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一宗特殊反诉案的实证分析
对一宗特殊反诉案的实证分析
案例背景
徐某解放前系旧政权县田粮处的职员。1951年土地改革时，建德县人民政府对徐家的地产和房产进行了确权登记。其中对徐家座落在梅城镇西门街南侧的房屋，颁发了4540、4541、4542号土地房屋所有证。确认这些房产为徐家的私产。由于阶级成份划分时徐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徐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改造的过程中次次受冲击。
1956年，徐写了《申请书》要求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将果园、山地、坟地作为生产资料入社。同时，在参加革命的女儿的动员下，为表示“靠拢政府”，在《申请书》中同时表示要将西门街的三楼三底共263.35平方米房屋，赠送给人民政府。原文说：“另外，我为了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将座落在西门街新建楼屋一座，计三间，左首一间约六尺宽的人行道例外，赠给政府，来摆脱剥削，从劳动中来改造自己，争取做一个自食其力者。是否？特具申请赐予批复。此上西湖农业生产合作社并请转呈人民政府。”但“西湖合作社”（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将他的地和山作入社处理后，没有将房产转报上级政府，擅自占为社里使用，因此政府一直没有批复同意接受捐赠，也没有办理房产转移手续。徐某一直持有土改所得的“房屋土地权证”。
按1956年6月30日毛泽东主席令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十三条和第十六条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入房屋等生活资料则没有要求人社。①因此，徐某的房产是不可能作为生产资料入社的。
徐某迟迟等不来政府的接收房产的手续，村合作社则从1956年开始直接代收房租。徐不服，但碍于“四类分子”的身份，他不敢多言。1957年，他心有不甘地叫女婿向省报写信反映，信被转办到梅城镇公所。以后数年，徐被村里作为“反攻倒算”的典型。他和女婿一起连年被批斗。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社（生产队）将该房屋的六尺宽的人行道阻塞，徐一家出入都不便。1972年，徐的另外535.13平米房屋又被社会主义改造，发给了一次性“固一租金”，丧失了所有权。一直到文革结束，徐不敢喊冤，房产也便被社里一直占用。
八十年代初，党和政府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1983年，他写信给西湖村要求发还房产，村里不允，86年，徐长子以华侨身份从国外致信中央政府要求落实政策。徐本人直接上访和找各级政府不下百次。87年，县委统战部到梅城镇。西湖村。县公安局查档和调查，查明了全部情况，形成了处理意见文件，认为：“按华侨政策，将房子还给徐某。”但没有结果。1997年，徐的海外关系和顽强不息的上访起了作用。建德市政府根据侨办和市房地产管理处的《关于要求落实徐某房产政策的请示》，发出了“建政办（97）4号”文件《关于落实侨眷徐某房产政策协调外会议纪要》。纪要决定：
一、徐的房产，应按中办国办[84]44号《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87］7号《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中央《关于处理党团员及其他社会人士捐献财问题的窥定》，以及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精神，抓紧落实。
二、1951年三份房产证记载的产权，仍归徐仲寅所有。
三、西湖村委会已经收取的历年租金，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不退还给徐，1997年1月1日起，使用权由徐收回。
四、做好双方说服工作平稳解决。1997年3月4日，建德市房产处给徐仲寅重新颁发了029494号房产怔，将全部房产再次确权为徐的私产。
西湖村的干部对此不服，一再向市里反映，市里又开始复查这一问题，1998年5月6日，建德市政府信访办、法制办、统战部等有关人士找徐某一家谈话。告诉徐原先的处理决定要撤销，房子他当年已经入社，必须归村里集体所有。5月30日，92岁的徐某并发高血压和心脏病去世。6月22日，建德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出建政法［1998］131号《关于对徐某房产问题重新处理的决定》，撤销了市府办公室的[97]4号文，其“现查明”中认定的事实为：“1956年农业合作化时期，徐某申请加入西湖高级社时，将座落在梅城西门街8号的出租房屋作为生产资料入社，徐入社以来，该房屋一直由西湖合作社经租管理。1972年原建德县进行城镇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时，徐的房屋被纳入私房改造。1983年落实政策时，经建德县人民政府第000024落实城镇私有出租房社会主义改造批准书批准，徐房出租房面积535.13平米，应纳入改造535.13平米，发给固定租金850.32元。同时，确定留，给自住房280.75平方米，改造后，徐已领取全部固定租金。”据此，文件决定：“1997年1月对徐户的房产处理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政策上有误，应予纠正。重新处理如下：
一、撤销029494号《房屋所有权证》二，梅城镇西门街8号计建筑面积263.35平米房屋归西湖村集体所有；维持原建德县政府落字00024号批准书。”这份处理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变化了，即没有认定徐的向政府赠房行为，而是认定其将房产也“作为生产资料人社”了。而认定的证据，是一些村干部的证言，而没有任何当初将房产人社的原始资料和登记档案。
徐某有继承权的子女向杭州市人民政府依法提出了行政复议。《复议决定书》的“本机关认为”中说：徐的263平方米出租房是作为生产资料人社的。徐称该房系赠给政府，后被西湖村占用，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因此，决定维持建德市人民政府的决定书。并按《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在复议决定书中告知：“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两种诉讼
徐的直系亲属向杭州市中级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告建德市政府1998年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落实政策取回的合法房产权益。1998年10月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裁定“不予受理”。《裁定书》说：“本院认为，建德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对徐某房产问题重新处理的决定》属行政机关作出落实私房政策，它所解决的是行政诉讼法实施前历史遗留问题。徐某等对此处理决定不服，应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解决。”徐某一家不服上诉，其上诉状认为：一审法院的理解是错误的。到1997年再次确权发到房产证，徐的落实政策的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全部解决。县政府的侵权行为即再次剥夺房产权的行为发生在1998年6月，完全是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时期。市政府的复议书已经指明了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不予受理这样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侵权纠纷，是不妥的。但浙江省高级法院于12月裁定：维持一审不予受理的决定。
法院放弃对本案的司法审查权，依据的是一条司法解释。最高法院1992年《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说：“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这一司法解释，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将一些历史纠纷摒弃于法院大门之外，由行政机关去解决，完全放弃了对这一时段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权。
由于徐氏家人在1997年落实政策发到房产证后已经搬人居住，重新处理后徐的子女仍住在该房中。诉讼发生后社会上了解了真相，普遍同情徐家而认为政府行为不当，徐家按法院判决仍在申诉“找政府申请解决”，因此，当地政府在行政执行中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1999年4月，梅城镇西湖村向建德市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起诉，以行政确权为依据称徐氏家人侵占房产，要求判令搬出。5月建德法院审查后予以立案。徐家于公开开庭时当场提出反诉，要求法院首先确认房产权属，保护自己合法房地产权益。同时要求确认开庭前已经申请的追加其他有继承权的子女为必要共同诉讼第三人同时参加诉讼。
合议庭当即休庭合议后，作出口头裁定，不受理反诉，也不同意追加第三人。徐的代理人当即要求复议，并提出要书面裁定，以向上级法院上诉。法院当即休庭，数天后作出书面《民事裁定书》送达反诉人，其“本院认为”说：“该房产产权纠纷是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反诉人可以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因此，对反诉“本院不予受理。”
徐的代理人即向杭州市中级法院提出程序性上诉。上诉理由为：一。反诉是被告的法定权利，剥夺是违法的，《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出反诉。”在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所有司法解释中，都没有同此法律规定相对立的不受理反诉的特别规定。
二、本反诉同本诉之间，系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同一当事人之间的房产权属争议，完全符合反诉的条件。如果反诉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应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那么本诉也是同样性质，应该同样对待；
