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论之在温州

第一篇：慈善论之在温州

慈善，在温州

[摘 要] 在如今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可以越来越多的看到，贫富差距之悬殊所带来的的社会弊病，因而也唤起了人们内心对于慈善事业的传承发展与美好希冀。而本文主要论述慈善事业在温州的发展现状与其影响和意义。[关键词] 温州 慈善组织 慈善家 传承

我国是文明古国，慈善是中华民族悠悠五年千年的文化传统美德。慈善一词，早在古书中已有记载。《魏书·崔光传》：“ 光宽和慈善，不忤於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久经岁月的涤荡和传承，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慈善这一组词语，仍然是人类情感和劳动的集合传达——乐善好施，慈悲为怀，仁爱之心，扶危济困。它不仅是代表着，在某一特定或危难时刻的接力与传递，更是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的人们在滔滔江水的时间洪流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与默默无私的奉献，人们将心中的期许与祝福汇聚成为一张张笑逐颜开的面庞。今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温州。以经商闻名世界的温州人，这些年来他们大爱无疆之情怀，多样化的爱心慈善理念也不断的得到各界广泛认同与赞誉。从“商行天下”到“善行天下”，温州的慈善事业先后在十年之间不断发展，同时我们也知道温州慈善的扩展不仅是物质上的救济与帮助，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文化导向性质的，精神层面的爱心与奉献。而这就如同温州市一张亮丽动人的明信片，其符号意义的指向是温州人一颗博爱宽容之心，更是一座城市的精神风骨和深厚的民间文化力量。那么，我们简单了解介绍一下温州地区主要的慈善组织和慈善家，以及这些年来他们对温州所作出的贡献。目前为止，温州市成立了温州慈善总会、世界微笑联盟、温州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这些公益组织为温州地区的贫困人群、残障人群、失学儿童等弱势群体，免费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和教育资金补助，以帮助他们。温州慈善总会成立于2002年，距今已有十年多的发展历程。总会的募捐来自不同的公司或个人或组织协会的资助，慈善总会每个月都会开展很多的捐助活动，主要围绕着助学、助医、助老、助困及危房改造等这几个工程项目开展的大型募捐。在这个过程中，慈善总会资助主要救助行动有，提供6名研究生赴美留学的经费，救助许多的唇腭裂儿童，帮助弱势人群脱离医疗卫生的贫困境地。这些年来慈善总会的募捐活动与爱心善行是老百姓有目共睹的，同时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在温州，慈善家中最值得关注的，也是为我们所熟知的，是温州籍台湾何朝育、黄美英夫妇。他们从1990年至今捐赠1.3亿巨额资金，为改善温州市的医疗、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何朝育之子何纪豪先生也同样传承了父辈对温州卫生、教育等公益事业慷慨捐助的精神，由他接洽美国微笑联盟为唇腭裂儿童提供免费医疗救助的事迹最为大家所熟知。可见，何氏父子推动的慈善捐助活动，将慈善的内涵延伸扩展到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范畴领域，他们的善行善举在慈善事业的道路越走越远，从物质金钱的给予和捐献走向精神爱心的救助与治疗，使慈善的内涵不断丰富。这一精神不但是何氏父子他们个人成就或是人格魅力的体现，也是世界温州人的共同精神财富力量。在这里，笔者也想谈谈自己亲眼见闻与经历。去年夏天，我参加了大学生的暑期社会实践，关于侨界留守儿童的夏令营。我们是作为志愿者进行支教，对象是那些父母在国外打工而子女由家中老人照料的孩子们。社会上对这一类的孩子有专门的称呼，留守儿童。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成长都会需要来自父母的关爱与呵护，而留守儿童在这一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环节缺席了亲生父母之间的陪伴与相处。因而，就有了作为志愿者存在之意义，即为奉献最深处的爱心去帮助和用心相待每一个留守儿童，让孩子们感到如同家人一般的关爱，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慈善帮助的一部分，并且是心心相抵地，心灵共通地。事实上，不管是慈善总会，何氏父子等慈善家，还是志愿者，这三者虽然在汉字的书写上截然不同，但是究其所承载的内涵意义上来说，三者的核心指向是共通一致的。即都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温暖，友善，慈悲。让每一个中华儿女感受到家的温暖关怀，社会的爱心奉献，或许，这就是世界温州人对传承慈善精神最为恰当的表达。

