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第三产业要素投入实证分析

第一篇：福建省第三产业要素投入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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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第三产业要素投入实证分析

作者：陈进坤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6年第01期

摘要：文章用改进的C-D函数对福建第三产业的要素投入和产出进行实证分析。福建第三产业要得到 更加持续快速的发展，需要提高技术水平改进制度政策，需要拓展融资渠道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关键词：福建第三产业；C-D生产函数；劳动投入弹性；资本投入弹性

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标识码：A

第二篇：劳动生产率投入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摘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劳动者的质量、劳动者的技术装备水平以及有效的管理是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方面。由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供给所存在的尖锐矛盾，如何利用好现有的劳动力资源，更好地控制其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为分析劳动生产率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运用了现代定量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做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期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利用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力资本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6－0019－06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劳动生产率是说明劳动效率的综合指标，同时它可以对比生产成果和劳动耗费，也是说明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正确把握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及增长变动情况，对观察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国民经济中某些比例关系和考核企业经济活动成果都有重要作用。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进行规范性测算的国家。1926年美国劳工统计局用人时来衡量投入的劳动量，用产出增加值作为产品生产量替代来计算劳动生产率，现在各官方机构统计报告中所公布的劳动生产率指标基本都是用该方法得出的。这种方法后来被学术界称为“原子论方法”，在实践中广泛应用至今。与其对应的另一种方法是“函数论文法”。该方法主要以生产函数来表达投入产出关系，并对其进行相关变换来测算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由于所使用的生产函数不同，形成不同的方法与流派。主要有“索洛方法”、“丹尼森方法”、“罗默方法”。索洛1957年的研究打破了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传统观点。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的新见解，提出技术进步的重要性。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分两类：一类是不含技术进步增长的模型，另一类是含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后者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影响远远超过前者，目前仍为许多学者采用。肯德里克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趋势》一书中，把除去要素投入增长后的经济增长部分归结为： “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它主要包含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扩散程度、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经济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丹尼森把广义技术进步的内涵因素归为如下六类：生产要素质量的变化：知识进展；资源重新配置；规模作用，即规模经济；政策影响和不规则因素。罗默则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继承了亚当·斯密、马歇尔等人的递增收益思想，运用并扩展了K·J·阿罗的动态分析框架，结合外在性、产出生产中的收益递增和新知识生产中收益递减等三个因素，提出了具有内生技术变化的竞争性均衡长期增长模型。罗默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结果。罗默通过对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分析，证明存在社会适度知识存量和经济增长的竞争均衡，但由于生产中引入规模收益递增，不存在帕累托最优，知识积累会使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得以实现。由索洛和丹尼森等人发展起来的这种方法，直到今天仍然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中国对生产率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主要研究劳动生产率的问题。50年代末，中国开始注意技术进步对生产发展的重大作用，提出了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任务。6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界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时，将提高投资效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均列为提高经济效果的重要途径，并在这些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在引进国外生产率研究成果的同时，国内逐渐加强了对中国生产率的研究，并在国内外经济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李京文、王金营等人的研究。李京文等人是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将资本的投入量定义为资本存量，即固定资产净值与流动资产之和：劳动投入量是直接用于物质产品生产和服务的劳动投入量；而要素投入的数量与质量的区分是通过投入量的交叉分类，并应用超越对数指数来度量。王金营等人是以罗默和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有效劳动模型与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通过规范性分析，证明了人力资本在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和技术进步中的独特

作用，特别是将人力资本在生产中提高其他要素效应的作用剥离出来，为判断人力资本的真实作用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并且为较准确估算中国从业人员和人力资本存量建立了####数据库，并利用人口发展离散模型算出不同受教育层次的人口，利用各层次受教育人口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参与率估算出各年从业人员和人力资本存量。他们的相关研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研究水平的提高，为政府经济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影响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库兹尼次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有三个：第一个是知识存量的增长；第二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三个是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规模经济和技术知识的普及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对经济增长具有贡献的重要因素。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劳动生产率已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资料表明，在跨入后工业化社会的最初阶段，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为70～100％，随着后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略有下降，但仍会占主导地位。经济增长受制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地区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来实现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体现在教育（包括培训）、健康等方面的投资中。世界银行对2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60－####年间影响GDP增长因素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者受教育的平均年数每增加一年。就能使GDP提高3％。根据我国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仅1990－2000年的10年间，中国15－####岁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已由7.33年提高到8.48年，并由此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推动了经济增长。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力资源储量巨大，但现阶段中国人口的整体素质较低，劳动者的实际能力和潜能区分未得到充分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把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企业组织把强大激励和管理，充分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放在突出位置上，这是提高中国社会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投入效率，推动社会劳动生产率整体提高的重要举措。

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查尔斯·金德伯格在他的专著《欧洲战后的增长》中证明，人均收入一直高速增长发达的工业经济。往往是那种吸收大部分新增劳

［3］本文作者：李友德

动力的经济。尽管中国存在结构性劳动力供给过剩的问题，但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对经济增长仍做出了重大贡献。从产业部门来看，一个产业部门的增长相当程度上通常依赖于劳动力投入量的增加，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更是如此。而在减少劳动力的情况下，产值增加部门几乎只有农业。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开创经济增长的资本决定论的同时，强调经济增长决定于三个因素，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和劳动者质量的提高。此后，李嘉图也认为，劳动者规模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增长。劳动力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从数量推动逐渐向质量推动，在数量上推动体现为劳动力人口增长形式，在质量上推动上则表现为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产业结构变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投入

