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公章使用与合同责任认定典型案例选五篇范文

第一篇：公司公章使用与合同责任认定典型案例选

公司公章使用与合同责任认定典型案例选

【高杉按语】

进行采购、买卖等交易的一方公司并不因合同上所盖印章并非其合同专用章、备案公章或仅为部门公章（严格来说，公司企业并非政府机关，其印章不能称之为“公章”，但本文从习惯说法）而当然免除合同责任。

合同是否成立，取决于双方是否有缔约的真实意思并达成一致，在合同书上加盖公章只是表达缔约意思的方式之一。发生纠纷时，法院须根据双方磋商过程、参与缔约人员的权限、嗣后履行情况、发票开具情况等案情综合判定双方是否存在并向对方表达过缔约的真实意思。

虽然一方当事人主张合同上所盖公章并非合同专用章或备案公章，但该方当事人并不因此当然免除合同义务与责任，原因有多种，常见的有：

1、公章加盖虽有瑕疵，但代表公司签字之人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即便其签字超出公司授权（合同相对方系善意），按照《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和第五十条之规定，其签字与公司盖章具有同等效力；

2、公章加盖虽有瑕疵，但参与磋商、缔约之人系有权代理人；

3、公章加盖虽有瑕疵，但参与磋商、缔约之人的行为构成《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

4、公司公章管理混乱，除了备案公章之外，事实上存在使用多枚公章的习惯；

5、公司存在混用财务专用章、技术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各类专用章的惯例。

另一种类似纠纷由合同所加盖公章系公司采购部或项目部等部门公章而引发，一方以并未加盖公司公章为由主张不承担合同责任。一般而言，交易中应尽量避免对方不使用公司公章而使用部门公章，但在建材销售等交易中习惯使用项目部、采购部公章的情形亦不在少数。此类纠纷涉及的事实、法律争点与所盖印章并非合同专用章或备案公章的纠纷极为相似，详见下述同类案例裁判要旨，兹不赘述。

就上述纠纷，本文特筛选出若干典型件的裁判要旨如下，供大家参考。

【裁判要旨】

（1）所加盖公章并非公司的备案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的情形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常民三终字第42号湖南星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建标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案中，星大公司在与李建标签订的《水泥供应合同》和向李建标出具的三份收取水泥的收据上加盖的虽系技术专用章而非星大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不符合签订买卖合同的一般原则和规定，但系星大公司自身在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所致；现星大公司不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合同及收据中所涉印章与其公司无关，也不能证明印章是李建标私自加盖的，故应认定在合同和收据上所加盖该印章的行为，是星大公司的行为，对由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当由星大公司承担。现有证据证明，星大公司已经实际接收了李建标所提供的水泥，且已用于工程施工，故应认定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星大公司理应按照约定，将水泥款及时支付给李建标。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863号上海源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与东莞市金富士食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双方的争议主要是金富士公司在2004年7月以后有否继续向源颐公司供货以及2005年2月的对账事实是否存在。双方的销售合同约定，金富士公司接到源颐公司的要货计划传真后，通过长途运输向源颐公司供货；除铺底货物之外，源颐公司应在发货之前将货款汇入金富士公司账户；双方每月底通过传真对账，源颐公司核对无误后应签章回传给金富士公司。该合同约定符合异地交易习惯，双方也按约定作了履行。金富士公司在原审提供了五份对账传真件及两份要货计划传真件，上面源颐公司的签章各有不同，有的是方型的财务章，有的是圆型的公章，公章也有大小不一的情况，说明源颐公司的签章比较随意。现源颐公司上诉称，2005年2月24日对账单上的章比其使用的公章小，但该对账单与2003年11月对账单上源颐公司的章相一致，该签章与合同上的章不符的结果应由源颐公司自己承担。源颐公司认为2005年2月24日的对账单上的公章是金富士公司伪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源颐公司上诉还称，2004年11月、12月的送货事实不存在。本院认为，该送货事实不仅有2005年2月24日的对账单所证明，还有金富士公司于原审提供的送货回执单等证据佐证，送货回执单均由源颐公司盖章签收，能证明源颐公司已收到货物。综上所述，源颐公司拖欠货款不付，已构成违约，原审法院判决其应支付货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甬商终字第293号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宁波联高钢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王飞系建工分公司的负责人，其以建工分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属职务行为。2008年7月15日王飞以“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市科技园区分公司”名义与联钢公司签订了一份钢材买卖合同，虽然该合同上的公章与建工分公司营业执照上所载的名称非完全一致，但建工公司在与江北联钢签订调解协议时，应当已看到过该公章，并且建工公司就王飞出具的盖有“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市科技园区分公司”的公章的欠条而与联钢公司签订了调解协议，说明建工公司对王飞代表建工分公司购买钢材的行为是确认的,联钢公司也完全有理由相信王飞的身份和权限，因此王飞以“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市科技园区分公司”名义与联钢公司签订钢材买卖合同系职务行为，其效力归于建工分公司。建工公司认为王飞系个人行为，不予采纳。建工公司以“疏忽”为由否认该公章代表建工分公司，理由不足，不予采信。联高公司代办运输、将货送至宁海县城内交接，符合合同的约定，建工公司以其在宁海无承接项目为由认为与公司无关，系王飞个人行为，不予采信。联高公司已履行交货义务，建工分公司应按约支付货款。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深中法民四终字第225号鸿某有限公司与深圳朗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首先，鸿某公司提交的三份抬头为朗某公司的《订购单》，虽然没有加盖朗某公司的公章，但是作为国际货物买卖交易，当事人之间通过传真等方式订立合同的情况普遍存在，并且为国际贸易法律普遍认可。其次，根据（2009）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807号案件查明事实，鸿某公司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向《订货单》注明的收货地址交付了《订购单》约定的货物，并向朗某公司开具了发票。再次，朗某公司在2008年5月22日向鸿某公司出具《账款偿还承诺书》，承认拖欠鸿某公司账款。虽然，朗某公司对于签名人员身份和印章均不予确认，但是经核实，在该份《账款偿还承诺书》上加盖的印章在朗某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年审时均使用过，且朗某公司代理人在二审审理期间，对该印章的真实性不否认，即不确认是否在《账款偿还承诺书》上盖章，故本院确认系朗某公司的印章。上述的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鸿某公司和朗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杭商终字第311号杭州富春江医院与杭州康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法院认定，越炜公司系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合法企业，其陆续供给富春江医院的卫生耗材和体外诊断试剂均属合法经营，故双方的买卖关系应予确认。2005年9月，越炜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尚未清算，其丧失的只是经营权，这并不影响公司独立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由于备案公章遗失，为处置对外债权债务之需要，越炜公司又重新刻制公章一枚，且该公章已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确认。故越炜公司将对富春江医院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康健公司之行为，应属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富春江医院以越炜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该公章刻制程序不合法来抗辩其债权转让不具有可信性之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信。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齐商三终字第52号长春市腾新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与东北变压器集团齐齐哈尔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虽然我国法律对传真件、复制件等形式在签订合同时加以保护，但前提是有证据证实它的真实性。长春腾新电气公司提起诉讼的主要证据是工业品买卖合同（传真件），东北变压器公司否认与其签订过此合同，同时东北变压器公司对合同中“采购合同章”提出异议，称本公司从未使用过“采购合同章”，经查东北变压器公司工商档案，其档案中没有采购合同章备案。经调取东北变压器公司工资表，没有工业品买卖合同中委托代理人周某某此人。长春腾新电气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此合同的真实性，所以，长春腾新电气公司提供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不能认定。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93号山东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乙贸易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因为上述矛盾及疑点的存在，而山东甲公司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认为山东甲公司在本案中同时涉及三枚公章，且未完全经过公安机关批准及备案，故其还具有其他多枚印章的可能性较大。由于山东甲公司的公章不具有排他性，即便山东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认定本案中《钢材购销合同》、2007年3月28日徐某某授权委托书的公章印文与山东甲公司提供的样本印章印文不一致，亦不能得出徐某某或乙公司伪造山东甲公司公章的结论。故山东甲公司要求鉴定公章真伪，本院不予准许，山东甲公司主张公章被伪造，本院亦不采信。本院认为，除了公章真伪之争，还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来进行综合判断。一审中徐某某与何某某关于承建工程的陈述基本吻合，乙公司还取得了山东甲公司的资质资料装订本，山东甲公司直至一审判决其败诉后才报案称公章被伪造。考虑这些证据与细节，本院认为乙公司的证据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要求，可信性更高。至于公安机关收集到的反映本案工程发包人为上海丙公司，承包人为湖北某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本院认为，根据江苏省公安厅对外通报，上海丙公司“虚构投资实力和项目，以巨额投资为诱饵，采用收取巨额保证金等形式，骗取并非法占用建筑企业和材料供应商资金，涉嫌合同诈骗和抽逃注册资金等违法犯罪行为”，上海丙公司诈骗金额巨大，受害人有多家建筑公司，而且其诈骗手法就是与多家建筑公司签订合同骗取保证金，故上海丙公司与湖北某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具有排他性，不能表明乙公司向本案工程供货为虚假行为，也不能表明山东甲公司并非本案工程的承包人。综上所述，本院认为，由于山东甲公司关于公章的陈述不实，缺乏诚信，故不予采信，本院可据此认定徐某某取得授权，代表山东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这一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履行。乙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后，山东甲公司理应按约定支付相应货款，现其拖欠部分货款不付，显属违约，应承担支付货款及偿付违约金的民事责任。

