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微软”案的分析以及几点思考
题目：对“微软”案的分析以及几点思考学院：商学院
姓名：刘晨第二次课程论文专业：经济学 班级：2009级学号：20090906001
5对“微软”案的分析以及几点思考
摘要：有关微软垄断软件市场的争端由来已久。微软曾因在国内同样问题上，不断击败对手并与法庭和解，已获得绝对的市场优势。这个案例虽然并不特殊，但是其意义十分深远，影响范围也是极广，本文主要从反垄断法方面对这个案例进行的简单的分析并通过对中外反垄断法、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比较，对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微软反垄断 反不当竞争
一、从反垄断法方面对该案的大体分析
从反垄断法方面看：2000年6月7 日，随着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杰克逊对微软垄断案作出判决，这一历时三年的垄断案终于告一段落。杰克逊法官在判决中下令将微软公司分解为两个独立的公司。而早在1999年11月，杰克逊法官在关于本案的《事实认定书》中，就已经认定了微软公司的“罪行”，即“采取垄断行为，以及采用限制竞争行为打击竞争对手，损害消费者利益”。这一垄断案由于被告是微软公司而倍受世人瞩目。众所周知，微软公司在整个美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99年底，微软公司市价总值位居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第一位，是美国经济当之无愧的“龙头”。然而，他还是逃避不了反垄断法的规制。对于反垄断法，美国的大型公司是绝对不会陌生的：上世纪初有标准石油和美国烟草两间公司因违反《谢尔曼法》而被支解，1983年又有美国电话电报这家电讯市场的巨无霸被支解为7个小公司。这次微软又将面临同样的惩罚。微软垄断案再一次体现了反垄断法在维护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二、我的几点思考
美国微软案的判决值得我们深思。现代反垄断法产生的标志是美国1890年制定的《谢尔曼法》。随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制定和颁布了反垄断法。社会主义国家中，波兰也在1974年制定的《反经济垄断行为法》。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和成熟的反垄断法体系。相比之下，我国至今还没有专门的《反垄断法》，有关反垄断的法律规定仅体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几个条款中，内容单薄，不成体系。因此，学术界对于《反垄断法》的立法呼声越来越高。“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渗透着比较经济法的应用”。同样道理，作为经济法分支的反垄断法的制定，当然有必要对外国立法经验进行比较、研究，并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加以借鉴。
中外反垄断法的比较之下，外国立法对我国制定《反垄断法》有很多启示：
（一）立法背景的比较。西方国家的反垄断法，是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期进入垄断时期的背景下制定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在19世纪经过了一段较长时期的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实力大幅度增强，资本主义统一市场已经形成，同时由于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一部分大企业逐渐成为市场上的经济支配力量。这些企业为保持自己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采用了各种限制竞争行为以打击竞争对手，攫取垄断利润，引起了社会经济力量对比的失衡和各方利益的冲突。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继通过了三个全国性的反垄断法：《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又称《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和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从而建立了完整的反垄断法体系。
我国现行法律中与反垄断有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几个条款中。90年代初制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时，曾有人提出对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一并立法，但由于当时我国仍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垄断没有其产生的经济基础，反垄断也就没有现实性和必要性。“垄断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必然的伴生物”，反垄断立法也必须在一定的经济发达程度下才是可行的。现在可以说，我国已经具备了制定《反垄断法》的必要社会和经济条件，这体现在：
