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静案”的一点民法思考(李显冬)

第一篇：对“黄静案”的一点民法思考(李显冬)

对“黄静案”的一点民法思考

李显冬[i]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上传时间:2006-7-2

4据《中国法院网》报道，7月10日上午，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对湘潭市临丰学校女音乐教师黄静裸死案进行一审宣判。其生前男友被告人姜俊武被判处无罪，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黄淑华、黄国华（黄静父母）经济损失5.9万余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其他诉讼请求被驳回。

2003年12月22日，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姜俊武犯强奸罪向雨湖区法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黄淑华、黄国华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赔偿各种费用共计215万余元，同时就黄静的死因申请重新鉴定。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5月被告人姜俊武与黄静相识并确立了恋爱关系。此后两人曾到海南、长沙等地游玩，并多次同宿一室。2003年2月23日，两人一起吃完晚饭后到姜俊武的朋友家打牌至次日凌晨2时许，随后两人回到临丰学校黄静的宿舍同宿。姜俊武提出与黄性交，黄不依并表示等结婚时再行其事，姜便改用较特殊方式进行了体外性活动，之后两人入睡。熟睡中黄静吐气、喷唾沫、四肢抽搐，姜惊醒后问黄静“哪里不舒服”，黄未作答，姜便又睡。早上6时许，姜俊武离开黄静的宿舍回到父母家。约一小时后，姜俊武多次拨打黄静的手机无人接听，后回到临丰学校敲黄的宿舍门没有应答，便将情况向学校领导反映。校方派人从楼顶坠绳由窗户进入黄静的宿舍，9时30分许发现黄静裸体躺在床上，已经死亡。经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鉴定，黄静系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

法院另查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包括丧葬费、治丧误工费、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的打字、复印、交通及住宿费、死亡补偿费等合计约11.9万元。法院认为，被告人姜俊武与黄静系恋人关系。2003年2月24日被告人姜俊武留宿于黄静的宿舍并提出与黄静发生性关系时，黄表示要等到结婚时再行其事，姜尊重恋人的意愿，而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性活动。其主观上没有强奸的故意，客观上没有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与之性交的行为，不符合强奸罪构成要件，不构成强奸罪。被告人姜俊武的行为与黄静潜在病理改变是造成黄静死亡的共同原因。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及原因力的大小，被告人姜俊武应对黄静的死亡后果承担50%的民事责任。本案中依法可以认定的经济损失约为11.9万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被告人赔偿的其他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遂作出如上判决。本人作为民法学人，从侵权责任的角度，思来想去，怎么也想不通本案的判决理由!首先，不知法院如何能查明黄静与姜某发生特殊性行为时的对话。特殊性行为既属阴私，当时又无录音或录像，不知法院除了被告陈述，如何查证当时两人说了什么，没说什么。其次，即使构不成“强奸中止”，被告同样还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中止”。换句话说，当事人姜某对与其发生特殊性行为的黄静负有“生存共同体成员”相互辅助的作为义务，其应当作必要的救助却没有作，因此而致人损害，即构成了“消极的侵权行为”。虽有“中止”，黄静死亡的后果已不可挽回。因此其显然是一种“违法的不作为”。

由于不作为是指行为人消极的静止状态，故法律强调必须是先有作为义务而又违反之，才承担不作为的法律责任。这里所谓“违反生存共同体成员相互扶助义务的不作为”，亦被称之为“同舟无害扶助”的理论。它是指处于同一闭所的空间而无法获得其他的救助可能的成员；在救助行为无害于救助人的根本的利益，却恰恰事关被救助的人的重大权益时，所出现的不作为。

夫妻就是依法律规定所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夫妻同室，夫妻之中有一人半夜突发重病，不论妻或夫均应予以全力救助，理所当然；既然依法院认定：本案中“两人曾到海南、长沙等地游玩，并多次同宿一室”。基于此种事实状态，依传统民法理论，同样形成了生活共同体。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男欢女爱特殊不特殊，完全是道德评价问题。但无论何种场合，在人类社会中，就各种生存共同体的成员而言，不论是深在矿洞的矿工之间，还是同于高山之颠的登山者，以至于同潜海底的潜水员，更不用说朝夕相处，最为接近的爱人之间，自然对其他成员的生命、身体、健康等非财产性生活资源的重大变动，最可能及时了解，出于人性的关怀，甚至社会成本的节省，基于社会生活的起码道德要求，人们彼此间亦应相互扶助，故将其认定为一种法律上的要求的意义同样极其重大。故此，生存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扶助，同样应当被认为是法律对社会生活规范的基本要求，尽管在多数情况下，违反生存共同体成员相互扶助义务的不作为更多地还是侧重于违反了道德规范，未必都是违反了法律规范上的义务。

至于其如何转化为一种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义务，其依据在于：这样作一方面可以避免法律规范孤立于社会规范之外，而另一方面，这样做具有着提升法律规范价值的社会功能。毫无疑义，任何社会规范原则上都可以成为法律[ii]。著名法学家瞿同祖先生就曾说过，“同一规范，在利用社会制裁时为礼，附有法律制裁后便成为了法律。”[iii]

所以，像本案中姜某与黄静这样，作为某一特定的生存共同体成员同处于闭锁无其他救助的空间之中；而扶助的行为又无害于行为人的生活资源时，有如夫或妻半夜得病，配偶为其呼叫救护车；或矿山出事，同一矿坑的工作人员伸手救助一把；或登山之际、潜水之时遇有危险，互助登山的人、同时潜水的人顺手拉推一把，结果就大不相同。总而言之此时实施救助行为，就行为人而言，提供扶助对其自己并无根本性的损害，却关系到相对人的重大人身非财产权益。

在本案中，姜某的不作为就关系到生存共同体中黄静的生命、身体、健康等非生活资源的重大变化。无疑这意味着姜某不提供扶助，黄静或将丧命，抑或蒙受其他重大的人身伤害。这已为最终的不幸所证实。

只不过在侵权行为之中，大量的都是作为形态的加害行为，此种违反“生存共同体成员相互辅助的作为义务”之不作为的行为来作为加害行为的形态，虽在理论上并无障碍，但具体到个案处理时，却并非是一目了然的事情，需要具体情况具体予以分析。法官不能予以正确认定，自不足为怪了。

因此我们还要注意不作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此种违反“生存共同体成员相互辅助的作为义务”之不作为的行为如若要成立侵权行为，无疑也需要其不作为与侵害他人权利之间须有因果关系。但是由于不作为是一种消极、静止性的状态，而认定有无的因果关系

通常都是从事物之间的积极和动态的联系来予以考察的，故认定不作为的因果关系不能直接套用作为的因果关系，而应该有其自身的方法：即如果实施了作为即可以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因其不作为才导致他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那么，此种不作为与权利受侵害之间就具有了因果关系。

既然经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鉴定，“黄静系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姜的特殊性行为与黄静致死间，显而易见是作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应当注意的则是，其不予救助的不作为行为，同样与死亡的发生有着相当的因果联系。简而言之，即如果姜某证明不了：即使他当时对黄静实施了救助的作为，依然不可以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因姜某不作为与黄静的生命健康权受侵害之间就具有了因果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在“明知丈夫服农药自杀不予救助案”[iv]中，对曾与他人通奸，有过错在前，导致夫妻失和的一位妇女；在其丈夫生气自服农药后，明知丈夫服了农药的情况下，能够救助而不救助，反而与情夫离家出走，以至娄某中毒不治身亡。认定她有救助的义务。最后判决李其行为业以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