从中国分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均明显提高。其中第二产业提高的幅度最大，由1979年的0.265万元，人提高到2007年的3.683万元／人，增长3万多，第三产业由0.167

万元从提高到1.985万／人，净增1.818万元，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少，从1979年的0，044万元从提高到0.7万元／人。从统计结果来看，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效益在逐步改善，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缓慢。产业结构的有效转化和升级，可以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经济的增长，如表1可见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时期，此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减缓，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直接和明显的。

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来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尤其是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最大，而且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有逐渐拉大的趋势。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虽有所增加，但增加速度缓慢，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水平上。1979－2002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年平均为12.66％，而该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9.46％。这种劳动生产率高增长特征与经济高速增长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正在逐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变数之一。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其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变化特征看，二者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各产业的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二者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适宜的经济政策。对劳动生产率投入的宏观调控，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

每个地区发展都有其特殊性，合理的区域经济政策是基于其优势资源而实行的。综观我国近年来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趋同的问题目益严重，一些地区在发展高科技方面并没有任何优势，相反，在传统产业的发展上既不缺乏人力，又不缺乏资源，但仍将高科技产业作为长期的发展方向，这势必造成新一轮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各地区应该结合本地区区情和资源优势，选择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劳动资源的配置起主导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退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要素资源，政府必须广泛而深入介入劳动力市场。政府对劳动市场的作用，首先在于确保劳动力作为劳动要素、配置主体的正常运行，然后才是政府积极主动弥补“市场失灵”以确保交易双方的利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投入

经济发展水平与一国或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具有密切联系，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目前中国实际上仍处于劳动生产率逐渐上升时期。但由于中国的统计制度存在缺陷，长期以来对农村人口不统计失业人口，更不统计非劳动人口，造成中国农村人口劳动生产率计算结果不能真实反映中国农村生产劳动力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和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果。大大高估了中国农村劳动生产率参与情况。城市中原来制度因素影响下过高的劳动生产率也随着制度改革的深化不断受到挤压。实际上，劳动生产率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1979－2001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9.54％，而中国劳动生产率为12.51％，这种劳动生产率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正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为反映不同时期劳动生产率变化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差异，我们把1979－2001年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分为1979－1990和1991—2001两个不同时期。从而通过不同时期经济增长情况来说明劳动生产率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表2可以看出，1991－2001时期比1979－1990时期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率，1991—2001时期也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本投资的短缺制约劳动生产率的发展

作为人力“资本”，其形态首先是以知识存量为物质内容，并通过一定的技能和能力体现出来。因此，人力资本既具有质的规定性，又具有量的规定性。通常度量人力资本总量用下列方程式：

人力资源总量＝劳动人口×劳动人口质量，即z＝Zi，该方程式中的劳动人口，应该是国家规定的法定年龄的劳动人口；人口质量实际上是一个难以准确确定的变量，通常用以下指标衡量：每百万人口大、中、小学学生的入学率、中小学普及率、专业人员占劳动人口的比重等。这些指标也不是完善的，例如，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利用程度的问题等。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海克曼研究发现，中国教育投资约占GDP的2.5％，而物资投资大约占GDP的30％。美国的这两项指标分别是5.4％和17％，韩国分别是

3.7％和30％，中国对人进行投资的支出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而每年物质投资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因此，我国政府虽然在逐步提高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但教育经费的投入方式和重点失误。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中国把有限的教育资金投向高等教育，实在是一种短视行为。

劳动生产率是反映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本质上就是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差异。在物质条件一定条件下，人力资本存量与劳动生产率是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劳动者素质就越高，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当然，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质量来实现的。虽然工作质量取决于多种因素（劳动态度、管理体制、职业道德等），但有关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所注定的人口素质是关键性因素，至于职业道德、劳动态度等作为人文素质同样离不开教育，所以，智能素质、人文素质都离不开人力资本投资，它们共同影响劳动者的工作质量，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

三、地区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数量

［3］本文作者：李友德

关系表明，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可以推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可以影响经济的实际有效增长。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表明，劳动生产率是加速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1990－2006年间，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了35.4％。增长最快的省份大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上海、天津、广东和福建等省区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倍多，江苏、浙江的增长幅度超出5倍。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缓。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4个分解成分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和技术效率分别增长16.2％、56.7％、29.5％和7.5％，这表明物质资本积累所贡献的部分主导着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人力资源的贡献不容忽视，技术效率则表现为负贡献＠。尽管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物质资本积累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但观察各个省区劳动增长情况，我们发现，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是我国劳动产出水平最高的4个省区，在这4个富裕省区中，技术进步取代物质资本成为影响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尤其是上海，其技术进步贡献部分为222.8％，而物质资本积累贡献远远低于前者，仅为27.6％，甚至低于人力资本积累的35.4％。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表明，影响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因素有制度、劳动力、资本和产业结构转变等多种因素。在地区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中，我们选定劳动力投入数量（从业人数）、劳动生产率，资本方面选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存量（各地区国有及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以及产业结构变化指数来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指标。本模型所使用的数据均为2008年的社会经济指标。

