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慧案--引发对劳教制度的思考[五篇材料]

第一篇：唐慧案--引发对劳教制度的思考

唐慧案--引发对劳教制度的思考

唐慧被劳教

永州公安局出具的对唐慧进行劳教的书面说明：永州市公安局8月4日上午通过12条长微博表示，“唐慧在案件审理期间为了达到判处七名被告人死刑的无理要求”，前后在多地“闹访、缠访、散发传单，不听工作人员劝说，案件判决后仍到有关部门缠访，严重扰乱了单位秩序和社会秩序”。

永州市公安局同时表示，8月2日，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根据《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第一条、《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决定对唐慧劳动教养1年6个月。

PS：《通知》第一条，从今年下半年起，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进行强制劳动的人，一律送劳动教养。对原有强劳人员，应按原批准的强劳期限执行，如发现新的违法犯罪需要延长期限的，按劳动教养规定办理。

《办法》第十三条，劳动教养期限，根据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确定为一至三年。劳动教养时间，从通知收容之日起计算，通知收容以前先行收容审查或羁押的，一日折抵一日。

唐慧案—社会影响

唐慧被劳教一事在受到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关注后，其影响达到了顶点。8月10日，被释放的唐慧坐在等在看守所门口的车上。

8月5日23时36分，《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人民日报”称：“专家最近宣布，经三级指标体系测评，民族复兴任务已完成62%。然而，当湖南永州遭强暴幼女的母亲因上访被劳教的新闻传出，这一数字显得如此苍白。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GDP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们共同努力。”

同时，人民网上发布《人民舆评：永州案，警惕民心渐行渐远》，迅速被各大网络媒体转发报道，整个事件都在公众面前铺开，从犯罪者对乐乐的暴行、“假立功”的疑点到唐慧被劳教，此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都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应。

行政复议：唐慧认为永州警方出示的《劳动教养处罚决定书》上所列举的都不是事实，两名律师已经起草包括《行政复议申请书》在内的全部法律文书，随后将提起行政复议。这

份行政复议申请书贴在甘元春律师的博客上。行政复议的递交对象为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被申请人为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唐慧请求，依法撤销永州市劳教委2012年8月2日作出的永市劳决字[2012]第84号劳动教养决定书(以下简称劳教决定)，恢复她的人身自由。

唐慧案—政府回应

人民日报的微博已经得到过10万条转发。

8月4日上午11时13分，湖南永州市公安局通过其官方微博账号，发布了这么一条只有两个字的微博“幼女”。由于没有前后文令人摸不着头脑，文字背后的敏感性，迅速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在不到一小时内，该条微博被转发接近4000次。“不会又是临时工干的吧？”网友们纷纷揣测。

这条因操作失误发出的微博，显然与“永州11岁幼女被强迫卖淫案”以及被劳教的唐慧有关。8月5日，永州市公安局刚刚通过同一平台，连续发布了12条“就唐慧被执行劳动教养回复网民”的长微博。

然而到了5日下午，这12条代表永州市公安局的官方答复，与11时13分发出的这条微博一起统统在永州市公安局的官方账号上消失了。5日16时许，永州公安局发布了3条有关“全省双十佳”评选的内容，而面对网友的“删帖”质疑，官方并未就此作出答复。

省政法委介入：8月7日，唐慧的丈夫张辉向记者展示乐乐被逼卖淫案先后四次的判决书。湖南省委政法委8月6日透露，湖南省委政法委对永州幼女被强奸、其母唐慧反映的有关情况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组赴永州调查此案办理情况。调查组负责人表示，一旦发现有错，将坚决依法纠正。如有违法违纪行为，将依法依规给予严肃处理。对于唐慧被劳教事件、“假立功”疑案还有对乐乐最终的交代，希望湖南省政法委的调查组能给所有关注着此事的公众、媒体和受害人一个满意的答案。

唐慧案—依法撤销劳教处罚

2012年8月10日，唐慧的劳动教养决定经复议被依法撤销。

第二篇：一起“串货”案引发的思考

一起“串货”案引发的思考

2011-03-03 11:21 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中，我局接到某品牌服装生产厂家的书面举报，反映我市某服装店销售假冒该厂注册商标的服装（我市另有一家该厂家授权的专卖店）。根据举报，我局执法人员与厂家市场销售人员一起，对某服装店进行现场检查。市场销售人员以厂家名义出具了鉴定报告，结论为该服装店销售的服装为假冒注册商标商品，但是鉴定报告中只有笼统的结论，没有说明鉴定方法和假冒商品的具体特征。据此，执法人员依法当场扣押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的服装45件，案值15000余元，并立案调查。

案件调查中，某服装店负责人表示，该批服装是从湖南省长沙市一服装经销商处购进的（据了解，此经销商是该厂家授权的湖南省总代理），均为真品，并提供了进货凭证和银行付款证明。为慎重起见，我局将扣押的服装交由厂家市场销售人员再次进行鉴定，他们依然认定为假冒商品，并以厂家名义出具承诺书，承诺对鉴定结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我局执法人员又书面通知某服装店负责人在规定期限内提供涉案服装是真品的证明材料，其未能提供，只提供了湖南经销商的电话。经电话联系，湖南经销商表示这批服装确系真品，但其与厂家签有代理协议，如果提供销货给某服装店的书面证明，将受到该厂家的经济处罚。

我局召开案情分析会，对这起案件进行讨论。执法人员认为，从该厂家在我市设有专卖店和鉴定报告没有明确说明涉案服装的假冒特征等情况看，这起案件很有可能是该厂家专卖店的区域排他性经营所引起的，涉案服装系“串货”而来，也就是说，涉案服装极有可能是真品。我局执法人员将扣押的服装与该厂家在我市授权的专卖店销售的服装再次进行比对，二者用肉眼看没有任何区别。考虑到服装商品的特殊性，即使通过质量比对检验，能证明商品的面料、辅料等均一样，也不能直接认定商品是真品，因此我局没有将涉案服装送检。

为了搞清事实真相，我局一方面将厂家出具的鉴定报告副本送达某服装店；另一方面书面通知该厂家提供其作出鉴定结论的依据，包括鉴定的方式、方法，真假区别依据等。该厂家一直未提供相关证据，某服装店却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对涉案服装重新进行鉴定。

这起案件在我局引发了不少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对此类涉嫌“串货”行为的举报，工商机关应如何处理