作者杜朝亦

第二篇：论中国慈善

论中国慈善

毋庸置疑，中国现阶段的慈善事业还处在一种粗放、原始的阶段；而在参与慈善事业的各类主体中，商业力量、财富阶层虽往往成为其中夺目的明星，但囿于各种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实则有限。这就是今天中国慈善的真实面目，是谓“真相”。除了来自外部的政府动员和社团劝募而不得不做的捐赠之外，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动因主要受怜悯心的驱使，而这难免使他们的慈善行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大多数人在慈善事业上并没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规划。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占有社会财富80%的富豪们，对社会的慈善捐赠却远远不足20%！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则显示，国内登记在册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动因主要来自内心怜悯心的驱使，这种慈善行为随意性比较强。学者杨团在《公司慈善与培育中国公司的慈善文化》一文中提到，100多年前，欧美国家的富豪一开始采用慈善信托的方式，即委托信得过的人向慈善机构捐赠。后来，一批受慈善思想影响的工业巨头创造一种公司形式的慈善基金会，191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次年，卡内基基金会成立。之后，美国人的这一组织创新被全球的富豪们效法，现代基金会现在遍布全球。仅在20世纪的美国，不到100年间，它就从几个发展到4万个。这标志着慈善从传统方式走向现代。这种制度创新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使慈善组织有了法人治理结构，捐赠出去的私有财产能保持其私人特征，也使慈善从老式的“零售”转向“批发”，更多人能够受益。显然中国现阶段的慈善还处于“零售”阶段，大多数捐赠是零星的。慈善的组织化运作才刚刚起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阶段的慈善发展状况相当于100多年前的美国。在现代基金会没有成为慈善的主体组织形式之前，中国社会大规模慈善的时机还远远没到来。除此之外，大规模展开的价值观并未成形，出于中国人传统的思维和财富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们大多选择把财富传给家族子孙，这样的选择让一大笔财富失去了慈善的机会。中国的财富创造和传承的历史是中断的，而现在财富积累的时间不过短短20年时间，而在对待财富继承的问题，大多数人没有作好心理和物质上的准备。他们应该像作一笔真正的商业买卖那样孜孜以求、讲求效率。中国商人的慈善，迟早要走出自发性捐款的阶段。

第三篇：论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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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

慈善组织公信力是近年来公众热议的话题之一。2010年4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会见2009“中华慈善奖”获奖代表时强调：“慈善事业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要在全社会营造积极向善的慈善文化，不断完善慈善政策法规，提高慈善信息的透明度，切实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大力促进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加快发展”。回良玉副总理的讲话说明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问题已经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本文拟着重从分析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低下的原因入手，提出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不容乐观

公信力，《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公信力的概念源于英文词Accountability，意指为某一件事进行报告、解释和辩护的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并接受质询。公信力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就是指慈善组织获取公众信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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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号召力。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的“生命线”，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如何将从根本上决定着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目前，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总体上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

（一）中国慈善事业面临着公众冷漠对待特别是富人不愿捐款的窘境。2009年3月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共同编制发布的《2008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汶川大地震唤醒了中国的个人捐赠意识，截至到2008年12月初，全国接收各界地震捐赠款物751.97亿元，创历史新高。根据北京、上海、成都、重庆、西安等城市的社情调查，90%以上的被访问者均表示向灾区捐过款物。尽管如此，仍难掩国人怠于参加慈善事业的尴尬。中华慈善总会在2008年以前进行的统计显示，我国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2009中华慈善奖报告会”上说，2009申报“中华慈善奖”的145位个人、180家企业，捐赠达133.5亿元人民币，占2009捐赠总额的40%。学界往往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结为公众的慈善意识不强，富人的“为富不仁”、法律的不完善、免税政策的不合理等。诚然，这些都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但是，它们都不是主要的，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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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二）中国的爱心人士大多偏爱一对一捐赠。现代社会，富人做慈善的方式，一般是把钱交给各类慈善组织，或自己成立基金会，由慈善组织和基金会去运作，而不是自己冲在慈善一线，更不是亲自给穷人派发善款。今年春节前，中国“首善”陈光标将从127名企业家和个人那里组织来的捐款，共4316万元现金，装入8万个红包，送到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特困户手中。一些人认为他在作秀。对此，陈倒也坦然承认，并希望更多的人跟他学作秀，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其中，回报社会。以陈光标为代表的中国爱心人士之所以偏爱一对一捐赠方式，是因为他们不太信任目前的各类慈善组织。据搜狐网对“造成中国慈善事业落后的主要原因”在线调查显示:在1460总票数中，11.78%的人认为“一部分有捐助能力的人没有尽到责任”，6.85%的人选择了“缺少方便妥善的渠道进行捐助”，17.12%的人认为“缺少鼓励进行慈善事业的机制环境”，1.99%的网民选择了“其他”，而高达62.26%的选民都把“中国慈善机构的公益性令人怀疑”作为造成中国慈善落后的主要原因。