法院就认为，她是以消极的不作为形式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鉴于不作为形式的故意杀人要以行为人对防止被害人的死亡负有特定的义务为前提。当时法院的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李某与死者娄某系夫妻关系，有法定的互相扶助的义务。娄某因李某要与情夫出走而一气之下喝了剧毒农药，李某在明知娄某已服毒的情况下，对娄的死亡负有特定的救助义务，且有能力履行义务，但她却将该种义务置于不顾，对丈夫娄某的死亡放任不管，这是一种以消极的不作为形式表现出来的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不但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同样应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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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李显冬，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国土资源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民法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咨询顾问。

[ii]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77页。

[iii]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第一版，第321页。

[iv] 本案例见《明知丈夫服农药自杀不予救助案》，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1999年第二辑（总第28辑）第9页。

第二篇：黄静案与鉴定冲突

黄静案与鉴定冲突

赵旭

（海南大学 法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本文从详细分析黄静案入手，着重探讨黄静案暴露出的司法鉴定的问题与之解决措施。希望用本人的微薄之力，对逝者给以慰藉，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关键词：鉴定冲突；重复鉴定

1992年“胡尚军的故意伤人案”，当时这个案子历时7年，做了八次鉴定，大量的诉讼资源的投入，大量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使得人们本以为多次鉴定，重复鉴定的现象不再出现。但是可惜的是鉴定制度的改革进展缓慢。12年后，2003年2月24日凌晨，年仅21岁的女老师黄静竟惨死于自已宿舍。

一、问题的提出：黄静案与6份鉴定结论

黄静2003年2月24日死于湘潭市雨湖区临丰小学宿舍。湘潭市雨湖区公安分局，湘潭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先后对其死因做了三次法医鉴定。第一次鉴定结论1为黄静“系患心脏疾病急性发作导致急性心，肺功能衰竭而猝死”；第二次鉴定结论2为黄静“因肺梗死引起的急性心力衰竭与呼吸衰竭死亡”；第三次鉴定结论3为黄静“因肺梗死引起的急性心力衰竭与呼吸衰竭死亡”；同时认定“其体表外伤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成为一个间接诱发因素。”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对上述鉴定结论出具的审查意见4认为，肺梗死而猝死的根据不足，应属于非正常死亡。2003年8月14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认为，从现有材料观察，未见风湿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肺梗死的病理改变。2004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鉴定中心做出鉴定结论5：“被鉴定人黄静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

最后，法院采用了最高人民法院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其认为“最高人民法院鉴定中心的鉴定是建立在法医病理学的基础上，根据黄静器脏存在病变的客 12 潭公检字（2003）第204号

湘公刑技字（2003年）第93号 3 湘公刑技字（2003）第210号 4 南医鉴（2003）审字第16号 5 最高法院司法鉴医字（2004）第066号 观事实，结合被告人姜俊武及被害人黄静的前后行为过程，证明了被告人姜俊武的行为作用导致黄静死亡的原因构成，其鉴定结论更科学，全面，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6

一． 问题的分析：黄静案暴露的鉴定制度问题（1）司法机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问题

在黄静案中，多家鉴定机构先后就其死亡原因做了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而每次的鉴定结果都不尽相同7，这给审判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使人们不得不对重复鉴定问题产生了深思。我国现行司法鉴定体制下，多头管理，无统一的鉴定管理部门，鉴定机构重复、多方设置并都具备相应的鉴定权，而各司法机关依其职权各自为鉴，又多只采用本部门所做的鉴定结论;由于鉴定缺乏统一规范，鉴定结论缺乏科学的法定标准，当事人也易随意地表示不满既有的鉴定结论而多次提起重新鉴定。一案多次重复鉴定，相互之间难免矛盾，甚至截然相反，这不仅使人们对司法鉴定的权威性产生怀疑，而且给审判机关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带来重重困难，影响了对事实的认定和纠纷的公正解决。（2）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存在的问题

2003年7月3日，黄静的母亲黄淑华委托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学专家对三份鉴定结论进行医学理论审查。之后她又特别邀请了中山大学法学教授陈玉川特地前往湘潭为黄静做再次鉴定。这两份鉴定得出了与湘潭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完全不同的鉴定结论。8但是最后的法院审理并没有采纳这两份鉴定结论，可见法院对这两份鉴定结论的效力存在疑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制度的问题。

首先，限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许多证据材料都由国家机关掌握，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时提供的鉴定材料可能存在真实性、完整性方面的缺陷。

其次，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缺乏对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的程序设计，缺乏法律保障，如鉴定人的阅卷权、勘验权、物证检验权等难以实现。鉴定开展后，往往得不到国家机关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现场勘验、尸体检验、物证检验等涉 678 雨刑初字(2004)第6号

《新京报》2004年12月7日

2006年7月23日《法制日报》社根据《法制播报》 电视节目“中国网络第一案——黄静案”整理 及刑事技术方面的工作，难度更大，导致鉴定实施的不全面。

再次，当事人自行委托的鉴定，费用由当事人支付，鉴定人往往会顾及当事人的利益，对当事人有利的情况都会在鉴定书中提及，对当事人不利的鉴定所见可能不提或者少提及，鉴定结论的片面性是难以避免的。（3）法官对于多份重复鉴定应如何取舍的问题

本案一共有六份鉴定结论，法庭对此应该如何取舍，成为本案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法庭在审查评断鉴定结论时遇到多份不同的鉴定结论，通常会采信其自认为最具有“权威性”的那份。然而，“权威性”的标准是什么?诚然，在理论上科学技术领域确实存在权威性观点或结论，这种 “权威”的标志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程度和客观规律的掌握程度。鉴定结论中也应当有权威的结论，但评断的标准应当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9。但我国目前庭审中审查评断鉴定结论权威性的标准很明显是一种主观的、偏重于形式的标准。面对多份鉴定结论，审查者多以上级鉴定部门或知名鉴定人的结论为权威性鉴定而予以采信。实践中，有些法官面对几个结论难以取舍时，就以鉴定机构的级别高低作为是否采用鉴定结论的标准，这不符合科学规律，增大了造成冤假错案的危险性。10一般情况下，上级鉴定部门在技术水平、设备条件和办案经验上确实优于下级鉴定部门，但鉴定活动是一项科学认识活动而非行政事务，科学的结论不能由其形式决定必然的高低、优劣。知名的专家鉴定人在其知识水平、学识经验总体上可能比一般的鉴定人高，但就个案的鉴定而言，也并无必然的权威性和可靠性。还有的审理者只采纳本单位的鉴定结论或自己委托的鉴定机构做出的结论。此外，更有以共同鉴定结论、鉴定委员会鉴定结论为当然的权威性鉴定等等。以上种种以主观标准审查评断鉴定结论的做法在实践中颇有普遍性。这些以形式的权威性代替内容的权威性的做法有损于鉴定结论作为科学证据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4）有关鉴定人出庭作证的问题

在本案中，黄静母亲黄淑华要求申请曾经参加尸体鉴定的法医还有与此案有关的人员出庭作证，法庭除让参加第5次尸检的3名专家出庭作证外，其他的证人都没有被允许出庭作证，这其中就包括本案的多名鉴定人。11根据刑事诉讼法 91011 邹明理《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郭金霞《黄静命案呼唤终局鉴定体制》