一种观点认为，涉案服装与真品基本看不出区别，符合“串货”的特征，厂家为维护自己的专卖体系和代理商利益，很可能“指鹿为马”，出具虚假的鉴定报告，因此该鉴定报告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既然不能确定某服装店销售的服装为假冒商品，则应对厂家的举报不予理睬。

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厂家出具了鉴定报告，其形式要件符合法定要求，就不必管商品是真是假，按照鉴定报告的结论查处不会错，应该站在商标注册人的角度，保护其权益。

笔者认为，本案中，商标注册人向我局提交了书面举报，并提供了商标注册证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相关文件。因此，我局必须依法受理，并依照相关规定决定是否立案调查，否则可能因行政不作为承担风险。对此类案件不能机械处理，必须站在公正、中立的立场上，充分听取当事双方的意见，重事实、讲证据，既要保护商标注册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经营者的正当权益。

二、案件调查期间是否有必要给当事人合理的期限提供有利证据

在本案调查前期，个别办案人员认为既然商标注册人已经出具了鉴定报告，并承诺对鉴定结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且当事人也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供自己销售的服装系真品的证据，就应当尽快定性结案，不必再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但大多数办案人员认为，行政执法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既要合法、公正、及时地调查收集证据，也要遵循多方调查的原则。应当调查与案件有关的所有事实，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所有证据，既包括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也包括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最终采信那些真实反映案件事实的证据，在众多的证据中去伪存真，借助可靠的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对当事人的行为准确定性。

商标局《关于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及标识鉴定有关问题的批复》（商标案字〔2005〕第172号）规定：“在查处商标违法行为过程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委托商标注册人对涉嫌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及商标标志进行鉴定，出具书面鉴定意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鉴定者无相反证据推翻该鉴定结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该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五十九条规定： “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根据上述规定，我局采纳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一方面再次进行比对，希望发现能证明涉案服装真假的直接证据；另一方面书面通知某服装店在规定期限内提供这批服装是真品的证明材料。

三、商标注册人出具的鉴定报告能否直接作为认定违法事实的证据

鉴定结论是指鉴定人受行政机关委托，对案件中的某些具体问题（书证和物证的真伪、产品质量是否符合标准等）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的结论性意见。实践中，鉴定结论是行政执法机关调查办案时经常用到的一种法定证据形式，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作用。根据法释〔2002〕21号第六十三条的规定，鉴定结论的证明效力还要优于其他证据形式。因此，一般情况下，只要鉴定结论是按照法定程序合法取得且形式符合规定，与其他证据之间无矛盾冲突，可以形成证据链且证明充分的，就可以用来证明违法事实。

至于鉴定机构的鉴别、检验方法和程序是否科学等问题，行政执法机关无法也无须审查、判断，只要将相关鉴定报告及时送达当事人即可。如当事人对鉴定报告有异议，应按规定提出复检和重新鉴定的要求，如果对复检、重新鉴定的结论依旧不认可，还可以通过仲裁、诉讼等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本案中，举报人出具的鉴定报告虽然作出了涉案服装系假冒商品的结论，却不能说明鉴定方法和具体的假冒特征。由于这份鉴定报告的主体是商标注册人，产生依据的是其销售人员的调查，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如作出鉴定结论的依据，包括鉴定的方式、方法等作为补充，而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也有一定的可信度，那么对这份鉴定报告的采信必须慎重，不能在疑点没有排除的情况下直接用作认定违法事实的证据。

最后，我局依照相关规定将该案销案，扣押的服装返还某服装店，并将结果书面告知举报人，举报人至今未提出异议。

□湖北省洪湖市工商局 吴必灿 吴 天

对《一起“串货”案引发的思考》的讨论

2011-03-31 12:13 案情回放

2011年3月3日，本版刊登了《一起“串货”案引发的思考》，文中所述案情为：某工商局接到某品牌服装生产厂家的举报，反映该市某服装店销售假冒该厂注册商标的服装（该市另有一家该厂家授权的专卖店）。市场销售人员以厂家名义出具鉴定报告，结论为该服装店销售的服装为假冒注册商标商品，但是鉴定报告没有说明鉴定方法和假冒商品的具体特征。执法人员依法扣押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的服装，并立案调查。

在案件调查中，某服装店负责人表示该批服装是从湖南一服装经销商处购进的（此经销商是该厂家授权的湖南省总代理），均为真品，并提供了进货凭证和银行付款证明。经联系，湖南经销商表示这批服装确系真品。某工商局将涉案服装交由厂家市场销售人员再次进行鉴定，他们依然认定为假冒商品，并承诺对鉴定结论承担法律责任。

某工商局执法人员认为，涉案服装很可能系“串货”而来，于是一方面将厂家出具的鉴定报告副本送达某服装店；另一方面书面通知厂家提供其作出鉴定结论的依据，包括鉴定的方式、方法，真假区别依据等。该厂家一直未提供相关证据，某服装店却要求对涉案服装重新进行鉴定。

这起案件引发了不少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对涉嫌“串货”行为的举报，工商机关应如何处理。一种观点认为，鉴定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厂家的举报应不予理睬；另一种观点认为，按照鉴定报告的结论查处不会错，应该保护商标注册人的权益。作者认为工商局必须依法受理，并依照相关规定决定是否立案调查。二是案件调查期间是否有必要给当事人合理的期限提供有利证据，大多数执法人员认为应遵循多方调查的原则。三是商标注册人出具的鉴定报告能否直接作为认定违法事实的证据。作者认为本案中的鉴定报告由于不能说明鉴定方法和具体的假冒特征，在采信时必须慎重。