（三）有关慈善组织的丑闻时有发生。比如说希望工程，比如说各种救灾扶贫款，几乎都有被截留、被挪用、被贪污的记录。据《东方早报》2005年l1月15日报道，著名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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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彭年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我1988年给湖南捐赠l0辆进口救护车，后知救护车被改造成了某些领导的专车。盛怒之下，我将赠车收回，转赠涟源县几家医院，可转赠的救护车又被挪用”。另据《羊城晚报》2006年4月10日报道，从1978年到2005年，华侨、港澳同胞在广东捐款赠物总额折合人民币达360亿元，兴办公益事业项目3万多宗。法律规定侨捐项目是社会公共财产，但仍出现不少侨捐资产变成了国有资产或被变卖为小团体、个人财产的情形。比如华侨捐建的华侨大厦被拿去银行抵押了，侨捐医院转制给了个人，等等。这种让献爱心者揪心的丑闻，虽然只是少数，但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对慈善事业有着沉重的杀伤作用。

二、影响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因素

（一）组织信息的封闭性。全国人大代表、三峡画院院长、“中华慈善大使”周森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中国人大》记者采访时说，“捐赠者最关心的是自己捐的钱用在什么地方。我担心自己的捐款被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用在发奖金、吃喝、旅游等开支上，甚至担心被其他部门挪用或贪污。现在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等网站虽然对捐赠者、捐赠款项有详细的记录，但无一例外地缺乏对使用情况的统计，捐赠款物去向信息一片空白，公众对此自然无法彻底打消质疑”。据《全国性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监测报告》显示，在28家可以开展汶川地震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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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总结 规章制度 情况汇报 教学教案 办公应用 的社会组织中，只有12家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其接收的捐赠款物的使用和转移情况，而且这12家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也不够公开透明。

对于慈善组织，特别是民间慈善组织，信息公布的透明性应该是其工作的生命线。如果没有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布制度，民众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了解所捐款物的数量及使用情况，势必会大大影响慈善组织在民众中的认可程度，引起内部腐败行为的发生，进而影响慈善组织未来的发展，特别是当前我国的慈善组织还不是很成熟，还处于发展的初期，更应该做好信息的公开透明工作。

（二）法律制度的缺失性。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立法。现阶段关于慈善的立法主要有:《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红十字会法》、《企业所得税法》、《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等，但这些法律不足以规范当今我国的慈善事业，特别是缺少对慈善组织接受捐助物资、捐助项目运作、捐助资金使用及监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规定，使得我国的慈善事业时常出现丑闻。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灾区连连降雨，灾民帐篷严重不足，可救灾帐篷却出现在成都的各小区，有的还是高档小区。在救灾帐篷里坐着的人竟然是衣着光鲜，在使用手提电脑;在救灾帐篷外停放的竟然是小轿车。这种景象，不禁使人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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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行径深深地伤害了广大捐赠者的心。原本我国的慈善事业就处于起步阶段，如果因为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影响了广大捐赠者的热情，将会更加使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举步维艰。

