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福利彩票法制建设的思考
我国福利彩票法制建设的思考
一、我国福利彩票的发行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我国的福利彩票于1987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由民政部门负责
唐政秋
发行，其宗旨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根据民政部的有关报告显示：福利彩票发行20多年来，除了福利彩票管理体制不断完善，销售网络逐步健全，发行品种不断丰富外，截至2008年10月，累计发行福利彩票3254亿元，共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1096亿元，其中2002－2007年间，共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738亿元；上述福利彩票公益金主要用于支持全国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包括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夕阳红图书室援建计划”、霞光计划、社区服务设施建设项目、蓝天计划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建设规划等；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总设施项目数已超过10万个，总体受益对象达到30万人，解决了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保障资金不足问题，为孤残儿童、残疾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社会保障，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近几年，随着我国福利彩票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各界对福利彩票也越来越关注。福利彩票在为社会公益事业筹集了大量资金的同时，也引起了诸如心理失衡、暴力、民事纠纷等问题，并且我国目前的彩票管理体制尚不够规范和完善，彩票的发行、销售、兑奖、监管等方面还不完善。国家如果不对彩票天生的伦理缺陷和实际危害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法制化的规范管理，上述问题可能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不 良影响，严重损害彩票的健康发展。2004年的陕西宝马彩票案、2004年的“04009期福彩双色球涉嫌录象造假”事件和2007年的河北邯郸农行彩票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二、我国福利彩票法制建设的现状
（一）我国福利彩票法制建设取得的主要成绩
我国福利彩票的法制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国务院、财政部、民政部先后发布了有关福利彩票的若干通知与规定，初步形成了以财政部、民政部的有关行政规章为主体的福利彩票法律法规体系。这些行政规章主要规定了我国福利彩票的管理体制、发行种类和运营规则，规定了福利彩票发行实行额度管理，规定了福利彩票发行资金的构成比例，规定了福利彩票的发行收入进行专户管理，规范了有奖募捐和摇奖设备的管理等，为我国福利彩票的健康、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我国福利彩票立法的主要不足
与我国福利彩票发行取得的巨大的成绩相比，支撑其发展的是极不完善立法和规章制度，具体主要表现为：
1、缺乏一部综合的彩票法或者福利彩票法规，立法严重滞后
我国福利彩票起步较晚，发展较慢，面临制度空缺、立法严重滞后的境地。而福利彩票市场具有特殊性，涉及千千万万彩民的利益和社会稳定，必须规范运作，才能保证彩票业的良性发展。随着 福利彩票市场的发展，对彩票业立法的要求也愈显突出。虽然国务院早就在起草《彩票管理条例》，可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没有出台。由于缺乏一部综合的彩票法或者福利彩票法规，使得我国的福利彩票无法可依，就连发行福利彩票的中国福利彩票中心也遭人质疑，法律地位尴尬。
2、立法层级低，主要以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为主 根据现行的彩票管理体制，财政部负责起草、制定国家有关彩票管理的法规、政策，民政部根据国家有关法规、政策和制度，研究制定福利彩票的发行、销售和资金管理的具体办法并组织实施。从现实来看，除了国务院于2001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现在我国福利彩票的主要依据绝大部分是财政部、民政部的“通知”或其他形式的红头文件。由于立法层级低，主要是部门规章，且红头文件居多，降低了福利彩票的合法性，增加了执法难度。
3、立法内容不全面，临时性规定多
现行的福利彩票法规大多是针对福利彩票发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的规定，具有临时性、内容单一的特点，缺乏普遍性、综合性，内容不全面，缺乏对彩票的发行、销售、兑奖、公益金的分配、监管等方面的统一规定，对一些新问题也没有涉及。例如，缺乏对某一特定时段的累计购买数额的规定，也没有防止变相洗钱的规定等。由于没有法律对彩票在发行、销售和兑奖等程序进行规范，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少彩票纠纷。
