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论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摘要: 当前,企业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引起了广泛讨论。而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企业家的作用、价值长期被遮蔽、漠视甚至扭曲。我们对近代企业家这个群体的认识,充满了符号化、简单化,我们带着偏见去认识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也就不可能真正继承他们强烈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可以说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但应该尊重那段历史中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因此研究近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的缘由,无论是启迪现代企业家,还是纪念民国企业家,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国 企业家 社会责任
或许我们现在的大多数人对民国时期的企业家没有什么概念,认为企业家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具有巨大商业规模的精英,其实不然,企业家不仅是商业精英,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对祖国的一腔热爱之情,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民国时期较为著名的企业家有张謇、荣德生、范旭东、卢作孚等等。他们不仅把自己所创办的企业看的很重要,他们更把民族的兴旺、社会的危亡看成自己的生死。不以盈利为唯一目标,重视社会信誉,以服务社会为自己的最高选择。“永久黄”团体制定的“四大信条”。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特别是宜昌大撤退的巨大牺牲和出色表现,都是最好的证据。“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既不与草木同腐”这是张謇的名言,荣德生的座右铭是“立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卢作孚信奉的是“忠实的做事,诚恳的待人。”
一、社会责任感,不以盈利为唯一目标。
张謇是清末的状元,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经历了20多次的科举考试才中的状元,但是他深感官场的险恶,遂下决心兴办实业,要以实业来救国。清末,中国人穿的衣服大部分是粗布,像漂亮的布匹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穿得起。张謇深感痛心,于是决定兴办纱厂,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张謇在发展实业的同时认识到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来源于教育。当时的中国教育水平低下,最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他决心必须要把中国的教育水平提上去,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其中在张謇创办的学校中最为著名的是现在的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张謇的功业还包括建立中国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据统计,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许多学校与事业单位的兴办在当时都是全国第一。他为民族工业和教育事业的贡献,被人们称为“状元实业家”。对于张謇的概述我们看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的企业家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他们能用自己全部的家产来为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是多么崇高,多么令人敬佩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啊。
二、以服务社会为己任,首先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范旭东也是一个社会楷模,他不仅自己受到了现代知识的熏陶,更学以致用,投身于化学行业,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贡献自己的力量。范旭东1914年从欧洲回国后,决心首先发展精盐生产。他积极研究精盐生产技术,着手筹办久大精盐公司。当时,我国长江中下游,食盐运销由官商合伙垄断。盐商挟资财,勾结官府,左右盐政,鱼肉人民。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食土民族”,而且在去英国的碱厂考察时只让参观锅炉房,这深深刺激了范旭东。范旭东决心自制精盐,他与担任过盐务署长的景本白合作,向政府提出了成立久大精盐公司的申请。消息传开,即遭到旧盐商的反对,但社会舆论极力支持,当局不得不予以批准。