三、原告的房产侵权之诉，基础是确权。这是无法回避的。没有确权也就无所谓侵权。没有一个侵权诉讼是可以不审理权利归属的。因此在本案中，确权是基础，侵权是派生。只有确定了房产的归属，才可能查明到底是谁在侵谁的权。
四、行政确权如果是终局的，不可诉的，那么本案法院不应受理原告的起诉，应要求其请行政直接强制执行，连法院执行庭都不应该管。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只进行了程序审理，即裁定不受理徐的行政起诉，意味着法院完全放弃了司法审查的权利。现在民庭又受理了村委会的起诉，意味着法院对这一房产争议又恢复了司法审判权，行政决定已经是非终局的，那么徐理所当然地恢复了要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当然可以提出反诉。五。诉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反诉是否有理，只有在实体审理之后才能作出判断，判决支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只要是同一法律事实同一诉讼标的同样的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形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反诉就必须受理。现在民庭光受理原告的侵权之诉，不受理被告的确权反诉，等于在已经确认房产权是村里的这一基础上进行审理。这种诉权保护的不平等，将直接导致实体判决的不公平，等于还没有审就判决被告输了。
六、行政判决中都明确告知：“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解决。”这样，被告申请行政救济的权利总算还在。如果现在民庭受理以后作出侵权判决，那么司法权己经确认了行政决定的效力，被告连向行政机关申请重新解决的权利也将丧失，因为行政机关可以推说法院都判了，你们还申请什么？结果徐家要求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两个权利都将完全丧失，在诉权上就使实体权利全部输了。这是直接违背司法公正的原则的。
七、从时间上看，1997年建德市政府已经落实政策完毕，将房产还给了徐家，1998年作出的决定把房产裁定给村里，是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的新的行政侵权行为，徐告到法院，法院以落实政策问题为名不管。1999年村委告到法院，法院就管了。这是自相矛盾又显失公平的。因为既然1998年的房产争议要行政终局裁决，1998年的争议行为也应由行政去解决，法院都不要管；如果要管1999年的行为，那么对1998年的行为也要管，也应该受理。因为早在1990年10月《行政诉讼法》就已实施了。要么都算落实政策行为，要么都不算，应该一视同仁。
几种观点
相对于本案，从行政诉讼到民事诉讼，尽管法院作出的裁定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却存在几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涉及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问题，不管行政机关作出了多少次行政决定，甚至出而反尔“翻烧饼”，法院都可以一概不干预，即在这一领域完全放弃司法干预。不管是权利义务的确定（裁定），还是权利义务的实现（执行），都由行政机关去负责。而且不受次数、时间的限制。
一种观点认为，房产确权属于落实政策问题，应由政府机关负责。房产侵权属于现在发生的民事纠纷，可以由法院管辖审理。建德法院即持这种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房产确权是审理房产侵权的基础，不审确权就无法审侵权。把确权交给行政权，把侵权交给司法权，这种分裂在法理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司法权成了行政权的依附，势必损害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1997年的落实政策将房产再次发证给徐某一家，徐家从村委手中拿回房产并入住管理时，已经完成。1998年市政府再次作出处理决定，是发生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后的新的行政确权行为，应该不属于洛买双市范围，而是新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应该按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受理。在民事反诉中，理所当然地要受理进行审理，由司法权来最终认定房产权属。就象公安交通事故赔偿决定，当事人一旦不服诉至法院，行政决定自然无效，可以由法院直接另行判决赔偿额。
笔者认为，最高法院的法发「1992138号《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等相关司法解释，将法律明确规定应当属于法院管辖的民事财产权益争议；通过司法解释推出不管，是不妥当的。这是政策治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权宜之计，在当时情况下是必要的，但在现在依法治国的环境下，这条司法解释应当废止。“落实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解决历史旧帐的一种灵活的方法，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实用性；但其标准不稳定，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和人治色彩，程序上很不严密，没有双方抗辩，救济方式封闭而没有时效限制，已经不适应法制已经基本健全的当前的中国国情。今后应该按统一的法制标准来处理，对任何公民的任何合法权益，不管是历史遗留的还是现在发生的，都要实行平等的司法保护，经过公正公开的司法审判后确定。行政权在民事权益领域不应再享有终裁权。
实证分析
以在上述案例中，诉权受到了两方的挑战。行政权的程序性缺陷和依据政策的多变性缺陷，和司法权的立法性缺陷和执法阶段衰减，都有可能严重威胁诉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进而直接损害行政的公正性和司法的权威性。威廉，韦德说：“权利依赖救济。法律史上随着某种救济从一种判例推广适用于另一类判例，从救济制度中提取的法律规则比比皆是”，③本案实例证明，如不能保护完整的诉权，就不可能有完整的行政权的公正和完整的司法权的公正。在司法实践中，诉权这种私权利，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和司法权这种公权利，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往往在发生对抗时，私权利先受损。其最终结果则是损害法制健全社会所要追求的自然公正的法治精义。
一、行政权司法权的分野对诉权的影响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工，是人类国家制度发展的成功经验。两种权力的各司其职和互相制衡，使行政的效能得以实现，使社会公正得以保障。为了控制行政权的膨胀和滥用，法制史现状强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干预；为了不损害行政权的独立性和效能，法制发展现状同样十分注意防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直接侵越。《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司法变更权有限原则就是这一精神的体现。诉权是依附于司法权的。没有司法审判，就没有诉；没有审判权，就没有诉权，在当前我国法制现状中，由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野而影响诉权的，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法律规定的行政终局行为，如专利复审和商标评审。这是由其专业性特征和时效需要决定的。国际上也多采用这一方式。同时，这两个委员会的组成和审理方式，已经具备了准司法程序，即有了双方抗辩权和合议裁决制。还有就是《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裁决终局行为。二是行政权的政策性规定被司法权接受，如落实政策行为和实践中艰难诉的计划生育工作侵权。一般由司法权自己作出司法解释和文件性规定，将这一部分民事纠纷让权给行政权去最后决定。这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是在法制极不健全或法制被严重破坏的时候造成的，无法按现在的法律规定恢复原状，于是由行政权去灵活救济。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司法权想推卸这部分繁杂的不好处理的工作。三是基层综合治理措施中，片面强调“一般纠纷不出村、一般案件不出乡”的限制诉权行为。从正面来评价，这是为了严密社会治安网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和始发阶段，稳定社会。但如果不注意诉权保护的重要意义，就会严重影响法律所要保护的私权，让行政权作最终裁判，法制社会的由法律和司法来裁断最后是非的重要原则，就会受到损害。
二、司法解释缺陷对诉权的影响我国已经有了三部诉讼法。从法律制度上看，已经有了十分完备的保护诉权的制度。从法律效力的适用规则和立法权限上看，司法解释只能在立法权已经确定的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一些操作性的规定，或阐释法律本身中已有、但尚不明晰的具体内容。不能对已有法律进行变更性解释，如扩大解释和限制解释。但实际上，由于我国原先立法遵循的是“宜粗不宜细”的精神，以致司法解释承担了它本不应该承担的艰巨任务，否则有些法律根本无法操作。三部诉讼法是立得比较完备周详的法律，但同样有数借于原法条的司法解释相配套才能真正实施。《刑事诉讼法》有最高法院的246条，最高检察院109条，后来又有六部委的48条。《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解释有320条；《行政诉讼法》解释有98条。个别事项的解释则更多了。最高法院1992年法发38号文件《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是一个法院内部的工作指导文件，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解决了房地产案由讼争房地产所生地法院民庭管辖，明确了同经济庭的分工；二是房地产行政确权和行政处罚，由行政庭审理，明确了行政庭的分工；三就是涉及本文案例的“房地产落实政策和历史遗留问题”“不受理或驳回”的规定，“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这个文件的前两点，都是法院权限范围内的分工，没有超出法律规定。但第三点则以内部通知的形式，处理了一个重大的诉权问题，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不一致的。当时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程序不严密，没有专门的解释公告，但这并不影响这个内部通知性质的文件在全国法院审判中对外适用的效力。全国法院实际上都照此执行。这一文件中的一小点规定，对大量的历史房地产纠纷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也同最高法院另一个司法解释“审理房产地案件一般以土改确权为准”产生了冲突。因为有的行政机关处理这一问题并不遵循最高法院的这一规定（本文案例即是），而最高法院规定司法全又不审查这类案件，因此，这一解释精神就无法得到最后的保障。司法解释实际上限制和收回了法律已经赋予公民的诉权。鉴于其有违法律原则和实践上出现的问题。这一《通知》实在有进行清理、终止执行或废止的必要。
