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起协议赡养案的评析

第一篇：对一起协议赡养案的评析

对一起协议赡养案的评析

[案情]原告：施宝英被告：丁振康原告施宝英与其夫丁克明（已故）共生育两子两女，被告丁振康为其长子。1989年，丁克明去世后，被告丁振康与其弟丁正其订立协议书一份，约定：从1990年正月15起，原告施宝英每月的一切费用计人民币40元，由兄弟两人各半负担；原告施宝英今后的医疗费用也由两人共同负担；原告现有财产由原告自行保管，待原告去世后，由两人各半所有。1998年12月，被告丁振康与丁正其又订立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从1999年正月起两人每月给付原告施宝英生活费增加到人民币30元。嗣后，被告丁振康按约给付原告施宝英生活费至2002年6月。2002年12月31日，原告施宝英突发脑梗塞并住院治疗，为此花去医疗费用15000多元。被告丁振康在原告施宝英住院期间未予照顾，也未承担相应费用。2003年2月，原告施宝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丁振康从2002年7月起给付生活费每月30元，承担10000元的医疗费用及今后的生活照料、患病护理和治病所需费用。

被告丁振康辩称，其无能力按协议履行赡养义务，原告的医疗等费用应依法由原告施宝英四子女共同负担。

[审判]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被告及原告的其他子女均应向原告履行赡养义务。原告要求被告每月给付30元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被告自2002年7月后未给付原告生活费，但原告并未因此举债，故原告要求被告补付2002年7月至起诉时的生活费不予支持。原告的医疗等费用应由原告的四个子女共同负担。据此，法院判决：被告自2003年2月起每月给付原告生活费人民币30元；原告为治病已花医疗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四分之一；原告今后的医疗、护理等费用也由被告负担四分之一。

宣判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但在二审开庭审理前，其不幸去世，本案终结诉讼。

[评析]对本案的一审判决，笔者认为有三点值得思考：

1、被告丁振康与丁正其关于原告赡养事宜的约定是否有效？

1989年，丁氏二兄弟为原告的赡养事宜订立了协议，在1998年又订立了补充协议，将 原告的每月生活费20元增加为每月30元，两份协议均在现行合同法实施前成立，因此对协议效力应依据民法通则中有关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来判断。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无效民事行为，民法通则也有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民事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丁氏二兄弟在订立协议时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协议内容也系两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有关原告的赡养事宜的约定都得到了原告的认可，丁氏兄弟二人通过订立协议的方式，主动承担起赡养原告的责任，不仅合乎公民道德规范，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法律规定。那么，协议中未约定原告其他两位女儿向原告尽赡养义务，是否会导致协议无效呢？众所周知，赡养对被赡养人来说是一种法律权利，对赡养人来说则是一种法定义务，作为被赡养人可以要求赡养人承担赡养义务，也可以放弃要求赡养人赡养的权利，因此在原告认可由丁氏兄弟二人尽赡养义务前提下，协议约定的内容并未侵害被赡养人的合法权利；丁氏二兄弟主动承担起赡养原告的责任，减轻原告两位女儿的负担，与法律规定并不违背，并不侵害原告两位女儿的合法权益，因此丁氏二兄弟关于原告赡养事宜的约定应为有效，两人就赡养原告的合意行为即是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被告丁振康应按约承担起自己赡养原告的责任。

至于丁氏兄弟二人在协议中约定，原告去世之后，原告的财产由两人各半所有，因未征得原告的同意，事后原告也未予追认，且法律对无权处分他人财产也未规定可以适用不作为的默示，因此丁氏二兄弟的该约定，因侵犯原告的财产所有权及原告两位女儿的财产继承权利，应为无效约定，但这不影响关于原告赡养事宜约定的效力。

2、原告未因被告不履行约定的给付赡养费及医疗等费用的义务而负债，是否就可以免除被告的责任？笔者认为，本案中原告有权依据协议约定，向被告主张给付生活费和医疗等费用。丁氏二兄弟就原告赡养事宜订立的协议，原告并未参加，因此本案中的协议属于涉他契约。在涉他契约中，若是权利涉及第三人，则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若是合同义务涉及第三 人，则是第三人给付合同。在本案中，丁氏二兄弟约定了向原告支付一定的生活费并承担原告的医疗等费用，涉及到原告的权利，所以本案中的协议属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利益合同以合同当事人间的基本合同有效及使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直接取得债权为成立要件，第三人利益合同成立后，毫无疑问，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均产生约束力，对第三人来讲，其有权直接依据合同请求合同义务人履行义务。在本案中，关于原告赡养事宜的约定有效，原告据此就享有向协议的双方，即丁氏二兄弟，主张给付生活费和医疗等费用的权利，因此原告要求被告从2002年7月起支付生活费并承担一半的医疗等费用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一审法院的判决认为原告未因被告未支付生活费而举债，对原告要求被告从2002年7月起补付生活费的请求不予支持，并判决被告承担原告四分之一的医疗费用，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是不正确的。

3、法院应否追加原告的其他子女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根据《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本案原告的其他三个成年子女都是原告的赡养人，都应对原告尽赡养义务。那么原告的其他三个子女是否也应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呢？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必要的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未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或者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追加。必要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标的是共同的。但在本案中，诉讼标的是被告在协议中承诺给付原告而未给付的每月30元的生活费及一半的医疗费用，这一诉讼标的与原告的其他子女并无关系，此与被赡养人要求赡养人承担全部赡养义务不同，因此原告的其他三位子女不是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法院不应追加他们作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

