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静案看中国司法鉴定

第一篇：从黄静案看中国司法鉴定

从黄静案看中国司法鉴定

法学院08级10班郭晓丹

2008031513 2003年2月24日上午，21岁的湖南省湘潭市临丰小学女音乐教师黄静被发现全身赤裸死在学校宿舍床上。2003年6月2日，黄静生前男友姜俊武被刑拘。截至2003年6月8日，湘潭市雨湖区公安分局、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先后三次作出鉴定，认为黄静病死。但其母黄淑华认为女儿生前曾遭受暴力侵犯，开始维权之路。2003年7月3日、8月14日，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分别提交了新的鉴定书，认为以前的鉴定结论缺乏证据，需进一步检查。2003年12月22日湘潭雨湖区检察院采纳由湖南省公安厅所作鉴定以强奸中止罪对姜俊武提起公诉。2004年8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法医鉴定为：被鉴定人黄静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2005年12月7日，雨湖区法院宣布，将对该案择日宣判。2006年7月10日，湘潭黄静裸死案一审宣判姜俊武无罪。

本案经过了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每次的鉴定结果都不尽相同。这也正是黄静案备受关注的一方面原因，它推动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

当个人、或者个人的亲友生命、健康遭受非法侵害时，需要公安机关及时公正侦破，但公安机关既主管案件、立案侦查，也主管司法鉴定。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所谓明显的错判还有审判监督的渠道，但对于一张司法鉴定，却往往没有纠正的办法。而对于黄静案的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结果的不同，希望通过该案改变这种状态。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为什么会出现鉴定结果的截然不同？难道中国的司法鉴定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吗？对于这么多的鉴定结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以哪个为准？这个决定权在谁的手中？

鉴定结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证据，必须具有权威性与公正性，而我国目前由于缺乏统一的鉴定立法，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鉴定存在许多问题，继而影响正确的定罪量刑。这种“多头鉴定”的状况，不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还易引发扭曲司法公正的后果，使各负其责变成了无人负责。几次司法鉴定的结论不一，以及由此导致的案件进程受阻，严重暴露了我国“各自鉴定”体制的种种弊端。

第一，司法资源严重浪费。由于缺乏鉴定机构设立资质管理，产生的结果是：公检法机关内部均设有鉴定机构，某些科研院所、高校也面向社会提供司法鉴定服务，政府部门指定的医院也可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重复设置、鉴定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大大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一起案件往往要经过多次不同的司法鉴定，各次鉴定结论不一时，又增加了鉴定结论之间的对抗成本，此外，也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第二，鉴定行业管理失范。缺乏统一的资格管理，在准入机制上实行不同的标准，必然使得各鉴定机构呈现突出的层次性，鉴定人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水准参差不齐，出现不同的鉴定结论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各机关设立自己的鉴定机构，并实行内部管理的情况下，司法鉴定程序和技术标准很难统一，各自的权义、责任大不相同，无疑也会增加统一管理的难度。实践也表明，分别设立、分散管理的体制，使得我国鉴定行业管理长期处于失范或失序的发展状态。

第三，鉴定结论效力受损。除因鉴定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导致鉴定结论各不相同外，公检法机关的内部鉴定也因“内部操作”，很难完全获得人们的信任，表现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往往倾向于委托自己信任的机构重新鉴定。多头鉴定下，不同鉴定结论之间的对抗，也无疑损害了司法鉴定本身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第四，中立鉴定难受保障。司法鉴定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它首先是一种科学活动，中立是其最重要本质，为此，为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司法鉴定应排除一切权力因素的干扰，中立、客观地进行。而“自己鉴定”则很难为鉴定人员提供中立的动机，由于行政隶属关系的存在，鉴定者可能屈从于权力因素，作出有利于自己部门的鉴定结论，甚至“制造”鉴定结果。