三、法官理解力判断力对诉权的影响针对本案，还有一个法官理解力的问题。即如何划定“历史遗留问题”和“新的民事权益纠纷”的界线。由于法院现在办案严重超负荷。许多法院在收案中即想减负，能推则推，执行最高法院解释往往不是从法律本义上出发，而是从工作出发，一些本该受理的案件于是出现了“告状难”。本案中，建德县的一次确权行为、一次变更所有权的行为，都发生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后的1997年和1998年。1997年的行政行为是授权性的，经过复查确认，把村里1956年以个人入社名义占据的、1972年以落实私房改造的名义占据的房产确权给了许家，许家当然不会有意见，这时“落实政策”的问题已经解决。1998年的行政行为是限权性的，把许家已经获得的房产再次剥夺。这时候的侵权行为完全不是“历史遗留问题”，是现时发生的直接侵权性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限定排除范围。因为原告诉的是1998年这次的剥夺权利的行为，而不是针对1956年的合作社侵权行为。因此，不是“不符合”而是完全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的。从诉权理论和民法侵权行为理论来说，其针对这一侵权要求法律救济，只能发生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后，而不可能在前。杭州市政府《复议决定书》给予向法院起诉权这一权利是对的，而法院剥夺起诉讼权利则是不妥当的。从《民事诉讼法》第2条：“被告有权提起反诉”的法律规定来看，法院对本案的反诉是必须受理的。如果理解为行政诉讼不行，民事反诉也不行，那么将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置于直接对抗《民事诉讼法》明确法条的地位，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十分有害的。我国现在还没有抽象行为违宪违法的审查机制，但在实践中必须主动防止。
政府是代表国家的，法院也是代表国家的。行政权和司法权，既互相制约，又紧密联系。而诉权，由于其所处的地位相对低的多，需要司法权的主动保护。通过这样一个小案例详细剖析，笔者期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
第二篇：实施机制对党风建设的实证分析
四、实施机制对党风建设的实证分析
从历史的角度看，目前中国领导干部腐败呈明显上升趋势。从1980年原商务部部长王磊在北京丰泽园饭庄吃喝不付费用，受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报批评；到因构成私舞弊罪被依法判处二年有期徒刑的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再到第一个因腐败走上断头台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从30年前一个政府部长只是因为吃喝被查处，到今天省部级领导干部被处极刑，①甚至一年中被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涉及腐败就达13名之多。②这一现象反映出，中国政府打击腐败的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一些领导干部党性修养退化严重。
“任何公权力，均有膨胀和腐败的趋势。但是公权力的膨胀和腐败的趋势又是可以一定
③程度地，甚至可以最大限度地(虽然不可能完全、彻底地)限制或遏制的。”公权力的膨胀
往往直接导致腐败的滋生，而这一般都与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退化有关，但如何使领导干部保持党性不仅仅需要领导干部从自身做起还需要有长效机制从外部监督。我国目前对领导干部的外部监督途径主要分为以公权力监督公权力和以人民群众监督为主，但公民参与机制的缺位和失灵是现阶段领导干部党性修养退化的重要原因。
1．陈兆丰案——公民参与机制的缺失与领导干部用人中党性修养的退化、丧失
2006年6月27日，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定远县县委书记陈兆丰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做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资产；追缴被告人陈兆丰犯罪所得上缴国库。9月18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定，认定陈兆丰共非法收受207人334次所送人民币283.76万元、美元800元，另外，还有545余万元人民币、美元6996元、港币1.677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驳回陈兆丰的上诉，维持原判。
根据陈兆丰本人的供述和检察机关的调查，陈兆丰非法财产大多数来源于在人事变动中下级干部向其行贿所得。在陈兆丰所收207人334次283.76万余元贿赂中，除去9人37次是为承揽工程外，其余均为升迁、提拔或安排工作而送其钱财。从该案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目前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等地方党政“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而现有监督机制无法很好的发挥应有功能，导致一部分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党性退化、党风堕落。通过对安徽省近年来腐败案件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党政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在官员的选拔、任用中卖官、受贿索贿是我省现阶段腐败中比重较大，影响极为恶劣的一种腐败现象。这种腐败为什么发生，而且久治不癒，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样是公民参与机制的缺位。我国公务员分为领导职务公务员与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领导职务公务员的任用主要应通过人民的选举或人民代表机关的选举产生，非领导职务公务员晋升主要应通过考试、考核和民意测试进行。但是，我们很多地方、很多部门在很长的时期内，领导职务公务员的任用主要是由党委常委确定，在党委常委中，通常又是由“一把手”说了算。虽然大多数领导职务公务员职务的最终确定要走人大任免程序，但是在没有充分的信息供给和充分讨论的情况下，人大审议有时也只是流于形式。而非领导职务公务员的晋升、任用，组织、人事部门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考察、考核在不少地方、不少部门是“暗箱操作”。在这种体制下，腐败自然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加入公民参与机制是目前避免领导干部用人中党性修养退①1952年，原天津市委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因贪污被判处极刑。但其时天津隶属河北省，不是直辖市，他们在官员序列中是厅局级，并不是省部级政府高官。
② 2003年，被查处的省部级政府高官之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一年中就有原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和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等13名省部级政府高官被查处。《政府高官腐败案例分析》张涛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化的必要途径。
近些年来，我国民主建设取得了不少成效，尤其是党内民主，无论是从干部选拔环节，还是从选举环节，党内民主都有新的发展、新的探索。一些地方还承担了党内民主探索的试点工作。选举是党内民主发展的最重要符号，也是改革创新的最重要环节。在十七大前的基层党委班子换届中，不少地方已经主动运用公推直选的办法产生基层党委班子，在党员群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直选在党内已经发展到部分乡镇一级。而十七大对党章的修改就正式回应了基层的探索，明确规定，乡镇党委班子换届可采用全体党员直接选举的办法产生。党章的这个规定必将在未来新一轮的乡镇党委班子换届中得到广泛运用。
通过结合党内民主制度实施所积累的经验，干部选拔任用过程的民主程序设计为：候选者须对选民负责，组织部门只负责候选者的资格审查及当选后的考察，扮演的是一个“裁判者”的角色，把“组织部出干部”变成“组织部考察干部”。举例教育局长的人选设计：组织部门按一定比例如1：4推选局长候选人，借鉴南京、杭州等地公推公选、竞争演说、电视网络直播的领导干部选拔方式，让公众充分了解候选者的各个方面，包括德能勤绩廉的各个方面，以便于选民决定选票的投向。从教育局领导与各中小学校长名单中随机抽取一定人数如50人作为选民，根据候选者的演说及工作成绩、人品等，集中投票决定局长人选。组织部只负责候选者的资格审查、当选后的任命手续及考察承诺兑现程度。组织部的这种相对中立角色不仅从程序上阻隔了领导干部在用人权方面的恣意，而且对防止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退化有巨大意义，是干部提拔任用方面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且操作性很强。
2.安徽古井集团案——公民参与机制的失灵与领导干部做出重大决定中党性修养的退化