4、监管不严，监督机制、程序不明确 首先，从外部监管来说，我国的彩票业是多头管理，民政、体育部门分别负责组织福利、体育彩票发行与销售活动，财政部负责监管。财政部要发挥监管职能实际面临的是两个与自己相同性质的政府行政机关。在中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法制环境下,彩票的这种“行政部门监管行政部门”模式的作用效果非常有限。
其次，从福利彩票的内部监督来说，有的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片面追求销售业绩，监管部门防范意识淡漠。由于彩票销售额与彩票发行、销售机构的利益挂钩，遇到彩民进行巨额投注时，因利益驱动，销售机构不是劝彩民谨慎从事，量力而行，合理投注，规避风险，并积极向监管部门报告，而是期望甚至怂恿其进行巨额投注，以便可以实现其利益。在出现异常的彩票销售记录时，当地的彩票销售机构和监管部门不是思考其中是否可能出现问题，而是完全认定属于销售业绩优异，甚至希望“奇迹”能够重复实现。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政府和一些民政部门加强福利彩票销售的文件，而很少看到他们发布的风险提示。另外，对于福利彩票的开奖的监督程序也缺乏明确法律规定。
5、救助规定缺乏
近年来，因为发行、购买彩票的纠纷越来越多，甚至出现暴力犯罪事件。而现行的福利彩票法规却鲜见法律责任、权利保护和救助方面的规定，同时规范彩票日常事务的都是部门规章及地方文件，立法的滞后，势必也导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限。如彩民之间关于奖金归属发生争执等问题，司法机构目前只能按一般民事纠纷处 理，这样显然不利于保护彩民利益。例如2001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民在认购彩票过程中，对彩票的发行机构、摇奖现场混乱、财务不公、摇奖程序和技术有误、开奖前未提前停售等一系列的行为提起的诉讼不属于民事和行政诉讼的调整范围，不予受理。”的批复，使得彩票纠纷不能处理。由此可见，福利彩票业要发展，福利彩票立法是当务之急。
另外，对福利彩票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没有相应的罪名和量刑的规定，也不利于惩治彩票犯罪行为。
三、完善我国福利彩票立法的几点思考
1、尽快出台《彩票管理条例》
制定《彩票法》是世界彩票业发展的趋势。纵观世界彩票业，大都经历了一个由非法到合法、由龌龊到显赫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决定性、扭转性、开创性作用的即是《彩票法》的出台。我国的福利彩票发展迅速，仅靠政府红头文件己经不能适应发展需要。通过法律理顺管理体制，规范有关组织的权利义务，加强彩票发行过程的监督，这是彩票业走上稳定发展路的当务之急。因此,加快彩票立法,决非权宜之计,而是为了实维护广大彩民的正当权益，实现中国彩票业的持续发展。我国从2001年起，每年都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尽快制定一部彩票法，但目前由全国人大制定一部《彩票法》并不现实。可喜的是，国务院法制办2008年3月已就《彩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预计2009 年《彩票管理条例》将正式公布实施。
2、完善福利彩票法规的相关内容，规范彩票的发行、销售、兑奖、资金分配等全过程，强化可操作性
福利彩票业的健康发展与健全的法律体制是分不开的，整个福利彩票行业要通过立法予以规范。一方面，国家彩票立法要从总体上考虑，要通过制定《彩票法》或《彩票管理条例》对彩票管理体制、彩票的发行与销售、开奖与兑奖、资金分配、信息披露与监管、相关法律责任等予以原则性规定，要协调好彩票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关系。另一方面，民政部门要通过制定行政规章等配套法规，对福利彩票发行的程序、发行方式、开奖方式、开奖程序、彩金计算方式、资金的分配及使用、彩票信息披露等进行详细规范，要研究福利彩票发行、购买、兑奖、公益金的分配等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并予以规范，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
3、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健全监管机构和监督机制
福利彩票是典型的公益彩票，随着福利彩票市场日趋成熟，销售规模不断扩大，福利彩票发行的形式和程序，不同阶段发行的规模和所形成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更公平、更低成本的发彩规则及开奖程序等，都亟待立法加以确定，否则涉及金额巨大的公益彩票既存在着资金安全的潜在隐患，又可能因为发行、开奖、兑奖等过程不公开透明而失去彩民的信任。近几年出现多起福利彩票舞弊大案，都暴露出彩票监管、发行上存在诸多漏洞，法制上存在软肋。因此必须通过完 善立法，明确监管部门及其职责，对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兑奖的全过程予以监控。
要建立彩民直接参与监督的制度； 要让新闻单位参与监督彩票发行与销售的全过程，通过对彩票的抽奖、对奖、摇奖等程序采用现场电视直播，增加彩票发行的透明度；福利彩票发行部门要强调行业自律，要按照《彩票管理条例》完善相应的的监管体制与发行销售管理办法。
为了防止借福利彩票洗钱，建议通过完善反洗钱的法律加强对福利彩票销售的监管，比如实行大额投注的实名制、完善交易记录保留制度、投注超过一定额度须提供相关的银行资料以及建立可疑交易举报等举措。
4、完善相关的救济措施
一是要建立防范和矫正病态赌徒的机制。根据国外的经验，彩民中病态彩民所占的比例约在1%至2%，整个博彩业的病态人群比例约在2%至3%。以我国现有福利彩民的总量按上述比例估算，病态彩民及近似病态彩民的数目值得引起关注。因此，我国的福利彩票法律制度应当致力于尽快形成“责任博彩”意识，政府、福利彩票发行机构均有责任教育和引导彩民形成良性的博彩心态，预防“病态彩民”的产生并建立相应的救助机制。
