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不知道的农业保险那些事儿

第一篇：你不能不知道的农业保险那些事儿

你不能不知道的农业保险那些事儿

进入7月以来，广西出现了持续时间长、范围广的大雨到暴雨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导致广西多地区农业生产受灾，农民损失惨重。灾害来袭时，贺州市八步区铺门镇福搭村的种粮大户陈仕深种植的163亩早稻正处于灌浆期，他有74亩水稻先后于7月1日、9日两次发生倒伏受损，经保险公司现场勘察定损后，共赔付了21200元，他感触地说：“有了农业保险，遇到意外灾害能弥补部分损失，也没那么怕了!” 此前在农业部门的宣传发动下，他每亩只花了5元钱，共815元对其163亩水稻投了农业保险。

图为北部湾保险公司为陈仕深水稻勘察定损现场

那么，什么是农业保险、农业保险能保什么、有什么种类、好处有哪些、怎么投保、怎么理赔呢？让我们来说说农业保险这些事儿吧！

什么是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是指保险机构根据农业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中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保险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

简单地说就是，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

农业保险能保些什么？

中国开办的农业保险险种覆盖面十分广：包括农产品保险，生猪保险，牲畜保险，奶牛保险，耕牛保险，山羊保险，养鱼保险，养鹿、养鸭、养鸡等保险，对虾、蚌珍珠等保险，家禽综合保险，水稻、油菜、蔬菜保险，稻麦场、森林火灾保险，烤烟种植、西瓜雹灾、香梨收获、小麦冻害、棉花种植、棉田地膜覆盖雹灾等保险，苹果、鸭梨、烤烟保险等等。

农业保险有什么种类？

农业保险一般可分为两大类：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

大类一：种植业主要险种

（1）农作物保险

农作物保险以稻、麦等粮食作物和棉花、烟叶等经济作物为对象，以各种作物在生长期间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使收获量价值或生产费用遭受损失为承保责任的保险。在作物生长期间，其收获量有相当部分是取决于土壤环境和自然条件、作物对自然灾害的抗御能力、生产者的培育管理。因此，在以收获量价值作为保险标的时，应留给被保险人自保一定成数，促使其精耕细作和加强作物管理。如果以生产成本为保险标的，则按照作物在不同时期、处于不同生长阶段投入的生产费用，采取定额承保。（2）收获期农作物保险

收获期农作物保险以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收割后的初级农产品价值为承保对象，即是作物处于晾晒、脱粒、烘烤等初级加工阶段时的一种短期保险。

（3）森林保险

森林保险是以天然林场和人工林场为承保对象，以林木生长期间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病虫害造成的林木价值或营林生产费用损失为承保责任的保险。

（4）经济林、园林苗圃保险

这种险种承保的对象是生长中的各种经济林种。包括这些林种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的果实、根叶、汁水、皮等产品、以及可供观赏、美化环境的商品性名贵树木、树苗。保险公司对这些树苗、林种及其产品由于自然灾害或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此类保险有柑桔、苹果、山楂、板栗、橡胶树、茶树、核桃、枣树等保险。

大类

二、养殖业主要险种

（1）牲畜保险

牲畜保险是以役用、乳用、肉用、种用的大牲畜，如耕牛、奶牛、菜牛、马、种马、骡、驴、骆驼等为承保对象，承保在饲养使役期，因牲畜疾病或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伤残以及因流行病而强制屠宰、掩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牲畜保险是一种死亡损失保险。

（2）家畜保险、家禽保险

以商品性生产的猪、羊等家畜和鸡、鸭等家禽为保险标的，承保在饲养期间的死亡损失。

（3）水产养殖保险

以商品性的人工养鱼、养虾、育珠等水产养殖产品为承保对象，承保在养殖过程中因疫病、中毒、盗窃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水产品收获损失或养殖成本报失。

（4）其他养殖保险

以商品性养殖的鹿、貂、狐等经济动物和养蜂、养蚕等为保险对象，承保在养殖过程中因疾病、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或产品的价值损失。

农业保险好处有哪些? 自然条件的变化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干旱、暴风雨、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直接危及着农业生产。一旦出现巨灾，自我救助的能力在巨灾面前就显得非常脆弱，很难通过自身的行为从巨灾中恢复过来。参加农业保险能够有效地补偿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在恢复受灾农民的生产和解决灾后的农民生活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好处一：止损，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自然灾害事故是不可避免的，农业灾害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是难以预料的；波及的范围有多大，受损的程度有多深事先也是难以想象的。参加农业保险，可以对受灾农户的损失进行及时、有效、合理地赔款。农民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高的补偿，从而为恢复农业再生产重新购置生产资料有了资金保障。

好处二：补偿，保障基本生活水平

土地收入是农民生活的主要来源，如果遇到自然灾害的袭击，能够致使土地颗粒无收，血本无归，农民生活就会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参加农业保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保险公司对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遭受人力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产量、产值或生产费用的损失，负赔款责任。受灾农民及时得到了经济补偿，就可以重建家园，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坚定了恢复生产的信心。

好处三：减负，缓解财政救灾负担

农业生产遭到一般的灾害损失，由保险机构进行赔付。除非发生特大灾害，否则，政府是不用发放救济款的，从而减轻了财政支出的负担。

好处四：资金，积累资金发展经济

大力发展农业保险能使分散的、零星的保险费汇集成巨额的保险基金。农业保险经办机构可把积聚的一部分资金用于农村地区的投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好处五：互助，培养互助合作精神

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以一家一户的孤军奋战特点非常明显，当农业生产遇到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时，在恢复生产中农民有时信心不足，依赖政府和社会救济的思想比较严重。保险采取的是“大数法则”，以多数人的钱，补偿少数人的灾害损失。农民只要支付少量的保费，一遇灾害都有获得经济补偿的机会，培养了农民集体互助精神。好处六：金融，结合农村金融服务

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有大量的资金作后盾，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比较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应该包括，农村信贷机构，农业保险机构，农村投资机构。农业保险对农村信贷和农村投资上，起着“稳定器”和“助推器”的作用。比如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发放农业信贷资金支持农业生产，但是，遇到自然灾害农民无力偿还贷款，造成农业信贷资金拖欠、沉淀，对农业银行和信用社相当不利。参加了农业保险，使农业信贷资金收回有了保障，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发放农业信贷资金。

据统计，自然灾害每年给中国造成1000亿元以上的经济损失，受害人口2亿多人次，其中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以往救灾主要靠民政救济、中央财政的应急机制和社会捐助，农业保险无疑可使农民得到更多的补偿和保障。

农业保险如何投保？

1.投保方式。农户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也可以通过村民委员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集体投保。投保过程中可由村协保员协助收取保费并收集相关投保资料。

2.投保公示。通过集体投保的，反映每户承保情况的分户承保清单并由每户农户签字确认，并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接受投保农户的监督。3.保险凭证。农户缴费后，应获取保险凭证，保险凭证上印有承保的保险公司、保险标的以及缴费信息。

4.权属信息。对于种养大户如发生土地流转等权属变更的，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明确保险标的的权属信息。

农业保险如何赔付？

（一）赔付原则

农业保险的理赔工作要认真贯彻“主动、迅速、准确、合理”的方针，本着保成本赔成本的原则进行理赔。

（二）赔付标准

设置起赔点。理赔起点为30%，即承保的农作物因自然灾害造成损失率达到30%(含30%)以上到70%时，按农作物生长期划分保险金额和损失率计算赔款(理赔计算公式为：赔偿金额=各生长期保险金额*损失率*受损面积)。对于损失率达到70%以上时，按该农作物生长期保险金额全额赔付。