申延宾《新闻晨报》2004年12月08日 规定,任何证据都必须经过法庭质证才能被用作定案的根据。司法鉴定结论在我国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与证人证言相比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12 ,它反映了鉴定人对鉴定客体的主观认识,因此对司法鉴定结论的法庭质证,只有在鉴定人出庭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进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人接到法庭的通知后,应当按时出庭,对审判人员、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就鉴定结论所提出的问题,应当如实地回答。然而在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出庭的比率相当低,绝大多数鉴定结论都是在法庭上以宣读的方式进行调查的13。而法律对此也采取了一种容忍的态度,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控辩双方可以当庭宣读未到庭的鉴定人的鉴定结论。至于哪些鉴定人可以不出庭作证,并未有任何明确规定。这样就使得并未经过充分质证的鉴定结论取得了合法证据的效力,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鉴定人不出庭的主要弊端：

(1)不利于法庭查明事实真相。鉴定人不出庭,使得控辩双方无法对其进行询问,无法正面对鉴定人提出质疑和反驳,这不仅不利于对鉴定结论科学性、公正性的调查,同时显然也剥夺了被告人应有的辩护权,使其不能充分行使保护自己的权利,往往造成被告人、辩护人对鉴定结论的不信任,并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极大的怀疑。

(2)容易滋生司法腐败现象。在由侦察机关、检查机关所提供的司法鉴定中,由于鉴定人不出庭,使法庭无法在庭审中直接审查鉴定结论,而只能在法庭之外对这些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并不允许被告方的参与,易造成法庭在调查证据、认定事实中的暗箱操作,导致法庭裁判的不公。

(3)鉴定人不出庭不利于鉴定人在法庭上了解各种事实情况,以修正或改变其鉴定结论,维护鉴定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三．问题的解决措施

（1）建立类似英国验尸官法庭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制度改革

结合黄静案反思我国的司法鉴定管理制度可得知，鉴定机制应该趋于统一,没有统一则必然会出现冲突。当前我国司法鉴定体制中,鉴定机关设立混乱,缺少统一的管理;鉴定人资格无统一标准,鉴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等等都导致了鉴定结论冲突产生的可能。因此, “整合鉴定资源，构建终局鉴定”的体制对于预防鉴定 1213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版，208页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版，556页 结论冲突是十分必要的。14

有必要在我国建立类似英国验尸官法庭的鉴定机构，负责非正常死亡、重大伤害案件的鉴定工作。英国的验尸官法庭属于政府机构，验尸官从病理医师中选拔，由司法大臣任命，全英国仅有25名。验尸官法庭审理复杂案件时也有陪审团参与，其裁决是权威的，可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15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缺乏这样的制度，类似黄静案的死因鉴定，凡是具备鉴定资格的人都可以做，既无权威之说，也无鉴定次数的限制，因此才会出现反复的多头鉴定，形成鉴定冲突与鉴定对抗。

（2）让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鉴定，规范当事人自行委托的鉴定

在我国,整个诉讼制度的总体特征仍然是职权主义。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机关都有权决定启动鉴定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权启动鉴定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申请重新鉴定,但是否进行重新鉴定的决定权在公、检、法机关手中。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并不完全平等,控、辩双方的对抗程序同英美法系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公、检、法机关权利过大,辩方权利过小,明显不平衡,司法程序公正很难得到保证。

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应当是当事人和侦查机关均有权启动鉴定程序。让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鉴定，建立辩方启动鉴定制度能够平衡控辩双方的权力，使其形成有效的制衡，保证司法的公正。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指出“特别是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司法鉴定的启动权不能为侦诉机关所独享，控辩平等要求在鉴定启动权方面同样要实现平等。”16并且通过规范辩方启动鉴定的程序，也可以避免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的片面性,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与全面，来为法庭的公正审理奠定基础。

（3）建立法官对相互矛盾鉴定结论的取舍规范（1）法官对不同鉴定结论比对审查

法官对于不同鉴定结论进行比对，从中发现其鉴定结论认定的共同点是什么，在确定不同结论的共同点后，发现共同点属于本质上的符合，差异点难以解释却 141516 吴革《黄静案与司法行政改革》，摘自《中国影响性诉讼：2005年》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种若静《英国司法体制分析及理论探讨》，2007年

《中国司法鉴定期望结束乱局 黄静案加速司法改革》，新浪网，2008年6月23日访问

http://news.sina.com.cn/c/2006-10-26/094111338039.shtml 各不相同而又无法得到肯定性判断的，对于分歧的地方可以采用有利于不利者来考虑。

在黄静案中，法院之所以采用了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鉴定结论，因为其意见的基础与社会鉴定机构相同，均排除“黄静因风湿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肺梗死”的认定，这一点应当说属于本质上的一致。对于采用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鉴定结论与社会鉴定机构提出的鉴定结论相比，更有利于被告人。

（2）法官对鉴定结论与案件的其他证据比较审查

对于证据进行比较分析是判断证据可靠性的常用方法之一，将鉴定结论与案件的其他证据进行比较，不仅有助于法官发现鉴定意见自身的问题，也有利于法官发现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从而确定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如果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之处，其矛盾得不到合理的排除，对这种鉴定意见应当进行谨慎地审查，不能简单认定鉴定结论而否认其他证据。

（4）明确鉴定人的义务，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

鉴定结论是特定的鉴定人运用其专门知识和技能作出的推论性意见,它属于人证的范围,应当以人证的方式予以调查。即应当要求鉴定人像证人一样出庭作证,对其鉴定结论加以说明,并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和法官的审查。如果允许鉴定人以提交书面意见的形式代替出庭,即将鉴定结论仅仅视为一种书证,则很难完全揭示其中隐含的信息。而且鉴定结论由于其所包含的专门知识的因素超出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范围,在很多情况下比证人出庭作证更加具有必要性。总之，鉴定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法庭审查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准确性、可靠性；有利于从科学技术角度对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质证和认证；有利于提高鉴定人员的工作责任感，促进鉴定质量的提高。17

在这一点上,英美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贯彻地较为彻底,专家证人在庭外所作的陈述或向法庭提交的书面意见都不具有证据的可采性。18而在某些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其诉讼模式的职权主义色彩,当法官认为鉴定人不需要出庭时,鉴定人可以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但是,鉴于鉴定结论本身所固有的特点,鉴定人出庭的重要性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当法院要求鉴定人出庭,而鉴定人拒绝时,其鉴定结 17 辛楚汉《试述鉴定人出庭作证问题》，刊载于天涯法律网，http://www.xiexiebang.com/homepage/show2_content.asp?id=2282&h_name=huangjinbo 18 周湘雄《英美专家证人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 论应被视为无证据能力。而且为保障当事人的质证权利,如果控辩双方要求鉴定人出庭,法院一般应当同意。

后记：随着2005年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通过、10月1日开始实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05年9月29日司法部颁布的《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而开始并加速进行的我国司法鉴定改革，让人感慨万千，这一结果与黄静案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是否是以国家法律法规的形式给黄静及其家人的慰藉，而让这样的悲剧在全国范围内不再重演？

我们可以乐观的估计，随着司法鉴定改革的推进，类似黄静案的情况在我国不再发生。但是从“胡尚军”到“黄静”12年的轮回也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冷静。仅仅有较为完善的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是不够的，它需要相关制度的配合，即设立类似英国验尸官法庭的鉴定机构，建立律师启动侦查鉴定的制度，确立法官科学的选择鉴定结论的规则，规定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的义务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完善我国的鉴定制度，黄静案的悲剧才能真正在我国不再发生。