截至2008年底，古井集团原高管人员中有11人涉案，有多名高管先后被判刑。除王效金终审判处无期徒刑外，古井集团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甘绍玉一审被判刑15年;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古井销售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郭新民一审被判处死缓;古井集团安徽老八大酒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阮昆华一审被判刑10年。其他涉案的高管包括：原古井集团副总裁、古井房地产集团董事长李运杰;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原基建部经理李万林;原古井集团副总裁刘俊德;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常务副总经理、销售公司总经理朱仁旺;原古井集团副总经理、质量部经理卢建春;古井集团原副总经理兼上海野太阳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飞等。④古井集团腐败案六大特征：辐射范围广，古井集团的业务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其中不少人涉及案件。涉案案值大，有的达数百万元,有的案值几十万元。涉案物品种类多，在已查办的古井高管人员受贿案中，犯罪嫌疑人不仅收受人民币，而且收受美元、港币、家用电器、贵重饰品等。案件跨度时间长，从查办案件的情况看，有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2008年4月案发，不间断地收受贿赂，时间跨度近20年，有的犯罪时间持续10多年。受贿地点多，犯罪嫌疑人的受贿地点已经从住宅转移到了办公室、出差所住的宾馆等场所。行贿、受贿相互交织，古井集团高管人员系列案件，有的受贿人收受多人所送钱物，有的行贿人向多名古井集团高管人员行贿。在安徽省近年查处的多起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都有和古井集团案相同或类似的特征，造成这些特征最终根源的是一些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退化，而党性修养的退化又是和对领导干部监督薄弱有关。
在我国现行的监督体系中，已涵盖了两种权力监督模式：群众监督、新闻媒体监督等属于权利制约权力的监督模式；执政党监督、检察机关监督等属于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模式。监督效果差强人意的症结在于：两种监督模式没有实现互动，有力量的权力监督机关获得监督的信息不足，使得庞大数量的纪检干部发现不了腐败，有力无处使；利益受腐败行为侵权的群众虽然直观地感受了腐败，或因信息不全，或因信息不能到达纪检部门，或因纪检部门④ 刘彪《国企腐败窝案的形成原因及防治对策——由安徽古井集团腐败案引发的思考》现代商贸工业2008第5期
本身的腐败，使得眼睛雪亮的群众发现了腐败，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情况在古井集团案中表现的最为明显。作为在经济相对落后的皖北亳州市大型国有企业，古井集团有10000多人是亳州人，而整个亳州市中和古井集团经营相关的共有十几万人。2006年古井集团上缴利税
2．9亿元，其中上缴毫州2．5亿元，占了毫州市本级财政的30％以上。由于对市里贡献巨大，⑤古井集团在亳州甚至被称为财政银行，因为财政上的需要，一些地方纪检、检察机关对于
国有企业领导的腐败问题往往存有听之任之的心态，只要企业能够保证上缴利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即使出现古井集团被查偷税事件，最终也能在古井集团董事长王效金的“深刻检讨”和立即“整改”后而不了了之。“在我国现行腐败案中，党员领导干部利用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基建项目、采购项目进行的受贿、索贿案件比例是相当高的，而且这些案件多为所谓的腐败窝案其负面影响极其恶劣，究其原因利益相关者权利维护途径的缺失与其密切相
⑥关。”针对现有监督模式的弊端，我们应选择的权力监督模式是：畅通监督信息，实现权利监督主体与权力监督主体的互动。
目前许多地方的政府和部门，都建立了公民网上投诉信箱、投诉电话，设置了诸如12345一类的市长统一服务或投诉热线，并专门配备了办公人员、场所和经费等。投诉有了硬件的保障，但关键的是畅通投诉渠道。例如，投诉信箱里的信件没有人打开，或者打开了信件但没有进一步的办理，或者办理时应付了事、投诉的内容也不在网上公开（秘密或隐私除外），办理的结果既没有反馈给投诉人也没有听取投诉人对办理结果的评价，没有将投诉结果公布于众并接受评论，更没有根据公众的合理评价内容做出下一步的整改措施等事项，都不属于监督信息的畅通。这使得投诉制度仅仅存在于程序层面而没有向制度的实质层面延伸。如果政府信息不公开或公开的不充分，投诉人不知道哪些事项需要投诉，公众也不晓得投诉事项的处理准则，也做不到监督信息的畅通。因此，受理即接受并办理之意，政府的“投诉受理”信箱不仅是接受投诉事项（仅仅告诉投诉人“我们知道了”是不够的），还要办理投诉内容（这是受理投诉的实质），并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投诉者同时接受投诉者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因此，畅通的监督信息内涵包括投诉的接受、办理、处理结果反馈、公众评论的落实四个内容，只有做到上述四个方面才能使公民参与监督机制达到制度本身所要达到的效果。以安徽古井集团案为典型，一是在古井集团基建过程中受贿；二是在古井酒类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受贿；三是在包装材料采购过程中受贿；四是在产品销售环节受贿。我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民商事主体应该平等的参与竞争，但是目前我国由于法治发展滞后就难免出现像古井集团案这样的采取通过对主要领导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而获取商业机会的情况，这既对国家、人民利益带来损害同样也对其他合法参与竞争的利益相关者造成了最直接的损害，因而对利益相关者权利的维护是反对权力腐败最有力的武器。现阶段，安徽省乃至全国应该强化对利益相关者权利维护的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畅通利益相关者对党政官员的举报、控告、申诉途径。如果使参与古井集团项目招标的其他竞标人能够充分行使司法、行政救济权利，那么古井集团案绝对不会是犯罪时间持续十余年、犯罪所得如此巨大、涉案人员众多、影响范围辐射全国的特大腐败案件了。
3.王怀忠案——公民参与机制的欠缺与领导干部日常生活中党性修养的退化
2003年12月10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怀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并于同年12月29日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被告原安徽省常务副省长王怀忠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王怀忠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月15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⑤
⑥李光明《古井集团案拷问国企监管难题》《法制日报》2007第6期 张建明.《党内监督机制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304-30
5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复核依法核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对被告人王怀忠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王怀忠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继胡长清、成克杰之后，第三个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腐败高官，也是安徽省第一个被处以极刑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王怀忠由一名孤儿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并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最终因党性修养的丧失而受到法律的惩罚，是一长期的蜕变过程，而在这种蜕变的发生时并没有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预防其党性修养的丧失，在这种蜕变的发展时也没有有力的外部监督机制阻止其党性修养的进一步退化，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对领导干部外部监督机制的一种缺陷。从目前很多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来看，许多一把手的严重腐败案件，几乎没有一件是同级党委成员主动检举的，几乎没有一件是同级纪委主动举报的，“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难以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造成多数领导干部在有小错误时得不到及时纠正直到严重违法乱纪时才能被上级有关部门发现、查处，这一严峻现实，反映出我们监督体制
⑦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模式的滞后性。为了解决或者
降低这种滞后性对党和国家、领导干部所造成的危害，应当及时引入公民参与前提下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通过普通公民的监督并辅以有效的举报、问责机制对领导干部日常生活中党性修养的退化进行预防。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及制度建设，一直进展缓慢。早在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未能实际进入立法程序。199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这一规定只要求申报收入，并未要求申报所有财产而且只是向组织人事部门申报，申报信息不对社会公开，排斥了公民的参与这项在申报制度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因素，因此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以王怀忠案为例，为国家工作人员、安徽省常务副省长的王怀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人民币275万元，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230万元、澳币1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17.1万元。王怀忠的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对价值人民币480.58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财产申报制度的缺失使一些领导干部存有可以隐瞒非法财产的侥幸心理也不利于普通公民对其监督，极易造成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的党性退化、丧失。