黄卫 管华

第二篇：对一起交警玩忽职守案的调查

最近，《每日说法》收到一封“鸣冤”申诉信，此信是由灌南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二中队的王军和包学勤口述的，他们在信中讲述了一起全国罕见的特殊刑事案件，而案件的主人公正是他们自己。他们因追截一违章摩托车驾驶员，致该摩托车撞树，驾驶员死亡，曾是人民警察的他们因此被法院审判，最终被判定玩忽职守罪，请看——王军、包学勤一案的基本案情王军，系灌南县公安交警大队二中队民警，兼执勤小组组长，包学勤系该大队合同制工人。2002年6月2日上午，王军带领包学勤、唐文金等人在214、306线执勤巡逻。巡逻途中，查扣了一辆无牌无证的二轮摩托车，由包学勤（着警服）驾驶在巡逻警车前面行驶，10时许，包学勤至本县李集街东侧十字路口时，发现一人（即本案中受害人钱培佳）未戴头盔驾驶摩托车向北驶去，即停车向王军候望，王军挥手示意向北，包学勤即驾车向北追截，王军继续驾驶警车尾随其后。当包学勤追至和兴庄拐弯向东路段与钱培佳平行时，包学勤即向钱培佳打手势，示意停车接受检查，但钱培佳发觉后却加速行驶，包学勤亦加速追赶，王军继续驾车追随。由于车速过快，钱培佳摩托车在李集兽医站叉路口东约30米处，不慎撞到路边树上而倒地。包学勤见状，即减速驾车返回，至叉路口西侧迎面与王军警车相遇，包学勤即将该车已撞倒的情况告诉王军，王军明知前方发生事故，惟恐地方群众闹事，挥手让包学勤原路返回，自己继续向前从叉路口拐弯向南，急速离开现场。案发后王军、包学勤等均称未追过摩托车，也未见有事故发生。经法医鉴定，钱培佳系巨大钝性外力致颅脑严重损伤而死亡。嗣后，经调解，灌南县公安交巡警大队赔偿了被害人钱培佳家属丧葬费经济损失12万元。2002年11月29日，灌南县检察院以王军、包学勤涉嫌玩忽职守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03年1月15日，灌南县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王军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包学勤免予刑事处罚。一审宣判后，王军和包学勤不服提出上诉。2003年3月24日，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军、包学勤一案是冤案，还是法院为维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勤政性作出的正确断案，我们不妨让案件真相及各方观点在这里展现，让读者作出评判。有关各方观点王军、包学勤——市县两级法院认定民警王军、包学勤构成犯罪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首先，王军、包学勤在晴天在道路巡逻中，发现违章纠正违章，对违章者不服从指挥、检查，驾车逃跑实施追随是依据公安部有关规定履行公务的行为；其次，违章者钱培佳的死亡是自身违法行为造成的，根据法医鉴定结论和现场目击者证明，违章者是当场死亡，依据我国《刑法》关于玩忽职守罪的有关规定，在钱培佳的死与王军、包学勤的不作为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构成犯罪。另外，如果就仅仅因为警察未及时察看违章者的死亡现场，且此行为没有造成实际侵害，就认为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检察院这样指控），是否违背事实真相夸大其词，危言耸听？（摘自王军、包学勤口述的读者来信）灌南县公安局——王军、包学勤的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第一，钱培佳的交通违章行为客观存在，他未戴头盔驾驶摩托车，在弯道处从被超车的右侧超车，是严重交通违章行为；第二，王军、包学勤在巡逻执勤中，查纠交通违章，是依法行驶职权的合法行为；第三，违章者死亡是自身原因造成的，与王军、包学勤查纠违章无法律上因果关系。违章者自身原因造成死亡后，王军和包学勤没有立即察看现场与钱培佳的死亡无必然因果关系，即使他们前往现场，也避免不了钱培佳的死亡结果的发生。（摘自灌南县公安局关于民警王军、职工包学勤玩忽职守一案的情况汇报）连云港市公安局——

1、王军、包学勤在巡逻过程中发现钱培佳违反交通法规后及时进行纠正，示意其停车检查，系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

2、钱培佳的行为违反交通法规，并拒绝接受检查驾车逃跑，王军、包学勤二人对其实施追截，属于正当的公务行为，符合公安部《公路巡逻民警中队警力规范》关于追截车辆的有关规定。

3、根据法医鉴定结果和现场目击者证明，钱培佳系当场死亡，且钱培佳的死亡是由于自己急于逃避检查，惊慌失措而造成的，与王军、包学勤的行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4、王军、包学勤没有及时组织现场施救，严重违反了人民警察职责，属于玩忽职守行为，但不构成犯罪，应依据有关纪律严肃处理。（摘自连云港市公安局向市委政法委关于王军、包学勤申请维权一案的情况报告）江苏省公安厅——

一、王军、包学勤在巡逻过程中发现钱培佳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后及时进行纠正，示意停车检查，系履行职责的行为；

二、钱培佳无证驾驶、挪用号牌、未戴头盔、违章超车等行为，已经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其拒绝接受检查驾车逃跑，王军、包学勤对其实施追截，属于正当的公务行为；

三、王军、包学勤的行为与钱培佳的死亡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四、王军、包学勤没有及时组织现场施救，严重违反了人民警察职责，属于玩忽职守行为，但不构成犯罪，应依据有关纪律严肃处理。（摘自江苏省公安厅关于对王军、包学勤申请维护执法权益问题的答复）灌南县人民检察院——2002年6月2日上午，王军驾驶警用面包车与包学勤及唐文金等人沿214、306线执勤巡逻。10时许，包学勤在李集街叉路口发现一青年（指钱培佳）驾驶摩托车未戴安全头盔，即停在那里等候王军指示，王军见状即挥手示意向北，包即骑扣来的摩托车尾随，王亦驾车相随，当包追至和兴庄拐弯与该人平行时，包（着警服）用手示意钱培佳停车接受检查。但钱培佳发现后加速行驶，包学勤继续