首先，从我国自身的经济状况来看，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开始形成，经济性垄断给经济生活带来的问题将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而形成的行政垄断一直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大难题。这两方面的问题正需要依靠一部《反垄断法》来解决；
其次，不少外国的大型企业已经在我国市场中占有优势地位。可以预见，在我国加入WTO以后，这些外国企业必然会进一步的抢占我国市场。而如果他们利用自身原有的优势地位进行垄断，对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将造成极大的危害。在这一方面已有一例：98年微软曾准备将其汉字手写系统捆绑于操作平台系统（即WINDOWS）之中，试图利用在操作平台系统中的优势地位来抢占中国的汉字手写系统市场。而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却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如果我国不制定一部《反垄断法》，对这种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就无法加以限制。可以说，《反垄断法》将成为我国企业抵抗外国大型企业垄断的重要法律武器。
（二）调整范围的比较。垄断是指企业通过反竞争的手段以维持自身的独占地位，或者企业之间通过订立合同或协议结成同盟，维持它们在生产和流通中的独占地位，从而限制其他企业进行的合法竞争。垄断包括了静态意义上的垄断状态和动态意义上的限制竞争行为。各国反垄断法主要是调整限制竞争行为，对垄断状态的态度则各异。
美国的反垄断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其禁止的垄断种类。在实践中，美国法院对垄断状态和限制竞争行为都是禁止的，但不同时期对两者的侧重则有所不同，大致来说，是从侧重于反垄断状态逐渐转变为侧重于反限制竞争行为。德国《反限制竞争法》（又称《卡特尔法》）主要调整两种限制竞争行为：卡特尔和纵向协议，对垄断状态则没有直接限制。日本《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对垄断状态和限制竞争行为都进行了规制。其中限制竞争行为还包括私人垄断和卡特尔两种。从条文上看，日本反垄断法明令禁止垄断状态，相比美国和德国，是最为严厉的。
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对垄断状态作出规定，仅规定禁止行政垄断和四类限制竞争行为。我认为，未来我国《反垄断法》调整范围应包括：
1、垄断状态。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生产力的发展，垄断将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弊端。一般来说，在市场中占据支配地位是一个企业实施限制竞争行为的前提，因此，未来的《反垄断法》有必要禁止垄断状态，以从源头上遏止限制竞争行为。
2、限制竞争行为。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限制竞争行为只有强制性交易、低价销售、搭售、串通投标四种。建议在《反垄断法》中，采用概括加列举的方式规定限制竞争行为，即先对限制竞争行为作一原则性规定，再单独列举各类限制竞争行为。这样既可以明确各类限制竞争行为的具体含义，又可以
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
3、行政垄断。行政垄断是指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手段维护本地方、本部门某些企业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独占地位，限制合法的竞争。受旧经济体制的影响，行政垄断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我国反垄断的重点之一。未来的《反垄断法》应在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反行政垄断做更详尽的规定，尤其应当完善对实施行政垄断的政府部门的责任追究制度。
（三）适用除外制度的比较。适用除外制度是指各国规定某些行业、企业的垄断行为可以不受反垄断法调整的一项制度。国家一般是出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赋予特定的行业这种法律适用的豁免权。
美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判断依据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一种更大的需要，压倒了对这个领域的控制性安排的反竞争的作用。”在其三个反垄断法中规定的除外制度主要适用于特定产业（如农业）、知识产权领域和一些出口合作项目。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的除外制度则适用于两种情况：一种是特殊卡特尔，这是指出于整体经济和公共利益方面的重大事由，经由联邦经济部长批准可以豁免适用卡特尔禁止条款的卡特尔；另一种则是特定的经济部门，如农业、保险业、知识产权和体育电视广播，这些特定的经济部门可以不受卡特尔和纵向协议的限制。日本《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的除外制度适用于公益事业、自然垄断行业、知识产权和企业克服不景气的共同行为等情况。