（2）所加盖公章系公司采购部或项目部等部门公章的情形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2）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50号 上海申嘉进出口有限公司与上海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货款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孙振波与被上诉人签订进口聚甲醛买卖合同的行为是否属表见代理行为。孙振波作为天佛公司的股东之一，受该公司的委托于1998年元月和上诉人签署《关于组建业务五部协议书》，约定双方组建上海申嘉进出口公司业务五部，由上海申嘉进出口公司提供其业务往来所需的部门公章，开展进出口及内销业务，说明业务五部是以上诉人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的。孙振波作为在两公司《关于组建业务五部协议书》上代表天佛公司签名的委托人，持有此协议书和业务五部的合同专用章与被上诉人签订买卖合同，使被上诉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其具有代理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权利，且目前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本案合同定立过程中有恶意或有过失，所以孙振波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应属表见代理行为。上诉人提出的本案中《关于组建业务五部协议书》中孙振波所使用的合同章系伪造，此协议书内容违法的观点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又称此案应移送公安部门处理，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淮中商终字第0103号 江苏国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高士清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现上诉人主张夏太宝不是其公司的项目部经理，且买卖合同及欠条上所盖项目部章系虚假的。关于其第一项上诉理由即夏太宝是否系上诉人公司项目经理问题，民源皮革公司与国淮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合同及编号为201003020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夏太宝系上诉人的项目部经理，且有权代表上诉人对民源皮革公司住宅楼、厂房、办公楼施工事宜进行管理，故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第二项上诉理由即买卖合同、欠条和授权委托书上所盖项目部章问题，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了证据1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合同、证据2印章使用承诺、证据3企业管理制度证明其主张，因证据2印章使用承诺涉及夏太宝本人，在其未到庭的情况下无法确认签名的真实性，如确系夏太宝本人签名，则可以认定上诉人未授权夏太宝使用过该枚印章，但该份承诺书仅在上诉人与夏太宝双方之间有效，且该枚印章真实与否并不影响夏太宝项目经理的身份，即使2010年11月7日欠条上未盖公章，因上诉人确曾在2010年7月23日向夏太宝出具过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委托书中载明其项目经理身份和权限，则夏太宝为民源皮革工程所实施的买卖行为均应视为职务行为，而根据涉案买卖合同与欠条以及上面所盖的项目部印章，足以证明夏太宝是为民源皮革工程所实施的买卖行为，且该行为未超出授权范围。至于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4确认通知书，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存在，上诉人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经送达给被上诉人高士清，故该通知书对被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长中民二终字第0611号 湖南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姜某等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何某与某某某C区项目部李某订立的《水泥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李某订立合同时担任某某某C区项目部负责人，并在双方订立的合同书上和之后出具的欠条上加盖某某某C区项目部的印章并签字，且水泥用于某某某C区项目工程建设施工，故应认定李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因某某某C区项目部并非独立法人，李某的该职务行为应由设立某某某C区项目部的某公司承担。上诉人某公司上诉称李某与某公司为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其本人与某公司并不存在雇佣关系，因此李某所欠的货款不应由某公司承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岳中民三终字第11号 岳阳市岳阳楼区建筑工程总公司与湖南省兴华钢铁工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楼区建筑公司（乙方）与长沙市开福区月湖二期38栋住宅工程业主（甲方）代表签订的《施工合同》合法有效。楼区建筑公司在签《订施工合同》时，任何清亦代表楼区建筑公司签名并加盖了楼区建筑公司月湖小区项目部的公章，在建设过程中，任何清以楼区建筑公司的名义实际施工，尔后又以月湖小区项目部的名义与兴华公司签订钢材供需合同，且楼区建筑公司设立月湖小区项目部的事实已为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开民一初字第2575号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任何清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楼区建筑公司理应对其工作人员任何清欠兴华公司钢材款177 784.19元承担民事责任，张云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应承担连带责任。楼区建筑公司与任何清的关系，属其内部问题，对外不能以此对抗兴华公司。楼区建筑公司称其没有承建长沙月湖小区，没有成立长沙月湖小区项目部，只是与长沙月湖小区签订了一份很多内容空白的意向施工合同，并没有履行该合同；长沙月湖小区系任何清个人承建，项目部公章系任何清私刻，钢材供需合同义务应由任何清个人承担，其不应承担本案买卖合同的付款义务的上诉理由没有相应证据支持且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衡中法民二终字第43号 信宜市南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唐小志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上诉人南海建筑公司及被上诉人唐小志对南海建筑公司下设深圳分公司的相关事实无异议。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上诉人南海建筑公司与被上诉人唐小志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首先，本案要确定的是上诉人唐小志提供的证据是否为原件，是否系伪造的问题。2008年12月14日，南海建筑公司深圳分公司龙岗项目部与唐小志签订了《租赁合同》，该份租赁合同就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被上诉人唐小志在一审时提供的复印件《租赁合同》是盖有南海建筑公司深圳分公司龙岗项目部红色印章及骑缝章的，该份《租赁合同》是一式二份，与上诉人南海建筑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的内容及加盖手印的部分均是一致的。故被上诉人唐小志提供的与上诉人南海建筑公司提供的内容一致的加盖上诉人南海建筑公司深圳分公司龙岗项目部公章的《租赁合同》应视为合同原件，南海建筑公司虽然提供了其向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备案的只有深圳分公司行政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的证据，但这不能证明唐小志提供的《租赁合同》加盖的公章系唐小志私刻、伪造或假冒的。本院依法确认加盖了上诉人项目部公章的合同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该案诉争的合同真正的相对方是上诉人南海建筑公司。