（三）行政干预的全面性。目前我国的慈善组织大多依靠政府的支持成立，官办色彩浓厚，政府在慈善组织的管理、资金募集、人员组成等方面掌握主导权。例如，中华慈善总会主要是依托于民政部建立，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是从团中央分化出来的，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脱胎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等。从慈善组织的发展角度来看，慈善组织拥有政府的支持，将会更方便的筹集资金，而且会提高慈善组织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但政府这种金字塔形的官僚科层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它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反应迟钝，各科层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构臃肿，人员膨胀，效率低下，难以形成专业化、职业化的工作团队。这些都将大大影响慈善组织的发展及其公信力的提高。

汶川地震后，由清华大学NGO研究者中心邓国胜副教授领衔所作的一项针对所捐款物去向的调查研究显示，所捐款物的58.1%流向了可接受社会捐赠的政府部门，36%流向了政府指定的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系统，只有5.9%流向了公募基金会。当然，笔者在这里并不是反对社会所捐款物进入政府财政，笔者真正担心的是这笔钱会不会被挪用，会不会成为地方政府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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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大楼，或者购买公车的资金呢?四川省都江堰市龙池镇南岳村在建的村委会，据说建成后还将有小桥流水等“美景”，能够达到四星级宾馆标准，仅砌一个厕所就要花费近50万元人民币，需要说明的是，距该村委会仅150米远的农民依然住在被地震破坏的危楼里，若有较大的余震，该楼将十分危险。看到这样的情形，还有谁愿意继续给灾区捐款物呢?

（四）伪慈善的杀伤性。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上假借慈善之名进行诈骗的现象也越来越多。据2007年4月12日《南方周末》报道，曾在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上被称为“中**亲”的胡曼莉被官方审计发现她将捐给孤儿的善款据为己有。她利用孤儿学校大肆吸纳社会捐款，并通过种种手段，将捐款人的钱转入自己名下，并用私吞的捐款，为自己置办豪宅，送女儿出国。种种此类诈骗行为，使得广大民众在行善之时多了一丝警惕，以免使自己的善举成为那些行骗者眼中的猎物。

总之，慈善组织公信力弱化的影响因素主要由慈善组织信息的封闭性、法律制度的缺失性、行政干预的全面性和伪慈善的杀伤性等构成，慈善组织自身的发展不成熟是最根本的问题。

三、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途径

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众对公信力价值的要求日益提高，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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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组织公信力的内容也将会不断扩展，扩展到主体的品格、专业的伦理、组织的效能、资金的运用、规则的遵守、战略的企划等各个方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七个方面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一）慈善事业法制化。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的引导和规制。“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慈善事业法制化是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治本之策。针对我国现有政策法规与慈善事业发展需要不相适应的现状，要不断完善慈善政策法规，加快制定慈善法和社会募捐管理条例，对慈善机构的性质和定位、慈善募捐的准入资格、捐赠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进行规定，进一步健全“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慈善事业发展机制，将慈善事业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促慈、以法兴慈、以法护慈，以法管慈。

（二）慈善组织规模化。截至2006年底，我国已登记注册民间慈善组织近29万个，其中社团15.3万多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3.5万多个，基金会936个，其中全国性的约80余家。我国的慈善组织大体上可分成由政府主导的“官方性慈善组织”、在民政局登记的“民间慈善组织”、没有取得合法资格的“草根性慈善组织”三种类型，据专家估计，目前全国“草根性慈善组织”的数量要超过100万。以上数据，一方面说明我部分文献资料来源于网络,仅供个人参考试阅,版权归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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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年来慈善事业发展之迅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的慈善组织“散”（分散在各行各业）、“小”（个体规模小）、“乱”（筹款乱）、“差”（管理差）的现实。试问，一个尚未取得合法资格或名不见经传的慈善组织，何谈公信力？何谈发展壮大？因此，在现代慈善事业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当今中国，不宜片面追求慈善组织的发展数量，而应引导慈善组织做大做强，通过提高慈善组织的个体实力来提升公信力。一个地方（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慈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设立的慈善机构过多，势必形成“谁也吃不饱，谁也长不大”的局面。