第五，自侦自鉴缺乏救济。为保证迅速、有效的侦查案件事实，侦查机关内部设立鉴定机构十分必要，但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的利益，必须对侦查鉴定（姑且称侦查机关为查清案件事实在侦查阶段所作的鉴定为“侦查鉴定”）提供一定的救济途径，否则，侦查机关经过鉴定后决定不移交起诉时，诉讼程序无法启动，当事人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而我国鉴定体制一直未能为当事人提供对抗侦查鉴定的有效机制。有幸的是，黄静案在经过数次鉴定后，最接近事实的鉴定结论终于出现了，但是否所有的案件都要经过黄静案如此旷日持久的鉴定之争呢？即便经过数次鉴定，谁又能保证事实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任何一项制度都须受实践的检验，但制度本身就是实践推动的结果，并具有稳定性的要求，因此，制度革新是相对缓慢的，也须是实践的推动结果。频繁的变革势必破坏人们对该制度的合理预期，大大增加制度的运行成本。因此，对管理者而言，改革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并且要考虑改革的成本与收效。我国20多年来的每次变革，都源于迫切的形势，形势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进而改变了制度。尤其对实行多年的制度来说，其变革必须有恰当的“突破口”。

在“自侦自鉴、多头鉴定”的鉴定体制下，远不止一两个“黄静式的悲剧”，而黄静案为何成了鉴定体制变革的突破口？也许，黄静案的独特之处，以及其所处的时代，使得制度变革终于到了“最恰当的时候”。

面对着诸多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确立鉴定人名册制度，整合鉴定资源，成立由全国各鉴定领域的权威专家组成的终局鉴定委员会，实现全社会的鉴定资源共享。鉴定结论出现不一致，应由法官裁决提请终局鉴定委员会进行专家会诊，并且作出前两次结论的鉴定人应当参加会诊，会诊后的结论为终局结论。而不是现在的各自按照自己的观点出具自认为是正确的鉴定书，这样对于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当事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为增加这一机制的透明度，在现有的立法基础上，还应当明确鉴定人和专家必须出庭接受法官和当事人质询的制度。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鉴定结论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甚至是案件中“一纸定生死”的关键证据，任何一个鉴定者都不能以一种“游戏”式的态度，对鉴定结果轻易下结论。也许在将来还应该建立鉴定人出具错误的鉴定结论承担一定的责任。

第二篇：黄静案与鉴定冲突

黄静案与鉴定冲突

赵旭

（海南大学 法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本文从详细分析黄静案入手，着重探讨黄静案暴露出的司法鉴定的问题与之解决措施。希望用本人的微薄之力，对逝者给以慰藉，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关键词：鉴定冲突；重复鉴定

1992年“胡尚军的故意伤人案”，当时这个案子历时7年，做了八次鉴定，大量的诉讼资源的投入，大量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使得人们本以为多次鉴定，重复鉴定的现象不再出现。但是可惜的是鉴定制度的改革进展缓慢。12年后，2003年2月24日凌晨，年仅21岁的女老师黄静竟惨死于自已宿舍。

一、问题的提出：黄静案与6份鉴定结论

黄静2003年2月24日死于湘潭市雨湖区临丰小学宿舍。湘潭市雨湖区公安分局，湘潭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先后对其死因做了三次法医鉴定。第一次鉴定结论1为黄静“系患心脏疾病急性发作导致急性心，肺功能衰竭而猝死”；第二次鉴定结论2为黄静“因肺梗死引起的急性心力衰竭与呼吸衰竭死亡”；第三次鉴定结论3为黄静“因肺梗死引起的急性心力衰竭与呼吸衰竭死亡”；同时认定“其体表外伤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成为一个间接诱发因素。”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对上述鉴定结论出具的审查意见4认为，肺梗死而猝死的根据不足，应属于非正常死亡。2003年8月14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认为，从现有材料观察，未见风湿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肺梗死的病理改变。2004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鉴定中心做出鉴定结论5：“被鉴定人黄静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

最后，法院采用了最高人民法院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其认为“最高人民法院鉴定中心的鉴定是建立在法医病理学的基础上，根据黄静器脏存在病变的客 12 潭公检字（2003）第204号

湘公刑技字（2003年）第93号 3 湘公刑技字（2003）第210号 4 南医鉴（2003）审字第16号 5 最高法院司法鉴医字（2004）第066号 观事实，结合被告人姜俊武及被害人黄静的前后行为过程，证明了被告人姜俊武的行为作用导致黄静死亡的原因构成，其鉴定结论更科学，全面，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6

一． 问题的分析：黄静案暴露的鉴定制度问题（1）司法机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问题