适用除外制度是反垄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这一制度对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参与国际竞争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未来的《反垄断法》不仅应当规定这一制度，而且这一制度将成为《反垄断法》与我国经济政策相协调的重要制度。总的来说，我国《反垄断法》中的除外制度应至少适用于：
1、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公益事业。如农业、某些自然资源开采业、电力、交通运输等，这些行业部门基于其自然垄断性，过度竞争会导致其资源的浪费，因此国家应当控制其竞争数量；
2、依据经济政策可以豁免适用的特定行业、特定企业。对于一些我国急需发展或者需要重点扶持的产业，可以不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以保证我国能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对于一些出口企业或具有国际性的企业之间的协调、联合的行为，也可以规定不受《反垄断法》的限制，以提高这些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3、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本身就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因此专有人根据知识产权法而获得的专有地位可以不受《反垄断法》的限制。
（四）执行机构的比较。西方国家的反垄断执行机构有两种设臵形式：一种是设立准司法机构的专门执行机构，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如美国反垄断的执行机构是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前者是一个独立机构，可以提起民事和刑事诉讼；后者则是一个准司法机构，可以独立宣布对案件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决。另一种则是设立专门的行政机构来实施反垄断法，如德国的联邦卡特尔局，是一个对联邦经济部负责的独立的高级联邦机构。总的来说，西方国家一般都设立独立的机构来执行反垄断法，而且这一机构普遍都享有较大的权力。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享有反垄断的职权；同时，一些专门的行政机关，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专利管理部门、商标管理部门等也有监督检查的权力。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没有一个专门、独立的机关行使反垄断的职权。
反垄断法自产生之后，历经百年，在各国的经济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次的微软案只是其重要性的再一次体现。
针对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美国司法部打出了“推动创新”的旗号。在Jackson作出分割Microsoft的判决前夕，当时的司法部长雷诺表示，对微软采取反垄断行动是为了创造竞争环境，以增加消费者的选择。这种观点得到不少反垄断问题专家的赞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反垄断问题专家罗伯特•利坦认为，在美国的绝大部分行业中，创新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因此，微软一案必须具有开创先例的价值。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增长理论”的创立者保罗•罗默同样支持对微软采取反垄断行动。
而作为我国应当关注其所体现出来的反垄断法的重要作用及其带来的启示。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国市场的竞争秩序，我们认为，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反垄断法》。
第二篇：微软薪酬制度分析
案例分析报告
案例回顾
微软诞生于1975年，在初期是合伙人制，直到1981年注册成为一家正式公司，当时公司的股票只有盖茨、艾伦、鲍尔默等几人拥有，因此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为平息不满，1982年，公司开始发放奖金，并给员工配股，有了股票，公司取消了加班费，又引起员工的抱怨。不过，到了1992年初，这些原始股每股已上涨千倍以上，达到1500美元，那些保留全部2500股的程序员，已拥有了近400万美元。微软分配给员工的工资主要有三块：基本工资，公司股票认股权，还有奖金。公司不付员工高薪，也拒绝支付加班费。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员工获得的各类补偿金数目相当可观，因为股价总在不停地往上窜。