最后，某工商局将该案销案，扣押的服装返还某服装店，并将结果书面告知举报人，举报人未提出异议。

讨论意见

（一）笔者认为，工商机关在查处“串货”案件时，应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1.应明确厂家（商标注册人）出具的鉴定报告并非鉴定结论的证据性质。鉴定结论又称“鉴定人的意见”，它是指鉴定人接受委托，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对案件所涉及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检测、分析、判断后，所作出的结论性意见。结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鉴定结论是工商行政执法中的一种法定证据。那么，厂家对涉案商品出具的鉴定报告是否属于鉴定结论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十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采用的鉴定结论，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向鉴定部门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并应有鉴定人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由此可见，鉴定结论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定证据，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文书格式和相应内容，应符合证据要求和法律规范。但是，在诸如原文所述的“串货”案件中，厂家对涉案商品出具的鉴定报告往往只有一句话，即“该商品非我公司（或我厂）产品，为假冒产品”，落款处加盖其行政公章或鉴定专用章和日期，根本不具备前述的要式性特征，不属于法定证据意义上的鉴定结论，性质应是证人证言。对此，从目前一些地方性法规中也可得到佐证。比如，《广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涉嫌假冒伪劣的商品需要检测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按规定抽取样品，由法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机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书面检测鉴定；涉嫌假冒他人商标或者厂名厂址的，可由被侵权企业进行鉴别，被侵权企业应当自收到送检样品之日起七日内如实出具鉴别报告，行政执法部门应当自收到鉴别报告之日起七日内作出鉴定结论。”很显然，在该条例中，立法者已明确被侵权企业就涉嫌假冒商标的商品作出的是“鉴别报告”，并非鉴定结论。

综上，工商机关查处“串货”案件时，不能简单地将厂家的鉴定报告作为认定假冒商品的唯一证据，必须结合其他证据，形成逻辑严密的完整证据链。本案中，负责办案的工商机关最终未将厂家的鉴定报告作为认定违法事实的证据而决定销案，并将已扣押的服装返还给某服装店的做法是恰当的。

2.应仔细审查厂家（商标注册人）出具的鉴定报告的真实性。现实中，有些厂家对商品销售有区域性划分规定，并且禁止区域间互相流动（即“串货”）。因此，有些厂家会通过出具虚假鉴定报告的方式，借助工商机关的执法办案来惩罚那些“串货”的经销商。此时，工商机关应要求厂家就其鉴定报告明确提供区别商品真假的依据，如商品防伪标记、条形码、生产批号等，否则对该鉴定报告应不予采信。当然，工商机关应对厂家区别商品真假所涉及到的商业秘密予以保密。

3.应注意审查厂家（商标注册人）的鉴定报告中所鉴定商品的代表性。在现实中，有些售假者会采取真假商品混装的方式，此时如果采取随机抽样鉴定的方式，很难保证样品具有代表性，容易出现仅根据样品的鉴定结果推断出全部商品均为假冒这一以偏概全的结论。因此，笔者认为，在对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进行鉴别时，不应轻易采用随机抽样鉴定的方法，鉴定的范围应包括所有涉案商品，切实体现“以事实为依据”的办案原则。□袁夕康

（二）笔者认为本案中的湖南经销商超出合同规定的区域销售服装，违反了与厂家签订的品牌服装特许经营合同，属于民事合同纠纷，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工商机关无权查处。某服装店不构成商标侵权，工商机关依法不予立案查处。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商业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下称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以下称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作为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本案中，厂家授权给湖南经销商经营品牌服装，双方签有代理协议，即特许经营合同，符合此法条规定，属于《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调整的行为。工商机关不是特许经营活动的主管部门，此案不属于工商机关管辖的范围。

厂家与湖南经销商签订特许经营合同对销售区域作出规定，应受《合同法》调整。湖南经销商超出特许经营合同规定的区域，销售服装给某服装店，厂家可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湖南经销商应承担违约的民事责任。本案中某服装店销售的服装是从湖南经销商处购入，并有进货凭证、银行付款凭证、执法人员与湖南经销商通话记录等证据证明，其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工商机关对厂家的举报应依法受理，然后根据调查结果给予答复：不予立案，并建议其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于“串货”案件，笔者认为最佳的处理方式是通过行政告诫、宣传教育的方法，增强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对商标注册人的投诉或举报，如果确定属于“串货”行为，工商机关原则上不予立案，可建议其寻求法律途径予以解决；对当事人应批评教育，同时讲解《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知识。

□段和生

（三）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商标注册人出具的鉴定报告是否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的问题。

鉴定报告首先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行政程序中采用的鉴定结论，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向鉴定部门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并应有鉴定人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通过分析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说明分析过程。”本案商标注册人虽然具有鉴定资格，但其出具的鉴定报告没有说明鉴定方式、方法和假冒商品的具体特征，不符合上述形式要件。另外，鉴定报告与其他证据之间应当具有一致性。商标局《关于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及标识鉴定有关问题的批复》（商标案字〔2005〕第172号）规定：“被鉴定者无相反证据推翻该鉴定结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该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予以采纳。”但本案中厂家出具的鉴定报告与其他证据之间具有明显矛盾，由现有证据无法得出涉案服装是否侵权的结论。由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某市工商局作出销案并退还扣押服装的决定是正确且必须的。

对原文所述第二个争议，笔者认为，既然办案人员调查所取得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服装系假冒商品，就应当认定当事人不构成侵权行为。当事人没有“自证清白”的义务，某市工商局通知服装店负责人提供涉案服装是真品的证明材料这一做法不妥。“疑罪从无”的法治理念也应当在行政执法领域得到贯彻。

针对工商机关在执法实践中经常接到的“串货”举报，笔者认为，对单纯“串货”的举报，因为涉及代理商与厂家之间的合同纠纷，工商机关无权查处，不宜介入；若同时兼有假冒商品的举报内容，则要在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作出相应处理。□陈 萍

（四）笔者认为，对涉嫌“串货”的举报，工商机关处理时应谨慎采取强制措施。根据《商标法》 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是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物品，工商机关可以查封或者扣押。可见，要采取强制措施，必须“有证据证明”涉案商品是侵权物品。如果投诉人只是出具鉴定报告，没有载明鉴定的方式、方法、真假区别依据等，不能起到“有证据证明”的作用，就不能采取查封或扣押的强制措施。

工商机关应投诉人的请求，可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证据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并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投诉人提供相应的担保。此外，工商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要合法、公正、及时地调查收集证据。让当事人限期提供证据只是收集证据的一种方式，不能因为当事人拒绝提供证据便作出对其不利的行政处罚。

□丁丽梅

（五）1.笔者认为，在商标行政执法中，工商机关采信商标权人出具的涉案商品为假冒的鉴别意见，务必排除合理怀疑。

据原文介绍，通过感官检查，涉案服装及标签的品质、外观，与商标权人认可的或者有证据证明已上市的同种类、同规格甚至同批次的真品服装无差别。某服装店负责人主张涉案服装为真品，提供了进货凭证和银行付款证明，并说明了符合情理的进货渠道（其供货商是商标权人授权的外地代理商，该供货商虽未出具书面证词，但电话确认涉案服装是其供应的真品）。