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九中民二终字第3号 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与江西赣基集团混凝土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分公司、工程项目部在公司中均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虽然本身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在职责范围内，从事与本工程项目建设相关的民事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其行为对外所产生的民事责任最终应由公司承担。以项目部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在当前建筑市场并不少见，且该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应当认定该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上诉人湖南四建以双方所签的合同未盖公司的公章，公司未予确认为由否认合同效力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合同履行完毕后，上诉人的项目部和被上诉人均在结算单和询征函上签字认可并加盖了公章，由于工程项目部是直接对该工程负责的，其认可应当视为公司的认可。上诉人湖南四建以结算单和询征函未经公司认可为由否认已结算完毕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持。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770号 李某某与上海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钢材购销合同》需货方是李某某，在供货方上海某公司依约向李某某提供了货物后，李某某难咎付款之责。虽然该《钢材购销合同》开篇载明担保方（丙方）是南通某公司，但该合同同时也约定丙方签字才对丙方产生法律效力。事实上在该合同中并无南通某公司任何人的签名，而仅有冠名南通某公司华暖考克兰项目部的印章；此印章既未经工商行政部门备案，又无证据证明系南通某公司刻制，更未获南通某公司的追认；故原审认定上海某公司要求南通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属正确。

第二篇：房产交易中阴阳合同效力认定典型案例选

房产交易中阴阳合同效力认定典型案例选｜高杉LEGAL 作者：@高杉峻

【高杉按语】

房产买卖合同当事人为实现避税目的，就同一房产签订不同价款的多份合同的情形较为常见。一旦就实际应履行何种价款发生争议，并不当然以价格低者或价格高者为准，也不当然以向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的合同为准。从案例筛选的情况来看，法院往往综合全案情况与证据，必要时通过价格鉴定等方式，来确定双方达成一致的真实交易价格。

对当事人可能存在的避税等违法行为，应由税务部门等有权机关依据行政法规进行查处，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此直接处理的情形较为少见。另外，此类纠纷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或第五项的规定而认定双方签订的多份合同均为无效的情况也较为少见。

就此类纠纷，本文特筛选出若干典型案件的裁判要旨如下，供大家参考。

【裁判要旨】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1）内民提一字第17号 赤峰立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多某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案：