（三）赔付流程

（1）报案与受理。农户受灾后，可以通过行政村协保员、乡（镇）保险代理员向人保财险公司报案，同时应保护好标的物

（2）现场查勘。保险公司查勘人员到达现场后，查明农作物受损原因、拍摄受损现场、核定受损数量、确定损失率，对于重大理赔案件，应组成以保险公司为主，农业、植保、财政、气象等部门参加，乡镇配合的联合查勘小组

（3）赔付协议。保险公司现场查勘结束后，根据种植业保险条款进行确定赔偿金额，分散的农户可直接赔付。大面积灾害损失，由地方政府和保险公司根据查勘损失情况，双方协议确定赔偿责任、赔偿金额和赔偿方式

（4）张榜公示。赔偿确定金额后，保险公司应按规定及时、将赔款支付给被保险人。

福利来了！！

这个福利说的当然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了！我国目前推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由政府发动组织的，旨在保护和扶持我国农业的一个公益性保险产品。它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相比具有如下几点不同：

1、经营主体不同。政策性农业保险由政府直接组织并参与经营，或指派并扶持其他保险公司经营，不具有盈利性；而商业性农业保险的经营范围只由商业性保险公司承担，是以盈利为目的。

2、政策性农业保险，其产品由政府给与一定比例的补贴，而商业性农业保险则完全由投保人自己承担费额。

3、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由政府组织推动，而商业性农业保险是由市场机制调节运作的。

4、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政府推动的，必须执行的。政府通过有关的法律规定对参与农业保险的农户既可享受到国家保险补贴，又可以享受到其它的优惠政策。如果不参加保险，灾后政府就不给于救济，农产品不能得到政府价格补贴等。

5、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的项目，一般保险责任范围囊括范围广，保险对形象的损失概率较大，从而成本损失率高，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的项目责任范围窄，保险对象损失概率较小，成本损失可能性小。

举个粟子：广西财政厅印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办法》（桂财金〔2014〕35号）文件中，种植业中的水稻、糖料蔗等保险保费农户只需承担20%，各级财政补贴80%，也就是说一亩水稻一造的保费为25元，农户需承担的，仅仅是5元钱而已！你还等什么，赶紧去当地农业部门咨询吧！(八步区农业局 黄晓刚收集整理）

第二篇：《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等四篇

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注：《中国青年报》版的标题是：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龙应台（原载二〇〇五年五月二日《中国时报·A13版/龙应台专文》）《中国青年报》编者按：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和台湾亲民党主席分别率团访问大陆。可以肯定，以此为新的契机，海峡两岸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将会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交流和了解，相辅相成。两岸隔绝了近60年，台湾人民需要详尽、真切地了解大陆，大陆人民也同样需要这样去了解台湾。为此，《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特约台湾籍作家龙应台撰写专文介绍，供读者参考。

《中国时报》编者按：著名作家龙应台应北京中国青年报之邀，撰写《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一文。龙氏以其浓烈而极富感情的笔调，纵论当前两岸的异同，从历史的沧桑到现实生活的体验，都有极为细腻的描述。

文中并对台湾如何从单一价值的威权体系，走到今天的多元缤纷，做了深刻的剖析。对大陆的读者而言，这应是继连宋访中行两次公开演讲之后，再一次的“台湾经验震撼”。鉴于本文的历史意义，本报特征得作者同意，与北京《中国青年报》同步，在今天完整刊出。

《红灯记》在台北

二○○一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文革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二月八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文革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任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导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向来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史上一个不得了的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文革样板戏 意外引起共鸣掌声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活埋〖注：《中国青年报》版为“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一九七五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一九五○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相信绝对化 只信统治者价值观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

《野火》书出，一九八五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它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教育部长，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捷径。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中国、日本，岛内民众各有所好，有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象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注脚。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它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验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民主体制 落实在茶米油盐生活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资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台湾习惯 情况再坏用选票扭转〖注：《中国青年报》版上无此小标题〗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这条路的地基结构是清清楚楚的：台湾人已经习惯，情况再坏，总有下一轮的选举；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选票在他手里。）〖注：括号中内容在《中国青年报》版上被删除〗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那么，如果生活方式的选择才是问题的关键核心所在，你跟他谈“血浓于水”、“民族大意”、“国家大业”等等大叙述，是不是完全离了题？）〖注：括号中内容在《中国青年报》版上被删除〗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资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菁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出。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连宋演讲 在对的时地 说对的话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理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成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十一倍。但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一直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官方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担。

（如果两人的大陆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权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费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讨好北京，不单会招来民进党的趁机挞伐，也会带来历史的审判。）〖注：括号中内容在《中国青年报》版上被删除〗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对于生活在大陆的有思想的人们而言，也恰恰是他们最愿意为之奋斗、为之努力不懈的目标。）〖注：括号中内容在《中国青年报》版上被删除〗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公元二○○五年／五月廿四日／香港

今天这一课：品格

龙应台（原载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时报·A7版/话题》）光荣的一日

今天，是一个光荣的日子。将来的历史会写到，在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台湾人行使罢免权，督促一个总统下台。

不论今天的罢免结果如何，台湾人民又在华文世界的民主进程和宪政史上，竖立了一个全新的里程碑。

表面上，台湾一片动荡；人们每天看见、听见，被铺天盖地包围的，是电子媒体的夸张和耸动、街头巷尾的挑衅和喧嚣、丑闻弊案的揭发或遮盖、领导人物的尊严扫地、意见菁英的各说各话。民主似乎堕落成只剩下政治操作的尔虞我诈；价值的混淆，是非的颠倒，社会互信的严重腐蚀，使人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

但是，你不能不看见，在这喧嚣混乱的同时，人民在集体补课，补修在威权时代里不准你修的公民课。

每一件贪腐弊案的揭露，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增加一分透明。每一篇对金融勾结的报导，都使人民对公共政策多一份警惕。每一次政治人物的演出，都使人民更熟悉他的伎俩，看穿他的破绽，认清他的品质。不要小看了台湾人民，台湾人民在弊案中累积他对权力本质的认识，在喧嚣中磨利他对政治人物的判断，在纷纭中加深他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在混淆中培养他对真伪价值的辨识。

他挣脱了权威的束缚，实践过选举，实验过公投，现在，他再跨出一步，敢于尝试罢免。罢免可以不成功，但是人民已经给政治人物一个清清楚楚的警告：我可以选你，就可以罢免你。

世界上没有人能否认：台湾有的，是整个华人世界里政治敏感度、成熟度、自主性最高的公民群体。

补课的代价可能很高，可是成熟的过程没有不痛苦的；今天，我以身为台湾公民为荣。

足球不只是足球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负担。昨天，收到一封电邮，作者是一个十七岁的德国少年：

“麦茵河中央搭起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电视银幕，两边都可以看到球赛现场转播。河两岸挤满了人，新闻说，起码有三十万人聚到河边来，隔着中间的河水，两岸对看。

“马路上、河岸边、广场上、酒馆里，挤满了人，各色人种„„最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在微笑，都在拥抱，都在唱歌。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对彼此那么友善，对陌生人那么热情，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那么喜悦，那么开怀。

“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德国国旗同时出现──几千几万幅国旗在人们的手里挥舞飘动。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那么以自己的国家‘自豪’，其实，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以自己的国家‘自豪’过──这真是第一次。大家在挥舞国旗为德国队加油的时候，好像纳粹的阴影真的消失了，好像人们突然发现──我们是德国人，是一体的。