在黄静案中，多家鉴定机构先后就其死亡原因做了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而每次的鉴定结果都不尽相同7，这给审判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使人们不得不对重复鉴定问题产生了深思。我国现行司法鉴定体制下，多头管理，无统一的鉴定管理部门，鉴定机构重复、多方设置并都具备相应的鉴定权，而各司法机关依其职权各自为鉴，又多只采用本部门所做的鉴定结论;由于鉴定缺乏统一规范，鉴定结论缺乏科学的法定标准，当事人也易随意地表示不满既有的鉴定结论而多次提起重新鉴定。一案多次重复鉴定，相互之间难免矛盾，甚至截然相反，这不仅使人们对司法鉴定的权威性产生怀疑，而且给审判机关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带来重重困难，影响了对事实的认定和纠纷的公正解决。（2）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存在的问题

2003年7月3日，黄静的母亲黄淑华委托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学专家对三份鉴定结论进行医学理论审查。之后她又特别邀请了中山大学法学教授陈玉川特地前往湘潭为黄静做再次鉴定。这两份鉴定得出了与湘潭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完全不同的鉴定结论。8但是最后的法院审理并没有采纳这两份鉴定结论，可见法院对这两份鉴定结论的效力存在疑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制度的问题。

首先，限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许多证据材料都由国家机关掌握，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时提供的鉴定材料可能存在真实性、完整性方面的缺陷。

其次，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缺乏对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的程序设计，缺乏法律保障，如鉴定人的阅卷权、勘验权、物证检验权等难以实现。鉴定开展后，往往得不到国家机关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现场勘验、尸体检验、物证检验等涉 678 雨刑初字(2004)第6号

《新京报》2004年12月7日

2006年7月23日《法制日报》社根据《法制播报》 电视节目“中国网络第一案——黄静案”整理 及刑事技术方面的工作，难度更大，导致鉴定实施的不全面。

再次，当事人自行委托的鉴定，费用由当事人支付，鉴定人往往会顾及当事人的利益，对当事人有利的情况都会在鉴定书中提及，对当事人不利的鉴定所见可能不提或者少提及，鉴定结论的片面性是难以避免的。（3）法官对于多份重复鉴定应如何取舍的问题

本案一共有六份鉴定结论，法庭对此应该如何取舍，成为本案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法庭在审查评断鉴定结论时遇到多份不同的鉴定结论，通常会采信其自认为最具有“权威性”的那份。然而，“权威性”的标准是什么?诚然，在理论上科学技术领域确实存在权威性观点或结论，这种 “权威”的标志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程度和客观规律的掌握程度。鉴定结论中也应当有权威的结论，但评断的标准应当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9。但我国目前庭审中审查评断鉴定结论权威性的标准很明显是一种主观的、偏重于形式的标准。面对多份鉴定结论，审查者多以上级鉴定部门或知名鉴定人的结论为权威性鉴定而予以采信。实践中，有些法官面对几个结论难以取舍时，就以鉴定机构的级别高低作为是否采用鉴定结论的标准，这不符合科学规律，增大了造成冤假错案的危险性。10一般情况下，上级鉴定部门在技术水平、设备条件和办案经验上确实优于下级鉴定部门，但鉴定活动是一项科学认识活动而非行政事务，科学的结论不能由其形式决定必然的高低、优劣。知名的专家鉴定人在其知识水平、学识经验总体上可能比一般的鉴定人高，但就个案的鉴定而言，也并无必然的权威性和可靠性。还有的审理者只采纳本单位的鉴定结论或自己委托的鉴定机构做出的结论。此外，更有以共同鉴定结论、鉴定委员会鉴定结论为当然的权威性鉴定等等。以上种种以主观标准审查评断鉴定结论的做法在实践中颇有普遍性。这些以形式的权威性代替内容的权威性的做法有损于鉴定结论作为科学证据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4）有关鉴定人出庭作证的问题

在本案中，黄静母亲黄淑华要求申请曾经参加尸体鉴定的法医还有与此案有关的人员出庭作证，法庭除让参加第5次尸检的3名专家出庭作证外，其他的证人都没有被允许出庭作证，这其中就包括本案的多名鉴定人。11根据刑事诉讼法 91011 邹明理《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郭金霞《黄静命案呼唤终局鉴定体制》