商品房买卖过程中形成了两份价格迥异的合同，买卖双方各自主张按照对自己有利的合同履行。再审从两份合同的形式要件、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及市场价格等方面，综合审查认定“2150”合同是双方关于商品房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而“1100”合同是双方为规避纳税义务所形成，且因立仁公司协助多某某规避纳税义务，对发生本案民事纠纷亦存有过错，故对其利息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新中民五终字第188号新乡市朋来置业有限公司与李忠林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朋来公司与李忠林在2004年1月19日签订了购房协议。此后，朋来公司与陈芳兰就同一房屋分别于2005年1月25日、2005年3月18日另外签订了购房协议及房地产买卖契约。案涉房屋于2005年3月28日办理了房屋所有人为陈芳兰的房权证。朋来公司在原审提供的2007年6月27日由陈芳兰、李忠林出具的证明显示，双方协商将案涉房屋的价格约定为1500元/平方米，只供办理房权证使用。购房协议仍以2004年1月19日所签为准。据此说明，朋来公司与李忠林签订第一份购房协议到案涉房屋产权证办到陈芳兰名下，朋来公司没有对合同主体变更及房权证办理等事宜提出异议，仅对案涉房屋的价款声明以第一份协议为准。故本院确认案涉第一份协议及第二、三份协议（除购房价款外）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但其中第二、三份合同关于购房款数额的约定，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从朋来公司所提交的书面证明内容来看，其双方实际系按2004年1月19日协议所约定的价款履行的，此后协议中约定的价款标准并未适用，另朋来公司称陈芳兰、李忠林尚未足额支付房款，但陈芳兰、李忠林是否已足额支付了购房款属合同的履行问题，并不影响合同效力的确认，且朋来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也未请求判令李忠林或陈芳兰支付欠款，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查。朋来公司与陈芳兰、李忠林约定以价位低的合同进行房屋产权登记，存在避税的嫌疑，但偷税漏税的行为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对此，双方当事人若确存在上述违法行为，应由行政机关进行查证并处理。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948号严某某与黄某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上诉人严某某与被上诉人黄某某为买卖××××室房屋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其中为了避税合同约定房屋转让价款为120万元，而补充协议约定房屋成交总价为183万元。合同中双方为了避税而约定的房款损害了国家利益，应属无效，但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补充协议约定的房屋成交总价183万元是双方的真实意思，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可以继续履行。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无效，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840号曾翔与赖智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案涉房屋的买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前后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与《房地产买卖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哪份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照现有证据显示，《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07年8月2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该日共同去房管部门办理过户手续，在同日，上诉人签收了广州市东沙农村信用合作社出具的《二手市场购房贷款意向书》，该信用社同意发放200万元贷款并在办理相关手续后发放至上诉人账户。再依据众所周知的事实，金融风暴在2007年底至2008年初才正式爆发，上诉人称由于金融风暴的原因导致房价从229万元急剧下降到177万元，显然没有合理的原因。结合现在二手房交易的现状，本院采信被上诉人的陈述，即《房地产买卖合同》系为避税而签订的，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实际履行的是《房屋买卖协议》。《房屋买卖协议》对于剩余房款的支付时间定在房管部门办理过户手续并办理房屋抵押登记后，而上诉人现无充分证据证实在2007年8月23日后有与被上诉人协商如何继续履行合同，而是在本案《房屋买卖协议》尚未解除的情况下，于2007年11月23日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显然已经构成违约。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按照《房屋买卖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桂市民终字第1175号陈超等与安旻昊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关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价格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进行房屋买卖先后签订了三次合同，后合同对前合同的主体、价格、付款时间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更。这些变更系当事人行使和处分民事权益的具体体现，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予认可。即，经协商一致变更的合同，以最后变更的一次为准，本院确认双方于2009年3月16日签订的第三份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约定的房屋价款为23万元，故双方应以此价款进行履行。上诉人主张书写为23万元系为了避税，实际成交价格应为30万元，无相应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况且，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和二审上诉状中均认可23万元的成交价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上诉人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人民法院应予确认。故，本院确认合同成交价格为23万元。上诉人认为房屋成交价格为30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联法规】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参考书目】

王泽鉴：《民法总则》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

田朗亮：《买卖合同纠纷裁判规则与案例适用》

第三篇：合同一式两份及涂改争议典型案例选

合同一式两份及涂改争议典型案例选

企业进行采购、销售等交易行为并订立合同时，通常会在合同尾部条款中明确“本合同一式两份，买卖双方各执一份”。此种条款的目的就在于避免双方因对合同条款的内容本身意见不一致而发生纠纷。进入诉讼后，一方若认为对方提交的合同存在单方涂改添加，只需拿出己方持有的合同便是非立判。

在双方缔约过程中，如就已打印好的合同文本的条款需要调整，可直接在一式两份的合同上做一致改动，改动之处加以双方签章更为妥当；但若不加签章，因为双方各执一份且改动处一致，通常也不会就是否存在单方涂改发生争议。此种合同缔结时双方意思一致的涂改添加，不同于合同缔结之后的变更，后者适用《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

从筛选案例的情况来看，诉讼中一方认为对方提交法庭的合同存在单方涂改但又不提交己方理应持有的合同原件的，其关于对方涂改的主张较难获得法院支持。就此类纠纷，本文特筛选出一份典型案例全文和若干类似案件的裁判要旨如下，供大家参考。

【裁判要旨】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深中法民二终字第1925号深圳市润某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鑫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 7 二审法院认为，鑫某公司与润某公司签订的涉案《购销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关于该协议中手写部分内容是否为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条款问题。依协议约定，该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润某公司作为协议当事人，理应持有一份协议原件，如其主张鑫某公司提交的协议中手写内容系鑫某公司单方添加，理应向法庭出示其持有的协议原件，以支持其主张。但经法院释明，润某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其持有的协议，故应推定润某公司持有的协议中亦有手写部分条款，该等条款为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一终字第104号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泉州市煌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该案例登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5期）：

