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文演讲看记者素质条件

第一篇：从黄文演讲看记者素质条件

从黄文演讲看记者素质条件

从一个图书编辑的角色变成一名知名的摄影记者，从一个被认为没有天赋的新闻记者变成专业的摄影记者，从简易拍照到主动请缨远赴南联盟战场，需要的不仅仅是毅力，乐于改变，勇气，以及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这就是黄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的学生。这个不起眼、身材瘦小的人，却是科索沃战争的战地记者。而也是一篇黄文的演讲《机会只属于有准备的人》，让我走进了黄文„„

这篇看似精炼短小的演讲，黄文却逐一揭示了作为一名记者，不仅仅是摄影记者应当具备的素质条件，一个个案例后面是记者要求的提炼。

勇敢、坚强、强大的内心是记者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黄文在科索沃战争中，是主动请缨奔赴战场，一般来讲战场是不会派女记者去的，但是由于她对地区熟悉程度的了解，便有了这样的机会。但不管报社是否想让她去，是否准派她去，主动请缨就已经足够证明她的勇气了。记者应该做的，是把他应该报道，应该拍的东西拍下来，心中有了这个信念，想必就是勇敢、坚强的源泉。新闻事件报道中，难免会有许多意外事故发生，只有抱着一颗决心，才能足以面对任何新闻带来的精神压力。这是必须。可以说记者每天都在接触着不同的新的事物，要拥有强大的内心才能战胜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带来的压力。遇事处事不惊，做事从容又有效率，都需要强大的内心做支撑。

记者的工作技能，我认为又是新闻记者应具备的另一大特质。拥有强大的工作技能，不管是采访技能，还是新闻摄影水平，都应该有技能的指导。在我看来，技能从另外一方面说，也是常识的一种表现。比如你拥有开车的技能，其实现在已经是常识的一种体现了，现在会开车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大家普遍掌握的技能的。记者应具备些基本技能，比如：拍照、会其他语言或者方言、开车、熟练运用电脑知识、能对图片做简单的编辑等等技能。这些技能让你在采访过程中更加顺畅，如黄文所说：“这并不是一种本事，而是一种必须的前提条件”。我想，就算不当记者，我们也需要运用这些东西到其他工作岗位去。你上班需要开车，工作需要开车，旅游也需要开车，这并无本质区别，换在任何地方同样适用。再例如熟练掌握一些电脑里的程序软件，不仅当记者需要，当老师要做PPT，影楼要用Photoshop,哪个工作岗位不用这些简单又基础的软件。所以这些早已变成了我们应具备的技能，这些已经不能构成优势，更多的是基本能力。

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压能力是第三点。只有在心理准备好了过后才能真正的去进入采访状态。而心理准备的意思是在突发危险的情况下，你不会惊慌，在极度恐怖的事情在你眼前展现的时候你能够不害怕。记者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职业，不管这个压力来自内部还是来自外部。

黄文让我看到了作为记者的执着与坚持，不管以后我做什么工作，这种精神都会让我坚持着走下去的！

第二篇：从乔布斯看领导者素质

从乔布斯看领导者素质

1.领导者要有自己的信念，有明确的目标，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说：“我一直是这样看苹果的：处在人文科学与技术的交叉口上。”

2.领导者需要是睿智的，对于未来，有前瞻性。他有其狡猾的一面，苹果的拿手好戏之一就是靠严格的产品保密措施，外加不失时机对媒体发放的亦真亦假的内幕消息，来堆积用户对其产品的期待。对于下一波技术热潮，把握机会，就如乔布斯预见苹果一样。

3.领导者要有很好的沟通技巧，和说服别人的能力。修辞家乔布斯不说废话，他讨厌陈词滥调，坚持用简单、直接、无歧义的词，作为沟通语言，行话是失败的。关于说服力，安迪.赫兹菲德描述乔氏力场的：“大部分人把它当作自然界的法则接受了下来。”

4.领导者需博学多识，这样才能领导大众，让别人信服于你。他学过美术字，并且表示，那段经历影响了第一台Macintosh电脑。对细节的关注和对极简主义的追求，iPad简约线条的背后，有一批身为“艺匠”的设计师和工程师和这位苹果首席执与众不同的特质：对技术的驾驭、审美眼光和营销才能。

5.领导者要有勇气，不是一味的讨好受众，而是挑战受众。1980 年代初，第一代的麦金塔电脑没有上、下、左、右方向键，为了强迫软件开发者和用户使用鼠标；2007 年初，iPhone上没有实体键盘，强迫用户习惯使用软键盘输入文字。“当你身处这种危机之中，你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可以把整件事情推向终点。但我们总是能够到达彼岸。我认为事情的关键在于，我们在这种时候不会被完全吓倒。”