追赶，由于车速过快，钱培佳所驾摩托车在李集兽医站叉路口东侧约30米处，不慎撞到路边树上而倒地，包学勤见状即驾车返回，迎面与王军驾车相遇，包学勤称“摩托车跌倒了”，王军明知前方发生事故，本应积极组织抢救，由于心怕群众闹事等，挥手让包返回，自己也驾车离开现场。致使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案发后，两被告人多次订立攻守同盟逃避侦查。经法医鉴定，钱培佳系巨大钝性外力致颅脑严重损伤而死亡。两被告人在执行道路巡逻任务过程中，追截违章车辆，导致发生事故，本应依法积极抢救，但没有履行其职务，致使人民利益受损。（摘自灌南县人民检察院公诉书）灌南县人民法院——王军、包学勤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道路巡逻中，违反规定，采用不正确手段和方式，错误地履行职责，导致违章人在被追赶途中发生事故，其后又逃避职责，不施救助，致使被害人在事故中死亡及国家因此赔偿12万元的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公诉机关指控二被告人犯玩忽职守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被告人辩称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与法律不符。两辩护人仅以二被告人不施救助这种不作为的玩忽职守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而认定两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观点，其只阐述了被告人不作为的行为，而没有分析被告人违规追截的作为行为及二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故对该观点不予采信。被告人包学勤虽为工人性质，但属于“其他依法从事公务人员”，符合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要件。被告人王军身为执勤小组组长，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被告人包学勤的行为是在王军组织、指挥下实施的，对事故发生负有间接责任。（摘自灌南县人民法院[2002]灌南刑初字第233号判决书）连云港市中院——王军、包学勤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中不能正确的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致使被害人在被追赶途中发生事故而死亡，造成重大损失，在事故发生后又逃避职责，不施救助，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其行为均已构成玩忽职守罪。（摘自连云港中级人民法院[2003]连刑二终字第12号裁定书）法律专家评说●丁小林（“每日说法”法律顾问，江苏国泰新华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主任）——我认为，对王军、包学勤不应按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玩忽职守罪，作为一种职务犯罪，其罪与非罪的认定，应看其是否符合玩忽职守罪的四个犯罪构成要件，即：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玩忽职守的行为，并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主观方面有过失。这四个构成要件，缺少任何一个，都不构成犯罪。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本案王军与包学勤罪与非罪关键的就是看王军、包学勤的行为是否符合玩忽职守罪客观方面的要求，即其是否实施了玩忽职守行为，并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实质上这又包含了玩忽职守行为和重大损失这两个要件，结合本案的其他情况来看，只有王军、包学勤实施了玩忽职守的行为，并且该行为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王军、包学勤才构成玩忽职守罪；反之，如果王军、包学勤的行为并不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就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而所谓玩忽职守，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疏于职守，不按法律、法规或规章行使管理职权。结合本案来看，由于钱培佳有未带头盔、违章超车等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王军、包学勤发现后，为了及时进行纠正，示意其停车检查，属于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显然不是玩忽职守行为。钱培佳拒绝接受检查，驾车逃跑，王军、包学勤对其进行追截，也符合相关规定，同样不属于玩忽职守的行为。但王军、包学勤两人在钱培佳撞树后没有进行施救和现场保护、勘验等，违反了人民警察的相关职责，属于玩忽职守的行为。但该行为是否构成玩忽职守罪，还要看该行为是否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一般而言，一次死亡1人以上，重伤2人以上，或有重大经济损失的，可以定罪。在本案中，要看王军、包学勤的行为与钱培佳的死亡之间有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有，则可以定罪；如没有，则不能定罪。从本案法医鉴定的结论和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来看，钱培佳系撞树后当即死亡，二审裁定也认定钱培佳是在被追赶途中发生事故而死亡。也就是说，钱培佳的死亡在先，而王军、包学勤玩忽职守行为发生在后，所以，钱培佳的死亡与王军、包学勤的不及时施救的不作为之间并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所以，从玩忽职守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来看，由于王军、包学勤的行为并不符合玩忽职守罪的客观要件，因此不应按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而应由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按一般的玩忽职守行为进行处分。综观全案，有关人员也有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人民警察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应正确、全面地履行应尽的职责，如有关人员当时采取的措施得当，也不至于造成起诉书中所指控的“恶劣影响”。●采飞（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调研室主任）——我认为王军、包学勤二人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所谓玩忽职守，是指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不正确履行职责，是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职责规定，马虎草率、粗心大意。如何判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正当履行职责？关键在看其是否依法行使。公权来自于法定，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如果违反了规定行使职权，即构成违法。我们知道，出于社会公共管理的需要产生了公法，赋予相关的主体以特殊的权力，以制约普通民众之行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利益。但是出于对公民私权利的保护，在平衡公共利益与私权利的要求下，有了公权法定的原则。这一原则告诉我们，无论是何种公权享有者（即实施者），都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权力范围、实施方式等行使。交通警察发现违反交规的行为，进行处理本是应尽之职，如果不处理乃为

失职。但是问题在于，交警的职责在于维护交通秩序，而不仅仅是抓获违章者。按照公安部对公路巡逻民警执法的规定，只有在抓捕逃犯的情况下才明确规定追截，在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巡逻民警发现交通违章行为可以追截的明确规定。因此，交警在处理违章者时，应当考虑安全问题，一味追截而不考虑对方安全的行为应当属于不恰当。并且需要指出的是，在对方被撞之后，应当处理现场并施救。其理由有二，一是其被撞乃因追截行为引起，所以在此情况下追截者负有先行为义务；二是交警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是法律职责，交警在明知出了车祸的情况下，应当依照职权处理现场。因此，从上述两个角度而言，交警履行职责存在不当。判断该行为是玩忽职守罪还是一般玩忽职守行为，其关键在于是否造成了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按照有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导致1人以上死亡的应属于重大损失。从此案的因果关系来看，王军、包学勤履行职责不当的行为与后果具有因果关系。具体分析如下，在案件中交警具有两种不同的行为，一是主动的追截行为，一是未现场施救的不作为行为。前者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后者则与死亡后果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张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刑检科副科长）——我认为，灌云县人民法院的判决正确。

1、主体。该罪为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案中王军的主体无需多言。对包学勤的主体问题，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渎职罪的主体作出解释，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外，还有三类人员在行使国家权力时，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也应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包括“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按照上述规定，包学勤的主体也没有问题。