申延宾《新闻晨报》2004年12月08日 规定,任何证据都必须经过法庭质证才能被用作定案的根据。司法鉴定结论在我国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与证人证言相比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12 ,它反映了鉴定人对鉴定客体的主观认识,因此对司法鉴定结论的法庭质证,只有在鉴定人出庭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进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人接到法庭的通知后,应当按时出庭,对审判人员、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就鉴定结论所提出的问题,应当如实地回答。然而在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出庭的比率相当低,绝大多数鉴定结论都是在法庭上以宣读的方式进行调查的13。而法律对此也采取了一种容忍的态度,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控辩双方可以当庭宣读未到庭的鉴定人的鉴定结论。至于哪些鉴定人可以不出庭作证,并未有任何明确规定。这样就使得并未经过充分质证的鉴定结论取得了合法证据的效力,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鉴定人不出庭的主要弊端：

(1)不利于法庭查明事实真相。鉴定人不出庭,使得控辩双方无法对其进行询问,无法正面对鉴定人提出质疑和反驳,这不仅不利于对鉴定结论科学性、公正性的调查,同时显然也剥夺了被告人应有的辩护权,使其不能充分行使保护自己的权利,往往造成被告人、辩护人对鉴定结论的不信任,并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极大的怀疑。

(2)容易滋生司法腐败现象。在由侦察机关、检查机关所提供的司法鉴定中,由于鉴定人不出庭,使法庭无法在庭审中直接审查鉴定结论,而只能在法庭之外对这些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并不允许被告方的参与,易造成法庭在调查证据、认定事实中的暗箱操作,导致法庭裁判的不公。

(3)鉴定人不出庭不利于鉴定人在法庭上了解各种事实情况,以修正或改变其鉴定结论,维护鉴定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三．问题的解决措施

（1）建立类似英国验尸官法庭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制度改革

结合黄静案反思我国的司法鉴定管理制度可得知，鉴定机制应该趋于统一,没有统一则必然会出现冲突。当前我国司法鉴定体制中,鉴定机关设立混乱,缺少统一的管理;鉴定人资格无统一标准,鉴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等等都导致了鉴定结论冲突产生的可能。因此, “整合鉴定资源，构建终局鉴定”的体制对于预防鉴定 1213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版，208页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版，556页 结论冲突是十分必要的。14

有必要在我国建立类似英国验尸官法庭的鉴定机构，负责非正常死亡、重大伤害案件的鉴定工作。英国的验尸官法庭属于政府机构，验尸官从病理医师中选拔，由司法大臣任命，全英国仅有25名。验尸官法庭审理复杂案件时也有陪审团参与，其裁决是权威的，可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15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缺乏这样的制度，类似黄静案的死因鉴定，凡是具备鉴定资格的人都可以做，既无权威之说，也无鉴定次数的限制，因此才会出现反复的多头鉴定，形成鉴定冲突与鉴定对抗。

（2）让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鉴定，规范当事人自行委托的鉴定

在我国,整个诉讼制度的总体特征仍然是职权主义。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机关都有权决定启动鉴定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权启动鉴定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申请重新鉴定,但是否进行重新鉴定的决定权在公、检、法机关手中。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并不完全平等,控、辩双方的对抗程序同英美法系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公、检、法机关权利过大,辩方权利过小,明显不平衡,司法程序公正很难得到保证。

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应当是当事人和侦查机关均有权启动鉴定程序。让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鉴定，建立辩方启动鉴定制度能够平衡控辩双方的权力，使其形成有效的制衡，保证司法的公正。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指出“特别是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司法鉴定的启动权不能为侦诉机关所独享，控辩平等要求在鉴定启动权方面同样要实现平等。”16并且通过规范辩方启动鉴定的程序，也可以避免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的片面性,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与全面，来为法庭的公正审理奠定基础。

（3）建立法官对相互矛盾鉴定结论的取舍规范（1）法官对不同鉴定结论比对审查

法官对于不同鉴定结论进行比对，从中发现其鉴定结论认定的共同点是什么，在确定不同结论的共同点后，发现共同点属于本质上的符合，差异点难以解释却 141516 吴革《黄静案与司法行政改革》，摘自《中国影响性诉讼：2005年》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种若静《英国司法体制分析及理论探讨》，2007年

