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梁丽案的思考
对梁丽案的思考
案情介绍：
案件的主角梁丽，女，今年40岁，是河南开封人，被刑拘前是某清洁公司员工，负责深圳机场候机楼B楼出发大厅的清洁卫生。案件发生在去年12月9，事发地点是深圳机场B号候机楼二楼出发大厅。当天上午8时20分左右，梁丽如常在机场候机大厅里打扫卫生。当她第一次走到19号登机柜台时，看到垃圾桶附近有两个女乘客带着一个小孩在嗑瓜子，她们中间有一辆行李车，车上放着一个类似方便面箱的小纸箱。过了五六分钟，两位旅客急急忙忙跑进安检门。梁丽第二次来到19号柜台垃圾箱旁，看到那个小纸箱还在行李车上，以为是她们丢弃的，左右看看也没有人，就顺手把小纸箱当作丢弃物清理到清洁车里。然后梁丽继续在大厅里工作。约9时左右，梁丽走到大厅北侧距案发现场约79米远的16号卫生间处，告诉同事曹某称自己“捡”到一个纸皮箱，里面可能是电瓶，先放在残疾人洗手间内，如果有人认领就还给人家。
上午9时40分左右，梁丽和其他清洁工聚集在3楼一起吃早餐，其间梁丽又告诉大家其捡到一个纸箱，比较重，可能是电瓶。这时另一名清洁工马某就提出去看一下，如是电瓶就送给他用于电鱼。
于是马某和曹某就到楼下放纸箱的残疾人洗手间，打开纸箱后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包包的黄金首饰。两人取出两包首饰一人分一半后就离去了。快下班时曹某看到梁丽，告诉她捡到的纸箱内装的可能是黄金首饰。梁丽不相信，来到那个洗手间从纸箱拿出首饰查看，并拿一件首饰让同事韩英拿到大厅内的黄金首饰店询问。韩英回来告诉梁丽，这首饰和首饰店里所卖的黄金首饰是一样的。梁丽以为韩英跟自己开玩笑，觉得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可能没人要，顶多是从路边小摊买的假首饰。反正是捡的又不是偷的，不如下班拿回家给小孩子玩或送给亲戚朋友。中午下班后梁丽就把小纸箱带回自己家中。
到了下午4时，梁丽同事曹某在她出租屋楼下喊，说你捡的东西，人家失主报警了。梁丽告诉曹某，说明天上班交上去不就行了。傍晚约6时左右，两个人来到梁丽家，说他们是警察，问她是否捡到一个纸箱。梁丽确认他们真是警察后，就主动从床下拿出那个纸箱交给他们。警察把梁丽一家人带到派出所。
原来，当天上午9时许，机场派出所接到了一位叫王腾业的男子报案，说自己是东莞市厚街镇永泰东路金龙珠宝公司员工，早上8时许在19号柜台前办理行李托运手续时，机场工作人员告诉他贵重东西不能托运，他于是马上到距离19号柜台22米远的10号柜台找值班主任咨询，却把装有14公斤黄金首饰的纸箱放在行李车上，而该行李车就停放在19号柜台旁边的垃圾桶处。10分钟后，当王腾业返回原处，发现纸箱不见了，便急忙向警方报警。
当天晚上，机场派出所便衣民警分别在梁丽、曹某、马某处找回了这批黄金。经鉴定，在梁丽处找回的首饰均为足金首饰，总重13599.1克，价值人民币2893922元；在曹某、马某处找回的黄金首饰分别价值106104元和66048元。
关于梁丽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人梁丽构成盗窃罪
广东嘉辉律师事务所卜伟松律师认为梁丽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从主观方面、主体方面、客观方面和客体方面，梁丽的行为都严重触犯刑法，涉嫌构成盗窃罪。即使如梁丽所说，误认为是旅客的遗忘物而取走，最开始对其价值判断存在认识错误，但符合秘密窃取的特征。在有证据表明这是价值特别巨大、属于别人的财物情况下，仍然把纸箱取回家收藏，即使对象认识错误也不影响罪名的成立。事先搞错，事后取财，也是要定盗窃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广东海信现代律师事务所律师田嘉认为，梁丽的行为肯定触犯刑法，但是属于职务侵占罪。田嘉解释，装金纸箱首先是东莞市厚街镇金龙珠宝公司的财物，该公司与深圳机场的运输合同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消费服务合同的关系，运到机场内，机场对属于旅客的财物有安全保障义务和临时管理的义务。
梁丽是受清洁公司劳务派遣到深圳机场的清洁工，她与机场之间形成工作关系，她与清洁公司形成的是隶属的劳动关系。其在机场内从事清洁工作，利用工作之便，侵占该机场所有或者持有的财物的，可以定性为职务侵占罪。如果不是清洁工，她就进不到机场，她去捡拾行李车的物品并储存在残疾人专用卫生间并拿回家，用到了职务和工作之便。第三种意见认为不构成犯罪
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律师尹恒认为，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梁丽有盗窃或侵占的犯罪故意，故梁丽理应是无罪。梁丽取走该纸箱的整个过程不属于“秘密窃取”，也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梁丽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从中午梁丽将纸箱拿回家，到案发不过短短几个小时时间，当曹某告诉她说失主报案了，她立即也说道“明天交”。警察一去，她马上将纸箱交给警察了，并没有拒不归还，或者拒不承认。对于这种行为人没有以所有人自居处分财产，仍然保管着财物时，只要所有人或其他权利人未要求归还，即使超过了归还期限，也难以认定为“非法占为己有”，不宜认定为侵占罪。