2、客体。关于该罪侵犯的客体，大家认识不尽一致。归纳起来看，主要有：一是侵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从而使管理活动失范。二是侵害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责任制度，使职务行为失范。三是玩忽职守罪的危害后果，直接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以及公共财产权利和私有权利。我个人认为，本案侵害的直接客体在于交巡警的“职守”。

3、主观方面。该罪主观方面是过失。本案中，王、包二人对于追截车速在70码以上的摩托车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在摩托车撞树倒地后，不履行救助义务，可能产生的后果，作为交巡警，在主观上应当有能力预见，在客观上也应当能够预见，但由于过失，却没有预见到。

4、客观方面。一是从客观行为上看，该罪客体行为的重要特点是行为上的背职性。本案中，对王、包二人不履行救助义务是背职行为没有异议。关键是违章人加速行驶后，王、包二人的追赶行为是否也是一种背职行为？我个人认为，同样是一种背职行为，是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表现。根据警务规范，对暴力犯罪嫌疑人、交通肇事逃逸者、醉酒驾驶者等危险人员乘坐的车辆，可以进行高速追截，但应当尽快请求支援，尽可能避免造成更大危险。对一般违法犯罪嫌疑人乘坐的车辆以及一般违章车辆不得进行高速追截，避免给违章人、乘客、被追截车辆及其他人员、财物造成危害。交巡警有高速追击的职责，但只能对特定的人行使。本案中，钱的违章行为只是没有戴头盔等，属于一般的违章行为，王、包二人在履行职责时过于草率，因而判决书认定“采用了不正确的手段和方式，错误的履行了职责”也是正确的。二是从后果上看，该罪系结果犯，只有产生了一定的危害后果才构成犯罪。由于王、包的行为造成1人死亡的后果，按照《立案标准》的规定，属于重大损失。三是从因果关系上看，正是由于王、包二人先不正确履行职责，而后又放弃职责，才导致违章人死亡这一后果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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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对一起交警玩忽职守案的调查

最近，《每日说法》收到一封“鸣冤”申诉信，此信是由灌南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二中队的王军和包学勤口述的，他们在信中讲述了一起全国罕见的特殊刑事案件，而案件的主人公正是他们自己。他们因追截一违章摩托车驾驶员，致该摩托车撞树，驾驶员死亡，曾是人民警察的他们因此被法院审判，最终被判定玩忽职守罪，请看——王军、包学勤一案的基本案情王军，系灌南县公安交警大队二中队民警，兼执勤小组组长，包学勤系该大队合同制工人。2002年6月2日上午，王军带领包学勤、唐文金等人在214、306线执勤巡逻。巡逻途中，查扣了一辆无牌无证的二轮摩托车，由包学勤（着警服）驾驶在巡逻警车前面行驶，10时许，包学勤至本县李集街东侧十字路口时，发现一人（即本案中受害人钱培佳）未戴头盔驾驶摩托车向北驶去，即停车向王军候望，王军挥手示意向北，包学勤即驾车向北追截，王军继续驾驶警车尾随其后。当包学勤追至和兴庄拐弯向东路段与钱培佳平行时，包学勤即向钱培佳打手势，示意停车接受检查，但钱培佳发觉后却加速行驶，包学勤亦加速追赶，王军继续驾车追随。由于车速过快，钱培佳摩托车在李集兽医站叉路口东约30米处，不慎撞到路边树上而倒地。包学勤见状，即减速驾车返回，至叉路口西侧迎面与王军警车相遇，包学勤即将该车已撞倒的情况告诉王军，王军明知前方发生事故，惟恐地方群众～，挥手让包学勤原路返回，自己继续向前从叉路口拐弯向南，急速离开现场。案发后王军、包学勤等均称未追过摩托车，也未见有事故发生。经法医鉴定，钱培佳系巨大钝性外力致颅脑严重损伤而死亡。嗣后，经调解，灌南县公安交巡警大队赔偿了被害人钱培佳家属丧葬费经济损失12万元。2002年11月29日，灌南县检察院以王军、包学勤涉嫌玩忽职守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03年1月15日，灌南县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王军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包学勤免予刑事处罚。一审宣判后，王军和包学勤不服提出上诉。2003年3月24日，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军、包学勤一案是冤案，还是法院为维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勤政性作出的正确断案，我们不妨让案件～及各方观点在这里展现，让读者作出评判。有关各方观点王军、包学勤——市县两级法院认定民警王军、包学勤构成犯罪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首先，王军、包学勤在晴天在道路巡逻中，发现违章纠正违章，对违章者不服从指挥、检查，驾车逃跑实施追随是依据公安部有关规定履行公务的行为；其次，违章者钱培佳的死亡是自身违法行为造成的，根据法医鉴定结论和现场目击者证明，违章者是当场死亡，依据我国《刑法》关于玩忽职守罪的有关规定，在钱培佳的死与王军、包学勤的不作为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构成犯罪。另外，如果就仅仅因为警察未及时察看违章者的死亡现场，且此行为没有造成实际侵害，就认为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检察院这样指控），是否违背事实～夸大其词，危言耸听？（摘自王军、包学勤口述的读者来信）灌南县公安局——王军、包学勤的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第一，钱培佳的交通违章行为客观存在，他未戴头盔驾驶摩托车，在弯道处从被超车的右侧超车，是严重交通违章行为；第二，王军、包学勤在巡逻执勤中，查纠交通违章，是依法行驶职权的合法行为；第三，违章者死亡是自身原因造成的，与王军、包学勤查纠违章无法律上因果关系。违章者自身原因造成死亡后，王军和包学勤没有立即察看现场与钱培佳的死亡无必然因果关系，即使他们前往现场，也避免不了钱培佳的死亡结果的发生。（摘自灌南县公安局关于民警王军、职工包学勤玩忽职守一案的情况汇报）连云港市公安局——

1、王军、包学勤在巡逻过程中发现钱培佳违反交通法规后及时进行纠正，示意其停车检查，系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