“我这才发现，这次主办足球世界杯，对德国人的‘认同’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很吃惊。”

这个十七岁的德国青年以一种最天真的方式认识了政治领袖们非常明白的一种规则：成功地主办国际体育竞赛可以给国民带来自豪感以及向心力。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把盛会办得风光，人民会以他所属的国家为荣；国际竞技所带来的“同舟共济”和“同仇敌慨”的情感，又能加深人民的国家认同和社会凝聚。每一个有能力的国家都卯足了劲在竞争重大国际竞技或博览的主办权，除了经济考虑之外，这“凝聚认同”、给国人光荣感的政治考虑，是一个核心因素。

元首不只是经理

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个核心的责任：

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带领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这位元首，是的，他近乎灾难性地不及格。

当他在空中做外交“迷航”的时候，当他让霸气的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羞辱他的时候，台湾人没有自豪感可言，只有沉默的屈辱。当他用充满暴力暗示和诱引冲突的语言对人民说，“我愿意牺牲，扣扳机吧”的时候，台湾的社会是被精心设计地撕开割裂，而不是和解和凝聚。当他对一件又一件的弊案无法澄清，前后矛盾，而同时又拒绝反省的时候，他不是一个道德典范，他是一个典范的颠覆与嘲弄。

至于可憧憬的愿景──谁说得出什么是台湾的愿景？这个社会，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人在谈愿景了。举国的力气，投掷在对一个人的争执上。一个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枢纽，变成问题的来源。

我们赋予元首的任务，是让他以超出我们的道德力量去做教育孩子的人格典范。是让他以高于我们的眼光，为我们找到方向，指出梦想之所在。是让他以远比我们开阔的胸襟去把那撕裂的，缝合；使那怨恨的，回头；将那敌对的，和解；把那剑拔弩张的，春风化雨。

他回报我们的，却正好是一切的反面。

这个是非，在我眼中，是分明的。元首不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只需谈执行绩效和法律责任。对于元首，法律责任只是最低要求、最末端的一件事；他第一要担起的是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都不是依靠法律条文来规范的。

规范政治和道德责任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和教养。谁教过他“品格”？ 当一个元首成为“千夫所指”时，一个深层问题必须追究的是，这样的元首和他的裙带集团，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他们的家庭和小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诚实是第一原则？他们的中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公和私的界线要严格分明，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元首的大学法律系教育，有没有教过他：最大的权力必须以最大的谦卑来承担？有没有教过他韩愈在一千两百年前说过的话：“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没有教过他萨穆尔．斯迈尔斯在一百三十年前说过的话：“一个伟大的国家领袖在他身后留给国家的财富是，一个毫无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后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时仿效的榜样”？

他所一路成长的社会环境──父母、长辈、老师、社区、媒体、整个教育系统，有没有给过他一种熏陶，一种教训，告诉他：没有品格，权力可能就是灾难？

培养了他的政党，在台湾民主进程上曾经做过伟大贡献的这个党，有没有认识到，人民当初是因为对这个政党的品格有所信任才将权力交给了它，而将来人民还迫切地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监督和对抗下一轮可能腐败的新的执政者？

今天拼命为他辩护的人，是为了什么而为他辩护？品格和道德，在民主政治里，究竟还算不算数？今天反对他的人，又是为了什么而反对？是真正原则的坚持，还是党派权力的便宜计算？

如果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政党，从来就不曾把品格和教养看做教育的关键内容，如果我们的政府，从来就没把公民素养看做国家的教育大计，如果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制度里的人民本身是一个对于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体，那么选出一个无能、无识又严重缺乏耻感的总统，我们为什么惊异呢？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是社会的整体文明与教养的产物。检讨他、批判他的同时，这个社会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养，恐怕更值得我们深深、深深地思索。

一点也不差

所以，罢免通过不通过，哪里是真正的意义所在呢？罢免的真正历史意义其实在于，透过罢免的提出，台湾人民用无比清晰的声音做出宣示：民主不是民粹，自由不是放任，容忍不是抛弃原则，人民长大，不代表不需要典范。透过罢免的提出，人民在考验自己对大是大非有多少坚持，对社会进步的力量有多少信心，对不该忍受的行为他如何决断，对值得奋斗的目标他如何执着。

一课一课地上，一关一关地过；一路走来，台湾人，你一点也不差。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胡锦涛”代表什么？

龙应台（原载二〇〇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国时报》）

锦涛先生：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励他的国青团青年学员时，说了这么一句玩笑的话：“希望将来国青团也能培养出一个胡锦涛。”

我相信这是他从政以来所说过的最不及格的笑话。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单纯想到，“胡锦涛”是从共青团体制里脱颖而出的国家领导人，但是会说出这样的话，也透露了他显然不曾更深刻地细思过，共青团是个什么样的体制？这个领导人所领导的“国家”，是个以什么为本的国家？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正当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纪初掌握中国政权的“胡锦涛”这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意义？

它当然代表了超高的经济成长指数，让世界惊诧，让国人自豪，可是同时，在政治自由的指标评比上，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说，这是以“西方右派”的标准来衡量的，不符合“中国国情”。好，让我们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指标吧。追求资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贫，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迫近0.45，这已是社会大**的门槛指标。指标数字下，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也就是说，“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仍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

在您刚刚上任时，人们曾经对年华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为，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物，您的心灵和视野会比您的前辈们更深沈，更开阔。共产党权力革命的杀伐蛮横之气，终究要被人文的体贴细致和文化的润物无声所取代。但是，两年了，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

被割断的喉咙

促使我动笔写这封信的，是今天发生的一件具体事件：共青团所属的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今天黄昏时被勒令停刊。在此之前，原来最敢于直言、最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换下了主编而变成一份吞吞吐吐的报纸，原来勇于揭弊的《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被撤走论罪，清新而意图焕发的《新京报》突然被整肃，一个又一个有胆识、有作为的媒体被消音处理。这些，全在您任内发生。出身共青团的您，一定清楚《冰点》现在的位置：它是万马齐喑里唯一一匹还有微弱“嘶声”的活马。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这仅有的喉咙，都被割断。

在《冰点》编辑们正式得知这个“割喉”处分之前，所有跟《冰点》有关的字和词，已经从网路上彻底消灭。在您的领导之下，网路警察的绝对效率，令人骇异。选在今天执“刑”，谁都知道原因：春节前夕，人们都已离开工作岗位，准备回乡围炉。报纸开始扑天盖地报导娱乐，制造温馨；电视开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联欢，生产快乐。选在这一天割断中国仅有的喉咙，然后让普天同庆的欢声把它淌血的声音遮住。行刑者蹑手蹑脚走开，过完年，一切都已了无痕迹。网路警察的效率和现代传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现的二十一世纪统治技巧。网路警察动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时间动手，是怕国际媒体知道。偷偷摸摸地执行，费尽心机地隐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虚心和害怕。

但是，请您告诉我这个困惑的台湾人民：这“和平崛起”大有为的政府，究竟为什么如此的虚心和害怕？《冰点》的停刊，其实没有人真正的惊讶，人们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个宿命论者永远在等着鬼的半夜敲门索命；我发现，太多的灾难和压迫，使得大陆很少人相信好事会长久、梦想能成真、正义能落实。刊出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时，网路上已经四处流传《冰点》被封杀的臆测；今天，只是“鬼”终于被等到了。而《冰点》“勇敢”到什么程度使得共产党用这样阴暗的手段来对付它？