二是要建立和健全法律责任的规定，完善权利救济机制。福利彩票法律关系主体权利的救济离不开法律责任的实现，彩票法 7 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对福利彩票发行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监督机构、公证机构、彩票发行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彩票奖品的供应商、彩票承销商等参与彩票活动的主体在彩票发行、销售等过程中的各种违法行为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应明确作出规定。目前彩票纠纷的突出矛盾存在于彩票发行方和彩民之间，福利彩票立法应该详尽地规范发行者和购买者的权利义务关系、出现纠纷后寻求救助的途径，甚至细致到规定纠纷双方的举证责任等。
在刑事责任方面，可以对现行《刑法》予以修改和补充，可增设与彩票的发行、销售相关的罪名，如“非法发行彩票罪”、“非法销售彩票罪”、“违法伪造变造彩票罪”等新罪名。
第二篇：对当前我国福利彩票制度的新思考
对当前我国福利彩票制度的新思考
自1987年，我国第一枚福利彩票诞生至今，福利彩票在我国由早期的“一事一议”的审批发行发展到如今制度化运作的发行销售网初步完善，在政府的主导下已走过了27个年头。福彩，这一以筹集社会福利资金为目的而发行的有价证券，在我国的公益事业，社会福利事业，地方财政和创造就业岗位上做出巨大的贡献。
据不完全统据，至2011年，我国的彩民人数已达2亿，福利彩票年彩票销售额也由最初的1740万发展到今天的破千亿大关。全系统从业人员超过30万人，同时也间接带动了造纸、印刷、计算机、运输、广告、服务等相关行业的巨大发展，创造了可观的就业和税收。二十多年来，本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原则，仅“十一五”期间，中国福利彩票共筹集公益金1133.4亿元，使得成千上万的特困群体受益，有效弥补了国家对社会福利投入的不足，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如此可观的数据，福利彩票制度俨然在我国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对彩票制度的质疑却有增无减。从瞒天过海的双色球事件到偷梁换柱的西安宝马案再到案值高达5806万元的“彩世塔”事件，一系列彩票丑闻严重削弱了我国彩票的公信力，也暴露出我国彩票业飞速发展过程中的弊端。
第一，法律制度的滞后，目前，我国的彩票管理法规里最有法律效率的是国务院于2009年颁布的《彩票管理条例》，而具体起作用的主要是民政部与财政部颁布的几部法规。而这些法规对彩票的发行，资金分配与使用、财务管理公开和信息披露，从业人员资格等的要求并不十分明确，加上现行刑法对博彩类犯罪限定的缺位，使得彩票业中的诸多问题“无法可依，有法难依”，这为彩票市场的监管造成了诸多困难，也客观上为一系列彩票丑闻的滋生提供了灰色空间。因此，建立健全彩票业的法律法规，使得其有法可依，成为保障我国彩票业的长足发展的先决条件。
第二，市场化不足，行政干预化过多。在我国现行的福彩管理体制中，财政部是彩票的宏观市场管理部门，其职责是制定政策、管理市场和监督发行。民政部是福利彩票的行政业务主管部门，其职责是研究制定发行办法、管理发行和销售机构。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是民政部直属事业单位，负责全国福利彩票发行和销售业务，对各地福利彩票发行销售机构实施业务领导和全面监控。而各省的福彩中心则是其销售机构，受当地民政部门的行政领导，同时受上级发行机构的业务领导和监督检查。从中看出，从开始，我国的福彩发行销售都是政府的手在起作用。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福彩的改革也是势在必行，政企分离，市场运作，国家宏观调控是大势所趋。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彩票制度对我国也是有益的借鉴。作为以社会效益为先的社会福利制度，福利彩票必须保证政府的垄断性。但经营权的下放却未尝不可尝试。政府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将彩票的发行销售权留给企业，减少政府的直接市场参与，以最少的资金取得最大的收益。这是我国彩票发展的新出路。港澳的博彩业的成功就是最好的明证。
第三，监管缺失。这既有彩票开奖监督的缺失，也有彩票公益金管理透明的缺失。我国的彩票直播采取录播的形式，由公证处监督。正是这一录播形式给予了公众口舌。暗箱操作的传闻也屡有爆料，当今的科技，对操纵结果并非难事。这里面凸显的是公众对于主办者公信力的质疑。作为发行机构的福彩中心同时也是自身的监督者，无疑令公众无法完全信任。而引入社会监督，提高开奖透明度，才能打消公众的质疑。与此相同，对于彩票公益金的使用监管也存在问题。在我国福利彩票筹集的公益金中有50%留在地方，主要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等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性的公益慈善事业；其余50%上缴中央财政，在社会保障基金、专项公益金、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之间按60%、30%、5%、5%的比例分配。具体的财务制度和管理办法上，民政部等几个平行的相关部门各有规定，难以统一发力，发挥最大社会效益。因此，建立一个独立的公益金使用监管机构，引入社会监管成为最好的选择。