2、钱培佳的行为违反交通法规，并拒绝接受检查驾车逃跑，王军、包学勤二人对其实施追截，属于正当的公务行为，符合公安部《公路巡逻民警中队警力规范》关于追截车辆的有关规定。

3、根据法医鉴定结果和现场目击者证明，钱培佳系当场死亡，且钱培佳的死亡是由于自己急于逃避检查，惊慌失措而造成的，与王军、包学勤的行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4、王军、包学勤没有及时组织现场施救，严重违反了人民警察职责，属于玩忽职守行为，但不构成犯罪，应依据有关纪律严肃处理。（摘自连云港市公安局向市委政法委关于王军、包学勤申请维权一案的情况报告）江苏省公安厅——

一、王军、包学勤在巡逻过程中发现钱培佳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后及时进行纠正，示意停车检查，系履行职责的行为；

二、钱培佳无证驾驶、挪用号牌、未戴头盔、违章超车等行为，已经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其拒绝接受检查驾车逃跑，王军、包学勤对其实施追截，属于正当的公务行为；

三、王军、包学勤的行为与钱培佳的死亡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四、王军、包学勤没有及时组织现场施救，严重违反了人民警察职责，属于玩忽职守行为，但不构成犯罪，应依据有关纪律严肃处理。（摘自江苏省公安厅关于对王军、包学勤申请维护执法权益问题的答复）灌南县人民检察院——2002年6月2日上午，王军驾驶警用面包车与包学勤及唐文金等人沿214、306线执勤巡逻。10时许，包学勤在李集街叉路口发现一青年（指钱培佳）驾驶摩托车未戴安全头盔，即停在那里等候王军指示，王军见状即挥手示意向北，包即骑扣来的摩托车尾随，王亦驾车相随，当包追至和兴庄拐弯与该人平行时，包（着警服）用手示意钱培佳停车接受检查。但钱培佳发现后加速行驶，包学勤继续追赶，由于车速过快，钱培佳所驾摩托车在李集兽医站叉路口东侧约30米处，不慎撞到路边树上而倒地，包学勤见状即驾车返回，迎面与王军驾车相遇，包学勤称“摩托车跌倒了”，王军明知前方发生事故，本应积极组织抢救，由于心怕群众～等，挥手让包返回，自己也驾车离开现场。致使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案发后，两被告人多次订立攻守同盟逃避侦查。经法医鉴定，钱培佳系巨大钝性外力致颅脑严重损伤而

死亡。两被告人在执行道路巡逻任务过程中，追截违章车辆，导致发生事故，本应依法积极抢救，但没有履行其职务，致使人民利益受损。（摘自灌南县人民检察院公诉书）灌南县人民法院——王军、包学勤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道路巡逻中，违反规定，采用不正确手段和方式，错误地履行职责，导致违章人在被追赶途中发生事故，其后又逃避职责，不施救助，致使被害人在事故中死亡及国家因此赔偿12万元的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公诉机关指控二被告人犯玩忽职守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被告人辩称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与法律不符。两辩护人仅以二被告人不施救助这种不作为的玩忽职守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而认定两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观点，其只阐述了被告人不作为的行为，而没有分析被告人违规追截的作为行为及二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故对该观点不予采信。被告人包学勤虽为工人性质，但属于“其他依法从事公务人员”，符合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要件。被告人王军身为执勤小组组长，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被告人包学勤的行为是在王军组织、指挥下实施的，对事故发生负有间接责任。（摘自灌南县人民法院[2002]灌南刑初字第233号判决书）连云港市中院——王军、包学勤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中不能正确的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致使被害人在被追赶途中发生事故而死亡，造成重大损失，在事故发生后又逃避职责，不施救助，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其行为均已构成玩忽职守罪。（摘自连云港中级人民法院[2003]连刑二终字第12号裁定书）法律专家评说●丁小林（“每日说法”法律顾问，江苏国泰新华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主任）——我认为，对王军、包学勤不应按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玩忽职守罪，作为一种职务犯罪，其罪与非罪的认定，应看其是否符合玩忽职守罪的四个犯罪构成要件，即：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玩忽职守的行为，并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主观方面有过失。这四个构成要件，缺少任何一个，都不构成犯罪。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本案王军与包学勤罪与非罪关键的就是看王军、包学勤的行为是否符合玩忽职守罪客观方面的要求，即其是否实施了玩忽职守行为，并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实质上这又包含了玩忽职守行为和重大损失这两个要件，结合本案的其他情况来看，只有王军、包学勤实施了玩忽职守的行为，并且该行为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王军、包学勤才构成玩忽职守罪；反之，如果王军、包学勤的行为并不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就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而所谓玩忽职守，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疏于职守，不按法律、法规或规章行使管理职权。结合本案来看，由于钱培佳有未带头盔、违章超车等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王军、包学勤发现后，为了及时进行纠正，示意其停车检查，属于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显然不是玩忽职守行为。钱培佳拒绝接受检查，驾车逃跑，王军、包学勤对其进行追截，也符合相关规定，同样不属于玩忽职守的行为。但王军、包学勤两人在钱培佳撞树后没有进行施救和现场保护、勘验等，违反了人民警察的相关职责，属于玩忽职守的行为。但该行为是否构成玩忽职守罪，还要看该行为是否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一般而言，一次死亡1人以上，重伤2人以上，或有重大经济损失的，可以定罪。在本案中，要看王军、包学勤的行为与钱培佳的死亡之间有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有，则可以定罪；如没有，则不能定罪。从本案法医鉴定的结论和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来看，钱培佳系撞树后当即死亡，二审裁定也认定钱培佳是在被追赶途中发生事故而死亡。也就是说，钱培佳的死亡在先，而王军、包学勤玩忽职守行为发生在后，所以，钱培佳的死亡与王军、包学勤的不及时施救的不作为之间并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所以，从玩忽职守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来看，由于王军、包学勤的行为并不符合玩忽职守罪的客观要件，因此不应按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而应由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按一般的玩忽职守行为进行处分。综观全案，有关人员也有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人民警察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应正确、全面地履行应尽的职责，如有关人员当时采取的措施得当，也不至于造成起诉书中所指控的“恶劣影响”。●采飞（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调研室主任）——我认为王军、包学勤二人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所谓玩忽职守，是指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不正确履行职责，是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职责规定，马虎草率、粗心大意。如何判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正当履行职责？关键在看其是否依法行使。公权来自于法定，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如果违反了规定行使职权，即构成违法。我们知道，出于社会公共管理的需要产生了公法，赋予相关的主体以特殊的权力，以制约普通民众之行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利益。但是出于对公民私权利的保护，在平衡公共利益与私权利的要求下，有了公权法定的原则。这一原则告诉我们，无论是何种公权享有者（即实施者），都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权力范围、实施方式等行使。交通警察发现违反交规的行为，进行处理本是应尽之职，如果不处理乃为失职。但是问题在于，交警的职责在于维护交通秩序，而不仅仅是抓获违章者。按照公安部对公路巡逻民警执法的规定，只有在抓捕逃犯的情况下才明确规定追截，在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巡逻民警发现交通违章行为可以追截的明确规定。因此，交警在处理违章者时，应当考虑安全问题，一味追截而不考虑对方安全的行为应当属于不恰当。并且需要指出的是，在对方被撞之后，应当处理现场并施救。其理由有二，一是其被撞乃因追截行为引起，所以在此情况下追截者负有先行为义务；二是交警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是法律职责，交警在明知出了车祸的