在双方当事人对《协议书》的形式与内容主张不一，三木公司作为签约一方又不能提供《协议书》原件或相反证据证明煌星公司《协议书》原件不真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煌星公司提供的《协议书》原件，能够证明《协议书》第五条关于“由于三木公司所购买的煌星大厦的房产为在建工程，并已作为投资投入南南公司作为资本”的内容，为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以此作为认定三木公司知道煌星公司已将三份《商品房合同》项下房产作为投资投入南南公司的证据采纳，并无不当。故对三木公司关于煌星公司持有

/ 7 的《协议书》原件内容为其变造，并对其隐瞒了该事实，已构成欺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57号上海剑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麟樽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一审法院认为，针对麟樽公司主张付款所依据的2007年8月7日购销合同，剑婵公司对该合同上盖具的剑婵公司印章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指出合同条款中“弥勒县冶金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对此剑婵公司负有举证责任。依照常理，合同应当一式两份，买卖双方各执一份，然而剑婵公司未能提供无上述字迹的合同，属于举证不能，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因此确认上述合同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并认定该笔付款麟樽公司付到了剑婵公司指定账户。二审法院认为，按常理，书面合同应由合同当事人各执一份，故有理由相信剑婵公司也持有争议合同原件，其理应提交其持有的证据原件以印证其关于麟樽公司擅自涂改证据的主张。剑婵公司称因保管不慎遗失合同，但未能提供合理理由，难以采信。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故应由剑婵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依法确认弥勒县建材公司是剑婵公司指定的收款人。

/ 7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89号上海瑞马钢铁有限公司与广州市长宏投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一审法院认为，长宏公司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经瑞马公司、长宏公司双方盖章确认，真实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瑞马公司对长宏公司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印刷体记载的内容予以认可，对手工书写的内容不予认可。瑞马公司称手工书写的部分是长宏公司在签订合同后自行增加的内容。但根据该合同用印刷体的明确记载，“合同为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瑞马公司应持有一份该合同，而瑞马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既无长宏公司代表人的签字，也未加盖长宏公司公章，由于瑞马公司未能向原审法院提交经双方签字盖章的《产品购销合同》，与长宏公司所持有的合同核对，故原审法院对于瑞马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认定长宏公司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上手工书写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对于瑞马公司关于《产品购销合同》上手写内容已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728号民事裁定书只是对本案的管辖权问题作出的程序处理，并未对本案的实体问题作出任何认定，一审法院对瑞马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对本案实际争议的焦点即对于当事人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中手写增加部分应如何认定，二审法院评析如下：瑞马公司无法提交盖有长宏公司印章的《产品购销合同》的法律后果仅是本案应分析认定的合同应该是长宏公司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在瑞马公司对长宏公司修改合同内容

/ 7 持有异议的情况下，并不能必然认定手写增加及涂改部分为合同内容。人民法院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对手写增加及涂改部分内容是否符合常理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作为合同内容约束当事人的认定。涂改部分已经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728号生效民事裁定认定，书写增加部分内容则应由原审法院及二审法院审理认定。原审法院并没有对上述当事人争议的内容进行分析判断，仅以瑞马公司未能向原审法院提交经双方签字盖章的《产品购销合同》为由便作出长宏公司手写增加部分内容为合同条款的认定显属不当。就合同签订而言，双方交易金额达6355505.45元，在正常情况下当事人对合同的权利义务的确定均会采取审慎的态度。从双方提供的合同形式看，整份合同内容是以打印形式体现出来。长宏公司增加手写部分“运输到货后，供方通知需方并出示运单（提货人为需方），付款后提货”的内容实际是增加了瑞马公司的义务，与长宏公司在合同第8条中把打印本“签订地”涂改成“交货地”从而改变本案协议管辖的法院一样，属于合同的重大变更事项。如果是签订合同时在瑞马公司办公室现场修改，则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当事人应对修改部分给予如在手写及涂改部分加盖印章或者重新打印等某种形式的确认。另外，长宏公司增加的手写部分条款是在第3条“运输方式及到达和费用承担”后面，而并非添加在约定交货事项的合同第5条。上述情形均有违正常的商

/ 7 业习惯。长宏公司在庭审中“瑞马公司称来不及所以不打印，长宏公司尊重瑞马公司意见。”的陈述显然有违常理。结合合同履行的事实，二审法院认为，货到芳村码头后当事人就货物交付问题产生纠纷时，长宏公司要求瑞马公司出具的仅仅是涉案货物属于瑞马公司所有的书面证明，并非出示长宏公司为提货人的运单。如上述手写增加部分为当事人均认可的合同条款，则双方的文件往来均未提及亦非正常。综上，二审法院认定《产品购销合同》中长宏公司手写增加部分并非经当事人共同确认的内容，不能作为合同条款约束当事人。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892号广州潍柴贸易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卓阳服饰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潍柴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原审判决对潍柴公司和卓阳公司各自出示的不同合同的证据效力认定错误。潍柴公司起诉时提交一审法院的合同是原件，而卓阳公司提交法庭的合同是复印件，而且，由其自己手书增加的三项内容系篡改。潍柴公司此前对这份经篡改的合同内容根本就不知晓，在法庭上对该证据并未确认。原审不采信潍柴公司的合法证据，却采信了卓阳公司的经其手书篡改了的复印件合同，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依据卓阳公司提交的合同和开箱检查记录认定双方已对发动机型号补充约定为TD226B-6D，对此二审法院认为，潍柴公司提供的合同原件仅约定标的物为“全新原装潍柴配斯坦福电机柴油发电机组80KW（自切换装置ATS）一套，机组

/ 7 型号为80GFA-992”，而并未约定发动机的具体型号为TD226B-6D。卓阳公司称合同修改后传真给潍柴公司并且双方已电话确认，但潍柴公司对此予以否认，由于卓阳公司对合同的补充系其单方行为，未得到潍柴公司的同意和确认，因此补充的内容不具有约束力。