背景分析
上世纪80年代，美国面临石油危机、全球贸易摩擦、传统行业日渐衰落、婴儿潮一代消费高峰到来等挑战，美国宏观政策的重点从扩大有效需求转向了反通胀，同时实施了由需求管理政策向供给管理政策的转变。美国政府除积极推行供给管理政策外，还把鼓励技术创新作为一项重振竞争力和国力的重要举措。80年代美国股市价格大起大落，也反映了人们对结构调整后的经济前景抱不确定预期。由于供给结构和效率发生转变，在经过80年代高财政赤字、高外贸赤字、高利率的困扰，美元汇率大升大贬的货币动荡以及1989—1991年经济衰退后，美国经济从1991年3月以后进入了战后最长的增长期。因此到了1992年初，微软的这些原始股每股已上涨千倍以上，达到1500美元，那些保留全部2500股的程序员，已拥有了近400万美元，这中间是有一定的关联性。
情节分析
1982年时，员工分得的原始股份只有95美分，一般新雇佣的软件工程师可得2500股，有了股票，就取消了加班费，但当时的股票并不值钱，因此反而引起了更多员工的抱怨。但到了1992年初，这些原始股每股已上涨千倍以上，达到1500美元，那些保留全部2500股的程序员，已拥有了近400万美元。20世纪90年代，微软获得的各类补偿金相当可观，因为股价总在不停地往上窜。其补偿金具体是：高达15%的一年两度的奖金、股票认购权以及工资购买股票时享
受的折扣。
相当级别以上的员工被雇用即得到一部分认股权，按当时市场最低价为授权价，所授认股份分期在几年内实现股权归属，员工可以按授权价认购已归属自己的股权，实际支付的认购价与认购当时市场价的差价就是股权收益。被雇用后每年都可能得到新的持股权奖励——取决于个人的绩效和对于公司的长期价值。这实际上是公司在为员工投资而公司又不冒任何风险。对于员工也没有风险：股权归属时如果市价不高不必着急，尽可能等到升值再认购。惟一可能的风险是股票一路下跌再不升值，员工在较低工资方面的“损失”就补不回来了，可是，这在微软的历史上还没有过。
原理概括
微软的薪酬构成中，薪金部分只处在同行业的中等水平，很多中、高级人员加入微软时的工资都低于原来所在公司的水平。为什么却能吸引和留住大批人才呢？主要是“持有微软股权”的分量足够吸引大部分所需要的人才。股票期权制是投资者或委托人授予经理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一定的价格购买公司股票的选择权，持股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以规定的价格购买本公司的股票，从而获取股票市价和实际购买价格的差价。这样，持股人的个人利益与公司股票市场的升降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当股票市价高，价差大，经理人的收益大；反之，市价低，则价差小，收益小。
微软公司职员的主要经济来源并非薪水，股票升值是主要的收益补偿。不过给股票持有者股息，持股者回收到的利润纯粹来自于市场价格的攀升。这种报酬制度，对员工有长久的吸引力。在微软工作5年以上的员工，很少有离开的。在全球IT行业持续向上的时候，微软运用这种方法吸引并保留了大量行业内的顶尖人才，大大提高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使公司持续多年保持全行业领先地位。这种方法在已经或快要上市的处于上升的公司效果会很好，但很快就可能遇到新的问题：人员过于稳定，不称职的员工宁可降职也要留在公司里，这个问题十几年前就在微软遇到了。因此微软制定了一套强有力的绩效管理体制。其核心是：形成内部竞争，保持员工对绩效评定的焦虑，驱使员工自觉地寻求超越自己和超越他人。其主要成分有三个：个人任务目标计划、绩效评分曲线和与绩效评分直接挂钩的加薪、授股和奖金。
应用拓展
近两年，随着科技股泡沫的破裂，股价持续低迷，持有期权的员工很难再从中获利，这种制度自然而然会引发员工的不满。最近10年中，微软股票交易不活跃，员工奖励成了一张支票。微软于2003年开始解决该问题，由股权奖励转向赠股。但随着标普500指数表现好于微软股价，股票奖励也遭到质疑。因此鲍尔默指出，微软将大幅提高薪酬，挽留并吸引新产品开发部门的关键员工；提高人才竞争激烈的中国和印度等区域员工薪酬；奖金和股票奖励幅度将提高100%以上，受奖员工比例由之前的50%提高到80%。鲍尔默列出一份新薪酬和考核计划：将提高现金奖励、缩减股票奖励比例，修改了较为复杂的考核系统，创建一套综合业绩、评价和薪酬的明确考核机制。
第三篇：对一起涉法上访案的思考
在今年开展的集中处理涉法上访问题专项活动中，固始县检察院在上级院、县委政法委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配合下，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妥善处理了一起历时8年缠诉不止的涉法上访案，为上访人马俊康、李洪芳解决了“低保”问题，被害人利益补偿问题已通过民事诉讼方式正在解决。上访人表示对案件的处理很满意，不再做无谓的缠访。该案虽然得到妥善处理，但作为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老大难案件”，其形成的原因值得分析，里面涉及的司法处理程序、各级各部门的处置办法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等问题，都不得不引起深思。