第四篇：对一起交警玩忽职守案的调查

最近，《每日说法》收到一封“鸣冤”申诉信，此信是由灌南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二中队的王军和包学勤口述的，他们在信中讲述了一起全国罕见的特殊刑事案件，而案件的主人公正是他们自己。他们因追截一违章摩托车驾驶员，致该摩托车撞树，驾驶员死亡，曾是人民警察的他们因此被法院审判，最终被判定玩忽职守罪，请看——

王军、包学勤一案的基本案情

王军，系灌南县公安交警大队二中队民警，兼执勤小组组长，包学勤系该大队合同制工人。2002年6月2日上午，王军带领包学勤、唐文金等人在214、306线执勤巡逻。巡逻途中，查扣了一辆无牌无证的二轮摩托车，由包学勤（着*）驾驶在巡逻*前面行驶，10时许，包学勤至本县李集街东侧十字路口时，发现一人（即本案中受害人钱培佳）未戴头盔驾驶摩托车向北驶去，即停车向王军候望，王军挥手示意向北，包学勤即驾车向北追截，王军继续驾驶*尾随其后。当包学勤追至和兴庄拐弯向东路段与钱培佳平行时，包学勤即向钱培佳打手势，示意停车接受检查，但钱培佳发觉后却加速行驶，包学勤亦加速追赶，王军继续驾车追随。由于车速过快，钱培佳摩托车在李集兽医站叉路口东约30米处，不慎撞到路边树上而倒地。包学勤见状，即减速驾车返回，至叉路口西侧迎面与王军*相遇，包学勤即将该车已撞倒的情况告诉王军，王军明知前方发生事故，惟恐地方群众闹事，挥手让包学勤原路返回，自己继续向前从叉路口拐弯向南，急速离开现场。案发后王军、包学勤等均称未追过摩托车，也未见有事故发生。经法医鉴定，钱培佳系巨大钝性外力致颅脑严重损伤而死亡。

嗣后，经调解，灌南县公安交巡警大队赔偿了被害人钱培佳家属丧葬费经济损失12万元。

2002年11月29日，灌南县检察院以王军、包学勤涉嫌玩忽职守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2003年1月15日，灌南县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王军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包学勤免予刑事处罚。一审宣判后，王军和包学勤不服提出上诉。

2003年3月24日，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军、包学勤一案是冤案，还是法院为维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勤政性作出的正确断案，我们不妨让案件真相及各方观点在这里展现，让读者作出评判。

有关各方观点

王军、包学勤——

市县两级法院认定民警王军、包学勤构成犯罪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首先，王军、包学勤在晴天在道路巡逻中，发现违章纠正违章，对违章者不服从指挥、检查，驾车逃跑实施追随是依据公安部有关规定履行公务的行为；其次，违章者钱培佳的死亡是自身违法行为造成的，根据法医鉴定结论和现场目击者证明，违章者是当场死亡，依据我国《刑法》关于玩忽职守罪的有关规定，在钱培佳的死与王军、包学勤的不作为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构成犯罪。

另外，如果就仅仅因为警察未及时察看违章者的死亡现场，且此行为没有造成实际侵害，就认为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检察院这样指控），是否违背事实真相夸大其词，危言耸听？（摘自王军、包学勤口述的读者来信）

灌南县公安局——

王军、包学勤的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第一，钱培佳的交通违章行为客观存在，他未戴头盔驾驶摩托车，在弯道处从被超车的右侧超车，是严重交通违章行为；第二，王军、包学勤在巡逻执勤中，查纠交通违章，是依法行驶职权的合法行为；第三，违章者死亡是自身原因造成的，与王军、包学勤查纠违章无法律上因果关系。违章者自身原因造成死亡后，王军和包学勤没有立即察看现场与钱培佳的死亡无必然因果关信。

被告人包学勤虽为工人性质，但属于“其他依法从事公务人员”，符合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要件。

被告人王军身为执勤小组组长，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被告人包学勤的行为是在王军组织、指挥下实施的，对事故发生负有间接责任。（摘自灌南县人民法院[2002]灌南刑初字第233号判决书）

连云港市中院——

王军、包学勤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中不能正确的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致使被害人在被追赶途中发生事故而死亡，造成重大损失，在事故发生后又逃避职责，不施救助，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其行为均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摘自连云港中级人民法院[2003]连刑二终字第12号裁定书）