随着范旭东制碱、制盐的成功,环境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但是范旭东最初就是循着中国传统的循环经济的环境思路展开的,注重废物利用。注重工厂的生产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并且开始关注工业废水的处理问题。一篇署名纪的文章谈了精盐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卤利用问题, /久大因制过精盐的废弃物, 如湖海,弃置了未免可惜, 于是便有制造碳酸美牙粉!牙膏漱口水种种物品之举, 此种物品均由盐卤中提出, 故名精盐为-正品., 而此各物曰-副产 , 关于工业安全问题的产生, 《海王》刊文认为是/由手工业进于机器工业时代以后,集团工作兴盛之结果0,虽/灾害之发生,本为难免之事,惟在尽最善之努力,务求其减少而已0“范旭东企业人,已经认识到,工业安全问题与机器的普遍使用有关,是机器生产的产物,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应当以此为借口,忽视问题的解决,应当尽最大努力去减少工业事故。范旭东企业人认为,在关注工人的生命安全的同时,还应关注工人的身体健康问题,要考虑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问题,更考虑保证工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 /工业与卫生关系,可以说十二分的密切,讲求工厂环境卫生的结果,可以使厂内工人工作效率在无形中增加, 因而在质量上,出品都可得充分的进展。
三、不以盈利为唯一目标,与祖国的兴衰同存亡
卢作孚不仅是一位富于开拓精神和管理才干的现代型企业家,而且还是一位思想深刻、勤于著述的学者。尤其是他的经济思想,即丰富全面,又颇具独特理论价值.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卢作孚早年也曾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启蒙思想家学术思想的影响, 追求光明.他认为:社会改革之道,不外推广教育以开民智,振兴实业以苏民困。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 他主张结合志同道合之士、埋头苦干, 发展实业,影响社会,改变国家面貌。由此, 逐渐形成了他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 的理论基础。
他的公司被定名为“ 民生公司”.公司的宗旨为“服务社会, 便利人群, 开发产业, 富强国家”.为了实现自己“ 实业求国” 的理想,1933 年, 卢作孚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民生公司的灵魂即“ 民生精神”.他对这一口号的阐述是:“个人为事业服务, 事业为社会服务, 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 事业的任务是超经济的”.卢作孚一生最惊心动魄的事迹,就是1938年10月武昌沦陷后亲赴宜昌,组织了宜昌大撤退。将自己民生航运公司几乎所有船只用于抢运战略物资到后方。而且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迅速撤退,他不仅把原先的卧铺该为坐票,更让船票减小到原来的一半,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宝贵贡献。但民生公司却损失惨重。
卢作孚还把这种社会责任感渗透到企业内部管理中去。他不是把员工看作是为他赚钱的工具,而是看作与他一起进行救国救民事业的同伴。他极其善待员工,在民生公司,办有图书室、文化学习班、业务学习班、技术学习班、阅览室、游艺园,有各种运动队、歌咏队,公司承担了员工的吃饭、穿衣、住宿以及大部分的医疗费用。千方百计地满足员工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求,帮助员工与公司一起成长。
四、现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不能全盘否定现代的商人,而绝大多数也仅仅是商人而已,他们没有那种与祖国荣辱息息相关的社会责任,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像毒豆芽、胶囊,酸奶中出现臭皮鞋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商人只顾自己眼前利益,他们更不会忙碌了许多年却一分不剩的用在社会的发展上。或许这和大的历史背景有关系,因为现在是和平年代,但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如果战争来临,他们会不会抛弃自己的企业的利益而为国家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呢?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现代商人,还有一些人是比较具有这种责任感的,像陈光标等。
参考文献:1.李志英《民国时期范旭东企业集团的环境意识与实践》
2.汪洋《近代企业家责任》
3、王勇《卢作孚与民生精神》
4.熊秋良《传统文化与范旭东的创业精神和经营思想》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7年05期
5.傅国涌《民国企业家:沧桑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南方人物周刊(广州)2009年16期
第二篇:论民国企业家创业精神
论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摘要:在那段能过一天就一天的乱世变局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晚清政府腐败的环境下,或军阀**的状况下,或列强横行国土的时势下,依然抱着一种“实业救国”的理想而耗尽一生的精力。这群人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受人尊敬的阶层。傅国涌认为他们是“商之大者,为国为民。一群以实业报国为终生理想的大商人,铸就了现代工商业的传统和灵魂。” 关键字:民国;民营企业家;社会责任