仇外的建国美学

今天封杀《冰点》的理由，是广州大学袁伟时先生谈历史和教科书的文章。因为它“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而“毁”掉了一份报纸的袁伟时先生的文章，究竟说了什么的话，招来这样的惩罚？ 我认真读了这篇文章。袁伟时以具体的史实证据来说明目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谬误百出不说，还有严重的非理性意识形态的宣扬。譬如义和团，教科书把义和团描写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对洋人的攻击，对于义和团的残酷、愚昧、反理性、反现代文明以及他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和耻辱，却只字不提。综合起来，教科书所教导下一代的，是“

一、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

二、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

三、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对于这种历史观的教育，袁伟时非常忧虑：“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锦涛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产党是以美化秦始皇、盗跖、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奠定自己的权力美学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个政权都会设法去建构一个所谓建国神话和图腾──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进党的企图。但是，建构的国族神话里如果藏有仇外情绪，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在二十一世纪，国界几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来愈是一个紧密的村子，因为唇齿相依，不得不忧戚与共。中国为什么极力争取主办奥运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图以最大的动作向世界推销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你看，中国是一个充满发展能量、爱好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的泱泱大国！如果对外面的世界推销的是这样一个形象，关起门来教下一代的，却是“中华文化至高论”、“外来文化邪恶论”以及义和团哲学，请告诉我，哪一个中国是真实的？总书记能够光明磊落大声地告诉国际社会吗？ 袁伟时说，教科书不能罔顾史实，不能赞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国人对自己狂热，对外人仇视。这样的认知，锦涛先生，在我们这里，叫做“常识”。在北京，竟然是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入罪之论。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这个台湾人民，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 哪一个是你真实的面孔？ 我们暂且不管大陆的知识份子和一般人民读者怎么看这《冰点》事件，但是我很愿意和您分享像我这样一个台湾的知识份子的感受。至于龙应台这样思维的人在台湾有没有代表性，有没有影响力，您自己判断。我对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在台湾生长，我同时发展出与这一条“家国认同”情感线平行并重的执着，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而从这种尊重和坚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价值：譬如主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譬如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 这一条我称之为“价值认同”的理性线。当“家国认同”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理性线相互冲突时，我如何取舍？毫无犹豫，我选择后者。二十年前，我曾经写《野火》和国民党那个“家国”对抗；李登辉当政时，我曾经为文批判他的虚伪与狭隘；陈水扁不公不义，又迫使我执笔彻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闹不清我究竟是“统派”或是“独派”，不妨这样试试：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离之弃之抵抗之的对象。如果两边都符合我的“价值认同”，那就开始讨论统一吧。所以，我是统派还是独派呢？ 以这样的价值结构来看今天《冰点》事件，您说我这个台湾人看见什么？ 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 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它，把独立的知识份子当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识份子当家仆使用，把奴才当──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它面对西方是一个脸孔，面对日本是另一个脸孔，面对台湾是一个脸孔，面对自己，又是一个脸孔。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错了，它根本不面对。它选择背对自己的历史。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 您，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请说服我

我真正想说的是，锦涛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不在乎团团和圆圆来不来台北，虽然熊猫可爱得令人融化。但是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而我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有条件的，台湾还有很多热爱、深爱、无条件地执着地爱中国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么东西去跟他谈统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骂呢？ 重点不在团团和圆圆，您知道吗？重点也从来就不在民进党，您明白吗？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因为，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份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

一个主席的三鞠躬

龙应台（原载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中新网10月31日电──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30日下午首次以党主席身份，参加上世纪50年代“政治受难者”秋祭追思会，同时他也代表国民党，三度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

据香港文汇报引述台湾媒体的报道，马英九指出，虽然“白色恐怖”时期他只是小孩子，但既然他现在身为主席，就必须承受国民党过去的责任。

据报道，马英九30日参加一项名为“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秋季追思会”，在致词中他指出，过去他四度参加这个活动，但这次是他首次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参加祭典，他要代表国民党，向50年代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马英九三度向受难者致歉，他也是国民党迁台40年来，首度公开为“白色恐怖”事件道歉的国民党主席。在北爱尔兰的恐怖爆炸活动盛行时，你进入一个餐厅时，朋友会说，嘿，不要坐在靠窗的位子，因为，当恐怖分子持机关枪从街上疯狂扫射时，坐在窗边的人先罹难。

如果你从古城耶路撒冷搭公共汽车到犹太人的屯垦区去，朋友会拉住你说，不要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是自杀炸弹最大的目标。

纽约的高楼、伦敦的地铁、巴格达的饭店、雅加达的市场，在“危险”的威胁阴影下，人们驻足不前。平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寻常空间，成为恐怖区。

恐怖分子──那身上绑着炸弹冲进超级市场的人，究竟做了什么？

第一，他滥杀无辜。如果他只挑那“罪有应得”的人，震动不会那么大，绝大多数的人觉得与自己无关，日子可以照样过。但是一旦滥杀无辜，所有的人都被威胁了，他要的效果，也才能达到。

第二，他的目标，在他心目中，是正确的、正义的。因为目标有道德的崇高性和优越性，因此滥杀无辜是一个必要手段。

如果这可以构成恐怖活动的核心定义的话，那么执政者以公权力整肃异己，就是不折不扣的国家恐怖行为了。最早的记忆，是小学五年级，1962年。大家都很喜欢的年轻的数学老师正在讲课。教室外楼地板突然响起人声杂沓，匆忙而紧张。穿着黄色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冲了上来。数学老师早已蹿出教室，奔向走廊尽头。孩子们在惊慌中四散。

我们趴在四楼的栏杆往下看。追捕者的脚步声还在楼梯里砰砰响着，往下追赶。布着黄沙的操场上，数学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脸往上，刚好和我们对望。那黄沙，看起来那么淡漠，荒凉。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匪谍”这个词。

然后就听得多了。哪一个老师开学时突然不见了，最怪异的是，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谈。一个每天在身边的人，突然“蒸发”了，而大家都假装它不曾发生。

耳语。连耳语都很少。只知道隔壁人家的大儿子被吉普车带走了就没再回来。但是，连他的父母都不吭声。做父亲的照样上船捕鱼，做母亲的赤脚坐在地上修补渔网。那是好大一张网，铺开来可以盖住一整条船。小孩闹着玩钻进去，一被缠住，怎么扯都脱不了身。

1972年，我读大学二年级。突然几个同学不见了。“小胖的男朋友昨晚给抓走了”，是我听到的惟一完整的句子。以后的几十年，事情没在光天化日之下浮起来过。

我们过着正常的、幸福的、向往未来的日子：读书，考试，毕业。恋爱，留学，结婚。还有，我们继续爱国，支持我们的领袖。小小的蛛丝马迹，确实被我们看见，譬如说，报纸新闻版上时不时就出现一则豆腐干大小的方块：“勾结奸匪媚敌求荣的×××、×××、×××等三人昨晨伏法。”像阳光下的蜘蛛网，我们把它撩过，抹净了脸，继续热切地走向光明。那被扔进黑暗里的人们，则继续腐烂。究竟是些什么人，被国家扔进了黑暗？ 是王志鹏这样不识字的马祖渔民。在1965年7月的一个早上，因为天气特别清朗，王志鹏说，“今天气候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近。”船主听见了，马上去报告，王志鹏变成“叛乱犯”。

判决书说：“„„按共产匪徒窃国以来，祸国殃民，世人有目共睹，大陆爱国同胞，无不以生命为赌注，冲出铁幕以求自由，王、林二员竟愚昧无知，投匪妄举实可悯而不可恕。惟查王、林二员知虑浅薄，本于我反攻政策，用示矜恤，依法减轻从宽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为试法者戒。”