最后，舆论导向偏颇。以小搏大无疑是彩民的心理共性，取得奖金才是大多数彩民的利益出发点。而国家基于公平自愿的原则设立福彩，目的是筹集社会福利资金。彩票的本质还是赌博，国家将其合法化后必须加强正确舆论的引导。有的彩民倾家荡产，只为一夜暴富。这以严重偏离了彩票慈善的初衷。而出于市场需要，媒体对彩票中奖的报道远大于对其福利慈善的报道，这无疑助长了赌博的不良风气。因此健康彩票文化，引导正确舆论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
有人质疑彩票继续存在的合理性，而彩票事业的巨大成就，所产生的良好社会效应是无法忽视的。我们对彩票业这一“神奇的杠杆”缺乏的只是科学的管理。只有真正认识并重新调整好这些问题，彩票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社会。
第三篇：我国保密法制建设的历史
保密工作出台的重要文件
1926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加强党的秘密工作》（组织部通告组字第3号）
第一次从革命全局的高度，阐述了秘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求全党把秘密工作“同当前政治斗争相结合”，并对文件移送等提出了明确保密要求。1928年，中央先后下发《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
1934年，《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基本规则》等文件，有力地扭转了党组织不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以及党内同志的反动告密所造成的严峻局面。抗战爆发后，党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合法地位。
1934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不了《关于转移中的文电处理和保管办法》，系统规定了战争环境中文电保密工作的各项制度。
1937年，中央制定《保守党内秘密条例》，对党员保密提出具体要求。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面积的扩大，党以秘密斗争为主的局面开始改变，保密工作也逐步走向统一和公开。
1943年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阅读党内秘密文件的通知》，提出了以文件内容为条件、以下发文单位性质为依据，以客观环境为基础划分文电密级的统一标准，将文件划分为“普通件”、“普密件”、“机密件”、“绝密件”四类，并规定了每一级的具体内容范围，规定了阅读人员范围和纪律。1947年新华总社《注意在报道中不要泄密军事秘密》的指示
1947年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制发了《关于按重要性与机密性处理文件的规定》，就涉密文件的保密管理作了进一步规定。
1948年，中央印发《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章程》和《各级保密委员会章程》，对中央和各级保密委员会的性质、任务、组织及工作方法作了规定。1948年8月8日新华总社《关于严守军事与生产秘密，防止单纯新闻观点的指示》
1948年10月6日中宣部《关于新华社发电保密制度的规定》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颁发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机要保密工作规定《机要规则》，确立了党政军机要电讯工作统一领导体制，对电讯密件以及机要电讯人员的保密管理提出严格要求。
1949年，中央军委又制定了《关于机要工作制度》，对机要电讯保密管理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规定，并明确提出“电讯工作的基本要求是确实、迅速、秘密”。1949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严防帝国主义分子反动新闻记者刺探政情军情的指示》，为正确处理保密与新闻自由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1951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保守党与国家机密的补充决定》，明确指出：“保守党和国家秘密，乃是关系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的问题。各级党委必须重视保密工作，并将这件工作作为自己经常注意的工作”，这两份文件时新中国初期波阿米工作的指导性文献。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1960年3月，中央保密委员会起草了《关于保守国家秘密问题的暂行规定（草案）》，作为党内法规下发施行。《暂行规定（草案）》对《暂行条例》有关规定作了细化和调整。
第四篇：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现状
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现状
摘要：坚持依法治体，加强体育法制建设，是我国未来体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方针和任务。为此，需要对我国进入新世纪后体育法制建设进行全面的规划，深入开展体育法制发展的战略研究。本文就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目标、方针、道路以及对策等基本战略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关键词：依法治体、体育法制、发展战略、战略研究