此情形下，商标权人出具的仅有假冒结论而无合理理由、依据，且未说明理由、依据的鉴别意见，属于未能排除合理怀疑。涉案服装有可能是“串货”的真品，商标权人有可能为打击“串货”行为故意将真品鉴别为假冒商品。经工商机关催促后，商标权人在合理期限内仍不能提供鉴别涉案服装为假冒商品的合理理由和依据，说明其未能证明涉案服装为假冒商品。为此，即使商标权人承诺承担法律责任，也不能采信其出具的鉴别意见。据此，工商机关应作出无证据证明涉案服装为假冒商品，侵权事实不成立的认定，决定销案并告知举报人。

如果工商机关能够调取证据，证明以下事项：A.涉案供货商确系商标权人授权代理商（有代理协议或商标权人认可）；B.涉案服装系该供货商供应（如物流运输单据或其他交易凭证，或供货商电话录音确认）；C.涉案服装及标签的材质，与同规格、同款式、同批次真品之间，通过微量物证鉴定，具有同类性和同一性。此情形下，除非商标权人提出确凿的相反证据，否则，工商机关应当认定涉案服装为真品，侵权事实不成立，决定销案并告知举报的商标权人。

2.采信商标权人出具的鉴别意见之所以要排除合理怀疑，是基于三方面原因。

首先，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应当符合法定形式，并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六十二条则明确，如果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或者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或者鉴定结论错误、不明确或内容不完整，法院不会采信相关鉴定结论。参照法释〔2002〕21号第三十二条，工商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对鉴定结论除应当核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鉴定资格及签名盖章、鉴定结论的形式和内容外，还应当核查鉴定程序、鉴定方法、鉴定依据是否科学、是否符合规定。无论涉嫌违法者对鉴定结论有无异议、能否提供确凿充分的相反证据或理由，都不能免除工商机关上述核查责任。

其次，虽然商标权人对自己产品和标志具备哪些特性以及涉案商品是否自己生产，具有相应的发言权和鉴别能力，但商标权人出具的鉴别意见属于鉴定结论还是属于书证，应结合个案具体分析。如果商标权人运用科技手段或者专门知识，对涉案产品的成分、结构、风格、口感等特性，以及标签包装的特性，与自己产品是否存在同类性和同一性进行鉴别和判断后，出具的书面结论符合法释〔2002〕21号第十四条的规定，应当作为鉴定结论使用，具有更高的证明效力。如果商标权人出具的鉴别意见不具备第十四条载明的全部内容，或者仅仅根据涉案产品型号、款式，所标批号或日期、所用包装标签是自己从未生产过或使用过的，就鉴别其为假冒商品的，应当作为书证使用。也就是说，鉴别意见是否载明合理理由和依据，影响其证据类别和证明效力。

最后，商标权人与涉嫌侵权者是利益冲突的双方，工商机关无论是否采信商标权人出具的鉴别意见，都有可能被其中一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若不采信鉴别意见，商标权人可能以工商机关不作为为由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但商标权人首先要证明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要证明涉案商品是假冒商品。此情形下商标权人的证明责任，与其对涉嫌侵权者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时的证明责任是一样的，都必须有合理的理由和依据，否则，其起诉工商机关不作为的理由就不成立。若采信鉴别意见，涉嫌侵权者可能以乱作为为由起诉工商机关。此时，工商机关首先要证明涉案商品是假冒商品。此情形下工商机关的证明责任和难度，不会低于商标权人直接起诉涉嫌侵权者时承担的证明责任。因此，从防范执法风险、合理分担证明责任、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角度来讲，工商机关务必核查商标权人鉴别意见的合理性、真实性，排除合理怀疑。

□黄璞琳

（六）1.本案中厂家出具的鉴定报告不能直接作为认定违法事实的证据。厂家是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其作出的鉴定报告应当属于证据种类中的证人证言。如果工商机关以厂家的鉴定报告作为主要的定案依据，一旦发生行政诉讼，极有可能败诉。

2.打击“串货”行为是企业自身的职责，工商机关不应介入。“串货”与假货有本质区别。“串货”是跨地区销售的企业在管理中常见的问题之一，损害的是其他地区经销商的利益，销售者所串之货属于真品，不存在商标侵权的违法事实。

笔者认为，对“串货”行为，执法机关不能不作为，也不能乱作为。最佳的处理方式是充分利用行政告诫、宣传教育的方法，增强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对于商标注册人的举报投诉，原则上不予立案，但可告知其调查情况以及出具虚假鉴定报告的后果，建议其寻求其他法律途径解决。□蒋春华

本案中的鉴证材料有效吗？

2011-08-02 09:54 案情：

A科技有限公司委托B对外贸易公司从马来西亚购进一批嘉实多润滑油用于销售。工商部门接到上海某知识产权咨询公司打假人员举报，称该批商品涉嫌侵权。执法人员对A公司仓库进行检查，当场查获尚未销售的嘉实多润滑油1000余桶，货值10万元。商标持有人嘉实多公司授权嘉实多（深圳）有限公司作为鉴定人辨别商品真伪。经现场鉴证，涉案润滑油为假冒注册商标商品。

分析：

在本案调查过程中，A公司对鉴定权的行使主体提出异议。A公司认为，涉案商品是从马来西亚进口的，中国境内的嘉实多（深圳）有限公司无权鉴定。A公司表示，只认可商标持有人或者法定检验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办案机构没有采纳A公司的意见。

办案机构认为，商标权利人出具的鉴证材料属于书证，不是鉴定结论。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形等形式所表达和反映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书面文件或其他物体。相关法律规定对书证的制作主体和制作程序没有特殊要求。除公文和公证书等特殊文书外，书证一般没有固定格式，不需要对书证制作单位和人员的资格进行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商标权利人有权对涉及其注册商标以及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厂名、厂址的有关事项进行辨别和认定。根据《关于鉴定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真伪问题的批复》，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真伪，应由该注册商标的合法使用人或者法定检验机构鉴定。在双方鉴定结论不一致的情况下，如果注册商标合法使用人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结论是真实合法的，则应以注册商标合法使用人的鉴定结论为准。