经济模型如下：

InGDP＝a0十allnL且＋a21nLh十a3lnMl＋a4lnM2＋a5InY＋8

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Lg表示劳动力投人数（各地区从业人数），Lb表示劳动生产率，M1表示固定资产投资（物质资本存量），M2表示人力资源存量（各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数），y表示产业结构变化指数。本模型使用的数据均为2008年社会经济指标数（见表3）。

通过SPSS系统的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东南部、北部和中西部三个地区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如下所述。

北部地区：

lnGDP＝0.406＋0，161nL.＋0.42lnk＋0.423lnMl＋0.3861nM2＋0，1321nY＋8

东南沿海：

InGDP＝0.807＋0.302nLa＋0.2081nLb＋0.4861nMl＋0.2021nM2＋0.11llnY＋g：

中西部地区：

lnGDP＝0.104＋0.3nLa＋0.1011nIg＋0.2081nMl＋0.372nM2＋0.10611nY＋s

通过对北部、东南部、西部三个地区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投入数量增长率以及计量模型得到弹性系数，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投入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见表4）。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东部沿海发达区、中部中度发达区和西部落后区等三大差异带。其中，北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为38.8％，东南部地区为31.2％，西部地区为16.8％。总的来说，北部地区拥有人力资本的优势，有大量的技术人才，东部发达地区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都有显著优势，而中西部地区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但利用率不高。这种资源上的差别客观上决定了各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水平和模式的不同。

四、结论与建议

从表4可以看出，无论是北部、东南部，还是中西部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都远远高于劳动力投入数量的贡献。就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北部和东南部要明显高于中西部，究其原因，北部和东南部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对资金技术人才的开发要明显超过中西部，由于资金问题，产业结构的变化比中西部要迅速，调整更为合理。相对于中西部而言，要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存量，在产业结构方面还须做进一步的调整，只有如此，中西部的经发展才有可能赶上东南部。此外，由于企业减员增效，以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劳动力投入数量在中西部也明显不足，对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无论是固定资产投入，还是人力资本的投入都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要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必须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劳动生产率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劳动生产率水平直接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状态，一般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劳动力的投入，短期和局部有时会使劳动力需求减少，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劳动生产率提高必将促进

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生产资料，从根本上为扩大就业创造条件。因此，为发挥中国劳动力的优势，各地区在不断提高劳动效率的前提下，应积极开拓就业渠道，增加就业人数，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合理和有效流动，以全面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分布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劳动生产率总的配置效果，从而成为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积极因素。在工业化初期，各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要素收益率间普遍存在差异，就业结构变动的潜力很大，当劳动力由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时，就会影响劳动生产率总的配置效应。在产业间劳动力的配置中，首先要做的是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积极地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造条件。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增长，是因为我国把大量的积累资金投资于工业部门。使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和人均资本迅速增长，而我国在农业上的投资很少，并且劳动力不能自由地转移到其他产业部门，其结果必然是劳动力剩余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因此，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流动必将带动我国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选择适宜的经济政策。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每个地区的发展都有其特殊性，合理的区域经济政策是基于优势资源而实行的，各地区应结合本地区区情和资源优势，选择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相对充裕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应加快集约化经营的步伐，经济发展应以科技为导向，以产业结构的协调化为目标，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中西部自然资源丰富，而资金和人力资源不足，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北部地区应充分挖掘老工业基地的基础优势，通过调整改组和提高，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促进经济增长，而选择适合本地区的发展模式，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第一，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国家。第二，深化体制改革，增加政府的科技投入，增加教育经费投入比率，提高人口整体素质。第三。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第四，实施技术创新，推进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的主体是各类人力资本载体——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技能人才。第五，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三篇：第三产业现状分析报告

全力打造第三产业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自3月8日召开全旗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工作会议以来，全旗各部门以内蒙古自治区“8337”战略和呼伦贝尔市“1255”战略为指导，围绕市委三次、四次全会的安排部署。始终坚持把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作为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和突破口来抓，从各个方面给予扶持和引导，有力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一、XXX第三产业现状

2012年全旗地区生产总值为90.06亿元，三产比值为47.2：24.8：28，三产增加值25.2亿。2013年全旗目标任务，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6.3亿元，年增长18%，一产增加值50.5亿，二产增加值26.5亿，三产增加值29.3亿元，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为47.5：25：27.5。其中XXX2013年第一季度生产总值9.88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9.3%，三产增加值5.8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19.8%。

近年来，在旗委、旗政府的领导下，XXX第三业开发迈开了新的步伐，第三产业经济取得了新的突破，尤其旅游产业已初具规模。但是XXX经济结构与十年前相比变化不大，受道路交通等诸多因素影响，商贸物流发展缓慢，严重制约相关服务业发展。XXX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活。第一产业增量空间有限，要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上下功夫，尤其是第二、三产业，更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及特色民族旅游文化产业。XXX应紧紧抓住资源、区位、民族、文化这四大优势，努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民族文化旅游业。

二、掌控第三产业项目情况，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截至2013年6月，全旗第三产业相关项目总计67项，总投资702070.52万元（70.2亿元）。

1、其中教育领域、文化旅游领域、卫生与计生领域、民政就业和社会保障领域等共计54项，总投资57846.60 万元（5.8亿）。项目主要为文教卫生、人口计生基础设施建设；达斡尔民族园内中国达斡尔族文化保护相关硬件设施建设、维修，以及为促进达斡尔民族文化传播而编制《XXX旅游总体规划》；乡镇环境卫生、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等涉及社会民生类项目；各类保障用房、教学用房、苏木乡镇中转房、农村危房改造等相关建筑用房。