参考文献

1邹明理《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版 3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版 4 吴革主编《中国影响性诉讼：2005年》，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6 周湘雄《英美专家证人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 7何家弘主编《刑事审判认证指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9 初开荣《刑事鉴定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

10王敏远 《刑事证据法中的权力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朱富美《科学鉴定与刑事侦查》，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三篇：从黄静案看中国司法鉴定

从黄静案看中国司法鉴定

法学院08级10班郭晓丹

2008031513 2003年2月24日上午，21岁的湖南省湘潭市临丰小学女音乐教师黄静被发现全身赤裸死在学校宿舍床上。2003年6月2日，黄静生前男友姜俊武被刑拘。截至2003年6月8日，湘潭市雨湖区公安分局、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先后三次作出鉴定，认为黄静病死。但其母黄淑华认为女儿生前曾遭受暴力侵犯，开始维权之路。2003年7月3日、8月14日，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分别提交了新的鉴定书，认为以前的鉴定结论缺乏证据，需进一步检查。2003年12月22日湘潭雨湖区检察院采纳由湖南省公安厅所作鉴定以强奸中止罪对姜俊武提起公诉。2004年8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法医鉴定为：被鉴定人黄静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2005年12月7日，雨湖区法院宣布，将对该案择日宣判。2006年7月10日，湘潭黄静裸死案一审宣判姜俊武无罪。

本案经过了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每次的鉴定结果都不尽相同。这也正是黄静案备受关注的一方面原因，它推动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

当个人、或者个人的亲友生命、健康遭受非法侵害时，需要公安机关及时公正侦破，但公安机关既主管案件、立案侦查，也主管司法鉴定。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所谓明显的错判还有审判监督的渠道，但对于一张司法鉴定，却往往没有纠正的办法。而对于黄静案的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结果的不同，希望通过该案改变这种状态。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为什么会出现鉴定结果的截然不同？难道中国的司法鉴定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吗？对于这么多的鉴定结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以哪个为准？这个决定权在谁的手中？

鉴定结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证据，必须具有权威性与公正性，而我国目前由于缺乏统一的鉴定立法，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鉴定存在许多问题，继而影响正确的定罪量刑。这种“多头鉴定”的状况，不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还易引发扭曲司法公正的后果，使各负其责变成了无人负责。几次司法鉴定的结论不一，以及由此导致的案件进程受阻，严重暴露了我国“各自鉴定”体制的种种弊端。

第一，司法资源严重浪费。由于缺乏鉴定机构设立资质管理，产生的结果是：公检法机关内部均设有鉴定机构，某些科研院所、高校也面向社会提供司法鉴定服务，政府部门指定的医院也可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重复设置、鉴定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大大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一起案件往往要经过多次不同的司法鉴定，各次鉴定结论不一时，又增加了鉴定结论之间的对抗成本，此外，也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第二，鉴定行业管理失范。缺乏统一的资格管理，在准入机制上实行不同的标准，必然使得各鉴定机构呈现突出的层次性，鉴定人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水准参差不齐，出现不同的鉴定结论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各机关设立自己的鉴定机构，并实行内部管理的情况下，司法鉴定程序和技术标准很难统一，各自的权义、责任大不相同，无疑也会增加统一管理的难度。实践也表明，分别设立、分散管理的体制，使得我国鉴定行业管理长期处于失范或失序的发展状态。

第三，鉴定结论效力受损。除因鉴定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导致鉴定结论各不相同外，公检法机关的内部鉴定也因“内部操作”，很难完全获得人们的信任，表现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往往倾向于委托自己信任的机构重新鉴定。多头鉴定下，不同鉴定结论之间的对抗，也无疑损害了司法鉴定本身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第四，中立鉴定难受保障。司法鉴定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它首先是一种科学活动，中立是其最重要本质，为此，为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司法鉴定应排除一切权力因素的干扰，中立、客观地进行。而“自己鉴定”则很难为鉴定人员提供中立的动机，由于行政隶属关系的存在，鉴定者可能屈从于权力因素，作出有利于自己部门的鉴定结论，甚至“制造”鉴定结果。

第五，自侦自鉴缺乏救济。为保证迅速、有效的侦查案件事实，侦查机关内部设立鉴定机构十分必要，但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的利益，必须对侦查鉴定（姑且称侦查机关为查清案件事实在侦查阶段所作的鉴定为“侦查鉴定”）提供一定的救济途径，否则，侦查机关经过鉴定后决定不移交起诉时，诉讼程序无法启动，当事人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而我国鉴定体制一直未能为当事人提供对抗侦查鉴定的有效机制。有幸的是，黄静案在经过数次鉴定后，最接近事实的鉴定结论终于出现了，但是否所有的案件都要经过黄静案如此旷日持久的鉴定之争呢？即便经过数次鉴定，谁又能保证事实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任何一项制度都须受实践的检验，但制度本身就是实践推动的结果，并具有稳定性的要求，因此，制度革新是相对缓慢的，也须是实践的推动结果。频繁的变革势必破坏人们对该制度的合理预期，大大增加制度的运行成本。因此，对管理者而言，改革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并且要考虑改革的成本与收效。我国20多年来的每次变革，都源于迫切的形势，形势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进而改变了制度。尤其对实行多年的制度来说，其变革必须有恰当的“突破口”。

在“自侦自鉴、多头鉴定”的鉴定体制下，远不止一两个“黄静式的悲剧”，而黄静案为何成了鉴定体制变革的突破口？也许，黄静案的独特之处，以及其所处的时代，使得制度变革终于到了“最恰当的时候”。

面对着诸多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确立鉴定人名册制度，整合鉴定资源，成立由全国各鉴定领域的权威专家组成的终局鉴定委员会，实现全社会的鉴定资源共享。鉴定结论出现不一致，应由法官裁决提请终局鉴定委员会进行专家会诊，并且作出前两次结论的鉴定人应当参加会诊，会诊后的结论为终局结论。而不是现在的各自按照自己的观点出具自认为是正确的鉴定书，这样对于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当事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为增加这一机制的透明度，在现有的立法基础上，还应当明确鉴定人和专家必须出庭接受法官和当事人质询的制度。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鉴定结论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甚至是案件中“一纸定生死”的关键证据，任何一个鉴定者都不能以一种“游戏”式的态度，对鉴定结果轻易下结论。也许在将来还应该建立鉴定人出具错误的鉴定结论承担一定的责任。

第四篇：黄静案模拟法庭观摩后感

黄静案模拟法庭观摩后感

起因是黄静在2006年买了一个笔记本，当天买了不到2小时，就说坏了，找商家维修，商家重装系统后没有问题，黄静拿回家又坏了，再次找商家，并一同去厂家维修部门维修，维修过程中提到换过一个CPU，后来黄静发现这个COU是工程版CPU，但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个CPU是否华硕所提供的那个。因此，黄静提向华硕提出500万美元的赔偿（在维修和要求赔偿过程中，黄静都做有录像和录音），并提出如果给了这500万美元，将所有录像等对华硕不利的证据交给华硕，否则就按照事先他们计划的一个推广方案执行，此方案是曝光华硕使用工程CPU，并持续宣传16个月。华硕提出退笔记本，赔偿多倍笔记本金额等方案，黄静都未同意，只是要求500万美元的条件。华硕认为黄静有欺诈嫌疑，便报警，警察根据情况，做出拘留处理，并进行侦查，黄静后来取保出来。在公安机关上报检察院后，检察院后来以证据不足，不与起诉。