以前在思考“一个国家崛起”的问题时,很少会想到商业史。所以对商人阶层缺乏了解。自从这学期选修了“民国企业家创业史”这门课后,开阔了眼界,对这个动荡的年代也有利新的认识。民国乱世,企业家们空有济世理想,却很难着手实现,于是他们就放下抱负,专注于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于是,就出现了像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等一批“实业救国”的企业家。
一、“状元企业家”——张謇
张謇(1853-1926):我国民族企业家的精神领袖,民营企业家的一代教父。读过历史教科书的人肯定都会懂得张謇的“状元办厂”事迹。但是未必有很多人知道这个“状元办厂”在当时的意义和其对我国民营企业家所产生的巨大启蒙精神。饱读诗书的张謇在1894年(光绪20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考中状元。但不久的中日甲午战却改变了这个刚刚高中,满怀治国之道的年轻人的命运。1896年(光绪22年)张謇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从此走上了 “实业救国”的道路。他创办的大生纱厂也对当时的民营企业起着带头作用。大生通过股东大会,分析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期中国股份制企业成长发展的状况;对实行的“官利”分配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官利”制度的实行,受当时整个社会高利贷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张謇还有一个创世之举,那就是他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业上。将近20年下来,南通已成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1920年,一位访问者描写他看到的南通: “在登岸以前,我们就已感受到她的现代气息了。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一个欢快劳动的日子又宣布开始了。在江岸边建有现代化的码头和仓储设施,运输线四通八达。”而张謇另一个值得记住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南通的建设。张謇的实业精神,体现在南通的建设上。通过对南通的建设投入,“父教育”与“母实业”的建设思想。开启了南通的民智和端正了南通人的风气。当时梁启超对南通的评价是:中国最先进的城市。张謇由此有一个绰号叫“张南通”。南通模式是如此的迷人和让人感奋,在很长时间里它成为企业家的梦想。也是在1920年代,老买办朱葆三在上海郊区购置1000亩地,设想建立一个类似南通的实验城。而荣家兄弟则尝试着在自己的工厂里搞了一个“劳工自治区”。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1902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第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此后陆续兴办一批学校,有的甚至成为现在中国的一流大学。张謇又开辟了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
二、“棉花大王”——穆藕初
穆藕初(1876-1943):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中专门论述过他的事迹。吴晓波认为他是当时全中国最懂棉花的人,是“棉花天王”。穆藕初33岁的时候,深感中国棉纺业的落后,下决心到当时棉业最发达的美国德克萨斯州读书,这一读就是整整8年。穆藕初学成归国后,筹办了上海德大纱厂。一年后,德大生产的棉纱在北京商品陈列质量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一夜成名。棉纺织业在当时是中国第一大产业,聚集了张謇、荣家兄弟和周学熙等众多顶级企业家,穆藕初后来居上,居然能迅速崛起,与他在美国学到的棉花专业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是分不开的。
穆藕初另外值得记住的有两个地方:一是他翻译了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而且翻译的中文版竟然比欧洲版出得还要早。穆藕初或许是历史第一批在中国实践科学管理原理的企业家。而另一个值得记住的是,他是昆曲得以留存的恩人。穆藕初长得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平生喜欢昆曲、书法、学佛、养鱼和斗鸟,是一个少见的才子型企业家。1921年,他感于古老昆曲的日衰,便赞助成立了昆剧保存社和昆剧传习所,这些机构在昆剧的流传上居功至伟。昆曲大师俞振飞在怀念他时说:“我国戏剧自清末皮黄崛兴,昆曲日益式衰,经先生竭力提倡,始获苟延一脉,至于今日。”
三、“家族企业”——荣氏兄弟