6.领导者是执着的，也可能近乎于“偏执”。这种偏执在苹果的产品设计中随处可见。苹果和乔布斯调和完美主义的方法是“从最少开始”，如果不能把这件新产品的十个功能都做到完美，我们就砍掉五个，这种执着，给苹果带来成功。

7.领导者善待失败，拿的起，放得下，对于自己所热爱的领域，忠于自己的心，知道什么对于自己来说是真正重要的东西。1997年，当他再次回到苹果时，他必须搁置多年的怨恨。拉斯特表示：“关于这件事，他给我的简单说法是：‘我当时之所以回到苹果，是因为我觉得，有苹果存在，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8.领导者带领一家企业，需要有对产品的专注度。“苹果是一家价值300亿美元的公司，但我们的主要产品却少于30种。我不知道这种事情过去有没有发生过。”

9.领导者要会挑选“人才”，并且能吸引，留住人才。对他来说，问题则在于：员工是否会爱上苹果？而吸引人才的地方在于，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做不了你在苹果可以做的事情。

10.领导者要有自己的领导方式。关于他苛刻的名声：“我的工作不是对人表现得和蔼可亲。我的工作是让他们做得更好。”

11.领导者要有自己的魅力，带给员工的动力。苹果员工的动力：人这辈子没法做太多事情，所以每一件都要做到精彩绝伦。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宿命。所以这件事情最好能够他妈的做好一点。

12.领导者要会放权,并善于同下属交谈，倾听下属意见。在苹果公司，我们没有太多的繁文缛节，但每周一次的会议是雷打不动的惯例之一。如果有好点子出现，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把它传播开来，问问各人的看法，让人们围绕着它展开讨论，就此争论不休。

13.领导者需以“仁”真诚对待自己的员工。在经济衰退期的管理，他所做的是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会裁员，会在经济衰退期里继续坚持自己的投资思路。这样在度过经济衰退期之后，我们依然可以领先于竞争对手。

第三篇：从黄西(Joe Wong)演讲看英语学习方法范文

2009年4月17日，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1）邀请了一位嘉宾，黄西（Joe Wong）2。黄西非常消瘦，戴着副眼镜，一脸木纳。可他一开口只一句话全场已经笑翻。

接下来的六分钟里，一个又一个的段子（翻译成中文就失去了味道的美式笑话）让在场观众笑得东倒西歪，数次掌声雷鸣。到了最后，连他的沉默都成了笑料——这可是大师级的表现。这位一炮而红的黄西，1970年出生于吉林省白山市；本科就读吉林大学化学系，1994年赴美留学，1999年获得莱斯大学生化博士学位。黄西讲着一口浓重中国口音的英语征服了美国的观众。这在绝大多数国内正在拼命学习英语的学生来说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从小学起，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主流的看法就是“发音一定要标准”。无数的老师以自己被认为能够讲一口“标准”的美音或者英音而自豪、而被羡慕。学生也好、老师也罢，常常相互争论应该学习“美音”还是“英音”，甚至为此面红耳赤。

中国学生往往不是不会说英文，也不是不愿说英文，更不是不能说英文，基本上都是不敢说英文。为什么不敢呢？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是最普遍的，害怕自己的发音不标准。可是第二语言习得者发音不准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么？就算是母语，我们都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可以做到基本上说清楚的。当你能够用母语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时候，多大了？那凭什么一个人可以从一开始就能用第二语言做到清楚准确表达呢？并且还要“发音标准”？

不妨试一下，以下十个中文词汇，你能够读得标准的有多少？答案参见脚注3。标识、绯闻、嫉妒、潜力、勾当、慰藉、连累、卑鄙、情不自禁、人才济济 睁开眼睛看看我们身边的世界吧。事实上，绝大多数母语使用者的发音都并不标准，不信的话，你可以先审视一下你自己，然后再看看身边有多少人平卷舌不分？多少人前鼻音后鼻音不分？即便你身处北京（据说是祖国的心脏，中文的“标准发音”据说以北京话为准），你每天还是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口音。在我们国家，究竟有多少比例的人能够讲一口标准且悦耳的普通话？有1%么？去广播学院看看吧，那些专业主持人（毫无疑问都是母语使用者）需要花费多大的时间精力才能把自己训练到达标的地步？中国如此，外国在这方面也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别。在英语国家，同样也只有1%不到的人能够讲一口标准且悦耳的某种特定腔调。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是如此，每种语言都有各种各样的口音。英语也许是地球上口音最多的语言。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和北加利福尼亚的口音就已经非常不同，大 抵上相当于在中国山东人之间山西人讲中文的差异。纽约人和底特律人的发音当然也非常不一样。在伦敦，东部和南部的口音差异就已经非常明显。更不消说还有 “苏格兰口音”、“加拿大口音”、“澳大利亚口音”、“新西兰口音”、“印度口音”„„