《中国司法鉴定期望结束乱局 黄静案加速司法改革》，新浪网，2008年6月23日访问

http://news.sina.com.cn/c/2006-10-26/094111338039.shtml 各不相同而又无法得到肯定性判断的，对于分歧的地方可以采用有利于不利者来考虑。

在黄静案中，法院之所以采用了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鉴定结论，因为其意见的基础与社会鉴定机构相同，均排除“黄静因风湿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肺梗死”的认定，这一点应当说属于本质上的一致。对于采用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鉴定结论与社会鉴定机构提出的鉴定结论相比，更有利于被告人。

（2）法官对鉴定结论与案件的其他证据比较审查

对于证据进行比较分析是判断证据可靠性的常用方法之一，将鉴定结论与案件的其他证据进行比较，不仅有助于法官发现鉴定意见自身的问题，也有利于法官发现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从而确定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如果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之处，其矛盾得不到合理的排除，对这种鉴定意见应当进行谨慎地审查，不能简单认定鉴定结论而否认其他证据。

（4）明确鉴定人的义务，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

鉴定结论是特定的鉴定人运用其专门知识和技能作出的推论性意见,它属于人证的范围,应当以人证的方式予以调查。即应当要求鉴定人像证人一样出庭作证,对其鉴定结论加以说明,并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和法官的审查。如果允许鉴定人以提交书面意见的形式代替出庭,即将鉴定结论仅仅视为一种书证,则很难完全揭示其中隐含的信息。而且鉴定结论由于其所包含的专门知识的因素超出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范围,在很多情况下比证人出庭作证更加具有必要性。总之，鉴定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法庭审查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准确性、可靠性；有利于从科学技术角度对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质证和认证；有利于提高鉴定人员的工作责任感，促进鉴定质量的提高。17

在这一点上,英美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贯彻地较为彻底,专家证人在庭外所作的陈述或向法庭提交的书面意见都不具有证据的可采性。18而在某些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其诉讼模式的职权主义色彩,当法官认为鉴定人不需要出庭时,鉴定人可以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但是,鉴于鉴定结论本身所固有的特点,鉴定人出庭的重要性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当法院要求鉴定人出庭,而鉴定人拒绝时,其鉴定结 17 辛楚汉《试述鉴定人出庭作证问题》，刊载于天涯法律网，http://www.xiexiebang.com/homepage/show2_content.asp?id=2282&h_name=huangjinbo 18 周湘雄《英美专家证人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 论应被视为无证据能力。而且为保障当事人的质证权利,如果控辩双方要求鉴定人出庭,法院一般应当同意。

后记：随着2005年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通过、10月1日开始实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05年9月29日司法部颁布的《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而开始并加速进行的我国司法鉴定改革，让人感慨万千，这一结果与黄静案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是否是以国家法律法规的形式给黄静及其家人的慰藉，而让这样的悲剧在全国范围内不再重演？

我们可以乐观的估计，随着司法鉴定改革的推进，类似黄静案的情况在我国不再发生。但是从“胡尚军”到“黄静”12年的轮回也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冷静。仅仅有较为完善的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是不够的，它需要相关制度的配合，即设立类似英国验尸官法庭的鉴定机构，建立律师启动侦查鉴定的制度，确立法官科学的选择鉴定结论的规则，规定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的义务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完善我国的鉴定制度，黄静案的悲剧才能真正在我国不再发生。

参考文献

1邹明理《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版 3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版 4 吴革主编《中国影响性诉讼：2005年》，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6 周湘雄《英美专家证人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 7何家弘主编《刑事审判认证指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9 初开荣《刑事鉴定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

10王敏远 《刑事证据法中的权力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朱富美《科学鉴定与刑事侦查》，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三篇：黄静案模拟法庭观摩后感