荣氏兄弟:荣家在我国是一个传奇的家族。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我国商业上举足轻重的家族。哥哥荣宗敬(1873-1938)和弟弟荣德生(1875-1952)是商业界上的一对最佳组合。他们单独一个创业的话,凭才能或许都已经能做到像张謇那样的成绩。但上天偏偏让他们成为兄弟而一起创业,这或许注定了荣氏家族在我国商业史上的一个不灭的传奇。荣宗敬的“雄才创业”和荣德生的“老成持守”代表了创业和守业的两种方向,兄弟两人一攻一守,进退自如。这种搭配能让荣氏在时势机遇到来的时候,能应势而上,创造辉煌。而在险像横生的形势下,仍能保命自守。这种生存智慧以家族传统的形式流传下去。经历几次危机,在晚清、民国和共和国时代变迁中,在革命和动荡的时势下,荣氏家族仍能得以保存。因此,荣氏家族可以算是我国商业史上最长命的家族。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永远不可能离开社会环境而单独生存发展。对于个人来说,做个有钱的老板不是目的,只有心忧天下、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同。对于企业来说,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发展的第一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企业只要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点,并适当地回馈社会,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甚至支持。而这些支持,将进一步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就像中国人说到海尔,在自豪中,也有着特别的尊敬。因为,我们看得到,海尔集团一直秉承“真诚到永远”的理念,在不断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一直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反哺社会。多年来,海尔集团在扶贫、救灾、助残、教育、体育等方面做出积极的投入,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卓著的贡献。而谈到海尔这样的贡献,我们又不得不提起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张瑞敏说的好:“企业最重要的是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尽到社会责任后,利润将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不能把利润作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目标,否则,可能就得不到利润。”事实上,他就是带着这样的思想发展海尔,最终也使得海尔成为民族工业的骄傲。与此相对的,近来发生过的“毒奶粉”事件可说是一个震撼力极强的反例了。产生的原因自是不用说了。在“发展观”的驱动下,传统信仰大厦坍塌,社会道德滑坡,然而健康的商业道德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有什么损害消费者利益却可以更多赚钱的法子,少有企业家去制止、举报,反而趋之若鹜,视社会责任与职业道德为无物。因此,说到底,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得如何,企业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① ② ③ ④
吴晓波《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厦门航空杂志2011年06期 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信出版社2008年
傅国涌《大商人》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张謇:一名伟大的失败英雄》南方网2009年0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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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企业家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第一就是赚钱。赚不了钱,社会责任如慈善捐输等都免谈,因为不能持久。
当然钱要赚得恰当,起码手段要合情合法,不能做不道德的事,在挣扎求存时如此,赚了钱之后更要洁身自爱,因为有了钱就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既包括有益于社会的事,也包括坏事。今天不少女孩子想嫁给有钱的男人,其实这是很危险的。没有钱要包二奶也不容易,有钱人拈花惹草就方便多了。有钱真是很危险的事!
赚钱的同时还必须尊重员工,要有社会良知,不做毒奶粉之类的事,还要尽可能不破坏生态环境。如此种种,都是企业起码该做的事。
上世纪90 年代初,因家里的晨兴集团在苏州兴建铜版纸厂,我就到世界各地参观了一些先进的造纸商。有一天在苏格兰视察工厂,那位厂长先生告诉我,因为用水很多,纸厂就建在河边。造纸后的污水经过处理,回流河道时比上游进来的水还要乾净,所以下游的鱼比上游的更多。这件事给我相当启发。这方面中国起步晚一些,提高有关方面的意识尤为迫切。
回到企业第一个责任乃是赚钱。唯有成功的企业,才能持续地做以下几件事:上税,创造就业,为社会提供必须或想要的产品与服务。企业还会牵动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创造先决条件。30 年前的中国很穷,很多社会事业都不能开展,今天情况就不一样了。
做好了以上的事,企业就算是尽了对社会的基本责任,社会也不应该强加于他们其他的要求。在今日瞬息万变的商业社会里,竞争愈来愈激烈,若然企业被迫做太多公益事业,就很难在全球竞争中不被淘汰,更遑论制胜。这是社会人士--特别是没有商业经验之人--要认清楚的客观事实。