我国体育法制经过多年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初步形成了以法律为主导,相关行政法规、规章为补充的有机体系。其中法律是指历经25次重大修改于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实施以来,填补了我国在体育领域的立法空白,结束了我国体育事业无基本法可依的历史,标志着我国体育事业开始进入了“依法行政,依法治体”的新阶段。《体育法》的颁布实施为保障公民体育权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为实现体育工作依法行政和依法治体创立了规范，为促进体育事业发展建立了保障，也为制定配套的体育法规规章奠定了基础。除《体育法》之外，还有众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作为补充。据统计从1979年至今，各级人大和地方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已经颁布有关体育的法规和规章近千件,涉及体育的综合治理、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体育教育、体育产业化经营、体育纠纷解决、运动员体育权利保障等各个具体领域,为《体育法》的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为进一步的体育立法工作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应看到,我国体育法制建设仍是体育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体育法制建设滞后的状况仍然存在。例如体育立法的效力等级较低。现行中央级体育立法中,只有1件法律、3件行政法规和几件法规性文件，大量的是体育部门或与其他部门联合制定的行政规章。
1、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道路选择
我国当前任处在深刻变革与转型的历史期。体育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服从于尚不发达的现实基础和加速赶超的发展要求所形成的双重制约，充分兼顾综合利用多方面的发展变量，走出一条符合社会转型规律、反映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与体育法发展鲜明特色的依法治体之路。为此，要注意处理好以下诸方面的双向协调关系：
1.1坚持超前引导与渐进发展相协调
法律作为能动的行为规范，能够对社会事业实施前瞻性引导。市场经济“先规则后市场”的客观要求，更明确提出了以法律规范和引导改革与发展的任务。依法治体要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加速体育法制化进程的要求，尽快改变我国体育法制还不能很好满足现实需要的状况，从而使加强超前体育立法、加快体育法治发展具有极大地现实紧迫性、但是，由于受我国现有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体育发展水平的制约，现有体育法制的许多环节较薄弱，广大公民和体育工作者对体育法制的实际需要和承受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依法治体又必须依赖于它所存在的客观基础，渐进式的向前发展。
1.2实行国家法制与地方法制相结合构建体育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原则，对体育法制建设进行全国性的整体规划与部署，加强中央级的体育立法和统一执法与检查应置于体育法制工作的首位。但我国毕竟是幅员辽阔、地
域差异明显的发展中大国，为保证国家体育法制部署的具体落实和因地制宜发展各地的体育事业，必须加强地方的体育法制建设。特别在有些中央级体育立法意识难以出台或有些全国性体育法制措施尚未采取之时，发挥地方体育法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时，中央和地方的体育法制都应加强人大、政府的统一领导，体育部门要主动争取，与有关方面搞好协调。
1.3制定组织规范与立法规范相补充
依法治体所依之法，是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定程序制定的权威性、普适性规范。在我国许多具体的体育工作还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加快体育法的配套立法，仍是体育法制首要和长期的任务。而在国家立法一时难以满足体育发展现实需要的现阶段，还要根据体育活动与组织高度社会化、民间化的特点以及体育工作显著行业自律性的特征，严格体育部门特别是各类体育社会团体的依法治理，加强台体育组织的建章立制，完善体育组织的内部管理规范，以此作为体育立法的延伸和补充，共同促成依法治体的有序局面。
1.4适用专门立法和公共立法相配合体育法制建设能够相对独立的存在，在于有着反映体育特殊性的专门体育立法及其构成的体育法规体系。国际体育发展和我国体育法制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专门体育立法的客观必要性和现实性。然而体育法制有事置于整个社会法制系统之中的有机部分，需要国家公共立法和其他有关部门立法的共同调整。当前，在加强专门立法的同时，有必要特别强调在各类公共立法和相关部门的立法中，要对体育的利益和发展予以更多的考虑和体现。
1.5确保加快立法与有效执法相同步