这个人叫Paul Meier4，是享誉全球的语音培训专家，很多到好莱坞打天下的演员都要求助于他，经由他的训练把自己的“外地口音消除”，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他的学生包括（这里所罗列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John Ales, Jonathan Brandis, A.J.Buckley,Jewel Kilcher, Jim Caviezel, Simon Baker Denny, Peter Coyote, Stewart Finlay-McLennan, Louise Fletcher, Bill Irwin, Gabrielle Fitzpatrick, Diana Hardcastle, Tom Hulce, Kris Kristofferson, Elizabeth Lackey, Tobey Maguire, Stephen Mailer, Terrence Mann, Callum Keith Rennie, Jonathan Rhys Meyers, Kim Myers, Mark Ruffalo, Skeet Ulrich, Celia Weston, David Wenham, Valerie Wildman, Peter Wingfield, Tom Wilkinson, Jeffrey Wright„

在Paul Meier的网站上，有一个页面，http://这个页面上也可以找多种方言的语音示范，读者也不妨去仔细听听。然后再仔细想想，有必要一定“标准”么？就算真的有必要，又应该使用哪一个“标准”呢？

显然会有很多人不同意“发音其实没那么重要”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及其重要意义。英语课堂上，老师过分强调“标准发音”，甚至不惜嘲弄一些“典型”，其实是在扼杀学生进步的可能，尽管这并非那些老师的本意。首先，所谓“标准发音”可能并不存在。每个人的声线、音色都各不相同，怎么可能“一致地标准”？尤其又是在使用外语的情况下。其次，又因为英语本身是世界上“口音”最多的语言（没有之一），如果发音不“标准”就不可以说英语的话，那爱尔兰人、加拿大人、印度人都不要讲英语了——因为他们用的既不是“标准美音”，也不是“标准英音”。

我并不是在说发音并不重要，而是在说它只不过是良好表达的众多因素之一。某种意义上，那些发音并不好（更谈不上标准）但是却可以自如表达的人更值得羡慕（比如黄西），因为他们早已经上路，而非像大多数人那样“永远”徘徊在起点。

所以，作为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的人，完全不必因为自己的发音不标准、不好听、不清楚感到自卑，因为那其实是正常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语言使用，本质上以沟通为目的。要知道仅仅发音标准，并不意味着说就肯定可以有效沟通。有效沟通还需要用词、文法、逻辑、内容等等更多因素，而后面提到的所有这些因素，无一不比 “标准发音”更重要。想像一下吧，联合国开会的时候，难道每个国家的发言人都用的是“标准英音”？或者“标准美音”？尽管每个国家的发言人都要用英文发言，但全都用掺杂自己特定口音，可是从未影响有效沟通。

作为英语使用者，也不要被英语老师所迷惑。作为老师，教育产品的一部分，他当然会强调“正确”、“准确”、“标准”——无论他们自己是否真的“正确”、“准确”、“标准”。有时候想想挺悲哀的，大部分老师不得不抬高对自己的要求，并不是出于对进步的渴望，而只不过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实际上并不合理的期望，英语老师也是人，于是其中的大多数有着与其他大多数人一样的心理局限或者说人性局限。一个人做不到的时候，就会装，一直装到自己都信了为止 ——之后就不用装了，因为已经到了“真诚地虚伪”的境界。那些在课堂上反复强调“标准发音”的老师（就算他自己竟然真的“标准”），其实并没有认真想过他们那么做的副作用——吓倒了学生，自己倒是获得了“敬重”或者“敬畏”，而后这些学生一生都对说英语有着严重的心理障碍。让我们再看看科学事实。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种语言，无从得知，保守估计应该有6700种以上的语言，这些语言所使用的语音全部加起来大约6000种左右。Patricia K.Kuhl博士5 是华盛顿大学听说科学系（Department of Speech & Hearing Sciences）的教授，她的研究表明，刚出生的婴儿实际上有能力习得地球上的任何一种语言6 ；也就是说，刚出生的婴儿实际上是“世界公民”（Citizens of the world），他们的大脑有能力处理那6700多种语言所用到的大约6000种语音中的任何一种。

而大约到了6个月的时候，婴儿已经开始对母语更为关注，Kuhl教授的解释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这些婴儿并非是“失去”了语音分辨能力，而是他们的大脑开始发展出一套过滤（filter）机制，能够把那些与母语无关的语音过滤掉，或者，把那些与母语中存在的语音相似的语音归为同一类。于是，最终的表现是他们无法分辨某些语音以及某些语音之间的差别了——当然是与母语无关的语音。后文还会提到，大脑需要这样的过滤器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还要把不同的音色的人发出的同一个语音归为一类，大脑才能不出错地理解语言。