2009年2月17日新疆阿勒泰首次向社会公开千余名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信息，这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国内实施的最新进展，但该项制度目前仍然处于试验阶段有很多方面有待继续探索。第一，表格设计的申报项目缺乏具体性、现实性、客观性。比如，阿勒泰地区这次的申报中有一个问题是：“问：有无接受馈赠。答：无。”还有的人就干脆空着。其实，这个问题设计本身就存在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二，目前只要求申报公务员自己所有的财产，⑧申报主体的范围过于狭窄。根据我国民法制度的相关规定，一些有着亲密身份关系的人之
间是可以无偿占有、使用甚至处分对方财产的，这是他们的法定权利，享有这些权利的人也应该比照公务员一样成为申报主体，随公务员一起申报自己的财产。现实中这些人应该包括公务员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女婿、儿媳、妹夫等人。第三，公务员申报的财产种类的范围应有所扩大，包括申报人全部个人合法财产。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就包括收入、房屋、家具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著作权和专利权中的财产权、股权、债权等有价证券以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家禽、汽车等生产资料等财产种类。既要申报其数量，⑦
⑦ 张建明 《党内监督机制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304-305页http://.cn，2009年02月18日02:36，人民网-人民日报，新疆阿尔泰首次公开千余官员财产申报情况
更要说明其来源，必要时附相关证明。第四，财产申报制度应该成为一种长效机制，每年一次属于公务员年终考核的内容之一。同时要进行一次详细审计，申报人必须对任何一笔可能存有一点的收入作出说明。
与官员财产申报机制应当同步建立的是对公务员所申报财产数据真实性监督机制和对瞒报、谎报财产行为的查处。一方面，可以通过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对申报财产数据的真实性进行抽查，对于腐败发案率较高部门领导干部所申报财产数据应当逐一复核。同时为防止上下级之间相互串通共同瞒报、谎报财产现象，可以组织不同地市纪检、监察部门跨区对所申报财产数据相互抽查。以对地市级公务员所申报财产数据抽查为例，具体操作程序是：安徽省纪委、监察部门统一组织，由不同地市所属纪检、监察部门对于其他地市公务员所申报财产数据进行抽查，抽查结果直接上报省纪委、监察部门，再由有关部门向社会公众公布抽查结果。地市级纪检、监察部门也可以组织所属不同区县纪检、监察部门跨区对所申报财产数据相互抽查并向社会公布抽查结果。同时对于经抽查发现的瞒报、谎报财产行为应对有关责任人和瞒报、谎报人进行处罚，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移送有关机关。另一方面，鼓励相关知情人到纪检、监察等有关单位举报公务员瞒报、谎报财产，查证属实后可以给于举报人一定经济奖励。
第三篇：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分析
所谓驰名商标，是指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并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公约)第6条之2对驰名商标提供了特殊保护，TRIPS协议第16条又将这种特殊保护从商品扩大到服务，并有条件地从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扩大到不相同、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原商标法对此问题并未涉及。虽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8月14日发布的《驰名商标的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作了规定，但没有提高到法律的层次予以特殊保护。为适应巴黎公约和TRIPS协议上述规定的要求，于2001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修改后的新商标法增加了对驰名商标的特殊法律保护。
依新商标法第四条、第十三条、第四十一条及第四十三条规定，申请人就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或者就不相同或不相类似商品或服务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均不予注册并禁止在中国境内使用该商标。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该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自商标注册之日起5年内，驰名商标所有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注册人恶意注册的，则不受该期限的限制。若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维持的，驰名商标所有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司法救济。
为统一执法，便于人民法院和商标局依法认定驰名商标，新商标法还采取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办法，对认定驰名商标应予考虑的因素作了规定，即：(1)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2)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3)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4)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5)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这样，既使我国对驰名商标的认定和特殊保护有法可依，有助于法院对驰名商标的司法保护。同时，也使这种特殊保护与巴黎公约和TRIPS协议的规定相一致，适应了我国加入WTO后的需要。
驰名商标申请
第四篇：中间业务对商业银行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间业务对商业银行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2009-4-9
摘要：中间业务对于商业银行收入的影响是依靠其内部作用和外溢作用实现的。本文利用费德模型对某银行机构中间业务对银行收入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中间业务的发展对银行收入的外溢作用显著为正。
关键词：中间业务，外溢作用，商业银行收入
中间业务对于商业银行收入增长的影响是通过其内部作用和外溢作用实现的。内部作用是指中间业务直接带来的收入，这是由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采用收付实现制；外溢作用则是指中间业务通过作用于非中间业务形成外部效益，从而间接促进银行收入的增长。中间业务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商业银行拓展传统业务市场的辅助工具存在着，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内部管理的日臻完善，单一的、低档次的中间业务已远远不能满足客户的需要，客户对银行的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顺应客户的需求，大力创新中间业务的种类，不仅可以带来可观的直接收入，其间接收益更是不可估量。
一、基本模型
由于中间业务对商业银行收入增长的促进和成本无法详细计算，不可能具体考察每一分量的外溢作用，因此外溢作用难以精确度量，但可以采用直接测定方法来计算。本文利用费德模型来估计中间业务对商业银行收入增长的贡献1，利用该模型分析中间业务对商业银行收入的影响2，必须作如下三个假定：(1)将国有商业银行产出分为中间业务和非中间业务；(2)非中间业务的产量不仅取决于本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配置，还受同一期中间业务产量的制约；(3)中间业务产量对非中间业务产量的影响是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不考虑中间业务对非中间业务影响的时滞性。
费德模型的理论框架为：
其中I和N分别代表中间业务和非中间业务的收入；L和K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两大要素，下标i和下标n分别代表中间业务和非中间业务；方程2式中存在自变量I，说明中间业务的产量水平会影响非中间业务的产量；Y代表商业银行总产量(收入)，它是由中间业务收入I与非中间业务收入N之和。
将上面(1)-(5)方程变形，可得如下方程：Y=f(Li，Ki)+f(Ln，Kn，I)，将该方程微分，并将两边同时除以Y，可得：
其中a表示银行资本的边际产品，β表示劳动力的弹性系数，γ表示中间业务收入对银行收入增长的贡献率。dY／Y、dL／L和dI／I分别表示商业银行收入、劳动力(用银行从业人员代替)和中间业务产量的增长率；I／Y是中间业务收入占商业银行收入的比例；由于资本存量的增量dK在统计资料中很难获取，且dK与固定资产投资F在概念和数值上比较接近，因此可以用F替代dK。
因此我们可以建立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Gy、Gl、Gi分别代表经营收入Y的增长率、劳动力乙增长率和中间业务收入I的增长率。