是中学英语老师柯旗化。一整代人读他所编写的《新英文法》而考上高中、大学、留学，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17年。罪证之一，据说，是他所拥有的《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和“马克思”有关系。都姓“马”。

是进步青年林书扬和陈明忠，参与了反贪官污吏的民众运动，一次一次被逮捕，林书扬被关了35年，陈明忠“只有”21年。是中央日报总编辑李荆荪，是关切劳苦大众的作家陈映真，是台大医生郭琮，是作家和编辑柏杨，因为一幅涉嫌影射的漫画。

是知识青年大学生，我的同代人，因为他们私下组成读书会，研读《资本论》，很多人被判了20年～25年的徒刑。不等服刑期满，已经有人在牢里成为精神病患者。

当然还有真正的“匪谍”，譬如朱谌之，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司法院的数据更高，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如果以每一个案件平均牵连三个人计算，那么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如果把这些人的家属和亲人算进去，受到政治迫害的大概就有100万人。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报纸上那豆腐干大小的新闻背面，藏着什么样的现实：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四千多人，监禁了8000个以上的“匪谍”，而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贫穷的50年代，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可能高达20万元。

制度，鼓励构陷。制度，创造冤假错案。

1984年12月，台湾最后两个政治犯走出了监狱；坐满了34年零7个月的思想监狱，他们走进陌生的阳光。有这么多“无辜”的人受难，是因为，主事者必须“滥杀无辜”才能达到他要的震吓效果：只有在无辜的人也会遭难时，人们才会真正的心生恐惧，才会屈服。

同时，主事者相信自己动机的高尚，信仰自己目标的正确。“台湾是反共抗俄的基地。凡是食息于台湾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应该一面有死守台湾的决心，另一面有打回大陆的决心„„假如丧心病狂，竟与奸匪相勾结，„„那就真正死有余辜。”（1950年7月17日《中央日报》社论）

为了一个自认“崇高”的目标，整肃意见相左的人，不惜滥杀无辜，以制造震吓效果，是民间做的，叫做恐怖主义。政府为之，叫做国家恐怖主义。成千上万的人，本来应该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倚赖的同事、宠爱的子女、依恋的情人，却在我们看不见、听不见的角落里叹息、哭喊、疯狂，流血，倒地时满口尘埃。而同时，我们在校园的阳光里追求个人的幸福，经济在起飞，社会在繁荣，国家建设在大步开走。

你几乎以为，那些未经审判就被枪毙的人，那些被扔在黑暗中逐渐腐烂的人，是社会进步必付的代价：以他们腐烂的尸体来肥沃我们的经济发展。

可是有一个问题还是避不开的：我们长期默许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天真。在我们的天真里，那掌权者所教给我们的价值，仍旧是公平、正义、和平、真理那一套。他必须这么教，否则他无法令我们相信他目标的崇高和正确。然而，我们是认真的。

因为我们天真，所以我们认真，愈天真的人，愈认真。当社会繁荣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回过头来跟他较真，试图去看清楚、弄明白，公平正义究竟在哪里。

你再怎么天真也不能不看见漫天的蜘蛛网，不能不听见鬼魅一样的叹息，踩到青草堆里的白骨。台北市文化局新闻稿

发稿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拨开历史的迷雾———黄荣灿墓勾起“二·二八”与白色恐怖记忆》 走进“二·二八”纪念馆，一幅震慑人心的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令人印象深刻，卡车上满载荷枪的军人托着枪杆，向跪地求饶的小贩们威吓，私烟散了满地，惊恐溢于言表。这幅画被视为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圣画”，也常在民主运动中使用，但作者姓名却总被隐匿。很少人知道这是一位来自四川，年方29岁的年轻版画家的创作，但火热生命却亡魂于白色恐怖中，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被人发现葬身处。

11日上午，龙应台以文献会主委身份，会同日籍学者横地刚、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总会长吴澍培等人，赴六张犁公墓探视木刻家梅丁衍在六年前于荒烟漫草中找到的黄荣灿墓址。黄荣灿，木刻版画家，四川重庆人，民国三十四年自大陆来台，任职师大美术系，作育英才无数，作者当年亲眼目睹“二·二八”事件，作品“恐怖的检查”是现存极稀少纪录“二·二八”事件景况的美术作品。“二·二八”之后，黄荣灿并未逃离台湾，相反地仍积极活跃艺坛，遇害前还在中山堂举行现代画展，被喻为台湾第一位研究抽象画派者。民国四十一年十一月因匪谍嫌疑于马场町被枪决，事件发生后，不仅几位美术系老师合开的美术研究班草草结束，画坛写实主义也随之夭折，一位当时正在影响台湾近代美术发展的巨擘自此殒落。

半个世纪即将过去，民国八十四年发现黄荣灿先生埋骨的六张犁公墓，当地统计出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坟冢达两百多座。逝者已矣，但历史不容空白，龙应台表示，从“二·二八”、白色恐怖、台湾文化协会、乃至于更早的芝山岩事件、清代义冢，一段段清楚的历史切片，都给人很大的省思空间。黄荣灿用他火热的艺术生命走访兰屿原住民，并用心描绘当时生活在贫困中的底层民众生活，带来具有人道关怀的写实主义画风，非常具有启发性。龙应台希望透过严肃的历史，使规划中的纪念公园还原白色恐怖的史貌，也让台北人学会逃脱纷扰的争论，用更宽广的文化胸襟面对未来。台北市文化局新闻稿

发稿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十七日

《魂葬六张犁———文化局将指定白色恐怖“乱葬岗”为历史建物》

民国四十一年苗栗客籍人士徐庆兰因叛乱被逮捕，同年8月于马场町刑场被枪决，此后尸首即不知去向。直到民国八十二年5月28日，才被他弟弟曾梅兰锲而不舍地在六张犁公墓的竹丛里找到埋尸处。经过整理，当地一共发现两百零一个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墓碑，隐没近半世纪的历史，终于又重新出土。

文化局长龙应台17日下午会同台大历史系教授王晓波、台大城乡所教授夏铸

九、中原建筑系教授宪二，前往六张犁公墓顶会勘白色恐怖墓冢的历史保存价值。母亲被当作“匪谍”遭枪毙的王晓波教授表示，战后国际冷战，从1949到1954年之间，国民政府进行言论管制，处决许多异议分子，六张犁公墓所浅浅掩埋的这批冤魂，都是当年枪决后没有家属领回埋葬的受难者。

上周二文化局才在此就版画家黄荣灿事迹进行回顾，坟地现场虽经受难者家属稍做整理，但保存状况并不理想，现场也没有任何历史的说明，文化局希望经由历史建筑或古迹的指定，确认这批墓冢的保存范围与文化价值，让白色恐怖历史出土，具有正面的文化意义。

龙应台表示，今天的指定有三层意义：第一是打破过去只从“建筑”或“美学”的观点来认定古迹或历史建筑，而从历史的眼光，使所谓“文化资产”的内涵更深厚；第二是把阴森的墓地和恐怖的记忆，转化为积极的历史教育场所，让下一代人透彻认识国家的滥权所可能带来的灾难后果；第三层意涵则是把受难者的乱葬岗纳入文资法的保护对象，避免遭到可能的破坏。

文化局在指定历史建物的法定程序完成之后，将协助社会局把乱葬岗保存成为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念墓园。“1999年，我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或许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照片，还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