黄静案模拟法庭观摩后感

起因是黄静在2006年买了一个笔记本，当天买了不到2小时，就说坏了，找商家维修，商家重装系统后没有问题，黄静拿回家又坏了，再次找商家，并一同去厂家维修部门维修，维修过程中提到换过一个CPU，后来黄静发现这个COU是工程版CPU，但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个CPU是否华硕所提供的那个。因此，黄静提向华硕提出500万美元的赔偿（在维修和要求赔偿过程中，黄静都做有录像和录音），并提出如果给了这500万美元，将所有录像等对华硕不利的证据交给华硕，否则就按照事先他们计划的一个推广方案执行，此方案是曝光华硕使用工程CPU，并持续宣传16个月。华硕提出退笔记本，赔偿多倍笔记本金额等方案，黄静都未同意，只是要求500万美元的条件。华硕认为黄静有欺诈嫌疑，便报警，警察根据情况，做出拘留处理，并进行侦查，黄静后来取保出来。在公安机关上报检察院后，检察院后来以证据不足，不与起诉。

在这次07级2班的模拟法庭中假设检察院向法院提起诉

讼，并且案件进行到法庭审判的程序。作为法学专业的大三的学生在观看完“模拟法庭”以及聆听老师对这场模拟实践的点评后，我们感受颇深，受益良多。

在观看这次庭审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参加的师兄师姐们对案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相关的报道，并准备了亲自录制了案件视频资料作为证据呈上法庭。我们可以看出师兄师姐们是在对案件有充分的准备的基础的上进行法 1

庭上的想象，并非尽力还原当时案件庭审的真实情况。庭审过程顺利开展，与上一个星期五的模拟法庭相比而言，法庭辩论阶段的实体法律方面的辩论比较到位，整个法庭程序走下来的较大的错误和疏漏没有，但是还是存在着几个小地方的疏漏和瑕疵。这对我们这些将要在明年进行模拟法庭的师弟师妹们来说是重要的借鉴。

在这次模拟法庭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实体法律适用的问题，以及程序上瑕疵。

一、关于黄静能否以敲诈勒索罪入罪的问题

在本案中的焦点是黄静能否以敲诈勒索罪入罪的问题，在法庭调查阶段，案子中出现的证据、证人等曾经一度将离开焦点而转向黄静是否故意要500万美元的主观问题；在出示证据时，将黄静写在调解方案上的字，认为是物证，其实是书证；在案件定性上也有问题，在法官最后宣判时认为是证据不足，驳回起诉，但是邵维国老师认为此案件的证据确实充分，只是这些证据之间的关联性不大，而且不足以将被告人入罪。合议庭讨论后再开庭后，审判长宣布复庭，由犯罪嫌疑人陈述作最后陈述.犯罪嫌疑人陈述说：当时其是起于对华硕工作人员的态度的义愤，希望法庭对于其并不是真正希望得到那500万美元的主观意思上，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

二、案件演绎的真实性的问题

在案件演绎的真实性上来说，在实践中真正上庭的证人其实在不多，但在此案件中证人多达四位；在法庭调查核实书证、物证等的过程中，辩护律师针对于每一项证据进行质问，其实在审判中并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且法律并无这样的规定；服饰上的一些问题也是使此次模拟法庭多少有点失真；对于书记员的开场和退庭时商议时应该先喊：起立，表示对法庭尊重，另外书记员在退庭和宣判师笑场不够严肃；在展示的PPT上的时间和案件审判中的时间不一致；检察官对证人的提问是不需要对证人的主管想法进行询问的，而在此案件中一而再的对证人提出“你认为……你的看法是….”等之类的问题；是案件在审判过程中的小小瑕疵。

三、扮演的角色的真实性问题

在案件审判中扮演的角色总的来说，表演的比较到位，但也存在着些许的瑕疵，例如书记员笑场，扮演的国家公诉人在对犯罪嫌疑人陈述的质询时气势有点不足,没有体现出国家公诉人所代表的法律的威严；审判员在审判的过程中应该对律师的一些不当言论进行制止、喝止等，应该表现出审判员与法律的中立立场和法律尊严；而律师在气势方面是足了，但是他们对于法庭过多的干预，给人造成以其为主的错觉。但是对于案无关，与被告罪名无关的证据律师一下子提出来：该证据与我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并无关系，我们认为：“不具有任何意义”，这在实践中会出现，但是并不至于象在本案审判中出现的那么频繁，但对于想对律师的实务的进行熟悉同学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其中表现最为出彩的是被告人黄静的表演者的表演，被告人在被问话和犯罪嫌疑人陈述中适当的表现出自己的无辜、无知以及在回答公诉人提出的问题没有走入其圈套，在视屏中又表现出其气焰