（三）慈善项目品牌化。目前，我国还有8300多万残疾人，2300多万城市低保对象，4800多万农村低保对象，每年因灾需要救济的群众近8000万，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还有不少人处于贫困状态。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这就要求慈善机构在开展工作时，找准慈善救助的社会定位，将解决党委政府想办而比较难办的事、困难人群迫切要求解决的事、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事、慈善机构责无旁贷的事作为立项的目标。在捐赠款物的使用上，慈善机构要改变遍地开花、撒花露水式的老办法，尽量让捐赠款物向特色品牌项目倾斜，将有限的款物真正用在刀刃上，提高救助水平和救助效果。要逐步放弃行政命令式筹募，积极探索筹募活动的市场化运作方式，采用科学的流程设计品牌项目，采用市场化的方式推广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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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品牌、建设品牌，并根据救助群体、帮助群体和发展群体的不同需求，量身定做个性化、人性化的救助方案，使全透明的特色慈善品牌项目深入人心。

（四）慈善信息透明化。公信力的公不是公家的“公”，而是公开的“公”。在很多时候，透明度是保障公信力实现的重要手段。透明度、公开性和公信力一起成为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运作工具。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曾经说过: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通过制度保障，促使慈善组织运作更加透明，将是今后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的重中之重，也将是慈善管理部门的工作着力点。要提高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就要把机构的规章制度、资金募集、项目运作、善款使用等都向社会公众公开，按照捐赠者的意愿使用好每一笔资金和物资，使捐赠者了解到所捐赠资金和物资的去向，只有这样，才能使慈善机构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

（五）慈善队伍职业化。慈善组织的具体工作归根结蒂还是要由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去完成，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直接影响到慈善组织工作的质量。为了提高公信力，慈善组织要积极推进慈善工作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为此，一方面慈善组织要通过各种渠道求聘优秀人才，这里的优秀人才既包括慈善组织的公职人员，也包括慈善组织的董事和志愿者。为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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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所需要的优秀人才，一是要扩展人才来源的社会基础，保证慈善组织从社会中广泛获取优秀人才，应该采取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人才选拔方式；二是要对于日常工作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慈善公职人员，应委以重任，使慈善组织能够发掘和留住宝贵的社会服务人才，因此应该在组织内部完善功绩考核、晋升惟功的人才发展路线。另一方面，慈善组织要持续开发人才，使组织人员适应社会发展与组织本身发展的需要。持续开发人才的方法就是在合理使用人才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继续教育，不断进行培养。因此，慈善组织内部要创造一种持续教育、终身学习的环境和氛围，持续不断地开发人才。

（六）内部运作规范化。从根本上来说，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主要来自规范的制度，因此，加强慈善机构公信力建设首先要加强慈善机构自身的制度建设。具体来讲，慈善机构应该对机构的运作、资金的募集和使用等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为资金使用透明化、内部决策民主化、项目运作程序化提供制度上的保证。慈善组织本身的自律和自我约束是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也是监督体系的第一道防线。在这方面，上海慈善基金会的经验值得借鉴。该基金会按照国际惯例，对基金的募集、管理和使用等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并聘请了常年的法律顾问和会计顾问。其中，会计顾问对基金的收支情况进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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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审计后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的监督。在工作机制上，上海慈善基金会还专门成立了监事会，对基金会机构、代表机构等主要负责人的业务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基金会资产的规范运作。

（七）外部监督常态化。政府应当把对慈善机构纳入社会管理的大格局中进行监督管理，除民政部门每年严格对慈善机构进行年检外，还应建立审计制度、慈善组织业绩第三方评估制度。要给予捐赠者充分的知情权，让他们不仅成为捐赠者，而且成为知情者和监督者。要运用媒体普及范围广、影响力大的特点，充分发挥媒体的导向作用，将慈善机构的项目执行情况以及资金、物资的接受和使用情况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和媒体舆论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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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有关爱情之在爱情中

吵架是爱情的必需品。

不同的生活习惯乃至人生态度，需要统一于爱情这么个奇怪的框框里，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有的问题可以协商，更有问题需要吵架。

吵架是一门学问。糟糕的吵架就是在两个人之间制造裂痕，如同钉子的故事一样，当你在对方心底钉下钉子，即使拔出，伤口却可能永远无法愈合。正常的吵架是情绪的宣泄和周期性协商，反正架要吵，爱不停。高水平的吵架，则是爱情生活中的润滑剂。很多的不同统一于同的时候，争吵是一种必然。但不伤感情的争吵，能解决问题的争吵，争吵完了更爱对方的争吵，才是吵架的最高境界。