尹恒以为，梁丽也不是一点过错都没有，她的过错就表现为贪占便宜。但这仅仅也只是一种错误，而不是罪过。
如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学斌所认为的，根据案发过程来看，梁丽是以为那个纸箱是他人的遗弃物才拿走的，她并没有意识到纸箱里可能装有数额较大的财物，因此梁丽不具有盗窃的故意；后来，梁丽在知道纸箱中装有黄金首饰，显然不属于丢弃物后，没有将物品交公而是拿回家中，可见其主观上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意图。所以，梁丽的行为只是涉嫌构成侵占罪，而不应以盗窃罪定罪
笔者认为梁丽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其理由如下：
1、在主观上，梁丽没有盗窃的故意，梁丽认为纸箱是他人的抛弃物，她把纸箱当成废物丢进垃圾车。在当时她不知道纸箱里装的是金银首饰，当时她也没有盗窃他人财物的故意。虽然她的行为对于失主而言是盗窃行为，但是她自认为是捡抛弃物，她的行为属于抽象的事实错误，在我国，对于抽象的事实错误采用法定符合说，即在故意内容与客观事实
相符合的范围内认定犯罪，对于梁丽的行为应认定为占有抛弃物，而占有抛弃物在我国是不构成犯罪的。
2、在客观上，梁丽的行为不是秘密窃取的行为，梁丽“捡”到小纸箱是一个客观行为，黄金首饰是放在一个公共场所里面的，她事后也是一直告诉同事“自己捡到一个纸皮箱”，结合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其行为谈不上“秘密窃取”。
笔者认为梁丽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其理由如下：
纸箱没有完全处于深圳机场的保管之下，虽然机场对旅客及其财产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对于财产保护的责任主要在旅客，失主当时离开纸箱是未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虽然梁丽捡纸箱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但是当一个“抛弃物”处于一个公共场所时，任何人都可以去捡。另外，机场是一个公共场所，任何人都可以进去，清洁工在机场捡东西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笔者认为梁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其理由如下：
梁丽在捡纸箱时没有盗窃的故意，在捡纸箱时，由于事实认识错误使她的行为不具有非难性，当她知道纸箱里装的是金银首饰时，她以为是假的，她认为是捡的不是偷的，不如把那些东西拿回给孩子玩，她认为金银首饰已经属于她了，根据民间的习惯，当捡到他人的东西，只要失主没来要，该东西就属于捡到人，但是该东西在法律上仍然属于失主，当法律规定与民间习惯相冲突时，应遵守法律规定。因此，梁丽的行为属于侵占行为，但是构成侵占罪要求“拒不交还”的行为，当梁丽听到她同事说失主已经报警了，她说明天交出东西，后来警察到她家时，她交出了金银首饰，因此，她不构成侵占罪。
第二篇：观梁丽案模拟法庭有感
观模拟法庭有感
为响应“三位一体育人模式”，以及培养我们的实践能力，龚向田老师在实践课中组织我们观看了梁丽案的模拟法庭，作为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感想深刻。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二：一是那些同学的认真表演，当然不仅仅是表演那么简单。第二是梁丽案这个本身富有争议的案件。
我不知道那是哪个学校组织的模拟法院，不得不说，除了他们的服装比我们专业外，其他任何的硬件设施都比不上我们。然而他们的审判过程却做得比我们好，法庭上各个人员的严肃与严谨，我想这不是可以演出来的，而是在心里他们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法官，陪审员，公诉人，辩护人，被告，证人。这是我不得不学习的地方。
对于富有争议的梁丽案，我作为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来发表一下自己对这个案件的看法与态度。
基于已知的大致案情，关于梁丽案的定性，出现了以下争议：盗窃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下面对这些争议进行分析。