实际上，每一种语言所使用的语音都是有限的。瑞典语使用16个元音，英语使用8个元音，日语只使用5个元音；而中文使用6个元音——比日语多了一个，这也能从侧面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学英语的语音要比日本人稍微容易一些。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的人分不清楚“r”和“l”的区别，在他们（成年人）的听觉中，“row”和“low”、“rake”和“lake”都是没区别的。大约到了婴儿11个月的时候，他们的大脑中那个过滤机制已经非常健全了，于是他们就从“世界公民”变成了“某一语言的公民”。到了18个月的时候，婴儿已经多多少少开始 关注语法现象、语言模式了，例如他们可以猜得出来“-ing”和“-ed”结尾的词大抵上是动词了。

Kuhl教授的研究中更为有趣的是她进一步调查了多语环境中成长的婴儿的大脑发育过程。地球上有一些区域是“天然的多语区域”，比如欧洲的卢森堡7、再比如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8。在这样的区域中长大的孩子，真正受到影响的应该是他们大脑中的那个“过滤机制”。由于他们从小接受多种语言的刺激，于是，他们的“过滤器”与单语使用者不一样，因此他们能够识别更多的语音。这样的研究结果，显然会被“语言习得关键期”的支持者当作支持自己看法的论据。因为，事实摆在那里——又有一个研究表明成年之后第二语言习得难上加难。但，同样的研究结果也可以证明“我们原本有能力习得任何一种语音”，“我们现在也有能力习得任何一种语音”，只不过，我们要花时间修正我们的“过滤器”，甚至，我们可以干脆重建我们的“过滤器”——因为大脑是可塑的，大脑甚至是可以重组的。只不过，需要时间而已。

“语言习得关键期”滥用者最大的谬误在于他们把“语音”等同于“语言”——明摆着是两回事儿的东西竟然分不清楚。事实上，尽管关键期真的存在，但它所影响的准确地来说，是“语音”，而非“语言”。语音只不过是语言的一个方面。年幼的人更容易习得的其实只有语音而已，而语言的其它方面并非都是如此，比如，词汇的习得，显然是越学越快，青年人强过少年，老年人（那些活到老学到老的人）强过青年人；本质上来看，一个人知识越渊博，对他来说习得新概念和新词汇就越容易。再比如，逻辑能力是文字运用的重要基础，缺乏逻辑训练的人，能够使用的和接触到的语言文字范围就要狭窄许多许多，语音再“标准”又如何？学外语不简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又没有难到不可能学好的地步，说穿了，不就是说话、识字吗？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无数没文化的人也能讲一口流利的、语音几近完美的母语，可是，仅仅靠语音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语音学习和语言学习是两回事儿，退一万步讲，仅仅语言本身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它最终只不过是记录、传递、交流思想的载体和媒介而已。

在科学家看来，学习一门技能，本质上来看就是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建立连接的过程。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退休名誉教授Michael Merzenich9 认为，每一项新技能的习得，都需要在大脑神经细胞之间中建立亿万个新的连接。这样艰巨的任务当然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而在这耗时费力的过程中还存在所谓的“平台期”——即，某一段时间无论如何大量训练都看起来毫无进步。神经可塑性研究

10的鼻祖，Paul Bach-y-Rita 教授认为，“平台期”只是一种表象，在此期间大脑并未停止发展，神经细胞之间新建的连接在不停地被巩固；如果中断练习，那么大脑就会遵循“不用即废”的原则丢弃那些无用的连接。那么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需要巩固多长时间才能变得“难以弃用”呢？Paul Bach-y-Rita教授的解释是“六个月”——这个时限与人类生育普遍需要十月怀胎一样很难跨越。“改装”自己的语音过滤器绝对是有可能的，甚至连“重建”自己的过滤器都是有可能的。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做不到呢？Paul Bach-y-Rita教授的解释给了我们一个相对清楚的线索，大多数人很少能够坚持六个月以上。更为可惜的是那些坚持了五个月的人，因为他们明明快跨过平台期了，但由于提前那么一点点放 弃，于是，“前功尽弃”——脑神经细胞的突触可不知道惋惜，它们只有一个原则：“不用即弃”。如若想要重建，对不起，还是需要至少六个月——而且这个时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长。

不敢开口说英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担心，被周围的人所嘲弄。这确实令人厌烦。可是，想想吧：一个正常的人会嘲弄婴儿蹒跚的脚步么？不会。一个正常人会嘲弄残疾人么？不会，也不应该。那么再看看，有人讲外语发音不标准或者难听却会招致嘲弄，有道理么？有人讲外语一辈子带着口音并且改不过来而招致嘲弄，有道理么？

每个人身边都一定有喜欢嘲弄别人的人。可是，嘲弄他人是愚蠢的。如果仅仅因为某个人在某方面比另外一个人更好或者做得更好就可以嘲弄对方的话，那么，此人终究也会被其他人嘲弄，有谁可能在任何方面都比别人更好呢？嘲弄他人对他人来讲永远是破坏性的，对自己来讲也不可能是建设性的，因为嘲弄他人本身并不会提高自己的水准，顶多获得一些快乐的幻觉。