在这次07级2班的模拟法庭中假设检察院向法院提起诉

讼，并且案件进行到法庭审判的程序。作为法学专业的大三的学生在观看完“模拟法庭”以及聆听老师对这场模拟实践的点评后，我们感受颇深，受益良多。

在观看这次庭审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参加的师兄师姐们对案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相关的报道，并准备了亲自录制了案件视频资料作为证据呈上法庭。我们可以看出师兄师姐们是在对案件有充分的准备的基础的上进行法 1

庭上的想象，并非尽力还原当时案件庭审的真实情况。庭审过程顺利开展，与上一个星期五的模拟法庭相比而言，法庭辩论阶段的实体法律方面的辩论比较到位，整个法庭程序走下来的较大的错误和疏漏没有，但是还是存在着几个小地方的疏漏和瑕疵。这对我们这些将要在明年进行模拟法庭的师弟师妹们来说是重要的借鉴。

在这次模拟法庭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实体法律适用的问题，以及程序上瑕疵。

一、关于黄静能否以敲诈勒索罪入罪的问题

在本案中的焦点是黄静能否以敲诈勒索罪入罪的问题，在法庭调查阶段，案子中出现的证据、证人等曾经一度将离开焦点而转向黄静是否故意要500万美元的主观问题；在出示证据时，将黄静写在调解方案上的字，认为是物证，其实是书证；在案件定性上也有问题，在法官最后宣判时认为是证据不足，驳回起诉，但是邵维国老师认为此案件的证据确实充分，只是这些证据之间的关联性不大，而且不足以将被告人入罪。合议庭讨论后再开庭后，审判长宣布复庭，由犯罪嫌疑人陈述作最后陈述.犯罪嫌疑人陈述说：当时其是起于对华硕工作人员的态度的义愤，希望法庭对于其并不是真正希望得到那500万美元的主观意思上，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

二、案件演绎的真实性的问题

在案件演绎的真实性上来说，在实践中真正上庭的证人其实在不多，但在此案件中证人多达四位；在法庭调查核实书证、物证等的过程中，辩护律师针对于每一项证据进行质问，其实在审判中并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且法律并无这样的规定；服饰上的一些问题也是使此次模拟法庭多少有点失真；对于书记员的开场和退庭时商议时应该先喊：起立，表示对法庭尊重，另外书记员在退庭和宣判师笑场不够严肃；在展示的PPT上的时间和案件审判中的时间不一致；检察官对证人的提问是不需要对证人的主管想法进行询问的，而在此案件中一而再的对证人提出“你认为……你的看法是….”等之类的问题；是案件在审判过程中的小小瑕疵。

三、扮演的角色的真实性问题

在案件审判中扮演的角色总的来说，表演的比较到位，但也存在着些许的瑕疵，例如书记员笑场，扮演的国家公诉人在对犯罪嫌疑人陈述的质询时气势有点不足,没有体现出国家公诉人所代表的法律的威严；审判员在审判的过程中应该对律师的一些不当言论进行制止、喝止等，应该表现出审判员与法律的中立立场和法律尊严；而律师在气势方面是足了，但是他们对于法庭过多的干预，给人造成以其为主的错觉。但是对于案无关，与被告罪名无关的证据律师一下子提出来：该证据与我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并无关系，我们认为：“不具有任何意义”，这在实践中会出现，但是并不至于象在本案审判中出现的那么频繁，但对于想对律师的实务的进行熟悉同学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其中表现最为出彩的是被告人黄静的表演者的表演，被告人在被问话和犯罪嫌疑人陈述中适当的表现出自己的无辜、无知以及在回答公诉人提出的问题没有走入其圈套，在视屏中又表现出其气焰

嚣张，很是真实。

模拟法庭的实践活动让我们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深程度地认识理论来源于此实践这一哲理性的问题，很好的提高了学习效果，巩固了专业学习的成果。通过这次模拟法庭活动,我较深刻的了解到法院庭审时所必需的程序步骤，种种程序体现了我国法律的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打击犯罪，社会稳定，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同时也熟悉了一些法庭辩论的技巧和诉讼的方法。通过这次模拟法庭的审判活动，我对法院庭审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鉴定书

司 法 鉴 定 文 书

REPORT OF JUDICIAL EXPERTIZING

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

The Judicial Expertizing Center of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P.R.C

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鉴定书

最高法院司法鉴医字（2004）第066号

委托单位：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案 由： 强奸（中止）

被鉴定人： 黄静，女，1982年9月27日出生

送检日期： 2004年6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鉴定内容：

1、死亡原因

2、死亡方式（有无外力致死的法医学依据）

鉴定专家： 徐英含

浙江大学医学院病理法医研究所 教授

中国法医学会 原理事

中华病理学会 原理事

何颂跃 医学博士 主任法医师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处 处 长

中国法医学会法医病理学专业委员会 委 员

周伟 医学博士 副主任法医师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检察技术处副处长

中国法医学会临床学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中国法医学会 副秘书长

刘良 医学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系 主 任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中国法医学会法医病理学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官大威 医学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学院 副院长

中国法医学会法医病理学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鉴定组织：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材料：

1、湘潭市公安局预审卷宗五卷及所附照片；

2、既往鉴定文书；

3、湘潭市第二人民医院制作的病理切片32张；

4、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制作的病理切片59张；

5、中山医科大学提交法院制作的病理切片24张；

6、本次鉴定活动重新切取的病理切片40张；

7、初次尸体检验现场勘察录像资料；

8、黄静遗体。

一、案情概要及鉴定经过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据案卷材料反映，2003年2月24日被鉴定人黄静在学校宿舍中被发现死亡，并经过当地公安系统三次法医学家鉴定和物证、毒化检验。此后，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了法医学文证审查及鉴定活动，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因本案相关尸检材料遗失而中止鉴定委托合同。因上述多次鉴定结论存在争议，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通过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我中心进行复核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鉴定工作的相关规定，我中心聘请并组织国内法医学专家赴湖南开展鉴定活动。

为协助本次鉴定活动，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通知黄静家人、嫌疑人、既往参与鉴定的有关人员于2004年6月30日举行鉴定专家组了解案情及相关事宜会。当日，在当地法院组织下，我中心鉴定专家组向黄静家人、嫌疑人、既往参与鉴定的公安系统法医、南京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人分别了解了与案件鉴定的相关事项。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人因故未能参与，提供以原鉴定文书为基础的书面说明材料。经过对案件材料审查，我中心鉴定专家组要求送检法院补充黄静现场遗留的内衣等物证、中山医科大学鉴定时提取组织制作的切片材料，并于2004年7月1日在湘潭市殡仪馆对黄静遗体再次进行法医学剖验。本案在湖南检验期间，送检法院提供了中山医科大学制作的病理切片等材料、雨湖区公安分局向法院提供黄静现场遗留衣物未提取的说明材料。鉴定专家在对本案所获的全部材料进行审查和复读的基础上，经过分析论证，达成共同意见，制作本鉴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二、文证材料审查概要

1、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司法医学鉴定书概要（[2003] 潭公法检字第204号）：