2、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共计13项，总投资644223.92 万元（64.4亿）。项目主要为路网、供水、供热、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骨干工程建设。其中包括乡镇道路硬化、尼尔基通用机场、阿-莫铁路、国道G111线、新建尼尔基客运站等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此类项目的开展将极大改善旗内以及我旗与外界的交通环境，实在解决我旗瓶颈在交通的难题。

三、抓住XXX民族特色优势，打造民族文化品牌

积极发展特色旅游产业。依托XXX特有的资源、区位、民族、文化四大优势，以挖掘、保护和传承达斡尔民族文化为前提，深入挖掘达斡尔民族文化。为加大中国达斡尔族文化保护及宣传力度，加大民族园建设力度，打造XXX特有的曲棍球节、乌兰牧骑两张名族“文化名片”，着力打造昆米勒节、斡包节、达乡情·民族风等节日活动。

2013年XXX文化旅游方面项目共计14项，总投资30233.1万元。项目主要包括5项中国达斡尔族文化、语言保护项目；5项民族园内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善、维修项目；2项乡镇（办事处）基础文化设施建设项目；另外2项为编制《XXX旅游总体规划》及戍边250周年音画剧项目。结合XXX特有的达斡尔族文化的优势和特点，突出发展重点，着力发展一批收入弹性高、效益上升快、辐射能力强、关联度大的新兴产业，促进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逐步优化。充分利用达斡尔民族文化这块金字招牌。

四、整合全旗市场，加快商贸流通及服务业发展

按照“大市场、大流通、大商贸”和“专业化、规模化、规范化”的要求，积极发展商贸流通业。整合发展要素，提升壮大规模。我们按照“整合要素、聚集发展”的原则，坚持以优化政策为前提，以扩大商贸流通为基础，逐步带动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集聚发展，实现第三产业优化升级。一要优化政策，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特别是对一些就业容量大、经济拉动力强的第三产业项目实行“一路绿灯”，特事特办。二要培育龙头。对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我们实行旗级领导挂点服务，积极引导这些企业上档次。目前，全旗已逐步形成了以玉鼎超市、佳幸超市、百花超市、华丰家电商场、纳文慕仁商厦等为龙头的商贸流通业，以亮点、阿萨帝、月色、唐潮为龙头的文化娱乐业，以达斡尔民族园等为龙头旅游业等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优势产业。三要整合市场。按照市场运作机制，大力整合市场功能，巩固、完善和发展一批各具特色的专业市场、贸易市场，实现市场向

专业化，商品流通向规模化发展转变。四要切实推进全旗路网建设。加快乡镇道路硬化、尼尔基通用机场、阿-莫铁路、国道G111线、新建尼尔基客运站等一系列交通设施项目建设，解决我旗瓶颈在交通难题。进而促进我旗优势产品大豆、酒类、菇娘、绿色有机食品等产品的销售。进而加快发展餐饮、房地产、金融等服务行业。

五、全面发展社会事业，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1、改善全旗教育教学水平。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发展，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改善教学条件。今年我旗确立10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3146万元。项目涉及幼儿园、风雨场馆、教学楼建设，项目均已在5月初全部开工建设，预计在9月末至10月初竣工使用。2013年工程实施完成后，全旗学校教学楼楼房覆盖率将达到58%，学校办学条件将显著增强。

2、改善农牧区卫生计生环境，提高卫生计生服务质量。2013年XXX卫生计生、药监项目共计10项，总投资942万元。其中8项为卫生计生业务楼、服务站、村级卫生室及药品食品检验所基础设施类建设；另外2两项为文化活动广场及计生服务车。立足本职工作，完成人口计生、卫生责任目标，做好旗人民医院移地新建前期准备工作。

3、完善社会民生保障服务体系。我旗是国贫旗县，突破在特色，契机在帮扶。2013年各部门社会民生项目共计20项，总投资20858.5万元。其中包括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苏木乡镇生活设施建设、安全饮水、农村危草房改造，垃圾转运站；及市政卫生等一系列民生项目。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应以尼尔基镇为重点，设立功能比较齐全、设施比较完备的社区服务中心，创办信息咨询、家政服务、物业管理等社区服务经济组织，社区就业已成为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渠道。

六、加快道路交通等基础实施建设，推动相关行业发展

我旗产业发展落实在项目、融合在统筹。应坚持“大上项目、上大项目、上好项目”，把重大项目作为重中之重。截至当前重大项目进展有序，包括阿—莫铁路、尼尔基通用机场、国道111线升级等涉及路网、供水、供热、供电通信等重大项目均已启动，项目总计13项，总投资644223.92 万元，用以完善城镇路网、供水、供热、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骨干工程，直接拉动运输业、餐饮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的协调发展，使之成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载体。