在本案中，商标权利人嘉实多公司是依英国法律设立的英国企业法人，授权上海某知识产权咨询公司代表其处理中国境内的相关知识产权事宜，授权嘉实多（深圳）有限公司及其上海和广州分公司鉴别涉案的嘉实多润滑油产品与包装的真伪，并签署了相关鉴定文书。A公司提出异议后，投诉方通过实物对比证明了涉案润滑油属于侵权商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案机构查处了A公司的违法行为。

□天津市工商局西青分局 任 毅（本案例由天津市工商局法制处选送）

第三篇：20130415-人民日报-评唐慧案-尽心呵护公众对法治的信仰

人民日报刊文评唐慧案：尽心呵护公众对法治的信仰

王石川，新闻中心-中国网 news.china.com.cn时间： 2013-04-1

5要通过对一起起司法个案的公正处置，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深深熔铸于公众的心中。

“我还要上诉。”日前，“上访妈妈”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案被一审驳回，走出法庭之后，她掩面而泣，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无独有偶，浙江杭州强奸冤案当事人张高平出狱后，表达了相似的心迹：我这十年吃尽了苦头，流干了眼泪，但是我的心没死。我始终坚信法律是公正的。

作为一位母亲，今天的唐慧无论对女儿的不幸经历多么痛心疾首，对自己受到的劳教处分多么不服，都没有采取有违法治的过激行动，而是选择依法诉讼去坚持自己的主张；作为一起冤案的受害者，张高平哪怕在囹圄之中也不自暴自弃，始终坚守着“正义虽然迟到但不会缺席”的信心。这份对法治的朴素信仰，令人为之动容。

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小到文明过马路，大到依法治国，法治的根基在于公民发自内心的拥护，法治的伟力源于公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唐慧和张高平这些普通公民对法律的敬畏和坚持，正是我们建设法治中国最可贵的民意资源。

没有信心，就没有信仰。让公民信仰法律，法律须给公民以信心。这就需要执法者公正对待公民的合法诉求，像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那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一个个“官司”，都是一面面法治的镜子，也是法治建设的一级级台阶。从执法到司法、检察机关，都应悉心聆听当事人的心声，善待他们的合法诉求，通过对一起起司法个案的公正审理，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深深熔铸于公众的心中。张高平叔侄案中，有了新疆石河子检察院张飚、高晨等检察官的努力，有了河南省检察机关的积极配合，有了浙江省高院勇于纠错的举动，才有了一宗错案的沉冤得雪。正是司法机关的合力行动，给人们的法治信仰输入了强大的正能量。

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法治。在这样的意义上，每一个判例，都是公众法治信仰的基石；而每一次失误，都可能导致信仰的崩塌。具体到唐慧案，除了关注“劳教决定是否合法，撤销决定是否意味着必须赔偿”的争议，公众同样希望看到湖南省政法委兑现去年8月作出的承诺，彻查唐慧女儿被逼卖淫案，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在这起始终伴随争执和猜疑的案件上给社会一个清楚明白的答案。

公众关注唐慧案，既是对一位母亲锥心之痛的同情和关切，更表达了对改革劳教制度的急切呼唤。随着人民群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更加强烈，我们需要在司法改革与法治文明建设方面做更大努力。事实上，推动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近年来不曾停步。今年1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包括劳教制度改革在内的四项改革。在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劳教制度改革方案正抓紧制定，年内有望出台。人们对此充满期待。

党的十八大重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进一步树立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成为立法者的不懈追求，让公正文明执法成为执法机关的共同意识，让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让法治不仅成为一种治国方略，更成为一种全民自觉的生活方式，则法治中国可期，公平正义长在。

第四篇：对劳教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其现实困境的政治思考

戴韶华

如果从劳教制度创立的政策依据──195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算起，该项制度在中国已经有50多年的时间了，基本伴随著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劳教制度随著国家的政治形势在发生著变化──不断完善的变化，并表现出极强的政策性和随意性。这项土生土长的制度非常具有中国本土性，其创立和发展过程展现了中国人的创造性和特有的政法观念。「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大创举，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然而在依法治国的战略推进中，劳教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及其造1成的弊端非常明显，在国际国内经常成为人们诟病的话题。尽管其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至今为止没有一部法律作为其存在的支撑和显而易见的违反法律程式的事实，使得这项制度经常有「存、废、改」的争论，不得不面对几乎走到尽头的困境。根据最近的新闻报导，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劳教立法列入立法规划，名称为《违法行为矫治法》，这一消息意味著这项制度最终将走向合法化。

一、超越法律的惩罚措施

劳教制度经过50多年的发展却成为几种相关法律冲突的焦点，包括与《立法法》、《行政处罚法》、《刑法》等，直至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在我国法制体系不断完善，党和国家提出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今天，劳教却几乎成为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难以攻克的堡垒。我们反思劳教制度发展的过程，50多年的时间为甚么会走到这样一个地步，尽管在不断完善。考虑到我国建国后前三十年的特殊情况，即使从改革开放算起也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为甚么劳教制度还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造成今天这种情况的原因到底是甚么样的阻力，是不是反映了在高调法治建设的外表下，中国真正核心的东西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是否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惯性中的根深蒂固的本土性的传统的作用──这是法治化进程中最难改变的。但究竟是现代法治产生的西方背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的原因，还是革命的历史进程所造就的观念、政治制度与法治的本义之间的磨合过程，亦或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样，在国际国内的批评声中，劳教制度还在有条不紊的运作著，在运作的过程中，有几个转折性的带有进步意义的变化。

1957 年国务院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劳动教养不仅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措施，还是避免失业的措施。1982年国务院转发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

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劳动教养不仅是一种强制性的教育改造措施，而且还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从而使劳动教养与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相区别。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指出：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这一定性在1995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和劳教工作的通知〉中得到确认，通知规定：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