尸表检验：2003年2月24日上午10时检验见，死者黄静尸长161厘米，尸斑呈暗红色，分布于颈后项部、腰背以四肢背侧未受压部位，压之退色，尸僵未形成，角膜透明，双瞳等大，直径5毫米，球睑结膜苍白，嘴唇苍白，口鼻腔及双耳腔内未见明显异常，双手指甲发绀，双下肢腘窝部见小片状擦痕伤。2003年2月25日下午5时检验见，尸斑压之不退色，各大关节尸僵均已形成。左腘窝部见5 × 5cm大小点片状挫伤擦伤痕，伴皮下出血，右腘窝部见6 × 7 cm挫擦伤，伴表皮剥脱。会阴部干净，处女膜完整，无破裂现象。取脑组织、肺、心脏、胰、肝、肾、脾、肾上腺、胸腺、子宫及附件等送病检，取胃内容及胃壁组织送毒物化验。

解剖检验：头皮及颅骨未见明显损伤痕，硬脑膜完整，脑组织未见明显异常改变，气管及支气管内未见明显异常，胸腺大小形态正常，双侧肺呈肿胀饱满，有明显捻发感，切面见大量泡沫液流出，右肺上叶下部部分与膈面有粘连，双侧胸腔未见明显异常，心脏大于死者本人拳头，呈舒张状态，表面脂肪较多，心尖部及左右室后壁散在多处针尖状出血点，位于右心室后壁近室间隔部有一2 × 2.5cm大小暗红区，右心室近三尖瓣处有一3 × 1.5 × 0.3cm大小附壁血栓。主动脉根部冠状动脉口处有一2.8 × 0.3cm大小条状血栓，部分位于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冠状动脉内。在冠脉口两侧部见一3 × 0.4cm范围的浅黄色粥样硬化斑，各瓣膜以乳头肌肉眼观未见明显异常。左室壁厚度1.1cm，右室壁厚0.25cm，二尖瓣周径10cm，三尖瓣周径10.7cm，主动脉瓣周径5.5cm，肺动脉瓣周径8cm.病理检验（湘潭市二医院0013号病理学报告概要）：

1、请查询既往有无风湿病史，不排除风湿性心脏病；

2、符合主动脉粥硬化（早期）。

3、考虑慢性肺淤血；

4、其余各脏器除淤血外未见明显病变。

鉴定认为死者黄静系患风心病、冠心病急性发作，在未及时有效的抢救措施情况下，可导致急性心功能衰竭和急性肺水肿而猝死，推测死亡时间为第一次检验前3-4小时，距最后一次饭后6小时以上。

2、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法医学检验鉴定书概要（［2003］潭公法物检字第004号）：

2003-2-25：送检现场床边地上提取搓成团的卫生纸3张，尸体检验时提取阴道口分泌物和阴道拭子，要求检验精斑。

检验结论：所送检的卫生纸其中一张检出精斑。

3、长沙市公安局理化检验报告概要（［2003］长公刑化字第059号）：

2003-3-10：经检验，死者黄静胃组织中未检出毒鼠强、氰化物、有机磷农药。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4、湖南省公安厅刑侦局法医学鉴定书概要（［2003］湘公刑技第093号）：

2003年3月19日7：43时检验：尸体冰冻状态，下腹部两侧有尸绿斑。

尸体检验：头面部于左下颌角后1cm处见一皮下红点，表皮无破损，双侧颈肩结合区皮肤色红，其中右侧见一针尖大小表皮破损。颈后部项背结合区正中第六颈椎处见一 1.3 × 0.4cm表皮剥脱、色红。背部左侧见散在上臂上段外侧见 3.2cm 长的细条状表皮划痕，未破皮肤层，色红。双手腕外侧皮肤色红。左髌骨下方见 1.9 × 0.6cm的陈旧性疤痕，左腘窝在6 × 5cm范围内见六处皮下出血，大小0.7 × 0.8cm～2 × 1.5cm不等，左腘窝内侧见1.5 × 1.2cm、1.7 × 1.2cm、1.2 × 1.8cm三处皮下出血，左内裸处见0.3 x 0.2cm的表皮剥脱，色白；右膝髌骨处见1.3 × 0.9cm的陈旧性疤痕，右腘窝上6cm处见一1 × 0.5cm 皮下出血，右腘窝在6.5 × 5.5cm范围内见八处皮下出血，大小0.6 × 0.5cm～2.5 × 1.5cm不等，右腘窝在6.5×5.5cm范围内见八处皮下出血，大小0.6×0.5cm-2.5×1.5cm不等，右腘窝内侧见1.5×1.5cm、1.5×1cm、0.8×0.6cm三处皮下出血，上述皮下出血均呈类圆形或类椭圆形，部分交叉。会阴部阴道大阴唇内侧粘膜有脱落，脱落的粘膜色白；胸腹正中线处见解剖缝合线，余体表未见明显异常。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病理检查：湘潭市二医院做死者组织腊块（0013号）29枚，病理切片（0013号，HE）33片以及部分脑、心、肺、脾、胰、肾、子宫、卵巢组织。

肺：不规则肺组织6坨，其中实变似脾样肺组织3坨共9.5×9.5×3cm大小，较大一坨有楔形出血区，底部为胸膜侧，尖端朝向肺门；镜下高度淤血、水肿，有出血，肺泡隔坏死。另3坨肺组织共6.5×5×3cm，灶性淤血，绝大部分肺泡充气。

心：送检心脏已多个平行横断面切开，13×11×3.5cm大小，重200g.镜下所见示有轻度风湿性心脏病，轻度风湿性心内膜炎、心肌炎与冠状动脉炎，轻度冠心病，主动脉轻微粥样硬化。

其余肾实质死后自溶；肝脏轻度慢性间质性肝炎，肝细胞轻度变性、轻度淤血。脾脏轻度淤血与死后自溶；胰显着死后自溶；脑膜轻度淤血，脑组织轻度淤血、水肿，各部分神经细胞轻度变性，未见出血、坏死病变。子宫呈晚分泌期子宫内膜；一侧卵巢显黄体出血。

鉴定结论：黄静系因肺梗死引起急性心力衰竭与呼吸衰竭而死亡。

5、湖南省公安厅法医物证检验报告概要（[2003]湘公刑技字第102号）：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2003-3-25：送来下列检材要求进行DNA检验：

1、提取死者黄静阴道口擦拭卫生纸一团及床边地上卫生纸七团；

2、死者男朋友姜均武血痕一份；

3、死者黄静胃组织一份。

检验结果：现场提取的7团卫生纸中，有4团检出人精斑，精子的基因型与姜俊武的基因型一致，极强力支持上述精斑为姜俊武所留；死者黄静阴道口擦拭卫生纸中未检出人精斑，但有大量上皮细胞，其基因型与死者黄静的基因型一致，极强力支持所送检的阴道口卫生纸中的上皮细胞成份为死者黄静所留。

6、湖南省公安厅刑侦局法医学鉴定意见书概要（[2003]湘公刑技字第210号）：

2003-6-8：

1、根据病理检验结果分析，黄静系因肺梗死致急性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2、双下肢腘窝处小片状椭圆形或类椭圆形皮下出血为生前伤，系他人形成；根据损伤特点分析推断，符合表面光滑的条状物体挫压（如手指作用）所致。

3、病理检查发现黄静有一定程度的心脏病变，主要表现为心内膜、心瓣膜、心肌间质的炎症、水肿及血管壁细胞成分增多等，这些病变在一定条件下（如情绪激动）可以引起心血管系统的变化（如血栓形成）从而导致上述死亡结果；其体表外伤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成为一个间接诱发因素。

7、湖南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检验报告概要（[2003]湘公刑技字第219号）：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2003-6-11 将死者黄静胃组织、胃内容及肝组织送检，要求作常见安眠药（巴比妥、安定、三唑仑、氯丙嗪）成分检验。采用气相色谱、气质联用分析，未检出巴比妥、安定、三唑仑、氯丙嗪成分。