二、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通过某银行机构2004年到2007年的季度数据来进行分析，所有的数据均来自该机构的季度报表。r代表商业银行总收入，它是由中间业务收入I与非中间业务收入N之和；L和K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两大要素，上由银行职工人数代替，资本存量的增加由固定资产投资F来代替。在将原始数据转换为计量经济模型所需数据的过程中，其中为了避免自由度的减少，2004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根据2003年第4季度的数据调整计算而得。中间业务量的计算按照：中间业务收入二中间业务量，0.5%来进行计算。
传统的回归方法通常假定所用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或者是一个确定性趋势加上平稳的部分，但实际经济中许多变量序列是不平稳的，那样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所作的回归很可能是伪回归，即模型有很高的R2值和t值，但参数估计却毫无意义。因此，这里我们进行实证分析的思路和步骤为：先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考察变量是否平稳或考察其单整阶数，如果变量平稳，我们可以利用OLS进行回归分析，否则将进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得出协整方程，考察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我们先采用应用比较普遍的ADF检验法来检验各变量时间序列季度数据的单位根。
检验结果表明，只有F／Y在不包含时间趋势的情况下，是单位根过程。在这里我们要区分平稳序列和有时间趋势序列，通过上面添加时间趋势的ADF检验，我们可以看出F／Y为包含时间趋势的平稳序列。因此在做回归的过程中，必须增加时间趋势变量，或者可以先将F／Y做去除趋势变换，然后利用所得的残差项进行回归分析。
三、计量模型结果
由于整个ADF检验过程中，上述四个序列都是平稳序列，为零阶单整，因此无须进行协整分析，因为协整分析的第一步就是考察每个变量单整的阶数。如果变量都是平稳时间序列，即它们都是零阶单整的，就没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检验。所以平稳时间序列满足经典回归模型，可以直接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
首先对变量进行去除趋势变换，可得如下回归方程：
R2=0.7814，F值为50.0394，括号内为t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
这样我们便得到残差，可用残差即去除趋势后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4)，如表2。
首先对模型(4)进行异方差检验，我们采用布劳殊—培甘异方差检验(Breusch-Pagan Test)，BP检验F=1.9780，不能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异方差。
然后对模型(4)进行序列相关检验，由于在模型(4)中DW=2.9008，根据DW检验表，说明存在负的序列相关。
为了克服序列相关，可用科克伦—奥克特(Cochrane-Orcutt)迭代法克服。对模型(4)中的残差进行无常数项估计，可得：
括号内为t值，在5%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显著不为零，说明残差存在自相关，且ρ=-0.5371为负值，说明存在负的序列相关，与上述DW值查表所得结果一致。利用科克伦—奥克特迭代法，可得如下回归方程：
对上述模型进行诊断：(1)各回归系数的t值见表2，F/Y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Gi·I/Y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2)F=2.6934，整个模型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了整个回归模型整体的有效性；(3)查DW检验表，5%的显著水平上，du=1.76，du≤DW≤4-du，接受H0，即认为随机误差项μt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性；(4)同时进行异方差检验，BP检验F=I.2420，不能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异方差；(5)截距项的计算必须用上述模型中的截距项除以1-ρ，得到截距项为0.0806。上述结果如表2中模型(5)所示，因此可得回归方程式为：
也可对模型(5)中的残差进行无常数项估计，可得：
回归系数不显著，t=-1.2016，再次表明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方程(11)为目前条件下较好的拟合方程。
四、结果分析与解释
根据上述回归的结果，现在主要围绕模型(5)即回归方程式(11)进行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增加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在上述样本条件下，银行收入的劳动力弹性为14.21，劳动力每增长一个百分比单位，收入就可以增加14.21个百分比单位。对于此系数说明如下：1.该弹性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2.显示了职工人数对收入的贡献比较明显。在目前中间业务产品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结构上仍以银行卡业务收入、代理保险、代售基金、支付结算等传统中间业务收入为主的情况下，增加职工人数在目前的样本条件推断下可以提高收入。3.由于在利用Feder模型构建计量模型的过程中，利用银行职工人数度量了劳动力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忽视了人力资本的贡献，因此该弹性系数可能包括了人力资本的作用，虽然本文没有将人力资本单独列出来求解其对收入的贡献份额。4.在计量模型中，由于被解释变量是收入的增长率，因此完善的模型应该包括所有能解释银行收入的解释变量，包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规模报酬等，但是在上文构建的模型中，这些因素对收入的贡献可能只能体现在银行收入的劳动力弹性系数中，比如说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等。
(二)关于资本增加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在上述样本条件下，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为-0.728元，即资本的边际产品为负，资本投入每增加1元，银行的收入就减少0.728元。关于资本增加会减少银行收入，这可能多少与现实有点矛盾。原因可能是该银行机构目前的经营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产品曲线已经向下推移，也即已超过了最优资本量，使得投资形成的资本的边际产品为负。分析该银行机构的中间业务收入结构，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该机构的中间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银行卡业务，新兴业务品种如网上银行、转账电话、融资顾问、代客理财等业务仍处于市场培育期，目前对中间业务收入贡献度几乎为零；同时现有的传统业务如银行卡业务、结算业务等受到行业新业务品种的挤压，在业务量增长的同时，收益下降，因此部分中间业务品种的投入与产出没有形成配比，收益效率有待提高。例如目前该机构开办的代收费项目18个，其中省分行安排代收费项目12个，市分行安排代收费项目6个，07年上半年，该机构代收代付业务收入仅12.44万元(不含代扣代缴利息税收入)，占整个中间业务收入的0.4%，这与该机构投入的柜台资源、网络资源、人力资源、凭证费用严重不配套。同时资本的边际产品为负，与上述利润的劳动力弹性较大是一致的。
(三)关于中间业务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在上述样本条件下，中间业务收入的增加占经营收入的比例dI／Y每增长1个单位，收入就可以多增加21.73%，即中间业务的边际产品价值为1.2173元，因此中间业务收入每增加1元，银行收入就共可增加1.2173元。中间业务对于商业银行收入的影响是依靠其内部作用和外溢作用实现的。由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采用收付实现制，因此中间业务收入增加1个单位就意味总收入可增加1个单位；外溢作用则是通过其外部效益间接促进银行收入的增长，比如由于中间业务的开展而网罗了一批客户，而这批客户可能成为商业银行的存款来源，也可能成为商业银行贷款的优质客户，这样就可能对非中间业务发展形成推动，进而增加银行总收入。在本样本推断下，中间业务收入的外溢作用为中间业务收入每增加1元，银行的收入就共可多增加1.2173元，这结果显示了发展银行中间业务对银行收入的贡献和意义。
五、结语
中间业务对于商业银行收入增长的影响是依靠其内部作用和外溢作用实现的。本文以某银行为例，通过收集其中间业务的相关数据信息，运用费德模型估算中间业务对银行收入的影响。结论显示，中间业务的发展对银行收入的外溢作用显著为正，中间业务的边际产品价值为1.2173元，即中间业务收入每增加1元，银行的收入就共可增加1.2173元。这结果体现了中间业务的间接收益及对银行收入的贡献。因此，可以通过改变影响中间业务发展的内外部因素，促进中间业务的发展，进而提高商业银行收入。
注释：
1.费德模型最早是Feder于1982年提出的，主要用于估计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后来很多学者将其用于研究某个经济或非经济现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本模型的运用主要是参考：陈智远(2001)；孙林等(2003)。
参考文献：
[1]Feder.G.On Expoas and Economic Growth[J].Joum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2,(12)：59-74.[2]陈智远.贸易与增长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01,(05)：46-51.[3]郭红珍，张卉.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资源配置行为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3,(04)：19-24.[4]连平等.21世纪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机遇、策略、管理与实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5]孙林，王启仿.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供给角度的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3，(03)：35-39.[6]袁春晓.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服务特征研究[J].管理世界,2003,(07)：127-135.作者：南京大学商学院2007级博士生 赵永清 农业银行徐州市分行 沈江 来源：
