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讯逼供法律成因
随着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执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刑讯逼供这一顽症正在公安机关内部逐步被征服。但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可操作性审讯手段的办案人员在面对无任何证据或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时，产生了厌战、逃避的思想，在审讯过程中或变相体罚或明哲保身或盲然观望。引起刑讯逼供的原因有许多，其中法律原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宪法中没有对警察权进行约束，也没有司法适用性；刑法中对刑讯逼供的罪名界定不明确等。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文禁止，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却屡禁不止。而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是我国法律制度上的某些缺陷。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从法律制度本身上寻找刑讯逼供的原因，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一、刑讯逼供的宪法成因
（一）、宪法对警察缺乏约束力。
由于我国警察体制的独特性，使得我国警察的权力很大。在我国，治安警和刑警的权力可以共享，这样带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国警察在进行治安管理的时候，通常可以用刑事侦查权力，而在进行刑事侦查时又要拿治安方面的权力来用。这些权力的目的是好的，警察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需要拥有权力。但是权力过大，措施太多，手段过于严厉，而且缺乏有效的约束，只有警察内部的自我监督。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中，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内部的制约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见效，但却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毕竟在一个机构里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利益追求。一旦出现问题难免会宽忍、宽容。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刑讯逼供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因此需要有一种力量来约束它，而宪法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限制作用。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宪法是如何来限制警察权的。
美国联邦宪法第四条修正案（1791年）：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照合理根据，以宣誓或代誓言保证，并具体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第五条修正案：无论何人，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起诉，不得受判死罪或其他不名誉罪行之审判，唯发生在陆、海军中或发生在战时或出现公共危险时服现役的民兵中的案
件，不在此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第六条修正案：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享有下列权利：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而公开的审判，该地区应事先由法律确定；得知被控告的性质的理由，同原告证人对质；以强制程序取得对其有利的证人；取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
人权宣言中有这么一句话：权利无保障，分权未确立的社会便没有宪法。这实际上是说宪法是规定权利（力）的法律。任何国家的宪法都将国家机构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作为主要内容加以规定。对于国家机构的授予权和赋予公民各项权利，它一方面表明了国家要保障国家机构的权力和公民权利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了对这两种权力（利）的限制。对权力（利）的限制则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其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也可以叫“限法”。这种“限法”其实质就在于限制国家权力和公民滥用权利。这就是不允许任何公民抛开宪法而滥用权利。
但我国现在的警察权就似乎有点在宪法之外独立运行的嫌疑了，最集中表现在滥用警察权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没有造成重伤和死亡）却没有法律的有效制约。刑讯逼供侵犯的是宪法赋予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和健康权。正是由于这实在的犯罪对待另一种可能的犯罪没有宪法的制约，所以才会使得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特别是对待抓到的现行罪犯。“不打他怎么会交代其它罪行呢？”这是一些警察一贯奉行的看法。由此看来，如果不对警察权，特别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予以有效的约束，那么杜绝刑讯逼供就根本无从谈起。让我们通过下面这个刑事诉讼办案期限看看犯罪嫌疑人最多可以被羁押几天。刑事拘留，30天；批准逮捕，7天；逮捕，210天（发现新罪，210天）；审查起诉，45天（改变管理，45天）；补充侦查，30天；审查起诉，45天；补充侦查，30天；审查起诉，45天；一审，75天（改变管理，75天）；补充侦查，30天；一审，75天；上诉抗诉，10天；二审，75天；发回重审，75天；二审，75天；死刑复核、无期限执行，7天，枪决或注射
法制日报，1996年5月28日第六版
。一算得知：除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及死刑复核的期限外，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最长期限为
1187天。
现代法治社会遵循两个原则：一个叫控审分离，即追究犯罪的机构和处罚公民的机构是分离的。一个机构有侦查犯罪、收集证据权，但无权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要想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必须由一个机构授权。第二个是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司法机构的代表就是法院。显然，目前的做法与这两个原则不相符合。