一、案件的具体情况1988年11月15日晚9时许，固始县城关女马文华在县蓼城影院看电影时，被犯罪分子用砖头猛击头部，致昏迷后，拖至该影院电机房下强奸，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公安机关侦查，确定城关青年张建军为犯罪嫌疑人。该移送起诉后，经几级院多次审查，最终因证据不足，信阳市检察院对张建军取保候审，至今没有结论。1997年以来，马文华的父母马俊康、李洪芳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要求公安机关破案，严惩凶手，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曾先后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高检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市检察院、市法院及县公、检、法部门申诉，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也曾批示复查，但都未能给被害人家属一个满意的答复。
二、马俊康、李洪芳涉法上访案的形成原因
1、被害人马文华案件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是该涉法上访案形成的客观原因。案发后，县公安局曾及时侦查，认定张建军为犯罪嫌疑人，但在审查起诉及庭审阶段，因证据问题，案件被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退回补充侦查后,张建军被取保候审至今。根据调查了解，该案的重要物证即被害人马文华身上的精液及致其死亡的留有血迹的砖块，先后经三个部门进行了鉴定。三个部门均是法律规定可以进行鉴定的机构，但三个部门的鉴定结论却相距甚远。根据现有法律规定，无法用一个鉴定去排除另外的鉴定，造成司法机关无法采信，使案件搁置。
2、精神损害及经济损失得不到补偿，是马俊康、李洪芳涉法上访的直接原因。马文华被害后，马俊康、李洪芳的家庭及本人在精神及经济遭受较大损失，但是马文华被害案长期不能结案，凶手未受到依法严惩，上访人认为被害人及家属的心灵不能得到慰籍，精神损失不能得到补偿。其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经济损失也不能得到补偿。马俊康下岗，李洪芳失业，本来就家庭生活困难，加之多次上访，又加重了经济负担。二人因此感到冤屈、失望，更加固执地上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3、法制观念淡薄是是马俊康、李洪芳涉法上访形成的社会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上访人带有明显的“同态复仇”心理。认为被害人及家属的心灵不能得到慰籍，杀人偿命，必除之而后快。而没有认识到惩治犯罪是司法机关的责任，在惩治犯罪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标准的基本准则。虽然马文华被害案没能依法严惩凶手，司法机关有一定责任，但司法机关也不能在证据问题的情况下冤枉一个好人，这是法制社会对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二是上访人认为在案发时公安机关及时破案，而后来凶手没有受到依法严惩，是在检察院及法院，对检察院及法院有意见，在上访时特别提出了这一点。但是，根据对该案的调查了解，案件的处理在程序上及在实体上都是合法的，也是妥善的和合情合理的，并无不当之处。在法律关系上而论，合法的就应当遵守。三是在其合法权益遭到损害时，只想到上访，而没有根据法律规定的渠道解决问题，比如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经济补偿问题等。反映了上访人法制观念的淡薄和法律知识的欠缺，也反映出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这一问题。
三、关于马俊康、李洪芳涉法上访案的思考回顾该案的处理过程和马俊康、李洪芳的上访历程，有一些问题值得深思。其一，应当进一步普及法治思想，使依法办事的思想深入人心，引导涉法上访人用好法律手段。涉法上访人的偏激上访，很多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根据法律规定多渠道解决问题，思想仍停留在“依靠青天”的思想阶段。有了这种思想，他们就不会想到案件在法律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而是一级一级的上访，想寻求所谓“青天”的保佑，这种思想不是民主与法制的思想，而是导致涉法上访的落后思想。应当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用先进的法律思想武装群众的思想，减少涉法上访问题。其二，各级领导应高度重视涉法上访问题。涉法上访问题不仅涉及司法公正，而且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在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各级党政领导和司法机关领导都要高度重视涉法上访问题，对重点案件的上访人亲自接待，认真研究解决的办法，加强协调和督查，狠抓落实。这样不但不会降低领导的威信，而且也促进了涉法上访问题的有效解决，得民心，顺民意，也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际行动，必将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三，该案反映出受害人的社会利益救助机制乏力。被害人马文华的家庭在遭受经济利益损失后，家庭生活困难，而不能得到社会的救助，使其心灵上遭受更