再者,唯有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企业家才能在国际社会上较有发言权。上世纪90 年代我成为出任以瑞士为总部的世界经济论坛之理事会成员的第一位亚洲人,也是第一个出任其在达沃斯年会的联席主席的华人,此外又被推举为亚洲协会全球副理事长等。究其原因,首先是我的生意比较成功,赚了不少钱。试想想,别人会邀请失败的生意人出任此等公职吗?当然单是有钱是不够的,你必须有学问、有思想、有见地、言之有物;还要懂得按国际惯例处事为人,才能获得一点在世界舞台上的发言权。
上世纪90 年代初,我深感华人在国际场合上没有声音,就有意识地培养一些比我年轻的东南亚中壮年华人企业家,用我的影响力,邀请他们在不同场合演讲,从而把华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公诸于世。可惜在97 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里,最大的受害者正是他们。钱没有了,西方人士也就不再邀请他们发言。作为商人,唯有拥有了财富,加上前述的其他要素,别人才会听你的话。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除了为公司赚钱,为社会创造财富之外,企业家的另一个社会责任乃是,要树立正面的社会形象,做一个被人尊敬的企业家。中国社会在未来的十数年里,若能产生一大批受人敬重的企业家,那么国家的前景就是秀丽的。反过来说,若然生意人都是被社会唾弃的,那么社会矛盾必定日深,政府被迫插手,最终对国家不好,对自己也不利。因为社会失去了和谐,老百姓充满了怨气,暴力之事就容易出现;失去了合宜的营商环境,商人成了社会公敌,企业就难以持续发展,有钱人还要为自己的生命财产担忧,那就相当可怕。
因此,就是为了自身利益,企业家也必须尽力成为被人尊敬的人。这样,钱有了,社会声誉也有了,自然就活得比较快乐,也能使社会更加和谐。如此一个较平顺的社会,也就为企业继续创富提供了最好的环境,实在是多赢的局面。也就是说,做被人尊敬的人不只是企业家在社会上立身处世所必须的,对自身利益而言也是如意算盘。
正如西谚所言,别人对你的尊敬是需要自己努力赢得的,不是要求别人就有的(Respect is earned andnot demanded)。有不少事企业家要自发地去做,才能够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与尊敬。在行业外,要叫人知道你是有思想的,大至全球小至社区的某些重要议题,你都是有识之士,是有见地的人,并且是有社会良知,对社会有责任心的;在行业内,不只能赚钱,并且是有创新性的,能够处于龙头地位,就更具有影响力。
无可否认,有些行业是比较容易被人尊敬的,就如商业银行家(不是投资银行家),大制造业首脑等,从事高科技的也不错。一般来说,做服务性行业的较不容易被人敬重。这关乎公众对行业的认知与观感,是比较难以说清的问题。除了少数例外(就如1997 年之前的香港),做房地产的在全球各地都是较不受尊重的。为此,若然房地产商能够做到被众人尊敬,那个社会就是相当进步的了!
还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企业家还该用赚来的钱回馈社会,多做造福人群的事。你叫它慈善事业也好,公益事业也可以。但在这方面,有一些原则是社会应该明白的。我个人认为,社会上对企业捐献不能有过高要求。如上文所言,企业的目的与责任都是赚钱,为股东谋最大金钱利益。无论私人企业还是上市公司,生意的拥有权都是属于股东的,赚来的钱也是股东们的,我们必须尊重私有产权。社会所期望的,应该是任何模式的企业之拥有者,也就是股东,在慈善与公益事业上多多捐献。
一般来说,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运用公司的资源投入公益事业时,只该做对企业发展,包括对公司形象有好处的公益活动,捐献数字相对企业规模也不能太大,做得足够合宜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公益事业不是企业(enterprises)的社会责任,而是企业家(entrepreneurs)的社会责任。今日中国经济发展还算是初阶,除了私人企业之外,不少上市公司还有一位或是数位主要股东,在公众眼中,捐钱成了所有股东,特别是上市公司大股东,应该自己选择的社会责任。
企业家捐输的案例
那么有什么公益事业是该做的呢?从较富裕国家的经验看,一般有钱人都是由解决社会迫切需要的扶贫和救灾等开始。之后就是捐助为着社会长远发展好的,却又是不能或不该完全依赖政府的事,包括支持教育、科研、医疗和环保等。当社会积聚了较多财富,人民的精神生活较为丰富了,那时一些成功企业家就会在文化、艺术等方面捐助,另一些就会就着自己的兴趣或理想做一点贡献,捐助的事情也就会做得更为细致。例如,一位认为中美关系特别重要的商人,会支持大学或智库在这方面的研究;担心城市发展防火工作做得不够好的,就会推动防火意识,或者协助公共建设提升这方面的水平。还有一些企业家觉得钱赚够了,就更可能半职或全职出任某些公职。
第四篇:社会责任论
社会责任论
一、社会责任论的产生
20世纪,由于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自由主义理论的问题渐渐凸显,其所提倡的‚观点的自由市场‛,而现实却是报业所有权的集中和‚一城一报‛的局面。社会责任论者西奥多〃格拉泽曾说:‚20家公司控制着6100万份日报的一半多的日发行量;20家公司掌握着这个国家11000种杂志的多半收入;三家公司操纵着大部分电视收入和电视观众;还有10家大广播电台,11家图书公司和4家电影公司。‛(1)自由主义理论陷入无法扭转的矛盾中。