立法与执法是法制工作两个最基本的环节，依法治体必须做到并保证体育立法和体育执法的同步发展。为了实现建立体育法规体系的工作目标，特别是在我国体育立法离完善配套还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必须对体育立法予以更大的关注和投入，调动更多的力量开展体育立法的调研和拟制工作。而在体育立法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步加大体育执法及其检查力度的问题已被提上议程，并将在今后的体育法制实践中占有越来越大的工作比重。为此要积极采取各种务实性对策，保证体育执法的规范性和体育执法监督检查的有效落实。同时，要注意在立法层面上更多的烤炉体育法规的实施效益，加强体育立法与体育执法的双向反馈。、加强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战略对策
加强体育法制建设，必须体现和落实于依法治体的各项具体任务和实际举措，采取有利于战略发展全局的实施对策。从我国体育法制工作的现有状况和未来需要出发，当前应着力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2.1切实加强对体育法制工作的领导
2.1.1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法制意识，高度重视法制工作，将体育法制建设置于体育工作的重要地位，对体育法制建设进行认真的规划和计划。要全面贯彻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对体育行政部门的职责规定，切实将体育法制建设作为实施体育宏观管理的首要内容。
2.1.2建立体育法制工作责任制度，明确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主管体育法制工作的领导分工，保证体育法制工作在部署安排、机构队伍、制度措施、操作运转、物质保障等方面的全面落实。要将体育法制工作作为衡量体育部门领导素质和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纳入体育工作综合评价体系。
2.1.3为保证体育法制工作的规范化运转，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建立体育法制工作的计划和年终总结检查制度。国家体育总局应坚持每年召开一次不同主题体育法制工作会议的做法，指导和推动全国体育法制建设的发展。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会同人大、政府的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体育法制工作的研究与交流，对体育法制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
2.1.4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主动向同级人大、政府及其法制职能部门汇报体育法制工作，与司法部门进行沟通，主动争取他们对体育法制建设的关心、领导和支持，并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和团体的联系与配合，共同推动体育法制建设的发展。
2.2 强化体育法制工作机构和队伍的建设
2.2.1要下大气力建设好全国体育法制建设的指挥系统。国家体育总局对现有政策法规司的部门与人员配置，应进一步向加重法制工作的方面调整，扩大专职体育法制工作人员编制，扩大法制工作部门的工作范围和实际效能。国家体育总局各司和各职能处室，都要有分管体育法制工作的领导和责任人员。
2.2.2在地方体育行政部门的机构改革中，有条件的应争取保留或设立体育法制工作的专门机构。不设立专门体育法制工作机构的，应明确管理体育法制工作的机构和专、兼职工作人员，形成各层次紧密衔接的体育法制工作组织网络。
2.2.3全国性和省级的体育管理中心、体育社会团体中，要创造条件逐步设立处理法律 事务的职能部门或分管部门，指导本组织依法开展体育工作，协调各方面的法律关系，切实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2.4加强对体育法制工作人员的教育培养，建立岗位培训考核与持证上岗制度，采取有效的组织和激励措施，提高体育法制工作人员的思想与业务素质。省市以上的体育行政部门和有条件的体育组织要积极招考和引进一定数量的法律专门人才。通过各种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努力建设一支具有较高素质、能胜任工作需要的体育法制工作队伍。
2.3大力推进体育配套立法的步伐
2.3.1以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法规体系为目标，在现有体育法规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高体育立法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国家体育总局和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要深入分析把握体育改革发展的趋势和需求，做好体育立法的预测和规划，特别是要努力争取和进入高层次的立法计划，并做好落实体育立法计划的督促检查工作。同时，要根据形势与事业的发展变化，及时进行体育立法规划与计划的调整和修订。
2.3.2根据我国体育领域仍存在着许多无法可依现象的实际情况，要继续把积极扩大体育法规数量作为当前体育立法工作的重点，加快进行体育改革与发展急需的重点与难点立法项目和重要领域空白立法项目的调研与起草，并根据建立体育法规体系的配套立法要求，尽快实现从重点突破到全面推进的转变。同时，要努力提高体育立法的效力层次，争取在未来十年间再出台1～2部单行体育法律和10余部体育行政法规。另外，要建立灵敏的立法反馈机制，做好体育法规的清理、修改和编纂工作。
2.3.3要根据《立法法》和有关法规，严格执行体育法规的拟制规范，严格把握立法程序和立法审批制度，做好立法调研和论证，吸收专家、学者参与体育立法过程，加大体育立法中的科研比