第四篇：对梁丽案的思考
对梁丽案的思考
案情介绍：
案件的主角梁丽，女，今年40岁，是河南开封人，被刑拘前是某清洁公司员工，负责深圳机场候机楼B楼出发大厅的清洁卫生。案件发生在去年12月9，事发地点是深圳机场B号候机楼二楼出发大厅。当天上午8时20分左右，梁丽如常在机场候机大厅里打扫卫生。当她第一次走到19号登机柜台时，看到垃圾桶附近有两个女乘客带着一个小孩在嗑瓜子，她们中间有一辆行李车，车上放着一个类似方便面箱的小纸箱。过了五六分钟，两位旅客急急忙忙跑进安检门。梁丽第二次来到19号柜台垃圾箱旁，看到那个小纸箱还在行李车上，以为是她们丢弃的，左右看看也没有人，就顺手把小纸箱当作丢弃物清理到清洁车里。然后梁丽继续在大厅里工作。约9时左右，梁丽走到大厅北侧距案发现场约79米远的16号卫生间处，告诉同事曹某称自己“捡”到一个纸皮箱，里面可能是电瓶，先放在残疾人洗手间内，如果有人认领就还给人家。
上午9时40分左右，梁丽和其他清洁工聚集在3楼一起吃早餐，其间梁丽又告诉大家其捡到一个纸箱，比较重，可能是电瓶。这时另一名清洁工马某就提出去看一下，如是电瓶就送给他用于电鱼。
于是马某和曹某就到楼下放纸箱的残疾人洗手间，打开纸箱后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包包的黄金首饰。两人取出两包首饰一人分一半后就离去了。快下班时曹某看到梁丽，告诉她捡到的纸箱内装的可能是黄金首饰。梁丽不相信，来到那个洗手间从纸箱拿出首饰查看，并拿一件首饰让同事韩英拿到大厅内的黄金首饰店询问。韩英回来告诉梁丽，这首饰和首饰店里所卖的黄金首饰是一样的。梁丽以为韩英跟自己开玩笑，觉得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可能没人要，顶多是从路边小摊买的假首饰。反正是捡的又不是偷的，不如下班拿回家给小孩子玩或送给亲戚朋友。中午下班后梁丽就把小纸箱带回自己家中。
到了下午4时，梁丽同事曹某在她出租屋楼下喊，说你捡的东西，人家失主报警了。梁丽告诉曹某，说明天上班交上去不就行了。傍晚约6时左右，两个人来到梁丽家，说他们是警察，问她是否捡到一个纸箱。梁丽确认他们真是警察后，就主动从床下拿出那个纸箱交给他们。警察把梁丽一家人带到派出所。
原来，当天上午9时许，机场派出所接到了一位叫王腾业的男子报案，说自己是东莞市厚街镇永泰东路金龙珠宝公司员工，早上8时许在19号柜台前办理行李托运手续时，机场工作人员告诉他贵重东西不能托运，他于是马上到距离19号柜台22米远的10号柜台找值班主任咨询，却把装有14公斤黄金首饰的纸箱放在行李车上，而该行李车就停放在19号柜台旁边的垃圾桶处。10分钟后，当王腾业返回原处，发现纸箱不见了，便急忙向警方报警。
当天晚上，机场派出所便衣民警分别在梁丽、曹某、马某处找回了这批黄金。经鉴定，在梁丽处找回的首饰均为足金首饰，总重13599.1克，价值人民币2893922元；在曹某、马某处找回的黄金首饰分别价值106104元和66048元。
关于梁丽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人梁丽构成盗窃罪
广东嘉辉律师事务所卜伟松律师认为梁丽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从主观方面、主体方面、客观方面和客体方面，梁丽的行为都严重触犯刑法，涉嫌构成盗窃罪。即使如梁丽所说，误认为是旅客的遗忘物而取走，最开始对其价值判断存在认识错误，但符合秘密窃取的特征。在有证据表明这是价值特别巨大、属于别人的财物情况下，仍然把纸箱取回家收藏，即使对象认识错误也不影响罪名的成立。事先搞错，事后取财，也是要定盗窃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广东海信现代律师事务所律师田嘉认为，梁丽的行为肯定触犯刑法，但是属于职务侵占罪。田嘉解释，装金纸箱首先是东莞市厚街镇金龙珠宝公司的财物，该公司与深圳机场的运输合同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消费服务合同的关系，运到机场内，机场对属于旅客的财物有安全保障义务和临时管理的义务。
梁丽是受清洁公司劳务派遣到深圳机场的清洁工，她与机场之间形成工作关系，她与清洁公司形成的是隶属的劳动关系。其在机场内从事清洁工作，利用工作之便，侵占该机场所有或者持有的财物的，可以定性为职务侵占罪。如果不是清洁工，她就进不到机场，她去捡拾行李车的物品并储存在残疾人专用卫生间并拿回家，用到了职务和工作之便。第三种意见认为不构成犯罪
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律师尹恒认为，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梁丽有盗窃或侵占的犯罪故意，故梁丽理应是无罪。梁丽取走该纸箱的整个过程不属于“秘密窃取”，也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梁丽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从中午梁丽将纸箱拿回家，到案发不过短短几个小时时间，当曹某告诉她说失主报案了，她立即也说道“明天交”。警察一去，她马上将纸箱交给警察了，并没有拒不归还，或者拒不承认。对于这种行为人没有以所有人自居处分财产，仍然保管着财物时，只要所有人或其他权利人未要求归还，即使超过了归还期限，也难以认定为“非法占为己有”，不宜认定为侵占罪。