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来了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理论的提出。在新闻学界的即为社会责任理论。1944年初,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组成‚新闻自由委员会‛,邀请了12位著名学者担任委员,这就是后来被人们誉为‚20世纪最著名学术团体‛的‚哈钦斯委员会‛。委员会用两年多的时间,对美国新闻自由现状进行了艰辛的调查,前后听取了58家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影界人士的证词,收集了225人的意见,提出了176份文件和分析资料,召开过17次委员会全体会议后,终于在1947年3月2日,发表了第一期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传播学者克里斯蒂安曾指出:‚我们称为新闻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就诞生于这些有说服力的综合性研究中。‛(2)报告清楚道明了新闻自由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乃是缺乏责任的约束。‚新闻自由的危险,部分源自新闻业经济结构的变化,部分源自现代社会的工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更是由于操纵新闻的人不能洞见一个现代化国家对新闻业的需求以及他们不能判断责任和不能承担需要新闻业肩负的责任所造成的。‛(3)这一报告,确立了大众传播社会责任思想的问世,也宣告了一个相较于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更成熟的新闻自由观的诞生。它最先明确了大众传播责任的原则,从根本上奠定了社会责任学说的理论基础。1957年,随着《大众传播的责任》问世,社会责任传播理论逐渐为世人所知,从此新闻界开始了以自由与责任为主题的社会责任传播理论研究和思想传播。
二、社会责任论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关系
社会责任论是在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基础上产生,而又超越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范围。其与自由主义理论有诸多相异之处: 1、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把政府看作集权统治的继续;社会责任论则视政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2、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社会责任论则希望政府应主动地去促进自由,必要时,政府应与大众、媒体三者协同一致,共同发挥传播的功能。3、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所揭示的自由是消极的,我们通常称之为‚不受外界限制的自由‛;而社会责任论的自由则是积极的,它要求拥有能够达到人们所希望的目标的必需条件。4、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新闻自由纯粹是个人的权利,强调‚开明的自我利益‛,因此为了满足一己的理性与天赋,要除却一切加诸个人的限制;社会责任论则强调‚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之福利‛,权利与义务(责任)已由个人转移到社会,由理性移转到良心与宗教伦理。它的目标在于促使社会更易于发挥各种功能,使人类获得最大的快乐。
三、社会责任论内容
自由委员会在其总结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刊》中要求报刊对全社会负责,对报刊提出五项要求:
1、‚对每日的事件给予真实的、全面的和理智的报道,并将它们置于能显示其意义的特定的前后联系之中‛,这个要求即为:新闻必须真实全面;报道必须理智;新闻要做出合乎真实的解释。
2、报刊要作为‚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
3、报刊要反映‚社会各组成群体的一幅典型画面。‛
4、报刊负责提出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价值。
5、报刊使人们‚方便的得到当天的新闻‛。
之后,社会责任论还对报刊自身、公众、政府发出了呼吁。
首先,它提出报刊提供了公众需要的信息和讨论的种类、数量和质量,应该呈现出专业精神。特别的,报业应该具有信息和讨论的一半传递着所有的责任感,应该作出高质量的不会得到即刻经济回报的高质量的内容,应该加入积极的相互的批评,应该试着提高专业才能。广播工业应该控制节目远离广告。其次,它也指出公众也对报业负有某些责任。首先是公众要知道大众媒介的巨大作用,并且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知道报业还差多远能够满足社会需要。一旦公众知道这些事情,其行为就能在三种途径上改进媒介。首先,非赢利机构应该帮助报业执行它需要的任务。例如,学校应该操作广播电台或者制作电影,为了那些商业媒介认为他们不适宜服务的受众。第二,教育机构应该为先进的研究、大众传播领域批评性的出版物提供中心;现在的新闻学院应该给学生提供广播教育。第三,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来评价新闻业务并且每年都给予报道。最后,它还要求政府应制定反垄断法来制止新闻媒介的过度集中,保持大众传媒业的竞争;同时鼓励传播行业的新投资者,以此试图维持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市场;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证公众及时全面了解政府的政策及政策指定的目的;必要时政府可以创办自己的媒介以保证上情下达,政令畅通;切实保障言论自由。
四、社会责任论的意义