《金融纵横》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李惠杰
第五篇：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一、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核心。实证分析又称实证方法，就是从某个可以证实的假说前提出发，构建理论模型，通过可获得数据样本的计量和检验，判断理论模型的真伪，并进一步分析经济行为的动机和预测经济后果一种分析方法。采用实证方法时，人们一般只考虑经济事物之间关系的规律，并在这些规律的作用下，分析和预测经济行为的效果。
历史上，现代物理学和数理经济学对实证方法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世纪以后，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使十分强调利用数学工具来完成对其理论的演绎推理过程。
二、实证分析的四个步骤
1，提出理论假说的假设条件和中心内容。这是实证研究过程中首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一步。一般来说，理论实证主要关心在高度简化的形式下，有关研究对象少数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其他变量则被舍去。
2，建立假说模型，推到主要结论。这是实证研究的核心
3，理论假说模型的经验检验，即运用回归分析和统计假设检验方法对理论假说的假设条件进行验证，对理论模型推导出的主要结论进行验证。4，验证理论假说，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对验证结果进行解释。
三、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理论实证属于实证分析的第一阶段，又包括两个小阶段：一是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概括出研究内容的基本关系和基本假设条件；二是以此为基础或出发点进行理论逻辑演绎。重点在于提出理论假说的雏形，理论实证过程的基本框架和结论并不是逻辑演绎的直接结果，而是已存在于研究者大脑中的假想形式。理论实证过程属于实证分析的范围，尚未得到经验事实的检验。因此，理论实证过程所得到的结论还只是在实证逻辑上成立的理论假说。
经验实证是对经济理论提出的假说和推演的结论进行统计检验的过程。任何理论结论只有被实践证明了的，方可称作科学地结论。一般如果经验实证对理论假说及其结论做出否定，即得到了证伪的回答之后，就要修正或重新进行理论实证。经验实证具有能提供理论实证的前提或引导理论更符合实际的功能。
一、规范分析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剥离价值判断不同，规范分析掺揉着一定的价值判断，提出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标准，研究经济活动如何达到或者符合这些标准，并以此作为经济决策的前提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规范分析力求回答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而不仅仅“是什么”，“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等问题。这里的价值判断是指经济事物的社会价值，即某一经济事物是好还是坏，该做还是不该做，如何去做的问题。
二、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结合运用
实证和规范的争论至今仍未结束。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孔德实证主义到库恩的范式理论这段历史，展示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在哲学上围绕“价值判断”的争论。若排除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中若隐若现的评价性价值判断，仅包含描述价值判断，或者竟可能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情形下，实证经济分析呗作用于那些纯粹经济事实判断而建立起实证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除了是一对尚未被证伪的具有一定统计规律性的假设集合外，对经济实践没有什么意义。要使经济学达到认识论的目的，势必需要以这些被实证检验了的假设为前提，去进行规范分析和研究，并将包括经济政策建议在内的规范经济研究成果用来指导经济实践才有意义。实际上，当实证经济分析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能途径等时，他已经是在进行规范研究了。因为这些可能途径的提出一定是取决于某些前提假设条件，由这些前提假设条件规范演绎而来，研究者潜意识中的价值判断于无形中也发挥着重要影响。只要实证经济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实际上就已经规定着未来政策等的选择范围与方向，这不可避免的含有规范成分。
如今的经济学，实证经济分析方法本身已非纯粹的经验归纳，其中包含了演绎法的运用，即从归纳出的假设命题出发进行演绎以求得可供观察的结果，然后将该演绎所得的结果与实证经验相比较以检验所求证的假设命题。
从主流经济学看，实证分析一致占主导地位，但除了非主流学派外，一些西方科学哲学和主流经济学家已注重二者的结合。规范以实证为基础，规范演绎分析的前提和成果均须经过实证检验；实证以规范为前提，经济学研究目的在于讲政策建议在内的规范分析研究成果用来指导实践。这一目的成为推动实证分析靠近规范分析的动因。
例如，在回答失业和通胀问题时，早期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国的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此时的规范研究就是要确定以牺牲多少的通胀率来提高现实中就业率才是社会可以接受的，这样一来，实证研究为规范研究提供了载体，规范研究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指明了方向。
规范分析的结论说明需要用到实证分析，因为实证分析可以将经济思想表现的比较深刻。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本质的特征是实践，不仅如科学那样解释世界，而且能如人那样改造世界。经济学不仅要提供解释世界的“是”的知识，而且还有通过规范性分析建立“应该是”的价值型和规则性的知识，为经济实践提供平价尺度。
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
归纳法。归纳论证是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论证方法。它通过许多个别的事例或分论点，然后归纳出它们所共有的特性，从而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
演绎法──从普遍性结论或一般性事理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论证方法。
在演绎论证中，普遍性结论是依据，而个别性结论是论点。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相反，它反映了论据与论点之间由一般到个别的逻辑关系。
比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泰山还要重的。”这段话中就包含着一个完整的演绎论证。“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是普遍性原理，是论据，是“大前提”；“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是已知的判断，是“小前提”；而“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则是结论，也是论点。
在理论的推理逻辑上，经济学长期存在两条基本路径来进行分析、挖掘和完善：一是归纳主义的，一是演绎主义的。
一般来说，演绎分析往往存在一些一般性的先验假设或者抽象定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理性推理而得出一系列具体结论；相反，归纳法则更具有经验主义特性：往往要从具体的前提中得出一般的规律，或者从历史资料推测将来的结果。
事实上，这两者都是社会科学中具有互补性的理论构建的分析逻辑，任何理论研究都需要兼顾这两者；但是，基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不同学科和学者所选用的具体手段又各有所偏重。一般来说，自然科学主要运用一些基本原理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因而倾向于采取注重形式逻辑的抽象分析方法；相反，社会科学则需要应用多视角的理论对具有极大差异性的具体事物进行分析，需要详细剖析分析对象的特殊性，而解决特殊性问题的基本思路则往往来自对其他各种相似社会现实的归纳。
经济学中历来就存在注重检验的归纳主义和注重形式的演绎主义这两种传统，并且，两种传统一直在相互争论、相互排斥而又相互补充和相互吸收中发展。那些自然科学出身的经济学家会强调抽象的演绎主义分析路径，而那些本身就是社会科学出身并且具有非常渊博的历史知识的学者则更为注重历史的归纳分析方法。当然，既接受良好的技术训练又有渊博知识的经济学大师则往往主张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统一，斯密、穆勒、马歇尔等都是这样的例子。
例如，尽管马歇尔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技术经济学大师，但他在发展抽象分析的同时，也没有排斥归纳法；事实上，马歇尔一直强调，在研究问题时必须从事实中搜集论据，经济学不是真理本身而是一种发现真理的原动力。为此，马歇尔强调，“归纳法借助于分析和演绎，汇集有关各类材料，整理它们，并从中推出一般原理或规律。然后演绎法一时又起着主要作用，它把这些原理彼此联系起来，从中暂时求出新的更广泛的原理和规律，然后再叫归纳法主要分担搜集、选择和整理这些材料工作，以便检验和‘证实’这个新规律。”