关于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盗窃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梁丽却不存在盗窃的故意。盗窃罪的故意，要求行为人自以为采取了为被害人所不知的“秘密窃取”的方法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然而，我们看到，梁丽并没有使用“秘密窃取”的方式来拿走这些黄金首饰，这些黄金首饰是被包在一个“破纸箱”内摆在机场候机大厅的垃圾筒旁，候机大厅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并不是私人空间，有理由相信，黄金首饰已脱离事主的控制，被遗忘在行李车上，梁丽从公共场所公开地拿走自认为是他人遗弃的东西，其行为并不是“秘密窃取”，不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我认为梁丽不成立盗窃罪。
而对于侵占罪，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的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即明知属于他人交与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而仍非法占为己有。那个装有黄金的纸箱虽然属于遗忘物，而梁丽本身的行为也属于侵占行为。但是有侵占行为，并不一定成立侵占罪。本案中，粱丽将金饰带回家后，没有变卖，没有逃逸，失主也没有找到她索要，她也没有明确表示拒绝退换或交出，事实上，公安人员找到她后，她已全部交还。公安机关的新闻发布会只说给她做了20几分钟的工作，并没有说她明确拒绝交还，即使她一开始没有交出，这20多分钟可以视为她的思想斗争，这与 “拒不交出”不可同日而语，“拒不交出”突出一个“拒”字，如，逃逸、擅自处分、公然明确肯定地拒绝等，本案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情形。所以，梁丽也不成立侵占罪。
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财物的目的。职务侵占罪要求利用职务之便，而粱丽利用的不是职务之便，而是工作之便，即利用清洁工的清扫工作之便发现并“捡拾”遗忘物；机场清洁公司可能有这样的规定，即对“捡拾”乘客遗忘的物品不得私藏私吞和必须交相关管理部门处理的规定，这一规定只是提醒式的规定，它不是实质性的创设义务，没有这一规定，“捡拾”遗忘物也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也应归还失主；更为重要的是，本案中机场或清洁公司的财产没有被“侵占”、没有损失。失主将物品遗忘在候机大厅这一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并
不必然就归机场或清洁公司所有或保管，被人“捡拾”走，机场或清洁公司并不必然需要赔偿失主损失。因此梁丽也不成立职务侵占罪。因此，梁丽被判处无罪是法院对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现。
再然后让我想起的就是梁丽案的“未判先议”的问题。诚然，这个现象固然会对判决造成一定的影响，也影响了司法的独立性。但是我认为从许霆案就可以看出，未判先议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也能起一定的司法纠错作用。
09级法学一班
刘洋（0908401034）
第三篇：梁丽曼普法教育读后感
读《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读本》有感
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已经接受法制教育。但是，事实上我们理解的法律知识，还比较少。还停留在杀人、放火、抢劫才是犯罪的知识层面上，其它一无所知。
读过《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读本》后，知道了犯罪有很多种而且受到的惩罚也不一样，弄明白了许多模模糊糊的东西。
我从小就听爸爸妈妈说，要做一个好孩子，不要调皮捣蛋;不要稀罕别人的东西，要老老实实的;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严格要求自己。譬如说过马路要遵守交通信号，拾到失物要归还失主等等。
所以说，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法律知识，并严格遵守，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孩子。
梁邹小学三年级九班
第四篇：对高中语文教学的一些思考 梁汉龙
对高中语文教学的一些思考
雷州白沙中学高中语文组
梁汉龙***