劳动教养制度在国务院、最高法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下发的办法、决定、规定、通知等的依据下，但却进行著超过刑法规定的限制公民自由的处罚方式。尽管在劳教制度的定性问题上人们有很大的争论，这里我们不想过分拘泥于对其性质的争论，只是通过对劳教发展过程的梳理对这一制度发展进程中所蕴涵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本土资源包括正面、负面因素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为甚么劳教制度能够在长时间内「明目张胆」的在各种置疑和冲突中岿然不动呢？人们对其不足的分析不可谓不透彻，对劳教制度的改革的方法和方向其实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关键问题是法律在与权力的较量中，其渗入高层关注的社会力量、特定群体和特殊事件等方面没有形成特定的情境。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其实是对现代宪政制度提出了一种挑战。宪法确立的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任意剥夺的条款，对公共权力机构剥夺人身自由所作的实体上的限制在劳动教养制度中都遭到了破坏。但比劳教制度更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被闲置更能引发人们的思考，即使有孙志刚这样的特定事件和有被称为「宪法诉讼」第一案的齐玉苓案，也并没有达到人们想要的目标，违宪审查程式并没有被启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条文也没有成为判例。所以，从这个问题上，再来理解劳教制度的问题，既然我们没有违宪审查的程式，宪法也没有司法化，那么劳教制度违反了宪法规定，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同其他法律有冲突，又能怎样呢？

劳教制度的发展过程从其最初的安置就业的目的到强制教育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再到九十年代的行政处罚的定性，政治的内涵不断减弱，法律性和规范性逐渐增强，但并没有完全纳入到法治的轨道。在这个过程中，曾经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国家稳定、社会形势变化的需要，斗争的内容从国内秩序发展到国际人权斗争。这是因为作为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但又习惯以革命党姿态主宰国家与社会政治生活,将宪法与法律束之高阁,「自建自毁,导致说有却无、说无却有的法律虚无状态。」「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增进对法律的尊重」 ,而且「革命可以对任何人实施任

23何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与法治是对立的。劳动教养制度作为阶级斗争与政治4运动的「革命」产物,在与宪法与法律冲突的情况下仍可以大行其道,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改革开放以后法治进程的加快使得劳教制度也逐步规范化，但劳教制度仍然在政

府的控制下，甚至成为个别领导人打击报复的工具，程维高和慕绥新把告他们的人关入劳教所，正是利用了劳教制度在范围、物件、程式、法律依据等方面的模糊性。

劳教机关作为国家的政法机关，与国家政权有著非常密切的关联度，而这牵涉到国家的稳定和核心权力的行使，这些领域的改革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劳教制度正处于改革的最后的堡垒──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之内。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劳教制度中的法律法规更多的体现了一种国家对社会、公民的控制的功能。从劳教制度整个发展的过程来看，伴随著社会形势的变化，劳教的相关规则如劳教的范围、期限、自由度等都在随著形势在变化。劳教与其说是一项法律制度，其实不如说是逐渐成熟的一种处罚措施。是在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的一种对法律不完善的补充。

劳教制度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对自由的限制的法律依据与宪法和《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矛盾以及程式上不符合司法理念，时间上的不确定，这些问题牵涉到人权、自由在一个国家的地位和所引起的社会反应。建国以后的革命传统和政治氛围，使人们已经非常习惯「积极的自由」。从政治经济体制和法治观念上没有一贯的连续性，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说，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毛泽东又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6目前来看，劳教制度更多的是受到学者们和一些人大代表的批评，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普遍的置疑，反对的声音较弱。这说明人们的权利意识和社会的声音并没有真正使这项制度达到不得不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而只有当这种危机可能会影响到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和地位、合法性时，这样的问题才会像收容审查制度一样被取消。诚如伯尔曼所言：「法律既是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习惯自下而上发展的，又是从社会中的统治者们的政策和价值中自上而下移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缺一不可。但现实

7的问题是「一个人治与权力的文化要转向法治与人权的文化，而这一转变过程又必须依赖权力为主导，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其难度决不亚于中国古代的「蜀道」。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8

二、夹缝中的生存──社会的需要与人性的复杂、体制的转型

劳教制度造成的我国事实上存在的三重处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的缺陷所造成的其他两种处罚体系的不足，同时它更多的是服从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修修补补。这种情况从根本上源于我国法治建设的不健全和社会习俗对法律的支撑的不足，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逐渐走向合法化的一种手段。在劳教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现代的法治观念，而主要是如何更好的为国家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服务。我国的法治建设虽然有「建构论」和「本土资源论」的争论，但现实中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建构，而劳教制度显然更体现了这一点，它是国家权力支配下的一种本土化建构，现在又加入了一些西方法治化的观念和制度操作上的程式。尽管劳教制度在不断完善，然而，由于其自身存在的难以定性的尴尬局面，使得它的存在有很大的争议。其处罚对象从阶级斗争中没有敌对性但政治上又无用的人，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之间的顽劣分子，劳教的工作物件定位在一种拾遗补缺的地位，这种地位在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意识还不强烈的政治社会，把那些被打击的人认为是敌人而没有任何疑义。但当今社会，人权、权利意识的增强，使得劳教制度的弊端无疑充分的暴露出来，而且还常常成为国际斗争中的一个把柄。虽然我国对此也做出了回应，但对劳教的行政处罚的定性进一步加剧了法律依据的混乱。国家并没有介入存废之争，但最近把劳教制度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说明劳教肯定不会废除，但改革是必然的。尽管人们对劳教制度的置疑声不断，然而，劳教的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仍然使得它有很强的生命力。

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流动人口很多，犯罪率较高。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强盛需要给公民更多的自由以充分焕发公民的活力，但另一方面，我国从总体性社会转入国家和社会、公民分离的社会，而公民的自组织能力不强，这个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形势，特别是稳定的形势就成为重中之重，劳教就必然成为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控制社会稳定的措施而存在。改革开放前，户籍制、行政制、单位制、身份制等制度把人们能够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生活小圈子里，但市场经济的逻辑所造成的广泛而充分的个人自由，使得人性中丑陋的、不道德的一面更多的暴露出来，而法律的不健全和滞后的现状、特点，使得社会上的失范行为非常普遍，改革开放过程中对社会稳定的需求和国家从全能型政府向法理型政府转型的过程中对社会的控制的需要使得劳教制度在时间、程式、手段等方面对处于社会、政治间隙中的对人的控制更便捷和易于操作。「国家用法律达到的核心目标是保障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因此，权力快捷有效的行使就是中国法律的精神。」公共安全在社会

9稳定中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当然更主要牵涉到党的群众基础的稳固和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劳教主要就针对法律和制度、政策中对人性之恶难以控制的弊端，承担起维护基本社会秩序的作用。既然有这么显著的社会需要，那么其自身的缺陷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尽管学者们认为在客观损害程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裁轻重规格这一层面上,治安处罚与刑法处罚是相衔接的,其间并无空隙。劳教并不是在这一层面上介于它

