法法的一些学者认为修宪难，企图通过立法法来规定立法权限，以解决立法混乱的现状，其用意是好的，但是代价太大：损害了宪法的权威。
我国宪法百年变迁史之所以呈现出如此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相当复杂的原因，要对它作出全面分析是困难的，笔者只能举其要者如下：
1、人治文化传统。中国 素来没有宪法，只有皇帝高高在上统御百官和臣民的王法，宪法这个全新的由下（人民）而上（政府）控制的法律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法制传统格格不入的，所以宪法就难免受到社会的漠视甚至对抗，宪法就难免权力化。
2、立宪主体与政治权威的合一。立宪的主要目的在于规范政治权威，使政治行为合法化。所以良好宪法的产生有赖于立宪主体与政治权威的分离。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立宪主体——国会本来其成员大都为军政要员，独立性不强。从袁世凯的御用机关到曹锟收买的国会、再到国民党一党独裁，立宪主体逐渐与政治权威合一。所以对政治权威来说立宪行为不是一个外在的规范行为，而成了他的自律行为（好的权威）或者借机扩权的行为（恶的权威）。所以大陆法系的国家大多有一个立宪机关专事修宪，或者国会成员来自真正的民间选举，而不是“官派”，不是没有道理的。
3、修宪的社会力量不足。现代宪法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产物，立宪的冲动来自市民社会的权利要求。中国历来的社会是“家族社会”，家族社会关注的是家庭伦理，而不是个人的权利，同时家族社会本身依附于政治国家。直到清末，才允许个人开矿办厂、结社，逐渐产生脆弱的市民社会。而这个社会严重先天不足，依附于政治权力。就农村来说，则仍然是“家族社会”和后来成为政治国家一部分的“集体社会”、“单位社会”。这样的社会本身没有立宪冲动，它只要找到一个好的统治者。所以立宪便成为政治国家单方面行为。如此则宪法要
想成为规范政治国家行为的最高规范自然便失去了内在依托，修宪的较量便发生于少数精英人物之间，其关键的因素就看谁抓到那只“鹿”。
4、独立的法学家群体的缺乏。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无足轻重的依附于“皮”的“毛”，在相当时期内是否存在有独立谋生能力、独立利益和掌握特殊法律技能并形成独特法学思维方式的法学家群体，本身是大可怀疑的；即使有，则独立性是根本没有的。良好的宪法变迁中法学家应唱主角，没有法学家唱主角的宪法变迁就始终发生于“法律体系”以外，成为奢华的摆设。
5、法理念的统治者工具论。总体来讲，我国的法理念是排斥宪法的。最严重的是统治者工具论。统治者工具论内则源自“王法”观念，外则来自西方19世纪的规范法学派、20世纪初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和苏联维辛斯基法学。宪法产生于“法上之法”的法理念，即要有一个评价、规范法律，从而约束统治者、包括立法者的在普通法之上的法律——宪法。在统治者工具论理念之下，治者和被治者对立，且不能互换，统治者的行为具有天然正当性，不受外在标准的评价。这样，宪法或者没有必要，或者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无法规范统治行为，从而失去宪法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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