【关联法规】

《合同法》第七十七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民事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 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参考书目】

王泽鉴：《民法总则》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

田朗亮：《买卖合同纠纷裁判规则与案例适用》（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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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交通事故典型案例选--代驾出了交通事故怎么办？责任如何划分？

交通事故典型案例选--代驾出了交通事故怎么办？责任如何划分？

案例1

酒店代驾 按消费合同处理

某大酒店为招揽顾客消费，招聘了多名司机，专门为喝酒后的顾客免费提供代驾服务。今年元月的一天晚上，张先生和几个同事在该酒店用餐。因为开了车，张先生原本不打算喝酒，但是酒店方面告诉他，可以为客人提供免费代驾服务，于是他便放心大胆地喝酒了。回家的过程中，酒店的代驾司机因操作不当将行人李某撞伤致残。事后，张先生和酒店就李某的赔偿问题争执不下。张先生认为应由酒店买

单，而酒店则以提供的系免费服务为由拒绝赔偿。

律师评析

重庆精睿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冉缤解析本案：

酒店为客人提供酒后免费代驾服务，其实是餐饮消费服务的延伸服务，是消费者与酒店之间的消费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酒店虽然提供的是免费服务，但代驾费用其实早已算进食品价格之中，并不是真正的免费。鉴于此，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则表明酒店没有尽到自己将消费者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违反了服务合同的约定，如果事故车 辆没有保险或保额不足，就应当由酒店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2

无偿代驾 按帮工关系处理 老李所在的公司年终聚餐，席间他喝了很多酒。回家时，同事王女士提出代老李开车，老李欣然同意。谁知在途中与一辆大巴车相撞，致大巴车司机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巴车司机闯红灯，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王女士未谨慎驾驶，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事后，大巴车司机将老李及其同事王女士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赔偿医疗费等计5万余元。法院经审理后，判决王女士不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评析

重庆精睿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冉缤解析本案

无偿代驾通常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代驾者和车主是一种无偿帮工关系。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可见，代驾者是否承担责任关键看其有无重大故意或过失。本案中王女士未谨慎驾驶的行为仅能认定为 一般过失，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案例3

雇人代驾 按雇佣关系处理

今年元旦，肖先生参加了一个好友的结婚喜宴。回家时已微醉，他便雇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将自己的车开回家。途中，出租车司机为赶时间闯了红灯，将一名横过马路的行人撞倒致死。因赔偿问题协商未果，死者的家属将肖先生和出租车司机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出租车司机赔偿死者家属各项经济损失40余万元，肖先生负连带责任。律师评析

重庆精睿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冉缤点评本案：

车主临时找人代驾，双方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中，出租车司机作为雇员为赶时间闯红灯，主观上具有重大过错，因此雇主 肖先生仅需承担连带责任，事后可向出租车司机追偿，出租车司机为最终买单者。

案例4 代驾公司 按委托合同处理

去年6月的一天，私企老板刘先生请全体员工吃饭，席间喝了很多酒。回家时因醉酒无力驾车，经电话联系后，某代驾公司派司机魏某为刘先生代驾，双方约定：连人带车送达目的地，代驾费90元。没想到魏某将车开出不到5分钟，便因操作不当将车撞到了路边的水泥墩上，车子却受损严重。后刘先生将车送到修理厂修理，花费5000余元。在向代驾公司索赔遭到拒绝后，刘先生一纸诉状将代驾公司告上了法庭。

律师评析

重庆精睿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冉缤点评本案：

代驾公司为车主提供代驾服务，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代驾公司应保证车主在行车途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合同法》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要求赔偿损失。另外，代驾公司司机的职务代驾行为，应由代驾公司承担责任。本案中，魏某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因操作不当致刘先生车辆受损，主观上具有过错，应由其所在代驾公司负责赔偿。需要指出的是，代驾公司和车主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事故中受害的第三人，如事故致第三 人受伤，那么车主仍负有赔偿责任，但可以按照约定向代驾公司追偿。

第五篇：与合同履行有关的18个典型案例裁判观点汇总

与合同履行有关的18个典型案例裁判观点汇总

2016-02-01

1债权人撤销权行使的条件及委托合同的认定

梁清泉与襄樊豪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雷鸣委托合同及撤销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09)民二终字第97号-20091228】 裁判摘要

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受托人违反合同约定的内容，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

无论是否为一人公司，均不影响其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公司与股东是不同的民事主体，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的自有财产，即使公司接受了股东的财产，也不构成公司对股东的债务承担共同责任的理由。

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2代理费用应依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

杨凌金澳畜牧业有限公司与陕西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杨凌金坤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外贸代理合同纠纷上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09)民二终字第47号-20091219 】 裁判摘要

本案合同虽为外贸代理合同，但其内容又不同于规范的外贸代理关系。因此，原审法院依据双方当事人的特殊履约情况，把本案购买奶牛的费用分为境外和境内的支出两部分，并依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实际发生的项目费用予以计算，是客观的公平的。本案为活体物买卖，买卖的数量不能以合同上约定的数字来认定，而是依据进口奶牛到达连云港口岸后，中国检疫、检验当局的检疫、检验结果为准。

奶牛在隔离场超期的根本原因是未办妥奶牛的免税通关手续。对这批奶牛进行免税报关是双方为了从中牟利的共同行为，因此对超期隔离费用的产生应有双方共同承担。

案外人博尔滕公司的权益应由其自行主张，金澳公司代为主张博尔滕公司的权利没有法律依据。3价格变动对合同履行的影响及以物抵债的法律效力

沈阳万宝物资有限公司与辽宁容川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案

【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09)民提字第98号-20091211】 裁判摘要

买卖合同签订后，卖方在履约过程汇总不断提高所供商品的价格，其行为是否正当、合理，不仅要考察当事人之间的实际履约行为以判断其真实意思，更要结合该特定历时期相关商品的市场行情这一背景事实来加以判断。