重和科技含量，坚持立法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克服和避免立法中的任意、轻率行为，努力提高体育法规的内容和形式质量，提高体育立法的时间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3.4体育立法中要继续坚持“协同作战，立体进攻”的思路。一方面，要搞好中央体育立法和地方体育立法的相互促进与配合，突出地方特色，发挥地方优势，促进地方体育立 法的更大发展；另一方面，要主动加强体育部门与其他行政部门的联系与配合，克服和减少 部门立法上的冲突与脱节，努力扩大体育立法的社会范围和实施效果。
2.3.5根据我国未来社会与体育改革发展的需要，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体育立法应予以加强的重点，主要在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保障全民健身、充实运动队伍和体育竞赛管理、强化体育设施建设与保护、加快体育经营与市场管理、促进体育纠纷解决、建立体育行业标 准等有关方面。
2.4逐步建立规范化的体育执法与检查监督制度
2.4.1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作为各级政府负责体育管理的职能部门，是体育行政执法的基本主体。要加强有关工作，履行法定程序，在现有部分体育行政部门或在部分体育工作中享有执法职权的基础上，使各级体育行政部门普遍取得全面的体育行政执法资格，全面纳入政府行政执法体系，建立起通过政府培训考核确证的专门化体育行政执法工作队伍。
2.4.2积极建立各种体育执法工作制度。在总结和推广部分地区体育行政执法经验的基础上，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根据情况，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关体育执法岗位责任制度、体育执法程序制度、体育执法检查监督制度、重大体育案件备案制度、体育执法人员培训考核和持 证上岗制度，过错或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体育执法工作考评制度、体育执法职责分解制度、体育行政复议制度、体育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等。
2.4.3普遍开展各种方式、多方面内容的体育执法检查工作。体育行政部门除了要做好日常性的行政执法外，要主动会同各级人大、政府和联合有关政府职能部门，进行阶段性和 专题性的联合执法检查，加大体育执法检查的力度。要通过行政执法和必要的司法手段，有效解决各种体育纠纷，坚决追究各种体育违法行为，建立良好的体育法律秩序。
2.4.4加强体育行政执法的作风建设，严格体育行政执法程序和执法行为，坚持依法行政，做到文明执法，及时防范和纠正各种执法不当甚至滥用权力、徇私枉法的现象，加强对体育执法行为的规范和制约，增强体育行政执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确实保障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的体育权利。
2.4.5建立多方位的体育法律监督保障，在体育行政部门以及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做好体育执法自我监督的同时，要充分争取和保证权力机关、检察机关、行政监察机关依法对体育 法的实施行使监督职能，进一步扩大人民群众举报、信访、投诉等法律监督途径，重视和发挥新闻舆论对体育执法的监督作用。
2.5 努力探索多样化的体育法律服务途径
2.5.1随着体育法制建设的发展和体育活动与工作中法律事务的增加，体育行政部门和体育社会团体要主动联系、大力支持社会上的法律服务机构，或者与法律服务机构进行联合，积极开展面向体育工作实际的体育法律指导与服务业务。
2.5.2创造条件，摸索经验，积极探索并创立由法律工作者和体育工作者组成的专门体育法律服务机构，建立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内部运行机制，为广大体育工作者、体育组织和其他组织与公民
处理体育法律事务提供各种帮助、代理、咨询等专业服务。
2.5.3逐步完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形成多层次结构的体育纠纷处理体系。健全国家体育总局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内部纠纷处理机构和制度措施，完善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的体育行政复议管理部门和工作规范，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仲裁机构和配套制度。
2.6广泛开展体育法制的宣传教育
2.6.1按照国家的普法规划，继续在体育系统中深入开展普法宣传，在各个体育部门和单位普遍建立体育法制学习和培训制度，加强广大体育工作者一般法律知识和体育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体育队伍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在全员学习教育的基础上，要重点抓好体育法制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的学习与培训，逐步将体育法律知识作为任用、晋升、提拔体育工作人员的考核内容和基本条件。
2.6.2加大体育法制的社会宣传力度，广泛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和咨询、讲座、比赛、重大体育纪念活动等多种媒体和活动形式以及出版有关的普及读物等，传播体育法律知识，宣传体育法制建设形势。各体育报刊和电视体育频道以及其他媒体的体育专栏和专题，应安排一定的体育法制宣传内容，尤其要注重做好体育新法规、体育法制工作先进经验、典型 体育案例分析等方面的宣传报道。