们两者之间,而是另一层面的问题,即通过行为侧重反映行为人的劣根性(行为造成的客观损害虽不严重但从行为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习深重,对社会安宁构成威胁),注重对行为人的教养处遇。于是弥补了刑法的结构性缺损,劳教制度与刑法形成功能互补格局。10

劳教能不能作为第三种处罚手段，更多的应该从实际的后果和事实中的作用来看待。尽管国家把劳教定性为行政处罚，但劳教事实上是一种具有刑事处罚特征的行政处罚手段。强世功的研究表明，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为了统合社会，尤其是广大乡村社会，发明了一套全新的组织和动员技术──权力的组织网路。这个网路包括组织技术、民主动员技术、化解矛盾的技术等一套权力技术组合。在这种技术组合中，共产党政权的法律形成了自己的新传统。

我们目前的社会运行，并没有真正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因此，在治安处罚和刑事处罚之间或在事实的认定上有许多问题并不完全是法律所能决定的问题，在违法、犯罪与道德之间有著巨大的空间，即使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也有很大的躲避空间，人权、权利、公民意识特别是官民之间的关系、公与私的关系等这些法治运行的基础性的观念和文化并没有成为社会非常普遍的共识，人性化的措施和政治上的改革、法治的进步更多的是上层的主动与自觉以及与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互动，人们普遍的法律和权利意识并没有成为社会的决定性的力量，人们分散成无意识的社会群体在不自觉的履行著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且非常缺乏制度性的表达自身利益和要求的管道。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法治（而不是局部的和暂时的有序）只有在这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并大致形成了秩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法律本身并不能创造秩序，而是秩序创造法律。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劳教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1

2劳动教养的合理性根据必须从其产生的历史情境中去寻找。建国初期，国家试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元化的社会结构。当时，个人的一切都是由党和政府来安排的，清出政府机关的旧的社会成员，总要有所安排。在当时的镇压反革命的形势下，劳动教养更多的是一种体现共产党人道主义的策略。因此，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然而，劳动教养在执行方式上所具有的一些「人道」、「宽松」的特点，已经被其适用范围的恣意化、持续期限的长期化和适用程式的非正义性所掩盖。1957年后，劳动教养制度已完全沦为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的工具,沦为执政党推行政治强权的工具。虽然在具体安排上,还有就业安置的做法,但已不是此前针对社会特殊群体的保护性做法,实际上是对所谓阶级敌人、政治对手的政治与人身的双重迫害。

当前的社会状况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决定了党和政府不能也不应该控制一切资源和机会，国家和社会、公民相对分离，党和政府的权威更多的依赖于法律基础上的执政能力，所以，党和政府没有权力运用剥夺公民自由的强制性方法进行结构安排。如果这样作，对党和政府来说就是不正义的。而「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既已违反法律,又能

成为法外之「法」,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制度有助于扩张政府权力,有利于政府高效率地解决社会行政管理中的诸多实际问题。所以虽不够名正言顺,但仍能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14

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角色相似，劳教制度在维护权力运行和社会稳定方面，在法律不便于行使的地方充分展示其模糊性的特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两规』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满足现行体制下惩治腐败的需要。」「我不能毫无疑问说党内的『两规』不与宪法规范相冲突。由此可见，『两规』之措施确实包含著党纪高于法律、『党治』高于『法治』的因数。」党的地位和宗旨决定了党一直就

15拥有这样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合理的特权。正如罗素所言，「中国总是一切规律的例外。」在自由与秩序之间，当前乃至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更多的需16要秩序。所以，劳教制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是在政治与法律的缝隙中的一种现实合理性。

从劳动教养的「合法性」根据上看，其表现出极强的政策性，法律的限制性作用明显退缩在刑事政策之后。劳动教养可以定义为：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人或者构成犯罪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就劳动教养物件范围而言，我国公安机关即人民政府拥有广泛的可以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行政权力，几乎一切给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秩序和政府履行行政职能制造麻烦的人都可以被送往劳动教养。更本质的问题是，劳动教养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性质上的变化，体现了国家行政权力作用方式的变化，但是，行政权力的边界的不受限制性则基本上没有甚么变化。劳动教

17养与普通的行政处罚和刑事追究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显的法律界限，而处于随意游动的态势。更有甚者，一些因为证据不足而达不到逮捕条件或者被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的嫌疑人，都被公安机关以劳动教养的方式做出了「处理」。

长期以来，我国处理法律和政策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一般原则是，法律让位于政策、政策优先于法律。当然，毛泽东也曾经强调过，必须尊重革命的法制，理由在于两点：其一是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其二是维护革命秩序。我国长期以来不曾有过「法治」

19意义上的法律，法律是而且始终是政策的工具。因为在建国以后的历史上，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不仅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实际上，政治始终需要并且始终会「创造」新的敌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成为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敌人，是合乎政治逻辑的。邓小平当时针对打击不力的状况明确提出，「严打」就是要把严重刑事犯罪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我们一直坚持对各种敌对势力、反革命分子、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实行专政，决不对他们心慈手软。」由此可见，「严打」政策的另外一个重要意象

20是，「严打」意味著将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作为「敌人」对待，严重犯罪分子是而且始终是专政镇压的对象。既然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专政的对象，是敌人，那么那些违反

社会治安，对社会具有危害倾向的人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在八十年代，劳教作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既然整个社会强调的是秩序，那么国家政权的强制性就大于社会的权利和公民个人的自由，即使有法律的制约，法律的落实也会受到权力的暗中阻隔和因社会力量的不足而造成事实上的权利的失落。因此，从最宏观的角度来讲，在我国，劳教制度在连接政治与法律的道路上缓慢前行。