“2000年，我向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给她看，最后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的地下展厅举行特展。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客观看待不同政治颜色的献身者的程度，在长达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次展览打破禁忌，客观陈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杀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由于选题特殊且披露了新史料，这个展览被媒体广泛报道，展览场每天都挤满了观众，说这是该纪念馆开馆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应该不为过。”——徐宗懋，《亚洲周刊》2005／11－06 10 我记得那个中午，是午休时间，徐宗懋把照片在我桌上摊开，阳光刚好穿过百叶窗照进来，一条一条印在照片上，白花花一片。有好几张照片，是执刑者对着被枪毙者的正面近距离拍的，当作死刑完成的证据。死者的眼睛呆滞而突出，对着镜头。

我看看玻璃窗外，对面摩天大楼建到一半，吊车在空中滑动，工人，蚂蚁一般细小，在升降机里挥手。远处传来消防车的呼啸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这些50年前因为政治信仰而被枪毙的人可知道，世界最高的楼，即将出现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他们的牺牲，值不值，用什么标准来量？谁又有资格来说？

徐宗懋完全清楚我的处境：这黑白照片里的，都是被国民党政权所虐杀的人。现在，2000年，是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办这个展览，很可能为我招来两批人马的攻讦。那卫护国民党的，会认为这是用过去丑恶的历史来打击已经失去政权的国民党。那支持民进党的，会认为我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更可能认为，我故意强调“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杀之众多，来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杀害“本省人”的相对罪责。

政治风暴，是逃不掉的。我看看徐宗懋，说，“办吧。”但是请他在展览时，凡是枪毙者的正面照，都必须用一面黑纱罩着。照片旁边写上一句话：“为了尊重死者和死者可能幸存的家属，我们加上黑纱。如果您愿意看，请自己揭开。”

展览开幕后，民众反应热烈，但是攻讦果然如排山倒海而来。我被称为“刽子手”、“加害者”、“文化希特勒”、“共产党的同路人”„„ 我其实只是不相信，人权应该以政治立场来区隔。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他妈的党，如果人的尊严不是你的核心价值，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你不过是我唾弃的对象而已。不必吓我。

从10岁那年看见数学老师在黄沙操场上的“大”字尸体，我大概已经开始慢慢走向今天。台湾的民主，在“两颗子弹”之后，被很多人拿来讪笑，作为负面教材。是的，民主了之后，仍旧有权力的滥用、官商的勾结、多数的暴力、庸俗之凌驾于品位、混乱无能之取代效率。电视上呈现的叫嚣和充血，被当作台湾民主的注册商标，外地人开心地嘲笑，台湾人羞耻地低头。

我总觉得，奇怪，为什么你偏偏看不见那静水流深的地方？ 1987年8月30日，“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成立。1988年9月27日，“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立。

1992年，刑法100条废止。刑法100条，所谓的“言论内乱罪”，结合“动员戡乱时期”的“惩治叛乱条例”，是导致4000人被枪毙、上万人长期监禁的法源条例。

1997年9月26日，“50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进会”成立。主要诉求：

1、推动平反活动。

2、催促政府公布相关资料。

3、成立六张犁和马场町的“白色恐怖纪念公园”。

1998年6月17日，公布制定《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9月5日设立“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开始对受难者家属发放补偿金。

1999年，控制言论、提供文字狱法源基础的《出版法》废除。

2000年8月，台北市政府历经两任市长，设立了马场町纪念公园，悼念在此被枪杀的所有政治犯。2000年12月，台北县政府立碑纪念“鹿窟事件”。1952年12月29日，军警包围台北县鹿窟山区，大肆围捕地下共产党人，前后四个月逮捕200多人，是50年代台湾最重大的政治案件。

2001年，修订《陆海空军刑法》，使军人也受合乎宪法的人权保障。原有四十四项“惟一死刑”修订后只剩下两项。

2001年，修订《冤狱赔偿法》，扩大赔偿范围，包括流氓。2002年，废止《惩治盗匪条例》。

2002年6月2日，长年监禁政治重犯的绿岛设立了人权碑，碑文作者是曾在此监禁12年之久的作家柏杨：“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2003年1月11日，六张犁“乱葬岗”正式成为“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对民众开放。《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是个令人伤心的疗伤剂。“补偿条例”？为何不是“赔偿条例”？“补偿”，代表你对我宽大，“赔偿”才代表你向我认错。受难者家属要求政府更改文字，但是政府尴尬了：用“赔偿”，那么是不是代表从前的法律全都错了呢？是不是所有的法官、警察、狱吏、公务员，当年的军人，都得追究责任、判刑呢？

“补偿”，是一个暂时止痛折衷的办法。到2004年9月为止，依据这个条例已经受理了7454件，申请人数18046人，已经接到补偿的有5984件，其中死刑是695件。最高的补偿金是600万台币。

冤假错案在补偿之列，那么，真正为共产党渗透到台湾来的“匪谍”被逮捕、枪杀，在60年后的今天，补偿不补偿？ 我把条例拿在手上。短短14条，薄薄两张纸，却重得像铁，沉得像一口黑井。那文字，简单，利落：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戒严时期，台湾地区系指自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止宣告戒严之时期；金门、马祖、东沙、南沙地区系指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宣告戒严之时期。

第三条：„„为处理受裁判者之认定及申请补偿事宜，得设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其董事由学者专家、社会公正人士、法官、政府代表及受裁判者或其家属代表组成之。

受裁判者及其家属代表不得少于基金会董事总额四分之一。第六条：补偿范围如下： 一执行死刑者。二执行徒刑者。

三交付感化（训）教育者。四财产被没收者。

第七条：基金会应独立超然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干涉，依调查之事实及相关资料，认定受裁判者，并受理补偿金请求及支付。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请补偿： „„

二、依现行法律或证据法则审查，经认定触犯内乱罪、外患罪确有实据者。凡是依照今天的“现行法律”不算触犯内乱外患罪的，或者没有实据的，都可以获得补偿。

是的。即使是真正的“匪谍”，只要当时不是经过正当程序的审判，在今天都是补偿的对象。2005年10月30日下午，上百位老人家，佝偻着背，拄着拐杖，相互扶持地蹒跚行走。秋天的风猎猎地吹，他们的头发，全白了。

这地方叫马场町。过去这几年，每一年秋天，他们来到这里悼念他们50年前倒下的左翼同志。尸体在移走前，地上总有一摊血。人们把土聚拢来，把血掩上。据说，因此这儿就有了一个山丘。

2005年10月这一场秋祭，他们献给那永远年轻的同志的诗，是这样的：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指引我们向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我们继续向前走。2005年，半个世纪之后的国民党主席也在现场，他向老人家深深、深深鞠躬，老人家微微回礼。

马英九背起国民党的十字架，向历史忏悔，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但却不是孤立的、独特突发的事件，而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众多指路牌之一。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仅只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在于台湾的民主，造成了台湾整体的深层质变。

没有民主，不会有马英九的鞠躬。2005年2月27日，被国民党政权监禁过21年的政治犯陈明忠破天荒地踏进了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发表演讲，题目是“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老人最后的结束语是这么说的：

“我与妻子，及妻子的兄长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然而，今天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与家庭的悲惨遭遇来讨什么公道。只是希望同样的苦难不要在下一代发生，因此台湾各政党如果对‘二·二八’有真正的理解与反省的话，光是道歉或是补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结束两岸的内战敌对状态，岛内的族群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缔造永远的和平。”

老人的宽厚、平和，令人动容。这是一个不曾被打倒、拒绝被扭曲的灵魂。可是，“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如果埋着血的土堆不被打开，如果乱葬岗的尸骸不被发现，如果无数的陈明忠还在黑暗里从脚腐烂到喉咙，如果人们没有勇气把那“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摊开在阳光下，请问，“解决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