婴儿是先学会听后学会说的，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在于“说”比“听”难多了——“听”也许只需要“分辨”，可是“说”则要在“分辨”清楚的基础上再运用另外一个器官发出声音，并且还经常需要矫正和调整。所以，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只要多少有点基础就可以分辨出别人的外语发音好不好，无论自己的发音怎么样。有趣的是，大部分的嘲弄恰恰来自于这种“宽于律己、严于律人”的感受而已，本质上来看毫无价值，即便是发出嘲弄的人获得的也只不过是虚假的幻觉而已。

真正文明的人，是不会嘲弄别人的。文明的人可能处于愤怒而说粗话、脏话，但他们不会随便骂人，更不会随意嘲弄他人，因为他们早就学会了建设性批评，也懂得尊重他人尊重自己。只有不文明的人才会嘲弄他人。随意嘲弄他人的人是可耻的，比随地吐痰更不文明。

凡事做得好的人，也很难去嘲弄他人。因为他们都知道做好一件事情究竟有多难——他们自己亲身经历过。有一学生曾经问大提琴大师Pablo Casals11 怎么还在天天长时间练琴，大师说：“因为我每天还在进步啊！”很难想象这样的大师有什么心思和欲望去嘲弄别人。梅兰芳先生晚年教弟子唱戏，从不批评他们。每当他们犯了错的时候，梅兰芳先生总是说，“再练练就好了，练好很难的„„” 所以，真的不要意来自他人的嘲弄。如果犯了错，改了就好。如果改不了，只要没有伤害他人就好——其实你根本无法仅仅用带点口音的英语伤人。英语发音差一点，带的口音重了点，根本不是你的错，你也从未、也不大可能因此伤害任何其他人。嘲弄你的人应该被你嘲弄，只不过因为你是文明人，所以没办法跟他一般见识而异。对于来自他人的嘲弄，如果你竟然在意了，那就真的让人家得逞了，因为你受伤了，他幸灾乐祸了。如果你全然不在意，他就没劲了，因为无法因此获得快感了——脆弱的家伙就只能自己生气了，或者生自己的气了。

重塑自己的语音，应该从“改建”或者“重建”自己的语音过滤器开始。我们必须重新习得对目标语言（比如，英语）所使用的语音的识别能力。因为我们很难 说清自己分辨不清楚的语音。去报各种各样的口语培训班往往除了心理安慰作用之外并没有太多实际的帮助。最有效的方法其实是零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听觉输入量。

我们在习得母语的过程中，听觉几乎是全天接受母语语音刺激的，可是学外语的过程中相对来看却少得可怜。据我观察，大多数大学生，尽管声称自己已经学了十多年的英语，可实际上每天英语听觉输入的时间最长不会超过两个小时，并且，从未持续输入很多天。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必须保证大量输入，并且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那样，起码要持续如此六个月才行。

很多人也许没有想到的是“是否听懂”在这里并不重要。大幅度提高听觉输入量的目的在于重建语音识别能力，重点并不在于文字理解能力。婴儿在18个月的时候，已经构建好母语的语音过滤器，可是他们其实并不能全然听懂他们每天听到的内容。Kuhl教授的研究结果启发我们，其实英语幼教是可以不花钱的：父母不会说英语没关系，只要在孩子活动的环境里不停地播放各种英语语音（童谣、小说、电视剧等等），并长期持续。只要这么做，小孩子根本就不需要上什么培训班，到小学入学的时候，孩子的“双语语音过滤器”早就应该固化了。事实上，我很怀疑各种英语幼教占用了太多原本可以用来习得其它技能的时间，进而限制了幼儿大脑的发展。不过，不能指望只听听录音看看电视，孩子就可以学会外语——刚刚已经说过，语音学习和语言学习是两回事儿。语言学习还需要很多其它方面的刺激和努力。对于成年人来说也一样，大幅度提高听觉输入量是为了迅速重建自己的语音过滤器。在此之后，想要获得进步，“听得懂”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只有听得懂才可以注意力集中，而注意力集中是一切学习的根本前提。另外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事情是“循序渐进”不一定是好策略，至少在“重建语音过滤器”时不是好策略。应该从一开始就听正常语速的材料。美国之音(VOA)有个著名的节目，叫做Special English，是很多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入门”或者“中级”学习资源。曾几何时，无数的人冒着可能被扣上“偷听敌台”之罪名的风险去收听这个节目，只为了学好英语。我相信这个节目的设计初衷是好的，它认为人们学英语应该“循序渐进”，正常语速、正常措辞的英语对初学者太难了；所以，它只使用大约1500个左右的“基础词汇”、只使用最初级的语法结构，并且以刻意降低的语速播音。但我很怀疑它的真正作用。我的观察是很多人一旦开始听VOA SE，没多久就放不下来了——因为“能够完全听懂”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过一段时间转头去听CNN或者其他的正常语速的材料，马上就觉得吃力，而后“觉得”自己“基础还不够好”，于是又退回VOA SE，转眼许多年过去了，还在听VOA SE。最重要的理由和上一点一样：这个时候，是否听得懂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要让自己负责听觉的那部分大脑长期持续接受足够多的英语语音刺激。