第四篇：影响福建省粮食产量因素的实证分析文献综述

影响福建省粮食产量因素的实证分析文献综述

蒋媛媛商学院指导教师:杨春生

一、研究背景及动态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粮食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党和政府对此是高度重视的。粮食生产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关系国家的全局。“民以食为天，仓廪实而知礼节”等一些古训一直沿用至今。温家宝总理说：“手中有粮心不慌”。因此，如何保障粮食的需求一直是各国政府和人民所关注的问题。基于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人均耕地面积却为世界的40%这一特点，粮食稳定供应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重要因素。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形态与经济的变化和发展，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呈刚性增长，再加上水资源稀缺，耕地减少，我国的粮食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粮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实现了从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农业市场化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影响中国粮食供求均衡格局的国内外环境和主要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粮食播种面积不断缩减而粮食单产提高缓慢,使得粮食持续增长潜力受限；人口刚性增长，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使得粮食和工业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同时由于国际市场粮食供求偏紧，世界粮食库存不断减少,使得粮食进出口贸易压力增大。这些导致了近些年来中国国内产需缺口不断扩大，部分省区粮食供求失衡加剧，特别是2007年初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粮食价格全面上涨，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新一轮担忧，中国未来是否会出现全国性、区域性粮食短缺，已成为当前政界和学术界的中心议题之一。

尽管2004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出现了重要转机,但粮食生产尚未得到有效恢复,制约粮食安全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鉴于我国粮食占食物比重较大的特点，所以我国许多学者在研究食物安全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粮食安全与粮食产量方面的研究。美国学者布朗认为中国的水资源将制约粮食生产，未来必然进口大量粮食，将威胁世界食物安全。因此对粮食产量的变化因素进行研究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根据农业部发布的数据, 1998年我国粮食产量曾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后几年连续多年呈现下滑态势持续稳产增产基本没有超过3年。自2004年开始，中国连续四年粮食增产, 2007年粮食产量突破了5亿吨。但是粮食生产是由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不确定系统,未来我国粮食产量将如何变动,能否达到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就成为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有效地分析和预测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对政策调整方向乃至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福建省人多地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全省陆域面积12.14万平方公里,山地和丘陵面积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82.4%，耕地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10%。2007年底，全国的耕地总面积为121735.2公顷，福建省为1333.1公顷，福建省所拥有的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1.1%，福建省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为0.04公顷,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是全国人均耕地最少的省份之一。这个水平明显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0.053公顷的警戒线，这将会制约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给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福建省粮食供需矛盾历来突出,粮食产量缺口却在不断扩大。因此，分析和明确福建省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建立健全农产品的市场体系，对今后引导农业结构调整, 加大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和提高生产能力, 为福建省粮食产量的稳定发展提供参考依据，保证福建省农业的稳定发展，对提高福建省粮食供给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研究影响粮食产量的关键因素，促进粮食生产量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

二、评述

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研究理论。

高彦鹏，曹方，陈秉谱，马燕玲(2013)[1]以1978-2011年甘肃省粮食产量变化及各影响因子的统计数据为样本，运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各影响因子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有效灌溉面积、种植面积、受灾面积和化肥施用量是影响甘肃粮食产量的主要影响因子，其中种植面积对甘肃粮食产量的贡献呈现出边际递减趋势，有效灌溉面积与粮食产量互为因果关系。

尚锐，董雪(2013)[2] 以黑龙江省1991-2011年粮食产量变化及各影响因子的统计数据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黑龙江省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结果表明，对黑龙江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机总动力，其中化肥施用量最为显著。

周永生，肖玉欢，黄润生(2011)[3]以年广西省粮食单产，降水量，种植面积和产量为样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构建广西粮食产量预测模型，对影响粮食产量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建立广西粮食产量的预测模型，结果表明，对粮食产量贡献最为明显的因素是种植面积，其次是单位面积产量，降水量对粮食产量影响最小。

赵慧江(2009)[4]以1990-2005年我国粮食产量和各主要因素为样本,建立了以粮食产量为应变量，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和成灾面积五种可量化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模型对各个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检验，结果表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是影响粮

食产量的主要因素。

范东京，朱有志(2011)[5] 以1985-2008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的粮食生产数据为样本，对财政投入、劳动力投入、农业机械总动力、粮食播种面积、有效灌溉率和化肥施用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基础设施和粮食播种面积是影响粮食生产最关键因素。

杨聪敏，马长海(2013)[6] 以石家庄17个县市粮食产量及主要影响因素为样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有效灌溉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是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

郭淑兰(2009)[7] 以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区2005年的截面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和逐步回归法进行估算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主要依赖于产能的扩张，而非引致价格。

王赞，李松臣(2009)[8] 以1985-2007年之间的粮食产量及6个主要影响因素数据为样本,样本数为23。利用主成分分析和协整分析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通过主成分分析,从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中提出了基础因素和附加因素两个主成分，进而通过协整检验发现，粮食产量和两个因素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最后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了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的弹性问题。

吕爱清，杜国平，卞新民，陈路扬，邱爱保(2005)[9] 以1978-2003年粮食产量、粮食面积、农业劳动力、农业机械总动力、灌溉面积、化肥用量、成灾面积为样本，同时引入2个虚拟变量。利用多元回归方法,获得了拟合度较好的中国粮食产量虚拟变量模型,说明该模型预测性较好。从分析结果看，影响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化肥用量和农业劳动力。

谢杰(2007)[10] 以中国1978-2004年间的粮食生产相关投入要素数据为样本,并考虑农业改革的政策影响,利用逐步回归和加权最小二乘回归等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对模型的分析表明:土地和化肥使用是影响粮食生产的最主要要素,并认为在土地、化肥施用以达极限的背景下,技术进步是提高我国粮食产量的新的途径。