买卖合同履行中，双方以实物抵债的方式折抵部分债务但并未另行签订代物清偿协议，该类情况下，认定代物清偿协议存在与否，应综合考察当事人的诉辩理由、相关的履行行为以及经济生活中债权人结合搜代物清偿的一般做法等因素。

案件审理过程中，因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双方的债权债务数额不断发生变化，应依管辖恒定的基本法理，以提起诉讼之日作为固定双方当事人债权债务数额的基准日。对其后发生的变化，可由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主张抵销，也可由当事人另案诉讼。

4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因各种原因发生设计任务、内容、对象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原有可行性研究工作需要整体重新进行

浙江交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临安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临安市交通局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上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09）民二终字第99号-20091204】 裁判摘要

原审判决认定交通设计公司与通达公司、顺达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依法有效，对此交通设计公司与国资公司均为提出上诉，交通局在答辩意见中主张该合同无效但未提起上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原审判决关于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依法有效的认定应于维持。

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因各种原因发生设计任务、内容、对象的调整是可以预见且经常发生的，但必要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原有的可行性研究工作需要整体重新进行。交通设计公司与发包方在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中并未就因研究内容调整影响可行性研究工作时如何收费的问题作出特别规定。故原审法院依照合同约定和国家有关规定确定本案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费用并无不当。

交通设计公司在交付初步设计文件后未获得相应报仇或经济赔偿，其利益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初步设计费用系公路建设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属于公路建设、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经营性亏损，国资公司应按照该约定承担上述债务。国资公司赔偿交通设计公司相关损失后可根据资产转让合同的相关约定向相关责任主体进行追偿。交通局不是本案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中的当事人，其作为行政机关在项目法人没有确立的情况下，致函交通设计公司告知本案所涉的设计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不构成交通局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交通局在本案中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不属民事诉讼审理范围。

5约定不明确，合同义务的履行顺序

清华紫光古汉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全洲药业有限公司总经销合同纠纷上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04）民二终字第67号-20080509】 裁判摘要

涉案协议对双方之间义务的履行顺序约定不明确的，依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双方负有同时履行义务。对于供货方以经销方不履行为铺地货物提供担保义务为由主张经销方构成根本违约，其终止供货并解除经销协议符合协议约定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

对于经销协议约定不明确的条款，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应当依据公平原则并考虑事实状况合理履行。供货方在双方对约定不明确的条款应当如何履行发生争议、协商解决未果并且在经销方已经做了部分工作的情况下，拒绝履行足额提供铺地货物的义务，且提出解除经销协议的行为，违反了协议约定，致使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经销方订立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对于经销方要求解除经销协议，由供货方赔偿其损失的请求，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6合同主体变更对合同履行的影响，以及违约金的认定

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史文培、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互易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07）民二终字第139号-20080424 】 裁判摘要

在实践中，企业的名称、所有制形式的变更通常会带来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由于主体上的承继关系，变更前企业的合同权利义务一并概括转移给变更后的企业。本案中“北京建昊实业公司”关于《易货协议》的相应权利义务一并移转至“北京建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因此，合同一方甘肃皇台基于《易货协议》的签订方并非建昊投资从而拒绝向其履行货物交付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违约金制度已经确定违约金具有“补偿和惩罚”双重性质，该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据此应当解释为只有在“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情形下方能适当调整违约金，而一般高于的情形并无必要调整。并且，是否“过分高于造成损失”需由合同当事方举证主张。

7超过法定期限未行使撤销权的法律后果 深圳市蒲公堂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南山区投资管理公司、深圳市科汇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撤销权纠纷上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07）民二终字第32号-20071225】 裁判摘要

我国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股权转让合同是否以工商变更登记为生效条件。尽管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自转让股权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但并不能从上述规定中得出工商登记是股权转让的生效条件。

就股权转让行为的性质而言，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在公司内部产生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合同履行问题。就股权转让行为的外部效果而言，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行为仅为行政管理行为，该变更登记并非设权性登记，而是宣示性登记，旨在使公司有关登记事项具有公式效力。

因此，是否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不应产生影响，工商登记并非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评价标准。质言之，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变更登记，不应导致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生效或有效问题，仅应产生当事人是否违约以及是否具备对抗第三人效力的问题。

债权人撤销权是一种兼具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双重性质的民事权利。根据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八条关于“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的五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之规定，可以认为，债权人撤销权的五年行使期间在性质上类似于除斥期间，因此债权人撤销权属于一种实体权利，债权人未在法律规定的行权期间行使，变发生消灭实体权利的效果。

同时，债权人撤销权亦兼具程序权利的特点，即债权人须通过诉讼方式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侵害债权的行为，故而债权人撤销权也是一种在法律规定期间内通过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权利的程序上的请求权，即债权人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形式撤销权，便丧失通过诉讼程序获得救济的胜诉权乃至起诉权。

因此，债权人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既可消灭实体程序，亦可消灭程序权利。正是因为债权人撤销权兼具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双重性质，导致人民法院在审理债权人撤销权诉讼过程中，必然涉及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不可分离的审查，也自然要综合使用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

8供电方中断供电的通知义务

西省永济市电力铁合金有限公司与山西省永济兴达实业有限公司供用电合同欠款纠纷上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06）民二终字第132号-20070709】 裁判摘要

铁合金公司预期不交付电费，供电人兴达公司可以中止供电，但应履行催告义务。兴达公司在中止供电之前未能向铁合金公司明确催告期限，说明停电时间，在没有通知用电方的情况下即中止供电，不仅给铁合金公司造成实际损失，也直接导致铁合金公司停产。

自2004年3月至今，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铁合金公司因无其他可用电源，无法恢复生产，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闲置，损失较大。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以及双方的过错责任，双方应对尚欠电费按比例分摊。