社会责任理论对新闻从业人员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它能够让新闻工作者产生一种积极的情感,即自己是在为社会作贡献,是在为大众利益工作。从而不会以金钱利益为准则,不会用闲言、色情及暴力等来迎合某些受众的低级趣味;其次,新闻工作者以社会责任理论作指导,可以避免盲目性,就如夜间的航船有灯塔为其导航一样;再次,它能够消除政府对新闻界进行干涉的威胁,而使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自律。
五、社会责任论的体现 五月十九日,中国举行为期三天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哀悼日,各地媒体以黑字大篇幅报道全国哀悼日情况。汶川大地震后,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10日发表郑永年撰写的评论文章说:
自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以来,中国的媒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随着媒体自由度的增加,中国在世界上呈现出空前的开放性和透明度。这次出色的抗震救灾的报道正改变着人们的刻板看法。
中国媒体及时、客观、开放、透明的报道,在第一时间传达了灾区的信息,不仅保持了社会安定,消除了各种谣言、惊慌的报道,也大大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媒体这一次真正掌握了在世界公众面前的话语权,它不仅为中国政府和媒体赢得了国际信誉,也让一些有偏见的国外组织、媒体和政要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难以妖魔化中国。无疑,中国媒体这样出色的表现是社会、媒体和政府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4)
注释:
(1)(美)丹尼〃埃利奥特编《负责的新闻业》第87页 台湾贤明出版社1986年
(2)罗伯特〃苏穆尔编辑《新闻业的诸种责任》 第41页Notre Dame大学出版社1984(3)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编 《自由与负责的新闻业》 第1页 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7年
(4)中新网6月10日(5)《社会责任论的传播哲学阐释》胡兴荣(6)《试论西方传媒》黄建新 杨振宇
第五篇:社会责任论
社会责任论
在20世纪,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逐渐发生转变,代之而起的是“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他由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40年年代提出,在50年代被西方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并逐步取代自由至上主义成为西方大多数国家的主导性理论。它是对自由主义的修正、发展,这理论有一个大前提:自由与责任相伴而生。位于政府之下,拥有特权地位的传媒。
社会责任理论大体上同意对传媒6大功能的解释,但他不同意某些解释和传媒履行这些智职能的方式,所以它更像是一种发展,变化,他更强调传媒的“责任”二字,它希望传播的是“好的”内容。但这种理论的提出并不是为了否定自由、民主、个人,而是为了巩固它。主张有限制的新闻自由,运用适当的法律来制定标准。归根结底他也是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一方面缓和了媒介、政府、大众之间的矛盾。
时代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同,与此同时我们的思想观念,现实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以及西方国家与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从而对责任的归属与理解也不同。因此,我们在读经典理论的时候要保持警惕,不能让自己的思想被带跑偏。我们要从中学习经验,吸取优点,丰富自身。
从抗战时期各方力量都在用报纸宣传着自己的思想,事实也证明这确实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中国媒体一向被视作执政党与政府的舆论宣传工具,起着政治宣传、群众动员的作用。因此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与政治责任有很多时候存在着一致性,中国媒介社会责任的对象往往也是其政治对象。政治责任体现的是听从党和政府的工作指导,不折不扣的宣传各项路线、方针、政策;而社会责任则要求传媒一切服务群众、为了群众。
因此,当我们的言论越来越自由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去把握我们说出口的每一句话,发出去的每一篇报道。新闻传播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个环节都应该要做到“真实、准确”,但在社会中,往往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各种权力、利益的混杂,以及大众各种各样的想法,这些因素都往往都会影响着媒介的方向以及他的正确性、真实性。但如果他失去了两者,那么它的存在便和我们背道而驰。因此,无论是政府、社会、受众都间接或直接的承担着责任。作为大一的我们现在还处于学习阶段,我们学习新闻的理论,学习他的历史,可以说我们很懵懂对这个该行业的认知很浅,尽管我们不会在很大的平台上的发表观点,但无论是任何平台,我们都要为自己说出口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个字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