2.6.3体育院校要把体育法制作为学校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教学计划，开设体育法制的必修课、选修课或专题讲座，对体育大学生进行体育法制的基础教育，增强体育大学生的体育法制观念。有条件的其他院校也要尝试进行体育法制的专题讲座。
2.7深入进行体育法制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
2.7.1体育法制工作机构以及承担体育法制任务的其他体育部门，都要高度重视体育法制的理论研究，并将其与体育法制的工作研究、政策研究以及其他工作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注重对体育法制实际问题的法理分析，建立和坚持实行对重大体育法制问题决策的科学论证制度。
2.7.2组织体育院校和体育科研单位中的教学与科研力量，开展体育法学研究和承担体育法制工作项目的研究任务，并动员和吸引法律、法学工作者及其他理论工作者对体育法制 工作的积极参与，形成具有一定数量规模和学术水平的体育法学研究队伍，提高研究数量和质量，尽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法学体系。
2.7.3加强体育法学研究的组织建设，逐步在全国建立2～3个体育法学的研究基地，积极筹建隶属于中国法学会的体育法学分会或专业委员会。同时，要发挥好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和国家体育总局教材委员会在组织体育法学研究和体育法学教材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
2.7.4加强体育界和法学界的联系与合作，在体育行政部门和各有关部门、组织的支持 下，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体育法学研究和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拓宽体育法学研究的立项与经费渠道，国家社科基金的体育学项目和国家体育总局社科项目应保持一定数量的体育法制选题，对重大体育法制问题应组织科研力量协同攻关。做好体育法学研究成果向体育法制实践的转化工作。加强与国外体育法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注意对国外体育法学研究成果的引进和吸收。
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决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育事业也必须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实现依法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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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谈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各种难
浅谈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各种难
一、真记者，假记者
面对当今我国新闻事业的现状，不难看出媒体舆论监督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近年来，记者频频遭到报复、扣押等可谓是屡见不鲜，作为新闻事业的主力军遭遇这样的事情，真是可悲至极，但更可悲的是相关负责人却迟迟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
这就反映了我国新闻法制建设存在制度上的缺陷：言论自由规定的宽泛、权利虚化；新闻活动的权利条款存在法律空白；新闻工作者法律地位尚不明确等。真正的记者没有真正的记者证和法律地位保障，而假记者却可以为了个人利益活跃在社会各界。而且，相关部门对于这些状况只是持着回避、包庇的态度。所以，更应该出台《新闻法》来弥补我国在新闻法律制度上的不足。
二、隐私可以自由吗？
2011年7月8日，以窃听闻名的《世界新闻报》被迫停刊，兴于丑闻也败于丑闻。窃听事件反映了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矛盾，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新闻事业现状之一。在新闻报道商业化的时代里，一些媒体为了获得独家新闻，多采取令人不齿的行径，已经远远越过了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底线。
在我国，正常的新闻自由时常被限制，但那些公民的隐私却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被传播，伤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虽然，现在网络也是进行新闻自由的重要途径，但是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瓶颈还是很高。真正需要传播的事实被各种理由和手段拦截，所以，针对隐私与新闻自由的矛盾，应尽快出台合理的《新闻法》，提高新闻工作者的道德水准，净化新闻事业的不良风气。
因此，为了使我国新闻法制得到完善，真正的得到新闻自由，放松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传播内容，规范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以及新闻行业之间的关系，出台合理的《新闻法》刻不容缓。
黄瑞霞 ***级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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