（二）、现行宪法还没有司法适用性。
公民受到刑讯逼供后，不能用宪法这个国家根本大法保护自己。当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可直接以宪法为依据向法院起诉，法院也能依宪法审判案件，这是“宪法司法化”的核心。我国宪法学研究和实践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没有把宪法当作一部法，并通过法院来实施，误以为我国宪法是不具有直接司法适用性。宪法的适用依赖于依照宪法制定的其他部门法，宪法是用来调整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基本关系的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宪法司法化是世界各国宪政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宪法司法化的观念之所以被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已将宪法作为一个“法”来看待，将宪法作为裁判准则由某一特定机构反复使用。每部法律都有自己的味道，如果我们能经常体会宪法的“味道”，就不难理解宪法司法化了。刑法的“味道”是苦的，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打”和威慑；民法的“味道”是酸的，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恢复原状；而宪法的“味道”是甜的，因为它的目的是保证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不受侵犯。刑讯逼供恰恰是侵犯了人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和健康权。如果宪法司法化，那么公民就可以充分体会到这部国家根本大法给他们所带来的“甜”的“味道”，让实施刑讯逼供的人体会苦的“味道”。二、刑讯逼供的刑法成因
《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从这个规定看，刑讯逼供行为可以定为三重罪名：致人伤残、死亡的，定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只有不致人伤残、死亡时，才定刑讯逼供罪。从本法条字面意义上理解，对刑讯逼供的处罚不可谓不严厉，但由于法条规定得不明确，致使实践中操作不易，造成打击、处罚不力，没有很好地起到刑法的预防和教育作用，司
法实践中以刑讯逼供罪处罚的可谓少之又少。
所谓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能是司法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各地设立的保安队等不能成为刑讯逼供罪的主体。但现在基层的情况是由于警力不足，保安人员等协助办案的情况较为普遍，他们实施的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只要不致人致伤、死亡的，法律处罚没有依据，这无意中助长了司法工作人员指使或放任协助办案人员进行刑讯逼供。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但刑法对实行肉刑或变相肉刑的程度如何，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也没有规定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的规定，这是否就意味着只要实行肉刑或变相肉刑就构成了刑讯逼供呢？那打一个巴掌算不算刑讯逼供呢？
三、刑讯逼供的刑诉法成因
（一）、“罪从判定”原则未能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判之前的诉讼地位。
《刑诉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可简称为“罪从判定”原则。这项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1）将原有刑诉法在侦查阶段规定的被告人改为犯罪嫌疑人，并允许律师提前介入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2）对补充侦查的案件经过两次侦查，证据仍然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3）一审程序中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该原则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某些合理因素，但不是国际上普遍适用的无罪推定原则，真正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在于强调严格的证明责任。它首先设置了一个“对被告人在判决确定前应视为无罪”的假定，而“罪从判定”原则主要目的在于统一定罪权，强调只有人民法院才享有审判权，因此它没有从根本上即程序法的角度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判之前的诉讼地位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加上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以来受到有罪推定的影响较深，致使警察常常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成是罪犯，认为坏人打几下有什么关系。
1998年10月5日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之前，应假定其无罪。”该原则的确
立，将从根本上使警察转变观念，从而彻底杜绝刑讯逼供的发生。
（二）、证据制度不完善
在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中有一个颇为著名的法则“毒树之果法则”。按照该法则的规定，通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搜查、讯问等侦查活动获得的证据材料不得在审判中用作证据。我国的《刑诉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本法条虽然强调了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严禁刑讯逼供等行为，但法条没有作进一步的引申规定，即未同时规定对于侦查机关通过刑讯逼供所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亦即没有确立非法取得的口供应当予以排除的规则。另外，我国做了明确的规定：侦查人员不得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希望能够减少办案时对口供的依赖，但这条规定其实并不完善。因为口供总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而这书面的口供并不能如实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遭到过刑讯逼供；相反，侦查人员却可以通过口供中具体的犯罪情节，获得其他的证据材料。由此，刑讯逼供就好比“毒树”，而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及相关证据可称为“毒树之果”。在此不难看出，我国刑诉法对待违法收集证据的行为和违法收集到的证据的态度是：毒树应当砍掉，但毒树上的果实却应当吃掉。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向司法文明的迈进，我们认为，违法收集的证据即使尚未构成犯罪，但只要达到一定程度的违法，由此所获的证据应该排除。也许排除非法获取的口供会致使极个别真正的犯罪分子暂时逃脱法律的惩罚，但这是在推进法治过程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从制度上来约束刑讯逼供的发生，非法口供的排除从根本上可消除警察刑讯逼供。