嚣张，很是真实。

模拟法庭的实践活动让我们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深程度地认识理论来源于此实践这一哲理性的问题，很好的提高了学习效果，巩固了专业学习的成果。通过这次模拟法庭活动,我较深刻的了解到法院庭审时所必需的程序步骤，种种程序体现了我国法律的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打击犯罪，社会稳定，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同时也熟悉了一些法庭辩论的技巧和诉讼的方法。通过这次模拟法庭的审判活动，我对法院庭审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第四篇：从四大名著看中国

从四大名著看中国之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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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58707 铁皮狐狸 [角落] [飞语] 发表于：13-02-24 18:07 [只看该作者] 从四大名著看中国之走投无路

看四大名著，不能只看到其中神魔乱舞的有趣，英雄好汉惩恶扬善的痛快淋漓，帝王将相纵横捭阖的权谋秘计，才子佳人荡人心魄的情孽缠绵。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面明明白白写着：中国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孙悟空大闹天宫，很是让一潭死水的天宫闹腾了一阵子。他提出的革命理论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一革命理论，与历来农民起义提出的号召如出一辙。陈胜吴广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就是孙大圣的轮流坐庄的理论么？大概孙大圣看到玉帝的排场，心向往之，豪言壮语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或者吃天鹅肉的心理作祟：“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率领他的猴子猴孙，攻占天庭，把天庭改朝换代成猢狲王朝，这就是孙悟空的革命理想。坐天下的是王，抢天下的是贼；在天庭里，坐天下的是神仙，抢天下的是妖孽，人间天上，奉行同一道德规条。

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斗不过妖猴，于是借师助剿，请来如来佛，妖猴斗不过佛祖，于是猴子被洗脑，跟随唐僧，充当了镇压各路反叛势力的急先锋，一路降妖除怪，最后官封斗战胜佛。从现有体制的反叛者到忠实维护者，进而变成现有体制的受益者，孙悟空用了五百多年。天庭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最后双方妥协，互相利用。孙悟空在当初跟他一样身份的妖魔前可以堂而皇之地自称仙佛，口含天宪，大展神威，实现终极自我价值。天庭也可以利用他充当打手，扫荡其他对现有体制构成挑战的各路反叛势力。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怎么都比不上他这第七十三变实在，能得更多实惠。

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嘴脸，在这里被照妖镜照得毫发无隐。斗得过现有体制，就把玉帝的张姓朝廷改姓孙，斗不过就投降，自己的反叛实力就是跟朝廷谈判的本钱，兄弟队伍的头颅就是投名状，几番含娇弄态之后，即漂白了自己的出身。唐末朱全忠玩的是这一套，《水浒》里宋江玩的也是这一套。农民起义救中国？痴人说梦而已。

《水浒》里的宋江，玩的也是这一套，不过一在天上，一在地下。世人都怪宋江，怪他不该投降，他不投降又能怎样呢？梁山事业，实在无路可走。梁山政权，只不过是东京赵家朝廷的山寨版。想当年，赵匡胤在位时，也跟他们的宋大哥一样英明，一样讲义气，一样替天行道，到如今子孙不肖，宋徽宗赵佶昏庸无比，贪官墨吏扰乱天下，假设梁山事业百年长青，谁能保证宋江的子孙比赵佶一定强，好汉们的后代一定比高俅雄起？投降了倒好，中国历史省去了一个不必要的循环节。

好汉们的理想不过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贪官们的理想不过是大肆捞权大把捞钱多睡女人，后者是前者的衍生品，他们只相隔一张纸的距离。梁山与祝家庄，一个由好地主领导，一个由坏地主领导，好地主与坏地主的距离，也不过一张纸而已。

梁山道路，走下去将无路可走。只可怜了那鲁莽得天真可爱的李逵，为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永续飘扬，拎着一对大斧排头价砍来砍去，不知他端的要砍谁？

梁山道路，最终无路可走。

《三国演义》宣扬的是圣主贤相救国论，翻译成无产阶级口吻，就是只有刘备诸葛亮才能救中国。可惜枭雄斗不过奸雄，贤相斗不过奸相，仁义斗不过厚黑，刘姓天下无可奈何花落去，圣主贤相的理想一江春水向东流。仁义事业实在让人悲催，刘备诸葛亮只给后人留下一个欲哭无泪的背影。最终一统天下的司马氏，一点仁义的影子都找不到。