不会吵架，爱情的煎熬程度比较高。爱情的实习期，会在吵架中度过。

爱情需要订立一些小的不可违反的原则，比如，无论对方怎样，都不能挂掉对方的电话。不过，闹矛盾而不挂电话的爱情，目前没有看到过。那么，总要有一种方式，作为最后一种方式——你总需要给对方机会。

爱情中的对错，未必来自于谁先认错，而来自于宽容。互相促进的爱情，总是一种美好的爱情。当两个人的爱情和人生目标统一于一件值得追求的事，可以说提前迈入了“真正爱情”的行列。

而很多人的爱情，与其说是爱，不如说在玩耍、戏谑。

两个人确定关系，就叫“爱情”了吗？那爱情未免有点不值钱。真正的爱情，需要考验。不同步期望值的爱情，很难说会有较好的结果，甚至连一个比较快乐的过程都很难得到。爱情不是一方为另一方付出，爱情不是一方考验另一方。爱情是相互的，失去相互，爱情之花终会凋落。

爱情更不是一种绑架，爱情是自由的、平等的。居高临下，自卑懦弱都不叫爱情，只是被爱情的名义绑架。

爱情需要惊喜，如同在追爱过程中需要惊喜一样。

爱情有时候需要强势：我们去那比我们去哪更能让对方开心。

同玩的爱情是有趣的，两个人在一块，当然应该比一个人玩得开心。不知道两个人在一块要做点什么？其实，何必强求一定要做点什么呢？在我看来，有机会就抓住机会，没有机会，两个人在一块就该是一种快乐，何必非得需要什么形式呢？

制造情调对爱情永远是一件好事。

爱情的保质期始于激情，而结束于失望。

寄望于来生的爱情不如不要。爱情就该是当下的一种感受。多年以后，你会发现什么来生再续，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的一个理由。

共同面对困难，勇于为对方担当，这没什么谈得上“奉献”的。爱情不是交换，本就应该是把两个独立人的事合成一对情侣的事。不为对方解决困难的爱情叫什么爱情？

总需要有一个给对方道歉的，总需要一个先给对方道歉的。爱情再好，需要台阶。给了台阶不下的小朋友，自己种下麻烦。

同玩同游同乐，还要共同思考未来。青年的世界本来是无限的，爱情不应该是枷锁，让人无法迈出一步。爱情应该是发动机，为了未来而去激励对方共同做点有意义的事。

其实，爱情应该是喧闹的世界复归于宁静后的归属感。

爱情不是束缚，虽然爱情需要两个人共同面对，但两个人就是两个人！人需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需要有自己的生活。爱情并不是丧失人的个体性，而是让心灵的缺口由对方补足。除此之外，人，就是独立的人。

为爱情低头，不是丑事，反而值得褒奖。但为爱情屈膝投降，丧失自己的人格，则注定是一种悲哀。电影和爆米花——如果给爱情画一张海报，这可以是其中最大的元素。在别人的故事里，自己的爱情总能得以净化。爱情就是排他的，这是权利，也是义务。

爱情从来都该是快乐和痛苦并存的玩意，不可分离。

多少凄美的爱情故事——别骗自个。爱情需要自己把握，世界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所谓的凄美某种意义证明无能，该做爱情的主人，莫被情感愚弄。

爱情不是拥有，而是付出。

你必须为爱情改变，否则就不是爱情。

爱情和友情从来就不是对立的，二者的对立只能说明感情的浅薄。

浪漫、梦、童话，如果你不是童话中的王子，就不必接受只能选择公主的命运。遇见爱情，遇见自己。

哭泣不是爱情，绝望不是爱情，爱情应该是甜蜜的，阳光的。如果制造了过多的负面情绪，两个人都需要反思，究竟是谁在毁灭。

异地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距离考验爱情，然而爱情不该如此考验。异地恋很少有结局，唯一的结局是到同一个地方来——爱情本不该分开。需要拥抱的时候，不能只有空气。能从异地恋走来，还有什么可以打败？ 异地恋可以给双方空间，可以让重新选择。爱情需要一句：睡了，晚安！