尹恒以为，梁丽也不是一点过错都没有，她的过错就表现为贪占便宜。但这仅仅也只是一种错误，而不是罪过。
如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学斌所认为的，根据案发过程来看，梁丽是以为那个纸箱是他人的遗弃物才拿走的，她并没有意识到纸箱里可能装有数额较大的财物，因此梁丽不具有盗窃的故意；后来，梁丽在知道纸箱中装有黄金首饰，显然不属于丢弃物后，没有将物品交公而是拿回家中，可见其主观上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意图。所以，梁丽的行为只是涉嫌构成侵占罪，而不应以盗窃罪定罪
笔者认为梁丽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其理由如下：
1、在主观上，梁丽没有盗窃的故意，梁丽认为纸箱是他人的抛弃物，她把纸箱当成废物丢进垃圾车。在当时她不知道纸箱里装的是金银首饰，当时她也没有盗窃他人财物的故意。虽然她的行为对于失主而言是盗窃行为，但是她自认为是捡抛弃物，她的行为属于抽象的事实错误，在我国，对于抽象的事实错误采用法定符合说，即在故意内容与客观事实
相符合的范围内认定犯罪，对于梁丽的行为应认定为占有抛弃物，而占有抛弃物在我国是不构成犯罪的。
2、在客观上，梁丽的行为不是秘密窃取的行为，梁丽“捡”到小纸箱是一个客观行为，黄金首饰是放在一个公共场所里面的，她事后也是一直告诉同事“自己捡到一个纸皮箱”，结合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其行为谈不上“秘密窃取”。
笔者认为梁丽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其理由如下：
纸箱没有完全处于深圳机场的保管之下，虽然机场对旅客及其财产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对于财产保护的责任主要在旅客，失主当时离开纸箱是未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虽然梁丽捡纸箱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但是当一个“抛弃物”处于一个公共场所时，任何人都可以去捡。另外，机场是一个公共场所，任何人都可以进去，清洁工在机场捡东西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笔者认为梁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其理由如下：
梁丽在捡纸箱时没有盗窃的故意，在捡纸箱时，由于事实认识错误使她的行为不具有非难性，当她知道纸箱里装的是金银首饰时，她以为是假的，她认为是捡的不是偷的，不如把那些东西拿回给孩子玩，她认为金银首饰已经属于她了，根据民间的习惯，当捡到他人的东西，只要失主没来要，该东西就属于捡到人，但是该东西在法律上仍然属于失主，当法律规定与民间习惯相冲突时，应遵守法律规定。因此，梁丽的行为属于侵占行为，但是构成侵占罪要求“拒不交还”的行为，当梁丽听到她同事说失主已经报警了，她说明天交出东西，后来警察到她家时，她交出了金银首饰，因此，她不构成侵占罪。
第五篇：党委书记对新农村文化建设分析思考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推进重点文化工程建设，组织发展形式多样的农村文化活动，积极培育农村文化市场，广泛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百日文化广场”，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农村文化建设呈现较好的发展局面。就**县**乡来说，这种好的态势、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二是农村基层文化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三是农村特色文化品牌战略成效显著。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农村文化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还不相适应，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相适应，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主要问题是：文化基础设施还不健全，现有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文化体制、机制不活，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不足，文化活动相对贫乏，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当前，农村文化建设正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发展和繁荣农村文化提供了政策支持。对此，认为要从以下四方面入手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促进农村的社会和谐。