三、徘徊中的改革

劳教制度50多年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规范化的过程，其中前二十年主要是在一种阶级斗争的思路下，处理敌我矛盾中的一种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政策，文革后演变为一种法制化的惩罚措施。这和我国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劳教制度的发展过程既体现了我国法治进程的成果，但同时也体现了我国法治进程的滞后和观念上、操作上的旧习惯。不能用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法治来要求劳教制度，即使其他相对规范的司法部门及其相关的法律规范也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维以及革命文化和思维所造成的观念是法治进程中需要突破，但也是必须依赖的基础。从制度上说，建立在这两种文化和思维基础上的制度当然不可能很快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治观念。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最根本的问题是实用和为了当前和以后时期的中心工作，至于措施的合法性并不是最重要的，所谓的 「良性违宪」就是这种社会形势下的生动写照。党和政府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起著决定性的作用，改革的深入使得权力的影响和社会、市场、企业、组织、公民的作用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权力行使的规则朝著透明、有效、受到社会的制约的方向发展。但权力关系的调整无疑是改革最深层次的改革，牵涉到权力的行使和利益的关系。因此，劳教制度改革缓慢的背后无疑体现了权力与宪法、法律之间的较量，也反映了社会的力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环境的关系。「五十年间的中国国情，构成了此间中国立法的基本环境。……立法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没有确定性，这一现象就与国情中的一些因素有直接而深刻的渊源关系，首先就是与国情因素中的人治因素相联的，就是国情中人治因素的一种表现。……人治的突出特色之一，在于它使国家活动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即使劳教制度的改革进入到有司法程式，但包括司法部门在内仍然处于政府的管制下。尽管司法独立的声音很高，但从政治上我们已经明确不照搬西方的制度，所以，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行使和社会形势的关系。劳教制度中权力的行使尽管不完全合法律的规定，但只要有党和政府的支持作依据，就有了远大于法律的合法性。而且，现实中部门、单位的档和规定往往高于法律，并直接牵涉到个人的前途和利益，因为我国没有违宪审查和抽象行政行为不能被起诉。进一步讲，无论是从政治环境还是从和其他法律的一些关联来看，劳教制度都有很大的生存余地，尽管它和其他的法律甚

至宪法都有冲突，但宪法、法律及其操作中的缺陷和不足其实足以让劳教制度不会受到甚么大的威胁。自晚清修律以来，行政和司法才从形式上实现分离。新中国创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司法和行政在体制上的区分沿袭下来了，但这种区分仅仅是功能性的。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司法只是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律运作的逻辑所服膺的是党政权力运作的逻辑。这种逻辑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末以来有所减弱，但依然不可小觑。正如苏力所说，「一种制度得以长期且普遍地坚持，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即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因此首先应当得到后来者或外来者的尊重和理解。」 2

2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政府和立法机构已经制订和颁布了许许多多的有关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且法律档和及其文本的文字数量可能并不少于西方的一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但当今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或者简单说，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还远远没有「入法」。

究竟是把法律视作为一种天地间之正义、人世间之公理的外在表现，还是仅把法律视作为主权者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这不仅牵涉到对过去传统中国社会演化路径及其变迁张力的深层理解，也与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和走向密切相关。

不仅劳教制度如此，即使作为主要的司法部门的最高法院，在某一时期，会特别强调司法为民、保障人权、化解社会矛盾、保护弱势群体。这些决策往往试图从公共利益出发，以纠正市场失灵状态下资源错配而导致的非效率和分配的不公正，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决策往往并非最高法院的主动行为，而是与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相关。转型时期的最高法院是在传统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双

23重压力下寻求权力运作的空间。一方面，它努力成为「法院」，在某种意义上要坚持法院独立、被动、中立的结构－功能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它又带有强烈的政法体制色彩，是一个科层制式的能动性司法机关。[24]劳教制度和机构存在同样的问题。但在劳教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已经提出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目标，这意味著权力的行使将会更加精确和透明，因为以往因为政府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性，很多政策可能变得非常的模糊。实际上，政策越模糊，权力就越大。政府官员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有时故意将政策制定得含糊不清，这样，官员的权力就会很大，越可以任意所为。现在的依法治国的方略尽管只是一个目标，但现实中政府权力的运行不能只当作一个目标，因为党和政府是否守法是取得合法性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在这种大背景下，随著意识形态和运动法治影响的削弱，劳教制度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取得自身的存在地位，这一行政性羁押措施都应被纳入司法裁判机制的控制之下，而不应再由员警机构或其他行政机关自行决定适用。既重实体又重程式，既重结果，又重过程，重视人权、人格，改变随意性，用一部成熟的法律作为工作的依据，这是劳教制度改进的必然趋势。

注释 2 3 夏宗素：《劳动教养制度改革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导论，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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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天价葡萄案引发的思考(刑法作业)

天价葡萄案引发的思考（刑法作业）

2003年8月7日凌晨，北京海淀区香山派出所的民警巡逻至香山门头村幼儿园门前时，发现有4名男子抬着一个可疑的编织袋。盘查后，警方获悉，该4名男子编织袋中为其偷来的47斤科研用葡萄。

据有关法律规定，在北京地区，盗窃财物价值1000元以上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一般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判缓刑。盗窃价值10000元以上的财物，是盗窃犯罪中的“犯罪数额巨大”情节，一般要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3个民工盗窃的葡萄价值数额巨大，不太可能取保候审。

再看看我们谈的“天价”葡萄，既然是投入了巨额资金，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苦心研制，林果所应知道其可能产生的内在巨大的价值，林果所应该预见到可能被偷的可能，而轻易的相信能够避免；再者，别说四名建筑民工，就是我们的法律专业人士，根据现有林果所的防范措施，也不会预见到这是投入了巨额资金和精力，且会产生“天价”的葡萄，况且四名民工没有任何的作案工具

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而本案中，四名建筑民工（违法者）虽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损害社会的结果的。但他们明知自己行为必然发生的结果也仅仅限于47斤一般葡萄的价值或多一点（以上已分析）的损害结果，而不是葡萄“内在蕴涵”的没有证明的无限价值的损害结果，也不是按实际投入计算出的葡萄价值的损害结果。

从另一方面来说，林果所的葡萄也是按一般葡萄或进一步讲按试验田的葡萄来进行防范的，在这样的安全环境下，在一般人看来，林果所的葡萄和一般的葡萄或试验田的葡萄没有多大的价值差别，甚至在我们的检察官、法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也不会预见到这样环境下的葡萄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四名建筑民工对自己的行为所明知或应知的损害结果也只有47斤一般葡萄的市场价值或多一点的损失。他们是不知更不可能知道这是投入了巨额资金和耗费大量精力正在研制的葡萄，更不知道天价为何物。

综上分析,四民工的行为并不构成盗窃罪。我认为，从葡萄价值还没有被科学证明研制成功，被偷的葡萄的物的价值而不是葡萄的技术价值，必要的安全防范义务的欠缺，四名民工的主观故意心态来看，结合刑法理论，四名民工不构成盗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