法律专家评说

●丁小林（“每日说法”法律顾问，江苏国泰新华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主任）——

我认为，对王军、包学勤不应按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玩忽职守罪，作为一种职务犯罪，其罪与非罪的认定，应看其是否符合玩忽职守罪的四个犯罪构成要件，即：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玩忽职守的行为，并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主观方面有过失。这四个构成要件，缺少任何一个，都不构成犯罪。

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本案王军与包学勤罪与非罪关键的就是看王军、包学勤的行为是否符合玩忽职守罪客观方面的要求，即其是否实施了玩忽职守行为，并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实质上这又包含了玩忽职守行为和重大损失这两个要件，结合本案的其他情况来看，只有王军、包学勤实施了玩忽职守的行为，并且该行为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王军、包学勤才构成玩忽职守罪；反之，如果王军、包学勤的行为并不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就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而所谓玩忽职守，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疏于职守，不按法律、法规或规章行使管理职权。结合本案来看，由于钱培佳有未带头盔、违章超车等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王军、包学勤发现后，为了及时进行纠正，示意其停车检查，属于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显然不是玩忽职守行为。钱培佳拒绝接受检查，驾车逃跑，王军、包学勤对其进行追截，也符合相关规定，同样不属于玩忽职守的行为。但王军、包学勤两人在钱培佳撞树后没有进行施救和现场保护、勘验等，违反了人民警察的相关职责，属于玩忽职守的行为。但该行为是否构成玩忽职守罪，还要看该行为是否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一般而言，一次死亡1人以上，重伤2人以上，或有重大经济损失的，可以定罪。在本案中，要看王军、包学勤的行为与钱培佳的死亡之间有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有，则可以定罪；如没有，则不能定罪。从本案法医鉴定的结论和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来看，钱培佳系撞树后当即死亡，二审裁定也认定钱培佳是在被追赶途中发生事故而死亡。也就是说，钱培佳的死亡在先，而王军、包学勤玩忽职守行为发生在后，所以，钱培佳的死亡与王军、包学勤的不及时施救的不作为之间并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所以，从玩忽职守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来看，由于王军、包学勤的行为并不符合玩忽职守罪的客观要件，因此不应按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而应由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按一般的玩忽职守行为进行处分。

综观全案，有关人员也有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人民警察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应正确、全面地履行应尽的职责，如有关人员当时采取的措施得当，也不至于造成起诉书中所指控的“恶劣影响”。

●采飞（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调研室主任）——

我认为王军、包学勤二人的行为的追赶行为是否也是一种背职行为？我个人认为，同样是一种背职行为，是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表现。根据警务规范，对暴力犯罪嫌疑人、交通肇事逃逸者、醉酒驾驶者等危险人员乘坐的车辆，可以进行高速追截，但应当尽快请求支援，尽可能避免造成更大危险。对一般违法犯罪嫌疑人乘坐的车辆以及一般违章车辆不得进行高速追截，避免给违章人、乘客、被追截车辆及其他人员、财物造成危害。交巡警有高速追击的职责，但只能对特定的人行使。本案中，钱的违章行为只是没有戴头盔等，属于一般的违章行为，王、包二人在履行职责时过于草率，因而判决书认定“采用了不正确的手段和方式，错误的履行了职责”也是正确的。二是从后果上看，该罪系结果犯，只有产生了一定的危害后果才构成犯罪。由于王、包的行为造成1人死亡的后果，按照《立案标准》的规定，属于重大损失。三是从因果关系上看，正是由于王、包二人先不正确履行职责，而后又放弃职责，才导致违章人死亡这一后果的发生。

第五篇：欧盟对温州打火机反倾销案

欧盟对温州打火机反倾销案

2003年7月25日，备受关注的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反倾销一案今天自动终结，中国打火机企业获得了最终胜诉。这次胜诉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获得的首次胜利。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温州市打火机协会17日接到欧盟通过有关方面发来的书面通知，告知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已撤销对中国(主要来自温州)打火机的反倾销的申诉。欧盟在告知欧洲打火机生产商联盟撤诉的通知说，温州打火机协会及东方打火机厂等企业可在10天内对申诉方的撤诉递交意见。

据律师介绍，如果在这10天以内如果没有什么其他意见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就自动终结了，中国企业就获得了最终的胜诉。

欧盟通知温州企业 撤消对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案

2003年07月18日08:36

温州东方轻工有限公司今天接到欧盟委员会通知，起诉方撤销对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案。这意味着中国打火机出口欧盟将不再受到反倾销困扰，但是欧盟已经公布的CR法规问题依然存在，中国企业在如何保住欧盟这个市场仍需努力。

去年六月二十七日，应代表欧共体一次性可充气打火机行业的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的要求，欧盟正式宣布对中国出口的一次性可完全袖珍(塑料外壳)打火机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由于海关税则号对可充气打火机中塑料外壳与金属外壳未予区别，使得温州产的金属外壳打火机也被牵涉进来。因为该案影响的企业众多，牵涉金额较大，中国高层对此案非常重视。

为此，全国打火机行业召开会议，商量反倾销案应诉事宜。最终宁波四家企业决定以反倾销抗辩；温州东方轻工有限公司以反倾销应诉，向欧盟提出市场经济地位申请。而温州另外十五家打火机企业决定从“金属外壳打火机与一次性打火机不同，对欧盟相关产业未造成损害”进行无损害抗辩。

来自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通知称，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已经于二00三年七月十四日撤回其有关上述反倾销诉讼的申诉。并称，反倾销诉讼可通过撤回申诉而终止，除非该终止违背欧共体的利益。鉴于调查没有发现该种终止将违反欧共体的利益，故决定本次调查应当予以终止。

面对频频而来的反倾销，中国许多企业不敢打官司，逆来顺受，最终让出市场。温州东方轻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中方对记者说，为了应诉这次反倾销，他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精力和资金。但是，如果不应诉，中国整个打火机行业将陷入困境，为了国家的利益和行业的整体利益，他义不容辞。他说，欧盟轻率立案反倾销，滥用反倾销，对中国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从明年开始，中国打火机行业将要应对CR法规。2002年4月30日，欧盟通过CR法规，对进口价两欧元以下的打火机进行技术上的限制，必须安装儿童不能开启的装置。该法规明年将生效。它将对中国同类产品造成重大影响。