然而，尽管如凯恩斯所说，“演绎方法不只是包括演绎一个阶段”，“在其完整形式上，它包括对实际运行力量及运行不同条件的调查，并且通过求助于可直接观察到的具体现实，检测其结果在实际现象中的应用性。经济研究自身利用其演绎阶段有时会很方便，在经济学的纯理论中这点尤其突出。但前提并不是随意选择的。当纯理论假设经济力量在人为简化的条件下运行时，它仍主张调查的结果与实际运行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吻合的，并确实在实际经济世界中以居于支配地位的方式运行”。
同时，自边际革命以后，随着数学大量引入到经济学中以及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进入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对于“工具理性”的尊崇已经使得经济学家发展出一种精致而繁琐的数学语言；结果，在给予经济学思想以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同时，也抽象掉了经济学所必须关注的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抽象掉了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因而也同时消解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始终坚守和洋溢的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特别是，自马歇尔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其追随者夸大了经济学的抽象化能力，并逐渐形成了目前西方经济学界彻底漠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主流氛围，抽象演绎分析也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根本性分析思路。
当然，这种演绎分析在经济学中并不是不需要的，但问题是，演绎所基于的基本公理或前提是否正确？它们又是怎样来的？这就需要借助其他方法，否则基于演绎的分析就成为一种同义反复或者仅仅基于数学符号的逻辑游戏。
历史沿革：
自社会科学各分支分裂开始经济学就日益偏重于抽象演绎的方法。究其原因，随着经济学逐渐从其他学科独立出来，经济学将其研究内容越来越限定物质资源的配置之上，从而导致其研究方法也发生了相应转变：基于经验的归纳色彩越来越淡薄了，而演绎主义的分析开始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采用。配第力图应用自然科学中已经发展起来的实验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力图探讨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量之间的内在联系。
到了17～18 世纪，西方哲学逐渐兴起了“预先假设”和“演绎”的方法，这进一步推进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演绎主义取向；特别是，抽象演绎倾向在边际主义的影响下迅速壮大，新古典经济学则最终确立了它的支配地位。
尽管如此，斯密也并没有完全抛弃归纳的分析思路，相反，在其著作中往往同时包含了归纳和演绎的分析路径：一者，他相信事物的“自然”秩序可以从一般判断中演绎出来；再者，他又更经常地用实际历史过程来检验自己的结论，从而从一种抽象上升到了他所处的经济世界的真实的复杂状态。例如，如果通过演绎推理斯密提出了工资均等化趋势的学说，那么，他还会用归纳研究的方法揭示出阻碍和限制这种趋势的因素；而如果斯密主要基于抽象分析而谴责地方产业保护，那么他还会以具体实例和多种多样的分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时，如果斯密提出增进富裕的“自然”过程，那么，还会做一种历史观察来揭示富裕增进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实况。实际上，斯密的方法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演绎法与归纳法的混合物。理性主义使他能够以少数几个最重要的原则为基础构建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而充溢于整个著作的经验主义则使他的思想非常现实。
事实上，尽管李嘉图因其个人经历而熟知商业与经济生活的现实情况，但由于没有受过历史学和哲学的训练，因而他在论证过程中几乎没有使用归纳法，没有将历史或经验数据集中起来，从而也没有遵循从局部到整体、从个别到一般、从事实到理论的思维。相反，李嘉图却充分发展了他的抽象能力，用严格的逻辑把经济整体简化为几个变量，并在不言自明的假设上用逻辑的方法推理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从而论述了总的规律。
特别是，随着经济学日益抛弃对社会制度的关注而将其研究对象转向如何最大化收益的私人领域，经济学的抽象化又获得了新的发展，以致经济学理论也逐步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这在边际革命之后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主导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取向。
抽象演绎分析主流地位的确立
（1）早期的古典经济学非常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制度和行为的历史传统。但是，李嘉图之后，古典经济学就日益走上了抽象演绎分析之路，霍奇逊认为，李嘉图和西尼尔的抽象和演绎分析与斯密和斯图亚特对历史和制度的关注截然相反。
（2）即使抽象演绎分析日益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古典经济学的主流，但是，当时还存在另外影响甚大的历史主义等经济学流派。在历史主义者看来，经济学就应该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应当把经济活动置于其他社会脉络之中，而不应当以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方式来对待经济活动，更不应该如现代主流经济学那样把经济学视为应用数学的分支。
历史归纳法对经济学的影响
(一)主流经济学过度演绎推理的做法不科学。在一些人看来，历史的东西往往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断的东西则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客观地讲，经济学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并辅之以数学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学的一种靠拢。但如果以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少数公理的基础上构建起逻辑大厦，就意味着经济学自动走向科学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统一性或不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谓的公理实质上是一种没有办法通过进一步推理证明的无条件的命令。既然公理本质上是一种信仰，而信仰显然会随时间、地点和任务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大厦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外观和内在结构。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们不顾事实建立起庞大的演绎结构，这已经成了经济学根深蒂固的传统”。事实上，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公理，如理性经济人等在现实环境中也遇到质疑。这种抽象演绎的结果不仅无助于经济学科学性形象的树立，相反还损害经济学的科学性。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对经济学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巨大差异。亚当·斯密教条地认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经济生活会自动趋于最优状态，不会存在经济过剩和失业。而1929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碎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转而寻求政府干预。
(二)宏观经济学的诸多成果得益于历史分析的方法。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有四个：通货膨胀、就业或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显而易见，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对象，如长期的经济波动，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历史数据和历史事实。即使在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中，同样也无法回避时间序列的探讨。由此可见，目前主流经济学中抽象演绎法所作的努力，即通过形式上的数理化来完成对经济学的科学化改造并不能摆脱历史数据的支撑。
（三）经济学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的、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个历史过程。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过程中体现的尤为充分。
(四)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定理必须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在《资本论》中，诸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商品等概念，马克思都反复强调是个历史范畴，从而对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进行批驳。同时，这些概念的许多规定性也只有放在历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货币形式的发展、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的功能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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