2005年11月22日于台湾清华

第三篇：分家析产时你不能不知道的要点

分家析产时你不能不知道的要点

中国自古有男大当婚，女在当家的说法，子女长大了，就要成家立业。原来是一个大家庭，就要分割成几个小家，各自独立生活。这时候就要进行分家析产了，虽然都是同胞骨肉，但有些事情还是要依据法律分清楚的。这时候，要注意哪些要点呢？

分家析产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意义是分家，就是把一个大家庭根据协议，分割成几个较小一点家庭。另一层意义就是财产分析，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财产分别分到共有人的手中。首先要注意的是，用来分割的财产必须是家庭的共有财产，那些属于个人的财产是不能进行分割的。其次要注意的是进行分割时一定有遵守公平合理的原则。对于家庭中共有的财产，特别是那些生产资料，工具、设备等，在分割的时候要尽可能实现物尽其用。既要满足个人的需要，又要发挥工具、设备、资料的价值。最后，在初步分割好以后，一定要签订协议书，把分割的结果固定下来，这样就会避免在分家以后因为财产的产权不清而发生纠纷。

一般情况下，一份完整的分家析产协议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1、签订协议的当事人的姓名，以及各自在家庭中的身份。

2、为什么要分家，分家为了要达到什么效果。

3、对财产如何进行分割，包括财产也包括家庭共有的债务承担。

4、参与分割财产的当事人所拥有的财产的明细清单。

5、鉴证分割过程的中间人的名字。

6、签订协议的人、鉴证人的签名及盖章。

7、签订分家析产协议的时间和生效的时间。

第四篇：关于征信你不能不知道的一些事

关于征信你不能不知道的一些事

古人云“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意思是一个人说话是否算数，是可以得到验证的，用现代话而言就是我们所说的个人“征信”。个人征信至关重要，如果申请贷款，银行工作人员通常都要求查询您的信用报告，银行以此为依据判断用户未来是否能够履约还款义务。

“信用报告”是征信的最终结果，它不仅提供了用户与银行发生的信贷记录，还包括了水电费、个人公积金等缴纳情况，因此被人们形容为“经济身份证”，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性不容小觑。用户应关注自身信用 不仅银行可查询您的信用报告，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目前市民每年可享受两次免费查询个人信用报告的权利，您只需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到中国人民银行，填写《信用报告本人查询申请表》即可查询。

在知道了信用报告的查询方法后，您还需了解它的重要性。即使你还没有开始挣钱花钱，因为他人盗用了你的个人信息，它们那里可能已经有了你的不良记录。尽管这种情况十分罕见，但它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如果市民信用状况良好，在同银行打交道上则可以获得不少实惠，比如优惠利率贷款，贷款期限可能更长些、金额可能更多些。如果个人的信用状况非常好且其他条件也符合要求，商业银行甚至有可能给个人发放不需要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征信来源和信用报告内容 个人信用报告主要由央行征信机构负责，征信机构从信用信息产生的源头采集信息。具体来说，征信信息主要来自贷款机构和提供先消费后付款服务的机构。提供贷款的机构是指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等公司。

而先消费后付款服务的机构主要是电信企业，水、电、燃气公司等公共事业单位，其提供个人缴纳电话费、水费、电费、燃气费等信息。因此，在您的信用报告上会出现您生活中很多缴费、还款的信息。央行征信记录，也就是个人信用报告通常包含了个人基本信息、贷款信息、信用卡信息和信用报告查询记录等四大内容。个人身份信息包括被征信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联系地址等用以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有的人或许有所疑问：自己从未到央行征信机构填写过个人资料，哪里来的信息呢？其实，个人资料的来源是用户在商业银行填写个人资料后，由银行上报的。

由于在每个银行写的个人信息可能不同，因此征信机构择新记录，实际上也就是用户在最后一家银行填写的资料。贷款信息包括贷款银行、贷款种类、贷款金额、贷款期限、以最后一次还款为时点的两年前的还款记录。如个人曾在哪家银行贷了多少款，是否按时、足额还款等记录。信用卡信息包括发卡银行、授信额度、额度使用情况、实际还款记录、过去两年还款记录(包括正常和逾期)等。如个人曾经办了几张信用卡、每张卡的信用额度为多少以及是否按时还款等信息。信用报告查询记录记载了您的信用报告在过去两年内被查询的情况，包括查询日期、查询者和查询原因等内容，也就是您的信用报告何时因何种原因被何人查询 过的历史记录。一般情况下，个人信用报告的查询原因有以下几种：贷款审批、信用卡审批、担保资格审查、贷后管理、本人查询和异议查询。

对个人而言，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您的信用报告因为贷款审批、信用卡审批多次被不同的银行查询，但信用报告中的“信用交易信息”部分并未显示出查询您信用 报告的银行随后向您发放了新贷款或信用卡，这可能说明您向这些银行申请过贷款或信用卡但均未成功，这样的信息对您日后再次申请新贷款或信用卡可能会产生不 利影响。

此外，信用报告还将显示个人是否遵守了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法院民事经济案件的判决信息、已公告的欠税信息等。部分地区已经采集了部分人员的住房公积金、个人参加养老保险、个人水电费缴纳情况、电信用户缴费情况等信息。

信用报告出现不良记录可异议 根据规定，个人信用出现错误或遗漏的，可向征信机构或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异议受理部门须在规定时限内处理。个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应向征信监督管理部门提出 异议，征信监督管理部门应及时核查且限期答复。如果属于商业银行的过失，则可向其申辩，要求其提出证据。然后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异议，若情况属实，则中国 人民银行总部可修改。

倘若您“不经意”在信用报告上留下了“败笔”，比如信用报告显示贷款或信用卡出现了逾期不还现象，首先要把已经逾期的欠款尽快补上。在此情况下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保存期间不得超过5年，超过应予删除。如果您还是担心，或申请贷款被拒，也不要紧。从现在起，应尽快建立良好的信用记录，银行重点考察的是最近的信贷交易情况，只要你最近都是足额、按时还款的，这可证明信用状况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

第五篇：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补贴频频遭险企联手地方

政府瓜分

2012年11月05日 09:29 经济参考报

补贴被骗取巨灾风险大险企“下乡难”

农业保险三大症结待破

记者白田田李唐宁周勉毛海峰北京湖南陕西报道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和覆盖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财政部10月公布的数据，2003年至2012年农业保险累计实现保费约600亿元，为5.8亿户次投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78万亿元。

不过，《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湖南、陕西等地调研时了解到，农业保险面临着保费定价失灵、巨灾风险大、保险公司“下乡难”等问题。更有行业人士指出，农业保险补贴遭到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联手瓜分，骗取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频繁出现。

以往在没有相关政策支撑下，商业性保险公司办农业保险，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然而，在有了国家财政补贴以后，那些曾经制约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的因素也仍然存在。如果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没有彻底解决的话，势必将影响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后劲和前景。

农业保险补贴成为“肥肉”？

上月，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13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指标56.6亿元，同比增加16.7亿元，增长41.9%。截至9月底，中央财政已安排拨付2012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95.5亿元，比2011年全年增长43.2%，带动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逾5000亿元。

“商业保险公司过去退出农业保险，现在抢着做农业保险，就是为了补贴。”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农林部首席专家郭永利说，补贴资金并没有实实在在保障到农民头上，反而成了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官员联手瓜分的“唐僧肉”。

某商业保险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也直言，确实有的保险公司将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看作是一块肥肉。广东肇庆市一位曾经在商业保险公司工作过的人士说，保险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要有财政补贴才开办农业保险，而且风险大的险种不做。