许光宇，李阳阳，毛成龙(2011)[11] 以我国1986-2007年22年间的相关统计数据，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多元回归方法来探讨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并做出分析，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方法估计出模型的线性表达式，并对模型进行检验和调整，最终得到影响粮食产量的计量模型。结果表明，农药化肥施用量、粮食播种面积和成灾面积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较为显著。

庄道元，陈超，杨丽(2010)[12]1983)2006以1986-2006年粮食生产数据为样本,通过建立经济模型对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土地与化肥是粮食增产最主要的原因,受灾面积对粮食产量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三、结论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安定的战略物资。福建省人多耕地少,粮食需缺口大,确保粮食稳定供给尤显重要。影响粮食总产量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粮食播种面积、粮食面积单产、有效灌溉面积、化肥用量、农药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塑料薄膜用量、受灾面积、成灾面积等。

福建省粮食产量主要受化肥施用量、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播种面积的增加使粮食产量增加，化肥施用量的增加使得粮食产量增加。粮食的播种面积对粮食产量具有显著的影响，而近年来随着农业政策变化及种植业结构不断调整, 福建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总量还在不断减少。如果要保证粮食的稳定增产必然要从能够保证耕地面积开始，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要严格保护耕地要从既要保护耕地的数量。化肥使用量虽然对粮食增产有着积极作用，但物极必反，过度使用化肥，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土地肥力，抑制粮食的生产。所以在合理控制化肥量的同时，也要加大对化肥质的提高。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世界性重大问题,备受世界各国政府及专家学者的关注与研究。所以科学地认识我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分析粮食生产投入要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寻找制约我省粮食产量的瓶颈因素,并关注粮食生产对环境的影响,为制定合理的农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保证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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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农业科技大学,2013(1):220-232.[2] 尚锐，董雪.黑龙江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分析:1998-2002[F].现代农业科

技,2013(8):292-294.[3] 周永生,肖玉欢,黄润生.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广西粮食产量预测[F].南方农

业学报,2011(9):1165-1167,42.[4] 赵慧江.基于回归分析的粮食产量影响因素分析[F].内蒙古农业科技,2009(2):31-35.[5] 范东京,朱有志.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与贡献度测算[F].内蒙古财经

学院,2011(3):81-87

[6] 杨聪敏，马长海.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研究[F].对策研究,2013(6):34-36.[7] 郭淑兰.我国粮食产量主要影响因素：理论与实证[F].生产力研究

2009(14):8-26.[8] 王赞,李松臣.我国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主成分分析和协整分析

[F].天津大学学报,2009(9):398-401.11.[9] 吕爱清,杜国平,卞新民,陈路扬,邱爱保.中国粮食产量虚拟变量模型研[F].安徽农业科技, 2005(11):2136-2137.2155.[10] 谢杰.中国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7(9):36-40.[11] 许光宇,李阳阳,毛成龙.影响我国粮食产量因素的计量经济学研究[F].集体

经济,学术探讨,2011(5):87-88.[12] 庄道元,陈 超,杨 丽.影响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因素的实证分析[F].科学管理问题研究,2010(8):202-205.

第五篇：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一、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核心。实证分析又称实证方法，就是从某个可以证实的假说前提出发，构建理论模型，通过可获得数据样本的计量和检验，判断理论模型的真伪，并进一步分析经济行为的动机和预测经济后果一种分析方法。采用实证方法时，人们一般只考虑经济事物之间关系的规律，并在这些规律的作用下，分析和预测经济行为的效果。

历史上，现代物理学和数理经济学对实证方法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世纪以后，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使十分强调利用数学工具来完成对其理论的演绎推理过程。

二、实证分析的四个步骤

1，提出理论假说的假设条件和中心内容。这是实证研究过程中首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一步。一般来说，理论实证主要关心在高度简化的形式下，有关研究对象少数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其他变量则被舍去。

2，建立假说模型，推到主要结论。这是实证研究的核心

3，理论假说模型的经验检验，即运用回归分析和统计假设检验方法对理论假说的假设条件进行验证，对理论模型推导出的主要结论进行验证。4，验证理论假说，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对验证结果进行解释。

三、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理论实证属于实证分析的第一阶段，又包括两个小阶段：一是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概括出研究内容的基本关系和基本假设条件；二是以此为基础或出发点进行理论逻辑演绎。重点在于提出理论假说的雏形，理论实证过程的基本框架和结论并不是逻辑演绎的直接结果，而是已存在于研究者大脑中的假想形式。理论实证过程属于实证分析的范围，尚未得到经验事实的检验。因此，理论实证过程所得到的结论还只是在实证逻辑上成立的理论假说。

经验实证是对经济理论提出的假说和推演的结论进行统计检验的过程。任何理论结论只有被实践证明了的，方可称作科学地结论。一般如果经验实证对理论假说及其结论做出否定，即得到了证伪的回答之后，就要修正或重新进行理论实证。经验实证具有能提供理论实证的前提或引导理论更符合实际的功能。

一、规范分析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剥离价值判断不同，规范分析掺揉着一定的价值判断，提出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标准，研究经济活动如何达到或者符合这些标准，并以此作为经济决策的前提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规范分析力求回答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而不仅仅“是什么”，“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等问题。这里的价值判断是指经济事物的社会价值，即某一经济事物是好还是坏，该做还是不该做，如何去做的问题。