还有一个看似不合常理的建议是“不要只听标准录音”。很多人的学习之所以事倍功半，就是因为他们的做法与“语言自然习得方式”相左。婴儿的大脑之所以要发展出“母语语音过滤器”，除了这么做会更容易理解母语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大脑要处理很多同一个语音的许多变体——因为婴儿每天听很多不同的人使用同样的语音，而每个人的音质、音色、音调都可能是有他自己的独特之处。所以，大脑必须要有这样的过滤器，能够将输入的同一语音的不同变体归为一类 ——只有这样才能不出差错地处理语音输入。所以，在大幅度提高自己的英语听觉输入量之时，要涉猎不同的音质、不同的音色、不同的音调，甚至不同的口音才对。这个意义上来看，广播剧要比课本录音强出不知道多少倍，因为有好多个人在说话，而非从头至尾只有一个“标准”声音。进而，我常常建议自己的学生不要把自己的输入材料只限制于“标准美音”或者“标准英音”；其实无所谓的，连颇具特色的“黑人英语”都可以听，甚至，越杂越好。我常常推荐的是CNN的广播12，里面有各种各样腔调的英语，真的可以大开“耳”界。二十多年前，学英语的设备很落后，全班用一个台式录卡座音机，一学期就那么一盘磁带翻过来掉过去地放。现在的学生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可以装载无数材料的MP3播放器，甚至，随身携带的手机就可以播放MP3，实在是方便。我自己近十来年里每天都听audiobook，设备换过不少，从新加坡创新出品的32M播

13放器开始，到后来的惠普PDA，再到最近的HTC智能手机。有一个小技巧，听英语音频的时候不要两只耳朵全都戴上耳机——只用一只耳朵戴耳机。因为自然语音输入和耳机输入是不一样的。在自然环境中，我们听到的语言语音从来都不是“单独”的——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背景声音。戴着耳机的时候却基本上就只有“纯粹的语音”了，这对我们重建自己的语音过滤器来说并不是好事。只用一只耳朵戴耳机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经常换着耳朵听，不至于损伤耳朵。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那样，至少要坚持六个月，我个人建议每天的输入时间不要低于四个小时——只要开始做，就会发现其实并不难，因为“哪怕听不懂都无所谓”。听得多了，听得久了，早晚有一天想听不懂都不太容易。当然，即便是最初的时候，为了效果更佳，可以有意识地渐渐提高文本难度，并且最好配合精读。这期间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感觉没什么进步，但是，这种“感觉”是不靠谱的——事实上，我们的感觉几乎总是极不靠谱。看看下面的两条直线哪个更长？ 感觉上当然是下面第二条直线更长，可实际上这两条直线是一样长的。有些人甚至觉得上面的两个方块比下面的两个方块更小，那也是错觉；有些人觉得下面那条直线比上面的直线更粗，那还是错觉。每当因觉得自己毫无进步而觉得气馁的时候，不妨想想这张图片，提醒自己“感觉并不靠谱”，而后再回想一下刚刚Paul Bach-y-Rita教授对“平台期”的解释。而后尽快恢复心平气和的状态，接着干活就是了。

另外，如果熟悉计算机操作的话（其实也必须熟悉才对），还可以找一些音频编辑软件作为辅助工具，如Cool Edit，Audio Edit Deluxe，Audacity等等。这些软件对用户来说相当于“音频视觉化”，可以通过音频图谱清楚地看到语音之间的空隙、音量的大小强弱等等。并且，用它们很容易做到把某一段音频（比较精确地定义起点和终点）反复播放无数遍

第四篇：从社会心理学看竞选演讲

从社会心理学看竞选演讲

在东财，各个院系的学生会每年都会进行换届，想要竞选学生会主席及各个部门的部长的同学，都有资格成为竞选者。在大多数的学院，竞选者上前进行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从自己的责任感、荣誉感谈起，到为学院所作出的贡献等等，竞选者演讲后，学生选民开始无记名投票，然后现场唱票，最终结束。去年我有幸当了一次选民，目睹了整个竞选的过程，这学期学了于会歌老师的社会心理学后，仔细回想当时的过程，发现了简单的竞选演讲竟然蕴含了很多社会心理学的知识。