打火机反倾销第一胜案

黄发静，一个民营打火机企业的董事长，因2003年7月领导中国打火机应诉欧盟CR法规取得胜利而赢得2003CCTV中国经济人物。温州打火机赢得欧盟反倾销第一案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民营企业开始运用国际贸易规则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温州是中国打火机的主要生产基地，产品大都出口，年外贸销售量6亿只，占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总量的70%，其中三分之一出口欧盟。因而欧盟是中国打火机最大的进口国。温州打火机崛起于90年代初，从该行业崛起到发展，一步步迫使日本、韩国从世界最大的两个打火机输出国变为最大的进口国。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打火机价格便宜。然而，从打火机的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后，销售纠纷就没有停止过。早在中国入世以前，欧盟分别在1995年和1999年两次对一次性打火机的进口加税；美国在1994年全面实行CR法案，当时几乎把所有的温州打火机都逐出美国；在中国即将入世的1998年，欧盟又仿照美国提出了CR法案，2003年底将进入实施阶段；2002年，欧盟又提出对中国出口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所谓CR法案即“儿童保护法”简称CR（Child Resistance Law）指的是在打火机的销售中，普及率高的打火机必须加装安全锁装置，以防止儿童玩耍。而普及率高的定义就落在销售价格上，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落在这个范围之内。因为它是以价格作为一个安全的界限，所以它是非常不公平的。CR法案对温州打火机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因为大部分温州的打火机价格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而法案中的安全锁装置专利多为国外公司控制，这就对温州的打火机成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次，任何一个技术壁垒的设定都要经过非常周密的市场调查的。美国1994年CR法规成立的时候，它就对市场作过调查。中国包括温州生产的打火机出口价绝大部分都在2美元以下，这个CR法规几乎可以覆盖我们所有的产品。

事实上，在欧洲和美国两大市场的一系列案子背后，都有一个竞争对手作为发起人。在美国，对手是名声很响的ZIPPO公司；在欧洲，温州打火机的对手则是BIG公司。温州商人以低于欧美10倍之差的成本优势与这两大公司成为威胁极大的竞争对手。在欧洲，BIG公司是生产一次性打火机的霸主，虽然温州打火机厂商生产的大都是可充气的金属外壳打火机，但由于价格相对来说过于便宜，温州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在欧洲售价最便宜的只有三欧元，而欧洲市场上一次性打火机的出厂价为0.5欧元，销价要一欧元，这已经影响到一次性打火机的销售。而BIG公司推动欧盟提出CR污染和反倾销案的目的，就在于提高温州打火机的成本和价格，从而扩大他们自己的市场空间。然而，当地进口商却极其倾向我们中国方面，当然利益是重要的推动因素。

可以明显的看出欧洲和美国炮制的这个法规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们自己在当地的市场，从而把我们中国的打火机赶出欧美市场，其目的很简单。

摆在温州打火机企业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是任人宰割，束手待毙；二是奋起抵制，争夺一条生路。第一条路的结局，从急剧萎缩的美国市场便可一目了然的看出来了。走第二条路，也许有赢得希望的可能。

领教过1994年美国CR法规痛苦的温州人没有再沉默，3月21日，由打火机协会会长李坚、副会长黄发静、秘书长林嵘等三人组成的“民间第一团”在外经贸部有关领导的带领下前往欧洲游说、抗辩。这支中国第一个抵抗CR法规的交涉团马不停蹄，夜以继日的开展工作，进行了十多次多边会谈。交涉团在沟通、交涉中一方面表示，中国重视保护消费者利益，对各国制定合理的、科学的安全标准予以理解。另一方面详细阐述了抵制CR法规的理由：首先，出口价低于2欧元的打火机应该安装“安全锁”，这个表面上是以安全为目的，实质上是建立在产品价格基础上的法规，缺乏科学依据，是对自由贸易设置壁垒，违反了WTO公平竞争的原则。其次，把价格与安全琐合在一起，不合理，也不科学。价格是可变的，而安全标准则是相对稳定的。然而，2002年4月31日，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就CR法规案进行的表决中CR法案正式通过了。5月17日欧盟正式公布了此法案，这就意味着中国入世后民营企业按国际规则打的第一场“洋官司”没有成功。CR法规进行表决后，还有两年的缓冲期，然而这两年的时间，欧洲打火机制造商也不愿意再等下去了。于2002年6月他们又对中国打火机提出了反倾销指控调查。经过CR法规的洗礼之后，温州的打火机企业意识和观念有了很大提高，大家一起筹措经费，聘请律师积极应诉。我们的理由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劳动成本比较低，还有很多方面比它要低，包括加工费用，组织机构费用等等，一个企业光产品的费用是包括多层次的，当然我们的前提是我们没有倾销，我们的企业是民营企业，是完完全全的市场经济，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补贴，所以对温州打火机的倾销指控是不成立的。2003年7月由于双方产品没有可比性，欧洲打火机生产商撤销了反倾销调查。黄发静终于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但这并不是最后的胜利，因为针对温州打火机而设置的贸易壁垒已经通过。黄发静利用多年的反倾销经验，通过律师和欧盟厂商一家一家的进行谈判，最终欧盟取消了CR法规，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打火机产业取得了胜利。黄发静因此也成为民间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第一人。

这场战争胜利了，但从中也看到了我们自身存在着的许多问题。首先，国内的消息很闭塞，CR法规欧盟在98年就已经制定了，欧盟组织也已经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但这个消息一直停留在政府部门里，归根结底还是做为民营企业的温州打火机业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少而造成的。民营企业的观念也赶不上世界潮流，同时缺乏团结精神。其次，不懂WTO规则就要挨打，想打赢“洋官司”，必须自强。再次，中国企业的品牌太少，产品标准太低，竞争力较弱，我们应该学习海尔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