二、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结合运用

实证和规范的争论至今仍未结束。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孔德实证主义到库恩的范式理论这段历史，展示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在哲学上围绕“价值判断”的争论。若排除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中若隐若现的评价性价值判断，仅包含描述价值判断，或者竟可能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情形下，实证经济分析呗作用于那些纯粹经济事实判断而建立起实证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除了是一对尚未被证伪的具有一定统计规律性的假设集合外，对经济实践没有什么意义。要使经济学达到认识论的目的，势必需要以这些被实证检验了的假设为前提，去进行规范分析和研究，并将包括经济政策建议在内的规范经济研究成果用来指导经济实践才有意义。实际上，当实证经济分析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能途径等时，他已经是在进行规范研究了。因为这些可能途径的提出一定是取决于某些前提假设条件，由这些前提假设条件规范演绎而来，研究者潜意识中的价值判断于无形中也发挥着重要影响。只要实证经济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实际上就已经规定着未来政策等的选择范围与方向，这不可避免的含有规范成分。

如今的经济学，实证经济分析方法本身已非纯粹的经验归纳，其中包含了演绎法的运用，即从归纳出的假设命题出发进行演绎以求得可供观察的结果，然后将该演绎所得的结果与实证经验相比较以检验所求证的假设命题。

从主流经济学看，实证分析一致占主导地位，但除了非主流学派外，一些西方科学哲学和主流经济学家已注重二者的结合。规范以实证为基础，规范演绎分析的前提和成果均须经过实证检验；实证以规范为前提，经济学研究目的在于讲政策建议在内的规范分析研究成果用来指导实践。这一目的成为推动实证分析靠近规范分析的动因。

例如，在回答失业和通胀问题时，早期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国的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此时的规范研究就是要确定以牺牲多少的通胀率来提高现实中就业率才是社会可以接受的，这样一来，实证研究为规范研究提供了载体，规范研究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指明了方向。

规范分析的结论说明需要用到实证分析，因为实证分析可以将经济思想表现的比较深刻。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本质的特征是实践，不仅如科学那样解释世界，而且能如人那样改造世界。经济学不仅要提供解释世界的“是”的知识，而且还有通过规范性分析建立“应该是”的价值型和规则性的知识，为经济实践提供平价尺度。

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

归纳法。归纳论证是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论证方法。它通过许多个别的事例或分论点，然后归纳出它们所共有的特性，从而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

演绎法──从普遍性结论或一般性事理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论证方法。

在演绎论证中，普遍性结论是依据，而个别性结论是论点。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相反，它反映了论据与论点之间由一般到个别的逻辑关系。

比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泰山还要重的。”这段话中就包含着一个完整的演绎论证。“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是普遍性原理，是论据，是“大前提”；“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是已知的判断，是“小前提”；而“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则是结论，也是论点。

在理论的推理逻辑上，经济学长期存在两条基本路径来进行分析、挖掘和完善：一是归纳主义的，一是演绎主义的。

一般来说，演绎分析往往存在一些一般性的先验假设或者抽象定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理性推理而得出一系列具体结论；相反，归纳法则更具有经验主义特性：往往要从具体的前提中得出一般的规律，或者从历史资料推测将来的结果。

事实上，这两者都是社会科学中具有互补性的理论构建的分析逻辑，任何理论研究都需要兼顾这两者；但是，基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不同学科和学者所选用的具体手段又各有所偏重。一般来说，自然科学主要运用一些基本原理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因而倾向于采取注重形式逻辑的抽象分析方法；相反，社会科学则需要应用多视角的理论对具有极大差异性的具体事物进行分析，需要详细剖析分析对象的特殊性，而解决特殊性问题的基本思路则往往来自对其他各种相似社会现实的归纳。

经济学中历来就存在注重检验的归纳主义和注重形式的演绎主义这两种传统，并且，两种传统一直在相互争论、相互排斥而又相互补充和相互吸收中发展。那些自然科学出身的经济学家会强调抽象的演绎主义分析路径，而那些本身就是社会科学出身并且具有非常渊博的历史知识的学者则更为注重历史的归纳分析方法。当然，既接受良好的技术训练又有渊博知识的经济学大师则往往主张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统一，斯密、穆勒、马歇尔等都是这样的例子。

例如，尽管马歇尔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技术经济学大师，但他在发展抽象分析的同时，也没有排斥归纳法；事实上，马歇尔一直强调，在研究问题时必须从事实中搜集论据，经济学不是真理本身而是一种发现真理的原动力。为此，马歇尔强调，“归纳法借助于分析和演绎，汇集有关各类材料，整理它们，并从中推出一般原理或规律。然后演绎法一时又起着主要作用，它把这些原理彼此联系起来，从中暂时求出新的更广泛的原理和规律，然后再叫归纳法主要分担搜集、选择和整理这些材料工作，以便检验和‘证实’这个新规律。”

然而，尽管如凯恩斯所说，“演绎方法不只是包括演绎一个阶段”，“在其完整形式上，它包括对实际运行力量及运行不同条件的调查，并且通过求助于可直接观察到的具体现实，检测其结果在实际现象中的应用性。经济研究自身利用其演绎阶段有时会很方便，在经济学的纯理论中这点尤其突出。但前提并不是随意选择的。当纯理论假设经济力量在人为简化的条件下运行时，它仍主张调查的结果与实际运行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吻合的，并确实在实际经济世界中以居于支配地位的方式运行”。