可信度竞选演讲本身就是一个说服听众的过程，对竞选者来讲，不仅演说词很重要，演讲者同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唱票结束后，我发现，凡是得票多的同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演讲的时候，表现的十分自信，目光坚定直视观众，而且语速较快。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知识，自信的表达方式可以增加可信度，另外，一个人速度较快的说话者，比一个速度较慢的说话者要更客观、更聪明、也更有见地，所以，说话快的演说者越有说服力。相反，那些得票数低的同学，他们有的在演讲时目光游离，有的说话吞吞吐吐，甚至说完一句要想一会儿，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不自信，没有说服力。

好心情效应去年，我们学院得票最多最后成功成为学生会主席的那名男生，他在演讲的时候语言幽默，而且很具有亲和力，会场内的同学时常会被他逗笑，这是他与其他竞选者营造出紧张严肃的气氛所不同的地方。他的竞选成功反映了社会心理学的好心情效应，即当信息与好心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会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一方面它有利于个体进行积极的思考，另一方面是它与信息相互联系。正如老师所说，当人们有一个好心情的时候，他们会透过“玫瑰色的眼镜”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们会更快作出决定，而且做决定视野更有冲动，更多的依赖外周线索。其实说实话，我个人认为那名男生演讲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出色之处，甚至有些空洞，但因为他的表达方式幽默，同学们往往忽视了实质的内容，更多的注意到了外部的一些因素。

吸引力和偏好我发现不光我们学院，全校各个学院的学生会主席都是高高瘦瘦的男生，身高1米8左右，长相虽说不上是帅气，但都很斯文干净。这些外在的因素无形中增加了对听众的吸引力，从而增强了我们对某个人的偏好和对其影响力的回应程度，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会被他人的吸引力和个人偏好所影响，但事实证明，个人偏好使我们更乐于接受传达者的观点。

理智对情感 在演讲的过程中，有的竞选者演讲的内容索然无味，毫无逻辑关系，但是他们或外形出众，或具有和选民相似的特点；有的竞选者就能使自己的论点表述的十分清楚，逻辑性十足，即使演讲内容多么苍白无力，我发现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会投该竞选者的票。我发现这部分人有些没有在认真的听竞选者的演讲词，有些人思维能力不高（除了那些和竞选者是铁哥们、好姐们的非投他不可的人），这又说明了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知识点：有思想和积极参与的听众会使用说服的中心途径，他们对逻辑的论点回应最为强烈，而不感兴趣的听众则会使用说服的外周途径，他们更可能受对传达者偏爱程度的影响。

首因对近因竞选者演讲的次序是随机抽取号码决定的，那些抽到靠前的如1号2号的同学，往往都会很郁闷，觉得这次没戏了，结果也确实如此，他们往往都会落选。其实在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涉及到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所为首因效应就是最先出现的信息最具说服力，而近因效应是最近出现的信息影响最大。通常两种信息一次连续出现，并且经过一段时间，此时会出现首因效应。如果间隔时间长到足够分离两种信息，同时人们在接受第二种信息后立刻表态会出现近因效应。通常在竞选的时候，整个过程时间持续很长，中间有充分的休息时间让选民分离各种信息。但是在最后一个竞选者完成演讲后，选民就要开始投票，所以，他们此时的记忆依然停留在最近几个竞选者的发言上，而对最开始的几个竞选者，已经没有太深刻的印象了。因此，竞选者通常不愿意被抽到靠前的号码。

学了于会歌老师的社会心理学课后，自己觉得收获颇多，甚至都有了以后考心理学研究生的冲动，但因为家人一致反对，这股冲动又被我理智的压了下去。不过，我依然对心理学有浓厚的兴趣，以后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够再次选到老师的课。

第五篇：从黄静案看中国司法鉴定

从黄静案看中国司法鉴定

法学院08级10班郭晓丹

2008031513 2003年2月24日上午，21岁的湖南省湘潭市临丰小学女音乐教师黄静被发现全身赤裸死在学校宿舍床上。2003年6月2日，黄静生前男友姜俊武被刑拘。截至2003年6月8日，湘潭市雨湖区公安分局、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先后三次作出鉴定，认为黄静病死。但其母黄淑华认为女儿生前曾遭受暴力侵犯，开始维权之路。2003年7月3日、8月14日，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分别提交了新的鉴定书，认为以前的鉴定结论缺乏证据，需进一步检查。2003年12月22日湘潭雨湖区检察院采纳由湖南省公安厅所作鉴定以强奸中止罪对姜俊武提起公诉。2004年8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法医鉴定为：被鉴定人黄静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2005年12月7日，雨湖区法院宣布，将对该案择日宣判。2006年7月10日，湘潭黄静裸死案一审宣判姜俊武无罪。

本案经过了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每次的鉴定结果都不尽相同。这也正是黄静案备受关注的一方面原因，它推动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