9撤销权法定期间的起算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按：原债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蒙阴县支行）与山东省蒙阴棉纺织有限公司、山东恒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撤销财产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05）民二终字第172号20061220】 裁判摘要

代位权诉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赋予债权人保护其债权不因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造成损害的诉讼权利。

在民事诉讼的普通程序中，当事人提出代位权诉讼只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即应受理并依法保护债权人的权利。但是，本案中行使代位权要受到限制。

这是由于：

第一，代位权行使的标的是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这一债权将作为债务人的破产财产，由全体债权人公平受偿。代位权行使的目的是使债权人的债权得到个别清偿，这在普通程序中当无问题，但在破产程序中，将直接影响到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违反了破产程序债权人公平受偿的原则。

第二，破产程序具有追回债务人对外债权的功能。

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五十条规定的清算组的职责包括“回收破产企业的财产，向破产企业的债务人、财产持有人依法行使财产权利“，清收债务人财产是清算组应尽的职责；

其二，《规定》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还规定了”清算组有损害债权人利益或者其他违法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予以纠正“，如果清算组对应当回收的财产不予回收，且在债权人提出后，又做出不予回收的决定，债权人可以根据《规定》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该决定，上述规定保证了债权人对清算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

第三，债权人对债务人以外的连带债务人提起诉讼并不为诉讼或司法解释所禁止，但此种诉讼的对象是基于个别债权的连带责任，其效果也是保护个别债权的实现，而代位权诉讼标的是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该项财产是对债务人全部债务的担保，而不是对个别债务的担保，代位权诉讼与对债务人的保证人的诉讼有着根本的区别。

14撤销权行使主体的认定

杜迎立、刘周宽与平顶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撤销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06）民二终字第117号-20061011】 裁判摘要

本案中，《关于对政府纪要的落实协议》和《资产处置协议》虽由河南省平顶山市梨园矿务局破产清算组与杜迎立、刘周宽签订，但平煤集团通过清算组向杜、刘支付收购款并接受杜、刘交付资产的一系列行为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合同权利与义务实际系由平煤集团享有和承担。

虽然，平煤集团并未以明示的方式委托清算组代其签订协议，但平煤集团主动承担清算组所签订协议的法律后果的行为，表明平煤集团实际认可清算组的代理行为。因为，杜、刘以平煤集团为被告提起合同撤销权诉讼，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其关于原审法院对其起诉应予受理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支持。

15未约定合同履行期限及履行顺序时的利息承担方式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中恒消费电子有限公司、武汉中南厦华销售有限公司、武汉厦华中恒电子有限公司欠款纠纷上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05）民二终字第91号-20060511】 裁判摘要

双方当事人未约定付款期限，也未明确谁负有最后付款责任，但是双方互有付款义务，并且是以实物对冲和现金购货相混合的滚动式交易结算，那么，在双方互负债务冲抵之后，一方负有金钱单方给付义务的债务人，应该承担自债权人主张债权之后，要求其承担债权本金的相应利息，否则会违反公平原则。

一审期间，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即使是发回重审后又移送上级法院审理一审的案件，当事人仍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变更和增加诉讼请求。

16采矿权的转移与主体变更

山西皇翰煤炭气化有限公司与山西秦鹏煤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矿权、煤炭经营权及其他财产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06）民二终字第19号-20060509】 裁判摘要

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阳曲县青龙煤矿联营合同书》，虽名为联营合同，但合同条款中并无关于双方联营的权利、义务的约定，合同的标的为采矿权、煤炭经营权及其他财产权，其中采矿权的转让是主要内容，是其他权利转让的基础和前提。

在此情形下，根据《矿产资源法》和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该合同必须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山西皇翰煤炭气化有限公司采取的先转让采矿权、煤炭经营权，取得转让款后办理申报年检采矿许可证，煤矿建成开采后再办理采矿权变更批准手续的行为系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且根据《矿产资源法》，只有权属无争议、投入采矿生产一年以上的煤矿方得转让，尚未建成的煤矿不具备转让条件。

国有企业经过改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如果在改制过程中对原企业拥有的采矿权未按规定进行资产评估，也未办理采矿权主体变更批准手续，这变更后的企业并不当然地享有该采矿权。变更后的企业仍需按照《矿产资源法》和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变更采矿权主体，才能取得采矿权。

17供用电合同的履行

乐山电业局与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供用电合同纠纷上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05）民二终字第120号-20051209】 裁判摘要

供用电合同关乎居民生活生产和公共利益，所以往往会受到更多的强制性干涉，供电人不仅必须履行供电的义务，而且如何供电以及如何收取电费等都要遵循国家的相关规定，其自由决定的权限受到限制。同时，用电人必须及时缴纳电费，否则将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8债务转让与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的区分

宁夏金泰实业有限公司与宁夏基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上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05）民二终字第35号-20051025】 裁判摘要

关于本案《合资经营合同》以及《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合同》效力问题。本案《合资经营合同》不论是从名称上还是在实质上并不能认定为完全的债务转让性质的合同，虽然合同有关条款中有债务转让的情形，但就该条款来看仍然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的情形，没有给原债务人设定义务，其与债务转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有无变更原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主体，而当债权人主张权利时所指向的对象不同。

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并没有实质变更原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主体，当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时没有实际发生或者没全面履行时，债权人只能向原债务人主张，而不能向第三人主张；而债务转让是新债务人就转让的债务取代原合同债务人成为原合同债务关系当中的债务主体，原债务人脱离原合同关系。

本案双方当事人都存有违约行为，最终导致合资酒店项目无法继续下去。这一点在双方签订的《关于基荣公司投资的账目审核书》中已有客观反映。因此，本案《合资经营合同》、《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合同》虽然有效，但实际已为当事人所终止履行，故应予以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