语文作为我们传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主要工具，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语文教学并没有完成我们因该完成的使命，相反，我们在贯穿终生的教育过程当中将原本该鲜活生动的语文变成了枯燥乏味的应试工具。的确，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特别是受应试教育的不良影响，教学模式化，教条化，功利化倾向严重。许多教师眼睛只分数，一门心思抠“知识点”，让学生整天挣扎于题海之中，不愿花精力引导学生将语文学习与观察社会，思考生活，感悟人生结合起来。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也被慢慢消磨殆尽，学起来耗时费力，效益低下。完全脱离新课标的教与学相结合。
一、高中学生语文学习的现状
当前，学生在语文学习方面普遍存在着缺乏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尤其是在初中语文与高中语文教学内容的不同和授课方式的不同，使得刚刚升入高中的学生在语文学习方面比较被动，突然对语文很陌生，根本无法适应高中语文的教学。怎样适应高中语文教学和怎样教好高中语文，是高中学生和高中语文老师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想取得语文教学的突破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见效的，所以高中语文教学一直都在艰难的困境中前行。
此外，示范性高中的学生普遍重视理科的学习和以体艺特色办学的高中的学生普遍重视专业课的学习。而近几年来，高中数理化的难度从未降低，学生既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做数理化的习题，又要花大量的时间于专业课训练上，这正与语文的自主学习相冲突，学生很少主动把时间花在语文学习上，再加上语文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花费时间和毅力进行长期积累，这需要学生的长期坚持，这也正是当前学生普遍缺乏的。所以，学生的语文素养不高实在令人堪忧。
还有，高中语文教材虽然一改再改，但经典的文章不够经典，新鲜的内容不够新鲜，语文教材很难调动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语文课也很少令学生感到兴趣盎然。语文老师在带班额大、作业多、考试压力大的重负下，每天疲于完成语文教学任务，很少有时间充电，无法为语文教学注入新活力。课堂上的千篇一律往往会使学生尚存的兴趣与热情逐渐消退，随之老师的热情也会随之减退，形成恶性循环，语文课变成了鸡肋一样的东西，或甚至成为学生理想的休息课，一到语文课，睡倒一大片。并且在语文课上，都是老师讲得比较多，而学生参与少，对学生训练不到位，有时在公开课上，只追求表面的热热闹闹，领导满意，教师本人以为成功，学生以为有趣。而太多的语文课上，学生没有更多的质疑机会，课堂上思维停滞，缺乏独特的感悟，师生间缺少强烈的思维碰撞。
这些语文教学现状值得我们深思。归根到底要思考的是：语文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语文课到底是什么课？只有真正弄清这两个问题，语文教学才能真正向着良性发展。语文是什么？语文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总和。语文课是什么呢？我非常赞同杨再隋教授在《呼唤本色语文》一文中对语文课提出的看法，“语文课是教师引导学生学习语文的课，是学生学习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是学生听、说、读、写的综合实践课，是引导学生提高语文综合素养的课 ”。
对语文的学习自有其规律，它不同于数理化学科的学习，学会了理论定理，再做几道练习题就能巩固，但语文也有自己的学习特点。例如婴儿能在听说环境下学会说话的，那么我们的学生对于语文的学习自然也离不开听说读写的环境，因此我们的语文课堂就应该为学生营造良好语文学习的环境。语文教师不能忽视语文学科自身的规律，也不能被高考牵着走，否则，就会使自己不知所措，也会让学生只追求表面的分数，最终语文的学习也是纸面谈兵。
二、高中语文教学策略的思考
每一届的高中学生都是与众不同的，面对不同届的学生时许多老师都会进行比较，有时感慨过学生一代不如一代，这就造成老师对学生先入为主，但毕竟时代在变迁，观念也在变，我们不能以老眼光看待现在的学生。学生毕竟是孩子，他们有他们的特点，他们有他们的追求与喜好。作为老师，我们的责任是了解他们，帮助他们不断地完善自己。语文教师的重要使命是就是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具备良好的语文素养和较高的听说读写能力。
在新课程标准之下，我们怎样上好语文课，怎样让学生能爱上我们的语文课程，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下面是个人的一些不成熟观点。