同时，自边际革命以后，随着数学大量引入到经济学中以及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进入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对于“工具理性”的尊崇已经使得经济学家发展出一种精致而繁琐的数学语言；结果，在给予经济学思想以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同时，也抽象掉了经济学所必须关注的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抽象掉了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因而也同时消解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始终坚守和洋溢的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特别是，自马歇尔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其追随者夸大了经济学的抽象化能力，并逐渐形成了目前西方经济学界彻底漠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主流氛围，抽象演绎分析也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根本性分析思路。

当然，这种演绎分析在经济学中并不是不需要的，但问题是，演绎所基于的基本公理或前提是否正确？它们又是怎样来的？这就需要借助其他方法，否则基于演绎的分析就成为一种同义反复或者仅仅基于数学符号的逻辑游戏。

历史沿革：

自社会科学各分支分裂开始经济学就日益偏重于抽象演绎的方法。究其原因，随着经济学逐渐从其他学科独立出来，经济学将其研究内容越来越限定物质资源的配置之上，从而导致其研究方法也发生了相应转变：基于经验的归纳色彩越来越淡薄了，而演绎主义的分析开始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采用。配第力图应用自然科学中已经发展起来的实验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力图探讨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量之间的内在联系。

到了17～18 世纪，西方哲学逐渐兴起了“预先假设”和“演绎”的方法，这进一步推进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演绎主义取向；特别是，抽象演绎倾向在边际主义的影响下迅速壮大，新古典经济学则最终确立了它的支配地位。

尽管如此，斯密也并没有完全抛弃归纳的分析思路，相反，在其著作中往往同时包含了归纳和演绎的分析路径：一者，他相信事物的“自然”秩序可以从一般判断中演绎出来；再者，他又更经常地用实际历史过程来检验自己的结论，从而从一种抽象上升到了他所处的经济世界的真实的复杂状态。例如，如果通过演绎推理斯密提出了工资均等化趋势的学说，那么，他还会用归纳研究的方法揭示出阻碍和限制这种趋势的因素；而如果斯密主要基于抽象分析而谴责地方产业保护，那么他还会以具体实例和多种多样的分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时，如果斯密提出增进富裕的“自然”过程，那么，还会做一种历史观察来揭示富裕增进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实况。实际上，斯密的方法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演绎法与归纳法的混合物。理性主义使他能够以少数几个最重要的原则为基础构建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而充溢于整个著作的经验主义则使他的思想非常现实。

事实上，尽管李嘉图因其个人经历而熟知商业与经济生活的现实情况，但由于没有受过历史学和哲学的训练，因而他在论证过程中几乎没有使用归纳法，没有将历史或经验数据集中起来，从而也没有遵循从局部到整体、从个别到一般、从事实到理论的思维。相反，李嘉图却充分发展了他的抽象能力，用严格的逻辑把经济整体简化为几个变量，并在不言自明的假设上用逻辑的方法推理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从而论述了总的规律。

特别是，随着经济学日益抛弃对社会制度的关注而将其研究对象转向如何最大化收益的私人领域，经济学的抽象化又获得了新的发展，以致经济学理论也逐步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这在边际革命之后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主导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取向。

抽象演绎分析主流地位的确立

（1）早期的古典经济学非常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制度和行为的历史传统。但是，李嘉图之后，古典经济学就日益走上了抽象演绎分析之路，霍奇逊认为，李嘉图和西尼尔的抽象和演绎分析与斯密和斯图亚特对历史和制度的关注截然相反。

（2）即使抽象演绎分析日益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古典经济学的主流，但是，当时还存在另外影响甚大的历史主义等经济学流派。在历史主义者看来，经济学就应该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应当把经济活动置于其他社会脉络之中，而不应当以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方式来对待经济活动，更不应该如现代主流经济学那样把经济学视为应用数学的分支。

历史归纳法对经济学的影响

(一)主流经济学过度演绎推理的做法不科学。在一些人看来，历史的东西往往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断的东西则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客观地讲，经济学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并辅之以数学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学的一种靠拢。但如果以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少数公理的基础上构建起逻辑大厦，就意味着经济学自动走向科学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统一性或不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谓的公理实质上是一种没有办法通过进一步推理证明的无条件的命令。既然公理本质上是一种信仰，而信仰显然会随时间、地点和任务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大厦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外观和内在结构。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们不顾事实建立起庞大的演绎结构，这已经成了经济学根深蒂固的传统”。事实上，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公理，如理性经济人等在现实环境中也遇到质疑。这种抽象演绎的结果不仅无助于经济学科学性形象的树立，相反还损害经济学的科学性。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对经济学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巨大差异。亚当·斯密教条地认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经济生活会自动趋于最优状态，不会存在经济过剩和失业。而1929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碎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转而寻求政府干预。

(二)宏观经济学的诸多成果得益于历史分析的方法。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有四个：通货膨胀、就业或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显而易见，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对象，如长期的经济波动，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历史数据和历史事实。即使在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中，同样也无法回避时间序列的探讨。由此可见，目前主流经济学中抽象演绎法所作的努力，即通过形式上的数理化来完成对经济学的科学化改造并不能摆脱历史数据的支撑。

（三）经济学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的、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个历史过程。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过程中体现的尤为充分。

(四)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定理必须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在《资本论》中，诸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商品等概念，马克思都反复强调是个历史范畴，从而对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进行批驳。同时，这些概念的许多规定性也只有放在历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货币形式的发展、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的功能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