8、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2003]第16号书证审查意见书概要：

审查意见：黄静属非正常死亡，因风心、冠心病或肺梗死猝死的根据不足。

9、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概要（中鉴号：20032016；病理号：3029）

尸表检验（2003-8-2）：尸体呈高度腐败状，全身皮肤可见腐败性表皮剥脱及腐败气泡、霉菌斑形成。头皮、胸、腹、后背、双侧腘窝可见缝合的解剖切口。右侧腘窝皮肤见数个境界较清晰的挫擦伤痕伴皮下出血；左侧腘窝皮肤见散在皮下出血，挫擦伤境界欠清晰。

内部检查：颈部皮肤腐败，颈部浅、深肌群可辨认。舌骨、甲状软骨、环状软骨未见骨折。气管内无异物。颈椎未见骨折。背部皮肤及皮下组织未见明显出血。胸骨、肋骨无骨折。大部分肺组织仍留于胸腔内，已高度腐败。腹壁未见出血。大部分肝脏留于原位，呈高度腐败，质地如泥。大部分脾脏留于原位，被膜有皱缩，切面液化。胃空虚，各肠段腐败，膀胱完整，切开未见尿液。子宫、卵巢、输卵管等其它器官已被提取。双侧肩部皮下软组织未见明显出血。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大体标本检验（湘潭市公安局提供）：心表面及各心腔已被多个断面切开且不完整。右心表面脂肪组织较多。左心室肌厚1.0cm，右心室肌厚0.2cm，心肌切面未见梗死灶。各瓣膜未见粘连、增厚、硬化，瓣膜缘光滑，无赘生物。腱索弹性好，乳头肌未见异常。左冠状动脉前降支管腔直径约0.1 cm，右冠状动脉管腔直径0.2cm，管壁未见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管腔通畅。肺组织块切面淤血。部分切面可见小灶性出血。肝、肾切面淤血。脾组织被膜有皱缩，切面轻度淤血。脑、胰、子宫、输卵管、卵巢组织块表面及切面肉眼未见明显异常。

组织学检查：法医病理学诊断：！、肺淤血、水肿、灶性出血；

2、部分脑组织轻度水肿。

鉴定结论：黄静因风湿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肺梗死致死缺乏证据。

三、本次鉴定检验与调查资料

（一）尸体检查

1、体表检验所见

福尔马林液固定腐败女尸，尸长161厘米，尸体僵硬，尸斑暗黑色，见于躯干及四肢背侧未受压处。黑发，发长38厘米。躯干及四肢皮肤表层散在大片脱落。眼球自溶、眼窝塌陷，鼻翼塌陷，牙齿完整无松动、脱落，口唇粘膜无损伤所见，口腔内舌体缺如。颈、胸、11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腹部正中线剖验切口缝合。右锁骨下有一皮肤缺损，余未检见异常改变。右下肢膝关节内侧见暗红色颜色改变区，范围1.5×1.5厘米，切开见皮内、皮下出血，深达皮下0.4厘米。左小腿中下段外侧有两处皮肤缺损。双下肢腘窝处见缝合切口，仍可见皮肤局灶性灰黑色变色区，逐层切开见黑色变色深达皮下0.3厘米，其下方肌肉组织未见异常。肛门未见异常，阴道前庭、处女膜因腐败及固定僵硬难以观察颜色变化，未见局部撕裂改变。

2、内部检验所见：

切开颈、胸腹部缝线，暴露颈部、胸腹腔。颈部皮肤、皮下及肌肉组织未见异常。颈椎椎体光滑平整，未见错位与骨折。胸、腹壁皮肤、皮下及肌肉组织除死后改变外，未检见异常。切开右锁骨下缝合线，显示右侧胸肌，见部分深层肌组织呈暗红色，在该区域逐层及多段切开，所见符合尸解后血液浸染特点。喉头、气管缺如（以前解剖已提取），心脏缺如（以前解剖已提取）。部分肺组织残留在胸腔，挤压见切面有泡沫样液体流出。腹腔内见大部分肝脏残留原位，少部分脾脏残留原位，双肾及肾上腺、胰腺、胃组织缺如（以前解剖已提取），肠管及大网膜残留，上述组织器官已呈明显腐败后福尔马林液固定所见。其余组织因腐败而辨认不清。

（二）、病理切片所见：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鉴定专家组对法庭提供的，由湘潭市二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制作的病理切片共115张进行了复读。镜检所见如下：

脑：大脑蛛网膜下腔内血管扩张淤血，可见散在红细胞。大脑实质内小血管扩张淤血，部分扩张淤血小血管周围见少量红细胞，细胞及小血管周围间隙增宽。胶质细胞轻度增生，偶见噬神经细胞及卫星现象。皮质神经细胞尼氏体消失。脑实质内未见软化灶。中脑有处见神经纤维脱髓鞘样改变。小脑各层结构未见异常，浦氏细胞周围间隙增宽。

心：心外膜下见局灶性出血，心肌浅层内见脂肪组织，冠状动脉内膜内轻度增厚。心肌细胞横纹清晰，部分心肌纤维波浪样改变，部分区域心肌纤维断裂。心肌组织中见一些脂肪组织出现，部分区域脂肪组织将心肌分隔成小岛屿状，心肌间质纤维增生。有些区域心肌纤维出现明显的排列紊乱现象。可见散在小灶性心肌细胞萎缩、数量减少及局灶性纤维增生。心肌间质部分小血管周围轻度结缔组织增生，间质内未见风湿小体。心内膜未见纤维组织增生、变厚。瓣膜切片中见部分区域嗜苏木素染色稍增强，见少量淋巴细胞，未见赘生物形成。心腔内血块物质呈分层结构状，未见血栓组织学特点，为死后凝血块。

主动脉：内膜轻度增生，可见少数泡沫样细胞。肌层及外膜未见异常。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肺：肺被膜下小血管扩张，淤血。肺泡壁毛细血管及间质血管高度扩张、淤血，肺泡壁增宽，绝大部分肺泡腔内充满粉染、均质的水肿液，部分肺泡腔内水肿液中见圆形空气泡。肺泡腔内未见成簇的载有含铁血黄素之细胞，肺泡壁及肺泡腔内未见炎症细胞，可见片灶状肺泡腔内出血，肺泡壁未见透明膜形成，肺组织内未见梗死性病理改变。部分区域可见代偿性肺气肿，偶见小支气管周围少量淋巴细胞。

气管：粘膜上皮有粉红色水肿液夹杂红细胞被覆，粘膜下未见明显炎症改变。

肝：小叶结构清楚，肝窦轻度扩张、淤血，偶见少量肝细胞脂肪变性，未见坏死灶，其余肝细胞未见异常。门管区无异常。

肾：肾小球结构正常，近曲小管上皮自溶，远曲小管、集合管未见异常，髓质血管明显扩张淤血。间质未见异常。

脾：脾窦扩张、淤血，脾小体结构正常。

胰：自溶明显，细胞形态及结构不清。

子宫：内膜增生明显，肌层内小血管扩张淤血，未见其它异常病变。

卵巢、输卵管：组织内小血管扩张淤血，未见其它异常病变。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皮肤2：部分区域表皮结构清楚，细胞核存在，因死后变化严重，未能见到炎症反应。表皮下胶原纤维肿胀、融合，皮下未见出血。其余皮肤切片3表皮高度自溶，无法辨认组织结构，表皮下胶原纤维和皮下脂肪组织所见同上切片。