1、语文教学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语言运用学习，我们在备课时目标不妨简单些，要求不妨放低些，多一点交流，少一些功利，让学生在对语言文字的品读中感悟语文、学习语文、掌握语文。语文教学不必要追求表面的形式化，造成表面的热闹，内在的空洞；语文教学不必要极力追求讲求教学方法的多样化，让学生做我们教学实践的试验品；语文教学也不必要让铺天盖地的课件道具充斥课堂，我们知道学生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过多的课件道具只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造成本末倒置。不妨回顾我国语文教学的历史，古人更多的是在听读背诵中学会语文的，我们不妨借鉴：让学生该读的就读，该背诵的就背诵，该说的就说。
2、语文教学要打有准备之战，要求教师不断探寻语文教学的规律，在规律中才能求得发展。所谓有准备之战，即指语文教学要遵循规律，经过周密的思考，经过精心的准备，任何教学设计、教学活动都不能凭借语文教师的一时冲动而盲目进行，事先必须认真思考周密安排，遵循规律前行，才能有事半功倍之功效，否则会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语文课要注重和文本对话，注重语文的本质，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课外阅读，都要注重对学生语文基本知识、能力、方法、习惯等的培养。注重规律就要讲求计划。语文课堂教学不能没有教学计划，一学期有学期计划，每周要有周计划，每册语文教材要有授课计划，课文教学要有课时计划，作文要有具体的学期计划，做到有计划可依教学。在具体教学中，也不能是人云亦云的盲从，语文教师在备课时下足功夫，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有自己的想法，这也的课程才能达到新课标的要求。
3、语文教学与生活融为一体，学以致用，语文最终目的是服务生活，这是语文教师神圣的职责。语言文字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是人与人交往的工具。我们学习语言文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和生活。“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 ”，生活中处处有语文。作为语文教师，我们要充分挖掘语文教学资源，开辟语文教学新的途径，是语文更好的服务生活。
总之，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肩负着为大学、为社会输送大量人才的重任，这任务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教师全力以赴。
第五篇：对一起涉法上访案的思考
在今年开展的集中处理涉法上访问题专项活动中，固始县检察院在上级院、县委政法委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配合下，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妥善处理了一起历时8年缠诉不止的涉法上访案，为上访人马俊康、李洪芳解决了“低保”问题，被害人利益补偿问题已通过民事诉讼方式正在解决。上访人表示对案件的处理很满意，不再做无谓的缠访。该案虽然得到妥善处理，但作为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老大难案件”，其形成的原因值得分析，里面涉及的司法处理程序、各级各部门的处置办法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等问题，都不得不引起深思。
一、案件的具体情况1988年11月15日晚9时许，固始县城关女马文华在县蓼城影院看电影时，被犯罪分子用砖头猛击头部，致昏迷后，拖至该影院电机房下强奸，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公安机关侦查，确定城关青年张建军为犯罪嫌疑人。该移送起诉后，经几级院多次审查，最终因证据不足，信阳市检察院对张建军取保候审，至今没有结论。1997年以来，马文华的父母马俊康、李洪芳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要求公安机关破案，严惩凶手，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曾先后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高检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市检察院、市法院及县公、检、法部门申诉，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也曾批示复查，但都未能给被害人家属一个满意的答复。