（三）、犯罪嫌疑人不但没有沉默权，还要履行“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
我国《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犯罪嫌疑人非但没有享有沉默权，还要履行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仿佛回到了几个世纪之前的“纠问式”审问方式，那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履行这个义务呢？《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就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现在却依然规定了“如实回答”的义务，就是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犯罪嫌疑人如果尽到“如实回答”义务，那么他就应该获得相应的权利，但是犯罪嫌疑人有何权利法律并没有规定。此外，义务与惩罚也是相联系的，不履行义务，就必须进行惩罚，否则就是对其他履行义务个人的不公正，但是这种惩罚是什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进行刑讯逼供呢？我国目前并没有规定。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绝大多数国家由于确立了“沉默权”制度，被告有权保持沉默。它的目的是防止警察强迫被审讯的人招供，是对沉默权制度的一种保障。尽管程序会制约诉讼的效率，但这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在我国，具体如何移植沉默权制度，还有待于探讨，但绝对不能借口我国刑事侦查资源的不足而在以后的立法中摒弃沉默权制度。
（四）、《刑诉法》中没有涉及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
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以及根据该法制定并经多次修改的《实施细则之三》中规定，对讯问的地点、时间、条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外，警察对于嫌疑人的讯问应当在看守所或其他被授权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地方进行，警察对于嫌疑人提出的任何咨询律师的要求以及对此要求的处理结果，必须记入笔录，讯问时律师是否在场也必须在笔录中注明，在任何24小时之内，必须保证在押嫌疑人连续8小时的休息，不受讯问、旅行或来自警察的打扰。而且除非被拘留本人或者其适当的成年或法律代理人要求或者符合法律限定的特殊理由外，休息时间应在夜间，不得干扰或被迟延；如果没有医生的指示，不得给被拘留者提供能致醉的药剂；在可能的条件下，讯问应当在暖和的，有充足光线和通风的讯问室内进行，不得让被讯问人处于站立状态，原则上每隔两个小时应当有短暂的休息，并保证普遍的进餐时间；被拘留人有权随时要求查阅规定其权利的法律文件；一旦警察认为其充分的证据对嫌疑人提出指控，除非嫌疑人另有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警察应当立即停止讯问。
由于我国《刑诉法》没有规定如此详细的时间限制。所以警察便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车轮战。由于没有讯问地点的限制，所以警察便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在两个人之间长时间的对峙，警察难免在“该出手时就出手”。由于没有讯问条件的限制，所以警察讯问时可以让犯罪嫌疑人站者，蹲着，站马步。
四、刑讯逼供的国家赔偿法成因
《国家赔偿法》的基本思想，是国家机关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因失误而导致公民、法人遭受损害，应予赔偿。这是在执法过程中的问题，执法人员主观无意违法。但是，以暴力进行刑讯逼供的非法行为，国家能承担责任吗？换句话说，国家能替那些采用非法手段的执法人员“买单”吗？《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一）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四、五项规定情形的；（二）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对有前款（一）、（二）项规定情形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十五条之第四项为：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上述条款，有两点被忽视：其一，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向违法执法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换句话说，国家赔偿只是先行垫付，这笔钱最后还得违法者出。其二，对那些违法执法造成后果的人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实践中，《国家赔偿法》这两条，都没有完全落实，从而纵容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一国的法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是受该国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立法上也加快了与世界接轨的步伐，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当之间，我们追求的是诉讼价值目标两者并重的途径。在此我们深信，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逐步推进，作为司法顽症而非绝症的刑讯逼供一定能从制度上得到彻底根治。
参考文献：
1.孙长永著：《侦查程序与人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2.（美）杰罗姆.巴伦等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3.徐秀义
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4.何家弘著：《毒树之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6.樊崇义著：《刑事诉讼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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