爱情不该是镶嵌在帽子上的宝石，而是跳动在心窝里的心跳。

爱情的电话和短信从来没有止境，如果两个人都不知道说什么了，那样的爱情，是不是出了问题？

爱情是个封闭的小圈子，有时候，因为两个人过于沉溺，会与“大家”有距离。处理在大学中的爱情问题的时候，需要好好想想，如何在有两个人的小生活基础上面对大家。

爱情从来和大家是不必分开的，是不是有了爱情，就丢掉所有人？

有的人爱是腻腻的，甚至让别人看着都受不了。也有的人爱是彪悍的，那是更让人受不了的轰轰烈烈。但是，哪一种是错的呢？

在爱情中，阳光明媚，当然，必须经历狂风暴雨。是不是从任何一个起点出发，都会走向注定的结局？

第五篇：论慈善与尊严1（最终版）

论慈善于与尊严、与平等之间的关系

黄岩头陀镇中心小学

陈渊

我国古籍《礼记.檀弓》中有一篇《不吃嗟来之食》的文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齐国出现严重的饥荒，大财主黔敖在自家路边准备了饭食，以供过路的饥饿者吃。有个饥饿的人用衣袖蒙着脸，脚步拖拉，两眼昏昏无神地走来。黔敖左手端着食物，右手端着汤，说道：“喂！来吃吧！”那个饥民抬起眼看着他，说：“我正因为不吃被轻蔑所给予得来的食物，才落得这个地步！”这篇文章就很好地摆出了了一个问题：慈善和尊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人之所以为人，非衣冠禽兽，更非行尸走肉。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并非在于肢体的构造，而是人拥有独特的精神世界。古往今来，那些不卑躬屈膝，为气节宁死的志士一直受到人们的传颂，而出卖民族，出卖国家的叛徒也向来受到人们的鞭笞。由此看来，社会传统价值观是看重一个人的气节和尊严的。一个人没有起码的气节和尊严则和动物无异，也会被人们看不起。那么对于慈善来说，它仅仅涉及到一个“施舍与被施舍者”这样简单的关系吗？我认为这这远远不够，因为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尊严，即“施舍者——尊严——被施舍者”。施舍者有施舍者的尊严，被施舍者在某种意义上更需要尊严。如果慈善的过程中缺乏或者失去尊严，那么慈善就会变味，变成一种人格不平等的，甚至带有侮辱性的意味。因此，慈善必须建立在施舍者与被施舍者人格完全平等的基础上。

《中国日报》曾刊登一则新闻，湖北宜宾有一家儿童福利院，每年受到成千上万的旧衣物，有不少是成人的或者是破烂的，孩子们根本无法穿。还有些人捐赠的零食和药品竟然是过期的，食用后对福利院的孩子们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对于这些破烂的衣物和过期药品，只能送到垃圾处理厂。同样，在2007年5月8日第60个世界红十字日，四川省红十字会在成都１１家高校同时启动了“蓉城高校博爱进万家接力活动”，收到了近８吨共十多万件高校学生捐赠的旧衣物，可其中有３０％的东西居然是用过的内衣内裤，此外，还有半截拖鞋、发霉的毛衣、有怪味的Ｔ恤，甚至还有一件沾满血迹的球衣。也许在捐助者心里，这些东西扔了也就扔了，还不如献献爱心。然而这真是一种“爱心”吗？我认为不是，这是隐藏在他们心中的优越感在作祟，在他们看来，人格是不平等的。甚至可能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何为“人

格”。所谓人格，我认为，它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物质财产的均衡，而是人与人之间在精神价值上的平等，即是说，无论你是亿万富翁，还是街头乞丐，两者应该是平等的，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对于人格的认识，欧美显然要比我们更透彻。那么上述两则新闻中的捐助者，把一些根本无法用，甚至有害的物品当作“善心”捐助出去，在他们眼里，自己是高人一等的，配享受“健康无污染”，而受捐助者则应“来什么用什么，来什么吃什么”。所以我认为，这种“慈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慈善，而是一种变相的人格侮辱，即使这种侮辱是不存心的、潜意识的。