二、马俊康、李洪芳涉法上访案的形成原因
1、被害人马文华案件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是该涉法上访案形成的客观原因。案发后，县公安局曾及时侦查，认定张建军为犯罪嫌疑人，但在审查起诉及庭审阶段，因证据问题，案件被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退回补充侦查后,张建军被取保候审至今。根据调查了解，该案的重要物证即被害人马文华身上的精液及致其死亡的留有血迹的砖块，先后经三个部门进行了鉴定。三个部门均是法律规定可以进行鉴定的机构，但三个部门的鉴定结论却相距甚远。根据现有法律规定，无法用一个鉴定去排除另外的鉴定，造成司法机关无法采信，使案件搁置。
2、精神损害及经济损失得不到补偿，是马俊康、李洪芳涉法上访的直接原因。马文华被害后，马俊康、李洪芳的家庭及本人在精神及经济遭受较大损失，但是马文华被害案长期不能结案，凶手未受到依法严惩，上访人认为被害人及家属的心灵不能得到慰籍，精神损失不能得到补偿。其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经济损失也不能得到补偿。马俊康下岗，李洪芳失业，本来就家庭生活困难，加之多次上访，又加重了经济负担。二人因此感到冤屈、失望，更加固执地上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3、法制观念淡薄是是马俊康、李洪芳涉法上访形成的社会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上访人带有明显的“同态复仇”心理。认为被害人及家属的心灵不能得到慰籍，杀人偿命，必除之而后快。而没有认识到惩治犯罪是司法机关的责任，在惩治犯罪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标准的基本准则。虽然马文华被害案没能依法严惩凶手，司法机关有一定责任，但司法机关也不能在证据问题的情况下冤枉一个好人，这是法制社会对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二是上访人认为在案发时公安机关及时破案，而后来凶手没有受到依法严惩，是在检察院及法院，对检察院及法院有意见，在上访时特别提出了这一点。但是，根据对该案的调查了解，案件的处理在程序上及在实体上都是合法的，也是妥善的和合情合理的，并无不当之处。在法律关系上而论，合法的就应当遵守。三是在其合法权益遭到损害时，只想到上访，而没有根据法律规定的渠道解决问题，比如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经济补偿问题等。反映了上访人法制观念的淡薄和法律知识的欠缺，也反映出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这一问题。
三、关于马俊康、李洪芳涉法上访案的思考回顾该案的处理过程和马俊康、李洪芳的上访历程，有一些问题值得深思。其一，应当进一步普及法治思想，使依法办事的思想深入人心，引导涉法上访人用好法律手段。涉法上访人的偏激上访，很多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根据法律规定多渠道解决问题，思想仍停留在“依靠青天”的思想阶段。有了这种思想，他们就不会想到案件在法律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而是一级一级的上访，想寻求所谓“青天”的保佑，这种思想不是民主与法制的思想，而是导致涉法上访的落后思想。应当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用先进的法律思想武装群众的思想，减少涉法上访问题。其二，各级领导应高度重视涉法上访问题。涉法上访问题不仅涉及司法公正，而且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在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各级党政领导和司法机关领导都要高度重视涉法上访问题，对重点案件的上访人亲自接待，认真研究解决的办法，加强协调和督查，狠抓落实。这样不但不会降低领导的威信，而且也促进了涉法上访问题的有效解决，得民心，顺民意，也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际行动，必将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三，该案反映出受害人的社会利益救助机制乏力。被害人马文华的家庭在遭受经济利益损失后，家庭生活困难，而不能得到社会的救助，使其心灵上遭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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