喉：表皮被复磷状上皮自溶明显，结构不能辨认。骨骼肌横纹可辨，但细胞核已消失。肌束间可见团状组织，由残存淋巴细胞和结构模糊的细胞轮廓（无法确认为红细胞）所组成。同一切片血管内红细胞轮廓可辨，可供对照。

胸腺：实质残存，间质小血管扩张淤血明显。实质内及间质可见小灶状出血。

（三）、即往照片所见：

对送检公安局预审卷宗（第五卷、共43页）中附尸检照片审查，所见结果如下：

1、卷宗说明2003年2月24日拍摄照片（P26—27）

审查见照片无日期标明，共6张，反映现场及死者上半身正面观情况，概括描述：

（1）显示死者睡在床上覆盖被子状况，床左边地面上见四个纸团。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2）显示死者上半身部分正面观，面部、颈部以及裸露胸前皮肤未见损伤，口唇苍白，双指甲紫绀明显。

2、卷宗说明2003年2月25日拍摄照片（P28—32）

审查见照片无日期标明，共15张，反映尸体检验情况，概括描述：

（1）身体平卧于铁架尸推床上。尸斑分布于背侧未受压部位，暗紫红色；

（2）显示双下肢腘窝处皮肤损伤状况。左腘窝6×5cm范围内见多处皮肤青紫色改变，其中见类圆形特点。右腘窝5.0×5.0cm范围内多处皮肤青紫色改变，其中见类圆形特点，有两处青紫红色处存在表皮剥脱。

（3）心脏检验照片所显示心室腔瓣膜透明菲薄，无赘生物形成。腱索无粘连增粗，乳头肌无增粗短缩。右心室腔内含有暗红色血块物质。

（4）盆腔及附件剖验照片所显大腿内侧皮肤未见损伤异常。

（5）肺脏检验照片显示高度水肿，部分肺叶呈气肿状。切面见泡沫状略呈血性液体。

3、卷宗说明2003年3月19日拍摄照片（P33—38）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审查见照片无日期说明，制作时间为2003年8月25日，共22张，反映尸体检验情况，概括描述：

（1）标注家属认为损伤之照片：左耳垂下方、右肩锁骨内侧及腋窝、左前臂上段、右前臂上段、右膝关节外侧下方、左下段内踝处，经审查这些照片所显皮肤出现片段、不连续的条纹状青紫色改变，符合腐败静脉网特征。同时照片审查见尸体右下腹出现尸绿。

（2）标注家属认为损伤之照片所显肩背部颜色改变，符合尸斑特征。其颈项部正中于第六颈椎处见大小约1.5×1cm皮肤浅表擦痕，照片显示其表面颜色与周围尸斑颜色一致。

（3）标注家属认为损伤之照片所显右上臂背侧见长约3.5cm的斜行细条状皮肤浅表擦痕，照片显示其表面颜色与周围尸斑颜色一致。

（4）双下肢腘窝照片显示结果与既往照片情况相同。

（5）标明处女膜照片共3张。所显会阴前庭部6点处粘膜见类圆形潮红色改变，其它部位未见相似改变。照片所显处女膜未见破裂痕迹。

（四）姜俊武陈述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对黄静的尸检报告

因鉴定需要，鉴定专家组向黄静男友姜俊武调查询问了黄静死亡前他们俩人的活动情况，并告知姜俊武必须如实陈述，并为其所述承担法律责任。调查询问结束后，所作记录经姜俊武阅后签名。

姜俊武在此次调查询问中陈述：他于2003年2月23日下午3时左右与被鉴定人黄静进行过一次性活动。当日晚，黄静陪姜俊武及他人玩至24日凌晨2时左右，黄静在他们玩的过程中睡眠，并由其背至车内回黄静学校宿舍，黄静双下肢腘窝处可能系他双手抓住该处背负黄静时所致，当时黄静内穿有棉毛裤、外裤。回家后与黄静发生性活动，性活动过程中采用过骑跨胸腹部体位方式。睡眠中黄静出现口吐白沫、抽搐症状。

四、分析说明

依据现有条件及所能获取的资料，经分析讨论，说明如下：

1、关于损伤

尸体检验所显示被鉴定人黄静双下肢腘窝处较大范围皮下出血及表皮剥脱、以及右下肢膝关节内侧皮肤皮下出血属于生前损伤，符合手指直接压迫、摩擦所致损伤的特点。采用抓住下肢腘窝、在衬垫较厚长裤的情况下背负被鉴定人方式不能解释该损伤形成。照片所显被鉴定人会阴前庭部潮红色改变，不能排除曾受到物体接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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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所附照片中注明家属认为之损伤，经审查符合腐败静脉网特征，同时其中照片也显示右下腹出现尸绿。肩背部和右上臂背侧浅表皮肤损伤符合死后损伤特征。

2、关于死因

本次鉴定经全面阅读送检卷宗、病理切片及再次尸体检验，未发现存在致命性机械性损伤；既往毒物分析中，胃内容及肝组织中未检出毒鼠强、氰化物、有机磷农药、巴比妥、安定、三唑仑、氯丙嗪成分。因此，可以排除因机械性损伤、口鼻及颈部压迫所致机械性窒息、常见毒物所致中毒以及电击、高低温等方式直接导致的死亡。

现场检验表明，被鉴定人黄静全身裸露在床上平卧死亡，现场发现卫生纸团经物证检验证实具有精斑，DNA鉴定结果提示极强烈支持为其男友姜俊武之遗留。结合案情，上述物证检验结果证实被鉴定人黄静生前与其男友姜俊武进行过性活动。

尸体检验见被鉴定人黄静双手指甲紫绀，心尖部及左右室后壁散在多处针尖状出血点；病理学检查示肺组织明显淤血水肿及局灶性出血，心内膜及外膜部分区域小灶性出血、各脏器小血管存在明显淤血表现。提示被鉴定人黄静死亡前存在急性肺水肿和明显的缺氧状态。结合上述病理所见，姜俊武陈述被鉴定人黄静出现的口吐白沫、四肢抽搐症状，符合急性心肺功能衰竭的临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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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读送检病理切片见心肌组织存在一定的病变，表现为心肌内出现部分脂肪细胞浸润，部分心肌纤维被分隔、部分心肌纤维形成排列紊乱状，散在小灶性心肌细胞萎缩、数量减少及局灶性纤维增生。这些镜下所见提示被鉴定人黄静生前心脏存在某种程度的潜在性病理性改变。镜下观察证实心腔内血块物质为死后凝血，未见冠状动脉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以及肺梗死的病理学改变。

案情材料及现场情况表明，被鉴定人黄静死亡前十二个小时已与姜俊武发生过一次性活动，其在姜俊武与他人夜间玩至凌晨时期已疲倦睡眠。在这种状态下，姜俊武与被鉴定人黄静回学校宿舍后再次发生性活动。结合被鉴定人黄静双下肢腘窝处的损伤特点、病理所见及案情材料，鉴定人一致认为，2003年2月24日凌晨，姜俊武以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是引起被鉴定人黄静死亡的关键促发因素。

五、鉴定结论：

被鉴定人黄静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

鉴定人：

徐英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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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颂跃：（签名）

周 伟：（签名）

刘 良：（签名）

官大威：（签名）

鉴定组织单位 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专用章

二OO四年七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