刘备诸葛亮事业的流产，意味着圣贤救国论的破产。

把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两拨，《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超世独立，一个人站一边，其他所有人站另一边。中国历史上所有读书人的脑袋凑在一起也比不过他思想的深刻。曹雪芹通过贾宝玉告诉我们，封建社会已是穷途末路。身处康乾盛世而能认识到这一点的，绝无仅有。比他稍前的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痛心于明朝的灭亡，沉痛反思的结果无非是皇帝太昏庸，大臣太贪婪顾私利，不去从根本上否定制度，没有从我们固有文化中查找致命之处，反而抱残守缺，对传统儒家沾沾自喜，以为明的灭亡，不是儒家文化的失败，而是不能遵守儒家戒律的结果。

就像《旧约圣经》里的犹太人，每受一次打击，每遭一次失败，都认为是对上帝笃信不坚的后果，是上帝因为他们在异教间摇摆不定而降罚，因而每一次反思的结果都是更加信仰上帝。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间，先进的中国人反思落后挨打原因，还认为我们只是技不如人，而不是体制不如人，文化已落后。曹雪芹超越了他以前和以后所有的旧式知识分子精英。

他通过贾宝玉的口告诉我们，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文化已是走投无路。贾府里面的男人，从上到下全都灵魂烂透了，封建社会的大厦靠这些人支撑，倾倒是必然的事。不仅如此，贾宝玉还以戏谑的口吻否定了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教条,所谓的“文死谏武死战”。这一条认识是从根基上否定了我们引以为豪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最崇高的东西都被他看穿看透了，他还能跟周围的男人沆瀣一气么？他还能从父命读八股考科举光耀门庭为这一腐烂的家族提供继续腐烂下去的养分么？

所以贾宝玉清醒坚决地拒绝了合作，不愿为这个注定要烂掉的社会陪葬。可惜宝玉的心思书中无人理解，就连他深爱的林妹妹也半点不知，他只能“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了。他的愁恨，他的傻与狂，是出于绝望，他找不到新的道路。《红楼梦》所深刻揭示的，不是曹雪芹所处的朝代已濒临绝境，此时是大清盛世，正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无限风光的时代，他揭示给我们的，是整个封建社会的走投无路。林妹妹的葬花词，在贾宝玉听来，在后世的我们听来，是唱给所有中国人的一首挽歌。

《西游记》《水浒传》告诉我们，农民起义，革命造反不能救中国；《三国演义》告诉我们，伟大领袖不能救中国；《红楼梦》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已走投无路。

我们的文化没有内生性的力量，靠我们的固有文明来救中国，就好像是用中药来救治需要开膛破肚的病人一样无效。

第五篇：从嘉兴死猪案看如何建设美丽中国

从嘉兴死猪案看如何建设美丽中国

此次我们小组所选的社会实践的主题是《从嘉兴死猪案看如何建设美丽中国》；在活动中固然从主题中更加深刻和清晰的对此次嘉兴死猪案有了重新的认识。从小见大，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活动对如何建设美丽中国，或者更广义来说如何实现“中国梦”有了一些可以从作为大学生可以实际出发的具体想法。

众所周知的是嘉兴的死猪随着河流已经飘到了黄浦江，到写稿日期通过调查最新的资料和案情报道共打捞死猪13000多头，通过调查市民普遍关心的是水质安全问题以及案件发生的原因以及日后的预防。水务部门也已经进一步加强水质实时监测。

主题带给的思考之外，活动的形式和一步步的协作也让我是的团队合作意识显著增强，也算是意料之外的收获吧。一个人的能力即使再强没有优秀团队意识那么也不算是一个优秀的21世纪大学生。例如在此次活动中有人去黄浦江去观察现场水质，有人发放调查问卷来反馈发生案情之后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有去图书馆或者在网上，报纸上时时关注案情的进展。对于分析众人也积极参与讨论，多角度多方位的看待，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也被组长采纳写进了报告。

以上是我对此次活动的大略看法。虽然在过程中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抑或更加完美的方法，但总体还算满意今后的活动会发扬此次的优点做到更大程度的完美。毕竟类似的实践活动也是对现代大学生能力的一种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