当个人、或者个人的亲友生命、健康遭受非法侵害时，需要公安机关及时公正侦破，但公安机关既主管案件、立案侦查，也主管司法鉴定。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所谓明显的错判还有审判监督的渠道，但对于一张司法鉴定，却往往没有纠正的办法。而对于黄静案的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结果的不同，希望通过该案改变这种状态。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为什么会出现鉴定结果的截然不同？难道中国的司法鉴定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吗？对于这么多的鉴定结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以哪个为准？这个决定权在谁的手中？

鉴定结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证据，必须具有权威性与公正性，而我国目前由于缺乏统一的鉴定立法，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鉴定存在许多问题，继而影响正确的定罪量刑。这种“多头鉴定”的状况，不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还易引发扭曲司法公正的后果，使各负其责变成了无人负责。几次司法鉴定的结论不一，以及由此导致的案件进程受阻，严重暴露了我国“各自鉴定”体制的种种弊端。

第一，司法资源严重浪费。由于缺乏鉴定机构设立资质管理，产生的结果是：公检法机关内部均设有鉴定机构，某些科研院所、高校也面向社会提供司法鉴定服务，政府部门指定的医院也可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重复设置、鉴定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大大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一起案件往往要经过多次不同的司法鉴定，各次鉴定结论不一时，又增加了鉴定结论之间的对抗成本，此外，也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第二，鉴定行业管理失范。缺乏统一的资格管理，在准入机制上实行不同的标准，必然使得各鉴定机构呈现突出的层次性，鉴定人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水准参差不齐，出现不同的鉴定结论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各机关设立自己的鉴定机构，并实行内部管理的情况下，司法鉴定程序和技术标准很难统一，各自的权义、责任大不相同，无疑也会增加统一管理的难度。实践也表明，分别设立、分散管理的体制，使得我国鉴定行业管理长期处于失范或失序的发展状态。

第三，鉴定结论效力受损。除因鉴定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导致鉴定结论各不相同外，公检法机关的内部鉴定也因“内部操作”，很难完全获得人们的信任，表现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往往倾向于委托自己信任的机构重新鉴定。多头鉴定下，不同鉴定结论之间的对抗，也无疑损害了司法鉴定本身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第四，中立鉴定难受保障。司法鉴定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它首先是一种科学活动，中立是其最重要本质，为此，为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司法鉴定应排除一切权力因素的干扰，中立、客观地进行。而“自己鉴定”则很难为鉴定人员提供中立的动机，由于行政隶属关系的存在，鉴定者可能屈从于权力因素，作出有利于自己部门的鉴定结论，甚至“制造”鉴定结果。

第五，自侦自鉴缺乏救济。为保证迅速、有效的侦查案件事实，侦查机关内部设立鉴定机构十分必要，但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的利益，必须对侦查鉴定（姑且称侦查机关为查清案件事实在侦查阶段所作的鉴定为“侦查鉴定”）提供一定的救济途径，否则，侦查机关经过鉴定后决定不移交起诉时，诉讼程序无法启动，当事人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而我国鉴定体制一直未能为当事人提供对抗侦查鉴定的有效机制。有幸的是，黄静案在经过数次鉴定后，最接近事实的鉴定结论终于出现了，但是否所有的案件都要经过黄静案如此旷日持久的鉴定之争呢？即便经过数次鉴定，谁又能保证事实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任何一项制度都须受实践的检验，但制度本身就是实践推动的结果，并具有稳定性的要求，因此，制度革新是相对缓慢的，也须是实践的推动结果。频繁的变革势必破坏人们对该制度的合理预期，大大增加制度的运行成本。因此，对管理者而言，改革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并且要考虑改革的成本与收效。我国20多年来的每次变革，都源于迫切的形势，形势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进而改变了制度。尤其对实行多年的制度来说，其变革必须有恰当的“突破口”。

在“自侦自鉴、多头鉴定”的鉴定体制下，远不止一两个“黄静式的悲剧”，而黄静案为何成了鉴定体制变革的突破口？也许，黄静案的独特之处，以及其所处的时代，使得制度变革终于到了“最恰当的时候”。

面对着诸多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确立鉴定人名册制度，整合鉴定资源，成立由全国各鉴定领域的权威专家组成的终局鉴定委员会，实现全社会的鉴定资源共享。鉴定结论出现不一致，应由法官裁决提请终局鉴定委员会进行专家会诊，并且作出前两次结论的鉴定人应当参加会诊，会诊后的结论为终局结论。而不是现在的各自按照自己的观点出具自认为是正确的鉴定书，这样对于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当事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为增加这一机制的透明度，在现有的立法基础上，还应当明确鉴定人和专家必须出庭接受法官和当事人质询的制度。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鉴定结论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甚至是案件中“一纸定生死”的关键证据，任何一个鉴定者都不能以一种“游戏”式的态度，对鉴定结果轻易下结论。也许在将来还应该建立鉴定人出具错误的鉴定结论承担一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