一要建好文化阵地。文化阵地是广大农民群众树立共同的信念和目标，形成和谐的思想与文化，凝聚智慧和力量的有效平台。要坚持以乡政府为主导，以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发展乡、村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一是要坚持“政府主导，多方支持”。当前，文化阵地建设的资金来源仍然要以政府投入为主，县、乡两级纳入财政预算，确保有专项资金用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并在经济不断发展、财政不断增长的同时，逐年提高在这方面的投入比例。要继续实施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同时，要把项目带动战略引入农村文化阵地建设，一些投资大、影响大的建设项目，可实行招商引资，采取商业化运作，推动一些公共文化工程的实施，逐步缩小公共文化设施的城乡差别。二是要坚持“典型引路、以点带面”。经济欠发达地区要使文化阵地建设随处可见难以做到，必须在有财力条件、有工作基础、有工作积极性的乡、村、农户率先建立一批质量较高、活动较正常的宣传文化中心、文化活动室、文化中心户。以点带面，通过建成一批巩固一批，示范一批带动一批，逐步在全乡建立较为健全的网络阵地。三是要坚持“综合利用、资源共享”。乡中心村可与乡宣传文化中心“共同使用”，村文化活动室可“一室多用”，人口较少、相距较近的几个村可实行“多村共用”，并明确由村文化管理员具体负责日常管理，充分发挥阵地的实际效用。
二要拓展文化内涵。根据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变化，不断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充实活动内涵，创新活动形式。一要丰富文化活动。充分利用农村节庆日、农村农牧民农闲时机开展文化活动。在活动形式上，要把经常性、小型多样的文化活动与定期举办大中型群众文化活动相结合；在活动时间上，要把“三下乡”与“常下乡”相结合；在文艺风格上，要将传统节目与现代节目相结合；在文艺内容上，要将民俗表演与政策形势宣传相结合。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既为群众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又增长农民的科技、法律等知识，提高依法致富的本领，增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意识，培养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二要深化创建活动。要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不断赋予文明村、文明户的创建内容，积极营造乡风文明的良好氛围，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抵制腐朽文化，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三要培育典型特色。通过特色文化增强文化的生命力、影响力和吸引力，对现有的民间文化资源要保护好、发展好，对潜在的、不完善的民间文化资源要系统挖掘、整理。对秉承传统、技艺精湛的乡村艺人可以通过授予“民间艺术大师”等称号的形式加以传承和弘扬。要积极开发具有当地传统和特色的绘画、编织等民间工艺项目，创新民间艺术和民俗表演项目，开发农家乐民俗旅游项目，实施特色文化品牌战略，培育一批文化名乡、名村、名人。
三要创新文化体制。农村文化建设不仅要靠外部支持，而且也要通过对现有文化体制的改革创新形成良好的运作机制。一是要深化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增强活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县乡文化机构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改进服务方式，开展流动文化服务。二是要多方支持。通过民办公助，政策扶持，鼓励农民自办文化，开展各种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文化经营活动，使农民群众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积极扶持热心文化公益事业的农户组建文化大院、文化中心、文化室等。三是要规范管理。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大力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管理，营造扶持健康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的社会环境。加强和充实县级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伍，充分发挥乡镇综合文化站监管作用，健全农村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加强执法力量，加大监管力度，提高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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