那么何为慈善？维基百科定义为：慈善是一种善良意愿的社会活动，关系“施舍者”和“受施者”。在社会上，不问物质回报地，给予有需要的社群帮助、赞助等。慈善是促进人类福利进步的利他关怀，通常透过捐赠金钱、资产或活动，由教育或医疗机构捐赠予有需求的人，或公益协助其他社会需求。从中我们可以拎出这么几个关键词：“良善”、“关怀”、“公益”，这几个关键词透露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它们是人类的宝贵而高尚的品质之一。因此，我认为慈善概念可以概括成更为简洁的定义，慈善就是“充满良善的人们对需要帮助的人的一种公益性的关怀。”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人格是绝对平等的，慈善应该建立在关照被施舍者尊严的基础上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慈善活动？我认为这很大程度涉及到捐助者的内心以及捐助方式方法的问题。在中国热衷于慈善的人物里，陈光标是一个怎么也绕不开的话题，至今，他已无偿捐助26亿人民币。最近关于他的新闻，就是6月份在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宴请千名流浪汉，并给每人发300美金。他之所以成为中国慈善以及新闻上风口浪尖的人物，不仅仅是因为其捐助巨额的钱财，更是因为其高调的捐助方式。“陈光标肩挑百万现金捐款”，“陈光标在灾区发现金”，“陈光标在台湾九个县发上亿红包”，“陈光标晒钱山”等等的新闻不断。关于陈光标的这种慈善方式，有些人可能认为他做了，总比那些一毛不拔的富豪来的强。某种意义上是如此，但我不认可他的捐助方式，这种过于高调的慈善方式，是缺乏对受施舍者人格的尊重的。有种暴发户式的财大气粗，这种慈善缺少一种儒雅。挑着百万现金红光满面地出现在被受施者的面前，人们争先恐后地上前接受“施舍”，给人的感觉是慈善变了味。陈光标的办公室旌旗飘飘，荣誉证书堆积如山。但他没有注意到，慈善是一项关乎尊严的事业，因而慈善家首先应该尊重被施舍人。任何人生来平等，如果因为你做了一点善事，就自命不凡，就反而和慈善的本意相违背了，放在现代社会，这就是作秀，拿被施舍人当道具，换取别人的好感，他所谓的期望通过这种高调唤醒民众对慈善的关注，却恰恰让慈善有点变了味。

相比陈光标，国外的一些慈善人物比如比尔.盖茨,他们的慈善行为则注重机构化和协调性，而且实在、低调、儒雅。比如比尔·盖茨建立一个基金会，这种方式更为长远。而陈光标此次慈善活动更像是一次性的广告宣传，缺乏持续性和系统性。陈光标的慈善行为更像是一种“过路绿林好汉”的“义举”，从裤腰带摸出“十两纹银”给乞讨者后走人，而不管乞讨者在用完这“十两纹银”后的生活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时博得“路人”的喝彩，博得人们的眼球，更像是在推销自己。他这种高调的慈善行为是短效，低效，给别人的是“一时之利”，而非“长远之计”，是“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且在此过程中缺乏对被施舍者人格的尊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和那个《不吃嗟来之食》中的大财主黔敖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如比尔.盖茨所说，“中国购买了很多西方国家富有品味的东西：艺术品、私人飞机、葡萄酒和爱玛仕手袋。但他们还没有学会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慈善”。因此，在我眼里，邵逸夫、李逸夫这些人做慈善，更多是建立学校、医院以及各种基金会，他们的方式是长远的、可持续的，是经得起时间的洗刷的，他们是温文尔雅的“学者型慈善家”，而陈光标最多是“暴发户型绿林好汉”。

就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我们的慈善行为，也应该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尊重他人基础上的“温文尔雅”，而不是“上等人”对“下等人”的施舍，这样才是接近“慈善”一词词源那个最初的本意。俄国大文豪屠格列夫遇见一个乞丐，他很想施舍，但他翻遍口袋也没有发现一分钱。屠格列夫握着乞丐的手说：“兄弟，实在对不起，我今天出门忘记带钱了。”乞丐流着泪说：“您能叫我一声兄弟，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屠格列夫的握手胜过对乞丐的物质施舍，可见，慈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尊重也非常重要。物质关怀很重要，但在某种意义上，精神关怀，平等与尊重，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