数据显示，自2007年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360亿元。全国农险保费收入从2007年的51.84亿元增至2011年8月的142亿元，年均增长37.8%。

除了中央财政的补贴之外，各级财政还要安排相应的配套补贴资金。以湖南省为例，种植业保险保费中央财政补贴40%，省财政补贴25%，市县两级财政补贴10%，其余保费由农户、龙头企业或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承担。

近几年，农业保险被曝出的问题大多与保险补贴这块“肥肉”有关。农业保险专家、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庹国柱表示，过去讲农业保险存在道德风险，主要指的是农民骗保，事实上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也很严重，农业保险成为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的“盛宴”，涉及地方和保险公司投机取巧、套取资金的案例很多。

2010年以来，阳光农险公司、人保财险[微博]、中华联合财险公司在多地分支机构的案件多次被披露，涉及骗取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资金、套取粮食保险保费资金、编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等问题。

庹国柱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讲述了一个他遇到过的案例：某地保险公司与一家养猪场谈农业保险业务，一头猪100元的保费中政府补贴80元，保险公司告诉猪场负责人说只要交20元保费，保险公司再返还40元，不过一旦发生灾害，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这样，保险公司等于将60元的补贴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庹国柱认为，农业保险成为“盛宴”，还表现为“封顶赔付”和“协议赔付”。封顶赔付是指有的地方以保费总收入的一定倍数作为赔付的上限，比如河南省是3倍封顶，浙江省是5倍封顶，这样农民的保障水平很低，实际上是保障了保险公司利益。协议赔付是指地方政府拿财政补贴和保险公司讨价还价，从中获取一定的利益。对于这些违规行为，法律法规中应该制定限制性条款，对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在罚则里也要作出明确规定。

人保财险湖南分公司农险部总经理宁松认为，承办农业保险是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承担的政治和社会责任，不能靠农业保险来撑规模、撑利润。如果将农业保险作为主要的利润来源，这是对政府、公众和公司的“不负责”。

庹国柱说，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不仅是企业骗取补贴，也包括农民骗保和有的地方政府套取资金等，关键是要制定更严格的制度进行防范和监督。

大公司能否对接小农户？

“2007年、2008年刚开始做农业保险的时候，感觉到没办法完全深入到农户中去。”宁松说，即使保险公司在县一级设有机构，也就20个人左右，而湖南省每个县一般都有20至30个乡镇，两三百个行政村，仅靠保险公司自身力量很难实现承保和理赔到户。

“体量巨大”的保险公司下乡从事农业保险，如何与小农户对接，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在从事互助保险的郭永利看来，在市场经济中，农民本身就分散、弱小、高风险，让他们和大保险公司来对接，两者不对等。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他们要服务这么多的农民，存在风险高、成本高、亏损高的问题。

宁松认为，保险公司和农户对接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难点。一是地域的分散性，像湖南户均农田3.6亩左右，有的地方户均才几分田，靠保险公司收取保费，付出的成本大于收到的钱；二是农民认识的差异性，很多农民只有遇到灾害才愿意投保，这是明显的逆选择，而保险的原则是大数法则。三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比如湖南早稻有3000万亩左右投保，涉及1000万户，而政府的贴补方案又下达得迟，保险公司必须在相应的作物生产期内完成承保服务，任务很重。四是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广大农民更多的信任和依赖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灾后救济，对保险公司或多或少存在不信任感，尤其在农业保险开展初期，这种不信任和不认同感十分明显。

人保财险长沙支公司经理助理李军今年上半年进行水稻承保工作时，天天要下乡宣传介绍农业保险，嗓子都嘶哑了。他说，工作中最困惑的就是收费难，长沙县参加水稻保险的有10万多户，一个家庭平均只有2.4亩农田，涉及面太广。

理赔的问题同样复杂，保险公司因此和农户发生纠纷是常有的事。宁松说，农业保险的赔款，是以农作物损失的30%为起赔点，但多少是31%，多少是29%；每个作物的生长期限的赔偿标准不一样，但很多时候是在临界点上；特别是损失特征大致相近的情况下，赔款如何平衡，公正性受到关注。由此可能出现是非，如果没有政府行政力量和专业部门技术的参与，单独由保险公司很难搞定。

低保费如何应对高风险？

农业保险本身属于高风险的险种，加之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区，国内再保险市场不发达，分保方式单一，巨灾保险的损失基本上只能由直接保险公司自行消化，导致难以提升巨灾补偿水平。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虽然当前农业保险经营情况较好，一旦发生大的灾害，这块到嘴的肥肉可能又得“吐出来”。

陕西省杨凌区是我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也是农业保险创新实验区。除了奶牛，育肥猪等中央财政补贴保费的品种，2010年开始，人保财险开始在当时试点“银保富”设施蔬菜大棚保险这一特色险种，并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两年下来，试点效果不尽如人意。

“这个品种去年收取保费240万元，但赔款就达到330万元。”人保财险杨凌支公司经理余党民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去年当地遭遇了60年一遇的连阴雨，大棚受灾严重，导致设施蔬菜大棚保险亏损。“但这一块没有获得财政上的补贴，只能用其他险种的利润来填上这个窟窿。”

当地的情况并非个例，自然灾害导致的巨额赔付是商业保险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宁松介绍，保险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主要就是巨灾风险。湖南人保8个亿的农业保险保费，如果承担的赔偿责任超过3倍以上，将直接影响湖南省分公司的经营稳定性。

宁松说，不支持大幅度地降低保费，因为前几年农业保险的经营效益不能真实地反映农业保险的本来面貌。第一是灾害的周期性和损失的巨大性，灾害一般10年一个大的周期，现在还没有遇到大的灾害；第二是农民的保险认知程度、维权意识在增强。

“巨灾风险对保险公司的打击很大。”庹国柱清楚地记得，他此前去加拿大考察时了解到，一家地方政府办的保险公司从1959年到1985年的26年间经营都比较平稳，但1986年到1988年发生大旱灾，导致保险公司把前二十多年积累的钱全部赔过去，还要借外债来进行赔付。

由于我国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尚未建立，而再保费率高、门槛高，支持力度有限，保险公司接受的巨灾风险得不到有效分散，难以提升巨灾损失补偿水平。对此，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郭金龙认为，应该由中央政府出资对再保险集团的经营管理费用给予补贴，或者为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补贴。同时，减免再保险业务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此外，对于保费的确定，地方政府和保险公司之间也有分歧，地方政府希望压低费率，可以减少财政补贴，保险公司则担心亏损而希望保费定得更高。郭永利说，保费制定存在定价失灵的问题，比如政

府将保费定得过低，让保险公司按商业化的办法来经营，而保险公司接受不了这样低的保费，只能不予推行，比如目前拖拉机交强险的参保率就不足10%。

庹国柱建议，应该成立类似美国风险管理局的这样机构，有政府背景但保持相对独立，负责厘定费率和起草条款，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过去十年间，农业保险成绩有目共睹，但上述农业保险覆盖率低，保费收入不多，点多面广，业务风险大，保险经营成本高等问题仅仅凭商业性保险公司的政治热情显然是解决不了的。不仅如此，在目前巨灾保险缺失、相关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商业性保险公司在经营逻辑上，是否真正具有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热情和冲动，同样需要重新审视。

此外，试图借助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展，带动其他盈利险种的快速跟进，在目前来看，要取得效果也是不太现实的。那么，商业性保险公司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上，是否真正能将之作为有效益的业务来进行开展呢？其动力何在？这些问题，还需要实践和积累来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